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尾楼的解决方案(收集3篇)
烂尾楼的解决方案范文篇1
直接宣告项目失败或许还算不上太坏，最坏的恐怕要数上面说的这种烂尾楼了，将项目相关人员拖进一个无限期拖延的泥潭当中。造成这种信息化项目烂尾楼的原因可谓多种多样，结合多家失败案例的具体分析，笔者认为以下几点是造成项目烂尾楼的重点原因。
首先是过于理想化。这里说的过于理想化主要是针对企业自身来说的，一些企业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其管理上的不足日益凸显，听人说ERP不错，就认为所有的管理上的不足都可以有ERP系统来弥补，最终的结果是，系统上线之后，不仅原有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还会因为管理上的弊端增添很多新的麻烦。
其次是开发项目的前期调研不足。软件供应商为了争取更多的项目，提升项目实施的效率，也为了加强管理，会将内部的团队分成若干部门，而与企业密切相关的主要是销售部、实施部、开发部。销售部为了早点签单，在前期沟通过程中，往往会显得很有底气、很有诚意，企业方面提出的任何质疑，销售部门的人员都会打包票，而不去确切地关注企业提出的问题、要求解决的问题的可行性，甚至企业提出的一些需求也不与开发部门沟通。二次开发的过程中，因为前期没有深入到细节，后期容易导致在软件细节功能上始终得不到最终确定，不断地进行修改确认，时间一久，导致双方人员都缺乏信心。
第三，企业自身重视不足。人们常说，ERP是一把手工程，其实整个企业信息化过程中，都应该是一把手工程。如果企业一把手对信息化项目重视不足，将权利下放，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最明显的便是项目实施处在失利态势时，项目负责人因对项目主导不足，往往会有主动拖延的意识，只想应付了事，最容易导致的一种结果就是实施了一个“成功”的烂尾楼项目，系统用上了，管理上没有得到提高，原有的目的也没有达到，只是花钱买了个摆设。
第四，项目约束力不够。在项目初期阶段，基本上都是销售人员与企业方面接触，在后期就是实施部门与开发部门与企业接触了。在项目形势不妙时，二次开发人员也会有意无意地拖延项目，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新的项目当中。
烂尾楼的解决方案范文篇2
在西方，调查性报道已有悠久的历史和成熟的经验；在我国，调查性报道目前也呈方兴未艾之势。但调查性时政报道在我国媒体上尝试不多，运用不广。如此，《春城晚报》作了一些初步的探索。
今年3月18日至4月21日一个多月时间里，《春城晚报》推出了7组调查性时政报道，在云南省内产生极大反响，收到了“反映市民心声，促进政府工作”、“市民高兴，领导满意”的效果。业内人士认为，《春城晚报》的调查性时政报道开创了时政报道的一种新形式，闯出了一条新路子。
运用多种调查手段
与一般时政报道相比，调查性时政报道的线索、点子可能是来源于会议、文件、领导讲话，但报道素材一定是经过精心策划，经过记者深入细致的调查得来的，调查方式包括深入街道里巷的采访、现场目击、暗访、问卷调查等等。
今年春节长假后的第一天，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杨崇勇从居住所在地乘坐3公里多远的公交车到市委机关上班。他倡议市级机关领导带头，每周两次乘公交车或走路上下班。紧接着，昆明市委、市政府办公厅联合发文要求，从3月1日起，昆明市直机关各部门领导及机关干部不得将公车开回家，要乘公交车或走路上下班，以此倡导全社会共同努力缓解昆明市区交通拥堵状况。对此，《春城晚报》均作了及时、全面的报道，“市委书记乘公交车上下班”一事也在国内引起反响，一度成为网民们热议的话题。
按惯例，对于这种敏感的时政报道（杨崇勇曾说：“我率先这样做，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春城晚报》的报道已经比较充分了。然而，我们还是觉得意犹未尽，感到没有把报道资源充分发掘出来。因为近年来，昆明市机动车拥有量急剧上升，与城市道路规划、建设工作滞后的矛盾日趋突出，市内交通几近瘫痪，广大群众意见很大。倡导公务员乘坐公交车上下班，无疑会对缓解昆明市区交通堵塞发挥一定作用，也有利于促进机关作风的转变，使市民更易于理解政府在“解堵”方面的努力以及短期内必须承受的“阵痛”。然而，对于这一新举措的推行阻力不小，市委、市政府领导深感压力太大，市民则普遍担心领导很难坚持，甚至有人认为这仅是个别领导“作秀”而已。当时，要从党政机关和领导那里获取更多的新闻资源已不可能，深入报道必须另辟蹊径。经过一番精心策划，报社组织6位记者，经过7天的调查，于3月18日推出5个整版的深度报道。
这次调查，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采访，它包括采用问卷调查形式，调查走访了市民和公务员各100人；采用暗访形式，了解市领导是否坚持乘坐公交车上下班，以及公务员是否把公车开回家的情况；记者与公务员共同乘坐公交车，统计相关数据和体验感受……
3月17日清晨，就在昆明市委书记杨崇勇从北京开完“两会”回到昆明的第二天，《春城晚报》记者早早地守候在他平时乘公交车的那个站台上，果然准时见到了来乘车的杨书记。但他坚决回绝了记者的采访和拍照，说：“我也是一个市民，乘公交车是很正常的事，希望今后别再报道了”。同时告诉记者，现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干部普遍都乘坐公交车，一种好的风气已经形成，“建议你们把目光聚焦到其他人身上，这是一个团队，不是我单打独斗。”虽然市委书记回绝了采访，但其实这就是记者想得到的极佳素材。暗访表明，当天，昆明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模范地坚持着有关规定。
对公务员下班后是否把公车开回家的调查也很具说服力，记者3天6次暗访市政府立体车库，发现上班时有不少车辆因公外出，下班后车库全满――公车基本没有人开回家。在对100位市民的问卷调查中，大部分人对公务员带头乘公交车表示积极支持；在对100位公务员的问卷调查中，有70%的人填写了“选乘公交车”，有10%的骑自行车，其余的人走路或者是驾驶私家车上下班。这组调查报道还告诉市民一个重要信息：公务员带头乘坐公交车上下班的第一个月，昆明市公交车的日均载客量从100万人次增加至120万人次，每日运量多了20万人次；选用公交车出行的市民从占总人数的14%提高到16%。看来，公务员乘坐公交车上班的示范作用不小！
这组报道并未停留在事件表层，还深入剖析了市级领导带头乘坐公交车给公务员思想上带来的巨大震荡，以及在广大市民中激起的涟漪。另外，昆明的公务员仿佛成了乘坐公交车的“形象代言人”后，也给昆明公交带来了新的课题：如何解决存在问题，加快自身的发展。
找准最佳结合点
都市类报纸具有进入千家万户，受众面较广的特点，时政报道一定要十分注重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才能得到读者的认可。而调查式采访正可以发挥都市类报纸记者深入街道里巷，善于攻坚、善搞调查等优势，做大做强时政经济报道。《春城晚报》从会议、材料、领导人的讲话中发现有关部门的工作重点，在深入采访中了解百姓心声，在两者的结合点上做文章，推动了党和政府的工作，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
从今年年初开始，为迎接将于7月份召开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简称GMS会议），昆明市委、市政府就作出了完成城市规划工作、加快市内交通“解堵”，以及市容市貌整治等任务。这些新动向与昆明市民的利益密切相关。《春城晚报》在及时、全面、准确地报道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这方面的信息外，勇于担起舆论监督、反映民情的责任，派出记者调查了解这些决定、措施的实施情况，广泛听取市民心声，从中找到了4个市民亟盼解决、党委政府正在努力解决的热点问题，在20天时间里，先后推出4组调查性时政报道。
3月21日，《春城晚报》一版的一张大幅彩照吸引了读者的眼球。照片上，众多旅客肩扛手提行囊，拉扯着孩子，艰难地赶往昆明火车站。照片上方的通栏标题是《公交车开不进昆明火车站》。这一组题为《以人为本，盘点昆明新火车站》的调查性时政报道，以4个整版的篇幅，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轰动。
昆明火车站是昆明市内客流量最集中的地方，高峰时期每天客流量达到近6万人次，平时每天客流量也在4万人次左右，其中70%左右的乘客进出火车站都乘公交车。过去，昆明市内有5路公交车可进入昆明火车站广场停靠，乘客下车走50米就可进入候车厅，出站走30米就可乘坐公交车。然而，昆明新火车站在今年元旦建成投入使用后，却将公交车挡在火车站广场之外，只允许“的士”和其他小车进入。记者调查发现，旅客还需徒步行走近400多米才能到达出入站口。特别是火车一到站，出站的旅客蜂拥而出，与下了公交车急着赶火车的人流交汇，车流人流挤在一起，场面嘈杂混乱，市民对此意见很大。
抓住这个问题，我们派出记者深入调查后采写了这组报道，描绘了乘客进出站的艰难与市民希望解决问题的呼声。同时，我们的报道并未仅仅停留在简单的呼吁上，而是对调查掌握的大量材料进行剖析，深层次地揭示了“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只有昆明公交车开不进火车站”的三大原因：缺乏以人为本的规划之痛―――新火车站建设注重了外形美观漂亮，却放弃了自身的实用功能，得不偿失；利益博弈―――公交车进站对于昆明火车站来说没有一分钱的好处，而其他车辆进站对火车站却有利益；功能失衡―――公交车进不了火车站，长途客运却能进，但是火车站客运量的70%左右是选择公交车，这是火车站广场功能区划分失衡的表现。另外，《春城晚报》还开通读者热线征集对策，刊登了一整版的《新火车站的人本之路》，对公交车尽快进入火车站提出一系列建议。
这组报道见报当天，就引起了云南省政府和昆明市政府的高度重视。翌日，云南省副省长李新华、昆明市市长王文涛率有关部门负责人前往火车站调研，现场拍板公交车要尽快进入火车站。5月1日，公交车开始进入火车站，昆明交通拥堵的一个结点被打开……
重大题材未必要板面孔
都市类报纸的时政新闻，既要学习借鉴党报长期形成的权威、严肃、准确等优点，也要跳出有些党报写法老套、流于形式、文字冗长等弊端，创出自己的新特色。调查性时政报道是时政新闻与经济新闻、民生新闻、社会新闻的交叉结合体，理应吸纳其他新闻的灵活写法，加之记者在调查采访中采用了口头访问、直接观察、亲身体验、隐性采访等方法以及数据统计、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掌握了大量鲜活的材料，也为写活调查性时政报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探索新体裁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调查性时政报道具有调查报告的特点―――抓住重大事件和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深入调查，搞清事件真相，提出解决办法，找准事件发生、问题存在的原因，预测事件的发展趋势等，但又可以跳出一般调查报告篇幅过长、语言枯燥、写法呆板的弊病，写得鲜活、生动，读来引人入胜。《春城晚报》3月22日刊登的《昆明烂尾楼出路何在》就是成功的一例。
同全国许多城市一样，昆明也存在一些停缓建工程―――被称为“城市疮疤”的烂尾楼。它们多是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半拉子建筑，大部分地处城市中心繁华地带或生活、交通便利区域，在繁华的都市中大煞风景。今年3月8日，昆明市委、市政府提出，要借GMS会议在昆明召开的契机，对主城区范围内停工一年以上的烂尾楼进行清理和整治。这一决定，牵动着金融、城建、设计等各方，特别是烂尾楼投资方的心，也引起了广大市民的关注。《春城晚报》抓住这一契机开展了调查。
这组报道总字数近万字，占了3个四开版面，但由于写法灵活，编辑手法新颖，没有给人冗长之感。首版的大标题是《给昆明烂尾楼颁个奖》，文章对主城区内22项烂尾楼的特点进行比较后，从中挑出6项，诙谐地分别给它们颁奖为“工龄最长奖”、“鹤立鸡群奖”、“败絮其中奖”、“臭名昭著奖”、“最佳视角奖”、“最大规模奖”等，将这些奖项作为小标题，对烂尾楼的现状进行画龙点睛的介绍，读来饶有兴味。第二版的《楼盘烂尾痛在谁心》由4篇文章组成：《政府之痛：浪费了土地和资源》、《业主之痛：五年煎熬，官司连环》、《设计师之痛：建筑价值一落千丈》，全部由鲜活事例写就；《烂尾楼之四大成因》由律师来分析，更具客观性和说服力，深刻揭示了烂尾楼形成的复杂原因。第三版的大标题是《烂尾楼盘路在何方》，既有政府出招：《“一楼一策”治烂尾》；还有专家提醒：《投资烂尾楼三注意》；最为可喜的是，记者在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解套之路》、《清烂之路》、《改造之路》、《成功案例》4篇文章，为有关部门和烂尾楼投资方等提出建设性意见。
烂尾楼的解决方案范文篇3
初闯上海滩
命运的一旦开启，便只有两种结局：要么大富大贵，要么满盘皆输。
2010年9月，原本在杭州经营一家广告公司的李卫星，获得了一个收购上海一座烂尾楼的机会。
这个名为“金山义乌小商品城”的项目，位于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总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规划有1400个商铺。
为了进军上海，拿下这个项目，李卫星在上海成立了四兄集团。几经协商，李最终以1.8亿元的价格，从原项目所有者——天乐房产董事长赵文标手里，将这个烂尾楼接了过来。
对于1.8亿元的资金，李卫星可以通过提前向业主收取管理费的方式逐步支付，这极大地缓解了他的资金压力。
这不正是一桩“四两拨千斤”的生意吗？
李卫星如同打开了一座金矿的大门：“如果一项投资，大部分人都看好，大部分人都想去参与，那么，它的盈利空间就很小了；反之，大部分人都不看好，很有可能是蕴含着巨大商机。”
他口中“大部分人都不看好，却蕴含着巨大商机”的投资，指的正是收购烂尾商业地产，重新装修再分割消售。
这的确是一种看上去很美的生意。潘石屹便是个中高手。在一次采访中，李卫星不无得意地谈到了自己和潘石屹的相似之处。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表明，自己试图与那些知名企业家比肩。
春风得意马蹄疾。只要有合适的收购对象，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模式便可复制开来。买下“金山义乌小商品城”仅仅一个月后，类似的机会再度摆在了李卫星面前。
一位接近李卫星的人士透露：“当李卫星得知一家名为上海兴宇集团的房地产企业资金出现问题，正在寻找收购方时，他已经迫不及待。”
这家在上海并不出名的企业，却在繁华地段拥有三处物业位于豫园商圈的上海滩商厦和兴宇大酒店，以及位于曹家渡商圈的中华商城。李卫星看到了实现自己商业梦想的绝佳机会。
2010年10月，通过原兴宇集团副总曹海云的牵线，李卫星结识了兴宇集团董事长虞愫慷。虞的兴宇房产成立于1996年，最早以建筑业起家。其名下的三处物业，都是来自于此前项目开发商的抵债转手，兴宇也藉此成为地产公司。
然而，虞愫慷似乎并不适应更为复杂的地产生意。到了2010年下半年，兴宇集团已经烂账缠身。
2011年初，在多轮谈判之后，李卫星最终以承债式收购，从虞愫慷手上接过了这三处位于黄金地段的烂尾楼。双方约定承债总额为28.5亿元，李卫星向其支付了1.5亿元现金。
期间，李卫星以其个人名义连续注册了上海浦顺房地产、上海亚兴实业和上海兴天实业等五家公司，并以这五家公司名义持有上述三处房产的产权。
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计划也随之产生。按照一名前四兄集团高管的说法，李卫星试图打造“贸易+地产+金融”的一体式商业版图。
在他的构想中，中华商城将被改造为一个只经营韩品的高级商厦。而上海滩商厦与兴宇大酒店合并到一处，取消原先以箱包销售为主的格局，转而经营黄金珠宝。这也与上海市政府的规划相符——逐步扩大豫园商圈黄金珠宝的经营范围。
然而，一边需要资金实现这个美好的计划，另一边却承受着收购带来的资金压力，为了摆脱了这样的困局，李卫星还必须玩一个金钱游戏。
稳赚不赔的投资？
为了迅速回笼资金，李卫星采取了“售后包租”的销售模式。
四兄集团在完成收购后，立即以包租回购方式对外分割出售产权，并与购房者签订《委托统一经营管理合同》，对其进行售后包租。
当初，中华商城一位杨姓业主与四兄集团关联公司，签订了一份商业租赁合同，购买的是物业使用权。四兄集团的关联公司将中华商城3楼一间面积为10.87平方米的商铺出租给杨先生，租金总价款为43.8万元，租赁期限为20年。
租赁合同规定，杨先生需要一次性支付首期租金价款22.8万元，剩余21万元于2016年9月前分期付清。
为了规避《合同法》对于签订租赁合同的最长期限为20年的规定，出租方承诺20年租赁期满后，双方另签30年租赁合同，续约期间，杨先生将不再承担其他费用。
签订这份商业租赁合同的同时，杨先生还与四兄集团的另一家关联公司签订了一份委托租赁经营管理合同，将商铺交由其经营管理。
包租的前5年，四兄集团承诺商铺投资回报率第一年为6%，往后每年递增1个百分点，第5年达到10%；在包租的第6—10年内，承诺投资回报率不低于8%。在此基本回报率的基础上，商场盈利率超出部分与业主二八分成。
如果合同得到履行，对于杨先生而言，这将是一笔稳赚不赔的投资。稳定而丰厚的回报，使得四兄旗下的四座物业，立即赢得了投资者的青睐。
一位投资者回忆，2011年7月，他接到中介人员的电话，声称“四兄集团”旗下的多个项目具有较高投资收益，并且可以带客户实地探访。“当时的销售现场异常火爆，卖掉一个项目就贴一面小红旗，给人一种感觉就是，现在不买下一秒就买不到了。”
凭借“售后包租”的方式，李卫星迅速打开了销售局面。仅仅一年里，四兄的销售收入就达到了10亿元左右。
事实上，这种“售后包租”的销售模式，在1990年代就已流行开来。但是，这种销售方式极具争议，开发商可快速回笼资金，但是业主却将承受此后的风险。倘若项目停摆，业主的收益将化为泡影。
这类问题接二连三的爆发，最终导致了相关法令的出台。2011年1月4日，政府颁布法令，正式宣告了“售后包租”的不合法。也就是说，李卫星当时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
不过，在这个法令刚刚出台的节骨眼上，还是有不少老练的开发商，暗地里打球，采用类似方式兜售自己的物业。只是，相比之下，初来上海、豪气干云的李卫星，更像是一个激进的愣头青。
债务黑洞
李卫星的确过于激进。
一名接近李卫星的人士称，李当时认为这四个项目均不属于标准意义上的烂尾楼，除中华商铺属于闲置之外，另外三个楼盘则属于经营不善，“可通过后期的业态提升与改造来予以解决”。
基于这样的判断，急于在上海滩大展拳脚的李卫星，甚至在没有对项目做尽职调查、对项目背后的债务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就决定买下了。
更让他放下戒备心理的是，虞愫慷与自己签署转让协议时，对各项目的所有债务均签署了个人无限连带担保协议，承诺如有债务“共同归还”。命运弄人的是，等到后来债权人上门追债时，虞愫慷早已携家人赴澳洲定居。
实际上，在李卫星收购这些烂尾楼之前，不少资本大鳄都来考察过这些位于黄金地段的项目，甚至著名的上海复星集团，也出现在收购传闻中。但这些大鳄都因为看到背后庞杂的债务关系而最终放弃。
不过李卫星却很坚持，“大鳄们看不上的项目，才是四兄的机会。”
事与愿违。虞愫慷遗留给李卫星的高息民间借贷，很快如噩梦袭来。潜藏在水下的债务黑洞逐渐爆发，销售回款愈加显得杯水车薪。时至2012年，在多种债务的夹攻之下，四兄的资金池开始见底，李卫星陷入了与此前虞氏同样的债务困局。
根据最后检方提供的数据，截止至2012年3月，即李卫星被捕之前，除去清退部分资金，四兄营销收入总计为12亿元左右，但银行未到期本金合计约为10.3亿元，其他负债约为5亿元，仍存在3亿元的巨大窟窿。
2012年初，债权人多番上门索债，直接影响了楼盘的销售和公司的运营。一名四兄的高管回忆：“跟拍电影似的，都身着黑衣黑裤，在墙壁上喷漆，砸门，几乎没人敢来看盘。”
作为权宜之策，李卫星将部分公司法人转为下属杨益方甚至司机覃红斌，让他们代持公司股份。而他则隐而不显，与各个债主开始了漫长的猫鼠游戏。
最终将李卫星击垮的，是“售后包租”法律风险。
在资金链没有爆发问题之前，“售后包租”处于一种被默许放行的状态，但当资金链断裂后，这就成了致命的硬伤。
为了还债，李卫星挪用了原本于项目装修的资金，导致部分项目未能如期开业。疑虑、担忧甚至恐慌等负面情绪，如同瘟疫一样，迅速在业主群体中蔓延开来。
2012年2月，原定于1月1日开业的金山义乌小商品城，仍然迟迟不见开业的迹象。陷入恐慌的业主们，开始要求退铺。
为了稳定业主们的情绪，四兄对此给出了解释：没有如期开业，是因为消防验收没有通过，至于何时能够开业，要到4月才能明确。
显然，这样的解释并不能让业主们信服。一部分业主开始以各种方式打听四兄的真实财务状况。他们来到上海市房管所查询，发现四兄旗下多处楼宇已经被抵押给银行，尤其是兴宇大酒店，因卷入了宝山华谊宾馆的连带担保案件而被查封，“短期内无法获得产权”。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四兄试图以“打太极”的方式应付：对于无法进行产权交易的情况，兴宇大酒店项目已经陆续协商撤销合同，清退了一个多亿的销售款。而上海滩商厦项目也试图通过与业主协商签订退房协议的方式，避免集中退款带来的资金兑付紧张，而并非故意“不退款”。
可是，纸最终还是包不住火。资金链的断裂和业主们的恐慌，将李卫星“售后包租”的违规行为，推向了疏而不漏的法网。
2012年3月8日，上海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由，正式刑事拘留李卫星。这一消息犹如一枚重磅炸弹，不仅在四兄的众多业主中，顿时炸开了锅。
最后的烂尾楼
2012年3月末，位于曹家渡商圈的“中华商城”。已是衰败不堪。空荡荡的一楼大厅内，除了几名保安外别无他人。一个破碎的楼盘模型还摆放在大厅中央，雪白的墙上贴着“中华商城，东大门生活广场盛世起航”的字样。
据中华商城业主杨先生介绍，原定2012年7月开业的该项目，还没有开始装修，按期开业的希望几乎不可能实现。事实上，杨先生曾收到过一次返租款，但眼看尚未开始装修的中华商城很可能无法按时开业，以及得知李卫星被“带走”的消息，杨先生果断决定退铺。
这几乎是四兄旗下四座物业业主的群体反应。
4月初，三四百名业主们带领一些沪上媒体，一起涌入兴宇大酒店位于九楼的会议室。四兄一位高管试图说明集团资产不存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但他的争辩声音很快被业主们的愤怒淹没。他的陈述甚至被一名有心的业主录音，作为指控四兄诈骗的证据。
与此同时，四兄集团错综复杂的股权关系与债务关系，也渐渐浮出水面。
虽然李卫星的头衔是四兄集团董事长，李卫星本人并不持有四兄集团股份，收购的实际出资方更是扑朔迷离。
实际上，兴宇大酒店的项目公司为上海亚兴实业，而上海滩商夏和中华高城的项目公司分别为上海浦顺房地产和上海兴天实业。这三家公司的股东均为自然人，与四兄集团并不存在母子公司关系。而李卫星本人除了持有浦顺房地产60%的股权，在其他项目公司中均无股份。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上述三家项目公司与四兄集团和兴宇集团之间，确实存在着某些形式的关联：四兄集团的大股东同时也是浦房地产的股东，并且在亚兴实业出任法人，而兴天实业的其中一位股东兼法人，则是兴宇集团的股东之一。
据兴宇集团的工商资料：一份于2011年8月3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显示，李卫星出任法人的兴宇集团曾向浙江温州一位黄姓自然人借款8000万元。
借款的期限为2011年8月3日至2011年11月3日，月借款利息达到1.8%。合同还规定，如逾期还款，将按每日未还款总额1%计违约金。作为担保，兴宇集团已将公司95%的股权抵押给了借款人。
不过，工商资料中并没有这部分股权出质注销登记通知书，表示该笔借款有可能尚未还清。这也佐证了四兄集团资金链断裂的事实。
面对李卫星被捕后留下的残局，四兄集团也曾努力挽回。2012年6月，时值四兄与业主们约定的支付返租款时间，四兄向警方提出：是否可以支付一部分预付资金给业主们，以稳定市场情绪？
然而，警方予以否决，认为这种做法是“对李卫星模式的默许与肯定”。随后，未能如期收到返租款的业主们，集中到上海人民广场提出抗议。事态开始进一步恶化。
2012年11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对李卫星进行公开审理。庭审争议焦点则集中于：李卫星“售后包租”行为是否构成非法吸储？
李卫星的辩护律师提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前提是，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而李卫星的行为确实以房产销售为目的，理应不构成非法吸储。
因为在法律认定上仍存在众多争议，该案宣判将会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但无论如何，广大业主、公司员工和合法债权人的利益，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李卫星旗下产业的评估价值高达五十亿元。而资产一旦进入破产拍卖程序，对其财产的估值可能会大打折扣——这并非大家期望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