教化与修己并重

教化与修己并重（褚创新）
从古至今，主动修养自我品行，升华自我人格，与外在的教化对于个人的发展同等重要。

二者的结合更是有利于社会风气，民族风气的调整。

有人说：“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无疑强调了后天家庭教化和学校教化的客观作用。然而《论语》中也说过：“我欲仁，斯仁至矣”，这是侧重于体现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若想获得真知，全凭自己的寻觅与追索。两种观念看似矛盾，实则互洽。

毫无疑问，外在的长辈的教化对于一个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年少之际铺设人生的底色，“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师长的教化具有导向性，不仅仅让人们懂得是非之辨，更让人在文化，艺术层面有所濡染。古希腊时期，民主泛滥，社会道德世风日下。亚里士多德遂创办阿卡德迷学院，为学生们讲授人性之善良，美德之无私。经过多年的教化，一位年轻的智者——柏拉图由此诞生。正是因为亚里士多德所给予的无私精神，柏拉图明白了世界的不完美，有了尽一己之力挽救世风的内在动力。由此可见教化对于个体的人生道路，起着向导作用，引擎作用。

古代中国亦然，江南地区“后世贤，师吾俭”的家训镌刻在代代人们心中，勤俭持家，耕读传家的作风蔚然成风；湖南地区岳麓书院中理学教化的书香之气更是包浆着数以万计的耿介学子，使“温良恭俭让”之精髓融入民族血脉……由此可见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对于塑造调整社会和民族风气的助力。

然而深入一层而言，若只有外在的教化而缺乏对于知识的主动追求与理解、运用。再优良的教育资源也难免会白白浪费。自古大家难免出浪子，大家出圣人的现象反而少之又少。《史记》作者司马迁年少时期饱受父亲教化，深深了解还原真实事实对于中华文明的重要性。当其父亲年迈之时，司马迁毅然接手父亲工作，跑遍大江南北，铸就《史记》。是什么让他具有如此动力呢？显然并非个人之名利得失，而是一种社会使命责任感、为往圣继绝学的抱负使然。而这份抱负与责任，又正是出于后天所受的教化，使司马迁确立了人生目标所致。

因此，若说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构成了我们“人”字的一撇，让我们在社会当中立住脚，那么自己的不断反省，行以利事则成就了我们“人”字的一捺。二者协同，催人进步，故这二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