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嘱的法律效益(收集3篇)

遗嘱的法律效益范文篇1

民法基本原则是贯穿民事法律规范和民法制度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是民法精神和理念的基本体现。民法基本原则反应了市民社会的根本价值和基本要求,是民事主体所应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它的效力贯穿于民法的始终,是克服民法规范局限性的重要工具。然而,由于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性,必然导致了在现实的个案中会出现基本原则内部相互冲突的问题。四川泸州的一则案例正式这一问题的典型例证。案件发生在四川省泸州市,当事人黄某(此处隐去当事人姓名)同妻子蒋某已经共同生活了30余年并共同抚养了一名领养的儿子。案件的另一名当事人张某,系第三者,也即我们俗称的“二奶”黄某与张某的交往始于1994年,两年后,黄某在没有与其妻子蒋某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又与张某开始同居,公开一起生活。后来,黄某因患病于2001年起开始住院,这期间其妻子蒋某仍然履行了其抚养义务,照顾黄某的生活起居,且该事实得到法院的认可。后黄某因自己身体状况恶化于2001年4月订立遗嘱并已经公正机构公正,将其依法应得的抚恤金、住房公积金、一套住房的售房款的一半等财产赠与张某,且要求由张某保存及安葬其骨灰。但是张某在黄某去世后向蒋某主张财产以及黄某的骨灰时未果。于是张某以此遗嘱为依据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其财产等相关权利。法院经过审理以黄某的遗赠行为不符合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为由做出判决,判定黄某的遗嘱行为是无效的,并且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这一案件发生以后便引起了众多法学学者的讨论。有学者提出:该判决属于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范围。民法基本原则的一项重要作用就是当法律规定出现空白的时候,其内容可以作为法律的补充适用于具体个案的审判当中。本案为法官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运用民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对案件进行解释,该行为是符合法律的精神的,也不属于法官的越权行为。从该判决的内容来看,法官依据公序良俗原则对该案件进行的解释也符合公序良俗原则的内容,没有超出公序良俗原则的界限。虽然本案从其他角度出发,可能有两外的处理结果,但是法官援引基本原则作为判决依据的行为本身并无不合理或违法之处。从某些方面来讲,这一过程更可以看作是法官主动利用民法基本原则对法律规定的空白予以补充的过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还有其他观点认为:法院应该公正无私地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这不仅是对原告和死者黄某私权利的尊重,也是对法律尊严的维护。黄某通过立下遗嘱的形式,将自己的财产留给张某,这一行为本身是黄某遗嘱自由的体现。民法的私法性主要表现在其意思自治性,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价值的重要体现,因此意思自治原则不应当让位于公序良俗原则。由此可见,黄某的遗嘱行为是符合民法意思自治原则的,其意思表达真实且没有违反现行的法律规定。因此,黄某的遗嘱应当是有效的。但是,正是这种意思自治的行为却被法院依据民法的另一原则——公序良俗判决为无效行为。在这里,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显然已存在着冲突,法院的判决正是在对各种利益进行平衡衡的基础上产生的。

二、意思自治及遗嘱自由

《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在民法中的主要内容是,民事主体的意思表示符合自己的真实意愿,根据自己的意思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或者法律关系。该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意志,并以自己的意志为依据产生、变更和消灭民事法律关系。意思自治原则主要体现在各种制度上。第一,在财产法中表现为所有权的自由。这主要是指民事主体对其享有所有权的财产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自由,且该自由可以对抗其他人;第二,在继承法中表现为订立遗嘱的自由。主要是指民事主体有权利决定,在其死后将其享有所有权的财产赠与何人;第三,在合同法中主要体现为契约自由。即民事主体根据自己的意思表示,同别人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订立合约,享有一定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遗嘱自由作为民法意思自治原则的重要体现,是《继承法》中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相关内容来看,遗嘱自由在我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民事主体有权利决定遗嘱包括什么内容以及遗嘱以何种形式订立。民事主体在订立遗嘱的时候,可以自由地决定该遗嘱的各项条款,以及包括什么具体内容。我国《继承法》第16条规定:“公民可以依法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也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从《继承法》规定的内容来看,在我国民事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以遗嘱这一单方意思表示的形式,决定自己所享有的财产在死后的归属问题。包括财产的分配对象、分配方式等。根据《继承法》的规定,我国的遗嘱主要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口头遗嘱、录音遗嘱以及公正遗嘱等形式,并由民事主体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决定其所立遗嘱的形式。

2.民事主体有权决定其所立遗嘱的变更和撤销。遗嘱的成立时间是在民事主体做出订立遗嘱的意思表示的同时,但是遗嘱并不自成立即生效,其具体的生效时间应当是订立遗嘱的民事主体身份消灭,即主体死亡之后。因此在改民事主体生前,遗嘱并未生效,遗嘱的订立这有权利改变或者撤销其意思表示,决定遗嘱的最终内容。从一方面来看,当事人订立遗嘱后,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可能导致情况放生变化。这种情况下,该遗嘱的内容可能违反的当事人订立遗嘱的初衷或者可能不符合当事人的意志,允许当事人对其所立遗嘱进行变更和撤销显然更加符合民法意思自治的价值取向。从上述内容来看,在“泸州遗赠案”中黄某在遗嘱中将其财产遗赠于与其同居的张某的行为符合民法意思自治原则以及遗嘱自由。因此这一案件的审判结果为学术界的许多学者所不赞同。从我国《继承法》的遗嘱自由的内容来看,案件中黄某所立遗嘱的行为、遗嘱的形式以及遗嘱的具体内容都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因此根据意思自治原则,黄某的遗嘱行为应当是合法有效的。关于遗嘱的效力是否存在,应当遵循无因性的原则,这是民法意思自治精神的重要体现,也是遗嘱继承这一方式存在的重要意义。

三、公序良俗及及其对意思自治的限制

公序良俗即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公民的民事活动必须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的要求。民事主体权利的行使应当符合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禁止权利滥用。由于法律制定者的历史局限性,就决定了其所制定的法律必然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在局限性。所谓“法律一经制定就落后于现实。正是由于法律局限性为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提供了发挥作用的土壤。公序良俗是传统民法的一项公认的基本原则,它所体现的适应性对缓和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维护现代国家基本利益、社会道德秩序的完善产生了重要作用,它不但在法官的审判活动中发挥着指引作用,同时也能够指导当事人的民事行为。民法基本原则的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对于民法规范的补救。法官在审判中,在遇到法律上的空白的时候,公序良俗原则就可以成为较容易把握的判案依据。法官拥有广泛的权利并进行自由裁量,运用自己的知识在审判中尽可能的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授予法官援引公序良俗原则的权利,法官可以在具体判案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判断标准,并针对具体个案,从而作出更加符合具体案件实际情况的判决。自由的法律行为必须在不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的前提下活动,这一原则自罗马法开始便被世界广泛认可。尽管因社会制度、法律制度和宗教信仰、民族习惯的不同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民法典和继承法都存在着许多重大差异,对于公序良俗的理解也各自不同。但是,各国普遍采取强制性规范的方式认可任何形式的遗嘱都必须符合自己国家的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否则遗嘱一律不发生效力。

遗嘱的法律效益范文篇2

一、关于后位继承制度的概念

后位继承也称次位继承或替代继承，是指因遗嘱中所规定的某种条件的成就或期限的到来，由某遗嘱继承人所继承的财产又移转给其他继承人承受。在后位继承法律关系中，被指定首先承受遗嘱人遗产的继承人叫前位继承人；其后从前位继承人那里取得遗产的继承人叫后位继承人或叫次位继承人。后位继承人只有在遗嘱中所规定的某种条件成就或期限届至时，才能从前位继承人那里取得财产。在此之前，只能根据遗嘱的内容享有期待权。

具有相同法理意义的还有后位遗赠制度。在日本，学界将其称之为后继遗赠，指受遗赠人所承受的利益由于一定条件的成就或一定期限的到来而使之移转给其他特定人的遗赠。遗赠和遗嘱继承的划分标准是值得研究的。有学者认为，遗嘱继承和遗赠的区别在于，遗嘱指定其承受遗产的一定比例还是某项具体的积极的财产，前者为遗嘱继承，后者为遗赠。这样划分将使接受某项具体的积极财产的法定继承人也可成为受遗赠人。但是，这种差别在罗马法中并不存在。在《法学阶梯》中，遗赠被定义为由遗嘱人留给某人的并由继承人负责实施的赠与。在那里被指命概括地或按份额取得财产的人也可以是受遗赠人，因为判断是否属于继承人的根据是继承人资格，而不是按怎样的形式分配财产。所以有学者指出这一划分标准源于一个被误解的历史传统。罗马法中，遗嘱主要是对继承人的指定或设立。而且必须包含对继承人的设立。遗嘱继承人直接的是对死者法律地位的继承，即对家父身份的继承。因此，罗马法不允许为设立继承人附加解除性条件或者附加停缓性或解除性期限。这一原则以一句著名的格言来表述：“一旦成为继承人就永远是继承人”.在罗马早期历史上，遗嘱人可以只向被设立的继承人遗留光秃秃的继承人名义，并且将全部财产通过遗赠加以分配。可见，遗赠的固有含义是针对财产的处分指令，是与继承人身份继受指令相互独立的。在“自家人”和被设立的继承人以外只存在着财产取得，不导致“继承”。在我国，继承法预先设定法定继承人身份，凡遗嘱指定法定继承人范围以内的人接受遗产的叫遗嘱继承；凡指定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接受遗产的叫遗赠。由于继承与遗赠这两个概念在不同的法文化背景中所蕴涵的不同语义，其在法律思维的逻辑结点上的位置也就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性使得在我国使用的后位继承概念中包含了国外民法理论中后位遗赠的一些内容。尤其在我国继承法理论上不认为遗赠必须是受赠人从继承人处取得遗产，也不要求取得的遗赠是积极财产，所以概括遗赠和特定遗赠的划分没有了实际意义，对后位继承和后位遗赠可一并研究。当后位继承中的前位继承人或后位继承人中有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时就是后位遗赠。由于不存在其他的法律意义的差别，在我国后位遗赠准用后位继承制度即可。

后位继承制度起源于罗马法的受托人制度。根据当时罗马法的传统，遗产的合法继承人作为受托人在取得遗产后，应按照遗嘱的规定负有在某种条件成就或期限到来时，将所承受的遗产转交给其他受遗赠人的义务。在《十二铜表法》中，遗赠只能在设立了继承人之后以庄严的形式加以安排。有两种典型的方式：直接遗赠和间接遗赠。直接遗赠是直接将物的所有权移转给受赠人，因而后者（受遗赠人）可以针对继承人提起要求返还所有物之诉。从我们对罗马法的这一制度的分析来看，遗嘱人死亡后占有遗产并负有交付义务的继承人，严格地说不是现代意义的继承人，而是遗产的受托转交人。尚不是以发生两次继承为特点的后位继承。间接遗赠不转移物的所有权，但使受遗赠人获得对继承人的债权。前者可以据此对后者提起对人之诉要求他以法定形式转让所有权。到了优士丁尼时期，由于遗赠与遗嘱信托发生了混合，除继承人以外的其他遗嘱受益人，甚至任何从死者那里得到死因取得的人，如受遗赠人、遗产信托受益人、死因赠与受益人等都可以被死者指定为遗赠义务人。在遗产信托替换中，遗嘱人可以要求遗产信托受益人必须在其死亡时或在一定时间之后将遗产全部或部分退还。这种返还义务使得受益人无权转让他所接受的财产。他的最重要的适用形式就是家庭遗产信托。信托受益人应当向死者指定的亲属或受信托人所选择的人转移财产，但必须是特定的家庭范围内。如果受信托人未做任何抉择，则遵循无遗嘱继承的顺序。间接遗赠和遗嘱信托的产生虽然与后位继承制度在社会背景上不同质，但在法制度结构层面已经有了相似性。尤其是罗马法“遗产信托替换制度”使遗产的收益人在一定条件下发生变化，基本有了后位继承的雏形。而以后承认后位继承制度的国家，在继承立法中把遗嘱人最先指定的承受遗产的人确认为前位继承人或先位继承人；把其后获得遗产利益的人称为后位继承人或次位继承人。

虽然我们可以回顾历史，并为现代的法律制度沿革找到某种历史的延续性，但是，我们却无意用现代的法理观念去读解历史，更不想去模仿古罗马人的思维来解释现存制度的合理性。追本溯源的意义在于通过比较来发现后位继承制度不同于以往类似制度的特点，并将其融入现代继承法理论中来。现代意义的后位继承制度具有如下特征：

1、后位继承是一种附条件或附期限的法律行为。并应符合关联性原则。后位继承人只有在遗嘱中所规定的某种条件成就或期限到来时，才能从前位继承人那里取得财产。这时，前位继承人负有将所承受的财产交付给后位继承人的义务。确立后位继承制度必须以承认附条件继承或附期限继承的效力为理论前提，并且遵循“关联性”原则。关联性原则表现为前后两次遗产利益的移转统一于一次遗嘱继承之中。前位继承与后位继承只是同一个遗嘱继承中相关联的两个组成部分。整个继承是两部分附条件或附期限继承的有机结合。前位继承与后位继承的所附条件或期限是同一个，但法律意义上有所差别。对前位继承部分来说是附解除条件或附终期；对后位继承部分来说是附延缓条件或附始期。条件或期限应具有这种牵连性，即将两部分继承结合在一起。

在后位继承中，遗嘱人的意愿是希望后位继承人最终取得遗产。因此，他在遗嘱中所规定的发生后位继承的条件，在一般情况下是能够成就的，并规定发生后位继承的条件一般是前位继承人的死亡。但不拘于此一种。《瑞士民法典》第489条规定：移交继承遗产的时期，为前位继承人死亡之时。但处分中有另行规定时，不在此限。例如遗嘱中规定后位继承人生有男孩时，前位继承人应将所继承的房产移转给后位继承人。遗嘱中所附条件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且不得违反公序良俗。后位继承的条件违反法律或公序良俗则不生法律效力，前位继承人取得完全的权利，不受后位继承人的制约，遗嘱关于后位继承的部分无效。

2、在后位继承中遗产利益发生两次移转。遗产利益的第一次移转是从遗嘱人处转移到前位继承人处；第二次移转是从前位继承人处移转到后位继承人处。可见，后位继承人对遗嘱人的遗产利益是间接取得。在后位继承中，遗产的所有权主体发生两次变化。在对后位继承的次数未加限制的国家中遗产的所有权甚至还可以发生多次移转。相应的，遗产利益也发生两次或更多次转移。后位继承中遗嘱人虽将遗产归由后位继承人所有作为目的，但同时给予前位继承人以遗产的利益。这在间接遗赠和遗产信托中是不存在的。这两种制度中虽然也发生所有权的两次转移，但遗产利益始终是归由受益人的。

3、后位继承人是遗嘱人的继承人。后位继承直接依据遗嘱人的遗嘱而发生，属于遗嘱继承不属于法定继承。后位继承人虽然从前位继承人处取得遗产，但却不是前位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或遗嘱继承人。后位继承人继受遗产的权利不能因前位继承人的意思而被剥夺。后位继承是遗嘱继承的继续。后位继承人的继承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受遗嘱人的意志来支配，后位继承遗嘱是遗嘱人用以控制继承权的工具。后位继承人取得遗产后，遗嘱的执行效力方告终止。

二、后位继承与遗嘱自由

尊重遗嘱人对财产最终安排的意愿是继承法固有的价值取向之一。因此继承法上有遗嘱自由原则。遗嘱自由是公民对自己财产的处分自由在继承法上的表现，是私法自治的一个重要方面。遗嘱自由的核心是“被继承人能够通过遗嘱来自由决定自己遗产的归属。”后位继承的遗嘱即体现了遗嘱人以一定的规则安排遗产归属的意愿。但是，这种安排由于设计了复杂的法律关系、涉及了多个主体，容易引起多方利益关系的冲突与权衡，所以并非所有国家都允许这种安排。遗嘱自由的原则就会受到限制。

以法国、匈牙利等为代表的国家则在继承法中明文禁止后位继承，采取了否定态度。《法国民法典》第896条规定：禁止替代继承。一切约定由受赠与人指定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负责保全其受赠物并支付于第三人的条款无效，即使对于受赠与人，指定继承人或受遗赠人而言亦同。《匈牙利民法典》第645条规定：被继承人指明遗产或部分遗产的继承人从某一事件或时刻开始换为另一个人的遗嘱处分无效。

日本和我国台湾的继承立法中，没有明文规定后位继承制度。对后位继承的肯定与否不甚清晰。日本学者认为，后继遗赠使围绕遗赠的法律关系极为复杂，现行法上应否有效是一个疑问。但日本民法上有较为完善的附条件和附期限遗赠制度可供引用解决类似问题。也有学者认为后继遗赠可以看作是一种附停止条件或附期限的遗赠。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认为，对后位遗赠“我民法虽无规定，自尊重遗嘱人之意思之立场，应承认后位遗赠为有效，可参照德、瑞民法以为解释。”

我国立法当采用哪种主张为宜，应对后位继承制度进行分析考察后确定之。承认后位继承的效力，就是以对个人意志的尊重为优先的价值取向。私法秩序由市民社会中的个人意思来安排。体现出主体的自由性和法的个人本位特点。禁止后位继承发生效力则体现了国家意志对私法秩序的干预，表现为法的社会本位。国家干预因对私法自治的破坏不到不得以而不为之。问题是后位继承的负面作用真的到了无法克服必须禁止的程度吗？后位继承遗嘱的效力在一些国家被否定主要因为他有以下两方面负面特性：法律利益的复杂性和财产利用的低效率。首先，后位继承涉及了多方利益主体，法律利益非常复杂。遗嘱人的遗嘱不可能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和所有的可能发生的情形而为规定，这就需要立法加以补充，要耗费所谓智力成本。前位继承人对承受的遗产所享有的权利受到限制，这种限制的合理性往往让人产生怀疑。继承人间因行使对遗产的权利容易产生纠纷，同时由于后位继承法律关系存续的时间较长，发生纠纷后还存在取证困难等问题。其次，后位继承使财产利用低效率。因为后位继承所设计的遗产转移机制使得财产在前位继承人处无法流通转让，无法通过流通增值并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因而是低效率的。

我们认为，法律利益的复杂性恰恰是需要法律加以规范的原因。成文法的使命就是通过立法者的复杂立法活动来给当事人的法律行为带来更多的自由空间和便利。如果将尊重遗嘱人的最后财产安排意愿、维护遗嘱自由作为最大化价值取向，那么立法时的智力消耗就不构成一个成本。同时，完善的立法补充了当事人思考的不周全，最终会降低当事人法律行为的交易成本。

后位继承中对前位继承人的权利限制来源于遗嘱的效力。它反映了遗嘱人通过遗嘱处分自己的财产和设定财产权利的权威。前位继承人因继受遗产而享有权利的同时，理应尊重死者的意愿而承受遗嘱中设定的权利限制和负担。后位继承人取得遗产与前位继承人的权利限制是统一的遗嘱效力的两个方面。如果认为遗嘱人将遗产给予后位继承人是处分了前位继承人的所有权，就会割裂遗嘱统一的法律效力。但凡事须有度。死者的意志不能总附着于财产之上而阴魂不散。代表死者意愿的遗嘱不能过分人格化。若对后位继承不加次数或时间限制必将会走向制度的反动。遗嘱人的意志和遗产实际利用人的需求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必须加以调和。各国立法采取的调和方法一般是对后位继承在次数上和时间上加以限制。优士丁尼的《新律》159将第四代确定为家庭遗产信托继续下传的极限。而且，当不再存有亲属时或者所有现存的各代亲属均同意转让时，家庭遗产信托消灭。这样，生存者的一致意思表示也有了变更遗嘱效力的余地。《德国民法典》对继承的次数未加限制，但对继承发生的期间加以规定。若继承开始后，经过三十年而后位继承尚未发生，则对后位继承人的指定归于无效。《瑞士民法典》对后位继承的期限未加限制，但对继承的次数作了规定，后位继承人不得再承担前位继承人的义务，遗产最多只发生两次转移。

至于继承人间因行使对遗产的权利容易产生纠纷，同时由于后位继承法律关系存续的时间较长，发生纠纷后存在取证困难等问题。笔者认为，这种担心实无必要，完全可以通过完善相应的保障制度来解决。例如《瑞士民法典》规定，遗嘱人设立后位继承遗嘱必须制作财产清单；前位继承人只有提供担保之后才能取得遗产所有权。这一立法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罗马法的解决办法是使义务人所获得的遗产进行抵押，使得遗赠物不可转让并不受时效取得影响。另外，对后位继承的次数和时间限制同时也起到了简化法律关系的作用。从而减少了纠纷的发生和防止诉讼取证困难。

后位继承是否一定低效率不能一概而论。只有在具体的案例中才能加以评判。限制前位继承人的权利保障后位继承人的期待权以及将遗产不直接交与后位继承人而是交与前位继承人利用，其效率高低应由遗嘱人根据情况来判断。立法上必须假定遗嘱人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只有遗嘱人才是最了解自己情况并能做出合理决策的人，立法者不能代替遗嘱人作出判断。即使设立后位继承遗嘱不符合成本-效益规则法律也不能任意干涉。遗嘱人的决定完全可能取决于自己的情感、偏好、伦理、知识等原因。是否符合效率不是否定遗嘱效力的唯一标准。在私法领域中遗嘱自由的价值高于效率的价值。

后位继承制度和信托制度是可以并行的制度。信托制度不排斥或取代后位继承制度。前述罗马法中的遗产信托与现代意义的信托制度有本质的区别。遗产信托实质是以继承人为遗嘱执行人的遗赠制度，只有转移财产的功能。现代的信托制度则着重于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经营管理功能，要求信托财产和固有财产的分离和进行信托财产公示。信托财产的利益归属于受益人。但在后位继承中，前位继承人不是受托人，继承的财产无需独立出来进行公示；财产的占有者本身就是受益者。而且设立后位继承的方式较设立信托更便捷。两种制度的并行可以方便当事人的选择。

纵观世界各国的继承立法，对后位继承的态度无外乎肯定、否定、不置可否三种情形。我国没有日本民法那样的附条件、附期限遗赠的规定，不能通过法律的解释适用解决后位继承问题。不置可否的立法只会使法律调整出现空白点，显然不足取。对后位继承一概禁止，则有国家过分干预私法生活之嫌。尤其是后位继承的积极功能被一并抛弃，犹如孩子和脏水一并泼掉，也无太多的积极意义。这种为形式正义而放弃实质正义、追求法的安定性而不顾社会妥当性的做法已不符合现代民法的价值取向。因此笔者主张我国继承立法应承认后位继承的效力。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后位继承制度具有如下的积极功能。

第一、有利于充分维护遗嘱人的意愿，尊重遗嘱人的最终财产安排，贯彻

遗嘱自由原则。已如前述。

第二、有利于我国继承立法的完整性和理论的统一性。我国继承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上承认附条件和附期限遗嘱的效力。但如果在立法上只承认该遗嘱的效力而不承认后位继承，理论上缺乏一致性。因为后位继承可以看作是一种具有关联性的附条件遗嘱继承或附期限的遗嘱继承。对前位继承人来说是一个附解除条件或附终期的遗嘱继承；对后位继承人而言则是一个附延缓条件或附始期的遗嘱继承。由于承认后位继承制度的国家在立法中必须对继承主体、继承条件、后位继承意思表示等问题大量采用推定、拟制的立法技术，所以后位继承制度的功能已经覆盖了附条件和附期限继承制度的功能。形成对比的是，在日本民法中只规定了附条件遗嘱制度，学说中也普遍承认附期限遗嘱，但后位继承遗嘱的效力如何则不甚明了，徒增议论。单纯的附条件遗赠也不能明确遗赠义务人的遗产利用权；在后位继承中，前位继承人则取得财产所有权并可为利用。有效地防止了权限不清和财产闲置。

第三、有利于遗嘱人的财产发挥更大的效能。

1、由于前位继承人和后位继承人均属于法定继承人范围以内的人，因此有关后位继承的遗嘱有利于遗嘱人的财产长期保留在遗嘱人的家庭内，实现其遗产继续发挥养老育幼、供养家庭成员的效能。

2、有利于家庭中许多有价值的财产长期保留下来，如祖宅、祖传文物等。后位继承制度恰好符合了我国传统的需要。

3、有利于防止前位继承人挥霍浪费财产。使前位继承人产生保值增值遗产的压力。

4、有利于防止构成遗产的中小型私营企业因继承开始后，过早分割遗产造成的经营资本分散和解体问题，防止利润损失。

5、有利于遗产实现家庭养老育幼功能之后，转而通过后位遗赠实现社会公益捐赠目的。

综上所述，在我国承认后位继承的效力利多弊少。只要制度完备，就可以防止和克服一些弊端。

三、后位继承法律关系的构成

被继承人死亡，因其立有后位继承内容的遗嘱，而使前位继承人和后位继承人处于一种特定的法律关系即后位继承法律关系之中。

（一）后位继承法律关系的主体

后位继承法律关系是以前位继承人和后位继承人为主体的双方法律关系。主体中不包括遗嘱人。因为后位继承法律关系的发生以遗嘱人死亡，继承开始为前提。既然遗嘱人已经死亡，其民事主体资格已经消灭，故不能成为后位继承法律关系中的主体。

由于后位继承法律关系存续的时间一般较长，情况较复杂，因此，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哪个为前位继承人或哪个为后位继承人往往需要借助法律加以确认。借鉴一些国外的立法经验，笔者认为，应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以下几种推定原则和确认方法：

第一，如果遗嘱人在遗嘱中指定继承人仅在一定条件成就前或某一期限届至前为继承人，而没有规定此后的取得遗产的主体，应当推定遗嘱人的法定继承人为后位继承人；

第二，如果遗嘱人没有指定前位继承人，而仅指定继承人在一定条件成就或某一期限届至时才取得遗产，应当推定遗嘱人的法定继承人为前位继承人；

第三，如果遗嘱人在遗嘱中指定尚未孕育的人以其出生为条件取得遗产，则在被指定的人出生时成为后位继承人。《德国民法典》即采取此种立法例；

第四，如果遗嘱中所附移转遗产的条件或期限在前位继承人死亡时尚未发生或尚未届至的，遗产得移交前位继承人的继承人。这种情况下，前位继承人的继承人就成了后位继承法律关系的主体，取得与前位继承人相同的主体地位。《瑞士民法典》即采取此种立法例。

第五，后位继承简化的情形。当遗嘱中的移交条件或期限由于某种原因确定不能发生时，将导致后位继承关系因主体减少而简化。这种情形主要发生在放弃继承权和丧失继承权的场合。如果情况发生于前位继承人，则由后位继承人直接继承遗产；情况发生于后位继承人则由前位继承人继承遗产并取得完整的权利。前、后位继承人均放弃或丧失继承权，则遗嘱人的遗产按法定继承处理。后位继承人故意杀害前位继承人时，属于客观上恶意促成条件成就，即使不以争夺遗产为目的也应规定为丧失继承权，后位继承法律关系消灭。后位继承人在条件未成就或期限未到来之前死亡的，前位继承人所承受的遗产最终归前位继承人所有，后位继承关系至此消灭，除遗嘱另有规定的以外，后位继承人的继承人无权继承该项财产。因为，其一，后位继承人是由遗嘱所特别指定的受益人，他所享有的权利具有人身属性。而后位继承人的继承人不是遗嘱中所特别指定的人，因此，在条件尚未成就或期限尚未到来之前后位继承人死亡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能继承这种具有特定人身属性的权利。所以必然导致后位继承关系的消灭。承认后位继承制度的国家一般均采取此主张。如《瑞士民法典》第492条规定：后位继承人在所规定移交遗产时期前死亡的，只要被继承人无另外处分，遗产仍属于前位继承人。除以上情形外，并不排除由于其他原因导致条件或期限确定不能发生使后位继承简化的情况。例如以怀孕生子为条件时，后位继承人丧失生育能力即为一例。当是否“确定不能发生”需要识别时，应赋予“确定不能发生”场合中的收益当事人以确认请求权。被请求的一方应作出合理的答复。这有利于遗产及时从遗嘱的处分禁令中解放出来。后位继承法律关系简化的直接后果就是引起后位继承法律关系消灭。后位继承法律关系简化与后位继承权实现，后位继承人取得遗产的所有权构成了引起后位继承法律关系消灭的两大法律事实。

遗嘱的法律效益范文篇3

第一，受益人(这里统指从遗嘱信托或遗嘱、遗赠中取得利益的人)有时可能没有管理能力。例如，受益人可能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或者虽然有行为能力但缺乏管理财产之专业技能的人，如果直接采取遗赠或赠与的方式很可能会导致财产的散逸和浪费;而在信托中，可以利用专业的财产管理人的技能，更好地维护受益人的利益。

第二，在信托设定之时受益人可能尚未存在。遗赠虽属单方法律行为，但仍然属于有相对人的法律行为，缺乏现实存在的当事人就不可能进行直接的遗赠。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对胎儿虽然可以遗赠，但是似乎无法遗赠与未来可能出生的后代(当然，可以进行附期限的或者附条件的遗赠)。而在信托的场合，设立信托之时以未来可能会出生的孙辈作为受益人，信托依然能成立。或许有人会主张:附条件或附负担的遗赠(《继承法》第21条)可以实现与信托类似的目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英美传统的普通法规则是，一个人不能对财产的赠与或转让附加条件，限制该财产的转让，这种条件的设定与遗赠财产之性质是相违背的。即使允许一定程度的附条件的赠与，也无法进行如信托那样复杂的安排。赠与或者遗赠当事人无法预料未来发生的各种情形，当事人的义务特别是受赠人的义务要靠合同或者遗嘱中事无巨细的约定，因此会出现因约定不明而无法通过解释使之产生约束力的情形。而在信托中，在承认当事人于信托文件中约定事项的优先性约束力的同时，其他事务都交由受托人裁量。而且，在附负担的遗赠的场合，若赠与人死亡，缺乏监督受赠人的人，受赠人即使不履行赠与的负担，亦无人可强制执行，为此需要设置第三人对其进行监督，此时的结构和信托有同质化之嫌。

第三，如前所述，受益人即使存在，在想指定多个受益人连续受益的时候，一般的赠与合同或者遗赠无法达到这样的效果。这种类型的遗赠之有效性和继承法有关，我国理论界对此并没有一致的看法。如果无法用遗赠达到这样的目的，能否通过信托来达到类似的目的值得研究。在美国，设定多数人连续受益的权利是十分普遍的。例如，指定最初的受益人是妻子，妻子死后由孩子作为受益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用赠与，若妻子移情别恋，则有可能无法达成当初的目的。而信托的设定可以保证自己的意愿在很久以后得到贯彻。换言之，信托(在一定的限制内)是为了使委托人的意思约束未来而采用的有效方法之一。

第四，在信托中，不仅可以授予受益人内容相同的权利，也可以授予受益人内容不同的权利。这是把信托作为使受益权多层化、多样化的手段使用。例如，把财产所有的收益都归A，A只能够取得信托财产的收益，剩余的财产本金归B。继承法虽然规定可以进行附义务的遗赠等安排，但是，遗赠中若涉及对多个受益人的时间不同、效力不同的权利安排的话，是否会创设出违背物权法定原则的权利(此举类似创设出附加条件的新物权种类)、该权利能否强制执行、谁能够主张强制执行，这些问题都是有争议的，这也体现出通过遗赠(单方法律行为)和赠与(契约)进行财产安排(estateplanning)的局限。如上所述，把将来的财产自由地规划出同时或者异时的、分层的受益权，并且能够得到财产管理专家的帮助，这是设定信托的最基本的理由。同样是通过法律行为的方式创设的制度，为什么遗嘱(遗赠)不能创设长期附条件的权利，而信托却可以?这是难免会出现的疑问。信托法制度作为一种更灵活的财产法制度，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对财产权进行更为灵活的分割。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信托法是意思自治边界的探索者和开拓者，信托法创设了很多新的财产权结构(或者物权类型)，物权法上所不承认的居住权、典权等均可通过信托达到类似的效果(当然，和物权公示类似，信托登记制度的不备也使得当事人的此种创造遭遇一定法律障碍)。然而即使是信托，也不能无限地创设过分复杂的财产权，否则亦可能因违反公共政策而无效。例如，在英美信托法上，存在反永久权规则(RuleAgainstPerpetuities)，这实际上也是财产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其属于对当事人创设权利自由的限制，和物权法定原则的作用类似。或者可以说，广义的物权法定原则即属于限制契约自由的制度。

二、遗嘱信托的要式性问题

《信托法》规定信托设立必须采取书面的形式，合同信托和遗嘱信托均如此，因此不能使用继承法所允许的口头遗嘱形式(《继承法》第17条)设立遗嘱信托。在英美法上，采用遗嘱信托的主要目的是规避关于遗嘱的法定形式的要求，在我国，虽不存在如英美法上那样繁复的形式要求和遗嘱检认(probate)制度，但由于信托法对于全体信托类型均采要式主义，遗嘱信托所采取的形式要求比继承法还要严格，这极大地限制了遗嘱自由。英美法谚有云:衡平法更重视意图而不是形式(Equityregardstheintentionratherthantheform)。在英美法上，主要讨论是否有确定的设立信托的意图或者意思，对设立信托的形式并无一般的要求。然而根据《信托法》第8条，我国的信托合同为要式合同。信托不能通过口头设立，也不能通过行为(以默示的方式)设立，在我国信托实践主要是营业信托的背景下，为了保护受益人(委托人)的利益，强调要式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在客观上增加了设立民事信托的难度。

笔者以为，为了促进民事信托特别是遗嘱信托的适用，在坚持信托法的严格要式主义的基础上，在解释遗嘱信托成立的时候，应认为只要采取了符合要求的书面遗嘱形式，即使在该书面遗嘱中没有出现信托等字眼，只要当事人的意愿符合设立信托的条件，亦应解释为遗嘱信托成立。甚至委托人缺乏对信托术语的了解也不影响信托的成立。例如，沈甲(S)将100000元转让给唐乙(T)，在一份书面文件里要求唐乙为其外甥包丙(B)投资这笔钱，每年在他生日时将投资的收益交给他，到他30岁时，再将本金100000元全部给他。然而如果你问沈甲什么是信托，什么是受托人，他可能对此一无所知，此时委托人是否知道信托的概念并__不起关键作用。为了促使信托的成立，应对委托人意思做宽泛解释:只要有设立信托的意图，即使书面的遗嘱文件中没有标明信托，亦应予以认可。在整个民事领域，应在合适的场合运用信托法理对法律关系进行解读，把法律行为解释为信托行为。此时亦无必要创设所谓事实上的信托的概念，可以根据各方的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直接把其法律关系解释为遗嘱信托。信托不同于合同，遗嘱信托更不同于合同，但是遗嘱信托是通过遗嘱这种法律行为设立的，因此，可以参照合同法和法律行为的相关规定和法理进行解释。《合同法》第36条和第37条的规定构成对要式合同强制性的弱化，可以用来论证对遗嘱信托要式主义的弱化。《合同法》第36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第37条也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在我国，虽然信托法对信托遗嘱的要式性做了严格要求，也需要注意合同的解释论和遗嘱的解释论的不同。然而如果承认合同法相关规定的解释力，只要能够证明信托设立的意图，且该意图具有明确的内容，即便合意不是以书面的形式达成的，也不能径行认定无效。

三、遗嘱信托和遗嘱执行人制度

继承法中不存在完善的遗嘱执行人制度。虽然《继承法》规定了遗嘱执行人(《继承法》第16条)，但是遗嘱执行人的选任、职责、履职程序等规则都付诸阙如，无法形成一个可操作、可执行的制度，最直接的后果是，被继承人死亡之后无法确定谁是有义务管理遗产的人。在立遗嘱人通过遗嘱设立信托之后，如果立遗嘱人死亡，遗产即成为信托财产(不按法定继承处理)，按照立遗嘱人的意愿执行;此时若没有完善的遗嘱执行人制度，则不清楚谁是把遗产转移给受托人的义务人，遗产若按法定继承处理，则遗嘱和遗嘱信托的制度价值则大打则扣，立遗嘱人的愿望被挫败。我国传统民法的研究基本上无视信托法的理论，对遗嘱执行人的法律地位的研究并不深入。其实，遗嘱执行人或者遗产管理人的职责类似于信托中的受托人，在英美法的理论上，信托受托人和遗嘱执行人均属于受信人(fiduciary)，有时甚至是不予区分的。例如，在英国的ReSpeight(1883)中，著名法官JesselM.R.总结道:在现代社会，法院已经不再区分遗嘱执行人和受托人了，他们依照同样的原则承担责任。虽然可以通过理论解释把实际控制遗产的继承人等视为遗嘱执行人或者受托人，承担受托人的职责;或者，按照所有法定继承人为共同__共有人的逻辑，使他们相互之间承担信义义务(fiduciaryduties)，但这并不能有效地解决责任的承担问题，更无法解决法院在适用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因此，还需要通过立法来提供完备而清晰的规则，一方面借助信托受托人的理论重塑遗嘱执行人制度的规则，另一方面，直接引入遗嘱信托制度，完善遗嘱继承制度，给当事人更灵活高效的制度选择。

四、遗嘱信托和特留份制度

特留份制度是继承法上的一项制度，比较法上虽然有罗马德国法系统和日耳曼法国法系统的区别，但是二者都承认特留份是为了保护法定继承人而限制被继承人之遗嘱自由的一项制度。遗嘱信托的安排如果侵害了特留份，其效果是特留份的继承人可以行使扣减权，而遗嘱信托本身并非无效。我国继承法上的特留份制度是暧昧不清的。《继承法》未明确使用特留份这一概念，只是在其第19条规定: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继承法》第14条亦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在遗产分割时，还要求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继承法》第28条)，使用了保留份额这样的表述。其中第14条把享有保留权利的人规定得比较宽泛，不仅是继承人，继承人以外的人也有资格对遗产主张权利。但是严格看来，《继承法》第14条属于法定继承的规定，使用的是可以，是授予法官是否分给适当遗产的自由裁量权，很难说这授予了当事人一种完整的权利，因此不能理解为是关于特留份的规定。

《继承法》第19条的规定也和域外民法上的预留份制度有极大的不同，该条中虽然用应当二字表明了强制性，但是把判断什么是必要的遗产份额的权利交给了法院裁量。而比较法上的特留份制度是为特定的人预留了法定的比例，法院鲜有裁量之余地。在我国，认识到遗嘱自由观念是契约自由观念的一种体现是随着民众私有财产权观念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在过去，私有财产的范围有限，主要是动产，而且法律提供的财产安排手段也有限。在将来，随着财产的量的增加和质的改变，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遗产的法律结构势必增加并复杂化。过去不会成为问题的遗产处分权的问题就会显现出来。继承法作为财产法规则提供者的重要地位也将重新被人们认识到。上述内容所显示的继承法和信托法的关系问题处于不确定状态。至于遗嘱信托是否存在侵害特留份的问题，虽有观点认为信托为极富弹性的制度，原则上应不受特留份的限制，但笔者以为，《信托法》规定遗嘱信托的设立应遵守继承法，如果《继承法》关于特留份的制度是强制性的法律规定，也不能通过遗嘱信托规避或者违反该制度。由于我国并没有确立强制性的特留份制度，通过遗嘱信托进行财产安排所受的限制要比不少国家小。

五、遗嘱信托的生效时间和受托人的确定

以遗嘱方式设立的信托为遗嘱信托。在以合同方式设立信托的时候，受托人之所以负有受托义务，是因为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存在合意。但是，通过遗嘱的方式设立信托，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合意。委托人可以指定受托人，命其遵照一定的目的从事财产的管理、处分以及其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之适当行为。多数情况下，委托人在立遗嘱之前请求对方成为自己的受托人，若对方承诺则成为受托人。不过，有时也会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指定为受托人，而委托人所选定的人并没有承诺的义务。从法律性质上看，遗嘱是单方死因行为，即遗嘱的成立和生效并不取决于相对人的承诺。我国《继承法》虽然没有规定遗嘱生效的时间，但一般认为，遗嘱在立遗嘱人死亡的时候生效。相应地，遗嘱信托的成立也不应取决于受托人是否承诺，遗嘱信托成立的时间应当是立遗嘱人死亡的时间。然而我国信托法上的关于遗嘱信托生效的相关规定违背了遗嘱的这一属性。我国关于遗嘱信托成立时间的规定是《信托法》第8条，根据该条，采取信托合同以外的其他书面形式设立信托的，受托人承诺信托时，信托成立，这一条的反面解释是，在以遗嘱这种信托合同以外的其他书面形式设立信托的时候，若没有得到受托人的承诺则信托不能成立。这样做似乎混淆了契约行为和单方行为，也和英美信托法上的衡平法不允许信托因缺乏受托人而无效(Equitywillnotallowatrusttofailforwantofatrustee)的原则不符。

所幸的是，《信托法》第13条在第2款同时规定，遗嘱指定的人拒绝或者无能力担任受托人的，根据遗嘱的规定或者由受益人等另行选任受托人，这恰恰证明遗嘱信托不会因为受托人的拒绝、不能胜任等事由而无效。在比较法上，《日本信托法》规定遗嘱信托在该遗嘱发生效力时生效(《日本信托法》第4条2项)，即使被指定的人没有表示接受的意思，或者拒绝接受，或者遗嘱中根本没有指定受托人这些情形，此时受托人没有确定，但信托业已成立;受托人接受信托的，应溯及被继承人死亡时，也即遗嘱生效之时生效，否则原本用作设立信托的财产会根据一般的继承规则归属于继承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原则上应把遗嘱信托的成立时间确定在遗嘱生效的时间。如此一来，信托在委托人(立遗嘱人)死亡之时生效，遗产转化为信托财产、受信托关系之约束，而避免按照法定继承的规则处理，体现了对委托人意愿的最大尊重。如前所述，《信托法》第13条第2款的规定似乎缓和了第8条的不合理规定。该条款规定:遗嘱指定的人拒绝或者无能力担任受托人的，由受益人另行选任受托人;受益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依法由其监护人代行选任。遗嘱对选任受托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结合此条款，在遗嘱指定的受托人拒绝或者不能胜任之时，法律仍然提供了选任新的受托人的程序，并不必然导致信托的不成立和无效。《信托法》第13条第2款把选任新受托人的职责授予了受益人。立法者的本意似乎是，允许受益人指定受托人是因为已没有其他的人可以行使指定权立遗嘱的人(委托人)已经死亡而受托人拒绝行动。

但是，在实践中，如果允许受益人选任新受托人，受益人可能会指定和自己有关系的人，这样会导致受托人和受益人之间的制衡关系失效。在普通法上，信托受益人永远也没有指定受托人的权力;在信托文件没有规定或者没有在任或离任的受托人愿意指定新受托人的时候，法院有权指定。由于我国《信托法》中没有类似条款，委托人为确保信托成立应在信托文件(遗嘱)中明确规定如何选任受托人，或者指定多个受托人。在我国遗嘱信托制度中，有关遗嘱所指定受托人的确定程序，以及新受托人的选任程序的规定不甚完善。在《日本信托法》上，利害关系人(受益人、继承人等)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就是否承诺信托，对被指定为受托人者进行催告并要求给以确切的答复(第5条1项，原则上需要对委托人的继承人答复)，之后，接受的人承担受托人之义务。而就新受托人的选任程序，我国信托法也仅仅规定了受益人及其监护人享有选任权，没有规定这些选任主体亦不存在之时、各个受益人(及其监护人等)就新受托人人选有争议之时、无法确定之时的救济程序。在《日本信托法》上，在受托人不接受委托的时候，法院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选任受托人(第6条1项)，这样的规定更为全面(若不存在受托人，任何对信托财产有产权资格的人即被认为是受托人。否则法院会指定一个受托人)，更符合促进遗嘱信托成立生效的原则，也凸显尊重意思自治原则的私法精神。

六、遗嘱代用生前信托通过明确遗嘱信托的内容，就能达到法的安定化之目的，遗嘱信托制度就能得到更好的运用。然而为了达到这种目的，必须遵守继承法上关于遗嘱继承的严格形式要求;而且遗嘱信托是死因行为，在立遗嘱人死后发生法律效力，信托财产要在委托人死亡之后转移给受托人，关于遗嘱的执行可能会在利害关系人之间产生纠纷。而如果通过合同签订生前信托(合同信托)，该信托一旦设定，委托人原则上不能撤销，这样就不能应对设立信托之后可能发生的变化。为此，可撤销的生前信托越来越多地被采用。最典型的例子是，《日本信托法》(2006)承认了遗嘱代用信托。委托人在生前以契约的形式设定信托，转移给受托人，在自己存活期间自己为受益人;在自己死亡后，以死亡为始期，以其配偶、子女等作为受益人(死亡后受益人)，以信托的方式进行死后的财产分配，这能产生和死因赠与类似的功能。

根据信托法原理，信托设定之后委托人原则上不能变更受益人(《信托法》第51条)。而由于遗嘱代用信托的目的是解决委托人死后的财产继承问题，委托人享有和遗嘱以及生前赠与同样的权利，因此，《日本信托法》第90条规定了受益人变更权的特则，也就是说，即使在信托行为中委托人没有保留变更受益人权利的场合，委托人亦能在其存活期间变更受益人。总而言之，遗嘱代用信托采取的是和遗嘱信托不同的合同信托行为。和遗嘱信托相比，遗嘱代用信托在设定形式上的要求没有遗嘱信托那么严格;又同样能产生死后财产处分的效果，在这一点上和遗赠和死因赠与的功能又没有大的区别，因此是十分灵活的制度。但是，由于我国信托法没有遗嘱代用信托的规定，当事人如果做出这样的安排，无法根据信托法和继承法来判断这种安排到底是生前信托(合同信托)还是死后信托(遗嘱信托)。该安排可能会被解释为违反《合同法》第52条第3款的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而无效;还可能会因不符合《继承法》的形式要求和其他实质性要求而被宣布无效。我国应参考国外的相关制度完善我国的遗嘱代用信托制度，给当事人更丰富灵活的选择。

七、余论

除了上述问题之外，和遗嘱信托相关的问题点仍然很多，限于篇幅，文末对几个相对重要的问题做简单概括。第一，遗嘱信托、公序良俗和反死手原则。在违反公序良俗的问题上，遗嘱信托和普通遗嘱既有相似性，又有特殊之处。原则上，遗嘱和遗嘱信托均为死因行为，在遗嘱中被认定为是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在遗嘱信托中也会产生同样的后果。也即，信托并无神奇的魔力去规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把违反公序良俗行为作为确定违法性边界的行为来理解似乎是有道理的。和遗嘱信托相关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是反对恣意的信托目的(capriciouspurpose)原则，即反死手原则(anti-dead-handrule)。该原则防止财产的所有人通过遗嘱或者遗嘱信托去做他活着期间原本可以自由去做的事情。例如:委托人生前可以毁坏其所有的伦勃朗画作(Rembrandt)，但是他不能立下遗嘱让受托人去这样做。另如在泸州遗赠案中所显示的，如果立遗嘱人在其活着期间把个人财产全部赠与情人，似乎没有法律能阻止他这样做，但是他通过遗嘱这样做甚至通过遗嘱信托这样做，其行为都有可能会因违背公序良俗等而被宣布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