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法律论文(收集3篇)
经济与法律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效率；经济分析方法；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3—0127—02
一、法律经济学的渊源与发展
法律经济学（EconomicsofLaw），是一门“用经济学阐述法律问题”的经济学与法学交叉学科，按波斯纳所言，法律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1]。具体地说，法律经济学采用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会的法律制度、法律关系以及不同法律规则的效率。
法律经济学产生并形成于20世纪中期，但萌芽于18世纪中期。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论述“刑罚应当与犯罪相对称”这一原则时指出，此原则必须依赖于对刑罚与犯罪所获得的利益之间的比较和衡量。立法者“在政治算术中，需要以可能性的计算代替数学中计算的精确性”[2]。对此，边沁做出了进一步的经济学分析，用成本效益来解释罪罚相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3]。此后，经济学思想开始被用于对法律制度、规范的分析。
19世纪晚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周期性的越来越明显，旧制度经济学者们企图利用经济分析方法分析现有制度的动态演进，并通过对制度的改良来缓解经济发展周期性问题。与此同时，以弗兰克、卢埃林为代表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兴起。在这两大因素的影响下，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芝加哥大学的亨利·西蒙斯和艾伦·迪莱克特开始利用微观经济学来研究政府管制和反托拉斯法。艾伦·迪莱克特教授在1958年创办了《法和经济学杂志》（JournalofLawandEconomics，亦译《法律经济学杂志》），即为后来法律经济学建立的标志之一。这个时期，法律经济学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基本局限于反托拉斯法，以及政府的公共管制等个别领域，区别于后来对法律作出全面经济分析的新时期，这个时期通称为“旧经济分析时期”。
以1960年罗纳德·科斯的经典论文《社会成本问题》发表为标志，法律经济学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代——“新经济分析时期”。就学术流派而言，主要有产权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等。经济分析的范围，除了反托拉斯法、政府管制外，逐步向侵权法、财产法、劳动法、婚姻家庭法等领域全面扩展。这一时期，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理查德·A.波斯纳，他的《法律的经济分析》集这一时期的经济法律分析之大成，这部著作在1973年的出版，标志着法律经济学完整理论体系的建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律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较为平和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发展趋势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传统的法律经济学流派依然采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形式化”、“模型化”的研究方法，但是由于这种描述分析案例的方式本身的局限性，使得研究进程较为缓慢。另一种“非主流”学派强调“法律的经济哲学分析”，注重经济哲学、政治哲学与法律哲学的相互关系，分析和评估可供选择的多种社会模式，研究和探索选择各种不同社会模式的法律制度与经济关系的后果[4]。这两种方式相互排斥，相互影响，主导着现今的主流研究方向。
纵观以上的法律经济学发展历史，笔者在此提出一个问题：既然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发展，都自然会受制于历史进程中一定的社会规律，那么真正贯穿于法律经济学的发展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二、法律经济学的核心——“法律”还是“经济”
以法律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来看，法律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效率”作为核心衡量标准，以“成本—收益”及最大化方法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来进行法律制度分析的。因此，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传统法学研究所强调和重视的“公平”、“正义”这一类概念本身的含义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同时，在很多情形下，经济学的分析模式都可以得出与法律分析相同的结论。所以可以用“经济效率”去取代“正义”之类的传统法律概念，甚至可以将法律转为经济学。鉴于此，法律经济学一直被作为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来看待。
但是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法律经济学最初的研究目的，根据尼古拉斯·麦考罗和斯蒂文·G.曼德姆的定义，“法和经济学是一门运用经济理论来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运作以及法律与法律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的学科。”[5]法律经济学显然是利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为工具，研究法律制度中的经济问题的一门学科。那么我们进行这些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答案很明显，利用研究得出的成果，改变法律制度与法律实践中的经济效率问题。因此我们对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最终还是要回到法律上去。在198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的注释》一文中，科斯指出：“科斯世界正是他极力说服经济学家离开的世界，传统经济学错就错在忽略了交易成本。人们应该研究存在正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法律制度至关重要。如果不对交易赖以进行的制度详细地加以规定，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交换过程的讨论就毫无意义。”[6]这说明，即使科斯本人，也认可提出科斯定理的目的在于修正现实中的法律制度。
因此，即使法律经济学中以大量的经济分析方法为基本工具，法律经济学首先也应当是一门法律学科。因为作为区分学科的重要标准——研究对象是法律及相关制度。经济只是工具，法律才是目的。
经济与法律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效益资源配置法律现实运动法学泛经济化法律的经济价值定量分析事前分析
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一门新兴的边缘性、交叉性学科“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法学流派，开始跻身于传统法学流派之林，并因其视角之新颖，方法之独特和实际的运用价值，越来越引人注目，影响不断扩大，在法学界尤其在西方法理学界地位日益提高。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成为许多高等院校的重要课程，并且拥有自己的专门的学术刊物和有关的学术研究机构。本文试图从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发展轨迹和当前研究状况方面对其作一个简单介绍，并予简略评析。
一、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所谓法律经济学，即用经济学的概念与方法去研究法律问题的一门学科。在西方尤其在美国，一般将其称为“法学与经济学”。例如，该理论研究领域中最具权威性、代表性的刊物就冠名为“法学与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ofLawand
Economics）。著名的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称其为“法律的经济分析”；此外，该学科还有一些类似的称呼，如“法律的经济学研究”、“经济分析法学”等。概括而言之，它是一门由法学和经济学相互滲透相互融合而成的新兴学科。
法律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法律的成长、结构、效益及创新的学说，其核心思想是“效益”。即要求任何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要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效益并促使其最大化，以最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它几乎涉及到所有的部门法领域，既包括民法、经济法，又包括宪法、刑法、行政法等。其研究目的在于建立解释法律现象与现实的全新的方法论结构体系，提供从法律的价值等基本理论到具体法律制度的分析工具，它可用来服务于整个法律制度，也包括经济法制的变革和完善。[1]
二、法律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和研究现状：
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思想自始就有。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有了用经济观念分析法律规则的思想。到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马认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而已。”[2]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广泛地论及了法律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因此，有人称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为“经济学研究的法理学”。
而经济学与法学的真正结合肇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由于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剧烈冲击使法律在此时显得苍白、无力与无能，促使人们寻求新的法律模式。这就必然要求改变传统的法学研究内容，改变纯粹的逻辑推理式的法律演绎和归纳法，于是在美国兴起了法律现实运动。人们开始将法律与包括经济在内的相关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便能对已经出现的社会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在此背景下，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酝酿课程设置的改革，经济学开始成为法学院的正式课程，芝大也由此获得“法律经济学发祥地”的美誉。1958年，芝大法学院经济学教授阿隆•迪莱克特（Aron
Director）创办了法律经济学方面的最具权威性、代表性并对该学派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促进作用的学术刊物——《法学和经济学杂志》，该杂志对推动法律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初之前，法律经济学仅局限于分析反托拉斯法等少数政府管制经济的成文法规，被人称为“旧的”法学与经济学。[4]到六十年代初，芝大法学院高级研究员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社会成本问题》和卡莱布雷斯的《关于风险分配和侵权行为法的若干思考》这两篇论文的发表才改变了这一局面，被认为是开辟了“新的”法学与经济学的广阔领域。到了七十年代，是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其主要标志是芝大法学院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A•posner）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的发表。该书后来多次再版，成为法律经济学史上的经典性著作。在该书中，波对法律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并且几乎对所有的部门法领域进行了经济分析。至此，法律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法学流派，终于以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而臻于成熟，并为人们所接受。
法律经济学在其短短的几十年里就象是“澳大利亚的兔子”，在“知识生态学”中找到了一块真空地带，并以惊人的速度填补了它，其发展与成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瞩目。法律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日益繁荣与深入，法律经济学的影响日益增强，其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已由最初的“一枝独秀”到进入“春色满园”，越来越多的法学院与商学院开设了“法学与经济学”课程，有关论著接连问世，学术刊物日益增多，除原先的《法学与经济学杂志》外，又创办了《法学与经济学研究》、《法学与经济学评述》、《法律、经济学和组织杂志》、《法和经济学国际评论》等刊物。法律经济学也不仅仅囿于学术研究的“闺房”，而开始向司法渗透并对司法活动产生影响。如在威廉诉英格理斯一案中，法官为了支持自己的判决，“在判决中将平均可变成本和边际成本曲线以及有关它们同确定掠夺性定价的做法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也包括进去了”。[5]⑤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诉卡罗尔拖轮公司一案中，法官汉德（Learned
Hand）提出了著名的汉德公式：B<PL，即只有在潜在的致害者预防未来事故的成本小于预期事故的可能性乘预期事故损失时，他才负过失侵权责任。[6]
法律经济学最早诞生于美国，但其迅速在各国传播，日益成为一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法学流派。在我国，近几年来，法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研究也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虽相对于美国等国家，我国法律经济学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但正如专家指出：“我国目前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通过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职工、职工与职工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与再分配，使权利与义务及其界限最优化，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我们的立法与执法应当适应这种改革，把效益作为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基本标准。为此，加强对西方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吸收其合理成分，用效益论来补充和改造我们的法律理论，是完全必要的。”[7]根据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以经济角度对既有的法律重新评价分析，同时设计出以效益优先，有利于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法律法规，对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繁荣，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对法律经济学的几点认识：
经济与法律论文范文篇3
一、市场经济要求行政法由侧重规范约束
相对人向侧重规范约束政府自身转变在计划经济下，行政法是管理法，它主要用于规范约束公民企业等相对人，政府用来管钱、管物、管人，直接组织指挥企业的经济活动。在市场经济下，政府不再直接干预经济，只是进行宏观调控，这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改变过去计划经济下那套管理方式，要由下计划、发命令、审批、许可转向服务和保障。政府要做好市场经济下的新角色，首先就要管理好自身。所以，行政法的侧重点必须进行转移，要从侧重规范约束公民企业等相对人转移到首先重视规范约束政府自身。
我们应当完善行政组织法律制度。修改补充现有的行政组织法，尽快制定机构编制法，并严格贯彻执行，彻底地进行机构改革，改变当前行政机构臃肿、职责不清、效率低下的现状，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目前，几经反复的政府机关能否办公司的问题又出现了，政府机关集资大办公司，有的是主要领导挂帅，有的还保证年底不论盈亏都分红，有的政府部门牌子一变，即成了公司，但与政府并未脱钩，搞的是“翻牌戏”，还把原下属企业法人强行变为自己的子公司，这些势必造成官商不分和新的政企不分。但这些与市场经济格格不人的现象，恰恰是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名义下形成的咨看来，完善行政组织法，明确规定市场经济下政府有哪些职权及其行使方式和程序，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已成为当务之急，否则，真正的市场经济难以形成。
我们必须尽快制定公务员法。目前，行政机关人浮于事，冗员太多，素质较低。同时，工资待遇又差，未能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行政干部颇有微词，一讲市场经济，一片下海声，摆摊经商，从事第二职业，这又造成干部队伍不稳定，无心工作。干部制度不健全，这也是执法不严、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公务员法，明确规定公务员的录用、考核、奖惩及权利义务、工资待遇等，造就一支素质高、业务强、精明强干的执法队伍，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
值得提一下的是，这里讲行政法要向侧重规范约束政府自身转变，并没有否认行政法在规范约束公民企业等相对人方面的重要性。宏观调控经济的行政法，为市场经济提供良好环境和秩序的社会管理方面的行政法等，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是过去我们在规范约束政府自身方面欠得较多，而且只有先管好自己才能真正管好别人，只有先“拆庙赶神去香火”，转变政府职能，精简和重置政府机构，才能完成政府直接千预经济向宏观调控经济的实际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提供服务和保障。所以，我们首先应当大力发挥行政法在政府自身管理方面的作用，为此，行政法应由过去侧重规范约束相对人向侧重规范约束政府自身转变。
二、市场经济要求行政法由重实体向重程序转变
长期以来，我国重实体、轻程序。在行政法领域也不例外。行政法律规范主要规定行政机关有哪些权力，公民和组织必须遵守哪些义务，违者将受到什么制裁，很少规定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必须遵循哪些步骤、方式。结果，在实践中造成行政程序混乱、复杂，不科学不合理，如有的审批程序要盖上几十甚至上百个公章。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缺乏保障，当事人不能进行辩论，甚至没有申诉权。没有程序上的民主，就没有实质上的民主;没有程序上的公正，就没有实质上的公正。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过去我们一再强调国家工作人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侵犯公民权益、、效率低下等现象一直难以克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必要的行政程序，没有程序上的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