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作用(收集3篇)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作用范文篇1
【关键词】凯恩斯；《通论》；滞涨
一、引言
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由于使用不同的经济术语和解释体系，会得出相异的结论，并会导致完全不同的政治诉求和政策主张。事实上，经济学家们在微观和实证方面的分歧要少得多。即使是大家认为争论最激烈的宏观经济学领域，对长期问题的看法也基本一致。弗里德曼曾说，“经济学家对实现‘稳定’这一目标并没有分歧，争论在于对各种问题的解释，以及相应的政策主张上。”经济学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其理论主线一直围绕着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进行讨论。
二、经济自由主义
在《通论》出版之前，经济学中占主流地位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来自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其经济自由的哲学观，它提倡自由市场机制、反对政府干预，认为是自由价格的作用调节着受利益驱动的经济活动者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的行为，在无意中促成整个社会福利和经济的增长。方法上，新古典运用了边际分析，构建了一般均衡的市场模型，其集大成者就是马歇尔，即20世纪微观经济学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否认了市场经济会发生以生产剩余和失业为特征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只要市场机制正常发生作用，供求就会自发平衡，充分就业也就得以实现。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市场经济是一部自发运行的机器，无需大量政府干预，否则扰乱内在的作用机制会引发无法预见或解决的问题。
三、国家干预主义
20世纪30年代，那一场经济危机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神话，引起人们对自由放任经济和自由主义哲学观的重新审视。退回一战前的生产水平、25%的劳动力失业使传统的古典经济学束手无策，既无法解释现实问题，亦无法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这时凯恩斯发表了《通论》，不但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学体系，同时提出了国家干预主义学说以及相适应的财政、货币政策。当然，《通论》并不完全是大萧条的产物。早在20世纪初，大英帝国就陷入了长期停滞，凯恩斯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早已反映在了他其他一些著作中，而大萧条只是《通论》的催生剂而已。可以说，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在这里产生了一个分水岭。
凯恩斯的《通论》是一种思想创新，它抛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同时回答了当时最迫切的问题，解开了人们久久无法摆脱的困惑。根据凯恩斯的理论，无为而治的结果是失业的存在；因此必须用政府的支出来弥补私人的有效需求不足，即对经济实行国家干预。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中最重要的是财政政策，尤其是用赤字财政支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这种政策的出台标志着自由放任时代的结束。
长期以来，凯恩斯提出的国家干预主义学说和相匹配的财政、货币政策，成为了欧美国家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参照，并使得欧美国家实质性的走出了经济衰退的阴影，并引领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凯恩斯革命的意义在于，它对古典学派以来奉为神明的完全竞争、市场机制和自由放任等思想提出了挑战。20世纪30年代以前，整个西方经济学界几乎都一直信奉着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自由市场”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思潮，任何超出“保护性国家”职能范围的政府干预措施都被认为是多余的，以至于任何偏离国家干预主义的自由言论和观点都会遭到攻击和排挤。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而后的大萧条，使得那些长期恪守“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开始怀疑市场调节的有效性，凯恩斯的理论使人们开始放弃了“市场万能”的信条而接受了国家干预的思想，即市场经济中，国家应作为宏观经济积极干预者和管理者，在财政、货币和分配等诸多方面发挥矫正市场失灵的作用。
四、新自由主义
大萧条之后，人们将凯恩斯的理论奉为神明。但此时，这样的信条又要经受现实的考验。一旦某种理论完全变成了宗教，它就失去了生命力。20世纪70年代以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开始无法解释英美发达国家的“滞涨（Stagflation）”现象，即通货膨胀、失业和生产停滞并存，因此遭受到了越来越激烈的攻击。而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几乎同时上台执政，他们的经济政策都体现出这样一些理念：限制工资增长，减轻税负，令商人赚的更多的利润，再将这些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创造就业，从而刺激经济发展，也让低收入人群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
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学派应运而生，它们都力图恢复经济自由主义在经济学理论中的正统和主流地位，打破凯恩斯理论的垄断。从学术思想渊源看，它们都来自于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及其哲学观。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在1970年以后几乎恢复了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哲学的地位，并提出了使资本主义回到自由竞争体系的政策主张。弗里德曼对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与凯恩斯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大萧条不是一个必然事件，联邦储备体系对此负主要责任，货币量前所未有的急剧下降是货币当局未能提供足够的流动性以使那些濒临破产的银行及时偿还债务的结果。他批判了凯恩斯的“货币无用论”，认为货币至关重要，货币政策在萧条时期是根本没有运用；并且发现，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联邦储备体系曾经从事公开市场操作或者以任何卓有成效的方式向银行提供流动性。
五、结语
今天，无论我们怎样评价凯恩斯，都无法否定他在现代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美国《时代》杂志曾提到，不了解凯恩斯就无法了解当代。经济学中的各种流派，无论是继承和发展凯恩斯主义的，还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其出发点都是凯恩斯。可以说在现代经济学中，没有一个人的影响超过凯恩斯，没有一本书像《通论》一样广为人知。
参考文献：
[1]刘灿.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一个基于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回顾[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12）.
[2]梁小民.读经济学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作用范文篇2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
一、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主要经济思想及政策主张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或凯恩斯主义是根据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1936)的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一)凯恩斯本人的经济思想及政策主张
1、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是就业理论,而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原理。他认为,资本主义未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原因就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又是三大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性偏好作用的结果。
凯恩斯认为,在短期,收入和就业水平是由总需求决定的。总需求可分为两大类: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资本主义之所以出现失业现象,归根到底是因为人们消费不足或投资不足所致。由于三大基本心理规律而作用,有效需求不足,造成非自愿失业,达不到充分就业,从而出现“富裕中的穷困”的矛盾现象。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最根本办法就是扩大社会需求,具体讲就是增加消费和投资。只有政府干预经济,刺激有效需求才能实现充分就业。
2、凯恩斯的政策主张。凯恩斯经济政策观点的核心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他曾多次批评自由放任主张,认为在自由放任条件下,投资引诱不足,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很快,而利率由于制度和心理的因素不能以同样速度下降,就业和生活标准不能达到生产技术所能提供的合理水平。
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要求政府扩大职能。凯恩斯所指的扩大政府职能,主要是指扩大政府调节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的职能,以刺激消费和投资,达到扩大有效需求的目的。在刺激消费方面,凯恩斯指出,国家必须对消费倾向施加导向性的影响,刺激平均消费倾向。主张国家部分的通过税制,部分的通过限定利率,部分的通过其他手段对消费倾向施加影响。凯恩斯认为,政府的财政政策会影响消费和储蓄,如果政府有意识地把财政政策作为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工具,财政政策对消费倾向的影响更大。至于货币政策,凯恩斯认为,长期利率的重大变动会影响消费倾向;短期利率的变动对消费没有很大的直接影响。在刺激投资方面,凯恩斯一方面主张国家采取措施提高资本边际效率,以刺激投资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主张投资社会化,由国家直接组织投资。他的结论是,不能把当前提供投资的职责留在私人手中,国家能从长期观察,并根据一般社会利益,计算资本品的边际效率,应该更多的承担直接组织投资的责任,设法提高并补充投资引导。他主张实行中央控制,推行投资社会化,认为这是获得充分就业的唯一方法。
(二)凯恩斯追随者的补充和发展
1、新古典综合派。新古典综合派试图在凯恩斯的总量经济范畴上,用新古典的个量分析理论和方法去构造一个所谓统一的新经济学圣殿。其对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所做的综合,在20世纪五十年代后的25年中,使经济学有过一段相对平和一致的时期。新古典综合派也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经济学。代表人物有萨缪尔逊、托宾和索罗等。
2、新剑桥学派。20世纪七十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严重的滞涨,新古典综合派既无力诠释这一现象,更提不出有效的治理对策,从而备受责难。新剑桥学派就是以罗宾逊为首的英国剑桥大学的一批经济学者在批判新古典综合派的过程中形成的。
3、新凯恩斯学派。在20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凯恩斯主义由于不能解释滞涨现象而受到自由经济学派的攻击,日渐衰微。为回应这些评判,挽救凯恩斯主义,八十年代,出现了一群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的年轻经济学家。
二、凯恩斯主义学派的经济思想在我国的运用和发展
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大力推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岁月里,在缓和经济危机、促进就业方面,确实收到了相当好的效果。虽然到了七八十年代滞涨使凯恩斯主义失去了官方经济学的宝座,但凯恩斯主义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在新形势下继续发展。
(一)我国可以借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原因
1、市场经济内在的缺陷和弊端。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致力于促进经济发展,并逐渐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针。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市场经济可以起到政府干预所不能够替代的功能,如优化资源配置,价格发现等。但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在一些公共领域,单纯的市场调节是不行的,会出现“市场失灵”,并且市场经济调节本身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弱点。所以,应该把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
2、凯恩斯经济学派的一些具体观点和政策主张对我国还是有用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与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国情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决不能不假思索地生搬硬套。应该看到,其中的一些论点和方法对我们还是有用的,可供参考、借鉴和利用。例如,关于政府干预经济以及政府干预经济手段的思想。如我们上面所论述的,发展市场经济是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调节的。关于宏观分析方法以及“总需求=总供给”的宏观调控模式,对我国进行宏观调控管理、协调宏观运行机制无疑是可供利用的。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财政理论和财政政策以及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也有可供我国借鉴之处。例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主张的运用财政收支、税收增减来调节社会总有效需求,西方国家在运用这些政策上所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等等,都对我们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完善有启发性和前瞻性意义。同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配合使用,灵活调控经济,则成为近年来我们政府解决经济中出现问题的主要手段。这些调控手段的合理运用,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对于促进经济增长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图1列出了我国近年来对付有效需求不足所采取的扩大总需求的主要措施。(图1)
(二)我国运用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政策主张干预经济实例分析。1997年下半年以后,由于外部需求萎缩,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围着扩大内需做文章。1998～1999年间,主要运用财政政策,先是增加投资,然后扩大到消费领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需求不足的矛盾,遏制了经济下滑和GDP下降的局面。2000年上半年,扩大内需呈现三大热点:1、西部大开发热。由此增加了许多用于西部开发的固定资产和更新改造资金;2、股市热。特别是“5.19”的股市飙升以及“2000年2000点的”造势声势,吸收走不少居民储蓄,减持银行存款,2000年前9个月累计城乡居民存款余额比上年同期减少2,108亿元;3、假日经济热。像“五一”、“十一”这样史无前例的长假期有力地推动了旅游经济的发展。
总体来看,经济恢复势头良好,社会需求全面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开始复苏,呈现由高到低,不断加快增长的趋势,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改观。2001年也实现了经济全年保持8%的增长速度。可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合理运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政策手段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是可以取得一定效果的。
三、我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干预措施的凯恩斯解读
(一)2007年以来的经济形势分析。第一,我国经济连续三年超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态势从2007年开始发生转变。2007年的GDP名义增长率为11.4%,而当年的通货膨胀率为4.8%,所以2007年实际GDP增长率=11.4%-4.8%=6.6%;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12月10日的《2008年秋季报告》预测,2008年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GDP增长率将为10.1%左右。如果2009年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不再发生显著恶化,国内不出现大范围的严重自然灾害和其他重大问题,GDP增长率虽然将继续有所回落,但仍有望保持9.5%左右的较快增长。而鉴于我国的经济形势,世界银行却不断调低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率预期,预测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将从2007年的11.4%降低至9.4%。美国经济放缓及其可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国际原材料和食品价格剧烈波动以及国内物价水平的大幅度变动都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风险;第二,CPI从2007年开始不断攀升,到2008年4月达到了8.5%的高位,我国面临通货膨胀风险。从2008年5月开始CPI不断下滑,到11月份仅为2.4%。开始有学者认为我国有出现通货紧缩的危险。(表1)
总的来说,我国经济出现了以下几个特点:(1)经济持续升温的态势已经扭转,开始步入下行通道;(2)价格涨幅持续攀高的态势也出现了新的变化;(3)美国金融问题发展引发世界经济走弱的可能性加大,我国出口环境进一步恶化;(4)国内企业生存面临挑战,很多中小企业濒临破产。
(二)此次金融海啸中我国政府的主要举措。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我国经济遭受冲击日益显现的背景下,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两年多时间内安排4万亿元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2008年9月份以来,我国政府主要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如表2所示。(表2)
(三)政策手段的凯恩斯解读。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政府为应对此次经济波动,所采取的主要手段概括起来基本上趋向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所推崇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采用“松”或“紧”的财政政策来直接影响消费总量和投资总量,以达到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相适应的目的。
1、财政政策。目前,我国出口受到金融风暴的严重影响,国内由于对未来的预期不好,消费和投资需求严重不足,符合运用“松”的政策,即积极的财政政策情况。
为应对此次经济出现的问题,我国政府主要采取了减税和扩大政府支出。如,2008年9月18日证券交易印花税19日起单边征收,10月17日降低住房交易税费,10月21日提高3,486项商品出口退税率,2009年起全国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叫停百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多项减少税费措施等。9月18日国资委支持央企增持或回购上市公司股份,汇金宣布将自主购入工中建三行股票,10月22日出台十项保民生举措,11月5日国务院确定4万亿投资计划用于扩大内需,大幅提高2009年粮食最低收购价等多项扩大财政支出的措施。
2、货币政策。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主张在经济萧条时期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即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可以刺激有效需求,使经济高速增长,消除失业和经济危机。
2007年以来CPI连续高涨,我国面临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威胁,为了稳定物价,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我国政府首先采用的是谨慎的货币政策,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加强信贷管制,以紧缩银根,缓解流动性过剩。但到2008年形势有所变化,CPI连续回落,通胀威胁已经减轻,同时由于出口受到金融风暴重创,加上紧缩银根使很多企业融资困难,出现了大批中小型企业倒闭现象,经济面临下行风险。为了刺激经济,我国政府及时调整政策,转而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开始逐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如2008年9月15日央行决定下调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10月8日央行再降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10月30日再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同时,11月9日央行全面放开贷款限制,加大支持中小企业,等等。由此可见,我国政府不是在盲目运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而是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四、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政策取向的实际效果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政策主张曾被广泛用于各国政府的政策制定上,历史和实践都证明这些政策是有一定效果的。在此次金融海啸中,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也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政府干预手段,来调节经济。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在评论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政策措施的有效性时,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我国通过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将对拉动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起到直接刺激作用。上述政策措施将从以下方面显现效果:
第一,有利于稳定预期,减轻对经济下滑的担忧,提振消费和投资信心。此次政府在“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方针的指导下,采取的各项举措将有助于防止我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风险。
第二,改善民生。在这次宏观经济政策重大调整中,改善民生被放在相当突出的位置。民生工程位列进一步扩大内需各项建设之首,通过加大对民生工程的投入力度,改善居民生活,增强消费能力,以拉动消费,促进发展的意图十分鲜明。
上述政策措施将从三个方面对城乡居民生活带来积极影响:一是通过直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使城乡居民有钱可花;二是通过强化保障,使城乡居民有钱敢花;三是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众多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一方面可以改善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大规模投资也必将带动众多相关产业的发展,能带动大量就业,让更多人拥有就业岗位。
第三,减轻企业压力。首先,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减轻其财务成本;其次,扩大内需十项措施中增值税转型将为企业减轻负担1,200亿元。
第四,对基础建设的影响。这次的十项措施中,基础设施建设成为进一步扩大内需的重点之一。我国将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将有较大幅度提高。加快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既发挥投资对经济直接拉动的作用,又为经济的长远发展夯实基础。
(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用的有限性及原因分析。我国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用,确实会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但它们并不是万能的,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宏观调控政策作用是有限的。
首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推崇的财政政策的实质就是通过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消费,以及扩大政府支出来弥补私人投资不足,进而解决就业,增加社会消费需求,并拉动私人投资。而货币政策的实质则是通过增加货币发行量,降低利率,从而刺激投资和消费。这也正是此次我国政府政策措施的实质。然而,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否起到预期效果,要取决于居民是否会增加消费以及企业是否会增加投资。而消费和投资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次,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采取了政府投资方式,用于改善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带动民间投资需求的力度相对较弱,长期实行政府投资,其效果是递减的。而且财政负担的压力越来越大,使扩张性财政政策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再次,宽松的货币政策未必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央行虽然在放松银根,不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但由于我国是两级银行系统,货币政策能否起到预期效果还得看商业银行的决策。
(三)在运用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应注意的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虽然是有限的,但就像新凯恩斯学派所说的,没有紧缩政策,通货膨胀会更严重;没有扩张政策,失业会更严重。科学合理的政策运用对经济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1、调整财政投资结构。财政投资应坚持基础设施为主导,但由于基础设施在建设时期产业关联度弱,对经济的拉动力较小,财政还应投资于一些急需发展的,产业关联度强的制造业,特别是投资于高新技术的制造业;同时,财政还应投资于能有效启动消费需求的项目,如投资于城市的房地产业、汽车业和旅游景点、娱乐设施、体育设施等;改造农村电网,拉动农村家电消费。
2、发挥财政杠杆作用,进一步启动民间投资。由于许多行业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税负偏重,普遍缺乏金融支持等原因,民间投资尚未得到有效启动。因此,要转变观念,给民营经济以国民待遇,一方面要拓宽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放松对竞争性行业的市场准入;另一方面要发展以民营企业为重点服务对象的中小银行和地方银行,业绩良好的民营企业也应批准上市。还可拿出一部分资金以贴息、担保、参股、合作等形式支持民间投资,发挥财政“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和示范效应。
3、建立一个有效的配套政策体系。围绕扩张性财政政策,建立一个有效的配套政策体系。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宏观经济运行的原因、体制原因和国际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原因,因此刺激有效需求要从多方面着手。第一,完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将有固定收入来源和合法渠道的预算外资金纳入国家预算统一管理;第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中超过80%的存款为不到20%的储户拥有,表明我国个人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由于“边际效用递减律”,增加富人的收入对扩大消费的作用有限,而穷人又没钱消费,因此应建立按生产要素分配和按贡献大小分配相结合的分配体制;第三,改革消费政策。取消福利型、供给型消费,清理整顿过去限制消费的不合理收费,鼓励消费;第四,进一步实施鼓励出口的出口退税政策。实行出口商品零税率,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扩大出口退税的税种范围;第五,扩大省级政府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中的作用。公共投资的实施主体,一直偏重于中央政府直接负责实施,地方政府参与度较低,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投资项目的审批和实施效率低下,项目对地方经济的连带推动效应和关联投资效应较差,而且完全由中央政府承担债务,也加重了中央政府的债务依存度。因此,应提高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的参与度,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第六,加快产业升级,注重结构调整。当前面临的危机也是我国加快产业升级,调整经济结构的一次契机;第七,配合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积极的财政政策效果,同时降低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使用,这既是已往的成功经验,也是今后需要继续保持的做法。
五、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但其倡导的政策取向是有一定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尤其是对金融危机下我国采取应对措施的趋向具有较大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通过结合我国国情综合运用凯恩斯主义学派所倡导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措施,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但也要明确,这些政策措施并不是万能的,更重要的是依据客观实际的变化灵活组合,适时调整、积极应对、主动出击。
(作者单位:1.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北京林业大学经济园林学院;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桁林.中国的凯恩斯.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2]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刘涤源.凯恩斯经济学说评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4]李仁君.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云南财经学院学报,2000.
[5]李俊英.论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实践.现代经济实践,2005.5.
[6]漆光瑛,张冬梅,朱富强.国家干预的艺术.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7]欧阳矩华.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实证分析.上海金融,2001.6.
[8]陶纪坤.试论凯恩斯财政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鲁行经院学报,2001.5.
[9]吴易风,王健.凯恩斯学派.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10]颜鹏飞,张彬.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评述.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作用范文篇3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市场；国家资本主义；合作制
1921年春开始，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列宁晚年，为什么要实施经济政策，怎么样通过新经济政策推动落后的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是列宁最关心的问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重温这段重要的历史，对更好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十月革命后，为了应对严重的国内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俄共（布）实施余粮征集制，对工商企业进行广泛的国有化，消灭商品货币，代以实物交换和分配，实施强制义务劳动等，史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有效的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在战争中能够集中人力物力战胜敌人。然而，战争威胁减轻后，俄共（布）却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希望以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国内战争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被提上日程。1920年4月,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了首先从工业入手,从而恢复国民经济[1]。1920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2]。但在战时共产主义强化的条件下，经济与政治形式却日益恶化。到1921年春天，苏俄政权面临的危机，竟然较内战时更为严重。1921年5月，列宁回顾说，“1920年秋季和冬季……没有完全有保证的和足够的粮食储备,国家就根本无法全神贯注地有步骤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3]
恢复工业计划的失败促使了列宁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认识到农业因为受到余粮收集制的影响，农民生产没有积极性，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才能重启经济重建，实现工农联盟。“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即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2]这样，列宁开始考虑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1920年11月30日，列宁起草的《人民委员会关于直接税的决定草案》，第一次提出要研究是否“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3]。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推动下，俄共（布）十大形成决议，正式决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标志着新经济政策启动。
列宁写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3]“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3]。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转向间接过渡的结果。
二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思考，始于粮食税，继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市场的认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农业合作社的认识，最后形成了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政策体系。目的是经济上解决工业化与农村发展的矛盾，政治上巩固工农联盟，开辟了一条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道路。
首先，通过粮食税，进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的新认识。新经济政策的起点是实行粮食税。它使农民在完成固定的实物粮食税后，可以利用市场自由处理自己的余粮。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写道，“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2]。他认为“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2]
列宁最初的设想，国家需要的粮食，主要通过粮食税和工农业产品的商品交换两种途径完成。这里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在国家监督下，以实物交换方式进行，从而绕开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自由贸易，避免滋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列宁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暂时退却。
然而，由于当时苏俄消费工业十分落后，国家拿不出足够的工业品与农民进行交换。粮食税反而导致1921年6月以后的粮食危机。到1921年秋天，列宁意识到应当“要作最坏的打算”，允许让农民通过自由贸易，在市场上自由的交换余粮，承认货币为媒介的流通。这是“第二次退却”。“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的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3]至此，新经济政策的全貌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有的研究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时间也可以界定为1921年秋天。
由于自由贸易在农业和地方小工业领域的成功，列宁进一步考虑利用市场发展国营企业，指出“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3]“目前已有少数企业开始实行商业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场的价格支付工资”[3]。到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当时的经济特点总结是:“国内市场的形成”和“货币交换的发展”，提出要“以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来掌握市场，并且有系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确切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把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1]，要求国有工业“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的方法”[1]。
其次，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早在1918年5月，列宁第一次指出苏俄在过渡时期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2]。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2]。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中“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2]
新经济政策开始后，列宁对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区别。“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3]1922年3月，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2]
列宁还在《论粮食税》中探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具体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和租借制。列宁认为，租让制具体方式是“我们和最文明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它是苏维埃国家同外国资本家进行经济合作，获得先进技术和资本的方式。“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使我们的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2]合作制此时也被列宁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之一。它指把小商品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在小农国家里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而不是工人合作社”。合作制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列宁认为，“租让的基础是大机器生产，合作社的基础则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产”[2]。“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代购代销是“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而租借制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2]。这些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作用是让“我们”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方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2]
列宁认为，在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俄当时主要的小生产形式先进，它能够在更大的社会化基础上组织工农业产品交换，提高科技和管理水平。他希望在引入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同时，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竞赛，激活国有大工业，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最终战胜小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列宁写道，“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斗争的又一斗争形式。”[2]这样，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最后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列宁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特别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2]
最后，列宁对合作社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维埃俄国脱胎于一个小农国家。粮食税政策的提出，使列宁进而思考如何预防小农生产具有的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寻求“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式组织小农，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此前，列宁曾提倡过共耕制、集体农庄等，但效果都不明显，这促使他对合作社进行了重新的评价。1921年春，列宁提出合作社虽然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它是一种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又是一大优点。”[2]有研究者认为，列宁在1921年5月的《论粮食税》中，指出了“粮食税—资本主义的发展—合作制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发展脉络[4]。
俄国的农业合作社在一战前就有所发展，但战时共产主义使已有的合作组织严重萎缩。1920年1月1日，俄国有3.05万个合作社，到11月下降为仅1.3万个。在新经济政策的鼓励下，农业合作社得以恢复发展，到1923年，达到到3.12万个[5]。1921年春天，列宁认为“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2]。这时所提倡的合作社，更多是消费合作社，几乎在整个1921年，农业合作社还没有从消费合作社中分离出来。
随着合作社范围的扩大，列宁对合作社也有了全新的认识。1923年1月，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写道，“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向作买卖的农民让了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了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的想法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制的巨大意义……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2]列宁认为，“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2]。“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2]在肯定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后，他还认为合作社发展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要采取积极支持、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列宁对小农经济如何联合走向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思路。
三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并且一直在发展和深化。从粮食税开始，列宁的思考逐步围绕了一条主线，即对利用市场，以及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
列宁认为，必须利用市场与自由贸易，激活工农业经济的联系。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部分复活了资本主义因素，允许自由贸易和市场发展，有利于建立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刺激农民生产，改善工厂经营状况。而允许高于小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成长，有利于刺激工业恢复与发展，有利于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良性竞争格局，提高经济效率。它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有利于实现小农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
列宁又认为，自发的市场意味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因此必须对之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必须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竞赛中逐步战胜资本主义和小资本主义因素，这样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1918年，列宁曾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3]这种对小生产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警惕，实际上一直在影响列宁和俄共（布）的决策者。列宁认为，实施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都是一种“暂时的后退”，必须退得“适度”，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转入“进攻”，即实施更具有直接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
1921年秋天，列宁主张从当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的粮食税和商品交换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退到以货币为媒介的流通。“1921年春季,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我们在1921年的秋冬和1922年初，还要继续退却”[3]。但到了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转而提出，“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言：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2]“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重新部署力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结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2]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是在国内矛盾激化，特别是农民暴动的刺激下，比较仓促启动的，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改革方案，实际上是“边做边总结”，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新经济政策出台之初，领导集团无法准确估计“向新经济政策退却”的思想将怎样付诸实施，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问题，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出现了恐慌。一些县的党组织甚至认为，列宁提出的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措施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引发了退党潮。另外，缺乏实施新政策的管理机关。没有谁可以依靠，只能靠原来的粮食工作者，而他们又肩负着取缔余粮收集制的任务。向农民解释清楚现在是实行粮食税而非余粮收集制本身，就是件困难的事情[6]。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列宁发现，“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3]。
新经济政策引入了市场机制，部分的复活了资本主义，其逻辑前提是承认商品经济的效率合理性。实际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是影响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理解的最深层因素。市场机制对于社会主义，是仅仅可以暂时利用的，还是一种长远的制度安排，这是新经济政策走到一定阶段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但刚刚革命后的苏俄，彻底接受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很多革命者无法认同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一直在努力划清界限：“什么是从法律上满足任何公民与目前经济流转有关的要求，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3]，而两者之间模糊的界限，使政策的执行经常处于摇摆之中。
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思想做出决议，认为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这说明当时列宁将市场的作用已经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但同年11月16日，列宁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3]这表明列宁认为市场实际上仍然只是计划的补充，虽然是十分重要的补充。事实上，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总体上仍然是比较薄弱的。德米特连科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20世纪20年代政治经济的一种趋势和因素。当时存在着两种基本要素的矛盾：一是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同无产阶级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思想意识形态，二是的非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的体制，它要求相应的经济方式和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上述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合作及冲突，而新经济政策的这种性也就决定了它的（夭折）命运”[7]。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使苏俄在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得以恢复，作为反危机措施，它是比较成功的，表现为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农民暴动消退，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并且开始与西欧的部分经济联系，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更重要的是，它探索了在落后国家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
然而，由于列宁领导苏俄经济建设时间太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仍然在发展之中，新经济政策的各方面措施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未能在党内形成共识。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至少要执行一二十年。1921年5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决议也强调，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但由于新经济政策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策之间巨大的差别，使党内主流对它的真正含义和地位有明显的分歧。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一种策略性政策，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总体较好，但时有起伏，如1923年出现销售危机，1926年出现商品荒，1928年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等。戈里诺夫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同世界经济缺乏正常的（甚至在保留对外贸易垄断的条件下）经济联系”，存在“城乡在技术方面（生产力的工业性和非工业性）、组织方面（大生产和小生产）、政治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和小商品成分）及其他方面的明显差距”[8]。这实际上与市场不健全和经济生活的行政化有直接的联系。列宁逝世后，党内发生的激烈的权力与路线斗争，政治上走向高度的集权化和官僚化，这都使市场取向的新经济政策外在环境日益严峻。随着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胜出，以及加速工业化战略的提出，政策开始转向。1928年冬天，粮食危机再次深化，斯大林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举动。
参考文献：
[1]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1917—1928)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174-305.
[2]列宁选集：第3-4卷，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64-773.
[3]列宁全集:第39-40卷，第42-43卷，第52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366.
[4]蒋锐.列宁关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论粮食税》到《论合作社》[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1)：80.
[5]徐博涵.列宁《论合作制》的真谛[j].马克思主义研究,1984,(1)：197.
[6]徐向梅.新经济政策:俄罗斯史学研究新视角评介[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