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饮食文化内涵与特征(6篇)

中西方饮食文化内涵与特征篇1

[关键词]中西方菜肴饮食文化译员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

引言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符号所传递的信息转换到另一种语言符号系统中的过程。作为翻译的一种，菜名的翻译不仅具有翻译的一般特征，还有自己的特性。菜名翻译的目的是传递不同的文化含义，给对方带来审美享受。菜肴文化作为一门艺术，需要译者在对其菜名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具有极大的创造性，如此的话，才能创造出极大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翻译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中英两种语言在翻译过程中所传达的文化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导致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背叛”。因此，在中西方菜名的翻译过程中，创造性的背叛是不可避免的，也是译者需要考虑和提倡的。

菜肴的翻译策略

中西方菜名是属于中西方文化中的专有名词，菜名的翻译有可译性、不可译性。有时，菜名的翻译还有零翻译的原则。菜名翻译的可译性指的是中西方菜肴在翻译的过程中真正做到了信息的对等。菜肴的名称即一目了然，让人很容易地联想到菜肴本身。这类菜肴是可以直接翻译的。而中西菜肴的不可译性指的则是对方的菜名属于本身文化中的专有名词，菜名中包含了本族文化有的，专门的，非他有的东西，在翻译的过程中，很难很好地去将对方菜肴中的文化寓意传达过去，信息之间的传递会不完整，所以，需要译者费一番工夫去研究，才能做到信息的准确、到位。对于很难翻译的菜肴，大部分情况下，译者会采用菜肴名字本身的拼音来表达。这样，就避免了误译。这种方法常用于翻译中国特色饮食，先按中文用拼音译出，再加以解释性的翻译，这种方法保留了一些“中国味”，得到普遍的认可。在美国和欧洲的中餐馆中，中文菜单翻译英文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音译”。音译就是把菜品的中文名字用拼音写出来，这种方法既简洁直接也很有特色。而菜肴文化的零翻译则指的是翻译中的“不折腾”原则。就是继续沿用菜肴本身的名字。比如麦当劳、肯德基、比萨饼、意大利通心粉等等这些国内外的专业的快餐快饮名字继续沿用。因此，在中西方菜肴的翻译中，基本都是可以翻译的。对于菜肴的翻译，我们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应该做的是先翻译出菜肴的物质形态，再考虑菜肴的文化的意义内涵。菜肴的翻译中也应该处理好文化差异，解决文化缺省问题，我们需要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一是以译语文化为归宿，及归化补偿策略，二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即异化补偿策略，三则是异化与归化相结合的补偿策略。归化的代表人物尤金・奈达提出了动态对等的概念，“即目的语读者对以目的语传达的信息作出的反应，大致同源语读者的反应相同”。国内很多翻译学家，如傅雷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说，也都是归化理论的延伸。归化补偿策略要求译者从译文读者的角度出发，抓住译语文化的民族心理，使译文和原文达到功能对等。异化补偿策略对异域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可以如实地传达原文的文化信息。同样，为了取得翻译的最佳效果，我们可以对菜肴的翻译采用归化异化结合的翻译策略。

由于我国地大物博，拥有悠久的文化，各异的习俗，我国的菜肴形成了迥异的风格，形成别具风味的菜系，比较著名的有川菜、粤菜等。在这些菜系中，菜肴的名称十分繁杂，丰富多彩，并带有浓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下面主要分析中式菜肴的命名文化，在中国，以人物命名菜肴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个特色。这类菜名起源于某位历史人物或者与其相关的传说。比如外国人熟悉的宫保鸡丁（Dicedchickenwithchiliandpeanutsinhotsauce）就有历史的来头，它是由清朝时一位叫做宫保的厨师创制的。四川有名的麻婆豆腐（MaPo’sbeancured）是清朝时一位脸上有麻子的老妇人发明的。还有以地方命名的菜肴，主要反映了各个地方的特产，烹调技术和风味。比如山东的德州扒鸡(Dezhougrilledchicken)以及江苏的扬州炒饭(Firedrice,Yangzhoustyle)。以菜肴的味道来命名是中式菜肴的一大特色。比如：咸水鸭(Saltedprawns)和五香牛肉(Spicedbeef)。在中国，由于传统的文化心理的影响，有些菜名用吉祥美丽的词语来象征吉祥如意，深受消费者的喜爱。比如有着宫廷般高雅名字的芙蓉燕窝(Eggwhitewithbird’snest)以及翡翠虾仁(Shrimpwithgreenvegetable)。此类菜肴的名字用传统的象征吉祥如意的东西，让消费者感受到菜肴的价值，心理上也得到了满足，因此深受喜爱。当然，有类菜肴的命名以数字来打头，这类菜名中的数字表示做菜时所用的原料的品种。因此，在此类菜名的翻译中一般只译出菜肴中所含原料的数量。例如：三鲜鲍鱼(Abalonewiththreeshreddedingredients)，八宝冬瓜汤(Eight-treasureswintermelon),烧二冬(Braisedbambooshootsandmushrooms)。

中国菜肴的烹饪方法主要以炒、蒸为主，辅之以煮、烤、煎、炸等。而每一种烹饪方法都可分为若干细别。同理，汉语中的“烧”字英语中则有“roast,grilled,braised”等词语来表达,如烧牛肚是Braisedtripe；炸鸡是Deep-friedchicken；煎咸鱼是Friedsaltedfish；而中文中的“炒、炸、煎、爆”则在英语中统一用“fried”来表达，比如炒肉片是Friedporkslices；烧鹅是Roastgoose；烧三鲜是Sautethreedelicacies.“蒸、清蒸”则用steamed,比如蒸螃蟹是Steamedcrabs；清蒸甲鱼是Steamedsoft-shelledturtle.“炖、烩、焖”在英语中用stewed.如清炖甲鱼是Stewedsoft-shelledturtle；烩羊肉是Stewedmutton.黄焖大虾是Stewedprawns.与中式菜肴相比，西方人在饮食方面注意饭菜可口，经济实惠。一些西方的食品名称也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而西方食品的翻译问题，人们看法不一，译法各异。有人对汉语中对应食品的名称译成西方食品。如Sandwich译成“肉夹馍”，Hamburger译成“牛肉饼”。然而，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译法不妥。西方食品的译名应该保持“洋味”，反映西方饮食文化。鉴于以上原因，大部分西方食品可以采用音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比如：Potatosalad译为土豆沙拉，其中的salad即是根据西方有名的沙拉音译过来的。Hamsandwich译为火腿三明治。准确理解菜名、准确理解源语是翻译的第一要素,因此,进行中菜英译必须首先了解中国菜肴命名原则、方法。很多菜肴名称反映了该菜肴的原料搭配、原料形状、烹饪调味或原产地,属于“写实型”。此类菜肴在翻译的时候，可采用前面提到的利用翻译的可译性原则，对其菜名进行简单的词语之间的互译。翻译的主要目的是忠实传递信息。从国内翻译大师的观点看,无论是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林语堂先生的“忠实、通顺、美”三标准,还是张培基先生的“忠实、通顺”或是刘重德先生的“信、达、切”标准,首先均是将“忠实”摆到了主要位置,也就是将准确放在了第一位。所以，在中西方菜名的翻译时，基本都是可译的，只要做到忠实于原名就行。例如:炸鸡卷friedchickenrolls；红焖肘子braisedporkjoint；清炖甲鱼steamedturtle；干炒牛肉丝stir-friedbeefshred；盐水大虾saltedprawns；红烧海参seacucumberwithbrownsauce；涮羊肉instantboiledmutton；蜜酱烤鸭roastduckwithsweetpaste.

东西方各自不同的文化底蕴和文化特征，致使一些菜名在翻译中很难做到完全的对等翻译。在翻译这类菜名时,由于找不到对应的目标语,只好放弃形象的、比喻的描段,略其形象色彩,退而求其文本上的不冲突、做到概念意义上的转换。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采用不可译的原则，即舍去原菜名中的行话隐语、比喻形象,通过意译反映出菜肴的主要原料、烹饪方法等。例如“炒双冬”,实际上“双冬”就是蘑菇和竹笋,故译为sautémushroomsandbambooshoots。其他的,例如:红烧狮子头(红烧猪肉丸)braisedporkballs；白云凤爪(白醋腌鸡爪)pickledchickenpaws。而最后一种翻译的情况是在中西方文化中彼此熟悉的菜肴，或者饮食中双方所熟知的品牌，比如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等等国外知名的快餐在翻译的过程中则需要采用零翻译即不翻译的方法。总之，在现代社会，随着菜肴文化越来越重要，随之而来的中西方菜名之间的翻译也日益重要起来，所以，要求译者在对菜名进行翻译的过程中需要首先了解菜名的特征和其文化内涵，然后再灵活地选择恰当的翻译方法进行文化和信息的对等翻译。

结论

在现代社会中，菜肴文化是各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各国不同的地域、气候、生活习俗和传统观念的巨大差异，导致中西方之间的饮食文化也存在较大的差别。由于这种差异，中西方菜名也各具特色。菜名文化可以最直接地体现出本国菜肴文化，更能体现出一个民族的传统饮食,反映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特点。因此，通过了解中西方菜名的文化，有利于在跨文化交流中能更好融入对方文化中，做到更好地交流。此外,随着饮食结构的变化和中西方文化的相互融合,中国菜肴及其名称将会继续变化。因此,这是一个不断实践和探索的过程,还需要翻译工作者继续在这些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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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桥.谈谈中餐菜名英译［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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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熊力游.中华菜名功能与翻译处理［J］.长沙大学学报,2004(3).

［8］刘清波.中式菜名英译的技巧和原则［J］.中国科技翻译,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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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伟娟.从目的论角度谈中餐菜单的翻译［J］.高等函授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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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朱晓媚.浅释饮食文化中菜名的翻译技巧［J］.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

中西方饮食文化内涵与特征篇2

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存在着各具特色的饮食文化，具有浓郁的民族性和多样性的特点，饮食文化的差异也是跨文化交际中影响交际结果的因素之一，了解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理解其深刻的文化内涵，探究其文化底蕴、互补与兼容。[1]

[关键词]饮食文化；餐桌礼仪；文化差异

一、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

1、中国饮食文化的特征

中国饮食文化与中国文化，关联极其密切。因而我们有必要先对中国文化的某些特征作一阐述。中国文化自文明产生以后就以比较强烈的现实主义的思潮表现出来，伦理道德的色彩十分浓厚。综观我国五千年文化史，虽然封建礼教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不过人要吃饭总是天经地义，于是文化也只好向口腔发展。首先因为人口压力以及其它多种原因的存在，所以中国人的饮食从先秦开始，就是以谷物为主，肉少粮多，辅以菜蔬，这就是典型的饭菜结构。其中饭是主食，而菜则是为了下饭，即助饭下咽。这样促使中国烹饪的首要目的是装点饮食，使不可口的食物变得精妙绝伦；其次，由于中国文化追求完美，加上中国手工业的发达，使得中国的饮食加工技术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体现了中国饮食文化追求完美的特征。即不仅要获得良好的感观享受，还要获得人生哲理等方面的理性享受。所有这些，使中国饮食文化具有如下特征：博大精深、烹饪技术发达、食谱广泛、饮食含义丰富。[2]

2、西方饮食文化的特征

理性的西方人在饮食方面也十分理性，他们更注重的是食物是否营养。中国的食物注重的是色、香、味。这就是两者的区别，在一些电影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西方人早餐喜欢喝果汁，平时吃饭也很喜欢吃蔬菜沙拉，很少与炒菜沾上边，并且生吃蔬菜加上点沙拉酱美味又不缺失因爆炒而失去的维生素。

二、中西餐桌礼仪方面的差异

1、位置安排礼仪

中西方都讲究宴请的座位安排。中国的入座的礼仪是先请客人入座上席，一般先请年长者就坐根据辈分依次入座，中国人比较在意座位的安排，因为这个也象征的权利和地位，一般受重视的或者地位道高权重的会上上座，就像我们看古装剧的时候，一般来了尊贵的客人，主人都会说：“来来，请上座。”当我们入座时要从椅子左边进入，入座后不要动筷子，也不要弄出响声来更不要到处随便走来走去，如果有什么事要向主人打招呼；西方的入座礼仪也是从左侧入座，当椅子被拉开后，身体在几乎要碰到桌子的距离站直，领位者会把椅子推进来，腿弯碰到后面的椅子时，就可以坐下来了，这个场景我们也可以经常从电影里看到，西方绅士的男生和美丽的女士去约会就餐的时候，都会很绅士的拉开椅子让女士就座。就坐时不可玩弄桌上酒杯、盘碗、刀叉、楔子等餐具，不要用餐巾或口纸擦餐具，以免使人认为餐具不洁。

2、用餐礼仪

中西方对座位的安排都有各自的安排，面对用餐，那差异便是必不可少的了。

首先在上菜顺序上双方就有差异，中方的上菜顺序是汤、主食、餐酒、水果；西方的上菜顺序是菜和汤、水果、餐酒、主食、甜点和咖啡。

其次是餐具的差异，中方的餐具是：杯子、盘子、碗、碟子、筷子、匙羹等几种；西方的餐具是：刀、叉、匙、盘、杯等，刀又分为食用刀、鱼刀、肉刀、奶油刀、水果刀；叉又分为食用叉、鱼叉、龙虾叉。西方的讲究比较多，有时候比较重要隆中的场合，餐具会有很多，他们会很仔细的分吃什么用什么刀叉。公用刀叉的规格一般大于使用刀叉。

最后是表示停餐方法的差异，中方：中国宴席中场停止了，我们可以把筷子放在碗上或者汤匙上，如果将筷子横放在碟子上，那是表示不再进膳了。西方：如果宴席需要中场休息，刀叉不同的摆法有不同的含义，如果吃到一半想放下刀叉略作休息，应把刀叉以八字形状摆在盘子中央；若刀叉突出到盘子外面，不安全也不好看。边说话边挥舞刀叉是失礼举动。用餐后，将刀叉摆成四点钟方向即可。

三、着装礼仪

除了以上说的礼仪差异之外，在着装方面中西方也有差异。在中国，人们在宴请别人或者自己被宴请的时候都可以穿着随便点，甚至可以T恤和穿牛仔裤都可以；但是在西方，一般比较高级的宴会，对人们的着装都是有要求的，我们平时看电影也可以看到，如果你的服装不正式是不给入内进餐的。所以在西方，一般高级的宴会，男士都要穿西装皮鞋和打领带，女士需要穿套装和有跟的鞋子。不可以穿休闲服去就餐的。这些虽然都是细节，一旦出错了就会闹出很大的笑话。

结语：随着现在经济的发展，全球化的发展让越来越多文化发生碰撞，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就是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产物，它让世界的各个角落越来越靠近了，让中西文化在碰撞中不断融合。社会背景，历史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中西文化的差异，这些差异其实也就是各国的文化的缩影，正向面对这些差异，会让我们以后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参考文献：

[1]陈歆.跨文化交际中饮食文化差异研究-边疆经济与文化2008.

中西方饮食文化内涵与特征篇3

“城市文化是城市在发展中积淀和创造出来用以指导城市发展思想、行为准则的隐形或显形的价值体系。城市文化是文化的一个分支，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①精神文化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城市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赖于大众传播。在现代化的信息社会里，大众传媒已经成为现代城市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大众传媒通过对信息的把关，有选择地传播信息，将城市文化，尤其是城市精神和规范传承下去，从而形成一个城市独特的文化内涵。此外，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其本身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受城市文化的影响，同时又通过传播信息推动城市文化的不断发展。

从《南国早报》看南宁的城市文化

《南国早报》由广西日报社主办，自1995年10月创刊至今已经走过了15个年头，它集思想性、消遣性、知识性、趣味性和服务性于一体，以信息丰富、社会新闻及时、版面精美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

开放、包容性的南宁城市文化。首先，城市文化的核心是城市精神。城市精神依托有形的物质文化而存在。在各样的物质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即是饮食文化，南宁的饮食文化可谓很好地诠释了南宁的开放和包容。“最能打动人心的是南宁海纳百川的包容心――南宁不排外，能够容纳来自五湖四海的各色人群与事物。其中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南宁形形的粉面，南宁在保有了自己的特色老友粉、八仙粉等传统粉面之时，也不乏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粉种，近的有桂林米粉、柳州螺蛳粉、宾阳酸粉……远的有来自贵州的花溪牛肉粉、西安凉皮、四川酸辣粉、云南过桥米线……这些都被广泛接受与喜爱。”②《南国早报》也在日常报道中呈现了南宁饮食文化的多姿多彩。《南国早报》每周三出版的“食周刊”就是一份特别为各种饮食定制的地图。“食周刊”每期主要由“本期重点”、“读者互动”、“早报热线”三个子栏目构成。“本期重点”每周的话题各不相同，内容涉及养生、传统名食以及特色饮食、本土饮食习俗……但在不同的报道中，各地饮食的介绍，包括其功效、做法、特色等的介绍却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对各地的饮食文化在南宁落地生根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利用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有利契机，展示了南宁的开放和包容。南宁作为广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连接东南沿海和西南内陆的重要枢纽，南宁充分地运用了这一区域性优势，适时地推出了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以及大地飞歌的品牌，之后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每年还举办丰富多彩的“美食节”、“汽车展”。《南国早报》通过全程跟踪报道中国―东盟博览会和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盛况，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开放、包容的南宁。正如新华社评论说：“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所显现出的包容胸怀，让中外客商对南宁这座城市产生了认同感，城市魅力倍增。”

“能帮就帮”的互助精神。大众传媒对城市文化的另一个影响体现在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上，媒体通过传播政治制度、行为规范等，让公众形成和认可与城市相关的规范，并能在这样的规范之下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大众传媒根据时代的需要有选择地报道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人和事，有选择地集中报道某类新闻题材，促使公众日益加深对城市文化的认识，形成一种有利于城市发展的普遍价值。最终潜移默化地构建城市的核心价值观，又通过报道践行城市核心价值观的公众的言行来为公众树立榜样，使更多的公众参与到其中来，直至深入人心，从认可到认同。《南国早报》一直坚持“心连寻常百姓，情系千家万户”的宗旨，大力弘扬“能帮就帮”的互助精神。

首先表现在《南国早报》对相关社会议题的设置上。议程设置理论表明：大众传播中越是突出某议题或事件，公众越是关注此议题或事件。议程设置是舆论导向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传媒通过有选择的新闻报道来把社会注意力和社会关心引导到特定的方向。

2008年2月25日“八桂义工”征集令在《南国早报》，同年3月2日《南国早报》开始推出“八桂义工”的系列报道，至2010年8月已经有170余篇“八桂义工”的报道见诸报端，重点报道了义工的一系列善义之举，为人们展现了真善美的道德规范，而且这些报道都是持续的、不间断的。关于义工的报道，一方面让受众知道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有那么一些普通人，他们利用空余时间做着一些看似简单却需要用爱、用恒心来完成的工作；另一方面引导人们关注弱势群体，并通过义工的行动间接起到一种榜样的作用，且导向明确地告诉受众：咱们的城市里不缺少善义之举，虽然这些行为“小”，但却值得整个社会学习。

其次是“市民之声”栏目的开办。“市民之声”应该是《南国早报》极具竞争力的一个特色栏目，栏目明确指出其为“公众交流的第一平台”。“市民之声”主要包括“热线追踪”（广西新闻奖名专栏）、“追薪连线”（广西新闻奖名专栏）、“有苦难言”、“环境扫描”、“消费奇遇”、“有图有真相”等子栏目。在每周一至周五有两个版面留给“市民之声”，周六和周日则有一个版面。除了以上这些相对固定的子栏目外，还会根据不同的内容编辑成诸如“早报帮问”、“市民互助”、“热线报警”小栏目。以上这些栏目从名称上就可看出它们的亲民性，而这些栏目的内容涉及普通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内容有时虽然显得琐碎，但却是和普通人利益相关的。

传播内容的框架理论表明，文本框架也就是传播内容的呈现形式，而“语态就是新闻文本框架的重要内容，简单地说，即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报道新闻、安排文本结构”③。作为都市报，其新闻报道的语态应该是轻松、具有故事性的，同时也应该是感性和生动的。以2010年9月22日“市民之声”的部分内容为例，“有话就说”就说了以下小事：《无奈：路灯不亮摔一跤》、《无语：肇事车主扬长去》、《郁闷：带路被骗1000元》，“无语”、“无奈”、“郁闷”都是感彩较浓并且是较为生动的词汇，而叙述时所用的都是第一人称“我”，从某种程度上拉近了与读者的心理距离。

此外，“天天3・15”、“热线追踪”和“追薪连线”几个栏目则更加直接地通过媒体社会监视的功能，帮助普通百姓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些栏目的呈现形式基本包括标题（通常也是遇到的问题）、讲述者（具体讲述遇到的问题）、记者连线，最后则是连线之后的反馈。这种呈现方式有受众、受众所述对象，还有通过记者（媒体）报道后的反馈，其实是充分尊重来电反映问题的受众的表现，间接上他们会在心理上有自己的问题被重视、被认同的感觉，即使最终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但也会在情感上对媒体有更强的贴近与认同，这会影响到他们对媒体的印象以及选择。

《南国早报》对南宁城市文化呈现的不足

包容、开放以及“能帮就帮”的互助和谐的城市文化，无疑是《南国早报》呈现的南宁最突出和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但显然还不能完全折射南宁的城市文化。

民族内涵呈现不充分。南宁，是一座拥有1680多年历史的南疆重镇和文化古城，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灿烂文化，其中不乏具有本土特色的人文积淀。除此之外，南宁还有更多原生状态的文化素材可供开掘，这就是以壮、瑶、苗为主调的、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

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化中心城市，南宁的城市文化从内容到形式都应尽可能多地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挖掘、整理、保留与补充。在关于民族特色内涵的挖掘和呈现中，作为媒体就应该充分发挥其宣传功能，弘扬和保护具有本土特色的民族文化。然而，《南国早报》在民族文化上呈现得并不充分，虽然在2009年该报推出了专门解读广西民族地区的系列报道《风情广西》、《探秘广西》、《山水广西》等，但类似于此的特别是针对南宁的特色民族文化的报道却鲜见于报端。另外，《南国早报》也有一些关于彰显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报道，如节庆报道、横县“茉莉花节”的报道、宾阳“炮龙节”的报道、传统的壮族“三月三”的报道等，这些报道一方面确实传播了南宁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但另一方面由于报道的“节令性”强，加上报道中重点涉及的几乎都是较表面的内容，如报道节日盛况，因此并不能从根本上挖掘节日的内涵和呈现出的新特征，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起到保护民族文化的作用。

对绿城南宁，绿色文化的呈现较浅薄。南宁素有“半城绿树半城楼”的花园城市盛誉，绿是南宁的城市底色。但是，绿城南宁目前却还没有形成与之相应的以“绿色”为主题的文化内涵，这使得满城绿色较为浅薄，每当媒体上提及“绿”也是指南宁“青山环城、碧水绕城和绿树融城”，强调城市在自然景观上的满眼绿。此外，《南国早报》作为广西发行量最大的都市报，在其日常新闻报道中并没有对“绿”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很少有涉及“绿城”的相关议题，因此，在日常新闻报道中很难表现“绿城”的真正内涵。绿城是一个品牌，媒体在报道时更应该丰富人与自然相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统一的生态文化内涵。

提炼南宁城市核心价值观，更好地呈现南宁城市文化

大众传媒是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在城市文化塑造和传播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南国早报》能否有效地塑造、传播和传承南宁的城市文化，关键在于《南国早报》对南宁市的人文历史和发展方向是否有清晰的认识，并能准确理解城市发展的内涵。传媒对城市文化的理解基于城市的传统历史文化以及现实的发展定位。

从政府层面而言，其应该根据城市的历史传统与定位提炼城市的核心价值观。有了价值观和理念的提出，一方面给城市市民提供了行为参考，另一方面也为媒体塑造和传播城市文化提供了指导标准。

南宁的城市精神应该是什么？2006年8月，自治区原党委书记刘奇葆在巡视考察南宁市时强调指出:“塑造城市灵魂……南宁市应当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着力提升城市品位，塑造城市魅力形象，努力发展具有时代气息、民族风格、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④开放、包容、具有民族风情无疑是南宁这座南疆城市的突出城市精神。

在日常的新闻报道中，《南国早报》应该根据南宁的城市精神合理地设置议题，有规划、长时间地对某类人、某类事进行报道。《南国早报》除了继续设置开放、包容的南宁城市文化的议题外，更应深刻理解“绿”的内涵，按照“绿”的核心，制订相应的传播计划，根据传播计划和目的的需要，有意识地选择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作报道。如是否可以经常报道一些践行环保、低碳等绿色生活方式的典型人物；是否可以在绿色通道等展现城市文明的环节上，多报道城市绿色通道的相关建设；是否可以在原有栽花种树的基础上，报道“绿色”的维护等相关议题。

《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指出：“21世纪的区域竞争，将以文化论输赢。”⑤城市文化无疑就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在塑造和传播城市文化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如果大众传媒在塑造、传播、传承城市文化中，充分规避不确定因素，理性认识自身的不足，合理解读一个城市的历史人文和现实状况，适时设置议题和组织报道，那么就能使公众更容易接受城市文化，也就更容易使他们将文化内化在自己的日常行动中，久而久之，城市也就具备了较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注释：

①张健康：《大众传媒对城市文化的建构》，《当代传播》，2006（1）。

②蒋艳玲：《二十年后的南宁，你更包容》，《南国早报・都市副刊》，2008（12）。

③路春燕、张洪忠编著：《大众传播学教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④赵岐阳：《刘奇葆：抓住机遇把南宁建设成为区域性国际城市》，《广西日报》，2006（8）。

⑤张艺：《城市品牌建设与城市文化研究》，《商场现代化》，2009（1）。

中西方饮食文化内涵与特征篇4

>>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生态旅游发展的制约因素和对策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增收的政策思考西部民族地区县域民办幼儿园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策略探索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发展现状研究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总体框架设计论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西部民族地区文化旅游发展初探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安全管理与对策研究略论西部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西部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对策研究西部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问题探析贵州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补偿与生态环境保护机制西部民族地区培育和扶持新型农民的途径与政策研究刍议西部民族地区农村金融需求的产业背景及政策意义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扶贫联动开发探索生态脆弱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新模式探索对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瓶颈问题的探讨关于西部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生态创建的思考西部民族地区政府生态安全责任的运行机制研究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2012-07-11.

[8]徐柯健，殷继成.海螺沟冰川公园的开发与保护[J].四川地质学报，2001，（4）.

《饮食人类学》专题导言

彭文斌哈佛大学已故著名人类学者、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在研究商周青铜器时说过，要研究青铜器的原始使用场景，离不开器皿之内容，即食物基本元素的思考，他认为“到达一个文化的核心的最好办法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肠胃“，并且以中国饮食为检验性个案，对华夏饮食文化的食材环境、制作观念、饮食习惯的适应性、观念与信仰及其在文化中的定位作了探讨。张光直先生以人类学的专业眼光，以食物生产与消费空间来认识中国文化的元素与精髓，其物质文化为导向的文明观对于学界产生了不少启发式的影响。

以食品讨论权力和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如西敏司），以华人世界（港台与客家）的餐饮认识全球化的流动性（如吴燕和、张展鸿、陈志明、蒋斌等），以应用人类学或人类学通论的形式来探讨饮食人类学（如李德宽、田广、彭兆荣），在海内外学界也不乏先例。不过，饮食传统虽然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也定位中国文化，近世社会平均主义的创世理性大行其道，食品消费与认识论途径受到阻隔，成了禁忌，就如禁忌本身，也是饮食习惯与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陆人类学因时代的变迁，缺乏对饮食人类学的积淀和研究的前驱动力，前些年滞后港台，也是情有可缘，不过此现象近年来在东南一带的沿海高校也有所改观，饮食人类学在国内人类学界的发展也逐渐引人瞩目，有从沿海向内地推进的趋势，且多民族边疆区域的食品、仪轨与族群认同问题也开始受到重视。

饮食人类学，就其学术概念而言，分享了人类学的基本宗旨，被u为人类学考察社会与文化要素的“实验场域”。在跨族群文化的饮食实践中，也最能体现文化差异、相对观与伦理道德问题，也以感官的形式最考验文化的包容性。跨文化饮食研究，提供了许多鲜活的实践与过程观察角度，对于认识社会组织、生产与消费、等级或阶级、文化分类与信仰体系、象征等，都有不少实证与社会文化象征的意义。

立足于西南地区的学术刊物《民族学刊》，多年来致力于前卫学术的研究，不断探讨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前瞻性问题。而中国的西南地区，素以生态多元、族群多元和饮食文化多元著称，是跨族群文化研究（包括饮食文化）的天然宝地，不仅具有物质文化与民俗学层面的意义，也是象征与“实验民族志“探索的广阔天地。《饮食人类学》专栏在《民族学刊》的开辟，也正值人类学的知识“大众化”与“实验”趋势方兴未艾之时，公共性、趣味性、多元性、地方性与个体主观性的认知角度在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

在知识层面，减少“学院精英主义”，强调公共性、叙事性与接地气，讨论社会的常识与应用问题，关乎民生与民意，推崇叙事语言的直白与简朴，则人类学可堪普及，也会深入人心。张光直先生所说之“肠胃”，既非温饱，也非物质品尝的单一内涵，而是具认知的本体与情感人类学的原初意义。

中西方饮食文化内涵与特征篇5

关键词：地域文化；关中地域文化元素；餐饮空间设计；文化符号

一、关中地理环境与传统文化风俗

关中号称“八百里秦川”，南抵秦岭，北至黄土高原，东到潼关，西到宝鸡，呈东西延展的矩形，是陕西经济文化的精华所在。关中风俗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所谓“关中十大怪”，即“面条像腰带，锅盔像锅盖；辣子是道菜，泡馍大碗卖；碗盆难分开，帕帕头上戴；房子半边盖，姑娘不对外；不坐蹲起来，唱戏吼起来”。这段民谚从衣、食、住、行各方面对关中风俗做了形象的概括。

（一）空间布局方面

院落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基本构成单位，同样，关中地区地少人多的因素决定了关中居民的院落形式，形成了狭长的四合院式的庭院。“这种窄院不仅节约用地，也解决遮阳、避暑、防沙尘、通风、室外排水的需求。加上绿化对丰富庭院空间、美化环境、调节院落小气候等方面都有较大作用。”院门是对外最具有观赏价值的建筑元素，关中传统居民的大门都体现出砖雕精细，做工讲究的特点，一般大门开在东南角，大门上都有牌匾，进门即看到影壁，影壁前往往放些太湖石簇拥着花树，这不仅仅是装饰作用，它不但可以减少风的直灌，还起到增加私密性的作用。

（二）家具陈设方面

在关中人们建造的居室，大多是以木为框架，土为隔墙的建筑形式。在空间陈设的家具都以木材为原始材料，木材主要有松、杉、桦木、核桃木、梨木、桐木等，都充分利用木材本色，以达到材质的自然属性、天然质感和纹理。“如关中男女青年结婚，最常见的是‘十件四组家具’：两个大衣柜，两个箱子，一个方桌，一个橱桌，一对杌凳、一个炕凳、四个小凳子。白事举行仪式时所需要的一些特定的家具，如：八仙桌、条凳、灯桌、对桌、灶桌、供桌、太师椅、座椅、条几等家具。”在居民的空间陈设品中，无论是泥塑、陶瓷、金银器、玉器、漆器或是灯具的造型，都寄予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

（三）装饰色彩方面

关中传统空间装饰色彩文化表现出了一种质朴自然的特征，强调协调与平和，寻求自然平静的感觉。黑色和红色是最有代表性的两种颜色。“例如，喜庆日子要挂大红灯笼，贴红对联，红福字；男娶女嫁时要贴大红“喜”字，等等。崇黑是关中地区特有的地域特征，这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在里面。在古代，关中地区的秦人是以玄鸟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玄鸟其实是一种黑色的燕子。燕子的形体和它的色泽皆为部落族人所崇敬，以其形为美形，其色为美色而崇之。”

（四）饮食习惯方面

关中的饮食习惯与当地的农业紧密相关。受气候、降水及土壤的影响，这里农作物种植以粟、黍、麦为主，用其制作的面食是关中人的主食，蔬菜的种类少，而以咸菜、辣椒、浆水来做佐食。由于这里土层厚，土质疏松，麦子的根须通常扎得很深，小麦含淀粉量大，面粉做的面食韧性较大。同时，传统农耕方式消耗体力大，因而在饮食风俗上都以“饱”为主要目的，所以“量大”为面食的第二大特征，如面条似裤腰带，锅盔烙得像锅盖，泡馍用大海碗来盛。

（五）民俗文化方面

在西安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瑰美华丽的精神文化从戏曲、歌舞、绘画、剪纸、雕塑、曲艺，到工艺品的编制和制造，再到热闹欢腾的社火、摇荡的千秋、高翔的风筝，人们既可以领略传统文化的风采，又能品味出黄土风情的神韵。秦腔戏中暗含古意；皮影戏中变幻神奇，芯子上悬着紧张的心跳；鼓乐中奏出节日的欢乐；泥塑中雕出人们的祝福。

二、餐饮空间概述

餐饮空间发展的总特点，包括多元设计、绿化设计、特色餐饮和数字化设计。

（一）多元餐饮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极大推动了餐饮业的发展。“餐饮业在国民经济中保持领先的地位，餐饮细分不断深化，中餐、西餐、中西合璧、正餐、快餐、火锅、休闲餐饮、商务餐饮、主题餐饮等行业快速发展，产权形式呈现多元化格局。”

（二）绿色餐饮

伴随着国民经济收入的提高，更多消费者重视绿色健康，不仅是回归原始，更是要寻找的是健康和自然。“素食”一词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在国内已经成为一种新的饮食潮流，因此农家乐、私房菜盛行。素食特色的餐饮空间设计，运用地域性的风俗家具和民俗装饰风格来进行装饰，利用地域性的灶具、餐具、厨具等作陈设，利用地域性的农村蔬菜、出产作为饮食的资源。

（三）特色餐饮

特色餐饮通过3种形式进行设计：运用各种风格和流派进行的设计；运用“主题性”餐厅进行的设计；运用高科技进行的设计。利用各种风格流派进行的设计，如用中国传统建筑室内设计风格，雕梁画栋、小桥流水，室外大红灯笼高高挂，门前摆放石狮子，室内墙上悬挂中国画，镶嵌龙凤图样，供奉关公、财神爷，餐饮、餐桌、餐椅等传统家具古色古香。（四）数字化发展借助于机械、建筑、光、声、电、计算机、数字化等多种高科技手法，主题餐厅将会更具有科技感和现代感，或再现真实的主题环境。

三、关中文化在餐饮空间中的应用

（一）空间布局方面

餐饮空间的类型，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空间的类型，从地域性、地理性、国家、民族和烹饪供应方式等进行分类；不同空间类型具有各自的设计特点和决定性，对于各自餐饮空间的装饰、陈设、家具等有决定性的影响。以西安书门院的醉长安为例，其空间就是独特的窄院式空间，进门首先看到的就是附有“醉长安”的影壁，庭院内多处缀有花木，如玉兰、石榴及夹竹桃等，这些布置都使得小院充满了舒适安静的生活气氛。厅、廊、庭院的相互贯通，不仅给室内外空间相互延伸创造了条件，也形成了一种有层次的、通透的空间效果，使得宅院的空间更加宜人。以西安长安大排档为例，它是自由与规整相结合的布局，室内功能分区明确，利用格子门将空间进行了分隔，划分出了主要就餐区和若干次要就餐区，保证了与某些就餐区之间的紧密性，这种园林式的空间给人置身户外的感觉。以素心茶坊为例，它的布局也是园林式自然布局，是由大厅和小室构成，设置了散座、厅座、卡座及房座。散座区设在宽敞的空间，而房座相对于散座讲求的是整体风格，为独立空间，由曲径回廊连接。

（二）家具陈设方面家具的形式与风格

在餐厅的室内设计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因其面广量大而成为重要的视觉要素，因此在设计的初级阶段就要对家具的造型或设计进行充分考虑，结合地方传统建筑构件，经过提炼，塑造淳朴、敦厚、方正的陈设效果，同时也通过题字、书法、绘画、器物等呈现出高雅脱俗的境界。以西安长安大排档为例，它是以品尝关中菜品，领略关中文化为目的的餐饮空间。室内设计中运用中式的木构建筑、家具、陈设等来进行布置。从店面的中式建筑样式，到室内的家具、陈设、景观等无处不在运用符号语言，如木框吊顶、狄寨竹篾子灯笼灯具、大匾额牌子、古代路边摊架子、窗棂格、关中字画等。家具表现为方形或圆形的形状，可供多人一起用餐。以醉长安为例，它和长安大排档所体现出来的民俗韵味不同，它更多的是以石雕及植物的配置来塑造空间的气氛，使得餐饮空间能够生机盎然。以素心坊为例，它配置了精雕细刻的古典家具，古典丝绸甚至刺绣的靠垫枕头，具有民族特色的灯笼，同时点着檀香，放着梵音，营造了一种传统的饮茶氛围，体现着“禅茶一味”的精神内涵。为了满足客人对私密性的要求放置了竹帘，形成一个小的围隔。除了放置桌椅，它还有小而精致的景观布置，曲水流觞，于方寸之间展示自然风光。

（三）照明与灯具餐厅的照明设计

应该在保证环境照明的同时，更加强调不同就餐区域进行局部重点照明，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采用与环境照明相同的灯具组合，局部密集，重点照明。另一种是采用中式宫灯进行重点照明，这种方法常结合顶棚造型，将灯具组合到造型中。以长安大排档为例，餐饮空间装饰体现细节，表现在体现餐饮空间内具体的食品的色彩，传递食品的色香味，就如照亮食品柜，展现诱人的食欲色彩，因此一般食品柜的照亮度是周围照亮度的两倍。在就餐位置选用了筒灯，它的外观简洁，隐蔽性又强，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起到了很好的整体照明的效果。素心茶坊它整个室内整体的照明度适中，且光色也比较单一，似烛光的暖色光源，由灯笼罩着，让品茶的人能够放松心情，营造出了一种神秘的情调。

（四）民俗文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西安大排档茶饮区还专门设有皮影戏表演，这是流传于关中、陕北等地的传统娱乐形式。用牛皮、驴皮雕镂、绘制成人物、道具、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等，用灯光投射在白色幕布上，显出黑色影像，表演时演员在幕后边操纵，边在音乐声中说唱，供人们观赏。醉长安和素心茶坊都分别设有古筝演奏和茶艺表演，不仅给用餐者带来了乐趣同时也是对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四、结语

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密不可分，而承载饮食文化的餐饮空间会越来越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结合西安特色餐厅的实例，对这一面积比较大且多元化的关中文化区域，进行探索性的研究与分析，总结出在餐饮空间设计中，我们不能只通过简单的具象或抽象地域文化符号来表达地域文化内涵，而要通过归纳与提炼、加工与对比融合，对其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运用多种设计语言与形式对空间意境与主题思想进行表达，为未来我们进行区域性餐饮空间设计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李振煜,赵文瑾.餐饮空间设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崔乐.关中居民典型院落室内装饰与陈设的审美理念[D].西安理工大学,2010.

中西方饮食文化内涵与特征篇6

关键词：饮食文化不节制权力功能人生观

引言

《金瓶梅》中对“欲”的描写是作者对芸芸众生观察的结果，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时代氛围下的产物。因而《金瓶梅》并非一部单纯表现食色性的书，而是通过描写宴饮和日常饮食这两大典型场景下的饮食，来异化饮食的权力功能，从而传达作者对人生的认识，即不节制、且不被礼所束缚的饮食终会衍变成一股毁灭性的力量，导致以幻空为结局的人生。终趋幻空，说到底还是因为不节制，赋予本来处于最基本层次的饮食以权力功能，打破了应有的平衡。不节制不仅是人生终幻的原因，也是《金瓶梅》饮食文化的最大特点。接下来就从《金瓶梅》饮食文化的基本形态——主食、茶酒、点心，去分析其饮食文化背后的权力功能。

一、《金瓶梅》中的饮食描写

《金瓶梅》中的饮食描写对作品之人生观的影响有显性和隐性两个方面。就显性而言，《金瓶梅》中的饮食描写构成不节制、逾礼节的饮食观；就隐性而言，《金瓶梅》中出现的茶酒、食物名称，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描述性意象，而是作为象征性意象，成为具有性别色彩的功能载体。

（一）饮食描写的基本形态

欲分析《金瓶梅》饮食描写的权力功能，先总结其饮食描写的基本形态，以西门庆一家为代表。第二十二回写西门庆吃早餐时是“一碗蹄子，一碗鸽子雏儿，一碗春不老蒸乳饼，一碗馄饨鸡儿。银厢瓯儿，粳米投着各样榛松栗子果仁梅桂白糖粥儿。西门庆陪应伯爵、陈经济吃了，就拿小银钟筛金华酒，每人吃了三杯”，可见这顿家常早餐是以荤腥为主，油腻且偏甜，而且西门庆有饭后饮酒的习惯。第三十四回写他与应伯爵在翡翠亭享用的午餐：“先放了四碟菜果……第二道，又是四碗嗄饭……落后才是里外青花白地磁盘，盛着一盘红馥馥柳蒸的糟鲥鱼，馨香美味，入口即化，骨刺皆香.西门庆将小金花杯斟荷花酒，陪伯爵吃”，同样午餐也以肉食为主，且吃饭必喝酒。日常饮食尚且如此，更何况宴饮。饮食描写之细令人震惊，也是《金瓶梅》区别于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的地方。历史演义小说中虽也有酒宴的情节，但并不写吃喝本身，如单刀会。英雄也不屑于谈吃，两三斤牛肉、半桶酒便可饱餐一顿，但对于西门庆这样的暴发户来说，膏粱凝脂、男女性事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才能带来及时行乐的快感。因而作者浓墨重彩地描写吃喝本身，使《金瓶梅》中的饮食描写具有多种形态。

其一，“三汤五割[1]”类的肉食。这些是筵席的基本习俗，尤其是“人们的饮食生活中以鹅馔为尊，以鹅菜为重的礼俗[2]”，故鹅是酒宴上一道主要的大菜。但据《枣林杂俎》中“和集·巡台私从”中记载：“巡按向独身赴任，祖制：行李八十斤，出不马，食不鹅”，所以做买卖起家的西门庆即使后来买官做到了五品武官，按照礼制也是没有资格在筵席上动辄“割烧鹅”的，因而西门庆餐桌上的鹅，与其说是一道菜品，不如说是炫富摆阔、彰显地位的象征性物象。

其二，品种繁多的酒水茶水。酒是西门庆家中必不可少的饮品，全书酒类31种，共写到29种酒名……实有酒名为22种[3]。《金瓶梅》中出现的酒可谓丰富，饮酒似乎也成为了西门一家必备的基本功，但显然酒只能刺激他们的感官。因而《金瓶梅》中的酒并不符合中国古典小说中普遍的叙事逻辑，酒既不是落魄之人逃避现实的武器，也并非是显示英雄气概或是名士风流的前奏曲，而单单成为发泄欲望、放大快感的兴奋剂，因为《金瓶梅》中的酒往往成为色的先导，醉意与淫欲相互交织，最终导致欲望的释放。作者正是以这种异于常态的叙事逻辑对酒进行解构，并不动声色地进行了反讽。和酒有同样解构功能的是茶，诸如《金瓶梅》里出现的茶名如八宝青豆木樨泡茶、梅桂泼卤瓜仁泡茶等等。这些茶的名称复杂，制茶方式也不简单。那么这些茶的味道如何呢？第七十二回写西门庆到潘金莲房中，“妇人点了……木樨玫瑰泼卤六安雀舌芽茶。西门庆刚呷了一口，美味香甜，满心欣喜”，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来西门庆常喝的茶并不是清茶，而是添加了很多果仁的甜茶。茶本是作为清口清胃的饮品，但是在西门一家的饮食中，却变成了甜品。这种颠倒的安排，不应当单纯地理解成是当时饮茶习俗在文本中的反映，而是作者有意通过描写不合理搭配的饮食和异化的食品功能，达到塑造病态人物的效果。

其三，各式各样的点心果品。《金瓶梅》中的点心，分为两类。一类是市井上常卖的，一类是自制的精致点心，后者如西门庆赏雪时吃衣梅。衣梅是用各样药料、蜜炼制过的，滚在杨梅上，外用薄荷、橘叶包裹，才有如此味道，可谓食不厌精了。

综上，《金瓶梅》中饮食描写的两大典型场景是宴饮和日常饮食，而二者的基本形态是“三汤五割”类的肉食、品种繁多的酒水茶水和各式各样的点心果品。那么作者大肆描写“金瓶梅宴[4]”的用意何在？这些“无事之事[5]”的存在价值体现在哪呢？接下来，就分析《金瓶梅》饮食文化的主要特征。

（二）饮食文化的主要特征

作者抓住日常的饮食，不仅高频率地写，而且细致地写，这种不节制的饮食生活到第七十八回达到顶峰，之后便是“乐极生悲”，关于饮食的描写一回少于一回，作者仿佛失去了刻画饮食生活的耐心，明显加快了叙事节奏，最后二十回的时间跨度长达十一年，与前八十回关于饮食起居的“耐心描写[6]”形成鲜明对比。作者描述态度的转变，是因为“在小说世界里，越有意义的生活密度越大，叙事速度相应放慢。在《金瓶梅》的文本世界中，饮食与性交之类的活动无疑是有意义的，而这也恰恰是西门庆的价值观[7]”。诚然西门庆一生的追求无非是感官的享受，包括鱼水之欢和口腹之欲，即使是追求权力，也不过是为了拥有更好的声色之欢。所以在前八十回，饮食描写是高密度地出现，被反复地描绘。对于西门庆等一干人而言，饮食是欲念的象征；对于作者而言，饮食不仅是叙述人物生活之必须，也是他创作思想的体现，正如浦安迪所言：“中国最伟大的叙事文作者并不曾企图以整体的架构来创造‘统一连贯性’，它们是以‘反复循环’的模子来表现人间经验的细致关系的[8]”。一个家族每日制作精巧的菜式点心，还经常性地举办大型的宴席，这些都是以财力雄厚、时间富余为前提的。这些“无事之事”并非是可有可无的存在，这里的饮食也不再是单纯的描述性意象，更多的是象征性意象。

那么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有言：“一个‘意象’可以被转换成一个隐喻一次，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或者神话）系统的一部分[9]”。宴饮之所以被反复描写，是因为宴会往往是人性的展览馆，在这里，官场的利益亲疏和日常的人情冷暖昭然若揭。因為《金瓶梅》中的饮食已经不是单纯的物象，而是被赋有财权夸耀、情欲追求等意义，成为叙事的暗线索。有时候甚至会因为出现频率过高让观者觉得乏味，但这并不是无意义的重复，而是一张经纬线细密穿插的罗网。关于宴饮的描写越多，这张罗网的叙事密度就越细腻。这种近距离透视生活的叙事聚焦和接近原生态的反复描写，就是伏笔。伏笔运用得越多，描写对象的特征就愈鲜明，作者的用意也就越清晰，因为伏笔往往蕴含着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理解，潜藏着他的人生观，因而更具有暗示性和张力，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内涵和象征意义。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金瓶梅》的结构就是宴会的总和，关于宴饮的描写与其说是流水账式的描摹，不如说是章回内部细针密线式的串联和呼应。

作者正是通过“吃看大桌面”的反复描写，突出了《金瓶梅》不节制的饮食观。用一句话来形容西门庆一天的生活，“吃了一日酒”就是最直接的概括。《金瓶梅》中频繁开宴，有时一天之内大宴小宴轮番举行，从早饭后开始，不到“一更”“二更”“掌灯时分”决不收场。这种从早吃到晚的饮食方式和琳琅满目的饮食种类构成了《金瓶梅》奢靡过量、不节制的饮食观。

二、饮食的权力功能

饮食本是维持生命的第一需要，也是人获得一定快感的载体。但是在作者的笔下，却成为人性欲望的放大镜，衍变成获得权力的途径，最终演化成具有性别色彩的权力载体。

（一）饮食和女性权力

在古代社会，女性依附于男性，欲获得一定的权力，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母德母教来教化家族里的男性，以支持他们对功名的追求。男子扬名，站在他们背后的女性才有资格得到社会的承认。二是以美色侍他人，让男性在食色性里获得快感，从而捕获男子的身心，依靠男性的宠爱在家族里争得一席之地。统观西门庆府中的妻妾，显然没有能力辅助家族男性夺取功名，那么自然会选择第二种方法，将女性权力和食色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金瓶梅》中的饮食往往带着浓厚的情色意味。

其一，暗示或隐喻男女性事。《金瓶梅》中的食物或以谐音或以形状来代指身体的某个部位，尤其是喻指带有情色意味的性器官，从而超越食物本身的含义。如第二回中，西门庆到王婆子家打探潘金莲，王婆子说：“他家卖的拖煎河漏子，干巴子肉翻包着菜肉匾食，饺窝窝、蛤蜊面，热烫温和大辣酥”。这自然是指男女性爱时的快感。再如潘金莲用腊煮鸭子来暗指西门庆性爱后疲软的性器官。通过上面几个例子，可以说明《金瓶梅》里的饮食描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物象，而是将饮食和身体的某个部分相联，通过活色生香的描写，使食物成为情色的象征，从而将食物从代表人们口腹之欲的层面上升到情色欲望，这些情境下的饮食不仅是满足食欲之需要，也是增添情色意味之必须。

其二，为男女发生性关系创造氛围。食与色是互动的，一场饮食活动的结束，往往意味着男女性事的开始；而男女交合的结束，又是一场新宴饮的开始。前者如第十三回，李瓶儿摆酒设宴答谢西门庆，“妇人双手高擎玉斝……吃得酒浓时……两人上床交欢”。可见饮食是二人交欢的助推器。再如第七十八回，西门庆与林太太偷欢，亦是先饮酒吃菜，再入房中。后来西门庆与郑爱月、宋惠莲的开始也都是按照这个模式进行下去的，似乎西门庆的每一次偷欢都以饮食为发端，在酒色朦胧中释放欲望。而欲望释放后，也要沉浸在酒食中回味一番。西门庆的一生都在食与色的交攻中度过，直至最后过用胡僧药，在食欲和性欲的交攻中消歇。

其三，成为妻妾争宠的手段。饮食作为女性争夺权力的载体，亦有隐性和显性两个层面。就前者而言，是将饮食作为情色放荡的诱因。或是以食物暗示女性身体的某个部位，刺激男性的爱欲；或是借助饮食为男女交欢创造氛围，使男性在性交中有更大的快感。但是从显性层面来说，是指女性把饮食当作笼络男子，捕获男子身心的工具。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潘金莲，她没有出身和财产，获得权力的唯一途径就是凭借美色美食争得西门庆的宠爱。以自制的茶和点心让西门庆满心欣喜。从“满心欢喜”这个神情描写和心理状态可以看出来，此刻的他对潘金莲是十分满意的，潘金莲利用食物笼络西门庆身心的目的成功达到，从而加强了她受宠爱的程度，巩固了她在家族中的地位。女子利用饮食控制男子的口腹之欲，诱发情色暧昧，又基于家庭成员的结构因素而演变为妻妾争风吃醋、争宠夺爱的工具与手段，于是围绕家室的饮食与情色体现出欢愉与沉溺，占有与征服。所以在西门府中，饮食成为女子获得权力的载体。

尽管女性可以通过食色争夺权力，获得物质的享用、欲望的满足和一定的发言权，但是这个权力是男性赋予的，一旦女子的食色为男子厌倦后，女性通过争宠得来的有限权力便岌岌可危，饮食所承载的权力功能便也不复存在了。

（二）.饮食和男性权力

如果说女性视角下，饮食所承载的权力功能是在封闭的家庭环境中，将男性的口腹之欲引向更深层次的身体欲望，从而获得一定的权力；那么对于男性而言，饮食所承载的权力功能便是在开放的外交环境中，通过饮食使商场、官场的利益最大化，从而获得更大的权力。

西门庆在未发家之前，举办的多是家宴或是朋友间的聚会，但加官后的西门庆给独子官哥儿的满月酒举办了四日的酒席，饮食的奢靡便自此不可收拾。西门庆为了能获得更大的权力，宴饮便成了官商交往的重要途径，这样一来，饮食便与权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第三十六回西门庆宴请蔡状元和安进士，酒饭之余还特意安排了戏子伺候，并于第二天在家中摆酒款待，送他们每人一份丰厚的礼物。蔡状元和安进士的款待尚且如此，更何论宴请宋御史与蔡御史，第四十九回写道：“西门庆递酒安席已毕，下边呈献割道。说不尽肴列珍馐，汤陈桃浪，端的歌舞声容，食前方长。两位轿上跟从人每位五十瓶酒，五百点心，一百斤熟肉，都领下去。家人、吏书、门子人等，另在厢房中管待，不必细说。当日西门庆典这席酒，也费够千两金银”。这场食与权的交易顺利进行，做买卖起家的西门庆终于达到了寻找政治靠山的目的。随后西门庆用一次又一次奢靡铺张的筵宴，换取了巨大的商场利益和官场特权，以饮食为媒介，构成了一张扩大权力、官商勾结的社会关系网。

所以饮食于西门庆而言，既是家中妻妾向他示好，助他达到性快感的兴奋剂，也是他新贵身份、丰厚财力的彰显，更是他实现官场商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从而使饮食透视出权力功能的深层内涵。

三、饮食文化背后的人生观

饮食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于封闭环境内，食与色构成情色交欢图，衍变成妻妾争宠的工具和获得一定权力的途径；于开放环境中，食与钱权形成一种畸形的交易关系，成为男性扩大权力、保证利益的载体。因而《金瓶梅》中的饮食，不再是单纯的物象，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载体，透视出更深层次的权力内涵，

作者选取了典型的饮食片段，先是进行聚焦，使之清晰化。然后变焦，突出西门一家饮食的不节制、逾礼制。西门一家在酒与肉构成的世界里寻欢作乐、醉生梦死，每个人的生命在食欲和色欲的交攻中消歇，似乎都在做一场梦，在这个梦的世界里，真是烈火烹油般的热闹，除却加官进爵、男女性事是人生两大乐之外，再者就是大吃大嚼带来的口腹快感，因而作者将原本寻常见的，容易被人忽视的且处于弱势地位的饮食强化，将它放置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反复地进行描写，如一日三餐、各种宴席的具体化，从而达到一个更深刻的效果。

这个效果体现在人生需求的层次上，当人处在不满足的状态时，会有两种选择。其一，不断追求更高的需求层次，但统观西门庆一家，都处于低层次的需求中，潘金莲争风吃醋使手段不过是为了占据西门庆的性，从而在家族里有一席之地。西门庆的一生都是在满足淫欲和口腹之欲，其买官进爵也不过是为了能够享受更好的性与食，所以对于西门庆而言，“食”与“色”这两大基本欲望是衍生其他生存欲望的基础，他对金钱、权力的追求不过是食欲的膨胀化和异化。其二，停留在某个层次举步不前时，会将这个层次做足做精。如西门庆一生都在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但他对于食物的态度，与其说是“吃”，不如说是“嗜”，将美味和声色作为人生的第一需求。享受的欲念不再深藏于心底的深处，被“礼”束缚着，而是汹涌迸发。“肉食者鄙”的观念也被“肉食者荣”替代。西门庆一家面对这种可怕的力量，显然是不自知的，已经丧失了最后一点反思意识和觉醒精神。而这段虚构的人生恰恰是对芸芸众生观察的结果，即礼崩乐坏、民风淫靡。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