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基础总结(精选8篇)

金融基础总结篇1

一、发达国家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比较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对金融资产的分类，金融资产的类型主要有通货和存款、非股票证券、贷款、股票和其他股权、保险技术准备金、金融衍生产品、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以及其他应收／应付账款。按照IMF的分类，从家庭持有金融资产的角度出发，各国一般将家庭金融资产分为通货和存款、非股票证券(主要是各类债券)、股票和其他股权、保险储备金(人寿养老储备和养老基金储备)等主要大类。

(一)各国家庭金融资产的结构

1　美国

1999年，美国家庭持有金融资产35、3万亿美元，其中：通货和存款占9、6％；各类债券占9、5％；信托投资占10、9％；基金、股票份额和股权占37、3％；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占30、5％：其他占2、2％。2008年，美国家庭持有金融资产40、8万亿美元，其中：通货和存款占15％；各类债券占9、2％；信托投资占11、8％l基金、股票份额和股权占31、9％；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占28％；其他占4％(数据来源：FRB、Flow Of Funds Account1999，2008)。

可见，无论是1999年，还是2008年，股票和股权都是美国家庭最重要的金融资产，这充分显示了美国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的特点。在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系统中，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着重要的作用，金融创新加强了金融系统的市场导向，市场比银行更重要。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股票和股权在美国家庭的金融资产的比例有所下降，2008年比1999年下降了5、4个百分点。在美国家庭的金融资产中，排在第二位的是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这显示了美国家庭对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和其他政府退休计划将不足以支付他们退休后的消费的担心。养老金的缴费和资产收益免税也是其在美国家庭金融资产中比例很高的原因。通货及存款在美国家庭的金融资产中的排位由1999年的第四位上升到2008年的第三位，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通货及存款在美国家庭的金融资产的比例有所上升，2008年比1999年上升了5、4个百分点。

2　英国

1999年，英国家庭持有金融资产2、9万亿英镑，其中：通货和存款占20、7％；各类债券占1、5％；信托投资占5、O％；基金、股票份额和股权占17、2％；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占52、3％；其他占3、3％。2008年，英国家庭持有金融资产3、7万亿英镑，其中：通货和存款占32、2％；各类债券占1、1％；信托投资占3、6％；基金、股票份额和股权占8、4％；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占51、3％；其他占3、7％(数据来源：ONS，United Kingdom EconomicAccounts 1999，2008)。

可见，无论是1999年，还是2008年，在英国家庭的金融资产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个人养老基金在英国非常普遍。与美国一样，英国养老基金的缴费和资产收益也是免税的，因而其在英国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例很高。通货及存款在英国家庭的金融资产中的排在第二位，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发生后，通货及存款在英国家庭的金融资产的比例有所上升，2008年比1999年上升了11、5个百分点。股票和股权在英国家庭中排在第三位，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发生后，股票和股权在英国家庭的金融资产的比例有所下降，2008年比1999年下降了8、8个百分点。与美国一样，英国的金融系统同样是市场主导型的。在英国，金融市场历史悠久，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与美国相比，英国国内的银行业是高度集中的。因此，英国家庭的金融资产中，通货及存款所占的比例远远大于美国家庭，2008年英国家庭的金融资产中通货及存款所占的比例为32、2％，而美国家庭的金融资产中通货及存款所占的比例仅为15％。在英国，养老基金与保险公司比其他国家更为重要，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大量资金投资于股票。英国家庭直接持股的比例虽然不高，但通过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的间接持股的比例非常高。

3、日本

1999年，日本家庭持有金融资产1438万亿日元，其中：通货和存款占54％；各类债券占5、3％；信托投资占213％；基金、股票份额和股权占8、1％；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占26、4％；其他占3、9％。2008年，日本家庭持有金融资产1433、5万亿日元，其中：通货和存款占55_2％；各类债券占3、1％；信托投资占3、3％；基金、股票份额和股权占6、1％；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占28、0％；其他占4、3％(数据来源：Bank Of Japan、Flow Of Funds1999，2008)。

与美国和英国相比，日本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结构大不相同。通货及存款占到家庭全部金融资产的50％以上，排在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是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股票和股权排在第三位。这充分显示了日本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的特点。日本虽有成熟的金融市场，但集中性的银行系统一直控制着资源的配置。

4　德国

1999年，德国家庭持有金融资产7、0万亿德国马克(合3、58万亿欧元)，其中：通货和存款占35、2％；各类债券占1、1％；信托投资占10、5％；基金、股票份额和股权占16、8％；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占26、4％；其他占1、1％。2008年，德国家庭持有金融资产4、4万亿欧元，其中：通货和存款占39、5％；各类债券占6、9％；信托投资占11、3％；基金、股票份额和股权占7、8％；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占28、6％；其他占5、9％。

德国家庭金融资产的结构与日本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结构有相似之处。通货及存款占到家庭全部金融资产的比例排在第一位，但低于日本；排在第二位的是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股票和股权在1999年排在第三位，而2008年则排在了第四位。与日本一样，德国的金融系统也属于银行主导型；但与日本不同的是，德国的金融市场并不发达，家庭很少直接参与金融市场的交易。

5、法国

1999年，法国家庭持有金融

资产21、5万亿法国法郎(合3、28万亿欧元)，其中：通货和存款占25、3％；各类债券占1、8％；信托投资占8、7％；基金、股票份额和股权占39、7％；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占20、6％；其他占3、9％。2008年，法国家庭持有金融资产3、5万亿欧元，其中：通货和存款占31％；各类债券占1、8％；信托投资占7、8％；基金、股票份额和股权占14、3％；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占39、8％；其他占5、2％(Banque de France，Financial Ac-Counts 1999，2008)。

与1999年相比，2008年法国家庭金融资产的结构变化很大。1999年，法国家庭金融资产构成中，股票和股权排在第一位，通货及存款排在第二位，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排在第三位；而2008年，法国家庭金融资产构成中，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排在第一位，通货及存款排在第二位，股票和股权排在第三位。法国与德国的情况非常相似，法国的银行在历史上处于主宰地位，与其他国家相比，法国政府由于在不同时期内直接拥有主要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的所有权，因而在金融系统中的地位较其他几个国家的政府重要的多。但在20世纪80年代，法国政府主动改革金融系统并大力发展金融市场，1999年股票和股权占家庭金融资产的39、7％。而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发生后，股票和股权在法国家庭的金融资产的比例大幅下降，2008年比1999年下降了25、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在法国家庭的金融资产中的排位由1999年的第三位上升到2008年的第一位，2008年比1999年上升了19、2个百分点；通货及存款在法国家庭的金融资产的比例有所上升，2008年比1999年上升了5、7个百分点。

(二)各国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特点和变化

第一，以上数据显示，各国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呈现多样化。在各国家庭金融资产的构成中，既包括了风险低、期限短的资产，如存款、政府债券等；也包括了风险高、期限长的资产，如股票和股权等。以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为特点的美国和英国，家庭金融资产中高风险金融资产的占比相对较高；而以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为特点的日本、德国和法国，家庭金融资产中低风险金融资产的占比相对较高。 第二，金融市场越发达，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与经济基础的相对规模越大。如果以家庭金融资产与GDP的比值度量家庭金融资产与经济基础的相对规模，各国家庭金融资产总额与GDP的比值如表1所示。表1中显示，美国与日本的家庭金融资产与经济基础的相对规模高于英国、法国和德国。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导致各国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与经济基础的相对规模有所下降，与1999年相比，2008年法国和美国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与经济基础的相对规模下降较大，而德国、日本和英国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与经济基础的相对规模下降较小。可见，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与经济基础的相对规模的大小与一国的金融系统的类型相关性不大，但与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密切相关。

第三，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家庭对低风险金融资产的选择。2008年与1999年相比，上述各国家庭持有金融资产构成中，通货及存款这样的低风险资产在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上升。其中：美国的这一比例从1999年的9、6％上升到2008年的15％；日本的这一比例从1999年的54％上升到2008年的55、2％；英国的这一比例从1999年的20、7％上升到2008年的322％；德国的这一比例从1999年的35、2％A：升到2008年的39、5％；法国的这一比例从1999年的25、3％上升到2008年的31％。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家庭对低风险金融资产的选择。

第四，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家庭对高风险金融资产的选择。股票和股权这样的高风险金融资产在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下降幅度较大。其中：美国的这一比例从1999年的37、3％下降到2008年的31、9％：日本的这一比例从1999年的8、1％下降到2008年的6、1％；英国的这一比例从1999年的17、2％下降到2008年的8、4％；德国的这一比例从1999年的16、8％下降到2008年的7、8％；法国的这一比例从1999年的39、7％下降到2008年的14、3％。从这组数据也可以看出，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高风险金融资产的占比下降幅度小。

第五，在这些国家的家庭金融资产中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资产都占有较高的比重。1999年，英国家庭的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资产在家庭金融资产中所占的比例排在第一位，高达52、3％；美国、日本、德国家庭的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资产在家庭金融资产中所占的比例都排在第二位，分别为30、5％、26、4％和26、4％；法国家庭的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资产在家庭金融资产中所占的比例排在第三位，达到20、6％。2008年，英国和法国家庭的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资产在家庭金融资产中所占的比例都排在第一位，分别为51、2％和39、8％；美国、日本、德国家庭的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资产在家庭金融资产中所占的比例都排在第二位，分别为28％、28％和28、6％。

二、中国家庭金融资产的结构

中国家庭各类金融资产的存量和总量如表2所示。表2中数据显示，到2006年末中国家庭的金融资产总量已达到243385、1亿元，其中，通货和存款余额为198025、6亿元，占家庭金融资产总量的81、36％；债券余额为6944亿元，占家庭金融资产总量的2、85％；股票余额为13675、5亿元，占家庭金融资产总量的5、62％；保险准备金余额为22679、9亿元，占家庭金融资产总量的9、32％。[在《中国居民金融资产增长和金融结构》(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03年6月)一文。)

根据宋光辉、柴曼莹(2003)估算，1978年中国家庭的金融资产总量为384、4亿元，从1978年起到1988年，平均每年增长约33％，十年增长了16倍；1988年家庭金融资产总量达到6600、4亿元，从1988年起到1996年，八年增长了近7倍，平均每年增长约30％，1996年家庭金融资产总量达到52427、8亿元。根据本文的估算，1997年家庭金融资产总量达到66226、59亿元，从1997年起到2006年，九年增长了近14倍，平均每年增长约15、58

％，其中：通货和存款增长了14、48％，债券增长了48、60％，股票增长了12、19％，保险准备金增长了33、37％。可见，从1978年起到1988年，中国家庭的金融资产总量高速增长；从1988年起到1996年，中国家庭的金融资产总量依然保持了高速增长；但1997年之后，中国家庭的金融资产总量的增长速度较之前有明显的下降。

表2中数据显示出，其一是中国家庭金融资产中，通货和存款位列第一，1997年到2006年通货和存款余额占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比例均高于80％，年均达到了83、94％，其中2004年和2005年存款占家庭金融资产总量的比例均为72％(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调查统计司)。存款仍然是我国家庭最主要的金融资产。其二，1997年到2006年保险资产余额占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比例逐年上升，年均占比5、44％。2003年之后，保险资产余额在中国家庭金融资产中排在第二，超过了股票在中国家庭金融资产中的占比。其三，家庭股票余额在中国家庭金融资产中的占比波动较大，2003年之前排在第二，2003年之后排在第三，年均占比6、97％。其四，债券在中国家庭金融资产中排在第四，年均占比3、35％，占家庭金融资产总量的比例最低。

三、我国与发达国家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比较

表3中显示了各国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占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总额的比例。与发达国家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相比，我国家庭金融资产结构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通货和存款的占比大大高于发达国家。从通货和存款的占比看，日本最高，2008年为55、2％。尽管我国家庭持有的通货和存款占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总额的比例逐年下降，但2006年仍然高达81、36％。

第二，保险准备金的占比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从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储备的占比看，2008年日本、美国、德国相对英国和法国较低，但也接近30％。尽管我国家庭持有的保险准备金占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总额的比例逐年上升，但2006年只达到9、32％，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第三，股票和股权的占比偏低。从股票和股权的占比看，日本最低，2008年为6、1％。1997年至2006年，我国家庭持有的股票和股权占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总额的比例最高为7、98％。最低为5、49，与日本接近。

第四，债券的占比较低。从债券的占比看，英国最低，2008年为1、1％。1997年至2006年，我国家庭持有的债券占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总额的比例最高为4、33％，最低为0、76，平均为3、35％，低于美国和德国，高于英国和法国，与日本接近。

四、对改善我国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启示及建议

(一)藏富于民，提高我国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与经济基础的相对规模

1997年至2006年，我国家庭金融资产总量逐年上升，从1997年的66226、59亿元上升到2006年的243385、1亿元，年均增长15、57％；GDP从1997年的78973、00亿元上升到2006年的211923、50亿元，年均增长11、62％；家庭金融资产占GDP的比值从1997年的0、84上升到2006年的1、15，年平均值为1、06(家庭金融资产数据来自表1，GDP为名义GDP，GDP数据来自国研网数据库)。同期美国家庭金融资产总量从1997年的27537、7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48024、8亿元，年均增长6、71％，；GDP从1997年的8332、35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13398、93亿美元，年均增长5、43％；家庭金融资产占GDP的比值1997年至2006年的年平均值为3、34(家庭金融资产数据来自FRB，Flow of FundsAccount 2003，2009，GDP为名义GDP，GDP数据来自国研网数据库)。

可见，美国家庭金融资产与经济基础的相对规模远远高于我国。通过对美、日、英、法、德这五国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与经济基础的相对规模的比较分析发现，德国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与经济基础的相对规模最小，1999年和2008年分别为1、79倍和1、76倍，但也高于我国。虽然随着我国的金融市场的发展，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程度日益增加，但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与经济基础的相对规模仍然偏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67万亿元人民币，从世界第四位上升到第三位。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德国、英国和法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位居世界第三位，显示了我国经济实力的巨大提升。1998年到2007年，政府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61％。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0、37％，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7、57％(数据来源：根据国研网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计算而来)。政府财政收入年均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GDP的增幅，也远高于居民收入增幅，可见家庭收入增长速度相对缓慢。因此，虽然我国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但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国富民穷”的迹象。在这种国民收入分配的状况下，加之我国金融发展的水平低、金融系统不完善、金融市场不发达，使得我国家庭金融资产与经济基础的相对规模不仅大大低于美国和日本，也低于英国、法国和德国。提高我国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与经济基础的相对规模，一方面必须还富于民，贯彻落实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工作目标，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必须提高我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完善金融系统、大力发展金融市场，从而提高家庭的财产性收入。

(二)大力发展直接融资。降低家庭持有的通货和存款占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比例

金融资产结构的演进反映了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既是金融系统选择的结果，也是金融市场发展的结果。美国、英国的金融系统是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系统，在这种金融系统中，金融市场非常发达，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等金融工具进行直接融资的比率很高。因而家庭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债券的比例相对较高。日本、德国的金融系统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系统，在这种金融系统中，通过商业银行进行间接融资的比率很高，家庭持有的存款的比例相对较高。我国的金融系统为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系统，金融市场不发达，间接融资的比例非常高。1978年以前，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基本上是通货和存款。根据宋光辉、柴曼莹(2003)估算，1978年我国家庭金融资产中，通

货比重为45、2％，存款比重为54、8％。1981年财政部首次发行了48、66亿元无记名国库券，我国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开始了多元化发展的步伐。之后，随着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我国家庭金融资产的种类不断丰富，通货、存款、债券、股票及保险产品为家庭提供了多元化的金融资产选择。然而，家庭持有的通货和存款占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比例却依然高达80％以上，尽管通货比重已经大幅下降，2004年和2005年分别为10、1％和9、7％，但存款比重仍高达72％。金融体制改革三十年来，银行系统依然绝对控制着我国的资金配置，2008年我国国内非金融机构部门的融资中，贷款融资83、1％，股票融资6、1％，企业债券融资9、1％，国债融资1、7％，间接融资比重过大，家庭投资受到约束，银行系统面临巨大的风险(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2008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只有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金融系统结构，大力发展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提升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度，才能降低我国家庭持有的通货和存款占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比例，真正实现家庭金融资产的多元化配置，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

以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为特点的日本、德国和法国，家庭金融资产中低风险金融资产的占比比美国和英国高，我国的金融系统与日本、德国和法国一样，都属于银行主导型，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中低风险金融资产占比非常高。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家庭可以选择的低风险金融资产很少，投资低风险资产的渠道匮乏，常出现国债发行时居民半夜排队购买国债的现象，信托产品的抢购现象时有发生。在金融市场上缺乏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匹配较好的金融产品的情况下，家庭在对利率水平认可度有所降低的前提下仍然选择储蓄存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低风险的金融资产难以满足家庭的投资需求，家庭苦于缺乏投资渠道，只好被动储蓄，导致我国家庭金融资产中存款的比重居高不下。进行金融产品的创新是改善家庭金融资产持有结构的必要条件。只有金融市场上能够提供符合中国国情、品种多样的金融产品，才能使不同的家庭通过金融市场获得适合自身的金融资产。

(三)推动保险产品的创新，提高家庭金融资产中保险资产所占的比重

由于保险不仅具有风险保障功能，同时具有储蓄、投资等功能，因而成为发达国家家庭金融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英国和法国家庭的金融资产中，所占比重最高的是保险资产，美国、日本、德国家庭的金融资产中，保险资产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家庭金融资产中，保险资产所占的比重大大低于上述发达国家。参照发达国家的情况，我国家庭金融资产中保险资产的比重仍有巨大的上升空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家庭面临着未来收人与支出的不确定性。保险公司要以家庭对保险产品的需求为导向，不断拓宽保险产品和保险服务的发展空间，推出满足各类家庭的需求的保险产品，满足家庭购买保险产品的不同偏好。

(四)保持股票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系统性风险指处于同一市场中的所有证券共同面临的、由整个经济或政治形势的变化所造成的风险。对于系统性风险，家庭是无法规避的。统计数据显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全球主要股指年跌幅均超过30％。在全球主要股市涨跌排名中，中国以超过60％的跌幅排名全球第三。可见，我国股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大大超过了金融市场发达的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我国的投资者面临的系统性风险非常高。

居民的储蓄意愿与存款利率的相关性不大，即使存款利率很低，居民的储蓄意愿依然强烈。居民投资股票和基金等风险资产的意愿受股票市场的行情的影响较大。在股票市场行情高涨的时候，居民的储蓄意愿降低，而在在股票市场行情低迷的时候，居民的储蓄意愿增强。2003年第三季度，上证综合指数1220、58，1年期存款利率1、98％，从居民拥有的金融资产看，有67、7％的储户认为“储蓄存款”是其最主要的金融资产；有5、9％的储户认为“股票”是其最主要的金融资产，创历史新低；有3、1％的储户认为“基金”是其最主要的金融资产。2006年第四季度上证综合指数2900、85，1年期存款利率2、52％，居民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结构发生变化，选择“储蓄存款”为最主要金融资产的居民人数占比为65、8％。选择“基金”的人数占比升至10％，并成为居民家庭除储蓄存款外拥有最多的金融资产。2007年第三季度上证综合指数4315、53，1年期存款利率3、87％，城镇居民基金投资热情连续六个季度刷新历史记录，第三季度居民对基金的投资偏好明显高于股票。反映储蓄存款为家庭拥有最主要金融资产的居民占比一降再降，从2006年1季度的70、4％降至本季度的50、4％，短短两年下降20个百分点，而股票和基金占比同期却提高27、5个百分点。2008年第三季度上证综合指数2062、36点，1年期存款利率4、14％，股市持续低迷，居民投资意愿下降，银行储蓄再次成为居民的首选。

可见，我国股票市场的波动对居民风险资产的投资意愿影响很大。而高系统风险的存在使我国家庭遭受巨大的系统风险，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投资损失，导致我国家庭股票余额在家庭金融资产中的占比波动较大，不利于提高家庭的财产性收入。我国股票市场仍然是一个“新兴加转轨”的市场，市场机制还不完善，投资者结构以中小投资者为主，投资者缺少系统的证券投资知识和经验，风险意识不强，承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因此，必须保持股票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完善股票市场的机制，加强对中小投资者保护和对市场的监管，降低系统风险，使我国家庭能够通过资本市场分享到我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投资回报。同时，应该大力发展机构证券投资基金、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像英国、美国等国家一样，家庭可以通过持有基金和保险产品间接持有股票。

(五)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增加家庭参与债券市场的机会

我国的债券市场主要由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组成。债券交易品种主要是国债和金融债，还有少量短期融资券、企业债、公司债、可转换公司债、可分离交易公司债和资产支持证券。2007年我国债券市场各类债券发行总额为39336、8亿元，其中：新增国债21883、2亿元，占新发行债券总额的55、63％；新增金融债11904、6亿元，占新发行债券总额的30、26％；新增其他债共占新发行债券总额的14、1 1％。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参与者主要有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证券投资基金、信用社等。交易所债券市场的参与者主要包括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证券投资基金、信托投资公司、其他非金融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交易所债券市场交易品种主要是国债和企业债，还有少量可转换公司债和资产证券化产品。虽然个人投资者可以通过商业银行的柜台(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延伸)和交易所债券市场从事债券买卖，但个人投资者债券持有量很少，且可参与交易的债券品种有限。2006年我国债券市场各类债券发行总额为25789、4亿元，家庭持有债券新增410亿元，只占新发行债券总额的1、59％。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债券市场相比，我国家庭债券市场的参与度较低。家庭金融资产的合理配置离不开债券市场的发展，必须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增加家庭参与债券市场的机会。

金融基础总结篇2

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二战后至80年代初期,罗纳德·麦金农、爱德华·肖、约翰·格利和雷蒙德·戈德史密斯等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欠发达”出发,认为凯恩斯主义主张的政府财政赤字政策实际上是在浅化和抑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活动,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因此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金融深化。二是90年代初期以麦金农和马克威尔·弗莱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在总结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实践基础上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次序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的方法即金融自由化是有先后顺序的如果金融自由化按照一定的次序进行,就能保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稳健性。金融自由化理论是因为金融抑制限制了竞争而导致金融的低效率,金融自由化先后次序理论说明金融深化是以发挥市场作用的一个有序过程。进一步地说,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性和金融主体的脆弱性必须以管制为基础,如何体现管制基础上的适度竞争,充分获得经济效率,是金融发展的关键。在监控每个机构运作方面,存在着有关管制体系和市场力量作用这两个主要问题。

中国金融改革和转轨指的是将金融压制、限制性竞争以及资源直接配置的体制,转变为稳定、结构良好的以市场竞争为基础的运作体制。因此一方面要进行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深化;另一方面要进行金融微观主体的构造,克服原国有主体的低效和脆弱性加强金融管制。这两个方面的集合或者说金融自由化次序的基础就是实现管制与竞争的均衡。易纲,赵先信(2001)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业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竞争。第一次竞争发生在1984年至1997年间以机构扩张为主要竞争手段,依托的是行政层级;第二次竞争发生在1997年之后,以金融工具为主要创新阶段主要是对西方现代银行已经发明的金融产品的模仿。认为中国银行业必须过渡到以投资收益为目的以制度创新为依托的竞争阶段,实现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以明晰产权为基础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和激励制度。混业经营是西方国家放松管制后80年代以来的新趋势,中国加入WTO面对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显然,需要回答三个问题,一是银行是以专业的形式存在还是以混合型形式存在?那一个更好?即是否具备混业经营的条件?二是金融业改革的次序问题;三是混合型金融中介是否会对金融体系稳健和安全造成威胁,即管制重建的问题。从美国经营模式的演变看,21世纪模式是新的自由主义哲理为基础,尊重和鼓励竞争。政策重点是消除竞争壁垒,防止风险扩散、实施有针对性的监管。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竞争与创新;二是控制风险扩散。(徐诺金2001)

本文通过对放松管制下商业银行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SCP和金融市场化程度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规模不经济和金融市场化程度低,以及垄断程度高说明竞争的不充分要求分业经营;而表现出来的范围经济对混业经营产生需求;在上述基础上决定了我国金融业改革的次序。本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我国商业银行业的效率现状进行了分析,这是影响金融业实行混业与分业的条件。第三部分分析中国金融深化的次序;第四部分是结语,并给出管制重建的建议。

二、中国银行业放松管制的绩效分析

我们将从银行自身、银行业和宏观经济中金融市场化程度三个方面对中国银行业的金融深化绩效进行分析。

1、从银行本身角度,国有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分析。

(1)规模经济。徐传谌,郑贵廷、齐树天(2002)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的基础上按照“中介法”(Ashton,1998)建立成本模型。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在不考虑不良贷款的情况下,中国商业银行存在较弱的规模经济,绝大多数银行的E值小于1;但是,引入不良贷款与放款的情况,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普遍呈现出规模不经济性。张健华(2003)对1997-2001年“14家商业银行和37城市商业银行,采用非参数的DEA(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分析得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处于规模报酬递减区间。同时分析表明银行业存在较大的X—无效率。

(2)范围经济。杜莉、王锋(2002)利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Translogcostfunction)分析表明,在国有银行中,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范围经济并且范围经济性呈逐年递增的趋势。而且,范围经济系数与银行资产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即规模较大的银行具有较强的范围经济性或较弱的范围不经济性。四大国有银行的范围经济性明显高于新兴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赵一婷(2000)分析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范围经济的现状,指出,分业经营使国有商业银行业务范围过窄,是造成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范围不经济的原因。

2、从产业的角度,银行SCP分析。于良春、鞠源(1999)运用哈佛学派的SCP(结构一行为一绩效)范式对中国银行业的行业结构分析进行统计分析,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银行业存在高度集中和国有银行垄断低效率问题。刘伟、黄桂田(2002)对运用SCP框架及其从行业结构的角度揭示中国银行业主要问题的思路及政策含义提出了批评,认为,国际上各个银行在努力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的背景下,中国银行业保持一定程度的集中率是符合国际银行业发展趋势的。中国银行业的主要问题是国有银行产权结构单一,而不是行业集中的问题。但是,不容置疑的是中国商业银行市场结构正在经历一种从高度垄断到竞争程度不断增强的变化过程,但到目前为止,该市场垄断程度仍然较高(叶欣、郭建伟、冯宗宪2001)。具有政府控制与卡特尔式的垄断市场,无论服务的产品与服务的质量,银行业的高成本都说明绩效不佳。

3、从宏观经济进程角度,金融业的市场化程度分析。金融市场化采用两项指标来衡量各地金融市场上竞争程度(樊纲、王小鲁等,2003)一是金融业的市场竞争。使用非国有金融机构吸收存款占全部金融机构吸收存款的比重来反映这一状况。二是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目前非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中已经占了大半壁江山但非国有企业得到的贷款还只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一个相当小的部分。因此,我们采用较易取得的金融机构短期贷款中向非国有部门贷款(包括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私营企业贷款、外资企业贷款)的比例来近似反映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分析表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较低,金融业的全面市场竞争尚未形成。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不仅没能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化的国有银行部门,而且没有产生强有力的,能够与国有银行竞争的非国有银行部门。(赵志君等2002)中国金融机构大约有25%的不良贷款,如果把无法回收的贷款从总贷款中剔除则调整后的贷款一存款比率从1987年的102%下降到2001年的63%,远低于人民银行要求(75g6)。该比率显示金融机构对金融资源利用的无效率非常严重(赵志君等,2002)。另外过多的不良贷款,产权不清、管理体制不完善、管理行为不规范等问题没有解决。(赵志君2002)

总之中国金融业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在规模不经济现象。同时,在银行业中存在范围经济和范围不经济共存现象,而范围经济与资产规模成正相关性。中国银行业存在较强的垄断现象;且经营绩效也支持这一点。Rafael La Porta,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 Andrei Shleifer(2002)通过对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的金融体系中的政府所有制银行从1960—1995年的发展分析,发现在金融体系不健全的国家中,政府所有制银行更为优越。其经验表明,政府所有制中银行是制度与金融体系不健全的产物。

三、中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导向:管制的次序分析

从规模来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在规模不经济SCP范式分析也说明了银行业较高的垄断程度和经营绩效有较大的改善空间,金融市场化程度比较低。这些都说明要进行放松管制。同时范围经济分析说明混业经营对资源配置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这是中国金融改革次序的基础。

(一)建立以竞争为基础的管制。

中国金融业竞争的不完全性,与由于竞争的压力产生的混业经营的生成基础不同。放松管制、证券化、全球化以及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和机构的影响太快了,增大了金融体系及单个机构的集合风险/政府作为风险吸收者(如风险社会化)以及司法当局在合同方面的作用,是很重要的结构转变。另外就是汇率和国际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以及相伴随的资本跨国界的大规模的转移。这些都会使混业经营的风险加剧。因此要进行金融微观主体的构造,克服原国有主体的低效和脆弱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逐步展开:

首先国有银行的产权改革。管制的实际方案主要有管制机构和公有企业(Viscusietc2000)。国有银行就是对银行业管制的一种实践。由于明显的委托问题。加上银行业强烈的外部性如特大银行难以破产,使得国有银行缺乏市场约束,从而不能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效率。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是提升其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这包括国有金融机构的股份化与民营化。或许更重要的是增强国有银行的外部竞争,从而提供激励管制是我国国有银行业提升绩效的先行改革次序。

金融基础总结篇3

区域金融存在的客观基础,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自然地理位置、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城乡差异、市场发育及规模。

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性。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呈拉大的态势。从经济与金融的辨证关系讲,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会直接影响金融的生成与发展;另一方面,金融对经济的反作用归根结底也要以经济发展为最终基础。因此,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自然会形成以差异性为基本特征的金融结构。

自然地理位置的差异性。早期人类历史中的社会大分工、商品生产及贸易的发展,大都是在自然地理位置较好的两河流域和一些欧洲国家中产生并较快发展的;我国近代史也鲜明地展现了东部沿海地区既是我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又是最早受到西方工业文明冲击的区域,这些导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工业的70%汇集在这一地区。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对该地区实施的全面“东倾”政策的缘由之一,也在于其自然地理区位的优越。相比之下,自然地理区位较差的西部地区,人口集聚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均较低。

自然条件的差异性。由于长期的地质、地壳变迁和气候的变化,自然条件在各地区呈现出非均衡性的特点。地势平坦与山川、荒漠、沙漠等密集的地区,降雨充沛与干旱、半干旱地区,土地肥沃与土质贫瘠地区,风沙严重与湿润地区,在人口集聚、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势必会有较大的差异。虽然人类可以改变一些自然条件,但有些自然条件是现阶段人类科技发展所无法改变的。在金融固有的趋利规律支配下,一方面资金随经济的发展大量地进入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另一方面资金净流入也青睐自然条件好的地区。这样就导致自然条件不同地区金融发展程度上的差异。

自然资源的差异性。自然资源的丰富能促成生产企业和金融产业的集聚并形成规模经济和规模经济效益,相反则由于集聚的过程较缓慢,难以形成集聚和规模效益。区位理论中,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和经济学家廖什的市场区位论中所刻画的等级结构,很重要的缘由是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等区位因子的约束。自然资源分布的差异与其他区位因子共同奠定了各区域中不同层级的区域金融结构。

基础设施的差异性。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乘数效应”。世界银行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要求基础设施总量增加1个百分点,居民获得安全饮用水增长0、3%,铺砌的公路增长0、8%,电力增长1、5%,电信增长1、7%。近年,我国学者测算的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致为0、1～0、3之间,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数值已达0、3～0、4甚至更高。基础设施建设的差异在对地区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发展形成直接影响的同时,也会对地区资金流动和地区金融发展形成直接或间接的助力和阻力。

城与乡的差异性。我国的城乡差异在建国初期就非常明显,经过计划经济时期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城与乡的差异有所缓解;改革开放后的1978～1985年有缩小的趋势,但到1994年则由原来的1、86倍扩大到2、86倍,后在1994年到1997年间再度缩小,从1997年开始不断扩大。2002年城乡收入比首次突破3∶1,到2007年达3、33∶1,2008年为3、31∶1。如果考虑到城市居民未计入其中的隐形收入,和乡村居民收入中用于第二年生产性投入的部分,城乡间实际收入差异大约是6∶1,远超出世界银行报告中提出的3/4左右的警界线。巨大的城乡差异必然会对融资规模、方式、风险抵御能力、金融业务的开展等产生不同的需求与供给,从而造就了城与乡之间的不同金融结构。

二

区域金融存在的主观基础,即人们的意识通过对客观条件的加工而形成的主观安排,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政府政策。政府政策是政府领导集体主观意志的体现,是行政机关、政党组织和其他社会政治集团为实现所代表阶级、阶层的意志,以权威形式标准化地规定的一定时期内应达到的目标、原则,采用的方式、步骤和措施。由于政府所具有的权威性,其政策的颁布,特别是优惠政策的实施,对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强的作用力。在此作用力下,政策惠及与否可使地区经济加速或减缓。不仅如此,政策的作用力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与金融的反作用力耦合,构造出不同层次的金融结构。

需要指出的是,世界各国政府政策的优惠政策,总是有选择的。也正是由于此,地区间经济、社会、金融发展的差异性是难以避免的。

金融意识的差异性。金融意识是人们对金融活动的认知和由此支配参与金融活动的行为。从金融意识历史演进的角度看,是沿着商品意识、货币意识、信用意识等的轨迹产生并向前发展的。所以,金融意识既体现了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人们意识的历史传承性,同时也折射出不同经济、金融的成长阶段。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历史传承及改革开放后的发展,使地区间金融意识的差异较大,进而人们参与金融活动及参与程度的差异性也较大,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区金融事业的发展。

金融活动的空间分布性。任何金融活动的运行都要以一定的地域空间为依托。在具体地域空间中开展的金融活动,表现为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差异性安排。1、金融工具。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表明,金融工具的每一次的历史变革都无不深刻地打上了其产生、发展的那个时期的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历史烙印。不言而喻的,金融工具的现实应用,归根结底大体上也还是脱离不了各区域不同的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水平。2、金融机构。无论传统还是当代,金融机构的安排和联系总是要落到具体的地域空间中,并且不同功能、不同层级金融机构的安排总是要大体与区域的差异性为基础。3、金融市场。由于金融市场特别是其中的资本市场,是高等级金融工具运行的场所。纵观历史、横看现实,金融市场的设置与运行,一是明显地显现了以具体地域空间的条件为依托,二是更深刻地体现了不同空间中区位因子的互补与结合,如一个金融市场可覆盖几个区域、或一个区域中有几个不同层级的金融市场。

三

从以上对区域金融存在基础的分析,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主、客观基础的相对决定性。如果说经济发展程度、自然地理位置、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城乡差异、市场发育及规模是区域金融之所以存在、发展的客观基础的话,那么,相比较而言,政府政策,尤其是优惠政策、人们的金融意识和金融活动的空间分布,则是区域金融存在的主观基础。两大类基础之间的关系是,客观基础是基本的,主观基础一般是依客观基础而生成、发展的。在具体运作中,两大基础互为条件、互相依托、互相促进、相互耦合形成一种合力,共同推进区域经济和区域金融向更高一层级的演进。

主、客观基础的非完全决定性。尽管主、客观基础是任何区域经济、金融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但这并不排除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和特殊情况下,区域经济与金融的生成与发展并不受所在地区主、客观条件的约束,特别是随着人类科技水平的提高,新兴学科的兴起和新方法的被运用,这些约束条件和制约度会在一定程度上递减。

因此,在区域发展中,较优的理念是,既不要于各区域殊的主、客观基础而不顾,又不能完全被既有的主、客观基础所束缚。

金融基础总结篇4

摘要：本文从价值运动角度来探讨金融和经济的关系问题，认为经济过程的本质是价值运动，而金融过程是货币形式的价值运动过程，金融的根本功能就是促进价值运动，具有直接的经济意义。金融功能的发展取决于货币形态、金融体系、金融技术、信用制度及运行环境等“金融发展决定因素”，其发展进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金融基础功能阶段、金融主导功能阶段、金融派生功能阶段。本文分阶段分析了“金融发展决定因素”和金融功能间的因果关系，对金融功能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回顾总结，得出了金融发展的本质就是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这一结论。

关键词：价值运动 金融功能 金融发展决定因素

金融研究始终面临的问题就是金融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其中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为经济对于金融的引导、制约和决定作用以及经济对金融的需求；其二为金融对经济的促进或能动作用，体现为金融对经济的供给。人们在探讨金融与经济关系的时候，多半更加关注金融对于经济的作用即金融功能。金融功能同时包含这两方面的内容，首先，金融功能本身就是金融相对于经济的功效与作用，其次，经济对于金融的制约和决定作用是金融功能形成的原因。

一、 从价值运动的角度认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

经济学所讨论的价值是指具有交换意义的效用，整个经济过程是以社会福利为目的，由价值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主要经济活动所构成的一个无限循环的过程，价值生产之后，经分配过程和交换过程，由不同主体进行生活消费或生产消费，而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又是价值进一步生产的前提，这一过程中人类不断实践着“生存和生存的更好”的理想。不难发现，这一无限循环过程其实质是价值运动过程，总体的价值运动由微观上大量的、丰富多彩的、单独的价值运动过程组成，总结这些价值运动的背景，可以把它们分为三类：其一为交易，包括经济意义上的所有交易行为；其二是单方面转移，主要是指赠予、捐税等行为；其三是借贷，即信用范畴。无论价值载体是商品还是货币，其运动的背景都不外乎上述三个方面。

经济绩效取决于价值生产效率和价值运动效率，价值生产效率由技术、管理等一些因素决定，不在本文所探讨的范围之内。价值运动效率是由价值载体及价值运动的方式、渠道、机制等因素决定，是制约经济绩效的另一个极其重要方面，其原因在于，价值运动是价值产出后得以最大程度利用从而实现价值最大化的前提，这首先体现于在社会分工日益发达的情况下，价值的运动使人类生产、生活得以最大程度地保证。其次，绝大部分价值经创造出以后，其效用性便随时间递减，任何“效用”都是有时限寿命的，所以价值运动效率保证了价值利用的最大化。价值运动效率不仅体现在量上即时效上，而且还要体现在质上即方向上，也就是就价值应在适当的时间流向适当的经济主体，这种质的判断标准体现伦理精神，更体现总体的长远的经济效率。

早期人类社会时期，价值运动的载体只有一种形态即商品，其运动形式是原始的物物交换和以实物商品进行的单方面转移及信用。货币产生以后，成为另一种价值运动形态，使物物交换进化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货币不仅作为媒介，极大地促进了商品交换，而且以上述经济活动中价值运动的三种背景为背景，本身也独立承担着价值运动的使命。

金融是整个经济过程中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部分，价值运动是经济和金融共同的本质。整个经济过程就是一个无限循环的价值运动过程，经济过程的价值运动存在且只存在二种价值载体，其一为商品，其二为货币。货币是价值形式不断发展的结果，是抽象的价值形式。货币一经产生，金融范畴便告形成，以货币为形式的价值运动便是金融的范畴。究其实质，所有的金融过程或者金融活动都是以货币为载体、以支付行为为基本内容、以经济过程中价值运动的三大背景为背景的价值运动过程。

金融范畴的形成以货币的产生为标志，货币一经生产，便以其抽象价值表现及单纯价值载体的特征成为高效的价值运动方式，体现出远远高于商品形式价值体的价值运动效率优势，带动了整个经济过程的价值运动效率的提高，促进了经济发展。

金融促进价值运动的机理取决于货币的支付职能。作为抽象价值表现和单纯价值载体的货币的转移，就是价值的单方面的运动，就是支付过程。金融活动是以货币的支付行为为基础的，任何金融活动最终都可以分解为支付行为，或者说，任何金融活动都需要支付行为来完成。区别在于支付行为的背景，有以贸易为背景的支付、有以借贷为背景的支付、有以单方面转移为背景的支付等。

支付的效率体现在时效和质量两个方面。时效指支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效率；质量是指支付的方向性、安全性和支付链条的完整性、连贯性。由支付行为所支撑的金融过程也是一个扩大的无限循环的价值运动过程，这一过程由无数的支付行为所连接、构成。一个支付行为是以另一支付行为为前提条件的，或一些支付行为是以另一些支付行为为前提条件的，可能现实中这种一一地对应关系并不十分紧密，然而，从宏观角度，支付行为应是连贯的、完整的，否则，将影响到整个金融效率或使金融失效。

金融是货币形式的价值运动过程，金融效率顺理成章就是货币形式价值运动的效率，也就是宏观的、总体的支付效率。金融效率依靠支付效率的效果来衡量，需考察货币流通的速度，货币信用的范围、纵深度、方式、质量等。

二、 金融与经济关系的实质：金融功能

金融的功能是相对于经济而言的，我们定义金融功能为：金融对于经济的作用和功效，是货币形式价值运动带来的经济影响。金融的功能抽象而言就是以其独特的运行机制促进价值运动，具体表现在不同方式、不同程度、不同影响范围以及不同经济主体间的价值运动，从而形成了金融功能的不同层次及不同历史阶段的种类划分。

金融的总体功能是促进价值运动，那么金融功能就取决于金融效率，即货币形式价值运动的时效、范围及质量。金融功能是金融效率的结果，金融效率越高，金融功能越强。因而，决定金融效率的因素就是决定金融功能的因素，金融效率的决定因素主要有：（1）货币形态和货币制度。货币形态是金融形式价值载体的具体形式，从实物商品货币，如：羊、布、贝、金属和纸币，以及无形货币或网络货币，货币形态的变化体现出了便利支付的发展变化趋势。显而易见，每一次货币形态的变化都带来了支付效率的重大的提升。货币制度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货币形式及使用的人为保证，从而也就是一定的经济、金融条件下，支付效率的人为保证。从历史发展来看，货币制度的发展也是从粗陋到不断完善的演进过程，因金融效率的提升，具有一致性和同步性，相辅相成、互为因果。（2）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金融体系包括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它们构成了货币运动的路径或枢纽。如果把货币比喻为血液，它们则为血管和心脏。因而路径与枢纽的畅通对总体金融效率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3）金融技术。金融技术指科学技术在金融活动上的应用。例如，纸币、网络货币就是科技发展的产物，再如，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货币转移效率的巨大提高，汇款在今天的网络技术条件下可以瞬息完成。金融技术对于金融效率的提高，其作用是十分重要而直接的。（4）信用制度。笔者认为信用是基于信任、信誉或者说是基于原始意义上的“信用”而产生的经济行为，集中体现在借贷或债权、债务关系上，所以对于金融范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甚至很多人把“信用”与“金融”混同。信用制度包括所有有关信用的行为规则，是金融得以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通过比较各国的金融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直观地感觉到金融发展与信用制度之间存在着直接、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单独讨论信用制度的作用在于它的重要性，否则信用制度应该归属于总体金融运行环境因素。（5）金融运行环境。包括经济环境、金融环境和社会环境，这是金融活动产生的基础和背景，不同程度的金融发展和当时的经济环境的相关性十分密切，金融发展水平最终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例如，生产力发展水平、产权制度等都是决定金融活动的重要因素，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剩余的程度，生产的剩余才使得交换成为可能，才使得信用成为可能，从而使得金融成为可能，甚至可以说生产剩余的量是金融活动的量的限定。另外，产权制度是交易行为的前提保障，从历史发展来看，从奴隶社会至今，产权制度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接近合理、公正的过程。这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相适应。金融活动也是交易行为，同产权制度密切相关，产权制度对金融效率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

这些因素是金融效率的决定因素，它们也是金融功能的决定因素，我们名之为“金融发展决定因素”。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不同历史时期的金融效率，金融效率的直接结果就是金融功能，金融因为有效率而有功效。自此我们可以形成这样一个基本逻辑：金融是整个经济过程中的一个子系统，以其高效的价值运动促进经济绩效。这一过程的实现是通过金融效率来完成的，不同程度的金融效率决定着不同程度的金融功能。而金融效率取决于货币形态、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市场等等相关因素的共同作用，我们可以确定如下的因果联系：

金融发展决定因素------金融效率-------金融功能

不同历史时期的金融发展决定因素决定着这一时期金融效率的水平，进而决定着金融功能的等级，金融功能是随着金融效率的发展而不断扩展提升的。因此，金融发展决定因素同时也是决定和制约金融功能的基本因素，我们探究金融功能问题，就必须从金融发展决定因素开始。

三、 金融功能扩展与提升过程的历史描述

金融功能的发展取决于金融相关要素、信用制度和经济背景等金融发展决定因素，如此众多的决定因素在整个金融发展历程中相互交织，纷繁复杂。而且金融功能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状态，使人们很难直接从总体上进行规律总结。然而，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在阶段分期上大体吻合，所以我们可以以经济发展的历史分期为一个参照系统，来描述金融发展，这样就可以比较清晰地确定不同历史时期金融发展决定因素的水平，明确金融功能与其决定因素之间粗略的因果关系，从而可以清楚地把握金融功能扩展与提升的基本轨迹，并历史地解释金融功能的形成原因及其影响。

（一）金融基础功能的形成和演进

金融基础功能阶段与农业经济时期在时间上大体吻合，是农业经济时期的经济金融因素促成了金融基础功能的形成和演进。农业经济时期最大的金融事件是货币的产生，金融范畴的形成以货币产生为标志，货币形式价值运动的意义在于促进价值运动效率，这是金融总体的、根本的功能，分别体现在具体的、不同的方式和层面上。货币一经形成就承担起经济过程价值运动的三项使命：交换、单方面转移和借贷。三大使命的完成形成了金融的基础功能，即金融服务和金融中介。金融服务功能的内容主要是完成支付以及相关活动，无论交换、单方面转移或者借贷都是以完成支付为前提的；金融中介的内容主要是通过信用方式调剂货币资金赢余与短缺，即主要是以借贷为背景的货币运动。

任何金融过程都是由货币运动完成的，区别在于货币运动背景的差异。货币运动的背景大体就是金融基础功能的内容：完成支付和完成借贷，这两种背景形成了金融与生俱来的基础功能。整个农业经济时期的金融发展内容就是金融的基础功能从质和量两个方面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

农业经济时期，人类生存依赖劳动力和土地的结合，农业为主导产业，生产力水平低下，以分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其主要特征。商品经济处于起步阶段，经济中货币化程度十分有限，与这种背景相适应，金融也处在早期萌芽状态。

农业经济的产业特征及生产力水平决定了的社会经济对货币金融的需求是十分有限的，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及总体金融效率均十分低下。该时期以实物或贵金属为货币，具备初步的货币制度。与生产方式及生产力水平相适应，货币信用分散且规模较小，并多采用高利贷方式。以货币兑换商、金匠及早期的银行为金融机构的主体，承担着兑换、汇兑、存贷等金融业务。

农业经济时期的金融成就集中体现在农业经济末期发生于西方的商业革命阶段（1500年—1750年）。商业革命时期，以英格兰银行为代表的近代银行诞生，与此相应，银行券也在同一时期诞生，金融机构和货币形态取得实质进展；商业革命打破了西方由于宗教思想而对利率实施的限制，建立了由资金供求决定的利率机制；汇票、支票出现，并建立了早期的清算制度；证券市场初步形成。可见当时由工具、机构及市场组成的金融体系已经基本形成。金融要素的进步，提高了金融效率，极大地强化了金融的基础功能。

商业革命时期的金融成就是漫长的农业经济时期金融发展累积的结果，这是一个长期量变后的质变过程，金融基础功能取得了较充分的发展，并蓄势向金融功能发展新阶段全面跃升，为以后历史阶段的金融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总体而言，金融基础功能时期是金融发展的初级阶段，金融对经济的影响十分有限，金融相对于经济处于辅助位置。

（二）金融主导功能的显现和强化

西方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工业经济时期，无论生产方式还是生产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生产规模的扩大、社会财富的激增、人口的膨胀、科学技术的进步、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经济对金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给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一时期金融发展迅速，进入了金融主导功能的发展阶段。

商业银行成为这一时期融资中介的主体，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与此同时，非银行金融机构也随之产生发展，成为商业银行的重要补充和潜在的竞争者。金融市场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使金融划分为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两大领域。这一时期最重大的金融事件是金融秩序维护问题导致的中央银行的诞生，金融发展中人为因素大大加强成为这一时期金融发展的显著特征。自此，在西方发达国家逐渐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商业银行为主体，以政策性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两翼的、日趋完善的金融体系。

金融要素的发展带来了金融基础功能的不断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显著提高，促进了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使大量的资金流向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加快了经济运转。在金融基础功能充分发展的基础上，金融的主导功能不断显现并得以加强。金融主导功能以资源配置为主要内容，原因在于，金融基础功能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表现在金融中介和金融服务的效率、业务总量和对经济影响范围等诸方面，使得经济过程中价值运动越来越多地由金融形式完成，货币形式的价值运动逐渐成为经济过程价值运动主要方式，从而金融具备了配置资源的功能。资源配置功能是金融基础功能发展、强化的自然结果，是经济不断货币化进而金融化的自然结果。

除了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经济调节功能和风险规避功能也是这一时期的显现的主要功能。经济调节功能的形成在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和经济的初步金融化，使金融手段成为经济调节的有效手段；风险规避功能是金融与生俱来的功能，金融带来的流动性以及资金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离都起到了分散和规避风险的作用，在金融的早期发展中处于休眠状态，随着金融的发展而逐渐显现，保险业的产生更加强化了这一功能。

总之，工业经济时期，金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现代金融体系建立并不断完善，金融的主导作用逐渐增强。对经济发展影响重大。金融由一种处于被动的、受制于经济、服务于经济的状态，逐渐成为经济的核心，主导经济发展。

（三）金融经济时期：金融派生功能的全面发展

人们习惯上称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时期为知识经济时期，此称呼从特定的角度上比较准确全面地概括了这个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特征。在这一时期，知识被列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作为一项主要生产要素在理论上被纳入经济过程。高新技术产业、信息产业迅速发展，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新一代主导产业。同时，各个产业知识密集度大幅增加，经合组织国家已经建立了初步的指标体系，并估算出经合组织国家基于知识的经济成分已超过50%。作为工业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和延伸，知识经济时代呈现出了一种全新的态势，给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然而，这一时期也可以称作金融经济时期，随着金融全球化、金融自由化和经济金融化的发展与深化，金融形态的价值运动逐渐成为经济过程价值运动过程中的主要形式，金融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与手段，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广泛深入，逐渐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性、主导性、战略性要素。金融的资源属性逐渐显露,社会进入金融经济时代。

这一时期经济发展十分迅速，而金融更是发展迅猛，变革剧烈。从货币制度、金融组织、金融技术、制度监管和经济环境等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金融创新是这一时期金融发展的显著特征。这些变革、创新带来了金融功能的大幅跃升，首先，金融的基础功能和主导功能获得了巨大的扩展和提升，现代通讯和电脑网络技术给金融带来了无限的效率。其次，在金融基础功能和主导功能的基础上，在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共同作用下，升华出诸多新兴的金融派生功能。例如，在商业性金融方面的产业结构调整功能、产权交易和分割便利功能、促进和引导消费功能、财富再分配功能等，以及政策性金融特有的功能诸如虹吸与扩张功能、逆向选择功能等等。这些派生功能在本质上都是基础功能或主导功能的具体化，是金融创新和金融技术发展的结果，与基础功能和主导功能相比较，带有明显的微观性特征。它们是基础功能和主导功能在方式、机制和手段方面的升华，极大地扩展了金融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使金融的作用空前加强，成为主导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四、理论总结和政策建议

（一）金融功能发展总体脉络的简单总结

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是金融功能的发展过程，金融功能的扩展的含义主要是指金融功能的影响在空间范围的扩大，而提升则有两层不同的含义，其一是指金融功能不断由基础功能向高层次功能的提升，例如，由金融中介功能向金融的主导经济功能的发展；其二是指同一金融功能由低水平向高水平的提升，例如，同为金融服务功能，在工业经济时期和在知识经济时期相比较，其差别不可同日而语。

通过历史回顾可以发现，金融功能具有很强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其主要内容及基本层次大体如下：

金融基础功能：金融服务功能、金融中介功能。

金融主导功能：资源配置功能、经济调节功能、规避和分散风险功能。

金融派生功能：商业性派生功能--产业结构调整、产权分割交易

便利、 引导消费、财富再分配。

政策性派生功能--强力扶植与推进、逆向选择、倡导与诱导、虹吸与扩张、补充与辅助、专业服务与协调。

需要指出的是每一新的金融功能发展阶段的出现都是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并不是对前一阶段的替代，新阶段的金融功能与前一阶段的金融功能并列存在，区别在于以新一阶段的金融功能为该时期的金融发展主要特征。例如，在金融派生功能阶段，金融的基础功能和主导功能同时存在并高度发达，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金融派生功能为特征的金融发展阶段。

（二）金融功能的特征总结

金融功能是金融运行的结果，是由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是长时期形成的，是金融资源层次中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因而金融功能具备以下特征：

----客观性。金融的最初起源就如同货币的最初起源一样是无从考证的，然而金融是客观的，在促使其产生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存在的时候，金融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甚至是不为人觉察地诞生了，虽然这一范畴在几千年之后才被冠以“金融”的名头。金融因其具备的功能而产生，金融也因其功能而具有独立存在的可能和意义，可以说促使金融产生的社会和经济的条件更是促使金融功能产生发展的条件，这些条件因素如货币形态、金融体系发展水平、金融技术和金融运行环境等，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水平状态也是客观性的一种体现，金融功能是它们长期共同作用的净剩余结果。金融发展决定因素本身是客观的，它们不仅促使金融功能产生，而且也决定着金融功能的发展过程，所以金融功能是客观的，是客观规律性的集中体现。

金融功能是客观的，就说明其不是人为主观臆造的，不能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人为的设计和改变。人为形成金融功能也只能是客观自然形成过程的再现和模仿，而且主要是客观自然形成过程中环境、条件和前提的再现和模仿。利用和充分发挥金融功能的作用必须研究金融功能和众多而复杂的金融发展决定因素之间的因果规律，重视金融功能的客观性。

----稳定性。金融功能具有客观性，是客观规律在金融范畴中的集中体现，从而也使得它具备相对的稳定性，因为经济与金融规律的形成和发展本身就具有很大的稳定性。金融功能的稳定性还在于它是众多客观因素长期、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尤其是和金融工具及金融组织等金融要素相比较，金融功能是总体金融过程的宏观效果，具有明显的稳定性。由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等的要素构成的金融体系的变动是相对频繁的，其变动的频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在微观竞争过程中的优胜劣汰，其二是在总体上各要素在形式和规模上的发展相对较快。金融的发展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金融要素的发展内容丰富多彩，而金融功能的发展则稳健而凝练。就金融功能的稳定性而言，我们完全赞同莫顿和博迪的观点，他们的立论基础就是金融功能相对于金融机构的稳定性。

----稀缺性。资源永远是相对稀缺的，尤其是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其稀缺性更是可想而知。金融功能是金融的目的和意义，一切金融要素、总体的金融运行以及整个的金融发展其目的都在于金融功能，金融功能是金融领域中的“价值判断标准”，金融功能无以伦比的重要性体现了经济对金融的巨大需求。金融功能是经济和金融诸多因素长时期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和稳定性，是金融和经济领域客观规律的集中体现，因而金融功能更加难成、更加难得，是金融运行的终极目的，金融功能体现着巨大的经济金融效率，对经济有着极强的促进作用。极端重要而又难得难成，这充分说明了金融功能的稀缺性。

----层次性。金融功能的层次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时间序列上，金融功能存在着由初级功能向高级功能发展的趋势，即明显的金融功能不同发展阶段的划分。其次，每项金融功能自身也存在着从无到有、由隐性到显性、由弱到强、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而且，总体而言，金融功能是由诸多不同等级、不同系列的具体功能组成的一个系统，他们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激发，共同作用于经济的不同层面。所以，金融功能无论是在发展阶段上，还是在等级划分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层次性。这种层次性体现着金融发展和金融发展决定因素之间的密切相关性，也就是金融功能发展过程中体现出的客观规律性。

（三）对“货币中性”理论的彻底否定

本文从新的角度证明了金融的重要性，即促进价值运动，而价值运动效率是决定经济绩效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因此金融具有直接的经济意义。促进价值运动是金融与生俱来的使命，金融通过促进价值运动效率来影响经济过程，这种作用即金融功能，通过历史回顾我们了解到金融功能存在一个由隐性到显形、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最终使金融成为经济过程中主要的价值运动形式，其对于经济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说明金融始终都在积极参与经济活动，或者说金融始终是具有直接经济意义的，进而说明“货币中性”理论自始至终都是不成立的。

（四）政策建议：大力建设、完善信用制度

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金融功能是金融的全部意义，应该从金融功能的角度研究金融问题，而金融问题的本质就是在约束条件下最大程度地发挥金融功能。我们已经建立了从“金融发展决定因素---金融效率---金融功能”这样一种逻辑关系，那么就应该从“金融发展决定因素”来探究解决之道。所有的“金融发展决定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金融效率，进而影响金融功能，然而一些因素是相对客观的、稳定的和变化缓慢的，例如，社会经济环境、货币形态、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等因素，因其发展变化的客观性而人为影响相对有限。

信用制度是金融范畴得以成立的充分必要条件，其重要性毋庸赘言。通过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我们也可以直观地了解到信用制度与金融发展的密切相关性。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行为规则，信用制度是影响金融功能的因素中人为色彩最重的，因而是最易为人们所掌握和操作的。信用制度问题首先是一个认识问题，对信用制度的重要意义的认识，其次便是规则的制定与执行。当然，信用制度因素也是具有客观性的，比较而言它的主观性强于其他“金融发展决定因素”，所以信用制度因素的效果一定是显著的、直接的和相对迅速的。尤其针对中国目前的金融发展状况而言 ，更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一点已是国内学者们的共识，笔者只是从金融功能的角度再一次证明及呼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76年版。

2、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3、白钦先：《百年金融的历史变迁》，《国际金融研究》2003年第2期。

金融基础总结篇5

关键词：货币供应量；基础货币；货币乘数；途径

1999年以来，中央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总需求相对不足的状况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这表明在财政政策积极的同时，有必要让货币政策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货币政策而言，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货币供应量，因此，最近一段时间，有关专家学者呼吁2000年要扩大货币供应量，使货币供应量增长保持较高水平，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保障。那么，扩大货币供应量的途径在哪里？应采取哪些措施呢？

一、货币供应量的决定因素及分析

在现代货币银行制度下，货币供应量取决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之积，因此，只有对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进行详细的研究，才能准确把握货币供应量的趋势。

1、 基础货币的决定因素及实证分析

货币银行理论表明，基础货币由流通中的现金与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之和构成，它是创造货币供应量的基础。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央行的基础货币还包括非金融部门的存款，因此本文对基础货币的定义是：基础货币＝发行货币＋对金融机构负债＋非金融机构存款（以下所用数据除非特别说明，均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

根据历史数据，我国的基础货币总体上呈上升趋势。1990年之前基础货币增长比较缓慢，基本上是平稳的爬升阶段；1993年之后，基础货币增长较快，特别是在1993－1994年间，基础货币的增幅明显较高，1995－1996年虽有所波动，但仍保持较高水平；1997年，基础货币增速放缓（当然这与统计口径发生变化有一定关系，但增速下降趋势则是明显的），1998－1999年，在法定准备金率下调以及法定准备金帐户和备付金帐户合并之后，基础货币增速下降的趋势更加明显。从基础货币的构成看，基础货币增速下降主要是受对金融机构负债增速下降所致，1999年，非金融机构存款出现负增长，也对基础货币的增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来看，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的主要负债，因此为了达到调控基础货币的目的，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整资产方的各个项目来实现。历史数据表明，1993年以前，我国银行总资产中中央银行国外资产所占比重较低，因而这期间基础货币的变化主要由中央银行国内资产的运用所决定。1993－1994年是我国经济周期发生转折的阶段，酝酿和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1994年初又进行了一系列税制和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尤其是人民币汇率的并轨和实行结售汇体制的改革，大大促进了出口的增长，形成了国际收支中经常性项目的大量顺差， 从而使中央银行国外资产所占比重增大。1995－1997年，为维护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使得中央银行国外资产所占比重进一步增大，1997年末达到42、1％。1998年，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出口形势严峻，外贸顺差有所减少，因而国外资产所占比重上升趋势减缓，年末为43、7％。可以说，近几年来，中央银行的资产结构中国内外资产几乎均等，因而国外资产的多少、增长快慢就对基础货币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从增长速度看，1993年以来，中央银行国外净资产的增速呈明显下滑态势，1994－1998年其增速分别为：187、3％、49、8％、43、4％、38、3％和2、5％。1999年1－9月份，国外净资产增长10、4％，这也是1999年3季度以来货币供应量增幅回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国内资产看，1994年以前国内资产一直占中央银行总资产的80％以上，可以说那时从资产角度看影响基础货币的主要因素就是国内资产的变化情况。1994年后，由于国外净资产的增加，中央银行国内资产所占比重呈下降态势，到1998年末，国内资产占中央银行总资产的56、6％。在国内资产中，主要是对存款货币银行的债权，如在1993年，对存款货币银行债权占中央银行总资产的70、3％，之后逐步下降，到1998年末为41、8％；其它还有对政府的债权，这一数值在1994年以前占总资产的比重较高，1994年占总资产的9、1％，之后由于银行法规定政府不得向银行透支，因而对政府债权一直稳定在1582亿元，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对非货币金融机构的债权，1997年以前占总资产的比重较小，1997年之后，由于政策性银行等的发展，因而对非货币金融机构的债权增加较多，所占比重大幅上升，1998年末达到9、5％。从增长速度看，国内资产自1996年后增速迅猛下降主要是受对存款货币银行债权增速下降所致，1997年下降1、11％，1998年下降9、1 ％，而1999年1－9月却增长10、25％，相应地带动国内资产增长10、24％。同样，对非金融部门债权自1995年后一直为负增长，对国内资产的增长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与之相反，对非货币金融机构债权增长在1997年达到高点，当年增长1660、7％，之后尽管增速下降，但仍是国内资产各项中增速最快的，1998年增长42、97％，1999年1－9月增长16、9％，对国内资产进而对基础货币的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正影响。

2、 货币乘数的影响因素及分析

根据前述基础货币的定义，1993－1997年我国M2的货币乘数变化不太规则，有升有降，M1的货币乘数则基本呈微降态势。但自从1998年春季央行大幅下调准备金率后，我国的货币乘数则基本上呈上升趋势，即M1的货币乘数由1998年6月份的1、104上升到1999年9月的1、426，M2的货币乘数由1998年6月份的3、094上升到1999年9月的3、915。

根据我国的情况，狭义货币乘数可表述为：（现金漏损率＋活期存款比率）／（法定准备金率＋备付金率＋现金漏损率＋非金融部门存款比率）；广义货币乘数的分母与狭义货币乘数一致，分子则为1＋现金漏损率。根据这两个公式，我们对1993年以来我国的货币乘数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其（即与货币供应量和基础货币实际值计算的结果）误差很小（平均误差为3％，且很稳定），趋势也是一致的。因此，分析货币乘数，有必要对以上几个行为参数作出判断。

（1）法定准备金率

从理论上讲，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即使是微小的变化，都会对货币流通产生强烈影响，在众所周知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三大法宝”中，它的效果是最为猛烈的。因此，各国一般都不常用这个货币政策工具，即使要调整，也是微调，因为金融机构资金规模巨大 ，更为重要的是货币乘数的作用，它几倍于存款创造贷款。尽管目前我国的法定准备金率已由原来的13％降至6％，但是一方面与国外相比仍较高，另一方面由于网络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更为重视的是资本充足率这一指标，而对准备金率的要求有所放低，因此，作为刺激内需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法定准备金率，仍有下调的空间。

（2）备付金率

近年来，随着我国超额准备金率的不断下降，货币乘数逐步放大，即超额准备金率与货币乘数呈反比例关系。备付金率的高低直接影响货币乘数的大小，但备付金率并不能完全由中央银行所控制，它取决于商业银行的行为，中央银行只能间接地影响它。商业银行持有备付金是有机会成本的，而备付金率的高低取决于市场利率与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借款的利率之差，二者差额越大，备付金率越低。1998年以" 来，随着二者差距的增大和利率水平的逐步降低，备付金率已出现下降趋势，存款货币银行的备付金率（以法定准备金率为8％考虑）由1998年3月的7、53％下降到1999年9月的5、83％这里所指的备付金率为在人行存款加上库存现金与对非金融部门负债之比。2000年，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各经济主体的投资、消费意愿会有所增强，因而备付金率有进一步降低的可能。

（3）现金漏损率

现金漏损率于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在我国一直比较高，不过随着货币市场的不断健全，金融交易工具的逐渐增多，我国的现金漏损率近年来有所降低，1998年3月－1999年9月，大约在 11、5％左右。现金漏损率的高低与现金需求量的大小有关，而影响现金需求量的因素很复杂。我国的现金漏损率是由政府、企业和居民的行为共同决定的。由于金融资产收益率的变动会影响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以及银行存款利率的变化会影响个人储蓄的变化，这就使现金漏损率的变化比较复杂。2000年，由于目前名义利率水平比较低，居民储蓄存款特别是定期存款增势减缓，加上征收利息税的影响，因而居民持现动机相对有所增强，估计现金漏损率下降空间有限。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情况下，现金漏损率与货币乘数负相关，因此若现金漏损率下降不大，则将影响金融机构派生存款的能力，对货币乘数产生一定影响。

（4）非金融部门存款比率

1993年以来，我国非金融部门存款一直比较稳定，并呈缓慢下降趋势，这一点在1999年表现得更为明显，到1999年9月末，我国的非金融部门存款比率为3、58％，较之上年下降了一个百分点。随着政策性金融业务的进一步规范，这一比率将呈平稳态势，变化不会太大。

（5）活期存款比率

活期存款比率反映了货币供应量层次的结构变化，这个比率在决定狭义货币乘数时有用。由于受持有活期存款的机会成本的影响，因此这一比率与利率的关系比较密切，同时由于这里所指的活期存款主要是指企业活期存款，因而经济活跃程度如何以及企业对未来经济的预期怎样，对活期存款也有着比较大的影响。1996－1998年，我国的活期存款比率基本维持在30％左右，进入1999年后，一、二、三季度这一比率分别为27、5％，27、8％和28、8％，呈缓慢上升趋势。随着利率水平的下降和储蓄存款实名制的实施，在金融交易工具增加不多、信用情况改善不大的情况下，估计这一比例将逐步上升。

二、扩大货币供应量的对策

从货币供应量的定义中可以看出，扩大货币供给量的途径不外乎两条：一是增加基础货币，二是提高货币乘数。

从增加基础货币方面看，主要有三项：

（1）从货币当局资产方着手，加大国内资产的运用，即加大再贷款、再贴现规模，特别是对那些急需资金的中小金融机构，这样可以从资产方影响基础货币的增加。

（2）扩大货币发行。在基础货币中，货币发行占到了近50％，因此加大货币发行是扩张基础货币，进而增加货币供应量（M1、M2）的有效途径。目前我国的经济过剩，绝非是经济高度发达条件下的过剩，远未达到东西多得用不了的程度。实际上，我们的建设资金缺口极大，潜在消费与投资需求空间还很大，完全可以用发钞票的办法配合扩张性财政政策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同时，为扩大货币发行，还可以核销部分国有商业银行的坏帐，帮助金融机构化解金融风险；尽快成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消除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放款的后顾之忧，从而扩大贷款规模，使资金配置更加优化、有效。

（3）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央行购入债券，吐出基础货币，这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债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使公开市场操作有一个好的着力点。

从提高货币乘数方面看，主要有四项：

（1）通过降低甚至取消存款准备金率的办法，迫使金融机构更积极放款，加速降低备付金率水平，从而提高货币乘数。

（2）改变认购资金冻结数日的做法，消除新股认购对基础货币和银行准备金管理的不利影响。理论上讲，新股认购资金的验资既不需要资金的异地划拨，也不需要冻结数日，只要验资的某一时点上新股认购帐户中有真实资金就可以了。因此，应改进集中验资的方式，让所有证券结算银行或分行都在当地人民银行营业部开户，利用人民银行营业部联网系统实行证券认购资金的当地验资，资金信息集中到交易所进行认购。同时，为了不影响金融系统的基础货币量和准备金状况，冻结认购资金的时间应尽可能短，甚至可以缩短到几乎一个时点上。全国统一验资结束以后，认购资金重复认购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因此，资金可在验资结束后立即解冻。中了新股以后的资金交割可另行制定交割日。这样，银行准备金管理的压力将大大减轻，超额准备金率下降，货币乘数扩大，基础货币也不会受到影响。

（3）改进金融系统的服务，增加有益于流通和交易的金融工具，从而充分发挥金融系统的中介功能，这样可以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减少货币沉淀；也有助于降低现金漏损率，从而提高货币乘数，增加货币供给量。

（4）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续下猛药，调低法定准备金率，从而有效提高货币乘数。

不可否认，无论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还是运用再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在市场化国家都被视为“猛药”，其结果都会导致商业银行授信能力的增强，然而这只是为扩大货币供应量提供了必要条件。现在的问题是金融机构并不缺资金，金融机构存贷差逐步扩大就是一个佐证。因此如果金融机构仍然借贷、慎贷，那么扩大货币供应量的初衷就不可能成为现实。为此，在采取货币政策手段外，尚需在体制改革上迈出更大步伐，具讲说：

（1）完善金融机构自主经营的环境。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环境决定其还没有完全实现自主经营，还存在各级政府对商业银行的干预。因而使商业银行不能充分发挥其中介功能，同时也使商业银行产生了一定的依赖心理，缺乏创新和追求效益的动力。

金融基础总结篇6

关键词:滨海新区;浦东新区;金融业;产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392(2009?)09-0012-04

一、滨海新区与浦东新区经济基本面比较

滨海新区和浦东新区均位于沿海,毗邻大城市。临海位置便利了两个区域与国际间的交往,而依靠大城市的区位,为其接受大城市的经济辐射、带动自身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滨海新区和浦东新区都具有广阔的腹地资源,两区的发展有着更广阔的辐射空间。当然,两区在区位、开局等方面也存在着诸多不同,见表1。

(一)整体经济情况比较

1、经济总量。

滨海与浦东的国民经济均保持了快速、健康发展,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在经济总量方面,统计显示,到2008年滨海新区与浦东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3102、24亿元和3150、9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分别增长23、1%和11、6%。

2、经济发展水平。

在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时,反映经济效益的指标比反映经济过程的指标占据更重要的权重。2007年,按户籍人口计算,滨海新区在人均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工业总产值、这3项主要反映经济过程的指标上均高于浦东;浦东新区在人均社会零售总额和人均存款余额这两项指标上超过滨海,而这两项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均生活水平的经济效益指标,说明目前浦东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滨海。具体数据详见表3。

(二)产业结构比较

从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和速度看,两大区域平分秋色,接着我们从四个方面来比较一下滨海新区和浦东新区的产业结构。

1、浦东新区的产业结构演替跨度更大,且更具合理化和高度化。浦东新区三次产业结构比由1994年的1、10:67、70:31、20到2008年调整为0、2:45、4:54、4,第三产业在13年中较1994年增加了23、2个百分点。而滨海新区产业结构演替变化不大,三次产业结构比由1994年的1、99:67、92:30、09到2008年调整为0、2:72、4:27、4。

2、浦东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优于滨海新区。浦东新区金融、保险业、物流、软件服务及房地产业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对第三产业贡献度大,其占第三产业的比重达到近60%。相比之下,滨海新区第三产业发展明显滞后,且第三产业多集中于批发零售和仓储邮政业等传统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发展明显不足。

3、滨海新区工业发展与浦东相比具有更明显的优势。从1994年至2008年滨海工业增速年均超过20%,远高于浦东,且重化工业发展特征明显,其工业基础主要是石油开采与加工、电子信息业、海洋化工以及航空产业。而浦东新区现代制造业的发展趋势明显,工业基础主要是汽车制造业、电子信息业、石油化工与精细化工产业、钢铁业、家用电器业、医药制造业。

以上分析表明,在经济基本面上,滨海与浦东总量上的差距并不十分明显,但人均指标上的差距表明滨海经济在效益上还有待提高,且滨海新区的最大弱项在于第三产业,其第三产业相对浦东新区总量小,比重低,基础较为薄弱,尤其缺乏像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那样的功能服务区,故滨海新区应将未来发展重点放在以金融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上。

二、滨海新区与浦东新区金融发展状况比较

(一)金融机构种类与数量比较

截至目前数据显示,浦东新区内共集聚各类金融机构493家,其中银行类机构166家,证券类机构188家,保险类机构139家。在陆家嘴聚集各类外资金融机构216家,其中外资银行65家。65家中有10家成为外资法人银行对外营业,占全国外资法人银行数的一半。基金公司27家,占全国基金公司数45%。在新兴金融产业领域,如基金、保险资产管理等资产管理行业,浦东新区发展迅速,目前浦东的基金管理公司数量接近全国一半,全国9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中,5家落户浦东。

滨海新区共有银行类分支机构55家,其中政策性银行1家,外资银行7家,证券类金融机构4家,保险类金融机构7家,其中包括2家外资银行机构,各类金融机构网点共415个,金融从业人员5418人。同时,滨海新区金融机构的存贷规模也在进一步扩大,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总额达到1631亿元,贷款总额达到1427亿元。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达1532、4亿元,同比增加399、5亿元。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虽然滨海新区近年来金融业整体规模迅速扩张,但在总量上仍无法与浦东新区相比。同时,滨海新区在吸引金融业外资注入方面也有较大差距。

(二)金融市场发展状况比较

浦东新区目前集聚着证券、期货、金融衍生品、产权等部级和市级金融要素市场,市场层次丰富,市场容量不断增大,金融要素市场体系在国内最为完善。其拥有众多部级的要素市场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上海钻石交易所等。其中,上海证券交易所已成为亚太地区第四大证券市场,上海期货交易所交易规模超过全国期货市场份额的60%。这些交易所为确立浦东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吸引了诸多的国内外金融企业在陆家嘴地区的聚集。

目前天津滨海新区仍没有建立自己的金融要素交易市场,这是与浦东相比一个较大劣势所在。

(三)融资与金融服务功能比较

浦东新区逐步健全完善自身融资体系,开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通过办理银行或银团贷款、争取国债转贷资金、发行建设债券和企业债券、申请证券市场上市、利用外资等为浦东的发展建设筹集了充分的资金。另外,浦东新区还通过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增加自身的金融服务功能。从个人理财产品到再保险服务,门类非常齐全。浦东的金融机构可以提供投资基金、信托基金、境外投资产品(QDII)等个人理财产品,股票、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指数期货产品等直接投资产品,人寿保险、财产保险、农业保险、再保险等保险产品,能为企业融资提供包括贷款服务、上市服务、风险投资、中小企业政策性贷款服务等在内的全面金融服务。最后,在引进外资的方式上,除了传统的“三来一补”方式,浦东新区也不断进行创新,积极引入了BOT等项目融资方式。

目前,滨海新区的主要资金来源包括:政府拨款和政府信用融资(国债)、银行提供的各类型的贷款、在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券或股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企业内部融资等。各种融资方式以一定的规模和结构结合,形成了滨海新区的融资体系。从2006年开始,滨海新区进行了一系列金融改革创新,已基本打破了原有仅仅依靠财政投资和银行借贷的单一融资方式。在融资渠道方面,滨海新区近年来已经通过设立产业基金、投资基金以及积极引进外资银行等方式对原有渠道进行扩充。

以上比较表明,目前浦东新区金融企业数快速增多,已经成为国内外金融机构的集聚地,初步形成了以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投资、财务、金融租赁和汽车金融等为主的金融市场体系。滨海新区金融业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在行业总体规模及金融机构数量和产品种类等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三、滨海新区金融业优劣势与发展策略

(一)滨海新区金融业优劣势分析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总体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与浦东新区相比,滨海新区金融业的发展整体上还是存在很多优势的。首先,滨海新区发展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近年来滨海新区经济始终保持较高增速,可以为新区金融业发展提供足够的支持。其次,在金融业发展方面,滨海新区虽然与浦东还有一定的差距,但近几年在金融创新与产业基金发展的不断推动下,新区金融业已初见规模,使其具备成长为北方金融中心的行业基础。再次,为了进一步推进滨海新区的增长,政府已经为新区提供了涉及金融业及相关产业等多方面的优惠政策,为新区金融业发展增添了助推力。

但也必须指出,滨海新区金融业想进一步发展还存在以下几方面劣势。如在金融服务体系上,尚未形成像上海浦东新区那样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交易产品的发展格局;在引进国际直接投资的结构方面,滨海与浦东有明显区别。入驻浦东的以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研发机构为主,“总部经济”加速集聚,而在滨海新区扎根的更多是制造业基地,另外其吸引外资的方式主要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而浦东新区除了直接投资之外,金融业外资的投入更是滨海新区望尘莫及的;同时,与浦东新区相比,滨海新区的金融产品从种类上和数量上都难以满足现今企业融资的需要,且除传统金融机构外,金融体系中缺乏新型金融机构。

(二)加大滨海新区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力度

1、加快银行类金融产品的创新。

首先,积极设计符合中小企业特征的金融产品。建议商业银行总、分行研究和落实针对中小企业贷款业务个性化的信贷政策,认真分析不同特征的风险点,制定相应的风险防控措施,以指导下属机构业务实践。其次,通过定价机制创新“定制”金融产品。新区金融机构应走特色服务的发展道路,并通过金融产品的定价机制和财政支持覆盖风险。按照滨海新区产业布局,细分市场层次,为高新技术、海洋化工、石油化工企业以及科技型、风险投资型小企业提供特色金融服务。再次,建立健全产品创新机制。建议尽快在滨海新区论证并设立滨海新区金融产品创新中心。该中心应被赋予仅次于分行的行政级别,将有利于金融产品创新的资源统一起来,扩大授权范围,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工作效率。

2、加快保险类金融产品的创新。

首先,新区战略定位的确定,必将极大地促进石油和海洋化工、汽车和装备制造、优质钢材深加工等支柱产业的巩固和发展,国际贸易与航运服务集聚区、天津港集装箱物流中心、保税区海空港物流等六大物流基地将逐步形成。而在运输工具险、货物运输险、海上保险、工程保险等险种方面新区目前还存在很大的空白,建议在这些方面开发产品,为新区的发展提供保障。其次,要针对三资企业保险意识强、管理规范的特点,设计符合企业特点的保险建议书,实施不同的保险服务举措。在确保老客户业务如期续保的同时,注重新的跨国大企业的保险业务。

3、加快证券类、信托类金融产品的创新。

首先,在滨海新区选择适合进行资产证券化的资产,如房地产、地铁、轻轨、高速公路、水、电等具有稳定现金流的资产,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其次,大力发展基金产品,积极推动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试点和集合资金信托产品创新,鼓励更多的基金产品在滨海新区推出。

4、依托天津港,发展贸易结算服务。

滨海新区具有优越的港口条件,天津港位列世界深水大港20强,是我国最大的人工港。滨海是华北、西北地区通向世界各地最短最好的出海口,也是国外客商进入中西部市场的最佳通道,加上拥有的保税区在贸易服务领域的特殊优势,这里正成为中西部地区进入国际市场的“绿色通道”。因此,滨海新区的进出口数量巨大,其应该在此基础上,以金融业的发展为支撑,为进出口贸易提供结算服务。

(三)建立创新型的金融市场

1、逐步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

目前天津市已有产权交易中心,在交易系统和人员上具备了创建金融市场的基础。在试点先行的优惠政策下,新区可逐步尝试建立场外交易市场(即OTC市场)、创业板市场以及以新区高科技企业为主体的三板市场,为自主创新型工业服务。

2、立足北方物流中心优势,恢复天津期货交易所。

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的设立将进一步确立天津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物流中心的地位,保税港实施的政策综合了国家对港口、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的政策。依托上述北方物流中心和金融中心优势,新区可为贸易区内的企业提品套期保值服务,恢复天津的期货交易所,其交易品种可选择进出天津口岸比重较大的可设计标准化合约的商品。

(四)健全融资渠道,完善金融体系

在直接融资方面,一是应将引进外资方式由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转为引进外商证券投资。滨海新区有良好的吸引外资的基础,随着中国入世承诺的不断兑现,在吸引外资方面的优惠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差距会越来越小,因此要在引进外资的方式上不断进行创新。引进外资基本上有三种方式:FDI(外商直接投资)、FPI(外国证券投资)和OFI(三来一补)。二是可以适当放宽新区企业的企业债发行条件,以提高企业融资能力。三是大力开发BOT、TOT等项目融资方式,加强新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多种形式的民营金融企业,拓宽民营资本进入银行、证券、保险及金融中介等金融法人企业的渠道。滨海新区还可以将民间资本引入风险投资基金,扩大资金来源。

金融基础总结篇7

关键词：金融产业集聚；效应；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一、金融产业集聚与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

在经济金融全球化、市场化及信息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金融机构的空间集聚现象日益显著，金融产业集聚成为现代金融产业组织的基本形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这种新现象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而且也出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所谓金融产业集聚，就是指一国的金融监管部门、金融中介机构、跨国金融企业、国内金融企业等具有总部功能的机构在地域上向特定区域集中，并与其他国际性(跨国)机构、跨国公司、国内大型企业总部之间存在密切往来联系的特殊产业空间结构。

金融中心是一个综合性的有机体，以国家银行或中央银行为总枢纽，以商业银行、储蓄、投资、信托等银行或公司为躯体，证券交易所、货币市场、黄金市场和外汇市场为辅翼，拥有收集、交换、重组和解译信息的能力，其实质就是金融产业集聚的结果。一般认为金融中心的金融机构集聚能够提高跨地区支付效率和金融资源跨地区配置效率，节约周转资金余额、提供融资和投资便利，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各金融机构及各行业的信息交流，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现有网络系统和其他基础设施，实现规模经济。

国际金融中心是指来自全球的金融机构可以运用全球性的金融工具开展业务的金融市场。其主要活动是借贷、证券发行和交易、资金管理，可能还有保险，主要的金融机构包括三类：功能性金融机构，新型金融机构和各类金融中介组织；大型金融机构的数据处理中心，灾难备份中心和呼叫中心等后台服务机构；大型外资金融机构。拥有收集、交换、重组和解译信息的能力是国际金融中心最根本的特征。

二、金融产业集聚形成的因素分析

1　金融产业集聚的动因分析

从宏观视角来说，国际大都市的产业结构转型是金融集群形成的首要前提，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金融产业集聚的内在动力，国家政府扶持性的产业政策是金融机构大规模空间聚合的重要支撑；专业化的人才聚集以及不断增长的面向全球的金融市场，是国际大都市最终成为金融企业进驻地的主要优势。从微观视角来说，各类金融机构是金融产业集聚的主体，因而金融跨国公司的选址决策所带来的总部经济最终决定了产业集聚的区域。

2　金融产业集聚形成的基本要素

由于金融产业服务对象的广泛性和金融业务对信息处理的特殊性，使得其对区域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基础、市场开放度及高级专业人才的集聚都有相当高的要求。概括地来说，金融产业集聚形成的基本要素包括五方面：

(1)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优越便捷的地理区位不仅指最便利的自然交通位置，还包括了最优越的时区位置。最优越的时区位置可以保证金融市场在其他时区金融市场关闭前继续交易，而最便利的自然交通位置使金融信息的收集和传送更及时方便有效。

(2)繁荣稳定的经济基础。具有一定基础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是巨大资金需求和供给的前提。

(3)开放自由的金融制度。经济市场化和宽松灵活的金融政策，既可以吸引国外金融机构进入市场，同时也成为了金融产业集聚形成和发展的制度保障。

(4)大量高素质的金融专业人才储备。高级专业人才的汇聚，不仅是吸引金融机构进驻的前提和基础，更是区域金融市场繁荣、金融产品不断创新的根本支撑。

(5)公开适度的法制监管和灵活优惠的财税政策。

三、金融产业集聚的效应分析

1　集聚效应

集中交易使得交易效率大大提高，金融产业聚集效益主要体现在跨地区支付效率的提高和金融资源跨地区配置效率的提高。此外，也提高了近距离交流与沟通的便利性。城市吸引着具有巨大不确定性、需要面对接触的产业和服务业，吸引着那些以较快的互动速度为必要条件的行业。城市吸引来了批发商，批发商带来的金融机构又引来了全国性大公司。公司或金融机构集中在一起能够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需求而建立客户关系，具有相关业务的金融机构需要加强联系。

2　外部规模经济效应

金融产业集聚大大简化了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途径，增强了其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金融业内部可发展众多合作项目和业务关系。银行与银行之间，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保险公司与证券公司之间等等都可以开拓出众多的业务合作关系。各金融部门的空间聚集可以共同建设和使用基础设施与服务设施，降低成本，节约周转资金余额，提高市场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和投资风险。

3　产业结构调整效应

在高效金融体系的大环境中，资金向着收益率高的部门流动，高附加值、高利润率的产业赢得了资金资源，从而产业结构得以进一步调整。其次，金融发展为企业进行技术改革与研发创新提供必要的资金和风险防范方法，为产业成长奠定基础。最后，金融发展能推动企业集团化、国际化的发展，为企业并购重组提供金融资源，加速了产业结构调整。

4　信息外溢效应

因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具有不同竞争实力的金融机构在同一地理位置上的密集设置，会带来知识、技术等要素的外溢，使金融产业集聚具有典型的信息外溢和知识学习效应。地理位置的接近有利于掌握更加丰富的金融信息，金融中介的参与，使得银行与借贷经营的企业家之间信息交流充分，使整个价值链的利润提高。而金融机构可根据集群内企业的需求，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更好地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同时也拓展了金融机构的盈利空间。

5　知识学习效应

在信息外溢的同时，处于同一金融产业集聚中的金融机构会相互学习对方的优势，从而使集聚具有突出的知识学习效应。知识技术的外溢效应随空间距离的扩大而下降，集聚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有利于集群内经验共享、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生产率。新技术和新知识具有非正式、未编码化的特点，在本地流动就比在远距离内流动容易，再加上许多知识是隐性的，面对面的接触与交流才能利于这种知识的传播，这类信息的聚集与外溢也节省了金融企业的学习成本。

6　网络效应

金融产业集聚的网络结构带来的额外收益称为网络效应。首先，通过地理集中，金融服务商和客户都比较熟悉，网络成为信息流动的渠道，减少了信息交流和搜寻的成本。其次，网络促进金融产业集聚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增进了解，容易建立信誉机制，这样既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倾向，降低合约的执行和监督成本，降低交易成本，也能使金融产业集聚区在创新性金融知识的传播、消化、吸收都更加迅速、快捷，集聚主体之间经过知识的综合、外化、内化，实现了知识的区域化过程，

十分有利于金融知识的共享，创造“知识乘数效应”，加快了集聚区域的金融知识孵化和金融创新，从而获得了金融创新的区域比较优势。

四、上海金融产业集聚的现状

上海地理区位优越，经济实力雄厚，使得其具备了汇聚国内商贸并辐射全国乃至海外的作用，从金融产业集聚的情况来看，上海在金融设施、交易规模、机构数量、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人才培养等方面均取得了瞩目的发展成就。到2008年底，上海共有金融机构899家，其中外资金融机构395家；商业银行资金营运机构6家，其中，资金营运中心4家，票据营业部2家。

2008年，上海金融市场(不含外汇市场)交易总额167、7万亿元，同比增长30、9％；证券交易所总成交额27、18万亿元。其中，股票成交额18、04万亿元，位列全球第七；全国银行间货币和债券市场成交额110、3万亿元，同比增长54、7％；期货交易所成交额28、9万亿，同比增长24、8％；黄金交易所成交额8983亿元，同比增长184、3％，其中，现货黄金成交8696亿元，现货黄金场内交易额位列全球第一。

到2008年底，上海共有已开业的外资法人银行17家，占全国外资法人银行总数的53、1％，并表外资法人银行总资产8450、5亿元，占全国外资法人银行总资产的84、8％；外资法人财产险公司7家，占全国外资法人财产险公司总数的63、6％；上海中外合资寿险公司共有12家，占全国总数的46、2％；上海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共有19家，占全国总数的57、6％，管理的资产规模约5000亿元，占全国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资产规模的58、2％。总的来说，上海对外开放和外资金融机构数量继续在国内保持领先地位。

五、基于金融产业集聚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1　正确发挥政府在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一般来说，金融中心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经济和金融业发展的自然过程所决定，但是监管制度和政府政策也产生重要的影响，金融机构选定机构所在地后，通常都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惯性。因此，金融中心形成的早期阶段需要地方政府提供具有竞争力的政策和制度环境，鼓励金融机构做出迁移的决定，从而加快金融中心的自然聚集过程，使金融中心尽早跨出金融机构聚集和协同效应支撑的自维持发展阶段。

2　突破上海各行业以及区域间的壁垒

根据规模经济原理和都市圈发展特点，上海作为一个城市本身不能满足上海金融中心对发展空间与市场容量的要求，长三角地区发达的经济基础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有力支撑，因此，应充分考虑长三角区域城市群金融产业的协调性，突破行政区划对金融联动的体制约束，从业务联动、局部联动、单边联动逐步过渡到机制联动、市场联动和规划联动。

3　营造金融企业集聚的良性互动机制

上海在依靠良好的基础设施、优惠税收政策和土地政策吸引外资银行的同时，需要通过为企业提供良好全面的市场信息服务、市场竞争标准，规范市场行为和推进经营手段的创新等手段促进产业集群急剧作用的良性互动。同时也应该改变过去重视大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轻视小企业的作法，在吸引大型银行机构的同时，促进中小型银行发展与集聚，形成多种类型金融企业互动发展的良好局面。

金融基础总结篇8

关键词：金融集聚；资源禀赋；动因分析一、理论基础

学界对金融集聚并无统一界定，学者们采纳较多的是黄解宇，杨再斌（2006）提出的概念。他们从动态过程和状态结果两个角度对金融集聚作了描述，认为动态角度的金融集聚是指金融资源与地域条件协调、配置、组合的时空动态变化，金融产业成长、发展，进而在一定地域空间生成金融地域密集系统的变化过程。从状态结果上看则指经过上述过程，达到一定规模和密集程度的金融产品、工具、机构、制度、法规、政策文化在一定地域空间有机组合的现象状态，并强调只有从动态角度定义，才能从本质上揭示其内涵。

资源禀赋，又称要素禀赋，指一国或地区拥有各种生产要素的丰歉。随着经济发展层次的提高，某地政治、文化、人口等具有存量或质量优势的社会因素被视作资源禀赋。资源禀赋直接影响和制约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向与水平。在金融领域，基于资源禀赋的集聚差异化主要表现在金融市场结构、金融机构分布、金融发展程度、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

二、我国金融集聚差异化发展趋势初现

产业集聚是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的重要发展动力。二十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的高速发展和金融全球化、自由化、信息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引发了金融活动和金融机构高度集聚的现象，金融领域内的产业集聚逐渐发展起来。为了追求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金融机构纷纷突破地理限制，跨区域进行金融资源的配置、组合，并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形成规模庞大、要素密集的金融集聚区，建立多层次的金融中心。纽约、伦敦和东京等城市，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产业集聚地，上海和北京也集聚了大量国内外金融机构。在城市化推进、城市功能不断提升的过程中，我国不少城市都关注到金融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力，有四十余座城市正在筹划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

各地纷纷致力于金融集聚区与金融中心建设之初，大都盲目拼数量比规模，往往忽略自身的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以及金融业服务本质，致使各地金融集聚区同质性严重。这不仅不利于金融业竞争力的提高，反而会大大削弱金融业的运行效率。

随着金融集聚区建设的逐步开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各城市和地区逐渐意识到了差异化定位与发展的必要性。在加快金融创新的过程中，根据自身经济基础、要素禀赋等条件，从产品、机构、管理等方面寻找金融中心建设的创新空白，提出了较为实际的发展目标。例如，北京市在《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首都金融业的定位和工作目标是将北京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上海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天津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工作的重点是设立全国性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交易市场并将建立内地首个离岸金融中心；哈尔滨将用10至15年时间建设成为面向东北亚的区域金融中心。从各城市目标定位可见，我国金融集聚差异化发展的序幕正逐步拉开。

三、基于资源禀赋的金融集聚差异化发展动因分析

1、经济因素

任何一种模式的金融产业集聚，都依托于与之相匹配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发展水平影响和制约着金融集聚的产生和发展。经济基础雄厚、产业结构优化、开放程度高的地区经济运行稳定，为资本提供较高预期收益率和较低的风险，众多企业和机构产生对资本和产品的庞大需求，良好的基础设施、社会生活环境以及商业氛围都有利于金融聚集，更容易形成规模大、辐射范围广的金融集聚区。而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企业投融资规模偏小，金融稳定性较差，不利于金融主体的运营，金融集聚的规模和效用也会受到限制。

2、政治因素

在我国，资源配置由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其中政府机制起着基础性作用，金融资源的配置也不例外。实际操作中，权力机构的利益和偏好从根本上决定信用的配给。政府的支持可以大大缩短金融体系的自我积累过程，加快金融聚集的速度；然而非市场化的配置机制也会造成金融资源地区分布不均。城市之间的分布与行政区划层级呈正相关关系，各权力层级在配置金融资源时，首先要满足本级对金融资源的需求，这导致金融资源的地区间分布忽略效率原则，表现为权力层级越高，在金融资源分配过程处于越有利的位置。目前，我国的金融资源分布总体上东多西少，东部地区内部各城市的资源也不平均，并且差异日益扩大。北京和上海拥有全国绝大部分的总部机构和监管机构，处于金融资源配置的第一层级；其次是省会城市和直辖市，这些城市在省内资源分配中享有最高优先权；再次是地（市）级城市、县（市）城和乡镇。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为加快东部经济特区的建设，央行向经济特区提供低息贷款，给予沿海开放城市较多的财政补贴和返还，降低对沿海经济开发区的存贷款规模限制，还赋予东部地区尤其是广东省较大的利率浮动权和金融创新自等，使得东部地区取得了对外开放和使用外资的有利地位，催生出广州、深圳等金融中心城市。东部与西部的金融集聚由此表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金融集聚差异化程度逐渐拉大。

3、总部经济发展程度

总部经济是指一个区域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吸引各种类型企业总部在该区域内集群的经济活动。总部经济通过将企业的总部和生产制造部分在空间上进行再配置，在行业和地区间整合资源，从而产生规模效应、产业带动效应、外溢效应等，加快中心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总部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对促进金融集聚发挥着重要作用。总部经济的核心特征是跨国公司、外埠大型企业的总部聚集于某一地区，企业总部作为企业的决策中心，对企业支配的资源在其经营的地理空间内进行有效配置。这些生产要素的流动都最终表现为资金流动，总部决策的实施必须通过特定的金融产品实现，因此，总部经济的形成必将带动区域金融需求，有利于当地金融业的发展。另外，总部之中也包括金融机构总部，金融机构总部的集中有利于金融机构业务合作和战略整合，从而促进金融集聚区的形成。

4、对外开放程度

一个地区的开放程度不仅从量上而且也从质上制约着金融集聚。金融资源的流动性要求它所依托的地理环境享有良好的开放性，并且，层次越高的金融企业在选址时越是倾向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以享受更低的信息传递成本，充足的运输和通讯基础设施，高品质的法律、会计和金融等专业服务。因此，某城市或地区的开放程度从客观上决定了其吸引金融资源的能力。各地区开放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北京和上海，这两大国际性城市，其区域开放度历年居首，且比其他城市领先很多。第二类包括津、粤、苏、浙，这四大沿海省份的开放度非常接近。第三类则是除了上述地区以外的其它 25个省区市。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和地区聚集有大量的境外机构总部和资本，金融运行障碍少，这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相比之下，较为闭塞的地区就很少有机构和资源流入。

5、人力资本

金融业作为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人力资本是其长远发展的核心资源。高质量人力资本是提高现代金融业竞争力的基本要素。在金融聚集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作为重要的投入要素，参与着生产运营和价值形成等各个环节的运行。金融机构需要多方面的人才，其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比其他行业或地区都多。另外，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人力资本水平越高，金融产品的供给能力越强，金融产业集聚程度也就越高。高级金融专业人才的集中也会增强该地区对金融机构的吸引力，从而促进本地金融市场繁荣和金融产品创新。具有多种类型人才资源供给的人力资本充裕地区，尤其是金融从业人员充裕的地区，金融集聚的程度会越深，运行效率也越高。

四、京津沪的金融集聚差异化实证分析

1、上海

上海有国家战略层面扶持，被定为中国将来的“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它以其齐全的金融市场体系，尤其是股票主板市场为主要特色。凭借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充足的专业化人才供给、雄厚的产业基础、较高的政府效率、众多的市场机会和领先的法律规范程度等，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金融机构，是内地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金融中心。2012年底，全市各类金融单位达到1124家。其中，货币金融服务单位510家，资本市场服务单位193家，保险业单位347家。2012年末，在沪经营性外资金融单位数达到208家，外资金融机构代表处210家，全市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63555、25亿元，比上年增长9、2%；贷款余额40982、48亿元，增长10、2%。庞大的金融规模和较高的对外开放程度使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得天独厚。

2、北京

与上海相比，北京的定位是“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北京依托金融管理与决策中心、全国支付结算中心以及总部经济等主要特色，提出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的目标。相关研究显示，北京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名列全国首位。北京金融街享有中国华尔街的美誉，汇聚了“一行三会”以及70多家高端金融机构的总部所在地，北京也是全球前三大银行全球总部所在地，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代表处所在地，首批进入中国的5家外资证券交易机构（纳斯达克、纽约证券交易所、韩国交易所、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德意志证券交易所）中国代表处所在地。总部基地优势为北京金融集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和效益。

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北京在国内率先设立文创信贷、股权投资、企业上市、保险保障等“九文”文化金融服务体系。北京市的文创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投融资规模享有绝对地位。截至2012年底，全市中资银行文创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人民币贷款余额（不含票据贴现）同比分别增长20、6%和35、8%，战略性新兴产业共发生投资案例259起，占全国投资案例数的71、9%，投资金额131亿元，占全国投资总金额的42、1%。另外，北京的金融组织形式进一步丰富，2012年9月20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新三板”）在京设立，使北京成为第三个具有全国资本交易市场功能的城市，对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及转变政府职能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北京的金融集聚还布满了首都的烙印。2012年全市发行保障房私募债累计249、3亿元。农村基本金融服务“村村通”工程已覆盖325个行政村。“7、21”特大自然灾害发生后，北京保险业在补偿灾后经济损失、缓解政府救灾压力、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3、天津

虽然与京、沪不在同一层面，但是作为核心区域金融中心，享受国家政策支持，文化历史悠久，滨海新区发展迅速，金融创新潜力巨大，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天津的区域影响力和辐射力也不可小觑。天津的政策优势也比较突出，《天津金融改革创新“十二五”规划》 将天津金融业改革目标定位为一个体系、一个基地和一个聚集服务区，即：建立符合实体经济需求和金融发展趋势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建立符合天津城市定位和先行先试要求的金融改革创新基地；建立符合绿色城市理念和集中集聚集约要求的金融服务区，总体上要求天津成为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北方经济中心。

天津资本市场的发展环境十分优越，资本市场体系和运行机制基本建立完成，吸引了大量境内外运营资本和机构。另外，天津的金融改革创新步伐走在全国前列。作为先行先试的金融改革创新基地，国家各有关部委高度重视天津金融发展并给予大力支持，先后了近20个文件，有力促进了天津金融改革创新。比如发展碳排放市场、商品市场等要素市场，设立创新交易平台等。天津迅速适应金融机构集团化、综合化和专业化发展趋势，以健全门类、填补空白、创新产品和完善体系为着力点，建立了多层次、多元化和开放型金融机构体系。

五、结语

无论是从区域经济发展还是国家经济发展来看，金融集聚区差异化发展将更有利于突显各金融集聚区内的比较优势，提高效益。各金融集聚区只有清晰的分析自身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并以此为基础，客观衡量本地竞争优势，设定合理的目标，才能在金融集聚的蓬勃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本成果受北京市财政和北京市教委“人才培养项目”资助

参考文献：

[1]黄解宇，杨再斌、《金融集聚论——金融中心形成的理论和实践解析》[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