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家乡文化的意义(收集3篇)
了解家乡文化的意义范文篇1
“乡贤”一词，始于东汉，是国家对有作为的官员，或有崇高威望、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社会贤达，去世后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是对享有这一称号者人生价值的肯定。《汉语大词典》中这样解释“乡贤”：“乡里中德行高尚的人。”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一些在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乡里公共事务中贡献力量的乡绅或乡贤之士，也都被称为“乡贤”，由此而形成了乡贤文化。
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植根于乡村社会土壤，蕴含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优秀文化基因。它曾为中国社会的稳定、中华文明的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集中体现在建设乡村、改善民生、谋利桑梓等方面的群体追求和故乡情怀。
随着时展，我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传统社会的架构并没有完全坍塌，乡村社会错综的人际交往方式、以血缘维系的家族和邻里关系依然广泛存在。改革发展进程中会出现很多难以预料的矛盾，作为农村中有声望、有能力的长者、贤人，乡贤在村子里地位比较高，村民比较能够听得进他们的意见，可以起到协调冲突、弥合社会分歧的作用，使社会改革发展进程在乡村这一层面变得更加平顺，有利于农民、农村顺利融入现代化进程，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乡贤就像高压锅的“安全阀”，可以把社会矛盾化解于无形。
面对乡村的传统秩序受到冲击、传统社会纽带越来越松弛的情况，如何让乡土社会更好地粘合起来，让社会转型中的个人和家庭得到社群的关注，让“风筝不断线”，让人走得再远也不至于“失魂落魄”、没有认同感，乡贤就是能起到这种作用的关键人物。乡贤大都对传统和现代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一方面，他们扎根本土，对我国传统文化和乡村情况比较熟悉；另一方面，他们具有新知识、新眼界，对现代社会价值观念和知识技能有一定把握。
因而，现代乡贤成了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传统与现代有了“可译性”。乡贤用自己的知识和人格修养成为乡民维系情感联络的纽带，用村民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来传递现代知识，让现代的法律和契约精神与传统的价值和伦理得以协调，让村民有村落的归属感和社区的荣誉感，这样的乡贤文化是有凝聚力、感召力的，他们以身作则提供正能量的作用不可或缺。
乡贤何在
可是在城镇化的浪潮中，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使得村落被遗弃空置。同时，如同清末民国时期，乡村文化精英出于经济等利益的考虑纷纷走出农村，定居城市。从农村走出的大学生，也很少再返回家乡。农村优秀人才大量向城市流动，正所谓“秀才都挤进城里”，有人不禁叩问“乡贤何在”？
近些年来，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积极倡导乡贤文化。《光明日报》去年推出“新乡贤・新乡村”系列报道，在全国各地发掘“新乡贤”和“乡贤文化”与新乡村建设的新闻故事、新闻人物和新鲜经验，给出了重要启示。从现实情况看，新乡贤的主体范围更加宽泛了。
有的乡贤扎根本土，把现代价值观传递给村民。如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正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还有一种乡贤出去奋斗，有了成就再回馈乡里，他们的思想观念、知识和财富都能影响家乡。包括乡村干部、文人学者、退休官员、企业家、科技工作者、海外华人华侨等。他们视野开阔，资源广泛，对于哺育自己的家乡念念不忘。他们当年从乡村走出，经过了社会的磨砺，成为精英。如今返回故乡，或以自己毕生所集聚的能力奉献家乡建设，反哺故园。
“乡贤文化”从某种意义来看，就是某一个地域中的优秀文化。一方乡贤，在一方乡土中的人文道德力量不可谓不大，由一乡及一县，由一县及一省，由一省及全国，所谓聚溪成流，其影响不可忽略低估。当前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掘与实践表明，乡贤文化是可资利用的重要文化资源，对于新农村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代乡贤在农村基层建设，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等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当代中国需要乡贤文化的复兴，在当今农村社会中呼唤新乡贤。新乡贤文化的弘扬有很强的示范引领作用，他们的嘉言懿行能够像古代的乡贤一样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并进一步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深深扎根。
这不是传统士文化的回归，而是要实现社会贤达和社会体系的有机融合、现代社会治理在乡村基层的有效落实。新农村需要的是“新乡贤文化”，新乡贤文化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推手，依法治乡、完善现代乡村治理。同时，对于当下乡村稳定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健全乡村居民利益表达机制，能够更好地让村民行为有法度、价值有引领、操守有规范。
新乡贤文化的精神内核
新乡贤文化倡导民主法治理念、开放竞争意识、包容创新氛围、幸福平等精神等现代文明因子；从文化主体上说，新乡贤既包括道德模范、社会贤达等，也包括以自己的专长、学识和财富建设乡村、改善民生的优秀人物。因此，新乡贤文化既汲取传统乡贤文化中的价值精华，又践行和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传统乡贤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社会相契合、传统与现代相对接的文化。
新乡贤文化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极其珍贵的思想资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丰富的含义，“友善、诚信、敬业、爱国”这四个关键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基本规范和要求。从乡贤文化来看，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相同的终极追求。
关键词一：友善
了解家乡文化的意义范文篇2
论文摘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在我国民族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中，隐约萦绕着一种愈益浓烈的被称为“文化乡愁”的历史焦虑情绪，其负面效应已初见端倪。这种全球化的文化乡愁本质上导源于现代性的流动性、多变性、快速化、物理距离的终结，以及全球化、“景观社会”或“拟像”世界的形成等现代性后果；而中国文化语境的特殊性更使这种文化乡愁被赋予了悲壮性的使命。以健康、理性的文化心态去面对当前全球格局中的文化冲突，是走出文化乡愁情结、重整中华文化气象，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当然选择。
一、文化乡愁析义
应该说，乡愁意识是人类所具有的一种自然的心理机制和普遍性情绪体验。在西文中，“乡愁”和“怀旧”基本上是同义词，源于两个希腊词根nostos和algia，含有回家、返乡和思乡的意思。1688年，瑞士医生霍弗尔首次使用了nostalgia一词，专指当时一种军队中士兵由于远离祖国和亲人而产生的强烈思乡病，并导致的身心上的不适反应。霍弗尔认为，思乡病的生理原因在于“轻快精神经由中脑纤维的持续运动，而中脑中仍然粘附着关于祖国思想的印痕”。1770年前后该词被引入英语。19世纪中叶的工业化与都市化发展造成了人口的大规模迁移，流动的人群普遍怀念曾经的稳定生活，nostalgia的词义也就随之由个人的思乡扩大为一种集体心理情绪，抽象为一种时代的症候，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下人群的漂泊状态。在汉语里，“乡愁”一般是指漂泊在外的游子对家乡、故土的思恋情怀，当然这与中国长期的传统农业社会性质有着直接的关系。我国学者王一川认为，由于时代的变化，乡愁在当下则“一般是指身在现代都市的人对于飘逝的往昔乡村生活的伤感或痛苦的回忆，这种回忆往往伴随或多或少的浪漫愁绪”。可见，乡愁是人们感时伤怀的一种情绪，是人们对于过去的一种含有情感的记忆与回望，它本身蕴涵着强烈的怀旧情绪。自19世纪末2o世纪初以来，西方许多精神分析学家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使得“乡愁”、“怀旧”逐渐成为心理学科的重要范畴；而从上个世纪5o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的经济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导致了“可能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社会及文化变迁”，这一概念的病理学、心理学内涵在这个变迁的大背景下渐渐地被淡化，而其社会学、文化学的意蕴则愈益凸现了出来。以至于一种作为思想运动的所谓现代乡愁社会思潮已经悄然兴起，并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乡愁、怀旧是潜藏于每个人心底的一种思念情绪，一旦远离过去与故土，它便会或急或缓地涌流而出。一般而言，乡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亲友、乡亲、同胞的思念；第二层次是对故园情景、故国山河、旧时风景的怀念；第三层次也是最深层的，就是对作为安身立命根本之历史文化的深情眷恋。前两个是其形下层面，后者则是其形上层面。乡愁既是一个时空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首先，乡愁是心理学的概念，它是人类羁旅异域的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其次，乡愁是个地理和距离概念，离故乡愈远乡愁愈浓重强烈。再次，乡愁是个时间概念，乡愁的内容和对象往往是记忆中昨日的人与事。最后，乡愁还是个文化概念。因为有时，“故乡”或故园不仅是狭义上的出生地或是籍贯地，更包括了广义的精神家园，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把这个说成是“文化乡愁”，并曾解释道：“台北我是最熟的——真正熟悉的，你知道，我在这里上学长大的——可是，我不认为台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也许你不明白，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但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和，很难解释的，可是我真想得厉害。”无独有偶，著名作家贾平凹在其新作《秦腔》后记中也表现出了同样浓烈的文化乡愁情怀：“我要以它(《秦腔》)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故乡几十年来一直是我写作的根据地，但我的大量作品取材于一个商州概念的‘泛故乡’，真正描述故乡的作品，《秦腔》是第一部。可以说，《秦腔》动用了我所有素材的最后一块宝藏，倾注了我生命和灵魂中的东西。”评论界有关专家认为，《秦腔》敏感地捕捉到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间、农村巨变中的时代情绪，是对正在消逝的古老乡村的一曲挽歌，也是书写当代中国农村的具有史诗性意义的重要作品。的确，物理外壳上的家，并非人之真正安居的家。真正的安居之所，乃在于那种能安顿灵魂的，文化、精神和心灵的认同和承认的“家”。进言之，传统的乡愁往往指向有限的场景、人和事，而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乡愁的所指则是抽象、模糊的意象，或者说是概念上的、象征性的，它并不一定有具体的实指对象。因此有学者认为，如果说传统怀旧是在寻找乡愁，那么，现代怀旧却正是乡愁本身。
二、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乡愁
伴随着全球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现代生产交往方式的日益扩展和相互渗透，这种从欧洲发端的资本主义生产交往方式，逐渐以同心圆的方式向外扩展，并通过无形的手影响着全球政治生活和文化价值取向。这是一种地域性因素压倒另一种地域性因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的思维空间、精神与民族心理等都发生着微妙的相应变化。
对于参与全球化的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在来势凶猛的西方强势文化的面前，短时间内还来不及多想，“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似乎原来熟悉的、习以为常的一切规范都要受到西方的影响与冲击，都要被全球资本的消费逻辑格式化而重新编码。在剧烈而快速的时空置换中，正如美国学者斯诺所说，本世纪以前“‘社会变化’慢到一个人一辈子都看不出来什么。现在，变化的速度已经提高到我们的想象力跟不上的程度。旧的文化习惯的被迫断裂和在新的生存方式面前的生疏与不适感，带给人们的震动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在前全球化时代，由于传统的生产方式和落后的交通工具的限制，人们之间的联系只能是建立在自然血缘关系和狭隘地域统治，服从宗族关系基础上的“地方性联系”，“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而在全球化之世界性交往普遍化的状态下，由于市场经济固有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性、变动性、功利性特征，人们的存在已经是“世界历史陛而非地域性的存在。例如，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大量的农民从世代生息的土地中剥离出来，背井离乡，四处奔波；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口在全球无声地流动、游走。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文学引以自豪的诗意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书写已经被挤到了边缘，呈逐步衰减之势；象征着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城市文化形态已然成为主流。这一生存悖论使得这个时代的人们的乡愁更为浓烈和真切。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无情地敲碎了中国人向来自我感觉良好的“天朝大国”之文化心态。被迫进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之后，我们才发现，不仅自己的文化只是世界文化家族中的普通一员，而且由于超长期的自我封闭和超强度的自我一体化，我们自己的文化确实已经远不如某些他者文化那般富有活力和魅力。由是，中西之间呈现的土与洋、旧与新、落后与先进之别，不仅具有事实差异的描述性意义，而且也同时有了文化比较的价值评价意味。此后，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开始失去了往日的从容和平衡，而有了痛苦、失落、焦虑的负面体验；自大与自卑两种极端的心理在此情形下得以同时产生。一概排斥外来文化、固守传统，以及崇洋媚外、“全盘西化”的心理似乎成为近代以降许多中国人无法抗拒的时代潮流。事实上，自近代以来，以西方文化为榜样的文化激进主义和以唯传统文化是尊的文化保守主义两种对立的声音在我国从来就未断绝过；即便是走“第三条道路”的中西文化“结合论”的思路，也常常因为难以在彼此之间掌握好分寸而左右为难。卷入潮流常使人身不由己，而在潮流中沉浸既久又让人顿生进退失据、无家可归的伤感，这或可谓之现代性文化乡愁的表征之一种。而令人伤感的是，我们不是自觉自愿地而是带着许多无奈、牵挂、甚至怨恨而被迫“离家”出走的。时至今日，当我们发现(抑或受人提醒)自己的离家出走有可能踏上一条不归之路，可能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亲近我们的家园时，我们便会禁不住驻足回首，遥望身后那渐去渐远、变得越来越模糊的家园风景。在此意义上，马尔科姆·蔡斯和克里斯托弗·萧在《怀旧的不同层面》一文中认为：“怀旧是现代性的一个特征；它同时为确定性和解构提供肥沃的土壤，它是对现代性中的文化冲突的一种反应。
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全球化中的文化乡愁具有本民族的体温。换言之，中国人的文化乡愁尤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究其原因大概是：
第一，由于长期处在封建农耕文明时代，中国人天然有着深深的恋家情结和乡土情结。家乡、故乡的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根敏感神经，它如同一只无形的手始终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行为，归拢着中国传统的长幼亲情，形成整个民族共同的心理趋向。“家”通常被视为生命的本源，所以中国人常常是安土重迁、故土难离。游子思归、落叶归根、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最深切、最浓郁、最真挚的一种“恋家”情结。正是这种恋家的情结，牵引着一代又一代游子思乡的神经。
第二，中国人由于具有厚重的乡土意识，所以常常是身在外而心在“家”，出门“在外”的“孤儿心态”或是边缘心态比较明显，更易体验到异域文化的陌生感和生存的痛楚感。一方面失去与家乡、亲友的联系，失去了旧有的文化依凭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又感觉自己在新环境里无助无望，原有的自我意识在新环境中得不到认同与赞许，就会产生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空间距离等方面的疏离感和漂泊感。
第三，相比起其他民族，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形成了愈益强大的内聚性，海内外炎黄子孙对文化寻根的愿望非常执著。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文化身份”的确认是人的一个内在行为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域外华人，由于所处的特殊环境，这种确认就显得更为重要，文化寻根就是要确定“文化身份”，所以对他们而言，故土不仅仅是一种地域上的归属，还是一种文化归属。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乡愁也变得更为厚重和悠远。
三、以理性的心态面对全球化中的文化乡愁
从其效果上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全球化背景中的现代文化乡愁与传统怀旧相比，它所指涉的范围更为深广，显然拓宽了后者的视域而具备了开阔的历史跨度。现代怀旧通过对过去的重构和再造，作为一种“疗伤”或“修复”的手段，不自觉承担起了对人类所遭受的文化伤害的“救赎”与抚慰功能，真正体现了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在真实与想象之间的文化冲突。所以，怀旧心理可被看做是现代人要求把握现实、防止自我在虚幻和迷茫中自我迷失，与现代性对立的一种批判力量；其实质是对现代性为自然和传统“祛魅”过程的对抗和逆转，即生态主义所倡导的“复魅”，以恢复大自然的神奇性、神圣性和潜在的审美性。
但是，任何事物的合理性都是有其限度的，我们也不可过分地高估文化乡愁的意义。一方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怀旧主要体现为回归的姿态，它可以是而且应该是一种人类普遍的“望乡”现象。怀旧能够产生一种必要的反思作用，有助于人类总结经验，及时地调节前进的方向和坐标。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觉察到，在某种意义上文化乡愁与怀旧乃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躲避和逃遁，它把我们所不想回忆的痛苦和压抑置于意识的底部而隐藏、忘却了，以致我们自己永远不会再想起；同时，它又把我们过去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大大强化了、美化了，过去被赋予了一种温暖的激情、甜蜜的忧伤、神圣的价值和绝对的善，以致人们把自己营造的回忆当做历史的真实，其实过去未必就真的那么美好。因此，就文化乡愁、怀旧本身来说，在怀旧中寻找童稚与宁静本无可厚非，但要防止这一情绪的过度泛化而带来的消极性后果。
那么，究竟如何解决现代文化乡愁情结呢?在笔者看来，当前我们应该注意一下几点问题。
首先，必须顺应时代潮流，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进程客观规律的角度来认识问题。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发生发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它是人类社会历史领域中多种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合力”的结果。全球化反映了西方掠夺性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其实质就是西方大垄断资本企图凭借经济实力逐步控制全球经济。当前，资本向全球扩张，“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然是世界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并且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破天荒地真正成为全球的抽象，而脱离了其特定的欧洲历史渊源。依照文化传播理论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就像在地球上水往低处流一样。许多学者认为，各种文化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以及文化传播的这种趋势，决定了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所以，我们要认清、承认这一现实。
其次，要以自信、健康的心态，大胆地与世界各国文化进行交往和交流。无论中西文化，还是南北文化，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写道：“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摹拟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亦效仿拜占庭帝国。”从罗素简短的历史概括中可以看出，文化的借鉴是先进文化兴盛和发展的必由之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寻求自己的发展，都必须有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学习。常言道“有容乃大”，一种文化的容纳能力取决于它对其他文化的接纳程度和给予其他文化多大的空间，而文化容纳空间的大小又与这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所持的态度密不可分。在“全球化”时代，健康的文化心态和开放的文化视野对每个国家都至关重要。文化上的各种中心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与全球化是不和谐的引。
了解家乡文化的意义范文篇3
关键词：乡村文化建设；导向功能；爱民固边；社会稳定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4-0077-02
建设平安、和谐边境乡村，首先要加强边境地区的乡村文化建设。加强边境地区乡村文化建设，既是丰富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文化生活，提高少数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措施，也是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的需要。爱民固边战略中的乡村文化建设的导向功能，是在爱民固边战略实施中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边境地区民族文化建设，使边境地区群众树立正确的农村精神文化生活导向，强化中华文化认同，维护边境地区社会稳定。
一、爱民固边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对社会稳定的思想导向功能
爱民固边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对于边境地区社会稳定的思想导向功能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要重视发挥文化的宣传、教化作用，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凝聚全民族的奋斗力量，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和精神品格。爱民固边战略中的乡村文化建设，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价值观，促进社会形成公平、互助和和谐的主导型价值观。
爱民固边战略实施中应结合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积极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要以提高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为主线，反对任何形式的孤芳自赏，使祖国的边防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要满足边境地区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其政治意识、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是核心。边境地区由于受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基础设施等条件的影响和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地方政府财政投入很难满足边境地区乡村文化建设的需求。
公安边防部门在爱民固边战略实施中通过乡镇综合文化站、村文化室、广播电视村村通、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等文化建设对边境地区群众普及法律知识，使其知法懂法，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通过加强民主政治教育、思想道德宣传和普及法律知识来提高边境地区群众的政治意识、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农村现代化的各项研究越来越表明政治文化在政治稳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边境地区群众文化水平特别是政治意识的提高，对于增强辨别政治是非的能力，提高参与政治生活的民主和责任意识，增强报效祖国和人民，维护国家尊严、荣誉和利益的意识，提高政治觉悟，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激励作用。
公安边防部门从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入手，通过舞蹈队、秧歌队、锣鼓队、农民诗社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通过农民书屋、文化广场、村民公约、村民文明生活歌等多种途径，对村民进行宣传、教育、引导，增强其参与政治生活的意识、依法行使权利和义务的意识。村民政治意识、思想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提高有力地提升了边境农村的文明水平，巩固了党在边境地区农村社会的思想文化阵地，维护了边境地区社会的稳定。
二、爱民固边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对社会稳定的行为导向功能
爱民固边战略中的乡村文化建设对社会稳定的行为导向功能表现为能够有效缓解和避免民族文化冲突，强化中华文化认同，重视发展民族文化，构建边境地区社会主义文化安全战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边境地区多是少数民族世代居住的聚居地区，这些地区往往经济落后而文化资源却极为丰富。“兴边富民行动”、“爱民固边”等就是在承认这种现状的基础上，通过乡村文化教育进行宣传和引导，发展地域经济和地域文化，大力加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使边境地区群众不断地接触并深受本国文化影响，从而逐渐培养其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使边境地区的群众生活逐渐富足，实现边境地区的长治久安和世代繁荣。边境民族地区文化冲突根源之一就是行为上的文化偏见和排斥。公安边防部门在乡村文化建设中，运用良好的行为标准对边境地区农民进行引导和规范。
其一，缓解和避免民族文化冲突，强化中华文化认同。由于民族文化差异而导致的文化冲突与碰撞，已成为影响民族地区乃至我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2]。爱民固边战略中的乡村文化建设，要积极引导群众正确认识和对待个人利益，缓解和消除群众间因差别、摩擦、矛盾和隔阂引起的离散和不稳定现象，缓解与避免民族文化冲突，强化中华文化认同。公安边防部门在乡村文化建设中要通过整合优秀的民族文化基因，强化中华文化认同，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协作的人际关系，化解利益矛盾，形成和谐的利益关系，增强人们之间的亲和力和融合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边境地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爱民固边战略中的乡村文化建设要发展地域民族文化，缓解与避免文化冲突，强化中华文化认同。民族凝聚力来源于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中华文化是维系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和民族凝聚力的不竭源泉。文化认同是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稳定器，是边疆多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因素[3]。维护国家利益，捍卫国家和尊严；具有强烈的“国荣我荣”、“国辱我辱”的忧患意识等是文化认同的表现。文化认同是联结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纽带和桥梁。在文化认同这种强力精神黏合剂的作用下，民族的归属感、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和个人的献身精神结合成为一种独特的精神联合系统，促进社会的稳定[4]。
其二，重视发展民族文化，提高边境地区群众文化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团结合作、凝聚民心、振奋民族精神、强化民族认同感具有重要作用。解决边境地区的贫困问题，其中一条途径就是要发展民族文化，要通过文化教育依托培养群众自我发展的意识和能力，提高其人力资本的文化素质，促使他们早日走向富裕和彻底解决温饱问题，并最终实现边境地区社会的和谐持续稳定发展。这也是最终解决“”和“”问题的重要手段。爱民固边战略中的乡村文化建设通过发展边境地区民族文化建设，整合优秀的民族文化基因，规模推出文化精品，拓展中华民族文化，增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聚合力。具体体现为努力发掘民族文化资源，推进文化建设，使文化充分体现出凝聚、整合、规范农村群众心理和行为的功能。树立文化自信，为新农村建设注入新活力。文化的挖掘、保护、开发、弘扬有利于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自觉，为新农村建设保驾护航。通过加强民族文化建设、搭建不同层次的交流平台，促进了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加深了边境地区群众的相互了解，达到增进友谊、扩大共识、增强互信的目的，增强了党在边境民族地区的亲和力与向心力，激发了群众的创造力，有力地促进了新农村建设。推进文化自强，为新农村建设强本固基。文化交流与合作能够将边境地区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优势经济资源，带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文化认同是实现多元文化和谐相处的现实有效的途径。爱民固边战略中的乡村文化建设通过整合优秀的民族文化基因，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协作的人际关系，化解利益矛盾，形成和谐的利益关系，增强人们之间的亲和力和融合力，促进边境地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强化中华文化认同，整合民族优秀文化，从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群众关于共同利益的认识，有助于边境地区群众正确看待我国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利益矛盾，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的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文化素质，整合中华民族文化资源，进而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促进边境地区的社会和谐与稳定发展。
其三，有利于构建边境地区社会主义文化安全战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族地区民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发生了较大变化，对民族地区的文化安全造成了挑战。加强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构建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文化安全战略，是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政治保证。刘绍卫提出了构建边境地区社会主义文化安全战略的对策，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引领和整合社会文化多样化；建立跨文化交往的理性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建立文化管理新机制[5]。
三、结束语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标志，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民族凝聚力、创新力和发展力的基础。爱民固边战略中的乡村文化建设通过优秀思想文化和良好行为引导着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爱民固边战略中的乡村文化建设，需要边境地区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积极配合，勇于面对民族文化差异的现实，善于解决民族文化冲突，注重继承和弘扬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优秀思想导向功能促进边境地区群众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的政治意识、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满足其精神文化需求；规范行为意识，整合优秀的民族文化基因，缓解和消除群众间差别、摩擦、矛盾和隔阂现象，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积极协作的人际关系，构建边境地区社会主义文化安全战略，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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