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案件法律程序(精选8篇)

离婚案件法律程序篇1

关键词：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案件执行

现结合工作实际谈一谈借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案件的执行，供大家参考。

一、借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案件的种类

（一）通过行政程序办理假离婚手续以逃避债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系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已有适当处理时，发给离婚证。”被执行人常常利用该条对夫妻共同财产处理规定的不明确，到办理离婚登记的机关办理假离婚，将夫妻共同财产转移给其配偶以逃避债务。如范某经销木材时，向王某借款五万元。两年后王某找范某索要此笔钱款，范某以没钱为借口不予偿还。为此王某到法院，王某虽然胜诉，但范某在法定期限内仍未主动履行，王某申请强制执行。当法院执行人员找到范某及其家属要求其按生效法律文书履行义务时，他们却说：“我们已在王某前到民政部门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财产及子女归女方所有，每月给付子女抚养费四百元，债务全部由男方承担。”经查双方离婚后始终一起吃住共同生活，即使在法院执行时，他们仍未分居。范某直言到：“就是为了逃避债务才离婚，他告我，我把财产都给女方，债务我自己承担，欠债是我个人行为，我没钱，法院能把我怎么样？要扣工资我每月给孩子四百元抚养费，剩下不到二百元，国家有规定，生活费不能还债，啥时有钱啥时还。”不难看出这就是通过行政程序办理假离婚手续以逃避债务的典型案例。

（二）通过诉讼程序办理假离婚手续以逃避债务

即夫妻双方到人民法院离婚，通过法庭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转移给无债务一方，目的是以合法形式达到逃避债务的非法目的。如李某申请执行崔某案，1994年5月30日，崔某通过李某从原德都县林业局物资经销站赊购两车皮桦木，价值人民币54，870、47元，崔某出具欠条。因到期崔某未付木材款，李某便向崔某索要，崔某于1994年10月25日给付木材款1，000、00元，余款一直未付。在此期间因销货单位催款，李某便将该笔木材款全部付清，后来李某因多次催要未果到法院。法院于1995年3月13日判决崔某给付李某拖欠木材款本金及利息共计人民币48，824、69元，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1995年4月9日，崔某之妻景某要求与崔某离婚，经法院调解，双方于1995年7月28日达成调解协议，主要财产房屋归景某所有，外债由崔某承担，实际上崔某与景某至今仍在一起生活，该离婚案法院已提起再审。

二、借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案件的认定

分清夫妻双方是真离婚还是假离婚至关重要，这是处理借夫妻离婚逃避债务案件的关键。如果夫妻双方确系因感情确已破裂而离婚，其财产分割不在本文所述。假离婚、债务人一方放弃债权，这是债务案件当事人经常惯用的逃避债务的方法。对法院来说首先要分清双方当事人是否是真离婚，什么情况下离婚，什么原因离婚，平素关系如何等等。判断夫妻双方是真离婚还是假离婚要从多方面调查。

（一）询问申请执行人。一般来说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比较了解被执行人的婚姻状况及家庭财产情况，是人民法院判断被执行人是否是借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案件的重要线索。但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有利害关系，对其提供的信息，执行人员应当慎重对待，结合其它信息综合分析；

（二）询问基层群众组织。居委会、村委会是群众基层性组织，他们最了解被执行人的婚姻状况、财产情况，且他们一般与被执行人无利害关系，提供的信息比较真实，是人民法院判断被执行人是否是借假离婚逃避债务案件的重要依靠力量；

（三）被执行人所在单位。

（四）被执行人的邻居。

（五）被执行人的亲友等等。

总之，认定被执行人是否借假离婚逃避债务要从多方面调查、综合分析。

三、借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案件的执行方法

（一）强制与教育相结合。对于执行借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的案件，执行人员应采取强制与教育相结合的方法。执行人员首先应做被执行人的思想工作，向被执行人宣传法律，指出法院认定其为假离婚的事实依据，以及借假离婚逃避债务的法律后果。借假离婚逃避债务案件原因复杂，有的是懂得一些法律知识，但对法律知识理解片面；有的是听信“行家”的指点；有的是目睹身边有借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成功的实例而效仿等等。所以执行人员应根据不同案件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好被执行人的思想工作。部分被执行人通过执行人员的思想工作，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自动履行法律义务。对于少数借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的被执行人，经执行人员多次教育仍拒不履行义务的，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第六项之规定对其采取强制措施。

（二）迳行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对于通过行政程序协议离婚的借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的案件，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可以迳行对其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依法采取查封、扣押等强制执行措施。对于为逃避债务夫妻双方在离婚登记机关协议离婚，将夫妻共同财产转移给无债务的一方，人民法院可否对其转移的财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问题。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不能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理由是：协议离婚时夫妻对夫妻共同财产处理的协议经行政机关认可，即具有法律效力，在行政机关未撤销离婚前，法院也无权对其转移的财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第二种观点认为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理由是：协议离婚时夫妻对夫妻共同财产的约定必须具有合法性，不得妨碍法定义务的正常履行，不得损害第三人利益，如双方为逃避债务的履行而约定将财产归一方，债务归另一方，使债权人无法实现债权的，这种约定不具有合法性，属无效约定，不具有法律效力，所以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可以迳行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司法实践中通过行政程序处理的离婚案件中，借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的大量存在，这给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当然，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建议行政机关撤销离婚的方式来处理。但是如果行政机关拒不撤销离婚，人民法院就很难办。因为夫妻双方是借假离婚逃避债务，任何一方均不可能就财产分割问题向人民法院提讼，第三人也无权提讼，无人诉讼，人民法院就无法对借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的案件进行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从《婚姻法》该条的立法宗旨看，夫妻双方离婚分割财产时应当先付清债务。所以笔者认为，在法律尚未规定通过行政程序协议离婚的借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的案件如何处理前，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借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应迳行对其转移的财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并告知利害关系人，如有异议可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间内就离婚案件的财产分割问题向人民法院提讼，如利害关系人未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间内提讼，人民法院可迳行执行；如利害关系人在指定期间内提讼，人民法院则应中止对该项财产的执行，等待裁决。这样既能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又能防止通过行政程序借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现象的发生。

离婚案件法律程序篇2

关键词:离婚　别居制度　别居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城乡的离婚案件出现了上升的趋势。根据有关调查,中国诉讼案件中,百分之八十为民事诉讼,民事诉讼又有将近一半是离婚诉讼,其中不乏很多是草率离婚。这不但是一种对生活不负责任的表现,也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针对这一现象,我国目前一些地方法院实行了“试离婚”的司法改革尝试,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所谓试离婚即指在婚姻当事人都同意离婚的情况下,不急于从法律上履行离婚的手续,在生活上真正“离开”对方一段时间,给婚姻一个缓冲区,让双方在远离婚姻生活的环境下,体验没有另一半的生活,同时也使双方能够对婚姻关系进行冷静反思,对他或她进行再认识。“试离婚”是一种准备性离婚,是对婚姻的一种主动性适应,而不是单纯被动接受离婚。它使婚姻主体重新冷静反思自己、正确审视对方,能有效地避免离婚的草率性。笔者认为,我国的婚姻法应该把“试离婚”制度合法化、制度化,避免现在这种“法无明文规定”,但司法实践却屡试不爽的尴尬局面。“试离婚”制度其实就是英美法系国家家庭婚姻法中的别居制度。

1　别居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国外立法实践

“别居”(Separation),是国家用以调整夫妻关系而规定的一项特别的法律制度,它依法院判决或夫妻双方协议而免除夫妻的同居义务,但婚姻关系并不因此解除。因此别居又被称为桌床离异或分床分食制。[1](P522)该项制度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是在教会法的禁止离婚主义之下为不堪共同生活的夫妻所设。在当时,夫妻关系即使恶化到不能共同生活的地步也不能离异,只能在有正当理由时,通过别居来免除同居义务。它是不准离婚的补救手段,是禁止离婚的缓解方法。

别居与离婚的区别主要有:(1)别居期间,婚姻关系仍处存续状态,双方只解除同居义务,双方不得另行结婚,否则构成重婚。离婚则完全解除婚姻关系,离婚后,双方均有再婚的权利;(2)别居期间夫妻仍负贞操义务,离婚后双方无此法律义务;(3)别居期间夫妻仍有相互扶养的义务,离婚后此义务完全消灭;(4)别居期间夫妻间仍有相互继承财产的权利,离婚后则无此权利。

别居与日常生活中出于主、客观原因的单纯性分居在法律性质上也是完全不同的。分居只是一种单纯的夫妻居住状态的反映与表述,在夫妻双方之间不产生新的法律关系。而别居则不同,夫妻之间能产生新的法律关系:首先,别居是一项正式的法律行为,产生变更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后果,使双方暂时或永久地解除同居的义务,但不解除婚姻关系。这是别居的主要效力和基本特征,多国婚姻法在这一点上均有规定。其次,许多国家规定别居后可以分割夫妻财产,但不丧失夫妻间的财产继承权。再次,一些国家还对别居后子女的抚养照顾问题作了规定。如法国、比利时规定为与离婚子女的后果相同。意大利则要求法庭应宣布子女由夫妻何方监管、抚养和教育。秘鲁规定法官在确定子女的照管问题时应注意不得切断子女同父母的联系。英、美等国还要求别居协议中往往规定有不得虐待子女以及子女的抚养、照管条款。

世界上最早在婚姻关系中明确规定了别居制度的法律是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2](P94)到目前为止,别居制度在多数西方国家已是一项较为成熟的婚姻法律制度。国际上甚至为此还制定了相关的条约,如《关于离婚和别居法律冲突与管辖权冲突的公约》、《关于承认离婚与别居的公约》。虽然各国有关别居制度的具体内容各有不同,但相同点有下列基本内容:(1)别居是离婚的主要依据。很多国家的离婚法把夫妻别居达到一定期限作为法定的离婚理由;(2)别居是离婚的准备阶段。有些国家规定夫妻必须先别居或实际别居,满一定时期才可判决离婚;(3)别居是构成遗弃配偶的一种形式。不间断地单方面别居达一定期限是构成遗弃的必要条件,而遗弃又是申请离婚的主要法定理由;(4)别居具有法律效力。别居的法律效力是解除夫妻同居义务,但不解除婚姻关系;(5)当事人申请别居应有法定理由。虽然各国规定的理由不相同,但当事人都须具备法定理由;(6)别居关系须正式形成。别居可经法院判决形成或经双方协议达成;(7)别居关系可以终止。别居既可因双方和解恢复共同生活而终止,也可因法院撤销或因法院改判离婚而终止。

综上所述,在现代国外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中,别居已不再是禁止离婚的变通手段,而是一种严格的法律制度,有明确的含义和具体的内容及其行为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即别居不是离婚,其婚姻关系仍存在,双方均不得再婚,如果任何一方在别居期间再婚、与他人同居或与第三方发生两性关系,则构成重婚或通奸行为,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2　我国设立别居制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分析

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律制度,没有规定别居制度,但是却有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调解制度。调解是我国离婚程序中的必经程序。调解程序对防止草率离婚,迅速解决婚姻纠纷起到较大的作用。然而,调解受调解员(法官)的知识、技能、经验等影响甚大,一个能说会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调解员可能会把“死亡”的婚姻调解“和好”。反之,一个口齿笨拙、缺乏洞察力的调解员则可能把未“死亡”的婚姻导向死亡。笔者认为,在我国设立别居制度则能很好地弥补上述调解中存在的任意性缺陷,且更具有合理性,对促进我国社会和谐有着重要意义:

第一,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国人对待离婚本身就有一种羞耻心,结婚自然是欢天喜地,离婚则是丢人败俗的一件事情。再加上复杂的诉讼程序,因此对于离婚,国人更是能免则免,即便婚姻的存续已非自己所希望,也委曲求全。[3]

别居制度的确立,给早已没有感情的夫妻双方创造了一种自然而然的、比较平和的结束婚姻的方式,既无需前往民政机关面对别人的白眼,也无需前往法院让别人处理自己的婚姻大事。一旦别居到达法定年限,只需要一份书面申请,无需开庭审理就可以结束失败的婚姻,给自己、也给对方一个重新开始新生活的机会,这不仅一举多得,而且更符合中国国情。

离婚案件法律程序篇3

【关键词】家事案件；家事诉讼程序；专门法庭；家事法官

家事案件即我国人民法院所称的婚姻案件、家庭案件、继承案件及其他亲属关系纠纷，主要包括亲属身份争议和以亲属身份为依据所生的财产争议两大类。家事案件，不仅数量占居了民事诉讼总量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其审理复杂而特殊。从世界范围观察，家事法院或家事法庭的普遍建立是20世纪四十年代末开始的司法改革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在主要 工业 化国家和地区，家事审判制度已相当成熟：家事法院或法庭，配备有兴趣并有特殊素质的法官、辅之以社会工作者和其他适合于此的专业人士，适用家事诉讼专门程序，全面系统地处理所有婚姻家庭 法律 事务，取得了较理想的社会法律效果。我国的家事审判尚未专门制度化。鉴于家事案件的特殊性，我国在司法改革过程中，有必要制定独立的家事审判程序法，在人民法院设立专职审理家事案件的家事审判庭乃至家庭法院，以更好地适应日益增大的家事案件司法审理需求，提高家事争议解决的司法效率和社会效果，同时更好地借助其他专业力量，多元化地解决家事争议，促进家庭和谐。

一、家事案件司法管辖与审理适度独立的依据和意义

从家事案件的特点、数量、价值追求、解决方式等方面考虑，将家事案件和普通民事案件分别管辖和审判，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和法律意义。

首先，家事案件具有高度人身属性。其权利义务争议不同于一般财产法上的利益争议。一方面，家事案件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婚姻家庭是传统伦理道德的主要载体之一。特定的亲属身份是主体相互之间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依据。婚姻家庭关系既是法律关系，又是伦理关系。而一般民事案件当事人之间不存在亲属身份，某种亲属身份即使有，也与彼此争议的财产利益无关。另一方面，家事案件当事人的心理较复杂，既希望解决纷争，又不愿意亲属关系因此交恶；既要求分清是非，又存在辈份、亲情等顾虑；既要求彻底查清事实真相公平处理纠纷，又不愿意过度公开个人、家庭、家族隐私，也不可能从此老死不相往来。家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和质量高低，关系到当事人及其家庭成员终生利益乃至数代人恩怨。为此，家庭案件的解决和司法审理，在时间、场合、方式、程序等方面有很高要求，又需要较大灵活性。

其次，家事诉讼程序与普通民事程序有所不同，具有自身特点。家事诉讼的法律政策定位和解决结果往往长久地影响社会生活。家事案件的裁判，不单纯以追求当事人孰是孰非为目的，而是重在调整人际关系，使当事人回复到生活常态。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公权会较多地干涉家事案件的解决，提供指导服务。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受到严格限制；在证据制度上。婚姻无效等凡涉及公共利益的家事争议，不限于当事人举证，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当事人未主张或提出的事项。而在一般民事诉讼中，法院严守不告不理原则。在有的国家或地区。公权力代表还会全程参与婚姻家庭案件的审理。受理家事案件的法院承担着为当事人提供指导和服务的职责，引导当事人相互谅解，尽可能促成当事人保留原有法律关系。通常需要同时适用诉讼程序与非诉讼手段。过多的举证、质证、辩论等攻防性诉讼活动容易激化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不利于争议的解决。鉴于家事诉讼的公益性、社会性和连带责任，德国、日本、英国、韩国等国家都制定了“家事事件程序法”，满足解决家事事件之需。

其三，家事诉讼程序独立，有利于调判结合化解家事争议，促进司法效率最大化。法院审理家庭争议时，除以裁决平息纠纷外，更要鼓励当事人通过协商、和解等方式化解争议。这需要很多的事前咨询和辅导；不得不裁决时，须着眼于家庭最大利益。调解集法、理、情于一体，能较好地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有效节省司法资源，是解决民事纠纷的最佳方式。法院应当依法加大家事诉讼的调解力度，引导当事人客观对待纠纷，最大限度地化解婚姻家庭纠纷。家事法庭或家事法院专司家事案件，配备熟悉这类案件并有丰富专业经验的专任法官，能够更有效地开展工作。高水平的家事法官，犹如家庭医师，对各种家庭情况有更全面了解，更容易获得当事人信任，有助于纠纷的调解和解决。专门化的固定审判机构，能更好地适应家事案件审理的需要，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和社会效果。

其四，有利于配置相关资源适应家事争议解决的特殊需求。家事范围广，法院审理家事案件，不只是在法律上分是非，而且涉及家庭人际关系相处、对生活的理解和态度等。当事人生活背景不同，对家事争议的理解和处置就不尽相同。家事法官。不仅需要法律专业知识，而且要求具备较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掌握调解技巧等，始能赢得当事人信任，使审理达成最适当效果。同时，家事案件涉及的心 理学 、社会学、社会保障与福利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若能配备相应专业机构或人员为法官提供专业辅助，纠纷解决成效将更优。家事诉讼程序独立化能够更好地整合相关资源，更合理妥当地解决家事争议。

二、域外独立的家事诉讼程序

鉴于家事案件的特殊性，德国、法国、英国、日本、韩国和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都制定有专门适用于家事诉讼的特别程序法。

在德国，家事诉讼属于特殊类型的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06条、第621条规定由家事法院专属管辖，适用该法第六编中的“家事事件程序”。“婚姻案件的一般规定，在许多方面与普通程序的规定不同”，家事案件实行不公开审理；某些情形下有经特别授权的律师强行介入；双方当事人应亲自参加听审，否则，须缴纳罚款，依照主流观点还可强制当事人到庭；如果婚姻关系有继续的希望，法院依职权可中止离婚程序；辩论主义受到了强烈抑制，双方当事人的处分权限受到限制。{1}德国强调应当对离婚案件和因离婚引发的特定的家事事件，在准许离婚申请的同时一并作出裁判。除婚姻案件以外的其他家事案件，大部分属于非讼事务。

日本的家事诉讼适用《人事诉讼程序法》和《家事审判法》。家事事件法定区分为两类：一是不经调解的案件，主要是有关选任监护人、认证遗嘱等诉讼争议较少但要求法院依职权介入的案件，当事人不服判决时，有权向高等法院实时抗告：再有不服，还可以向最高法院特别抗告。二是须经调解的案件，包括婚姻费用分担、离婚时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争议；认领、否认婚生子女等不许当事自由处分的身份关系为标的之争议案件；有关离婚、慰抚金等案件。不同类型案件在适用调解程序、当事人合意的效力、抗告等方面有较大区别。日本强调家事案件审理适用调解程序，对具有讼争性的家事事件，调解是审判的前置程序。家事调解由调解委员会执行，遵循非公开程序，促成当事人达成合意自主解决家事纠纷。随着社会变迁及价值观的多样化，家庭纷争增加，家庭自行解决争议的难度加大。1992年至1998年间，日本家事法院仅每年受理调解的家事案件在9万至11万。{2}。调解作为化解家事争议的重要手段，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英国《1973年婚姻诉讼法》和《1984年婚姻和家事诉讼法》专门适用于家事诉讼。《2003年法院法》第75条至第81条还赋权法院制定不同于民事程序的“家事诉讼程序规则”和提供“家事诉讼指导”，使“家事审判程序成为可接近的、公正的、有效的”。{3}尤其是离婚诉讼程序传统上很特别。离婚判决需经过附生效条件离婚判决和绝对判决两个阶段。当事人若有未成年子女，法院只有在认为未成年子女已有妥善安排的情形下才会制作和宣布绝对离婚判决。涉及儿童的案件，英国十分强调社会福利等相关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协助，为法院提供更有效的儿童福利服务。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家庭法逐步认可、支持和解程序，和解如今已成为英国家事诉讼程序的重要内容。英国法院认为，和解能帮助当事人挽救婚姻；修复当事人之间应有的良好关系，现实地理解和客观对待因离婚而生的法律后果；尤其在离婚诉讼初期，应当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方法激励当事人和解，特别在当事人有未成年子女时，和解对当事人和子女都很有益。{4}

在

四、构建

设立预先试行和解制度。在法官向当事人送达开庭传票之前，提请当事人尝试经法官的简单劝解和指导，实行和解。当事人未经开庭举证与质证，矛盾未经法庭对抗性程序激化，更有可能促成和解。法院向当事人签发试行和解通知，告知时间、地点，并要求当事人各方亲自出席。预先试行和解期限以30天为宜。试和解，尽量通过协商解决争议，又有可能免除了开庭以节约资源。

设立强制性调解制度。凡家事案件，除无明确被告或者被告缺席的以外，原则上均应先行调解；唯调解不成，才能裁判。司法调解是开庭后采取的协商解决纠纷的程序，是平息纠纷的有效途径。家事案件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通常不仅不能选择，而且不论当事人相互关系好坏，亲属身份往往是“终身制”。家事争议解决，不能单纯追求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非此即彼的裁判，而是通过法官的指导和专业帮助，找出婚姻家庭生活争议的原因，消除对立，使当事人的感情和心理得到疗伤，消除引发冲突的因素。调解是家事诉讼程序追求当事人福祉的一个要素。家事纠纷当事人心理不稳定，甚至陷于感情纷扰无法冷静思考。司法调解人际关系以安定当事人的情绪，向当事人传达正确信息，促使其客观应对纷争，在法律原则允许范围内自主作出判断，自主解决纷争，化解积怨，使当事人及相关人员在 经济 和精神两个层面上获得解脱，顺利回复生活常态，有利于双方长期和平相处。当事人合意达成的解决纷争方案，执行也易落实。

规范争讼程序。开庭期间，法庭对家事案件的庭审程序与普通民事案件的典型程序无大差异。不过，家事案件审理，因全程涉及个人隐私，应将不公开审理作为基本原则。只有当事人合意公开的，才能公开审理。如此，可以避免当事人双方将各自亲友团叫到法庭旁听，在法庭内外相互指责对峙，进一步恶化社会关系的情形发生。

设立非讼案件程序。当事人依法提出的请求，虽无争议，但须接受司法监督或须经司法裁定的，可以采用非讼程序予以解决。例如宣告失踪案件、宣告死告案件、确认亲子关系案件等情形，虽然也存在潜在的争讼可能，但是，被告不明确，争议尚未出现的，适用非讼程序处理，会比适用普通民事诉讼程序处理更简洁明了，效果也不会受到影响。

设立专业咨询和辅导机构，协助人民法院家事案件审理。家事案件涉及心理、社会学等多方面专业知识，家事案件涉及非法律的专业知识的，家事法官需要其他专业配合与协助。可考虑借鉴英国等外国成功经验，设立或指定若干相应公益机构，及时为当事人提供相关专业服务，配合法院审事家事案件，使家事案件的和解、调解和裁判更有效益。

2、设立家事法庭（院）应成为中国司法改革选项之一。在中国，为家事案件审理配置专门化司法组织机构，除了前述理由外，还有家事案件数量巨大、现行审判机构有可完善空间、提高司法效率等多方面考虑。

首先，巨大数量的家事案件要求配设独立的专门法庭。家事案件是我国民事司法上最大宗的案件类型，占民事案件总量的1/4左右比例。1998年至2002年间，经人民法院审理的离婚、抚养、赡养、扶养、继承和家庭财产分割案件共计678万件，比前五年上升了5％。{25}各级人民法院审结婚姻家庭、遗产继承纠纷案件，2003年为1266593件，占全国法院系统当年审结民事案件总数的26、2％。{26}2006年为1159437件，同比为21、8％。[1]很显然，现有知识产权等各专业法庭承担的工作量，均远远低于家事类案件。近20余年来，人民法院审理的离婚案件数量成倍增长。居高不下。在1980年为27、2万件的基础上，平均每年增长8、1％，到1999年已达119、9万件。虽然由于各种类型民事案件持续增多，离婚案件在民事案件总量中的比重每年减少近1个百分点，已从1/2下降到1/3左右，但是，人民法院审理的离婚案件数量在持续上升。{27}此外，解除非法同居关系等新型家事案件增加。这些情况对于司法改革中思考组织资源配置和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司法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设立家事法庭专理家事案件能够充分发挥调解程序的作用。调解是审理家事案件的重要的有效的方法。婚姻家庭矛盾通常是日积月累起来的，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由于当事人双方相互之间存在客观上不能割舍的血缘关系或者曾经在过的良好情感，当事人对于平和地解决家事争议的愿望和期待，较之一般民事争议更为强烈。在家事法庭中，职业和生活两方面经验均丰富的法官，通过建议、劝告、协商、谈判等调解活动，帮助转达善意和诚意，引导当事人克服心理障碍，梳理情绪，疏通感情，消除误会、化解恩仇。恢复亲情，能够解决大部分家事纠纷，重建和谐的家庭关系。相对于“裁判容易，了事难”，调解具有判决不可比拟的弹性和灵活度。

其三，民事法庭审理家事案件的现行机制存在不足。我国长期以来，家事案件统一由民事法庭审理，适用一般民事诉讼程式，对家庭案件的特殊性关注不够。尽管新中国以来的每一部婚姻法都坚持调解是裁判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然而，在民事庭统一审理的体制下，迫于结案压力等原因，调解未能发挥其应有作用。甚至常常流于形式。在司法实践中，家事案件被错误地视为“婆婆妈妈”的琐碎争议，许多民事法官不愿意主审家事案件，甚至不安心于担任家事法官。主持审理家事案件的许多法官，过于年轻、阅历浅，生活经验少，对婚姻家庭纠纷的理解和判断有时存在简单化倾向，调解工作缺乏耐心和技巧，难以获得当事人信任。有必要对现行法庭制度进行适当改良，以消除不利因素，更贴近实际解决纠纷。

其四，家事法庭专理婚姻家庭案件将有助于完善家事司法审判程序，提高质量。在中国，没有独立的家事诉讼程序法，婚姻家庭案件的审理适用《民事诉讼法》。但是，该法仅针对离婚诉讼有少数专门条款规定，完全未涉及其他类型家事案件。这反映了我国现行司法审判制度对家事案件的特殊性的漠视，对家事争议 规律 性的认识相当粗浅。主审家事案件的法官，更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家事争议解决专门训练。没有适当的程序保障，家事审判高质量也难以断论。因此，从充分发挥司法资源的效率出发，也有必要制定完整的家事诉讼程序，设立家事法庭（院），更好地服务于家事审判。

具体构建审理家事诉讼的专门机构，在设置上可先在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家事法庭，待经验成熟后，再设置独立的家事法院系统。根据我国家事案件由基层法院受理的规定，考虑方便诉讼原则，宜在基层人民法院普遍设立家事审判庭，依法审理第一审家事案件。针对家事案件上诉较多的现状，结合我国现行两审终审制，中级人民法院应设立家事审判庭，受理家事案件上诉的同时，受理重大复杂的家事案件、涉外家事案件的审理。中级人民法院设立家事审判庭，还有助于对基层人民法院审理家事案件的业务指导。高级人民法院设家事审判庭。虽然高级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家事案件的机会很少，但是，这种状况与其他类型民事案件的情形相似，且高级人民法院仍有机会受理由中级法院一审的家事上诉案件。高级法院担负着指导全省（直辖市、自治区）家事案件审理的职责，设立家事法庭有利更好地履行该职责。最高人民法院有必要设立家事法庭，不过该庭主要职责不在于审理个案，而是重在研究家事案件审理，为全国家事审判提供指导。高级法院、最高法院的家事法庭，通过审理家事案件、调查研究等，发现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或思路，引导下级法院家事法庭发挥其应有作用。家事法庭的管辖范围，主要是婚姻案件、涉及儿童权利的案件、亲属关系争议、监护权争议、基于婚姻财产制引发的财产争议、继承争议、家庭暴力案件等等。随着儿童权利保护的重视程度的提高，一切与儿童利益有关的争议，都可以纳入家庭法庭的管辖范围，由司法作出裁决。此外，家事审判庭的法官选任，除应考虑法律专业水平，应强调其具有较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善长于人际沟通等，还应适当考虑到法官的年龄。

总之，民事司法改革的目的，在于为当事人提供能够理解又能便捷利用的民事裁判制度，实现公正的司法救济。充分重视家事案件的特殊性，促进家事诉讼程序独立化，设置家事法庭及相应辅助组织，公正地、高效率地审结家事争议，止争息讼，是中国民事司法改革应考虑的步聚之一。

【注释】

[1]据统计，2006年中国内地法院系统审理民事案件共计5329069件。参见肖扬在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所做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 参考 文献 】

{1}{6}{8}奥特马·饶厄尼希、民事诉讼法（m）、周翠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54—471、

离婚案件法律程序篇4

1 离婚案件对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的现状

（一）我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体系。

我们国家关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下称《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基本法与之相呼应，对未成年人的抚养、受教育、生存、发展的基本权利作出相应规定；此外，还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等一些针对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的具体问题的司法解释。上述法律法规与其它的地方性法规，共同构成了我国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体系。

（二）从立法设计上，未成年子女权益未实现优先保

护。

从上述法律体系的组成我们可以看出，未成年子女权益的相关规定，原则性规定较大，给实践运作带来困难。例如《婚姻法》第36条中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哺乳期后的子女，如双方因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这是对离婚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做出的原则性规定，但现实生活中部分离婚夫妻急于求成离婚事实，有的甚至隐瞒育有子女事实逃避子女抚养责任，大致有两种情形，一是协议离婚的夫妻双方，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自行协商解决，解决方式是否合理合法、是否有利于未成年子女成长，第三方不知情；二是虽经诉讼程序离婚，但离婚夫妻双方对子女抚养未提出争议，法院依民事案件“不告不理“的审理原则不予审查。上述两种情形虽使得离婚问题迅速解决，但是从未成年子女成长的长期利益来看是极为不利的，事后一旦出现争议，须另行诉讼解决，程序繁琐，使未成年子女本该平静的生活卷入诉讼纷争。

（三）从操作程序上，未成年子女意见未予充分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

若干具体意见》中规定，“考虑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的意见”。显然，十周岁以下未成年子女意见没有参考价值。实际案件审判中，离婚问题被认为是夫妻双方的纠纷，子女抚养问题往往被忽视，显有法官会主动审问子女的意愿，常规的做法是充分考虑离婚双方的意见，根据抚养能力和经济条件来判定抚养权归属，未成年子女的意见未被充分尊重。

（四）从财产分配上，未成年子女财产未确认归属。

我国《婚姻法》第39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原则判决。”这是我国法律对未成年子女获得一定抚养保障财产的规定。实践中，受传统思想观念影响，抚养费理应由抚养子女的一方负责管理，但囿于部分家庭的经济状况，判决用于未成年子女生活保障的财产是否物尽其用，不易考量，且这笔抚养费支出的监督问题也处于真空状态。

2 离婚案件对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的完善建议

（一）确立“未成年子女利益优先”原则。

“儿童利益优先原则”，是联合国在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提出的，我国也十分重视保护儿童利益，1992年了《90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2001年国务院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均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坚持“儿童优先原则”。相比政府部门的做法，虽然《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体现了这一精神，但并未明确确立“儿童利益优先原则”。为更好的保护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权益，我国婚姻家庭方面的立法有必要尽快确立这一原则，将“儿童利益优先原则”以立法的方式确定下来，并将此原则作为健全完善《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的指导性原则，设计可操作性强的实体、诉讼保护条款，使离婚案件中未成年子女权益的保护落到实处，保障离异家庭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健康成长。

（二）严格离婚程序的适用。

目前，我国法律规定的离婚程序有两种，即协议离婚行政程序和离婚诉讼程序。宽松法律条件的适用必然引来日趋增长的离婚率，因此要继续完善离婚法律程序，建立相对严格的离婚法律程序。一是要严格限制协议离婚的适用范围，只允许未育有子女的夫妻适用，从程序上切断育有子女的夫妻协议离婚的道路；二是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离婚，必须经法院诉讼解决，且将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作为法院依职权审查事项，离婚判决必须明示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解决问题。三是出现特殊情形，禁止夫妻任何一方提起离婚诉讼，例如法律规定明确未成年子女患有严重疾病、未成年子女在中考、高考等敏感的成长时期禁止离婚诉讼的提起，为特殊未成年群体或处于成长的关键时期的未成年人多增加一道保护屏障。

（三）确认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权利。

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可以接受奖励、赠与、报酬、赔偿费或者进行对其本人有利而不损害他人权益的行为。一是法律应当确认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独立于夫妻共同财产，实践中不少离婚案件的财产分割，将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混入夫妻共同财产，财产权属不清，必然导致损害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的情出现形。另建议以子女成长基金的名义，从夫妻共同财产中提取百分之十至二十的财产，用于未成年子女日常生活、教育等支出，实现专款专用，避免抚养人滥用未成年子女抚养费。二是要建立相应的抚养费管理制度。未成年子女依法取得的抚养费用，建议参照制度设计，委托抚养人代为管理，抚养人要妥善保管、使用、处分，以未成年人利益为导向，勤勉、诚实的履行管理义务。该项费用的日常管理情况，未成年子女本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有权对管理情况进行监督。

（四）设立独立的儿童权益保护监督管理机构。

未成年人是社会的希望，国家的栋梁，国家和政府部门给予其全面的保护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设立独立机构的作用，一是对离异家庭的未成年子女给予充分关注，跟踪健康成长状况，监督未成年子女人身、财产受保护状况，必要时可以赋予这一独立机构诉权，保障其代为实现维护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的目的；二是对离异家庭的未成年子女给予综合救助，对于部分经济条件有限的离异父母，增加抚养费、医疗费、教育费等请求需诉讼解决，周期长，为不影响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政府部门的救助，解决未成年子女的基本生存问题。

综上所述，未成年人本就是弱势群体，而离异家庭的未成年子女更是可能遇到自身难以解决的生存、教育等问题，需要更多的社会关注和关怀，因此我们从法律设计、程序操作、机构设置等方面提出上述具体的建议，希望为这一特殊群体的权益保护制度的完善尽微薄之力。

参考文献

离婚案件法律程序篇5

离婚纠纷案件是基层人民法院民一庭和人民法庭几乎每天都要面对的最大类型的民事纠纷案件，由于案件类型大、数量多、范围广且具有经常性、反复性、复杂性等特点，在给审判人员带来具大的审判压力的同时，也为审判人员积累审判经验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基础，笔者长期工作在人民法庭，对离婚案件的审理也总结了一些不成熟的经验，本文仅对其中一些易被忽视然而又特别重要的问题作些粗浅的探析，借以求教于各界同仁，进而对离婚纠纷案件的审理有所裨益，对审判实践有所帮助。

一、关于离婚纠纷案件的管辖

离婚案件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这一普遍原则基本上能为一般离婚案件当事人所了解和掌握，所以绝大多数离婚案件在管辖和受理上没有过多的障碍，但随着近年来外出打工人员的增加、夫妻双方同时外出打工现象的增多及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情况的经常出现，部分离婚案件在管辖法院和受理上出现了错位，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没有管辖权而立案受理；二是应该移送管辖而没有移送。如李某与马某离婚一案，双方户籍所在地均为徐州市A区，但由于双方多年在泉山区打工和居住，经常居住地为泉山区，本案应由泉山区人民法院管辖，但A区人民法院予以受理。案件受理后，经查，马某在经常居住地泉山区下落不明，告知原告本案应由原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后即移送泉山区人民法院管辖。再如刘某与阚某离婚一案，双方户籍所在地仍为徐州市A区，但双方经常居住地为张家港市，双方矛盾激化后，刘某到户籍所在地A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A区人民法院予以受理。审判员经电话与阚某联系后，阚某虽不提出应移送管辖但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审判员在告知刘某本案应由被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后即移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管辖。上述两个案例是审判员正确适用法律及时移送管辖的代表，在审判实践中，类似的离婚案件不应行使管辖权而立案受理的；应该移送管辖而没有移送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没有引起立案人员和审判人员的重视。笔者认为，立案审查不严、受理后发现应该移送但坚持审理的危害是很大的，首先程序上是违法的，其次大大降低了被告人到庭参加诉讼的几率，第三加大了诉讼成本（比如异地送达、盲目公告），第四，在实体上不利于查明离婚案件当事人的感情状况、财产状况和不利于做调解工作，因而很难确保公正。经回访，第一案例移送泉山区人民法院后，很快找到了马某的下落，马某到庭参加诉讼，案件很快审结；第二案例移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后，阚某到庭参加诉讼，案件很快调解结案。所以笔者呼吁：每一个离婚案件都牵扯一个家庭甚至多个家庭，丝毫马虎不得，立案人员在立案审查上应加强责任心，可能避免的失误务必避免，不断地积累经验，减少当事人的诉累；审判人员应严格执法，加强业务理论学习和实践能力提高，在理论和实践上不留死角，准确理解、掌握和运用法律。

二、关于离婚纠纷案件的送达

邮寄送达的普遍使用、2005年1月1日起法院专递的全面开通，为人民法院缓解送达难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上的方便，按最高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告拒收法院专递诉讼文书的视为送达，可以缺席审理和判决，被告下落不明的，可以采取公告送达。但离婚案件关系国计民生，本质上是身份（变更）案件，有不同于一般民商案件的自身特点。对离婚案件审理的妥当与否关系到家庭和社会的稳定、个人生活作风和社会风气的导向变迁及善良风俗的倡导，所以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除被告人下落不明外不允许缺席审理和判决。前文说过，离婚案件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情况时有发生并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而一方当事人的缺位，必然导致诉辩双方的失衡，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离婚案件审理结果的公正，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提高离婚案件被告人到庭参加诉讼的比率？

笔者的做法是：（一）初次向被告邮寄送达应诉材料而被告人签收后未到庭参加诉讼的，笔者必须亲自核实邮寄送达的过程和被告未参加诉讼的原因，为被告人或被告人近亲属（一般为被告人的父母或被告人的兄弟姐妹）做询问笔录并告知参加诉讼的重要性、必要性及拒不参加诉讼的后果，只要询问方式得当和掌握询问技巧，被告人都能及时参加诉讼，即使仍有个别被告人仍不参加诉讼，从询问笔录中对双方的婚姻状况也会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判决起来也不会存在多大的问题。

（二）被告人下落不明的，笔者必做进一步的落实，结合原告的陈述向被告近亲属了解被告人的下落或下落不明的原因，向被告人近亲属讲明白，一般情况下，只要被告人下落不明达到一定的时间，法院都会判决离婚的道理，以引起被告人近亲属对该离婚案件的重视，笔者的经验，只要我们能做的工作都做了，就会大大提高下落不明被告人到庭参加诉讼的比例，而如果仅凭原、被告所在基层组织或原、被告住所地群众反映被告人下落不明、而后采取公告的方式送达，被告人到庭参加诉讼的比率几乎为0、掌握离婚案件身份关系的特殊性和下落不明的相对性，对提高被告人参加诉讼率极为重要。

（三）公告的方式灵活掌握，尽量减少当事人的公告费用支出和提高公告送达的实际效果。实际上，许多离婚案件在原告起诉前夕，双方仍有不同程度的联系，经过邮寄送达，被告能从不同渠道知道原告起诉的信息，事实上，也有部分案件，在受理后，法院能通过电话、手机甚至网络与被告人直接对话，这种情况能否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下落不明暂且不作讨论，但这种情况法院掌握的信息是被告人已经知道原告人向法院起诉离婚和受理的法院，如果再行报纸公告，除了延长审理时间和白白消耗原告人公告费用外，着实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和法律意义，所以这种情况张贴公告送达更为有效，张贴公告应同时张贴于法院公告栏和被送达人原住所地。在报纸上刊登公告，仅适应于被送达人下落不明、其近亲属确不知其消息、无法联系或确不愿联系的情况。即法院只要能掌握被告人已经知道原告起诉的信息而不愿到庭参加诉讼的（要形成笔录），采取张贴公告方式送达就可以了。

三、关于离婚纠纷案件的适用程序

离婚案件法律程序篇6

为此，笔者针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一条提出了修改意见，即在民事诉讼中设立“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解决婚姻效力纠纷（详见《聚焦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婚姻登记瑕疵纠纷诉讼路径立法构想及理由》）。这里补充阐述其理由。

一、婚姻效力纠纷处理渠道立法和司法现状

关于婚姻效力纠纷的处理渠道和程序，目前主要由婚姻法、行政法规和相关司法解释分别规定。

根据婚姻法第11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7、8、9条规定，我国对婚姻效力纠纷实行的是“双轨主管制”，即婚姻登记机关与法院都有管辖权。但婚姻登记机关主管的范围仅限于撤销胁迫结婚，除此之外，其他任何请求宣告婚姻无效或者撤销婚姻的纠纷都不受理。而法院对四种法定无效婚姻（重婚、近亲属、疾病、未达婚龄者结婚）和一种可撤销婚姻（胁迫结婚）均有管辖权。上述规定解决了法定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主管问题，但对于婚姻登记程序违法的婚姻效力纠纷，诸如他人结婚、他人冒名登记结婚、欺诈结婚、使用虚假身份结婚、使用虚假证明材料结婚、违反地域管辖登记结婚等，其主管和诉讼程序没有完全解决。具体说，民政机关根据《婚姻登记条例》和《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不再主管婚姻登记程序违法的婚姻效力纠纷之后，这类纠纷由谁主管，按照什么程序处理？没有明确规定，存在法律漏洞。

尽管现行婚姻法及其相关的行政法规只规定了婚姻登记机关可以受理撤销胁迫结婚一种情形，但由于对婚姻登记程序违法的婚姻效力纠纷的主管和诉讼程序规定不明，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因婚姻登记程序违法引起的婚姻效力纠纷，主要解决途径是当事人先找婚姻登记机关，请求其撤销婚姻；对于婚姻登记机关不撤销，或者对其处理不服的，再提起行政诉讼。具有准司法解释性质的《人民司法》杂志的“司法信箱”栏目，在2008年的答复中仍是这一观点。 也是这种意见。如前所述，由于行政法规已明确规定婚姻登记机关无权处理此类纠纷，婚姻登记机关一般不受理或不处理此类纠纷。于是，当事人便以婚姻登记机关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通过行政诉讼程序撤销婚姻登记。因而，婚姻效力纠纷事实上的处理渠道，不仅有婚姻登记机关与法院共同主管的“外双轨”，也在法院内部存在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内双轨”。

这种解决婚姻效力纠纷的“双轨制”本身存在严重缺陷，加之法律法规与具体执行又相矛盾，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诸多弊端。

二、婚姻登记机关和行政诉讼难以处理婚姻登记瑕疵纠纷

（一）婚姻登记机关无权处理且难以处理婚姻登记瑕疵纠纷

第一，民政机关无权处理婚姻效力纠纷。

婚姻登记机关过去处理婚姻效力纠纷，有其 历史 背景或原因。一是当时没有婚姻无效制度，有些婚姻在法律上不能承认其效力，需要通过撤销婚姻登记予以否认。因而，婚姻登记机关撤销婚姻登记实际上起到宣告婚姻无效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婚姻无效制度的补充。二是过去人们一般都把婚姻登记当作行政许可行为，因婚姻登记行为引起的纠纷， 自然 认为需要经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解决。行政许可法出台，已经澄清了婚姻登记不是行政许可。

目前，我国婚姻法设立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有其严格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允许婚姻登记机关再任意撤销婚姻登记，将会间接宣告婚姻无效，扩大婚姻无效的范围。为了维护法制的统一，防止婚姻登记机关任意撤销婚姻登记，行政法规已经取消了婚姻登记机关撤销婚姻登记的权力。因而，民政机关已经无权处理此类纠纷。

第二，民政机关无力处理婚姻效力纠纷。

民政机关办理婚姻登记的主要职责是审查申请材料的形式真实性，并对形式真实和合法的婚姻申请予以登记，不具有判断婚姻关系实质上有无效力的相应职权，更没有对争议的调处、裁决权。那么，在当事人提出撤销婚姻时，民政机关是一律撤销呢？还是有选择地撤销呢？如果是有选择地撤销，民政机关就需要判断，而判断则涉及调查或实质裁决，民政机关没有这个职权。因而，民政机关无力处理婚姻效力纠纷。要民政机关处理此类纠纷，实际上是行使审判机关的职权。

第三，由民政机关处理婚姻效力纠纷，将会把民政机关推向“两难”的境地。

首先，如果民政机关以无权处理为由拒绝处理，则会以不作为被推上行政诉讼的被告席。其二，民政机关如果处理，也会被推上行政诉讼的被告席。一是如果民政机关进行实质审查，则需要当事人提供有关实质真实的材料，这有“附加其他义务”之嫌。当事人不仅可以拒绝提供，甚至会以违法或侵权为由而起诉民政机关。因为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3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婚姻登记时， 除形式审查外，“不得附加其他义务”。二是如果民政机关只进行单纯的形式审查，又难免出现实质判断错误。而且对于双方有争议的婚姻登记，民政机关无论处理正确与否，将有一方提起行政诉讼。即使双方没有争议，单纯的形式审查，也难以保证撤销婚姻登记的正确性。如夫妻双方为了逃避债务，虚构撤销婚姻登记的事由和事实，民政机关通过单纯的形式审查可能会难以发现虚假而撤销婚姻登记。这样，债权人发现后则又将起诉民政机关。民政机关始终难以摆脱由当事人牵着鼻子当被告的困境。

由此可见，民政机关无权处理；你硬要它处理，它也无力处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非要民政机关当被告不可？民政机关处理婚姻效力纠纷，其结果只能是无端滋生行政诉讼，造成恶性循环，浪费社会资源。

（二）行政诉讼的功能难以适用婚姻登记纠纷

婚姻登记效力纠纷行政诉讼至少有十大缺陷，对此我又专门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可参看《聚焦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婚姻登记效力纠纷行政诉讼的十大缺陷》。

三、行政诉讼的缺陷在民事诉讼中完全可以解决

由于婚姻纠纷属于民事案件，按行政案件处理，难免有许多障碍，但将该类纠纷回归民事，按民事案件处理，则顺理成章，一切问题迎刃而解，行政诉讼中的障碍均不复存在。

1、在民事诉讼中，没有诉讼时效的障碍。在民事诉讼中，对于婚姻撤销有明确的除斥期限，超过除斥期间，则不予撤销。这不仅适用胁迫结婚，也适用于与胁迫相似的婚姻等。这样，在民事诉讼中就不会产生对超过除斥期间而不该撤销的婚姻予以撤销问题。对于婚姻无效，在民事诉讼中，明确规定不受一般诉讼时效限制，有请求权的人，任何时候都可以申请宣告婚姻无效。而婚姻不成立与婚姻无效具有相同性质，亦不受一般诉讼时效的限制。这在法理上非常明确，外国和我国 台湾 的民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因而，在民事诉讼中，婚姻效力纠纷的诉讼时效，不仅没有障碍，而且清楚明了，容易掌握。

2、在民事诉讼中，没有判决功能障碍。对婚姻诉讼纠纷按民事案件处理，主要审查婚姻关系是否成立或有效，其评判标准与行政诉讼不同，一些有程序违法瑕疵的婚姻，只要符合婚姻的实质要件，在民事上可能会认定婚姻成立有效，这可以弥补行政诉讼既要确认婚姻登记行为违法，又要确认婚姻关系成立有效，其功能不足的缺陷。

3、在民事诉讼中不存在相互否定和矛盾判决。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可以就离婚、婚姻有效与无效等一并提起，或者提起反诉。法院可以对各种婚姻关系合并审理，避免矛盾判决。如原告提出婚姻不成立或无效之诉，被告可以反诉事实婚姻成立有效；或者原告提出离婚之诉，被告可以反诉婚姻不成立（或不存在），或者反诉婚姻无效。如在同一婚姻关系中，存在登记婚姻与事实婚姻时，法院可以合并审理，在同一民事诉讼程序中解决登记婚姻与事实婚姻的效力问题，避免相互矛盾判决。

4、在民事诉讼中，可以集中审理，一次性解决纠纷。在民事诉讼中，不仅可以对各种婚姻关系和并解决，还可以就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附带之诉与婚姻之诉合并审理，集中一次性解决。这样，可以将婚姻诉讼和婚姻附带诉讼“一网打尽”，其诉讼程序方便、快捷、 经济 。

5、在民事诉讼中，可以对不涉及婚姻登记违法的婚姻纠纷进行解决。对于如前所述的不涉及婚姻登记违法，难以纳入行政诉讼管辖范围的婚姻纠纷，都可以纳入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解决。如蒋某（女）自称，自1993年年底以来，就与某行政单位职工朱某对外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至1999年朱某因公牺牲，二人已经形成事实婚姻关系，是朱某的配偶。根据《因公牺牲公安民警特别补助金和特别慰问金管理暂行规定》的规定，蒋某可以以朱某配偶的身份享受某行政单位发放的朱某因公牺牲后的特别慰问金。而某行政单位认为，蒋某未提供其与朱某生前系合法夫分妻关系的证明，且本行政单位无权确认蒋某与朱某是否构成事实婚姻关系。 像这样的婚姻关系确认纠纷，只能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

6、在民事诉讼中，可以适用身份法的特殊规则和法理处理婚姻关系。婚姻关系主要由身份法调整，身份法的有些特殊规则和法理，只能在民事诉讼中才有斟酌和适用的余地。

四、婚姻行政诉讼向民事诉讼“并轨“之可行性

婚姻效力纠纷的性质是民事纠纷，民事纠纷按行政程序处理必然弊端甚多。因而，应当进行彻底改革，实行“并轨”，由双轨制改为单轨制，即将婚姻纠纷全部纳入法院的民事诉讼轨道处理。但考虑到目前的法制现状，可以分两步走，即“事实并轨”与“法律并轨”，分步完成。

（一）关于“法律并轨”问题

“法律并轨”，就是通过立法途径，修改现行立法和补充立法，由双轨制改为单轨制。

1、取消民政机关主管撤销胁迫结婚的规定，改由法院统一主管。目前，在法律上明确规定由民政机关主管的婚姻案件，事实上只有婚姻法第11条和与之相关的婚姻登记条例等，但所规定的主管范围有限，就是撤销胁迫结婚。而撤销胁迫结婚法院主管更有利，规定由民政机关与法院共同主管意义并不大。因为根据婚姻登记条例规定，当事人向民政机关申请撤销胁迫结婚，应当出具“能够证明被胁迫而结婚的证明材料”。北京市民政局还规定，当事人要提供“公安机关出具的解救证明、人民法院作出的有受胁迫结婚内容的判决书或者其他能够证明受胁迫结婚的证明材料”，“且不涉及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问题的”，民政机关才受理。据一些民政部门的同志介绍，民政机关撤销胁迫结婚实际上是名存实亡，基本上没有受理这类案件。因而，保留民政机关主管此类案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取消民政机关与法院共同主管，改由法院专门主管是完全可以的。

2、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婚姻登记程序违法纠纷由法院主管。目前，对于婚姻登记程序违法纠纷的主管规定不明，造成当事人在民政机关与法院之间“打转”。对此，应当明确由法院主管。而且不能开口子，一开口子就容易对一些纠纷产生相互推诿，弊端甚多。

3、明确规定除了婚姻行政侵权案件外，其他一切涉及婚姻成立与不成立，或者有效与无效的案件，包括不涉及行政违法的婚姻案件，都由人民法院按民事诉讼程序处理。也就是说，只有单纯的行政侵权案件（包括作为与不作为，如随意撤销婚姻登记、拒绝婚姻登记、在登记中乱收费等）由婚姻登记机关处理，对其处理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凡是涉及当事人之间婚姻关系性质之争，或是否存在婚姻关系之争的，都由法院按民事案件处理。

（二）关于“事实并轨”问题

所谓“事实并轨”， 就是在司法实践中，先废除民政机关主管婚姻纠纷和通过行政诉讼处理婚姻纠纷程序，把涉及婚姻成立与不成立、有效与无效的纠纷，统一归口于民事诉讼程序审理，实行事实上的单轨制。

1、实行“事实并轨”无 法律 障碍。目前，实行事实上的并轨，在法律上并无障碍。因为根据现有法律规定，民政机关主管的婚姻案件，只有婚姻法第11条规定的胁迫结婚，而人民法院对胁迫结婚也有管辖权。因而，在实践中，由法院统一主管该类案件是完全可以的。至于婚姻行政诉讼，从目前法律上看，并没有婚姻行政诉讼的规定。而且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的8种行政诉讼案件，也难以囊括婚姻效力纠纷。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诉讼案件，实属勉强。因而，废除婚姻行政诉讼不仅没有法律障碍，而且更加合理。

2、实行“事实并轨”已有判例可循。事实上，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业已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并轨“试验，即在民事诉讼中，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 直接处理婚姻登记效力纠纷。其效果很好，值得肯定和推广。如2010年4月，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判决的刘红玲使用其姐姐身份证登记结婚案，就是如此。刘红玲因未到婚龄而怀孕，便用其姐姐刘路英的身份证，用自己的照片与赵光武登记结婚。2006年底，赵光武外出打工，从此再未与刘红玲取得联系。2009年12月11日刘红玲向宜昌市点军区法院起诉与赵光武离婚，并要求法院发司法建议请民政部门撤销其婚姻登记。经过法院释明，刘红玲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确认刘红玲与赵光武存在婚姻关系，刘路英与赵光武不存在婚姻关系，并确认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判决刘红玲与赵光武离婚；女儿赵寒晶由刘红玲负责监护。

宜昌市点军区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刘红玲因未达法定婚龄，借用其姐姐刘路英的身份证与被告赵光武办理结婚登记和子女出生证明，其行为是错误的。但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具有共同结婚的合意和行为，且双方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刘路英与赵光武没有结婚的合意，也没有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的事实。因此，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的婚姻关系成立，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关系不成立。现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均已达法定婚龄，其婚姻无效的情形已经消失，应当认定其婚姻成立有效。因被告赵光武下落不明已两年有余，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故对原告刘红玲的离婚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经亲子鉴定，登记为赵光武与“刘路英”之女的赵寒晶与原告刘红玲的血缘关系概率大于99、99%，应认定刘红玲系赵寒晶生母，刘路英不是赵寒晶生母。据此，依法判决如下：一、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关系不成立。二、准予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离婚。三、赵寒晶由原告刘红玲负责监护。

本案判决的真正价值是：首次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成功地解决了婚姻登记效力纠纷。尽管对本案认定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可能仍然存在争议，但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在民事诉讼程序中解决婚姻登记效力纠纷，其价值和意义是不可否认的。它说明不仅完全可以运用民事诉讼解决此类纠纷，而且比行政诉讼更 科学 ，更顺畅、简捷、彻底。以刘红玲案为例，刘红玲既可以起诉请求法院确认她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然后解决离婚和子女抚养费、财产分割问题；也可以起诉请求确认她与赵光武的婚姻不成立（当然是否成立由法院审查决定），然后解决子女抚养费和财产分割问题；刘红玲、刘路英姐妹如果与赵光武之间是否存在婚姻关系发生争议时，还可以单独起诉确认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或不成之诉。比如姐姐刘路英结婚遇到障碍时，可以单独起诉确认与赵光武的婚姻不成立之诉；刘红玲如果遇到赵光武否认婚姻时，可以单独起诉确认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之诉。此外，假如赵光武不是下落不明的人，在刘红玲直接提起离婚之诉时，赵光武认为婚姻不成立，还可以提起婚姻不成立之反诉。法院可以将离婚本诉与婚姻不成立反诉合并审理。在民事诉讼中，即使确认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不成立或无效，也可以直接对子女和财产问题进行处理，比行政诉讼要简捷得多。

同时，有关婚姻关系的民事判决，具有既判力扩张的特点，即扩张其效力范围,不仅对当事人有约束力，对第三人亦有约束力，这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规定。就刘红玲离婚案而言，刘路英虽然没有参加诉讼，但在判决确认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时，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 自然 不成立，其判决效力对刘路英有拘束力。刘路英不得另行主张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也无需主张与赵光武的婚姻不成立。民政机关可以根据法院生效判决，在原婚姻登记档案中注明真正的结婚人是“刘红玲”，并将判决书存档。这样也不会影响“刘路英”的结婚问题。

由此可见，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婚姻效力纠纷实行“事实并轨”是完全可行的。

（三）“法律并轨”与“事实并轨”两步走

“法律并轨”与“事实并轨”是两种不同性质、不同途径的并轨。“法律并轨”属于立法层面的并轨，“事实并轨” 属于司法层面的并轨。“法律并轨”涉及法律制度和体制上的重大改革问题，特别是需要修改婚姻法第11条关于行政机关主管婚姻登记纠纷及其相关的行政法规。这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民政部及相关国家机关进行调研，然后通过立法程序予以解决，是一项较为缓慢的工作。

而“事实并轨”，不仅没有法律上障碍，在实践中，也具有可操作性。比如，婚姻登记机关事实上受理的撤销胁迫结婚的案件很少，将其纳入法院统一主管只是一个制度存面的问题，在实践中实际上已经不是问题。至于其他婚姻效力纠纷，法律本身就没有规定婚姻登记机关主管，也没有规定按行政诉讼处理。而且这类婚姻纠纷，已如前述，性质上属于民事纠纷，按照行政诉讼程序难以解决。将其统一纳入民事诉讼程序处理，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实践中完全可行，并已被实践判例所证明，毋庸置疑。

离婚案件法律程序篇7

为此，笔者针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一条提出了修改意见，即在民事诉讼中设立“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解决婚姻效力纠纷（详见《聚焦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婚姻登记瑕疵纠纷诉讼路径立法构想及理由》）。这里补充阐述其理由。

一、婚姻效力纠纷处理渠道立法和司法现状

关于婚姻效力纠纷的处理渠道和程序，目前主要由婚姻法、行政法规和相关司法解释分别规定。

根据婚姻法第11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7、8、9条规定，我国对婚姻效力纠纷实行的是“双轨主管制”，即婚姻登记机关与法院都有管辖权。但婚姻登记机关主管的范围仅限于撤销胁迫结婚，除此之外，其他任何请求宣告婚姻无效或者撤销婚姻的纠纷都不受理。而法院对四种法定无效婚姻（重婚、近亲属、疾病、未达婚龄者结婚）和一种可撤销婚姻（胁迫结婚）均有管辖权。上述规定解决了法定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主管问题，但对于婚姻登记程序违法的婚姻效力纠纷，诸如他人结婚、他人冒名登记结婚、欺诈结婚、使用虚假身份结婚、使用虚假证明材料结婚、违反地域管辖登记结婚等，其主管和诉讼程序没有完全解决。具体说，民政机关根据《婚姻登记条例》和《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不再主管婚姻登记程序违法的婚姻效力纠纷之后，这类纠纷由谁主管，按照什么程序处理？没有明确规定，存在法律漏洞。

尽管现行婚姻法及其相关的行政法规只规定了婚姻登记机关可以受理撤销胁迫结婚一种情形，但由于对婚姻登记程序违法的婚姻效力纠纷的主管和诉讼程序规定不明，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因婚姻登记程序违法引起的婚姻效力纠纷，主要解决途径是当事人先找婚姻登记机关，请求其撤销婚姻；对于婚姻登记机关不撤销，或者对其处理不服的，再提起行政诉讼。具有准司法解释性质的《人民司法》杂志的“司法信箱”栏目，在2008年的答复中仍是这一观点。 也是这种意见。如前所述，由于行政法规已明确规定婚姻登记机关无权处理此类纠纷，婚姻登记机关一般不受理或不处理此类纠纷。于是，当事人便以婚姻登记机关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通过行政诉讼程序撤销婚姻登记。因而，婚姻效力纠纷事实上的处理渠道，不仅有婚姻登记机关与法院共同主管的“外双轨”，也在法院内部存在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内双轨”。

这种解决婚姻效力纠纷的“双轨制”本身存在严重缺陷，加之法律法规与具体执行又相矛盾，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诸多弊端。

二、婚姻登记机关和行政诉讼难以处理婚姻登记瑕疵纠纷

（一）婚姻登记机关无权处理且难以处理婚姻登记瑕疵纠纷

第一，民政机关无权处理婚姻效力纠纷。

婚姻登记机关过去处理婚姻效力纠纷，有其 历史 背景或原因。一是当时没有婚姻无效制度，有些婚姻在法律上不能承认其效力，需要通过撤销婚姻登记予以否认。因而，婚姻登记机关撤销婚姻登记实际上起到宣告婚姻无效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婚姻无效制度的补充。二是过去人们一般都把婚姻登记当作行政许可行为，因婚姻登记行为引起的纠纷， 自然 认为需要经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解决。行政许可法出台，已经澄清了婚姻登记不是行政许可。

目前，我国婚姻法设立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有其严格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允许婚姻登记机关再任意撤销婚姻登记，将会间接宣告婚姻无效，扩大婚姻无效的范围。为了维护法制的统一，防止婚姻登记机关任意撤销婚姻登记，行政法规已经取消了婚姻登记机关撤销婚姻登记的权力。因而，民政机关已经无权处理此类纠纷。

第二，民政机关无力处理婚姻效力纠纷。

民政机关办理婚姻登记的主要职责是审查申请材料的形式真实性，并对形式真实和合法的婚姻申请予以登记，不具有判断婚姻关系实质上有无效力的相应职权，更没有对争议的调处、裁决权。那么，在当事人提出撤销婚姻时，民政机关是一律撤销呢？还是有选择地撤销呢？如果是有选择地撤销，民政机关就需要判断，而判断则涉及调查或实质裁决，民政机关没有这个职权。因而，民政机关无力处理婚姻效力纠纷。要民政机关处理此类纠纷，实际上是行使审判机关的职权。

第三，由民政机关处理婚姻效力纠纷，将会把民政机关推向“两难”的境地。

首先，如果民政机关以无权处理为由拒绝处理，则会以不作为被推上行政诉讼的被告席。其二，民政机关如果处理，也会被推上行政诉讼的被告席。一是如果民政机关进行实质审查，则需要当事人提供有关实质真实的材料，这有“附加其他义务”之嫌。当事人不仅可以拒绝提供，甚至会以违法或侵权为由而民政机关。因为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3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婚姻登记时， 除形式审查外，“不得附加其他义务”。二是如果民政机关只进行单纯的形式审查，又难免出现实质判断错误。而且对于双方有争议的婚姻登记，民政机关无论处理正确与否，将有一方提起行政诉讼。即使双方没有争议，单纯的形式审查，也难以保证撤销婚姻登记的正确性。如夫妻双方为了逃避债务，虚构撤销婚姻登记的事由和事实，民政机关通过单纯的形式审查可能会难以发现虚假而撤销婚姻登记。这样，债权人发现后则又将民政机关。民政机关始终难以摆脱由当事人牵着鼻子当被告的困境。

由此可见，民政机关无权处理；你硬要它处理，它也无力处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非要民政机关当被告不可？民政机关处理婚姻效力纠纷，其结果只能是无端滋生行政诉讼，造成恶性循环，浪费社会资源。

（二）行政诉讼的功能难以适用婚姻登记纠纷

婚姻登记效力纠纷行政诉讼至少有十大缺陷，对此我又专门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可参看《聚焦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婚姻登记效力纠纷行政诉讼的十大缺陷》。

三、行政诉讼的缺陷在民事诉讼中完全可以解决

由于婚姻纠纷属于民事案件，按行政案件处理，难免有许多障碍，但将该类纠纷回归民事，按民事案件处理，则顺理成章，一切问题迎刃而解，行政诉讼中的障碍均不复存在。

1、在民事诉讼中，没有诉讼时效的障碍。在民事诉讼中，对于婚姻撤销有明确的除斥期限，超过除斥期间，则不予撤销。这不仅适用胁迫结婚，也适用于与胁迫相似的婚姻等。这样，在民事诉讼中就不会产生对超过除斥期间而不该撤销的婚姻予以撤销问题。对于婚姻无效，在民事诉讼中，明确规定不受一般诉讼时效限制，有请求权的人，任何时候都可以申请宣告婚姻无效。而婚姻不成立与婚姻无效具有相同性质，亦不受一般诉讼时效的限制。这在法理上非常明确，外国和我国 台湾 的民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因而，在民事诉讼中，婚姻效力纠纷的诉讼时效，不仅没有障碍，而且清楚明了，容易掌握。

2、在民事诉讼中，没有判决功能障碍。对婚姻诉讼纠纷按民事案件处理，主要审查婚姻关系是否成立或有效，其评判标准与行政诉讼不同，一些有程序违法瑕疵的婚姻，只要符合婚姻的实质要件，在民事上可能会认定婚姻成立有效，这可以弥补行政诉讼既要确认婚姻登记行为违法，又要确认婚姻关系成立有效，其功能不足的缺陷。

3、在民事诉讼中不存在相互否定和矛盾判决。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可以就离婚、婚姻有效与无效等一并提起，或者提起反诉。法院可以对各种婚姻关系合并审理，避免矛盾判决。如原告提出婚姻不成立或无效之诉，被告可以反诉事实婚姻成立有效；或者原告提出离婚之诉，被告可以反诉婚姻不成立（或不存在），或者反诉婚姻无效。如在同一婚姻关系中，存在登记婚姻与事实婚姻时，法院可以合并审理，在同一民事诉讼程序中解决登记婚姻与事实婚姻的效力问题，避免相互矛盾判决。

4、在民事诉讼中，可以集中审理，一次性解决纠纷。在民事诉讼中，不仅可以对各种婚姻关系和并解决，还可以就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附带之诉与婚姻之诉合并审理，集中一次性解决。这样，可以将婚姻诉讼和婚姻附带诉讼“一网打尽”，其诉讼程序方便、快捷、 经济 。

5、在民事诉讼中，可以对不涉及婚姻登记违法的婚姻纠纷进行解决。对于如前所述的不涉及婚姻登记违法，难以纳入行政诉讼管辖范围的婚姻纠纷，都可以纳入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解决。如蒋某（女）自称，自1993年年底以来，就与某行政单位职工朱某对外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至1999年朱某因公牺牲，二人已经形成事实婚姻关系，是朱某的配偶。根据《因公牺牲公安民警特别补助金和特别慰问金管理暂行规定》的规定，蒋某可以以朱某配偶的身份享受某行政单位发放的朱某因公牺牲后的特别慰问金。而某行政单位认为，蒋某未提供其与朱某生前系合法夫分妻关系的证明，且本行政单位无权确认蒋某与朱某是否构成事实婚姻关系。 像这样的婚姻关系确认纠纷，只能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

6、在民事诉讼中，可以适用身份法的特殊规则和法理处理婚姻关系。婚姻关系主要由身份法调整，身份法的有些特殊规则和法理，只能在民事诉讼中才有斟酌和适用的余地。

四、婚姻行政诉讼向民事诉讼“并轨“之可行性

婚姻效力纠纷的性质是民事纠纷，民事纠纷按行政程序处理必然弊端甚多。因而，应当进行彻底改革，实行“并轨”，由双轨制改为单轨制，即将婚姻纠纷全部纳入法院的民事诉讼轨道处理。但考虑到目前的法制现状，可以分两步走，即“事实并轨”与“法律并轨”，分步完成。

（一）关于“法律并轨”问题

“法律并轨”，就是通过立法途径，修改现行立法和补充立法，由双轨制改为单轨制。

1、取消民政机关主管撤销胁迫结婚的规定，改由法院统一主管。目前，在法律上明确规定由民政机关主管的婚姻案件，事实上只有婚姻法第11条和与之相关的婚姻登记条例等，但所规定的主管范围有限，就是撤销胁迫结婚。而撤销胁迫结婚法院主管更有利，规定由民政机关与法院共同主管意义并不大。因为根据婚姻登记条例规定，当事人向民政机关申请撤销胁迫结婚，应当出具“能够证明被胁迫而结婚的证明材料”。北京市民政局还规定，当事人要提供“公安机关出具的解救证明、人民法院作出的有受胁迫结婚内容的判决书或者其他能够证明受胁迫结婚的证明材料”，“且不涉及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问题的”，民政机关才受理。据一些民政部门的同志介绍，民政机关撤销胁迫结婚实际上是名存实亡，基本上没有受理这类案件。因而，保留民政机关主管此类案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取消民政机关与法院共同主管，改由法院专门主管是完全可以的。

2、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婚姻登记程序违法纠纷由法院主管。目前，对于婚姻登记程序违法纠纷的主管规定不明，造成当事人在民政机关与法院之间“打转”。对此，应当明确由法院主管。而且不能开口子，一开口子就容易对一些纠纷产生相互推诿，弊端甚多。

3、明确规定除了婚姻行政侵权案件外，其他一切涉及婚姻成立与不成立，或者有效与无效的案件，包括不涉及行政违法的婚姻案件，都由人民法院按民事诉讼程序处理。也就是说，只有单纯的行政侵权案件（包括作为与不作为，如随意撤销婚姻登记、拒绝婚姻登记、在登记中乱收费等）由婚姻登记机关处理，对其处理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凡是涉及当事人之间婚姻关系性质之争，或是否存在婚姻关系之争的，都由法院按民事案件处理。

（二）关于“事实并轨”问题

所谓“事实并轨”， 就是在司法实践中，先废除民政机关主管婚姻纠纷和通过行政诉讼处理婚姻纠纷程序，把涉及婚姻成立与不成立、有效与无效的纠纷，统一归口于民事诉讼程序审理，实行事实上的单轨制。

1、实行“事实并轨”无 法律 障碍。目前，实行事实上的并轨，在法律上并无障碍。因为根据现有法律规定，民政机关主管的婚姻案件，只有婚姻法第11条规定的胁迫结婚，而人民法院对胁迫结婚也有管辖权。因而，在实践中，由法院统一主管该类案件是完全可以的。至于婚姻行政诉讼，从目前法律上看，并没有婚姻行政诉讼的规定。而且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的8种行政诉讼案件，也难以囊括婚姻效力纠纷。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诉讼案件，实属勉强。因而，废除婚姻行政诉讼不仅没有法律障碍，而且更加合理。

2、实行“事实并轨”已有判例可循。事实上，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业已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并轨“试验，即在民事诉讼中，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 直接处理婚姻登记效力纠纷。其效果很好，值得肯定和推广。如2010年4月，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判决的刘红玲使用其姐姐身份证登记结婚案，就是如此。刘红玲因未到婚龄而怀孕，便用其姐姐刘路英的身份证，用自己的照片与赵光武登记结婚。2006年底，赵光武外出打工，从此再未与刘红玲取得联系。2009年12月11日刘红玲向宜昌市点军区法院与赵光武离婚，并要求法院发司法建议请民政部门撤销其婚姻登记。经过法院释明，刘红玲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确认刘红玲与赵光武存在婚姻关系，刘路英与赵光武不存在婚姻关系，并确认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判决刘红玲与赵光武离婚；女儿赵寒晶由刘红玲负责监护。

宜昌市点军区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刘红玲因未达法定婚龄，借用其姐姐刘路英的身份证与被告赵光武办理结婚登记和子女出生证明，其行为是错误的。但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具有共同结婚的合意和行为，且双方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刘路英与赵光武没有结婚的合意，也没有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的事实。因此，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的婚姻关系成立，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关系不成立。现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均已达法定婚龄，其婚姻无效的情形已经消失，应当认定其婚姻成立有效。因被告赵光武下落不明已两年有余，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故对原告刘红玲的离婚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经亲子鉴定，登记为赵光武与“刘路英”之女的赵寒晶与原告刘红玲的血缘关系概率大于99、99%，应认定刘红玲系赵寒晶生母，刘路英不是赵寒晶生母。据此，依法判决如下：一、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关系不成立。二、准予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离婚。三、赵寒晶由原告刘红玲负责监护。

本案判决的真正价值是：首次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成功地解决了婚姻登记效力纠纷。尽管对本案认定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可能仍然存在争议，但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在民事诉讼程序中解决婚姻登记效力纠纷，其价值和意义是不可否认的。它说明不仅完全可以运用民事诉讼解决此类纠纷，而且比行政诉讼更 科学 ，更顺畅、简捷、彻底。以刘红玲案为例，刘红玲既可以请求法院确认她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然后解决离婚和子女抚养费、财产分割问题；也可以请求确认她与赵光武的婚姻不成立（当然是否成立由法院审查决定），然后解决子女抚养费和财产分割问题；刘红玲、刘路英姐妹如果与赵光武之间是否存在婚姻关系发生争议时，还可以单独确认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或不成之诉。比如姐姐刘路英结婚遇到障碍时，可以单独确认与赵光武的婚姻不成立之诉；刘红玲如果遇到赵光武否认婚姻时，可以单独确认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之诉。此外，假如赵光武不是下落不明的人，在刘红玲直接提起离婚之诉时，赵光武认为婚姻不成立，还可以提起婚姻不成立之反诉。法院可以将离婚本诉与婚姻不成立反诉合并审理。在民事诉讼中，即使确认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不成立或无效，也可以直接对子女和财产问题进行处理，比行政诉讼要简捷得多。

同时，有关婚姻关系的民事判决，具有既判力扩张的特点，即扩张其效力范围,不仅对当事人有约束力，对第三人亦有约束力，这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规定。就刘红玲离婚案而言，刘路英虽然没有参加诉讼，但在判决确认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时，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 自然 不成立，其判决效力对刘路英有拘束力。刘路英不得另行主张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也无需主张与赵光武的婚姻不成立。民政机关可以根据法院生效判决，在原婚姻登记档案中注明真正的结婚人是“刘红玲”，并将判决书存档。这样也不会影响“刘路英”的结婚问题。

由此可见，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婚姻效力纠纷实行“事实并轨”是完全可行的。

（三）“法律并轨”与“事实并轨”两步走

“法律并轨”与“事实并轨”是两种不同性质、不同途径的并轨。“法律并轨”属于立法层面的并轨，“事实并轨” 属于司法层面的并轨。“法律并轨”涉及法律制度和体制上的重大改革问题，特别是需要修改婚姻法第11条关于行政机关主管婚姻登记纠纷及其相关的行政法规。这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民政部及相关国家机关进行调研，然后通过立法程序予以解决，是一项较为缓慢的工作。

而“事实并轨”，不仅没有法律上障碍，在实践中，也具有可操作性。比如，婚姻登记机关事实上受理的撤销胁迫结婚的案件很少，将其纳入法院统一主管只是一个制度存面的问题，在实践中实际上已经不是问题。至于其他婚姻效力纠纷，法律本身就没有规定婚姻登记机关主管，也没有规定按行政诉讼处理。而且这类婚姻纠纷，已如前述，性质上属于民事纠纷，按照行政诉讼程序难以解决。将其统一纳入民事诉讼程序处理，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实践中完全可行，并已被实践判例所证明，毋庸置疑。

离婚案件法律程序篇8

内容提要: 婚姻瑕疵纠纷的诉讼路径不仅应当解决，而且完全可以解决，但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却未予解决。这是一大遗憾。建议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相关条文予以修改补充，明确规范婚姻瑕疵纠纷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简称“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就婚姻法第十条规定的四种无效婚姻以外的情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当事人的申请”。这一解释与最初稿的条文相比，虽然有很大的进步，但仍然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解释三的不足与完善

解释三现行条文与最初的条文相比，有很大的进步，即删除了“告知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出行政诉讼”的内容。删除上述内容很有必要。否则，就会与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相冲突。因为现行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婚姻登记机关不得处理婚姻登记纠纷。同时，婚姻行政诉讼也难以解决婚姻瑕疵纠纷。

但解释三第一条只是解决了瑕疵婚姻不属于无效婚姻问题，没有解决瑕疵婚姻最突出的“诉讼难”问题。因而，该规定仍然存在不足，需要补充完善，明确规范瑕疵婚姻的诉讼路径。为此，笔者建议，对原条文作如下补充修改：

当事人因婚姻登记瑕疵起诉请求宣告婚姻无效或撤销婚姻的，对于不属婚姻法第十条或第十一条规定的无效婚姻或撤销婚姻情形的，人民法院不得按无效婚姻或撤销婚姻处理 。、CoM

对于不属法定无效婚姻或撤销婚姻情形的婚姻登记瑕疵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根据婚姻法第八条规定，提起确认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解决。

当事人在离婚诉讼中对结婚登记效力提出异议，主张婚姻不成立或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将离婚之诉与婚姻不成立或无效之诉合并审理，先确认婚姻是否成立或有效，然后处理离婚问题。对于确认婚姻不成立或无效者，则直接处理子女、财产问题。

在上述修改条文中，第一款是在原第一条的基础上修改的，主要是增加了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这样更加全面。同时在文字上作了一些调整。第二、三两款是在原条文基础上增加的新内容，即在民事诉讼中“一揽子”解决婚姻纠纷。其中第二款是解决瑕疵婚姻的诉讼路径问题，第三款是解决婚姻诉讼的合并审理问题。增加二、三两款，既非常必要，又完全可以在现行法律体制下解决，切实可行。

二、规范婚姻瑕疵纠纷诉讼路径之必要性

（一）规范婚姻瑕疵纠纷诉讼路径是满足人民司法需求的当务之急

在司法实践中，婚姻瑕疵纠纷“诉讼难”的问题十分严重。如2008年常先生以妻子持虚假身份证登记结婚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结2001年的婚登记。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以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起诉。［[i][1]］ 1989年5月19岁的李女士用姐姐的身份证与吴某登记结婚，2009年10月李女士向金湾区法院起诉离婚，则因结婚证与李女士姓名不符，一审、二审均驳回起诉。［[ii][2]］1995年陈美未到婚龄，便冒用姐姐陈丽的身份登记结婚。2008年6月陈丽陷入了“重婚”之嫌，便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妹妹和妹夫的婚姻，因超过行政诉讼时效，被法院驳回。陈丽被迫又打侵权官司，法院判决妹妹和妹夫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iii][3]］但陈丽打了两场官司，其 “重婚状态”，依然没有解决。由此可见，目前民事诉讼不受理此类案件，而行政诉讼又无法解决，当事人将完全丧失救济途径。如上述案例1 和案例3因过行政诉讼时效被驳回起诉后，当事人则不能通过民事诉讼解决。而案例2民事诉讼被驳回后，1989年的结婚登记，也显然超过了行政诉讼时效。当事人也将彻底丧失救济途径。

这里所列举的只是进入法院诉讼程序的几个典型案件，但它反映的问题具有普片性。同时，还有很多案件因法院不受理而没有进入诉讼程序，当事人四处奔波，纠纷无法解决。如当阳市一女子身份证被人冒用结婚，奔波4年不能结婚。［[iv][4]］有的甚至无赖时，通过媒体呼吁，以寻找办法。如金某的妻子出走8年，则因妻子身份有问题无法离婚。金某便通过《台州日报》信息，希望好心人能帮他出主意，让他早日离婚。［[v][5]］ 有的女性不能与丈夫离婚，干脆与他人同居、甚至重婚。［[vi][6]］

可见，尽快解决婚姻瑕疵纠纷“诉讼难”， 是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势在必行。人民法院和法学理论工作者，应当将其作为落实司法为民、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的当务之急，及时加以规范和解决。

（二）通过民事路径解决婚姻瑕疵纠纷，是行政复议不能、行政诉讼无能的必然要求

1、所谓“行政复议不能”，就是婚姻瑕疵纠纷，婚姻登记机关无权处理，不能通过行政复议程序解决。在 过去没有无效婚姻制度时，民政部门可以撤销婚姻登记，事实上起到了补充无效婚姻制度的作用。但现行婚姻法设立了无效婚姻制度，为了防止扩大无效婚姻的范 围，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等取消了民政部门任意撤销婚姻登记的权力。目前，民政部门只能受理和撤销法律规定的受胁迫结婚一种。 同时，民政机构要处理此类纠纷，无论是维持还是撤销结婚登记，都必须进行实质调查和实质判断。否则，就可能再次出现错误。而民政部门没有进行实质调查和实质判断的职能。也就是说，民政机关无权处理；你硬要它处理，它也无力处理。因而，对于婚姻关系纠纷，以诉讼方式，由法院处理，是各国的通例。［[vii][7]］

2、所谓“行政诉讼无能”，就是行政诉讼的功能难以有效地解决婚姻登记瑕疵纠纷。通过行政诉讼解决婚姻登记瑕疵纠纷，至少有十个方面的缺陷（笔者另有专文），包括行政证据规则、行政诉讼时效等都不适用婚姻瑕疵纠纷。限于篇幅，这里只强调一点，即行政诉讼审查的对象是婚姻登记行为，而此类案件的真正诉讼标的是婚姻关系。行政诉讼对婚姻登记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和判断，并不能解决婚姻关系合法与有效问题。许多婚姻登记行为虽然不合法，但并不影响婚姻关系的成立与有效。行政判决既要确认婚姻登记行为违法，又要确认婚姻关系有效，其判决功能难以实现。在同一婚姻关系中，涉及登记婚姻与事实婚姻需要同时作出判断时，行政诉讼更是无以应对。如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2009年的行政判决撤销了一起 1993年4月的婚姻登记案。［[viii][8]］本案虽然撤销了婚姻登记，但当事人在1994年2月1日前即同居，构成了事实婚姻。行政判决仅仅撤销婚姻登记，则与实际婚姻关系相互矛盾。可能会使当事人误以为双方已经不存在婚姻而另行结婚构成重婚。

由于婚姻登记机关和行政诉讼不能和无能解决婚姻登记瑕疵纠纷，民事诉讼就是必然选择。

（三）通过民事路径解决婚姻瑕疵纠纷，是现行婚姻制度的内在要求

我 国过去一直没有婚姻无效制度，有些婚姻登记违法案件由婚姻登记机关处理。因而，在离婚审判中不可能遇到婚姻无效的问题，当事人也不可能在离婚中提出婚姻无效的主张。但现在不同，现行法律设立了婚姻无效制度，而且婚姻无效统一由法院管辖。这种制度层面的变化，不仅会在离婚诉讼中涉及到婚姻有效与无效问题，还 会涉及到在同一诉讼中合并审理离婚与婚姻无效等不同诉讼请求问题。如一方起诉离婚，另一方反诉婚姻无效或不成立，或者一方请求宣告婚姻无效，另一方主张婚姻有效，请求离婚。这必然要改变过去单纯的离婚诉讼程序，需要将各种婚姻关系之诉合并审理，一并解决。因而，婚姻诉讼的合并审理已成为现行法律的必然要 求。而各种婚姻关系之诉合并审理，只能在民事诉讼程序中解决。

三、规范婚姻瑕疵纠纷诉讼路径之可行性

通过司法解释明确规范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婚姻瑕疵纠纷的诉讼路径，具有可行性。无论是从现行法律体制上考察，还是从司法实践中检验，民事诉讼路径都是切实可行的。有人认为，笔者提出的上述方案虽然可行，但需要修改法律后才能实行。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婚姻关系确认之诉和婚姻案件合并审理，这在现行法律制度中都有根据，不存在法律障碍，完全可以付诸实施。

（一）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有其充分的法律根据和理论根据

1、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有其充分的法律根据

“婚姻登记瑕疵”，是指在婚姻登记中存在程序违法或欠缺必要形式要件等缺陷。因而，它主要违反的是婚姻登记程序，所涉及的评判标准是婚姻的程序要件，所涉及的婚姻性质不是婚姻的有效与无效问题，而是婚姻成立与不成立问题。而婚姻法第8条是关于婚姻成立与不成立的规定，是判断婚姻成立与不成立的法律根据。婚姻第8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根据该条规定，依法登记，并取得结婚证，婚姻则成立。反之，婚姻登记严重违法或者欠缺婚姻成立的必要要件，婚姻则不成立。

因而，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在现行法律体制上没有障碍。而且，确认婚姻关系之诉也是落实该条规定的需要，否则，对于涉及婚姻登记程序的纠纷就难以解决。

2、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有其充分的理论根据

在民事诉讼法上，也有确认之诉。婚姻关系确认之诉在民事诉讼中没有法律障碍。而且，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有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如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均设有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这也可供我们借鉴。

3、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不仅有法律根据，而且实践中缺其不可

确认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并不是可有可无问题，而是缺其不可。没有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不少婚姻纠纷，则难以解决。如发生在北京的一起登记后没有领取结婚证一方死亡的案例。双方所争议的就是这个婚姻登记程序是否完成，婚姻是否成立。这只能用婚姻法第8条关于婚姻成立与不成立的标准判断，不可能用其他标准判断。又如，妹妹使用姐姐身份证与赵男结婚。姐姐与赵男是否存在婚姻关系，也只能适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解决。 再如，有关事实婚姻是否存在或成立的纠纷，也只能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理论解决。比如一方说是同居关系，另一方说是事实婚姻。要解决双方的争议，也是涉及事实婚姻是否成立问题。 实践中，的，还很多情形，需要需要确认婚姻关系是否成立或存在，不一一列举。

（二）婚姻案件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合并审理

1、婚姻案件合并审理有法律根据

尽管婚姻法和民事诉讼法没有直接规定婚姻诉讼案件合并审理，但婚姻案件合并审理，在民事诉讼法上有充分根据。婚姻案件属于民事案件，民事诉讼法第126条关于合并审理的规定，当然适用婚姻案件。比如原告认为婚姻有效提出离婚，被告反诉婚姻无效或不成立，这当然要合并审理。

目 前，在离婚诉讼中，对一方主张婚姻无效或不成立时，之所以要驳回起诉，要求当事人另行诉讼，其根本原因在于对婚姻性质判断错误，认为婚姻无效或不成立属于 行政案件，只能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解决。实际上，无论是违反结婚的形式要件，所引起的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争，还是违反结婚的实质要件，所引起的婚姻有 效与无效之争，都是平等主体之间关于婚姻性质或效力之争，都是典型的民事案件。而且如前所述，这类纠纷，行政机关无权处理，行政诉讼无能处理，只能通过民 事诉讼程序解决。

2、婚姻案件应当合并审理

为了尽可能在同一诉讼程序中统一解决因同一婚姻而发生的各种不同请求，避免或减少因对同一婚姻关系多次提起诉讼而致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长期地、经常地处于不安定状态，婚姻关系案件以一次解决为原则。对此，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亦有规定。各种婚姻关系之诉，包括婚姻附带之诉合并审理，主要有三个好处：一是避免婚姻关系长期处于不安定状态；二是避免相互矛盾判决；三是经济简便，方便当事人诉讼，节省司法资源，符合当前能动司法理念。

而且，对同一诉讼标的或同一法律关系应当合并审理，这也是民诉法的基本要求。对于婚姻案件来讲，更是如此，对于同一婚姻关系，不能分别审理，以免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因而，婚姻案件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合并审理，属于强制合并审理的案件。

（三）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婚姻瑕疵纠纷切实可行

在民事诉讼中解决婚姻瑕疵纠纷完全切实可行，而且可以克服行政诉讼的弊端。

1、可以将各种婚姻关系之诉合并审理，一次解决。在民事诉讼中，可以集中审理，一次性解决纠纷。在民事诉讼中，不仅可以对各种婚姻关系和并审理，还可以就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附带之诉与婚姻之诉合并审理，集中一次性解决。

2、在民事诉讼中，没有诉讼时效的障碍。对于婚姻无效，在民事诉讼中，明确规定不受一般诉讼时效限制，有请求权的人，任何时候都可以申请宣告婚姻无效。而婚姻不成立与婚姻无效具有相同性质，亦不受一般诉讼时效的限制。这在法理上非常明确，外国和我国台湾的民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因而，在民事诉讼中，婚姻瑕疵纠纷没有诉讼时效障碍。

3、 在民事诉讼中，没有判决功能障碍。对婚姻诉讼纠纷按民事案件处理，主要审查婚姻关系是否成立或有效，其评判标准与行政诉讼不同，一些有程序违法瑕疵的婚 姻，只要符合婚姻的实质要件，在民事上可以认定婚姻成立有效，这可以弥补行政诉讼既要确认婚姻登记行为违法，又要确认婚姻关系成立有效，其功能不足的缺 陷。

4、 在民事诉讼中不存在相互否定和矛盾判决。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可以就离婚、婚姻有效与无效等一并提起，或者提起反诉。法院可以对各种婚姻关系诉讼合并审 理，避免矛盾判决。如原告提出婚姻不成立或无效之诉，被告可以反诉事实婚姻成立有效；或者原告提出离婚之诉，被告可以反诉婚姻不成立（或不存在），或者反 诉婚姻无效。如在同一婚姻关系中，登记婚姻与事实婚姻并存时，行政诉讼在撤销登记婚姻时，与有效的事实婚姻形成相互矛盾。但民事诉讼程序中，法院可以合并 审理，同时解决登记婚姻与事实婚姻的效力问题，避免相互矛盾判决。

5、在民事诉讼中，可以适用身份法的特殊规则和法理处理婚姻关系。婚姻关系主要由身份法调整，身份法的有些特殊规则和法理，只能在民事诉讼中才有斟酌和适用的余地。如婚姻无效的类推等，都只能在民事诉讼程序中适用。

6、在我国审判中已有成功判例，实践证明，婚姻瑕疵纠纷完全可以在民事诉讼中解决。如刘红玲因未达法定婚龄，借用其姐姐刘路英的身份证与赵光武登记结婚。2009年12月， 刘红玲准备起诉离婚时，因涉及到自己与赵光武的婚姻及其姐姐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到底如何认定问题。经法院释明，刘红玲将离婚之诉与婚姻关系确认之诉合 并提起。其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确认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不成立，刘红玲与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并同时要求法院判决刘红玲与赵光武离婚，子女由刘红玲 抚养。

宜昌市点军区法院合并审理后，于2010年4月 判决认为：原告刘红玲因未达法定婚龄，借用其姐姐刘路英的身份证与赵光武办理结婚登记，其行为是错误的。但刘红玲与赵光武具有共同结婚的合意和行为，且双 方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刘路英与赵光武没有结婚的合意，也没有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的事实。因此，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关系成立，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关系 不成立。现刘红玲与赵光武均已达法定婚龄，其婚姻无效的情形已经消失，应当认定其婚姻成立有效。因赵光武下落不明已两年有余，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故对刘红 玲的离婚请求，予以支持。遂判决如下：一、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关系不成立。二、准予刘红玲与赵光武离婚。三、子女赵寒晶 由刘红玲负责监护。

本 案判决的真正价值在于：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成功地解决了婚姻登记瑕疵纠纷。尽管对认定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可能会有争议，但在民事诉讼程序中解决婚 姻登记瑕疵纠纷，其价值和意义是不可否认的。它说明不仅完全可以运用民事诉讼解决此类纠纷，而且比行政诉讼更科学，更顺畅、简捷、彻底。可以将相关的婚姻 诉讼合并审理，“一网打尽”，无需重复诉讼。这充分体现了体现了现代先进司法理念，是能动司法的好典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婚姻法在实体方面的立法有长足进步与发展，取得了可喜成就。［[ix][9]］但婚姻诉讼程序立法还相对滞后，至今没有建立家事诉讼程序（人事诉讼程序）。这种立法现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生活需要。因此，我们呼吁，应当尽快建立家事诉讼程序。在家事诉讼程序尚未建立前，应当先对目前亟待解决、而且完全可以解决的婚姻瑕疵纠纷诉讼路径予以规范，以满足人民的司法需求。

注释:

［[1]］《妻子持假证登记结婚丈夫起诉被驳回》 ，2010年01月04 日《北京晚报》，fawu365、/html/zx/2010-1/4/10142213105054952、html

［[2]］《20年前用假身份结婚现想离婚一二审败诉金湾一妇女违反结婚登记程序处境尴尬》zh2156、/article/article_2699、html

［[3]］《泉州：婚龄不足冒用亲姐身份登记 姐状告妹“讨名字”》 2010年04月16日，news、163、/10/0416/17/64dl8lab00014aee、html 。

［[4]］《奔波4年为何拿不到结婚证楚天都市报》，2007年09月06日 17版，ctdsb、cnhubei、/html/ctdsb/20070906/ctdsb96197、html

［[5]］《林远锦“丈夫想离婚 妻子却说没跟他结过婚”》，2008年3月19日《台州日报》。

［[6]］王礼仁《男女平等的法律并不是最好的法律——以女性从政和婚姻诉讼为视角》，《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7]］李明舜《民法典的制定与结婚、夫妻法律制度的完善》，《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