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经营相关法律(精选8篇)
公司经营相关法律篇1
一、 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实质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是公司从公司登记机关处领取的法律文件，它记载了公司的两个方面的事项，即公司的法人资格和合法经营权。公司登记机关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其法律实质是取消公司的法人资格和经营权，引起的法律后果是，公司被取消法人资格和经营权，公司从主体上被消灭了。
二、未经清算直接吊销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违背了《公司法》的规定
当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或股东会决议解散，由股东组成、或由股东会确定人选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以了结公司的债权债务，分配公司的剩余财产，然后再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的法人资格；逾期不成立清算组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这是公司终止的正常情况。当公司资不抵债时，被依法宣告破产的，由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依照有关规定，组织股东、有关机关及有关专业人员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破产清算，了结公司的各种债权债务，分配公司的剩余财产，然后再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该公司的法人资格。这是公司终止的司法途径。第三种情形就是公司因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被公司登记机关等有关主管机关责令关闭而终止。公司登记机关等有关主管机关终止公司，依法须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使公司的债权债务得到妥善解决，公司的剩余财产也得到妥善的处理，然后再终止公司。有关主管机关，特别是公司登记机关的一般作法是，不组织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就直接终止公司，上面提到的某公司因未参加年检而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即属此情形。
依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被依法责令关闭的，应由有关主管机关组织股东、有关机关及有关专业人员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会或有关主管机关确认，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公告公司终止。公司终止是指公司的法人资格消灭，公司在组织上彻底解散，并永久停止营业活动，终止公司是严肃的事情。有关主管机关，特别是公司登记机关，终止某公司，应经清算阶段在处理及了结公司的权利义务关系、分配公司的剩余财产后，始得终止公司。公司登记机关在终止公司的过程中，常是不经过组织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就直接吊销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取消公司的经营权和法人资格。公司登记机关的本意也许是，取消公司的经营权，于是就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由于公司的经营权和法人资格同载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吊销执照，比如一同取消其法人资格。公司登记机关对公司未经清算就取消法人资格，是与《公司法》的规定相冲突的，因公司登记机关终止公司须经清算。
三、 直接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不利于了结公司的债权债务、处理公司的剩余财产
1、 公司终止后，无法律依据再成立清算组
从法理上讲，公司被吊销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即告终止，公司终止后，再无法律依据成立清算组。如要对公司的遗留问题进行处理，只算是一种善后事宜的处理，非清算行为。故直接终止公司，使《公司法》的有关主管机关组织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了结公司债权债务、处理公司剩余财产的规定，无从得到落实。
2、 公司被直接终止后，股东和公司登记机关怠于处理公司的遗留问题
公司未经清算被公司登记机关终止后，股东常是怠于处理公司的遗留问题的；股东除对分配公司的现有财产有兴趣外，对公司的债权债务不再关心，或因无法行使而不能关心。这样的终止比如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混乱，回影响公司的相对人的利益。
公司登记机关在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也不会再过问公司的遗留问题。它认为其吊销行为，是对公司的一种行政处罚，至于公司的其他事宜则不属于它的责任范围，而应属于民事范围。基于这样的认识，公司登记机关总是怠于处理公司的遗留问题，使公司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3、 公司的债权人实现权利的困难，人民法院处理纠纷的困难
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其法人资格就不存在了，公司的债权人无法对主体上已不存在的公司提起请求，因无法律依据再成立清算组，也不能向所谓的清算组提起请求。故，直接吊销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必将影响公司的债权人的债权的实现。
由于公司在主体上已不存在，也无法律依据成立清算组，故对人民法院处理有关纠纷也造成了困难。
四、 对终止公司的建议
1、 现有制度下的公司终止方法
公司登记机关欲解散某公司，可先作出决定关闭，取消其经营权；而暂不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保留其法人资格。然后，公司登记机关组织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清算事宜了结后，再取消其法人资格，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但以上方法易生弊端。公司被取消经营权后，公司的企业法人药引子仍未被吊销，其他人会误认为该公司仍具有执照上记载的经营权，易造成相对人的损害，易造成新的纠纷。此弊端是因经营权和法人资格同载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而引起的。
2、公司的经营权和法人资格分载于不同的法律文件
经营权和法人资格同载于一个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是导致公司终止程序混乱的原因。为避免该混乱，可考虑将经营权和法人资格分开记载。公司的经营权和法人资格的性质是不同的，也是独立存在的，完全可以用两个文件来分别记载，一个文件记载公司的合法经营权，这一文件可称为公司营业执照；另一个文件记载公司的法人资格，这一文件可称为公司法人资格证明书。
（1）方便了公司登记机关的终止程序
公司登记机关需终止公司时，可先吊销其营业执照，取消该公司的经营权；而暂不取消该公司的法人资格，即暂不吊销其公司法人资格证明书，在该公司未经清算了结清算事宜之前，该公司的法人资格仍然存在。待该公司的清算事宜结束，权利义务得到了结，剩余财产得到分配，方吊销其法人资格证明书，取消其法人资格。
公司登记机关在取消公司的经营权时，就不会象原来那样，因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而导致公司的法人资格的消灭，不会影响对公司的清算工作。
2、有利于了结公司的债权债务，分配其剩余财产
《公司法》特别重视对公司的清算工作，规定，有关主管机关终止公司须经清算，由有关主管机关组织股东、有关主管机关和有关专业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公司法》规定终止公司须经清算，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因公司登记机关直接终止公司而带来的有关民事法律关系的混乱，是为了保护有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了结公司的债权债务，分配公司的剩余财产。故可以认定清算是公司终止的前置程序。
将公司的经营权和法人资格分载于两个法律文件上，公司登记机关先吊销其营业执照，取消其经营权，由公司登记机关组织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工作，在清算阶段了结公司的各种民事法律关系，保护各有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清算事宜终结，公司登记机关再吊销其企业法人资格证明书，取消该公司的法人资格。可见，将公司的经营权和法人资格分载于两个法律文件的作法，有利于公司清算程序的依法有序地进行，让清算成为公司登记机关终止公司的必经程序，有利于在清算程序中了结公司的债权债务，分配公司的剩余财产，以实现《公司法》规定清算的目的。经过这样的清算程序，一般不会有遗留问题。
3、有利于人民法院对纠纷的主体认定
4、可增强公司登记机关的清算责任
公司被直接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终止后，公司登记机关总是怠于处理公司的遗留问题，让公司的遗留问题自生自灭，引起很多麻烦。公司未经清算即被直接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是公司登记机关忽视《公司法》要求其组织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责任而造成的。另外，有关法律法规对有关主管机关的清算工作的规定也很笼统，不具体，无可参照的程序性规定，使主管机关处于无法适从的境地，这也是有关主管机关不组织对公司的清算的一个原因，进而造成有关主管机关规避对公司的清算。
如将公司的经营权和法人资格分载于两个法律文件，就可克服公司登记机关在组织清算中的程序性矛盾，在程序上保证公司登记机关对清算的可操作性，那样，就可以严格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对公司进行清算。由于有关法律对有关主管机关组织清算的规定不具体，还应该对有关规定进行解释和补充，作到有法可依。将公司的经营权和法人资格分载于两个法律文件，就可严格要求公司登记机关不得推卸组织清算的责任、减少清算程序，不得直接吊销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直接终止公司。这是对公司登记机关组织清算上的程序性的保证，它增强了公司登记机关对清算工作的责任性，这样，才能够让公司登记机关终止公司的行为依法有序地进行，才不会对有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也才能使社会经济秩序稳定健康地发展。
公司经营相关法律篇2
内容提要: 公司归入权是公司立法赋予公司的特别救济权。我国在借鉴国外对公司归入权适用情形规定的基础上，在《公司法》与《证券法》中做了相应规定。我国现有法律对公司归入权制度的规定还相当不完善，只有设计出合理的公司归入权体系及适用规则，才能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公司归入权制度建设。
公司归入权是法律赋予公司的特别救济权。我国《公司法》第149条规定的竞业禁止归入权、《证券法》第47条规定的短线交易归入权都属于此。由于法律条文相对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导致在法律实践中，即使出现法律规定的公司归入权制度的适用情形，许多人在权衡利弊后也会退而求其他替代途径解决，使公司归入权制度的优越性难以得到体现，甚至被埋没。笔者着重对我国公司法及证券法中有关公司归入权的适用条件作—具体分析、界定，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一、公司归入权的概念和性质
公司归入权是公司对因公司的利益相关者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实施的某些交易而取得的溢出利益，享有主张收归公司所有的法定权利。
关于归入权的性质学界大致有以下学说。
一是形成权说。该说认为归入权的目的，是对内部人短线交易利益所有权的否定，系使法律关系发生变更的形成权。也有学者认为，公司归入权之所以是形成权，理由有三点。其一，公司归入权并不以基础权利为前提。请求权是权利人得请求义务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它必须以一定的基础权利（即原权利）为前提。而公司归入权并不以公司对公司内部人违反法定义务所获得的利益拥有所有权为前提条件。其二，公司归入权能够通过公司的单方意思表示而行使，即公司归入权在公司做出利益归入的意思表示下即可行使，而不以公司内部人的作为或不作为为要件。其三，公司归入权改变了公司内部人的行为后果。也有的学者从证券法中短线交易归入权的角度论述其形成权的性质。[1]
二是请求权说。由于公司归入权的行使必须依赖短线交易人履行义务才能实现，公司仅凭单方的意思表示并不能使短线交易利益由交易人转移到公司的后果当然发生。从这点看，归入权符合请求权的特征，即权利的实现必须借助他人的特定行为。也有学者将公司归入权的性质更加具体化为不当得利请求权，其主要是从短线交易归入权角度以及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方面阐述该观点的。首先，短线交易人进行的交易不具有合法的原因，是各国法律明文禁止的，应该收归公司所有。其次，短线交易人通过短线交易行为获得利益，也就是实施了一定的行为后所得的收益。再次，公司因为短线交易行为而遭受损失，实施短线交易行为者很可能利用公司内幕信息而造成公司的直接经济损失或者潜在的可得利益损失。最后，短线交易人的获利和公司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2]作为公司的高级管理者，具有知悉内部信息的便利，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的行为，甚至言语、一种反常的姿态都会成为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信息，会直接、间接地影响其他持股人对公司的估价，从而影响广大投资者作出判断和决策或者更改投资理念。
三是债权说。公司归入权是一种独立的法定之债，其行使期间应适用民法诉讼时效的规定。也有学者认为内部人从事短线交易的行为本身并无可责难性，短线利益终局性地收归公司所有，只是法律为内部人新设的一种法定义务。相应的，公司因此也就享有一项法定权利—归入权。法律实际上是在公司与内部人之间直接设立了一项债权债务关系，属于法定之债，因此公司所享有的归入权在性质上就应认定为债权。[3]
笔者赞成公司归入权的性质为形成权，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从行使方式上看，形成权与请求权最大的不同在于形成权依自己单方的意思可以改变自己或与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一种自给自足的权利。虽然在涉及第三方利益时，形成权的行使可能附带某些后续义务，如合同权利的转让需通知义务人、担保人，但不影响其凭单方意思改变法律关系的本质。形成权是法律允许的权利主体对某项法律关系采取单方面行动的权利，或者换句话说，权利主体采取行动不需要另外一个人的参与。形成权的合理性既可以存在于形成权相对人事先表示的同意中，也可以由法律本身作出规定。[4]就公司归入权而言，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实施了法律禁止的行为并获得收益之后，一开始他们对该收益拥有所有权，但是，公司一旦行使归入权，作出请求归入的意思表示，即在公司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发生了收益所有权转移的法律关系。如果公司作出归入的意思表示后收益者并没有将收益交付给公司，公司选择诉讼的方式行使归入权，那么该诉讼不是归入权发生效力的要件，而法院的判决也只是阐明意思表示早已产生的法律后果而己。[5]诉讼也只是为解决公司归入权的执行问题。受益人必须接受公司作出的请求将利益归入的决定，其合理性在于法律事先已经明文规定了公司享有的这种权利。这也说明了公司归入权的形成权性质。
其次，从公司归入权的行使期间上看，按照德国法律的规定，公司行使归入权的请求，自公司其他董事会成员和监事会成员得知产生归入权行为的那一刻起3个月后失效，如果不考虑得知的时间，该请求则自提出之日起5年后失效。[6]按照日本公司法律的规定，公司享有的归入权自进行交易之时起经过1年后自行消灭。[7]按照日本证券法律的规定，对公司的董事、监事或主要股东的请求权，自获得利益之日起两年内不行使而归于消灭。[8]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同日本法律的规定大致相同。以上各国及地区关于公司归入权行使期间的规定显然属于除斥期间。根据民法的一般原理，请求权的行使期间为诉讼时效，而归入权的行使期间则为除斥期间。我们可以相应地得出公司归入权的形成权性质。
最后，从我国《公司法》和《证券法》的相关规定来看，法律用语是‘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和“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的表述方式。该用语表明只要有违法的收益产生，公司归入权就产生，公司对该收益就享有所有权。虽然说相对人并不就此承担当然的交付溢出收益的义务，更不承担法定的交付责任，而是可以享有对抗归入权的抗辩权利，直到支付裁决的生效。但是这只能说明作为权利所指向的利益有时候需要经过法定程序确认，需要法律予以强制性的保护和执行。在事实上和法律上该溢出利益在公司单方作出归入的意思表示后就被推定为归公司所有，公司拥有所有权的性质是不能改变的。因此，将公司归入权定性为形成权更符合我国现行的立法精神。
二、我国《公司法》上公司归入权适用规则及其完善
我国《公司法》在确定公司归入权适用的法律事实时，一方面借鉴了现代西方各国立法的普遍做法，将公司归入权适用于董事、经理违反竞业禁止义务的行为，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扩大了公司归入权的适用范围。
公司经营相关法律篇3
一、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中面临的问题
（一）立法相对滞后，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
1、在我国正在建立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有关民营经济的利益和权益保护的法律相对零散,缺少一个以稳定的规章制度为基础的管理体制。有关维权的制度也不成系统,缺乏统一性。有些法律法规之间相互冲突,缺乏权威性。
2、虽然《物权法》的颁布对于公私财产的平等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历史形成的对公产的偏重保护还有其潜在影响，一时难以根除。
3、对个体业主与外国投资者,在权益保护上存在差别,外国投资者甚至享有“超国民待遇”。
4、对民营企业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也存在不对称的问题。在事关民营经济的法律问题上,目前行政性法规居多,体现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和诚实信用等市场经济原则的法规较少。由于义务本位的指导思想,立法上对民营企业应尽的义务规定得多,而对其应享受的权利规定得少。
（二）司法不够公正，民企权益不能得到平等有效保护
在民营企业外部法治环境治理中，司法环节也不容忽视。当前司法环节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司法公正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处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经济纠纷案件中，为了“顾全大局”、“维护稳定”，“天平”有意无意地向国有企业倾斜的现象，或不公正处理，或久拖不决，导致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平等、及时、有效的保护。二是行政官司难打。当民营企业的权益受到行政机关的侵害而诉求司法机关时，司法权力在行政权力和地方保护主义影响下，难以发挥其作用，使得行政官司被老百姓称为“最难打的官司”。三是执行难成焦点。执行不力，久拖不决，导致一纸判决书难以挽回企业被侵害的损失，“赢了官司输了钱”的无奈成了民营企业的一块心病。
（三）服务不够到位，依法行政还需加强
与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伊始比较，依法行政、服务意识逐渐增强，政企关系大有改善，但仍有诸多地方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存在的突出问题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行政人员缺乏依法行政理念。有些工作人员遇到事情时，首先想到的是权而不是法，在行使执法权时，不是根据立法本意而是根据对自己有利的理解来执行法律，这样做难免会侵犯一部分企业的正当权益。二是民营经济政策缺乏稳定性。时紧时松，甚至说变就变，有的行政部门往往单方面宣布关停小企业、收回土地使用权、废除租赁承包合同和特许经营合同权，对此带来的损失又往往不予补偿，使得民营企业正当经营权难以保障。三是违法行政和“与民争利”。有的执法人员不执行法律规定，如当民营企业要求公安机关履行其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时，因当事人没有“进贡”，而拒绝采取行动，拒不执行法律规定；如个别执法人员为与当事人进行“钱权交易”，故意对当事人的合法申请拖着不办，以迫使当事人就范；还有一些部门的执法人员因为怕当被告，而姑息迁就行政违法行为，该罚的不罚，该重罚的轻罚；还有公然违反法律规定，自行其事，比如公然向民营企业“吃拿卡要”，这种现象最为普遍，民营企业反映也最为强烈。四是服务意识亟待加强。总的来讲，政府已减少了很多审批事项，但个别部门还存在审批事项过多、审批程序繁杂的现象，行政干预仍有发生。还有一些部门没有明示服务承诺，制度创新不及时，办事效率低，推诿扯皮，对企业急办的事情麻木不仁，甚至有只收费不服务的现象发生。
二：如何优化我市民营经济发展法律环境
（一）解放思想，营造民营经济法律保护氛围
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在牢固树立服务民营经济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的同时，努力为民营经济树立平等的社会法律地位。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平等经济，一个法治经济。法治经济的前提条件就是所有市场主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要从战略的高度为民营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消除各种偏见和误区，强化政策引导和社会推动，做到观念上“敬商”、形象上“亲商”、行动上“重商”，为民营经济营造良好的法律保护氛围。
（二）文明公正司法，发挥人民法院在维护民营经济合法权益中的作用保护民营经济的合法权益，是人民法院的天职。一要落实司法为民宗旨。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即：刑事审判的保护作用、民商事审判的调整作用、行政审判的监督作用，为民营经济维权创造良好的法律平台。二要加强审判调研。探讨解决涉及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案件以及其他疑难复杂案件；三要文明公正司法。让各类市场主体都能讨个平安公道的说法，坚决反对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四要提高司法效率。及时高效处理各种民营经济纠纷。我们说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永恒的主题，迟到的公正就是不公正。
（三）严格依法行政，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首先，要解决权力滥用问题。打击以权压法、以公权侵害私权现象。其次，要解决行政职责必须履行的问题。按照宪法分工，审判机关只是社会矛盾纠纷的最后解决机关，所以行政机关要切实依法履行职责，尽量将纠纷解决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之内。第三，依法行政必须注意提高效率。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推进政府管理机制和体制改革，大力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坚决防止办事效率低、推诿扯皮的衙门作风。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牢牢树立依法行政观念，认真贯彻执行好国家的法律、法规。第四，依法行政要抓好民企维权。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要制定严格有效措施保护民营企业不受违法检查的干扰，通过内部与外部的双重约束，杜绝“吃、拿、卡、要”等不正之风；政府要明确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收费范围，对不合理收费项目坚决查处和取缔；对侵犯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和肇事者，公安司法部门应予以严厉打击和查处。
（四）强化自身建设，提高民营经济维权能力
民营经济的兴起，单靠良好的外部法治环境，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这就要求企业自身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化法律意识，提高民企法律维权能力。在维权工作上，要学会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二是依法规范管理体系，提升民企竞争能力。民营企业必须推行规范化管理，提高运行效率和降低运行成本，并依据法律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完善内部运作机制，合理设计收支安排和税务计划，为企业建立完善的治理结构。三是大力弘扬诚信，树立民企良好形象。
总之，民营企业发展需要各级政府、各级部门、司法机关解放思想为其营造一个良好的法治大环境，使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得到平等保护，使民营企业得以真正壮大和走入法制轨道，从而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作者简介：
公司经营相关法律篇4
一、工作情况
1、加强组织领导，严格审核公司重要决策和规章制度
为积极落实法律风险管控机制，防范法律风险，2014年公司成立了法律工作领导小组，由公司总经理担任总法律顾问，下设办公室，负责本公司法律风险的管控，处理公司的法律纠纷，工作小组积极参与公司经营发展和企业深化改革相关的重要会议，遵循“三重一大”制度，结合法律知识，配合公司领导，严格把关经营。公司在2014年审核通过了《人事考勤管理办法》、《劳动用工实施方案》、《关于差旅费报销方法》、《公用车辆使用管理办法》、《关于节假日勤俭节约、严肃纪律的通知》等5项重要规章制度。各项规章制度审核效率达到100%，提高了决策管理水平，防范了决策风险，保证企业科学发展。
2、严格合同审核工作，杜绝重大法律纠纷
2014年，公司规范操作经营管理行为，细化各类合同流程，加强合同处理实行时限管理、合同多系统协同管理应用，减少合同风险，进一步细化合同签约审核流程。我公司专职人员2014年审核经济合同共计 99件，重要经济合同审核59件，其中工程合同35件、设备采购合同19件，重要产品合同5件，确保了合同审核率达到100%，加强了公司法律防范风险程度。
3、实行监督检查制度、强化全员法律风险防范意识
法律工作领导小组对公司的重大项目的合同和涉及法律风险的项目进行定期监督检查，指导各部门积极识别工作过程中各类风险，加强防范，确保法律风险最小化。
法律工作领导小组结合公司发展实际需要，重点普及与公司经营密切相关的《合同法》等普法工作，提高公司全员法律风险防控意识，增强干部员工法律风险防范能力，依法处理好企业经营发展的各项涉法业务，杜绝因违法违规引发重大法律纠纷案件。
4、发挥外聘律师效用，加强法律风险防控
集团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也作为本公司法律顾问，在遇到重大决策的法律事务方面给予了有力支持，2014年提供的法律支持有两件（次），在规避公司法律风险、加强风险防控方面起到保驾护航作用，同时，丰富了公司法律人员的专业知识。
二、存在的问题
1、法律工作机构建设尚不规范
从目前公司自身的内部情况来看，还不具备专业的法律顾问，现有法律工作人员基本由公司领导及各部门工作人员兼职，专业法律人员缺乏，并且尚未取得相应的法律职业资格，专业化水平不高，经验不够，使得企业法律工作机构服务水平难以得到保证。
2、法律工作的管理体系不健全
由于法律工作实施时间较短，企业法律人员缺乏专业的岗位培训，系统、详尽的法律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现有的一些简单的企业法律体系还无法满足公司管理的要求，这成为企业影响法律管理水平的重要因素。
三、下一步法律工作计划
1、提升法律工作人员专业素质、完善法律工作机构
加强法律工作人员专业学习，提高专业水平，定期组织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法律风险培训，逐步建立系统、高效、专业化的法律工作队伍，服务企业经营决策，防范企业风险，杜绝重大法律纠纷案件发生，维护企业正常的经营管理秩序。
2、健全法律工作管理体系，加强法律制度建设
公司经营相关法律篇5
王兆华 沙良永
[摘 要]对公司转投资的规制是公司法的重要任务，公司转投资有其重要意义的一面，同时也不可避免的滋生一些负面效应：资本虚增；经营者控制公司股东会为自身牟利；转投资行为形成的子公司常被母公司用来作为违法和规避法律行为的工具等，加之法律的缺陷，使这些问题更趋严重，必须健全《公司法》以强化对这些负面效应的法律规制。本文简要分析了转投资限制性条款的立法缺陷及不足，以期对《公司法》的修改和完善有所帮助。
[关键词]负面效应 转投资 法律规制
引论
建立和完善现代公司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对公司转投资的法律规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公司转投资是指公司作为投资主体，以公司法人财产作为对另一企业的出资，从而使本公司成为另一企业成员的行为。”[1] 公司转投资对分散经营风险，调整产业结构，节约交易成本和稳定经营权有着重要意义，是顺应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的经济现象，有利于控股经营,实现集团战略。但是由于欠缺完善的法律予以调整，因此公司转投资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滋生了不少的问题，“公司转投资所产生的法律问题严重阻碍了转投资行为积极功能的发挥。如何对公司转投资实施法律监控，是各国公司法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2]。我国涉及到转投资问题的法律规范主要有《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和《保险法》等，由于本文主要从公司法的角度对转投资的限制性条款进行分析和探讨，因此对《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相关条款不作探讨。
一、公司转投资的负面效应
1、资本虚增及“空洞股份”的出现
无论公司相互投资，抑或公司单向投资，都会产生虚增资本及“空洞股份”的出现。“空洞股份”的出现，必然使公司的真实股东的“真正股份”在总股份中所占比例下降，当这种“空洞股份”与其他股东的“真正股份”同样行使股东权时，真实股东的“股利分配和剩余财产分配”遭到了来自“空洞股份”的欺诈，其表决权即公司支配权亦随之稀释。同时，虚增资本不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使债权人盲目相信公司实力而与之交易，有害于交易安全。“转投资行为导致的虚增资本，从极端而言，则公司与银行同具有制造货币之功能，使债权人误认为公司资本雄厚,妨碍交易安全；而在转投资行为导致实质性减资的情况下，债权人却可能不知道公司资产已虚化，同样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3]。
2、经营者控制公司股东会
依据现代公司法律，对外代表公司进行活动的不是少数股东而是公司经营者，那么毫无疑问代表转投资公司行使对目标组织的出资者权益归根结底亦只能是“戴着公司面具”的经营者。在公司转投资形成的经营者支配的环境下，其所带给转投资公司股东特别是少数股东的危害十分明显。
实际出资的人被从支配的地位排除掉，而没有出资的人却在支配着公司，单向投资的情形亦是如此。“在相互转投资情形下，董事、监事可能利用转投资控制本公司股东会”[4]。转投资公司一旦将一部分资产转投资于目标公司后，初始股东便失去了对该转投资部分资产的最终控制，不得对目标公司中的该部分资产行使控制权，而由转投资公司的经营者代表公司行使出资者权益。这样，一旦初始股东对目标公司失去了控制就很难防止董事、监事、经理以损害股东利益为代价来获取他们自身的利益。此外，在公司转投资情形下，经营者处于绝对的控制支配地位，极易形成无责任经营，即使其不忠、未尽管理人义务或过错造成公司损害亦不会受到任何责任的追究。
3、转投资行为形成的子公司常被母公司用来作为违法和规避法律行为的工具
在公司转投资持有被投资公司股权超过百分之五十时，即构成母子公司关系。此时，形式上两公司皆为独立主体，但实质上子公司已全部或部分丧失了自主性，其经营政策系由母公司所决定，因而子公司常常被母公司用来作为逃避税收，规避法律甚至违法犯罪的工具。这表现在：母公司把子公司看作自己的分支机构、办事处而不仅仅是公司的被控公司；母公司和子公司财产竞合，母公司从子公司中大量借款而不归还；将子公司作为本公司担保负债的工具等。
二、公司转投资负面效应的法律规制
1、公司转投资的必要限制
首先转投资对象的限制。公司转投资的对象只限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禁止公司充任合伙人或成为他公司之无限责任股东，日本《商法》第55条规定，公司不得为其他公司的无限责任股东或合伙事业之合伙人，并将这一规定视为对公司权利能力的限制。瑞士和我国台湾地区及我国公司法也有类似规定，与此相反，美国《标准公司法》却规定，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公司可以成为任何合伙组织、联营组织、信托组织或其它实体的发起人、合伙人、联营人或上述实体的经理。两种不同的立法体例体现了不同的立法价值取向：日本，台湾及我国大陆的规定着眼于交易安全优先，美国着眼于效率优先。
一方面，合伙事业是—种极具风险的事业，会对债权人的权利发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合伙事业又是一种具有极大优势的企业。法律的任务不是消灭风险而是让当事人的在风险与商机之间选择并尽可能减少风险，对于公司如何运营、如何投资，最终有决定权的是从终极意义上拥有公司的股东或反映投资者共同意志的公司章程。公司转投资合伙是公司的一个重要投资渠道和方向，如果公司股东愿承担风险，法律就不该武断地绝对禁止，应将决定权移交于最终拥有公司的股东。然而，转投资毕竟涉及到转投资公司的权利及债权人的利益，法律又不能漠然视之。因此，我国《公司法》可以规定：除非公司章程存在相反规定，公司不得充任合伙人或者其他公司之无限责任股东。
其次限制转投资数额。在参照国外公司法的规定的基础上，对双向相互持股和单向持股的比例分别做出具体规定，“相互持股不免会导致公司注册资本的重叠以及偿债能力的弱化，对维护交易安全，保护第三人利益显然都是不利的。” [5]“《公司法》一方面不应全面禁止相互持股，因为这会否定公司对外投资的法定权利；另一方面又应对公司间相互持股的比例给予必要限制，以此杜绝虚假出资、资本不实现象。”[6]对公司转投资数额的限制，应考虑到公司的多元化经营的弹性与公司股东及债权人利益保护之间的平衡；就单向转投资考虑到我国国情及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可借鉴我国台湾公司立法态度，即限制的比例宽严适中。这样就能既保护交易安全，又兼顾效率，以二者之间的平衡。
2、对公司转投资负面效应的积极调整
单纯地对转投资予以限制，显然不能有效解决转投资所产生的问题，因而需对转投资引起的负面效益予以积极调整。对此，德国法有专门规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先公开化。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化的目的在于使利害关系人了解公司资本结构的真相，而不为虚增资本的假象所蒙蔽。根据德国股份公司法的规定，一企业对他企业取得越过25％的股权时，必须以书面通知该企业，而受通知的企业必须将上述受通知的持票情形，依章程所定方法公告之。[7]
其次限制股权行使。根据德国法，公司对他公司所持有的股份，其股权的行使，不得超过他公司股份总额的四分之一，但有两项例外：一是由公积金转增资本而获得的新增股份；二是公司已依规定将其在他公司的投资额通知该公司，而未从他公司获得类似通知前或通知有相互投资的事实前。在相互投资公司中，如一公司对他公司持有50％以上股份或以其他方式控制他公司经营者，他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持有母公司的股份，其股权不能行使，此所谓股权行使之限制，包括表决权及股息分配权。美国法律亦规定，如果甲公司持有乙公司的股权过半数时，乙公司所持有甲公司股份无表决权。限制行使股权的目的在于防止经营者借相互投资控制本公司股东会，矫正公司经营者无责任经营。[8]
最后对转投资公司少数股东的一般保护。当公司转投资对少数股东的权利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损害或有损害之虞时，法律赋予少数股东的—般救济措施。对少数股东的一般救济措施多种多样，但其重点在于：(1)少数股东所享有的各种诉讼提起权；(2)强制公司或多数股东收购少数股东的股份；(3)董事对少数股东义务之承担；(4)公司多数股东对少数股东受信托义务之承担等。
3、加大对违法转投资行为的规制
“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应包括假定、处理和制裁三部分。假定是规定适用该规范的条件和情况，处理是行为规则本身，制裁是规定违反该规范时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9]我国《公司法》第12条对转投资作了限制，但对违反转投资限制性条款的责任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从法律实施的角度看，这会使本来就单薄的法律条文形同虚设，不能达到立法目的。在这个方面，我国《公司法》第12条有待完善，对于实施违法转投资行为的公司，首先应在公司立法中强化公司的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特别是民事责任我国公司法规定较为简略，有待完善，“我国的转投资限制立法虽有其特色和优势，但是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突出表现在缺乏法律后果的规定，尤其是关于民法法律责任的规定”。[10]
违法的公司转投资通常是在公司净资产为零或为负时以及越过50％净资产限额的情形下实施的，这就极易公司资产不充实，无法按期清偿债务而与债权人间产生经济纠纷，或因公司通过转投资而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规避法律，以被投资公司的独立人格来对抗债权人，使其债权无法得到满足，进而引发经济纠纷。凡此种种都涉及到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确立各方当事人的民事法律责任，如何在相关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不受干涉和破坏的前提下，依法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这正是产生于我国公司转投资立法而其本身未能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有代表性的解决方案丰要有两种：第一，认为既然公司转投资违背了公司法的规定，则应认定该行为无效，强制收回公司用于转投资的资产，以清偿其所欠债务。第二，使公司债权人取得股份代位权，强制公司转让其投资股权，由债权人行使。但此两种方法均有不足之处：
第一种观点突出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如果以被投资公司资产偿还转投资公司债务，则无异于公司替股东还债，这在法理上是说不通的；强制收回投资也有损相关公司的合法权益，显然有失公平。
第二种观点以强制转让股权的方法清偿债务也有弊端：首先与《公司法》现行规定不符，况且如果被投资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的充分了解和信任是公司高效顺利运营的前提，而债权人通过受让股权而以股东身份加人到有限责任公司中，往往不利于与其他股东的合作，进而会影响到公司的正常经营和运作，损害其效率。
综合考虑，在公司违法转投资而无法清偿债务场合，有关民事责任承担的法律条款可设定为：第一、原则上不得执行被投资公司财产，而只能以转投资公司的投资收益，即用被投资公司到期应分得的股息、红利偿还。第二，如果被投资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则债权人可通过受让转投资公司股份而依法代位行使股权，但必须遵守持股披露规则。第三，如果被投资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则只能双方自愿(经被投资公司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且不会因此干扰被投资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提下，准予债权人通过受让股份，利用被投资公司的股份而实现债权。第四，在特定情形下，引入“刺破公司面纱”制度。按美国的判例学说，当法人独立人格被不当使用、不为诚实目的使用、维护欺诈或规避法律时，法律就将公司视为合伙组织，从而否认其独立人格。因此，如果有充分证据证明公司超过法定限额违法转投资之时，转投资公司与被投资公司主观上具有滥用公司法人形式逃避债务、规避法律以谋取非法利益的故意，客观上两个公司之间又存在着某种关联性，则可以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刺破公司面纱”、“公司人格否认”等原则，突破公司人格独立、责任有限而互不连带的一般规则，以被投资公司资产承担债务，从而有效规制公司违法行为，切实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余论
公司转投资行为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经营行为，其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也是非常广泛的，对其加以规制是理所当然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既是公司的一项法定权利，又必须符合公司及有关各方对自身利益的安全需求。”[11]这是保护股东利益，防止董事、监事利用转投资控制本公司，权利滥用的需要，也是防止虚增资本、投机炒作牟取暴利和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的需要。因此《公司法》修改应当对转投资做出完善的规定，健全这些规定为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公司公平的竞争环境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俞宏雷、公司转投资的效力及其处理[J]、人民司法,2003,(11)、46
[2]魏振兴鲁雪公司转投资的法律问题[J]、律师世界,2003,(10)、15
[3][4]戴德生、公司转投资的法律问题[J]、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11(4)、23、23
[5][6]聂庆平、完善公司立法 促进市场发展[A]、郭锋、王坚、公司法修改纵横谈[C]、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21－122
[7][8]贾红梅、郑冲译、德国股份公司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9--12
[9]沈宗灵主编、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1
[10]王彦明、论公司转投资及立法完善[J]、吉林大学学报,1997,(5)、83
[11]陈 巍、限制公司对外投资的利弊分析[A]、郭锋、王坚、公司法修改纵横谈[C]、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48
公司经营相关法律篇6
[关键词]公司高管 刑事法律风险
公司高管在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中面临着诸多法律风险,有的来自民商事领域,例如《公司法》规定公司高管关联交易行为限制或禁止义务,竞业禁止义务等,公司高管违背上述义务一般需要承担对公司或股东的赔偿责任。当公司高管实施诸如上述违背对公司忠实或勤勉义务的行为,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时,则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法律责任。近年来,许多知名企业的高管纷纷落马,被追究刑事责任,也不得不让我们对公司高管的刑事法律风险给予更多的关注。我国《刑法》对公司高管经营管理公司行为的规制具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对国有公司高管规定了比非国有公司高管更高的审慎和勤勉义务。所以,公司高管所面临的刑事法律风险也具有一定的层次性,第一个层次是公司高管普遍具有的刑事法律风险;第二个层次是国有公司高管独有的刑事法律风险。
一、公司高管普遍具有的刑事法律风险
“忠实义务规范是现代公司的核心制度,公司高管违背忠实义务的行为是刑法调控的重点” 。我国《刑法》对公司高管违背忠实义务的调控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对公司资产的正当管理
《刑法》分则第271条规定了职务侵占罪和贪污罪,第272条规定了挪用资金罪和挪用公款罪。当公司高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公司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挪用归个人使用、借贷给他人、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进行非法活动,有可能构成犯罪。若是非国有公司高管为上述行为可以构成职务侵占罪或挪用资金罪,若是国有公司高管为上述行为可以构成贪污罪或挪用公款罪。《刑法》对上市公司高管规定了更为严格的资产管理义务,他们必须做到:第一,不得无偿向他人提供资产;第二,不得以明显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者接受资产;第三,不得向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人提供资产或者提供担保,以及无正当理由为他人提供担保;第四,无正当理由不得放弃债权、承担债务;第五,其他不正当处置公司资产,并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所以,如果公司高管实施了上述侵占公司资产、不正当使用公司资产以及非法处置公司资产的行为,就有可能承担刑事法律责任。
2、经营公司活动的正当进行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正当获得交易机会。我国《刑法》明确禁止商业贿赂行为,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商业贿赂可能触及《刑法》规定的所有贿赂犯罪的罪名。《刑法》对商业贿赂行为的规制是相当广泛的,检察机关也将商业贿赂犯罪列为深化治理的对象。所以,公司高管应该杜绝为了获得交易机会而给予有关单位或它们的负责人、人、采购人员以及对交易业务具有决定权的人金钱、实物,以及其他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收受行为。
二是正当获取和利用商业信息。第一,不侵犯其他公司的商业秘密。商业秘密通常包括非专利技术和经营信息,对公司来说,商业秘密往往关系到公司经营的成败,甚至关系到公司的命脉。《刑法》第219条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罪,公司高管如果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泄露或者使用他人的商业秘密,或者违反约定及相关要求,泄露、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可能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第二,不利用本人知晓的公司的商业信息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公司高管不得在对证券发行、交易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
二、国有公司高管独有的刑事法律风险
我国《刑法》对国有公司高管提出了比非国有公司高管更为严格的要求,笔者认为原因有两个:一是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要求,二是对国有公司的特殊保护。
国有公司高管不仅是公司的经营者和管理者,更是国家工作人员,他们经营和管理公司的行为同时也是履行国家职务的行为。我国《刑法》基于国有公司高管的特殊身份,以及经营和管理公司的行为所具有的特殊性质,一方面要求他们遵守公司高管的行为规范,另一方面也对他们履行“公职”的行为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他们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一样,都不得、、。如果因为国有公司高管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或者,造成国有公司破产或者严重损失,或者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被诈骗,或者将国有资产低价折股、出售,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可以构成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国有公司人员罪,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或者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
公司经营相关法律篇7
关键词: 外商投资企业/企业法律制度/法律冲突 内容提要: 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制的形成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长期来独立于我国的内资企业法律制度且渐行渐远，频繁的法律冲突违背了法制统一的内在要求，也阻碍了我国现代企业法制构建的进程。将外商投资企业融入我国企业法律制度的统一管辖，不但亟需，而且可能。在法制统一的前提下，中外合资企业仍然可以保留某些特殊的规则。 一、内、外资企业法律规则的冲突 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独资企业法以及实施细则和其他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1979年开始陆续颁布。当时，我国的企业法律是按照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分类的，主要包括《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私营企业条例》、《个体工商户条例》等。在此背景下，外商投资企业显然无法融入原有的企业类型，颁布单独的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有其合理性。以1994年《公司法》和随后的《合伙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的颁布为标志，我国的企业法制开始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来构建。随后，两种企业法律制度之间的法律冲突不断。虽然《公司法》规定，外商投资企业要适用《公司法》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法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外商投资企业法，但这一规定并没有弥合冲突。 首先，在注册资本的相关规定中存在法律冲突。《公司法》和外商投资企业法管辖下的公司都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但两者注册资本的内涵却完全不同。在注册资本的缴付时间方面，按照1994年《公司法》，不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也不论股份有限公司是发起设立还是募集设立，注册资本必须是实缴资本。而按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首期出资不能少于注册资本的15%，并在营业执照签发后3个月内缴付，其余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出资。其注册资本显然是认缴资本。2006年《公司法》修改了注册资本的交付时间，允许有限责任公司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分期缴纳注册资本，其中20%在公司设立前缴纳，其余的在公司设立后2年或5年内缴纳；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在公司设立前缴纳全部注册资本。但这和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的缴付时间仍然不同。根据2006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含一人有限公司）一次性缴付全部出资的，应当在公司成立之日起六个月内缴足；分期缴付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其认缴出资额的百分之十五，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并应当在公司成立之日起三个月内缴足，其余部分的出资时间应符合《公司法》、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在注册资本的最低要求方面，2006年《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要求是3万元人民币，一人有限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要求是10万元人民币；而外商投资企业中的有限责任公司没有最低资本的要求，即使是外商独资企业，尽管其可能类似于法人或自然人设立的一人公司，也没有注册资本的最低要求，具有明显的超国民待遇。对于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公司法》规定的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500万元，但《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规定，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3000万元，存在明显的次国民待遇。如果因此产生国际讼争，我国政府将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其次，中外合作企业中经营各方权利和义务失衡。我国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大多采用有限责任公司形式。根据《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任何形式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都是有限责任公司。在这类有限责任公司中，按照《中外合作企业经营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合作各方可以约定向合作企业投资或者提供合作条件，而合作条件可以是货币、实物、工业产权、专有技术、土地使用权等。根据《实施细则》的规定，合作各方缴纳投资或者提供合作条件后，应当由中国注册会计师验证并出具验资报告，由合作企业据以发给合作各方出资证明书。这就产生一个疑问，经过验资程序的投资和合作条件是否都是注册资本的组成部分，如果合作条件也是注册资本的组成部分，那么其和投资又有什么区别呢？创设这样一个法律概念的必要性何在呢？而根据《实施细则》规定，合作企业的注册资本是指合作各方认缴的出资额之和，合作条件显然不是注册资本的组成部分。中外合作经营的大量案例表明，在 实践中，外方的现金出资通常作为合作企业的注册资本，而作为中方合作条件的实物、工业产权、土地使用权和专有技术则不作为注册资本。这样就可能导致中外合作企业合营各方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这些不作注册资本的合作条件能否成为合作企业的财产呢？对作为合作条件的财产，是否可以成为合作企业债权人实现债权的标的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实际上只有提供现金出资的外方投资者对公司债务承担了有限责任，提供实物等作为合作条件的投资者却没有对公司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存在对公司债务不负有限责任的股东，这和作为公司法律制度基石的有限责任制度相悖，也有违起码的公平和正义。实践中，这种现象也确实引起了境外和国外投资者的强烈不满。 另外，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中外合作者提前收回投资的规定有违法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规定，如果合作合同约定合作期满时合作企业的全部固定资产归中国合作者所有的，经批准可以在合作合同中约定外国合作者在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投资的办法。外国合作者在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投资的，中外合作者要对合作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而根据《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外国合作者在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其投资的方法可以有三种：（1）扩大外国合作者的收益分配比例；（2）外国合作者在合作企业缴纳所得税前回收投资；（3）经财政税务机关和审查批准机关批准的其他回收投资方式。根据原外经贸部《关于执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若干条款的说明》，其他方式是指允许外国合作者提取合作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费。外国合作者提取合作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费而使该企业资产减少的，外国合作者必须提供由中国境内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含中国境外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分行或分支机构）出具的相应金额的担保函，保证合作企业的偿债能力。上述规定存在以下缺陷：（1）如果中外合作企业是有限责任公司，就不能要求合营方承担认缴的出资额以外的责任。有限责任的基本内涵就是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尤其是《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规定外国合作者提前收回投资，中方合作者也要因此和外国合作者一样承担债务责任，不尽合理；（2）以提取折旧的方法提前收回投资违反《企业财务准则》和《企业财务制度》，固定资产折旧是固定资产的价值转移形式，它首先转移到产品成本或经营成本中，然后通过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而获得补偿，以保证企业的资本维持，提走固定资产折旧会违反资本维持原则；（3）银行和金融机构为用提取折旧的方法提前收回投资出具保函不可行，因为银行和金融机构出具保函需要有反担保，如果由中外合作企业出具反担保，上述担保就没有意义，而且出具保函时，保函的受益人还没有产生；（4）境外合作方提前收回投资以中方合作方取得合作企业清算时的剩余资产为前提貌似公平，实则对中方合作者不利。虽然合作合同约定剩余资产归中方合作者，但如果届时合作企业清算债务后没有剩余资产，这个约定就不能给中方合作者带来利益；即使清算时合作企业有剩余资产，但这些资产通常都是机器设备，这些机器设备使用多年后的残值很低，甚至是应当淘汰的机器设备，同样不能给中方合作者带来利益。 二、外资企业和我国企业法制协调的路径 统一的法律体系是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统一性的内在要求。法律体系是慎密的逻辑体系，法律冲突只应该发生在不同的法域之间，在同一法域内产生法律冲突，就意味着法律调整的必要。上述冲突表面上是法律条文的冲突，实际上是我国企业法律体系的冲突。我国已经成为引进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经济中已经是半壁江山，在根本上解决这类冲突已经成为必要。从制度演化分析的视角来看，制度生成和型构的过程本质上是演化的，这一过程并不是传统达尔文进化论意义上的无意识演化过程，相反，它是一种基于认知进化并和主体存在相关性的有意识演化过程。 首先是企业法律制度的统一，将外商投资法律统一于由公司法律制度、合伙法律制度、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构成的企业法律制度。随着我国《公司法》、《合伙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的颁布和不断完善，我国企业的法律形态构成的趋向已经明朗：企业将分为公司、合伙和个人独资企业三种法律形态，并分别由《公司法》、《合伙法》和《个人独资法》分别调整。这也符合国际上企业法律分类的一般标准。由于公司、合伙和个人独资企业的企业分类所具有的科学性和涵盖性，它被许多学者视为至善的甚至是唯一的法定企业形态，为世界各国广泛适用。法律在反映一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同时，还具有一些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差异的共同价值 。尽管在我国企业法领域还存在不合理的二元立法体系，即存在现代企业制度构建中产生的《公司法》、《合伙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体系，还存在以往按照所有制标准建立起来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私营企业条例》、《个体工商户条例》体系，我们还面临着将以往的以所有制为标准的的企业立法体系融入现代企业立法体系的繁重任务，但是，这种融入只是时间问题。所有制只能反映企业的经济属性，不应该是划分企业法律形态的标准，划分企业法律形态的标准应当是企业产权组合的方式。就内、外资企业法律制度的协调而言，我国统一的企业法律制度需要明确《公司法》、《合伙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和外商投资企业法的主次关系，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责任、资本制度、组织结构、分配制度必须适用《公司法》、《合伙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法是我国统一的企业法律制度的补充，是外资管理法。外商投资企业法的主要内容是准入领域、批准程序、股权比例、保护措施、优惠待遇等。另外，我国将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分割为中外合资企业法、中外合作企业法、外商独资企业法也缺乏逻辑上的合理性，在国际上也很少有先例。中外合资企业法、中外合作企业法、外商独资企业法的法律规则许多是相同的，分别立法会造成大量的重复，人为的切割会造成法理上的冲突。 其次是企业法律形态的统一，将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分别融入公司、合伙、个人独资企业这三种企业法律形态。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只是说明企业的资本来源，不能用来表述企业的法律形态。但我国长期来将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视为一种企业的法律形态，在工商登记中也是独立的企业类型。笔者认为，现有中外合资企业就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应由《公司法》管辖。中外合作企业则应当区别对待：股权型合营和契约型合营的标准在于合营企业有无注册资本，合作经营企业如有注册资本，就是公司；没有注册资本的中外合作企业就是合伙企业。我国原《合伙法》只承认自然人作为合伙人的企业，不承认法人作为合伙人的企业。根据修改后的《合伙法》第2条规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所以，将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作为合伙人的中外合作企业纳入合伙法的管辖，已经没有任何法律障碍。否则，就会得出一个荒唐的结论：我国的《合伙法》只能管辖境内自然人和法人成立的合伙企业，不能管辖境外或国外的自然人和法人成立的合伙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可以是公司，也可以是合伙，还可以是个人独资企业。一个境外或国外的自然人作为投资主体的外商独资企业，就是个人独资企业。根据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是一个自然人投资设立并对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企业，但又规定不适用于外商独资企业。作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主体的自然人，在法律上并没有国籍的限制。而现在却存在这样一种不公平的情况：我国的自然人单独成立的企业只能是个人独资企业，业主须承担连带责任；境外和外国的自然人在我国的单独成立的企业可以是外商独资企业，法律上将其纳入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只承担有限责任。数个境外或国外的自然人或法人成立的外商独资企业如有注册资本，就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如果没有注册资本，就是合伙企业。根据2006年以后开始实施的《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外商投资企业在注册登记时将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企业类型，这是我国企业法律制度的重大进步，表明我国管理部门正在努力实现内、外资企业法律制度的统一。但是，该《规定》又规定，公司登记机构在“有限责任公司”后相应加注“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合资”、“外国法人独资”、“外国非法人经济组织独资”、“外国自然人独资”、“台港澳与外国投资者合资”、“台港澳与境内合资”、“台港澳与境内合作”、“台港澳合资”、“台港澳法人独资”、“台港澳非法人经济组织独资”、“台港澳自然人独资”等字样，在“股份有限公司”后相应加注“中外合资，未上市”、“中外合资，上市”、“外商合资，未上市”、“外商合资，上市”、“台港澳与外国投资者合资，未上市”、“台港澳与外国投资者合资，上市”、“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市”、“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台港澳合资，未上市”、“台港澳合资，上市”等字样。另外还可以加注“外资比例低于25%”、“A股并购”、“A股并购25%或以上”等字样。这一规定的不足是其仍然排除了外商投资企业作为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 业的可能性，所有的外商投资企业都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和统一的《公司法》、《合伙法》《个人独资企业法》构成的企业法律体系和立法宗旨相悖的。据路透社报道，我国政府计划推出新法规，允许外国公司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⑤我国的立法实践已经表明，统一内、外资企业立法是完全可能的。自1994年来，我国已经颁布了许多统一适用于内、外资企业的法律，如《票据法》、《对外贸易法》、《劳动法》、《担保法》、《保险法》、《合同法》、《仲裁法》、《企业所得税法》、《劳动合同法》等。 三、统一企业法制下中外合资企业的特殊规则 企业法制的统一并不意味着抹去所有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的差异。我们完全可以在保证法制统一的前提下，保留中外合资企业的某些特殊规定。 首先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股权转让的特殊性。股份的可转让性是公司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也是公司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股份有限公司是典型的资合公司，其以公司的资本为信用基础，股东的人身关系比较松散，所以，在股份有限公司中股份转让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虽然股份的转让通常会有一些限制，通常表现为需要拥有半数股份以上股东的同意和原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但是，公司内部股东之间转让股份是没有限制的，而且，当股东向原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份时，原股东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自己受让股份，要么同意这样的转让。所以，即便在有限责任公司里，股份依然具有可转让性。我国现行法律对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没有特殊的规定，对中外合资经营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则有严格限制，除了其他合营方的优先购买权外，合营一方转让股份，必须取得其他合营方的同意。笔者认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应当适用《公司法》、《证券法》的一般规定，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由于其具有更加明显的人合性，其关于股权转让的特别限制是合理的。人合公司是指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公司。凡公司之经济活动，着重在股东个人条件者，为人合公司。此种公司，其信用基础在人——股东，公司是否能获得债权人之信用，不在公司财产之多少，需视股东个人信用如何而定。人合公司有以下特点：（1）合伙性明显，无限公司本质上很像合伙；（2）股东地位转移困难，因为人合公司注重股东的个人条件；（3）企业经营和企业所有合一，在人合公司中，企业的所有人就是企业经营人，即股东都可以参与公司的经营。笔者同时认为，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股权转让上的特别限制并没有否定股权的可转让性，因为合营各方之间的相互转让还是自由的，合营一方经其他合营方同意向第三人转让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 其次是中外合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特殊性。狭义的公司治理就是公司机关为了公司的利益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国家治理的缩影。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现代公司的法人机关是依法行使公司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的机构的总称。它们分别是行使决策权的股东会、行使经营权的董事会和行使监督权的监事会。法人具有自身的组织体，这个组织的意志是不同于团体中个人的意志，而且法人意旨是由法人机关来实现的。根据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相关法律，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适用不同的法人治理结构，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只有董事会，没有股东会和监事会。笔者认为，这种特殊的法人治理结构有其合理性。这种治理结构并没有妨碍决策权、经营权和监督权的正当行使。在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中，董事会成为决策机构，而经营权主要由其聘任的总经理行使。董事会实际上也行使监督权，这种监督权表现为对经理的监督和在董事会中合营各方的权利制衡。确实，在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的决策中，合营各方是通过其委派的董事表达其意志的；和一般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行使决策权有所不同，董事会的决策取决于董事人数比例，而不是股份比例，董事人数只能大至反映股权比例，不能精确反映股权比例。笔者认为，这两种决策程序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其仍然体现资本多数决的基本原则。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种简约的法人治理结构是有效率的。而且，我国《公司法》也为建立灵活的法人治理结构预留了足够灵活的空间。如有限责任公司可以用执行董事取代董事会，可以用监事取代监事会。国有独资公司中可以不设股东会，其职能由董事会行使，其监督机构也不是内设的，而是外派机构。 最后是中外合资企业的存续期限的特殊性。永久存续是公司的又一基本特征。相对于合伙企业来说，公司强调的是资本的联合，因此，股东转让股份、死亡或破产都不影响公司的存续。公司可以存续到股东决定解散公司。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 司则通常有经营期限。我国原《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规定，合资经营企业必须有经营期限。1990年《合资法》修改时已经规定合资企业的经营期限可以根据不同行业作不同的规定。有些行业的合资企业必须有经营期限，有些行业的合资企业可以不规定经营期限。所以，原《中外合资企业法》和《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关于合营期限的规定是不一致的。根据1990年《合资经营企业经营期限暂行规定》，服务性行业、土地开发或经营房地产行业、资源勘探开发行业、国家限制投资行业等，必须规定经营期限，其他行业可以不约定经营期限。现行《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规定，合资企业的经营期限，按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经营期限暂行规定》办理，改变了原来法律规定不统一的现象。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通常是为了特定的项目和特定的目的成立的，其有一定的经营期限是合理的。 注释: 参见虞政平《股东有限责任-现代公司法律之基石》，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顾自安：《制度发生学探源：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见《法学时评网》2005年12月15日。 漆多俊：《市场经济企业立法观》，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贺航洲：《论法律移植与经济法制建设》，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5期。 李佩瑜编译：《中国拟出台新规允许外国公司在华设立合伙企业》，参见路透社中文网2009年9月3日。 柯芳枝：《公司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江平：《新编公司法教程》，2002年版，第140页。 沈四宝：《西方国家公司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公司经营相关法律篇8
一、关于《公司章程》的法律性质
关于《公司章程》的法律性质，目前比较流行的主要有三种学说，即“契约说”（或称“合同说”）、“自治法说”、“说”。下面就对这三种学说分别展开叙述和分析：
（一）公司章程契约说。该说认为，公司章程是股东之间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就设立和管理公司的权利义务达成的文件，是股东自由意志的体现。公司章程契约说由英美法系的大部分学者所主张，其最初来源于经济学家提出的有关“合同”公司的理论。该理论把公司看作是一种体现着个人之间契约关系网的法律机制，公司由此本质上是合同性的。而公司章程是由公司设立相关者通过面对面的谈判逐一达成的，如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订立；对股份有限公司而言，公司章程是一个相当于具备格式条款的合同，想加入公司股东行列的当事人只有在“接受”与“不接受”之间做出承诺。
契约说抓住了大多数公司章程中所体现的“意思自治”、“合意”等“合同法”的一些基本理念。但是该说不足之处是：1、不能体现“合同法”中“一方权利即是另一方义务”的“权利义务对应性”原理；2、不能充分体现合同具有“相对性”（即合同只在订约的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效力）的基本原理，公司章程约束的主体不限于章程的制定者或签署者，它约束的主体包括公司本身、公司股东和公司的管理者等；3、无法解释一人公司或独资公司的公司章程欠缺“合意”的事实。
（二）公司章程自治法说。该说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股东为规范公司组织形式和行为准则而订立的书面法律文件，是公司股东为了经营和管理公司而给自己制定的法律。公司章程自治法说由大陆法系的大部分法律学者所主张，其来源与大陆法系的“契约自定法”观念直接相关，即“当事人依法订立的协议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相当于法律的效力”的观念。该种理论实际上是“公司章程契约说”的自动延伸，但又弥补了契约说的一些不足和缺陷。但是该说不足之处是：1、将公司章程直接称呼为“法”，混淆了法须特定国家机关经过特定程序才能制定的应有之意；2、在逻辑关系上存在将法律认可和保障公司章程的有效性等同于法律自身的弊病；3、不能准确体现公司章程法律性质的一些特殊性，如必须符合一定的法定文件形式、股东可随时根据需要对其进行修改变动等。
（三）公司章程说。该说认为，公司章程实际上是公司的设立者为实现公司设立的目的而为公司的内部组织和管理活动所制定的根本性或纲领性制度。公司章程说实际上是借鉴国家治理行为中“民主”理论的一种类比性的说法。该说将公司类比成一个国家，将公司内部的管理组织部门或结构设置比喻成国家不同的机关或职能部门，将保障公司正常运行的制度比喻成国家的法律。这样，公司章程的地位对公司而言就相当于宪法对于一个国家，公司章程对公司的作用就相当于宪法对于一个国家的作用。该说虽然采用比喻的形式，但也确实抓住了公司章程的一些本质特征，相较前两说有其独特的优越性和说服力。但该说不足之处是：1、采用类比的方式给公司章程进行定性，没有从公司法理论角度对公司章程进行定性分析；2、设立和经营一个公司无法等同于成立和治理一个国家，该说无法说明公司法与公司章程之间的法律关系；3、此说仍旧没有跳出公司章程即为法的范畴，似与公司章程自治法说较为接近。
关于公司章程的性质，除了上述三说外，还有共同行为说、单独行为说等观点，在此就不一一展开论述了。看来，对公司章程如何定性也真有些“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味道，以上各说各有所长，也各有所失。公司章程就是公司章程，因为通过其他的法律语言无法准确地描述其法律性质。从其存在的目的和表现形式看，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公司章程首先反映或体现的是公司股东的意志，是实现公司股东权益的最直接保障。2、公司章程必须具备法定的书面形式要件，在公司设立或变更时必须向有关政府部门进行公示登记，以便国家和社会对公司组织或行为进行监督管理。3、制定公司章程的目的是为了规范公司的内部组织和经营行为，是实现公司法人治理的操作规程。4、公司章程的部分内容是国家公司法强行要求规定的内容，部分内容是公司股东或管理机构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自行制定的，它是国家公司法律制度的具体落实和补充。综合起来讲，公司章程就是“体现公司股东意志，在公司设立或变更时必须进行公示性登记，且旨在实现公司法人治理的一项具有法律上意义的规范性文件，同时也是国家通过立法形式所颁行的公司法律制度的具体落实和补充性法律文件。
二、关于《公司章程》的法律地位
我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通过以上规定，我们可以直接认识到《公司章程》在公司运营和国家管理中具有怎样重要的法律地位，即我国《公司法》已经将公司章程摆到了与国家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几乎同等重要的位置。
《公司章程》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它到底都规定些什么内容呢？对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而言，《公司法》第二十五条要求载明下列事项：（一）公司名称和住所；（二）公司经营范围；（三）公司注册资本；（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五）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六）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七）公司法定代表人；（八）股东会会议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另股东还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对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而言，《公司法》第八十二条要求载明下列事项：（一）公司名称和住所；（二）公司经营范围；（三）公司设立方式；（四）公司股份总数、每股金额和注册资本；（五）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认购的股份数、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六）董事会的组成、职权、任期和议事规则；（七）公司法定代表人；（八）监事会的组成、职权、任期和议事规则；（九）公司利润分配办法；（十）公司的解散事由与清算办法；（十一）公司的通知和公告办法；（十二）股东大会会议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可见，凡涉及到公司设立、股权、组织结构、运营行为、变更终止、其他重要制度等所有重大事项，公司股东或发起人都可将其写入《公司章程》。
另外，依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公司章程》内容除了《公司法》要求的强制性条款外，还包括大量的任意性规定。对《公司章程》任意性规定内容，除非与国家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内容相冲突，法律都认可其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具有强制性约束力。如《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需要说明的是：违反《公司章程》的行为不必然属于无效的法律行为，除非同时还违反国家法律或行政法规，否则只能属于可撤销的法律行为，必须通过司法程序进行撤销后才属无效。这正是《公司法》关于公司章程规定意义之所在，也是我们不能把公司章程地位等同于法律或法规自身的原因。这也或许是部分学者认为《公司章程》具有“契约”或公司“自治法”的属性的部分原因吧。
三、关于《公司章程》的作用
《公司法》关于公司章程的基本要求和公司章程中所实际包含的具体内容是《公司章程》发挥作用的真实反映；另外，关于《公司章程》的法律性质或地位也是通过它所能发挥的具体作用来体现的。对《公司章程》而言，不仅发挥与国家公司法或相关行政法规目标一致的作用，而且还发挥着公司法或相关行政法规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上述对《公司章程》的法律性质和地位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发现《公司章程》能够发挥如下作用：
（一）落实《公司法》关于公司组织、公司行为准则或其他法律事项的基本要求。毋庸质疑，公司属于商法人，是市场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类主体。然而现实中，几乎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对公司具体的组织或行为规范，《公司法》除了原则性的基本要求规定外，不可能对具体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作出规定，而只能通过具体公司的《公司章程》来规定，即必须通过《公司章程》来落实《公司法》相关规定之内容。
（二）弥补《公司法》规定之不足，实现具体公司制度的创新要求。关于《公司章程》，《公司法》除了要求基本的强制性条款内容外，还赋予其大量的任意性条款规定内容。也就是说，凡是公司法或其他法律法规没有作出具体规定或没有作出禁止性规定的内容，《公司章程》都可以进行规定，如关于公司治理结构中关于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董事长和副董事长产生办法、董事任期、董事会或监事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总经理的职权、股东的表决权等事项规定，关于公司的股权结构安排、股权转让、从业经营等事项规定。《公司章程》中对此方面内容之具体规定，不仅弥补了《公司法》规定之不足，而且能够实现公司制度之创新要求，为现代化企业制度的建立创设纲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