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法律意识(收集3篇)
缺乏法律意识范文篇1
目前城管执法依据的是国务院《行政处罚法》，第16条规定经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是否行使行政处罚权。规定虽然创新了我国法律授权行政机关设定行政职权的立法实践，但地方政府可自行设立城管机构，意味着立法机关主动放弃并丧失对行政权力设定的控制，客观上造成城管政出多门，也造成城管主体针对性法律教育缺失。与西方国家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演化模式不同，我国处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转型期，法律变革具有自上而下推进特点，这似乎是对我国人治传统的继承，却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的特点。法律教育缺失不是没有法律条文，而在于法律文化意识缺失。法律文化意识是人内心深处对法律的尊重、敬畏和信任，法律文化意识在行为人接受法律教育过程中潜移默化而成。法律缺位扭曲或淡薄法律文化意识，成为城管主体法律教育先天缺失的原因。其次，城管执法队伍建设起步晚，成员学历低、专业法律知识欠缺、接受法律再教育基础差、法律学习自觉性和积极性不够。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城管队员个人对法律文化意识的漠视。主体行为人没有执法前的系统法律专业学习和基本执法素质培训；也没有执法后主动法律再学习。城管主体忽视执法教育、执法教育监督、执法教育保障、执法教育考核等制度，使得城管执法队伍文化上缺乏接受法律教育基础、理论上缺乏法律教育主动、政治上缺乏法律教育保障、方法上缺乏法律教育手段、思想上缺乏法律教育心态。城管人员疏于法律学习，不主动接受法律文化思想教育，是城管主体法律教育后天缺失的原因。城管主体法律自觉的缺失原因表现为：从法律文化意识理论层面说，城管不仅行使行政处罚权、行政检查权，还可以行使行政强制权。众所周知，行政检查权是行政处罚权的前提，没有行政检查权无法行使行政处罚权。城管行使行政强制权于法无据，因此缺乏其他相应强势权力部门的支持与配合。处于城管一线的城管却游离在城市强势权力部门之间：管理商业经营活动，有工商、税务管理；管理行政执法，有纪检系统、法院系统和检察系统机构；管理治安、刑事、涉外，有公安、国安、交警或武警。
城市范围内，城管似乎都可以管，而管理权重与威信却处于城市整体管理执法末位。城管执法权力、执法地位、执法力度、执法威信与其城管重要性不相符，使城管主体人陷入执法悖论：城管工作首当其冲，却位列城市各部门之末。工作重要性、管理权重与实际威信的反差，是法律文化意识视角下城管行为人缺失法律自觉的内在原因。从法律文化意识实践层面说，城市综合执法管理应注意与社会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融洽、互动、对接与和谐，使法律有可操作性、实效性和可接受性。但是，城管招募人员时设置的法律专业知识考核、法律从业资格条件，与工商、税务、公安、国安、法院、检察、武警、交警或其他公务员部门招募标准不同，后者有严格专业控制。前者准入制和统一性背离，便没有可操作性。城管法律自觉性受到压抑，执法不作为或乱作为，是法律文化意识视角下城管行为人缺失法律自觉性的外在原因。内在与外在两个原因，造成城管主体法律自觉性的缺失。城管主体法律执行力缺失的原因表现，在于城管法律制度不全和法律文化意识文化建设乏力。如前所述，法律制度不全是指城管执法实践中主体并无专门法律可依。除开《行政处罚法》外，只有1992年5月20日国务院第104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1994年7月5日第八届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文件的个别条文可作依据。从1997年全国首个城管综合执法试点到目前没有专门城管法律问世，执法紧迫性、复杂性与法律性缺失，助长城管执法的随意性和简单性，导致执法底气不足、法律文化意识淡薄，是客观上城管主体法律执行力缺失的原因。法律文化意识文化建设乏力是指在城管实践中，社会法律文化意识形态形成的缺位对国家法制产生的消极影响。社会法律文化意识形态对执法行为人的正确执法、公正执法有决定性作用。我国计划经济和造成社会法律文化意识形态扭曲或建设的空白，明显表现为法律文化意识培育薄弱。城管主体法律执行力缺失源于法律文化意识培育乏力。城管执法主体法律教育、法律自觉性、法律执行力缺失不能单靠文件学习。相反，要探求法律文化本源，在传统城市理念和传统城管执法内涵方面进行变革。
二、传统城市理念和传统城管执法内涵的根本变革
传统城市综合执法理念和传统城市综合执法内涵的变革，要侧重在建设可继承的、可持续发展的华夏民族法的传统精神和法律文化意识形态，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法的优越性，在传统城市管理理念和传统城市管理内涵做出根本变革。城管主体应优化城市物质资源配置，在严格执法中以顺应民生，帮助失地农民、或其他从事零售业、服务业的自然人在城市站稳脚根，发挥积极作用；明白堵塞不如开导的道理，维持比法律条文更重要的法律文化意识的普世价值。传统城管执法内涵的根本改变要通过增强法制教育，确立法律文化意识是城管重要内涵。改变传统城管执法观念，就可以改变传统城管主体的传统执法内涵。要从社会可持续发展观点入手，大力创新城管主体法律文化意识及执法内容。司马迁在《酷吏列传序》曾引用孔子话：“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政治与刑法有一定功效，但不是法治目的，更不是城管执法目的。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曾说的“礼禁未然之前，法施未然之后”，是法律文化意识重要内涵。法的作用直接、强制；礼作为人内心深处潜移默化的法治教化，虽然不像法明显，但法律文化意识教化性远比执法处罚强烈。在法律文化意识上，要突出民生、民权；在法律文化人格上，要先尊重民生、民权。预防，不是惩处，才是法律文化意识存在的意义。生存权有社会权性质，也有自由权成分，不受国家任意干预的权力，若国家任意限制公民自由权，公民生存权必然被剥夺。所以孔子主张“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才是法制的根本。
城管执法纠纷多关键在于法律文化意识理解不到位。执法部门只有悍卫、拓宽民众生存空间，才是城管执法内涵的根本变革。法制保障人民权益，执法增加民主监督以保障生存权的法制程序。用实体法和程序法保证城管正确行使执法权。在执法中避免不正之风，纠正、处罚有损执法队伍形象的任何行为。从法律本源出发，创新城管主体法律文化意识及法律行为内涵。倡导换位思考，倡导与城管相对行为人的利益交集，实现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我国1991年《法的传统精神或法律文化意识状况白皮书》强调生存权是首要的法的传统精神或法律文化意识：“没有生存权，其他一切法的传统精神或法律文化意识均无从谈起”。城管综合执法贯彻服务型政府理念自然能够服务民生、尊崇法律文化意识、以疏代堵的城管内涵。城管相对行为人的城管执法约束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或刑事案件，城管相对行为人公物权违反需要法律法规教育，更需要帮助与扶持。这样，公物违反行为会减少，公物违反典型案列也会有效处理，这意味着城市综合执法管理充满法律文化意识形态正能量。
三、结语
缺乏法律意识范文篇2
关键词：经济法课程改革会计学
湖北民族学院校级重点教研项目”基于应用能力培养的经管类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研究”（编号：2013JYZ15）;
湖北民族学院校级一般教研项目“民族地区地方院校法学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编号：2013JY026）。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法律法规逐步健全，经济法对赋予社会经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社会对既懂经济又懂法律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为此，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必须坚持以市场经济需求为导向、培养高素质的经济型、复合型会计人才为教学目标。然而，我国当前会计学专业经济法教学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如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教学内容缺乏、考试方法缺乏合理性、教师专业知识的缺失等等。然而，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会计学专业教学目标的实现、人才的培养都有极大的阻碍作用。因此，为了不断优化会计学学生在实践中的应用能力，提高教学效果，就必须深化会计学课程教学改革，在教学中夯实基础知识，以满足学生在日后考证、就业和职称提升的需要。
一、会计学专业“经济法”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
经济法课程本身是一门实用性、实践性很强的一门课程。然而，当前很多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让学生对经济法课程的学习存在很多误区。首先，传统的教学方法过分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实践能力的培养。在课堂上，老师是教学的中心和主体，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在这种应试教育的体制下，老师忽略了给予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独立意思表示的机会，忽视了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容易让学生把经济法看成是一门枯燥无味的课程，失去学习的积极性。其次，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在法律法规的介绍中引入的很多案例比较陈旧，要么是与最新修改的法律法规不符，缺乏针对性，要么是与当前的经济形势不符，缺乏时效性。最后，老师在教学工具的应用上缺乏创新性。很多教师不能与时俱进，不能有效地把教授、板书、多媒体、以及互联网有机的结合，教学方式单一。
（二）教学内容缺乏针对性
会计学是一门实用性、操作性很强的专业。而经济法是会计学专业必修基础课程。当前，经济法教学内容普片缺乏针对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学章节缺乏针对性。目前，经济法还没有集中于一部法典型的规范性文件中，而是散见于大量经济法规之中。经济法教学内容主要集中在民法和商法中，民法主要包括基本民事法律制度、物权法、合同法，商法主要包括合伙企业法、公司法、证券法、企业破产法和票据法，除此之外，还有经济法相关法律制度。所以，从教学内容上看，经济法包含的内容太多、太广。然而，在有限的课时下，老师不可能把所有章节都面面俱到，需要选择性地讲解，因此，老师在章节的选择上可能参差不齐，随意性较大，特别是对会计学专业缺乏针对性。第二，章节里的内容缺乏针对性。经济法每一章的内容都有一个特点，即内容多、杂、细。学生在初学时很难全面的掌握所有知识点，更难理清知识之间的联系。结果很多学生对章节的内容的认识什么都想学，但就是不知道学什么;什么都学了，但什么都没有学到。经济法教学缺乏针对性和目的性对学生现在的学习、以后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隐患。第三，学生在学习经济法时在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上都体现出不足，尤其是对法律法规的理解只能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上，无法把经济法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现实结合起来，无法活学活用。
（三）考试方法缺乏合理性
当前我国很多高校学生期末考试评定成绩的方式是期末考试卷面成绩（70%）和平时成绩（30%）组成，经济法也不例外。这套成绩评定方法对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的积极性都会产生很多弊端。由于很多学生对经济法的学习方法都存在着误区，认为经济法只是一些法律条文，只要把它记住就可以了。然而，期末考试卷面成绩占比达到了70%，导致很多学生为了考及格，就在考前临时抱佛脚，通过死记硬背记住相关的法律条文，而对其内含根本没有理解到，更别谈运用法律条文来分析现实经济主体的法律纠纷。虽然平时成绩占比30%，但很多老师是仅依据学生的出勤情况来决定平时成绩，而忽略了学生课堂上的积极参与讨论，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结果导致很多学生是为了上课而上课，只要老师点名到了，平时成绩就有了，至于在课堂上能不能学到知识，很多学生并不在乎。所以，在当前这套成绩评定体系下，对学生学习经济法的积极性和培养学生实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有很大的伤害。
（四）教师专业知识的缺失
经济法是经济学和法学两大学科的交叉学科。由于会计学专业经济法教学与法学专业经济法教学有着本质的区别，故在教学中就很难两全其美。从事法学研究的老师因会计学专业知识的欠缺，很难把法融入到实际的经济问题中去分析;而从事会计学研究的老师因为法学知识的欠缺，在经济法的讲授中可能会出现法理知识不足、法学知识深度不够等问题，让学生对经济法的认识缺乏深度。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是因为教师专业知识的欠缺而影响到了教学效果。
二、会计学经济法教学的改革思路
（一）采用多种形式的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又称为个案研究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引导学生分析和研究具体案例，掌握分析问题的原理，进行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教学方法。这一教学方法通过案例向学生展示生活中真实的情景，让其针对案例进行认知、思考、分析和发表自己的看法，将原本抽象的理论、概念，具体化、形象化，且提高学生综合运用、逻辑思维和口头表达等素质。[1]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注意：第一，选择的案例要贴切。老师在选择案例时需要结合某个章节，或者某一个知识点的含义需要来选择，案例要具有代表性、针对性和启发性，能帮助学生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第二，选择的案例要新颖。老师可以从分利用互联网、电视等途径，选择当前的热点、重点、经典案例，这样既能提高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当前热点问题，又能大大提高学习的积极性。第三，案例分析要注重讨论和总结。在讨论过程中，老师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鼓励学生积极做出意思表示、相互辩讨。同时，让学生明白，在课堂上讨论结果不是最主要的、讨论过程才是最宝贵的，不要怕出错，错了通过讨论明白自己错在什么地方，然后予以纠正，才能真正提高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充分发挥老师的引导作用和主导地位。老师要要求学生围绕讨论的主题，不能偏离主题;当学生发现分歧或讨论结束，老师需要对上述讨论进行梳理和总结，并根据相关法律得出正确结论，以实现预期的案例讨论教学效果。
（二）经济法教学与资格证书考试相融合
在新常态下，社会更需要既懂经济、又懂法律的复合型人才。在现有实践教学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对于会计专业而言，为了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就需要老师在经济法教学中中，既要夯实基础知识，又要注重资格证书考试（会计从业资格证、助理会计师、中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等等）。经济法教学与资格证书考试融合并不意味着经济法教学是以通过资格证书考试为目的，而是以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满足社会需求的会计专业人才为目标，以资格证书考试为风向标，注重拓展学生的经济法律知识面，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资格证书考试从某个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对会计学专业人才能力和素质的要求，学生参加各类资格证书考试既能检验自己的实际水平，以便为自己制定切实可行的学习计划和目标，同时也为将来职业的发展和职称的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三）加强考试改革，实现多元化的考评模式
改变过去重考试，轻平时训练的现状。很多学校学生的期评成绩来源于平时成绩（30%）和期末考试（70%），期末考试卷面成绩仍占绝大部分，很多学生忽视平时的训练，仅通过期末考前的复习也能通过考试，为此，应积极加强考试改革，实现多元化的考评模式。首先加强考试改革。通过应经计算机考试系统，实现考试无纸化和试卷差异化，改变过去期末考试学生同一张试卷定成绩的局面，降低考试作弊的概率。其次，实现多元化的考评模式。降低期末考试在期评考试中的比例，提高平时上课的表现和出勤率所占的比例，比如采用期评成绩=期末考试（50%）+上课表现（30%）+出勤（20%）。把平时学生上课的表现成绩引入到期末考试成绩中，可以大大地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再次，试卷题目设计改革。降低单纯记忆性的试题比例，增加案例分析的试题比例;减低客观题的比例，增加主观题的比例。把期末考试试题与相关资格证书考试试题看齐，经济法把期末考试办成为检验学生实际理解能力和应用能力的考试。
（四）提高教师专业知识
要提高会计学专业经济法的教学效果就必须提高老师的相关专业知识。无论是会计学专业的老师，还是法学专业的老师，要上好经济法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素养。法学专业的老师需要学习会计、税法、财务管理、风险管理，以及票据等相关专业知识，同时时刻关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时刻训练自己把法学知识融入到经济问题中，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以便在实际教学中能结合相关法学知识分析当前经济热点，提高教学的效果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会计学专业的老师也需要不断自学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是民法和商法，以提高自身的法律理论功底。同时，时刻关注经济法的修改，以便把最新的法律法规融入到经济问题中，促进学生对经济专业知识的理解。另一方面，科研和教学相结合。通过申报经济法相关的教研课题，深入研究经济法研究，明确教学目标、改善教学方法、准确教学定位、增强教师教学能力、提高教学效果。
总之，培育“懂经济、懂管理、懂法律”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是21世纪国家经济建设的客观需要，为了培育这类人才是一个系统化、长期化的过程，需要我们教学工作者在一线的教学工作中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
参考文献：
[1]梁静.民办高校经管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法问题探讨[J].新课程研究，2014（10）：93-94
缺乏法律意识范文篇3
关键词：农民工法律知识劳动力转移法制教育
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农民工面临的环境分析
（一）农民工转移前后面临不同的制度环境
由于城乡二元社会的分割和对立，农民工在转移前，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农村社会环境中。他们沿袭传统社会靠地域范围内的相关主体对风俗、道德、习惯、礼制、规约等非正式制度的普遍认可，靠宗法、血缘、情感、心理认同及社会舆论来维持和调控社会关系，基本不依赖或者较少依赖政府所提供的正式制度。这导致农民对国家正式法律制度掌握不够，法律知识欠缺，轻法、畏法、无诉意识还在很大的范围内盛行。而城市发展长期得到正式制度的倾斜，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法制化的过程，市民主动地学习法律并自觉地运用法律规范调节社会关系已经成为客观事实。城乡分割的这种制度安排，使农村劳动力在转移后面临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迫切需要对法律“补课”，以适应转移后的环境，迅速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
（二）农民工转移前后面对不同的经济环境
主动接触、自觉学习是增加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的根本途径。而主动接触的前提是人们对法律的需求，尤其是保护其经济利益的需求。农民工在转移前，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市场化程度低，经济关系简单，基本不需要或者很少需要国家法律制度来调节、保障其利益，农民就没有主动学习法律的动力。转移后，农民工一下投入了市场经济的洪流，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制经济，市场规则由法律规范来保障和调节。经济环境的变化，凸显出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外在的市场压力和农民工迫切转移的内在动力相结合提升了农民工增强法律意识的愿望。
（三）农民工转移时面临的工作环境
农民工工作不稳定，经常在城市和农村中徘徊流动。即使转移顺利，也可能在各个不同的城市之间奔波，工作不固定。而且他们数量庞大，年龄差异大，文化素质偏低，分布行业广、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相对较大，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这种特点使劳动力流出地在普法教育时很难对他们进行集中的教育，流入地又因为流动性太强难以保证参与率。这种两难境地，常使对农民工的普法宣传流于形式，难以落到实处，形成农民工普法的盲点和真空地带。
“公民的法律知识是现代法律观念的物质基础，它使得人们对法的性质、价值、功能和作用有一个科学的、正确的认识，并以此作为公众自觉守法、护法的知识基础”。通过法制宣传和教育，有助于增加农民的法律知识，提高其法律水平，增强其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达到自觉地遵守法律、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力转移的目的。
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
（一）影响到农村劳动力能否顺利转移
由于法律知识缺乏，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时，还是首先依赖于亲戚、朋友、熟人，信任情感化、伦理化与道德化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这种信任，农民在求职时对介绍人、职业中介和招聘单位减少了警惕，放弃了招聘资格、招聘手续等方面必要的法律审查。结果不断有农民遭遇虚假招工、非法招工，轻者以报名费、工作押金、保证金等方式被骗财骗物，严重的甚至人身安全都受到伤害。这使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产生巨大的疑虑，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正常转移。
（二）影响劳动合同签订和劳动权利和义务的履行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对于农民工来说，劳动合同不过是一纸文书，可有可无，找到工作意味着有活干，就可以赚到钱，而不问及由什么来界定他们在工作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谁来保障他们的工资和劳动的基本权益。由于没有签订合同，没有在合同中具体详细地规定农民工各种权益的行使方式、时间、违约责任等条件，结果，侵犯农民工权益的事情屡屡发生。
（三）影响转移后的生活状况
法律知识缺乏，使得农民工的报酬还经常被克扣、拖欠。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2006年调查显示，农民工被克扣过报酬的，占被调查农民工总数的两成、被拖欠过报酬的占被调查农民工数的两成。农民工不清楚相关法规，在签订劳动合同时也没有约定具体的支付方式，结果常被拖欠工资，使农民工生活陷于困境，也波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为讨薪采取极端方式也屡屡发生。打工难，讨薪更难，成为农民工的心声，成为阻碍农村劳动力顺利、持续转移的重要因素。
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使农民工劳动时间过长，身心健康受到严重伤害。我国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长时间超负荷的劳动使其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极大地损害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同时减少了农民工进修培训的时间，使其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难以得到提高，长期停留在重活、脏活、累活、难活、险活的范围之内。
转贴于
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使农民工生产和生活安全无保证。用人单位必须建立、健全劳动安全卫生制度，严格执行国家劳动安全卫生规程和标准，防止劳动过程中的事故，减少职业危害。但是，常有企业为了经济利益违反这些法规，而农民工为了保住饭碗，也听之任之，有的甚至帮助企业欺瞒有关机关的检查。由于缺乏劳动安全保障，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职业病的防范不理想，最终给自己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
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使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率低，缺乏保障。农民对各项社会保险的法规基本都不了解，认为只有工资才是自己劳动所得，缴付保险金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开支，很少把国家法律规定上缴的各项保险金作为自己的收益和基本权益。由于参加社会保险率低，农民在遭受损失和困难时只能自己默默承担，因此而致贫、返贫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四）影响到劳动力转移后农民工的职业稳定性
法律既是防御武器，也是自救自卫的武器。而农民工法律知识的缺乏、法律意识的低下，使其在正当权益遭受侵犯后，还是求助于自己最为便利的乡土资源，导致权益难以维护。据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2006年的调查显示，当农民工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固定岗位就业的农民工寻求法律援助的占18.34%，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寻求法律援助占16.92%，与用人单位自行协商解决、找亲友帮忙的还是占了很大比重，有部分农民工还选择了自己忍了或是向有关部门举报等。而且，依赖法律维权的时间、资金成本又太高，农民承担不了。在维权无门的情况下，一部分农民工选择退出打工潮。
（五）引发转移后一系列社会问题
一些文化技术水平低的农民长期在城市中找不到工作，或者找到工作又无法拿到报酬，或为了维权失去工作而流落城市街头，成为无业游民或贫民，给城市的治安、卫生、教育等管理工作带来了一系列困难。而法律知识缺乏加上经济上的贫困往往使其铤而走险，偷盗、抢劫等各种“自救式”犯罪活动也因此而生。农民工因为被拖欠工资、工伤等权益赔偿等引发各种突发事件，致使劳资冲突呈激化态势。
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农民工法制教育对策
（一）夯实农村基础教育并强化法律知识教育
首先，在基础教育阶段就要把法制教育纳入教学大纲，保证课程的安排落实，配备兼职或者专职的法律人员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使法制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个环节能得以落实。其次，农村学校法制教育要与农村社会的经济实际、生活实际紧密结合，帮助学生运用法律基本知识来正确认识和理解生活中各种现象和问题，使学生能学有所思、学有所用，并以自身的感触，来影响家庭其他成员。再次，要把教学的重点放在基本法律观念的培养上，通过对《宪法》、《民法》等基本法律的学习，促进青少年权利意识、契约观念、诉讼意识的形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意识来源。
（二）举办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专业法律培训
各级政府要健全针对劳动力转移的法律教育工作。首先，劳动力输入和输出政府都要针对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情况进行法制教育。其次，要始终注意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和优势，按职能分工，实行齐抓共管，协同行动。最后，建立劳动力流入和流出地的法律学习课程对接和交流转移制度，使农民工的法律学习能够通过信息系统的记录而转移，从而全面监控、保障学习过程，使农民工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得以切实提高。
（三）在农民工职业技术培训中渗透法制教育
我国农民工的职业技术教育逐渐发展起来并形成一定的规模。据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2006年的调查显示，有50.20%的农民工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农民工认可职业技术化教育，在其中渗透法制教育，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职业技术资源，向协同教育要效益。例如，在建筑技术、装潢设计的培训中增加《安全生产法》、《环境保护法》等内容，增加法律课程的内容和课时量，将技术课程和法律课程的内容衔接起来，使技术可行性和法律可行性结合起来，使农民工既体会到技术对找工作的意义，也懂得相关技术对自身安全、身体健康、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的影响，使劳动力的转移更加健康和稳定。
（四）加大针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
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把农民工列为法律援助的重点对象。以此为契机，应加强法律援助制度建设，建立农民工法律援助的长效机制。首先，应该健全专门针对农民的法律援助机构，为农民提供免费咨询和法律援助。比如，2007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以及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共同建立的“推动律师深入参与农民工法律援助”项目，在一年之内建立起覆盖21个省的工作站。这些针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项目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多层次、全方位地展开。其次，在资金保障上，建立由国家财政资金投入为主的法律援助基金，同时辅之以社会各界人士的慈善捐助和国际资金的援助。第三，建立农民法律援助信息系统，集中参与援助的法律专家和律师、典型案例、受援农民的相关情况、案件处理过程和结果，使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参与者有一个交流平台，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提高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真正帮农民工解决法律后顾之忧。
参考文献
1.杨明.中国公众法律知识水平现状之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