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形式范例(12篇)
当前世界经济形式范文篇1
［中图分类号］A7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1)04-0039-08
近些年来，全球化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所谓“全球化”，目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全球化泛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和产生以来，至今仍在继续的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日益拓展和加深的过程；狭义的全球化则特指20世纪70年代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以来，特别是80年代西方世界普遍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世界经济政治关系的一体化趋势。考虑到“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出现这一事实，本文倾向于后一种用法。这种用法有助于说明“全球化”在当代的特点和问题所在。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渐进历史过程，是世界现代化的最新阶段，它为每一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发展都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需要人们作出审慎的选择和回答。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特别是其“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认识、分析全球化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工具。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与“全球化”概念
今天的全球化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在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马克思就曾把他所处的时代概括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所开创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这一时代的产物和理论表征，它从一开始就具有打破狭隘地域性限制的“世界性”或“国际性”特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第88、86、88-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这样，马克思就提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著名命题。
《共产党宣言》形象地描绘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整个世界形成了相互联系的整体的生动画面：“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同上书，第276、291页。）
在当代，马克思当年所描绘的“世界历史”进程大大加快了，以致全球化问题引起了人们广泛而强烈的关注。这是多方面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开放性和竞争性的商品流通，特别是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资本是天生的国际派。正如马克思所描绘的，奔走于世界各地的资本家、激烈而残酷的市场竞争，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日益成为世界性的。其次是现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普及与广泛应用。科学技术基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具有普遍性。相应的科学技术要求相应的生产组织方式、相应的认识和思想方法，从而造成了不同社会的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互相理解和接近。近些年来，包括信息网络技术在内的科技革命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更使整个世界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再次，现代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决定人类命运的全球性问题，如生态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粮食问题以及放射性污染、核威胁、基因技术、“克隆人”的负效应等问题，要求全世界采取联合、协调一致的行动。此外，跨国行动主体（如联合国、洲际非政府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的出现，在世界范围内全面贯彻人权的要求，文化产品的跨国传播等因素，也使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强。版权所有
这一切，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慕尼黑大学教授乌尔利希·贝克在《什么是全球化》一文之中所说：“全球性描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从现在起，在我们星球上发生的事情失去了地域的局限，所有发现、所有胜利与灾难都与整个世界息息相关。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生活与行动、我们的组织与机构，按照地方—全球的坐标重新定向，重新组织。”而“全球化指的是在经济、信息、生态、技术、跨国文化冲突与市民社会的各种不同范畴内可以感觉到的、人们的日常行动，日益失去了国界的限制。……金钱、技术、商品、信息、都超越了国境。……全球化指的是空间距离的死亡。人们被投入往往是很不希望、很不理解的跨国生活形式中。这是超越空间距离的世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第30、44-45页，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祖尔卡姆出版社，1997。）美国学者阿尔君·阿帕杜莱斯将全球化归结为五种维度或五个拼盘：一是在全球流动的人种图景，二是跨国性的科技图景，三是超越民族与文化差异的媒体图景，四是无国界的货币流动图景，五是全球性的而非国别性的意识形态接受图景。这五种图景各自都是一个独立运行的世界，与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空间、领地是没有重合之处的。
应该说，上述意义上的“全球化”和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世界历史”是相对于相互分裂的民族历史与地域历史而言，是指世界开始有了一部相互依存和影响的统一的历史，但在这里历史活动的主体及其基本单位是相互独立的民族国家；“全球化历史”则是指世界各国的历史变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愈益朝着跨国化方向发展。后者是前者的进一步和更高的发展阶段。不过，人们已经认识到，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全球化。正如埃廷尼·吉尔森所说：“当代世界的痛苦就如产妇分娩时的阵痛，一个规模空前的人类社会正在如此巨大的痛苦中诞生……我们目击的一切重大事件的共同特点是全球性，把我们目击的重大事件与过去的、有史以来的一切重大事件区别开来的也正是全球性。”（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51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但是，“全球化”是一个颇有歧义的概念，人们关于它的谈论也是分歧迭见，甚至是十分混乱的，从而问题的实质常常被疏忽和遮蔽。已有学者指出，全球化是一个多元概念，它具有许多层次。仅仅就字面意义理解，全球化是一个无主语的模糊概念，包含了“成为全球性的”、“扩展到全球范围”、“上升到全球水平”、“在全球范围内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全球范围内组成一个整体”、“着眼于全球范围进行思考”、“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等多种含义。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全球化模式，也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全球化定义。应该对“全球化”、“全球性”和“全球主义”等概念作出一定的区分。我们认为，如果把全球化(globalization)理解为一个动态的过程，那么，全球性(globality)就是这一过程中所生成的结果，而全球主义(globlism)则是一种思想主张，一种意识形态。
但无论如何，今天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只有卓有成效地回答全球化时代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才有可能获得新的创造性发展。同时，在“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方面，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特别是他分析世界历史时代的方法，仍然是我们认识、分析问题最重要的工具之一。这里不妨选择几个在全球化讨论中有争议的问题略加分辨、讨论。
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和限度
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包括资本、金融、生产、贸易的全球化。这也是今天能够比较现实地讨论的领域。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世界历史”时代，是以开拓“世界市场”为基本形式的：大工业“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4、241页。）正是凭借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资本主义才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广泛的经济联系，把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
今天的经济全球化，这种情况是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呢？没有。以实现全球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为目标的市场经济，突破了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了社会的开放性和竞争性。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本是天生的国际派。激烈而残酷的市场竞争，驱使资本占有者奔走于世界各地，他们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同上书，第276页。）正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拓，才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当然，今天这种情况比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更具典型性。以产品生产为例，目前一种产品可以同时分布在十几个、几十个国家或地区生产，使每个国家、地区发挥其资金、技术、资源、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优势，使最终的产品成为“万国牌”的“国际性产品”。例如，波音747飞机共有45万个零部件，它们是由6个国家的1100家大企业和15000家小企业联合生产的，其中包括了中国西安生产的飞机尾翼。后来出现的大型跨国公司更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力量。据统计，目前世界上4.4万个跨国公司的母公司，拥有28万个遍布世界的子公司和附属企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全球生产和销售体系。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30%以上的生产，掌握了全世界70%的对外直接投资、60%以上的世界贸易、70%以上的专利和其他技术转让。跨国公司要实行全球扩张，必须以其母国为依托；其母国则往往依靠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手段为跨国公司鸣锣开道，以其倡导的贸易、投资、金融的自由化，为跨国公司进入别的国家和地区排除障碍。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是一场以发达国家和地区（主要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全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
时至今日，由于经济、科技的发展，现代交通运输工具、现代信息通讯工具已经把世界各地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它具有向世界各地辐射的强大力量，今天世界上能够完全躲避这种作用的“世外桃源”几乎不存在了。由于信息的充分流通，马克思所预言的“世界市场”、“全球市场”终于可能、并正在真正地建立起来。商品、服务、劳工、资本、信息等的充分交易，中介环节的简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合二为一，全球化经济网络不可避免地进入人们的生活。
当代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评论家阿里夫·德里克在冷战结束以后所写的一部总结性著作《革命之后》中对此作了分析。他认为，马克思把全球一体化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对马克思而言，所谓“世界空间”是由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而形成的，这种扩张使其势力所及的所有社会成为同质(homogenization)的社会。虽然后来的民族民主运动（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斗争）使这一趋势有所缓解，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普遍化的趋势又重新得到加强。其基础不仅是商品交换和金融交易的全球化，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而实现的生产的跨国化。就是说，全球化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格局没有改变。当然，德里克也注意到，资本主义的普遍化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表现出来，即资本主义的普遍化不是资本主义的地域中心化。当代资本主义的跨国化发展，通过在全球范围制造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起点，而使资本主义非中心化了，它结束了欧美在世界上的经济霸权，并且使资本主义第一次脱离了欧洲中心主义。
拉尔夫·达伦多夫也注意到全球化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极限。首先，并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称为全球化的这一过程”仅仅“遍及发达国家经济”，仅仅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公司企业在整个世界进行活动”。其次，并不是所有领域都应该全球化和市场化，如国家对于法律和秩序、对于福利、对于教育、对于税收的行政管理，还有服务业的某些领域、某些生产部门、某些区域性经济空间，都应该摆脱全球化的压力。“总之有一个全球化的限度问题，无论如何全球化不是未来经济与社会的唯一重要的因素。”（达伦多夫：《论全球化》，参见乌尔利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第20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哈贝马斯也指出，对市场全球化必须作出概念的专门界定，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撕裂了民族国家的边界线，消弱了民族国家的经济，并使资本主义从作为发展单位的民族国家中抽离出来。新的全球性经济单位（微观主体）是跨国公司。有人将这种新的世界经济形态描述为“全球性的区域主义”或“全球性的民族主义”。这种描述捕捉住了世界经济的同质化与散裂化的同时产生。原来那种“中心—”关系已经不再是国与国关系的主要特征，取而代之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地区与被资本主义边缘化的国家—地区之间全球关系的特征。这样就造成了现在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同时并存的悖论，呈现出“全球化与地方化”两极对峙的格局。实际情况是，与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相伴随的是区域性经济合作的发展，如欧盟和东盟。
三、政治和文化全球化过程中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
如果说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已经凸显出“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的悖论，那么，对无论从已经达到的程度，还是从未来可预期的实现程度看，都远远低于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和特殊主义(localism)的紧张关系则更为突出。实际上，政治领域不仅远没有实现全球化，相反，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同时，政治上的民族中心主义、种族分裂主义、种族排斥主义、霸权主义的强权政策、新干涉主义的战争行动却日益升级。在缺乏现实基础和条件的情况下过分超前地侈谈政治全球化，很可能成为某些发达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政策的堂皇借口。达伦多夫就不无忧虑地说：“对于21世纪来说，一个独裁主义的世纪绝不是最难以相信的预言。”（同上书，第214页。）
至于文化的全球化，马克思早就指出，在世界历史时代，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将成为全人类公共的财产。不过马克思并未因此否定文化的民族性，他认为所谓“世界文学”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普遍存在于特殊之中，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任何世界性的文化共性都存在于、并且只存在于文化的民族个性之中。试想一想，除了存在于各民族文化之中的世界文化，还有与任何民族都不相干的所谓“世界文化”吗？这一点对于辩证法来说，是很容易理解的。就如同我们只能找到一个个红的、青的、黄的，或是大的、小的苹果，而不可能找到一个“普遍的”、“一般的”苹果一样。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世界性都不是整齐划一、消灭独特性，更不是某一种政治、文化霸权高高在上，假借经济的或军事的力量对其他文明强制趋同。在当今世界上，随着殖民制度的崩溃，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觉醒和崛起已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各民族文明正在彰显自己。对于任何不带偏见的人来说，这种彰显十分重要，因为没有差异就不会有发展。保存并发扬文明的多样性正是世界之幸，人类之幸。就以西方文化的发展为例，无论是非洲音乐对当代通俗音乐的影响，日本绘画对凡高、莫奈的影响，中国古建筑对欧洲建筑风格的影响……都充分说明当代欧洲艺术的发展确实得益于我们这个世界仍然存在的文化差异。英国哲学家罗素早就说过：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总之，不同文化、文明的差异乃至对立，经常诱发人们的灵感和创造力，从而导致创新。没有了差异，没有了竞争，也就没有了进步。
当然，强调政治、文化的民族性也不是抱残守缺，唯我独尊。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之物，任何政治制度、文化模式都会有一些糟粕性的东西；哪怕在一时一地是先进的、合理的东西，随着时代和社会的演进，也可能会变成消极、腐朽的东西。因此，在世界政治、文化竞争过程中，开放、变革、创新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必要的。
不容忽视的是，现代世界政治、文化的民族化、多样性正受到两方面的影响和威胁：一是各种文明中心论仍然有形无形地对其他文明进行压制，威胁文明的多元共存和发展，使文明的多样性日益削弱，导致人类政治、文化资源无可挽回地流失，这种文明压制必然引发文明的冲突，甚至战争。当前，最具威胁的首推西方中心论。西方政界、文化界有些人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势力，总是顽固地坚持西方文明是最优越的，它包含最合理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最应普及到全世界；甚至还有些西方野心家公然以维护政治、文化一元化为幌子，将本国政治制度、文化模式强加于人。当然，不仅西方中心论，而且以其他任何一种中心论来代替西方中心论的企图都是有悖于历史潮流，有害于世界文明发展的。例如，有人企图用某些非西方经典来代替西方经典，其结果并不能解决过去的政治、文化霸权问题，而只能是过去西方中心论话语模式的不断复制和新的霸权的出现。二是政治、文化相对主义或孤立主义的威胁。相对主义承认并保护不同政治制度、文化模式的存在，反对用自身的是非善恶标准去评判另一种文明，这可能导致保守主义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只强调本文明的优越而忽视其可能存在的缺陷；只强调本文明的“纯洁”而反对和其他文明交往；只强调本文明的“统一”而畏惧新的发展，甚至进而压制本文明内部求新、求变的积极因素，从而导致本文明的停滞不前、甚至衰落。完全认同政治、文化相对主义，否认某些人类共同的文化价值标准，就必然导致容忍某些曾经给人类带来重大危害的负面政治、文化现象的存在。政治、文化相对主义发展到极端，其后果之一就是封闭、孤立、倒退的孤立主义。
总之，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除了看到跨国性的科技图景，超越民族界限的媒体图景，国际间更多的文化交流机会之外，也要看到所谓“文明的冲突”与“政治和文化霸权”的同时存在。
必须注意到，与全球化趋势相伴随的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同时，政治和文化领域中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紧张关系很可能会长期存在。至少在可预期的未来，政治、文化特别是作为其核心的价值观的民族性差异，肯定是世界交往中一个不能省略或约化的因素。四、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地位
全球化过程中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紧张关系，在民族国家地位问题上形成焦点。
不容否认，全球化运动突出了人类文化精神中的整体精神，即人类意识，如强调人的生存、发展与自由的基本人权意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环境意识，面对核威胁、克隆人之类的危机意识，等等。马克思指出：人是类存生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全球化突破了传统文化局限于民族和国家的狭隘视野，使人们真正作为“世界公民”来思考问题。例如，在信息、科技、市场都正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哪一个地区、国家能够独立地解决所面临的诸如大气、海洋、生态等危机，也没有哪一个地区、国家的发展不与其他地区和国家发展相联系。这一点，我们从1997年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就能够获得足够清晰的认识。全球化要求人们在思考问题时，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待问题，特别是在进行对外交往时，它要求人们越来越注意民族关系、地区利益和国家关系的协调。
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就是要消灭民族国家的界限，超越民族特殊性，其发展趋势就是要统治全世界。资产阶级除非不断扩大商品生产和销售的范围，不断开拓新的原料供应和商品销售市场，否则就难以生存、发展下去。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驱使资产阶级“放眼世界”，在世界各地到处奔走、到处落户，寻找以最低廉的成本赚取最高利润的方式；大工业的发展，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交通的便利，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殖民地的贸易等等，使“世界市场”以及“生产的国际关系”得以建立。而这一“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消灭了封建的分散割据情形，打破了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使以前互相孤立的各个民族、国家成为互相往来和相互依赖的整体，“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4、88页。）由此可见，正是凭借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一切民族和国家都被卷入到了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
资本主义大工业扩大了各国之间的交往，密切了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从而“开创了世界历史”新时代。“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同上书，第277页。）但是，马克思在分析世界历史时代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趋势时，并不否定世界历史过程中各民族发展道路的特殊性，相反，民族国家是马克思分析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
今天的全球化过程确实对民族国家地位提出了严峻挑战。“全球化描述的是相应的一个发展过程，这种发展的结果是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被跨国活动主体，被它们的权力机会、方针取向、认同与网络挖掉了基础。”“由于全球化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在它们的所有范畴内都出现了与此相对的、多种多样的、纵向与横向联系。以前把民族国家与社会当作地域上用边界相互隔离的组织与生活单位，现在这种基本设想结构不断崩溃。全球性说的就是：民族国家与民族社会单位的破裂，一方面是民族国家单位、民族国家活动主体，另一方面是跨国活动主体、跨国认同、跨国社会空间、跨国形势与发展进程，两者之间形成新的力量对比、新的竞争关系、新的冲突与相互关联”。（乌尔利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第28-29、46页。）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以华伦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以“世界体系”概念取代民族国家概念作为国际关系的分析单位。华伦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最终将彻底统治世界，而这一天的到来同时也就是它的灭亡，因为这将使资本主义失去发展的余地；取代这一体系的，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结构，即社会主义世界政权。当然，这种构想引起了许多人的批评。例如，吉登斯重新肯定了民族国家的作用：我们必须承认，世界体系不仅由国际经济联系以及国家间的互相依赖关系所塑造，而且也由全球的民族—国家体系所构建，这两者中的任何一项都不可完全化约为另一项。就是说，国家体系与世界体系同等重要。贝克曾提出“世界社会”的概念。他说：“世界社会指的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它不会被整合在某一民族国家政治中，也不会被某一民族国家所支配。”这未免太浪漫和超前了。但他同时又指出：“在世界社会的词组中，世界是存在差异、多样性的，社会是非一元化的社会，这样人们就把世界社会理解为没有实现统一的多样性。这个世界社会是以千差万别的差别为前提条件的。”（同上书，第27-28页。）这或许才是明智的结论。
前面已经说过，全球化是一个无主语的模糊概念，但我们思考全球化问题，却不可以奉行“无主体的思维方式”。给全球化加上主语，就是要问：“谁的全球化？”由于主体的多样性，回答必然是各种各样的。从社会生活领域来分，有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等；而从全球化的执行或运行主体来看，则只能是民族国家（政府是其法定代表），而不可能是其他。“个人的全球化？”如果不是别出心裁的奇思，就是天真烂漫的异想；“全球的全球化？”除了同语反复，没有为问题增添新的内容；“跨国组织的国际化？”可是它们已经是全球化的结果。经济全球化的微观主体是跨国公司，而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在内的整个社会全球化的执行者，则是国家和地区。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国家、地区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互动，形成高度整合和协调一致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的概念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民族国家的主体地位不会丧失，否则，全球化就成了无主体的幽灵游荡。实际上，在全球化过程中必然发生民族国家的利益、权力的重新分配和调整，发达国家希望通过积极推进全球化，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国家利益的初衷并未改变。
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文化背景等各不相同，因而每个国家和地区在纳入全球化轨道时，都会有不尽相同的战略考虑和政策取向。类似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全球化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趋利避害的“选择性进入”或者说“创造性进入”的问题。这种“选择性进入”或者说“创造性进入”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在全球化过程中，维护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自身特色的“民族化”，从而对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0-11-06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乌尔利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M].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祖尔卡姆出版社，1997.
当前世界经济形式范文1篇2
关键词：抽象；具体；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直观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544（2013）01-0025-03
《资本论》的抽象-具体方法作为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反思思维，本是扬弃黑格尔逻辑学的产物。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却恰恰以直观唯物主义的立场去看待它，从而把一种建立在新世界观基础上的新方法降低为一种直观反映论。在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总体实现历史唯物主义转向的大背景下，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新世界观去变革我们对抽象-具体方法的理解，同时又以这种考察反向深化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理解，就成为一项合二为一的新课题。
一、《资本论》的抽象-具体方法与直观唯物主义的原则对立
在《导言》中，马克思对抽象-具体方法做了最为经典的界定：“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从感性具体出发——引者注），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从理性抽象出发——引者注），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抽象-具体方法是自觉开展表象与思想矛盾运动的反思，反思是与直观相对立的。就我们的主题来说。关键是要确证抽象-具体这一反思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从其对立性的一面看，也就是确证其对直观唯物主义的反驳。本文就准备从反驳直观唯物主义方法的角度出发来探讨这一问题，具体要进行两项反驳：一是追随马克思，反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直观唯物主义方法，这一反驳的目的是从原典解读的角度深化我们对真实意义上的世界观变革的理解；二是以这一理解为基础，反驳以苏联教科书为范式的、对抽象-具体方法的直观化把握，这一反驳的针对性很明显，就是要从《资本论》方法研究的角度，推进我们在当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
关于直观唯物主义，《提纲》写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实践去理解。”“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者，既包括马克思之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哲学家。又包括非以哲学家为最主要身份的一切唯物主义者，如古典经济学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编中说：“由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作了正面阐述的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18世纪的产儿”，“带有那个时代的一切优点和缺点。我们关于启蒙学者所说的话，也适用于当时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这些活动的历史地规定的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的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伸出来的。”因此，“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就不只限于霍尔巴赫、拉梅特里、费尔巴哈等这些哲学家的哲学著作，而且还存在于重农学派、斯密、李嘉图等这些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著作当中。下面我们首先就来考察一下《资本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直观唯物主义方法的反驳。
二、《资本论》对“经济学家”直观唯物主义方法的反驳
在旧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支配之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也对经济学的“对象、现实”“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表现在著作当中，就是对“实在和具体”（“混沌的表象”、“生动的整体”）缺乏自觉的理性抽象。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首页写到：“总的评论：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不是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这一总的评论，也就是对“经济学家”直观唯物主义方法的总的反驳。“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的“同一个错误”是：没有通过理性抽象，将利润、地租这些特殊形式“蒸发”为“抽象的规定”，从而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剩余价值本身”去考察它，只是就“表象”本身去考察“表象”。毫无疑问，马克思能把所有经济学家的直观思维错误一网打尽，凭借的正是他对抽象-具体这一“科学上正确的方法”的理论自觉。不能彻底运用抽象-具体方法，“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理论谬误”。马克思对斯密、李嘉图的方法论首先有着肯定性评价，也就是说，他们站在17世纪以来经济学家从“生动的整体”入手最后所找出的抽象一般的基础上。从这些简单规定又上升到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等具体总体。但与此同时，斯密、李嘉图的方法论又存在两个不足：第一是对这种方法本身尚缺乏自觉，只是把先前经济学家的分析成果接受过来作为前提；正因如此，第二个缺陷就是他们把这些出发点当做既予的、给定的东西而不是反思的对象，因此错过了对初始概念如“商品”、“价值”的批判。下面我们将看到，这种“理论失误”本质上由其世界观——价值观所决定。
马克思最重视的经济学家是李嘉图，所以我们就跟随马克思一起来思考李嘉图直观思维所带来的理论谬误。在“李嘉图的剩余价值理论”一章开篇，马克思写到：“李嘉图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离开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利润（利息）和地租——来单独考察剩余价值”，“因此，他对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资本有机构成的论述，只限于说明从亚·斯密那里传下来的，由流通过程产生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而生产过程本身内部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李嘉图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涉及，或者根本就不知道。”李嘉图为什么离不开利润这一表象而去单独考察增值额G的纯粹本质呢？除了缺乏理性抽象的方法论自觉，他还缺乏在关键问题上运用这一方法的阶级立场之动力。卢卡奇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前提之于方法论的规定性作用，它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同一个现实”在两个阶级中表现为“不同的中介范畴”（表现在我们此处的论题中，就是李嘉图只能看到全部预付资本范畴的对应物利润“p”，而马克思则能看到单纯可变资本的对应物剩余价值“m”：“社会存在的客观现实，就其直接，性而言，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同样的’。但这一点并没有阻止这样一种情况：那些使两个阶级能意识到这种直接性，使的直接现实性对两个阶级说来能成为真正的客观现实的特殊中介范畴，由于这两个阶级在‘同样的’经济过程中的地位不同，必然是根本不同的。”对于“资产阶级实际家”来说，付出预付资本从而获取利润，是他的唯一目的。从这种经济地位和功利视角来看，利润当然是全部预付资本的产物，因此利润的“本质”也就等同于它的“表象”。在这一点上，李嘉图毫不例外于其他经济学家，他的著作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从利润的前提（全部预付资本）出发，而不是从剩余价值的前提（可变资本）出发的观点。
从这里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人的思维方式所无意识承载的世界观——价值观前提，资产阶级的立场或视域使得“剩余价值”范畴根本无法向李嘉图呈现。世界观一定是以人的特定存在方式及其决定的价值观为构成前提的。对真理的追寻既会由某种价值预设来拉动，又会因某种价值预设而阻碍。这当然不是说真理全然是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东西——因为马克思的工作正是要揭示作为客观内容的真理，他在评论李嘉图时的用语最能体现这一点，比如他写到，“作为资产者，李嘉图本人也不能不犯即使从严格的经济学观点看来的错误”——而是说对真理（尤其是历史领域的真理）的认识必然要受制于认识主体的整体世界观。在这一点上无产阶级因其社会地位与价值观前提才能够成为唯一可能的、客观地认识真理的主体。
所以，理性抽象方法的运用是有着复杂的前提的。而这既包括对黑格尔认识论的批判继承，又包括在何种问题、何种程度上运用这一方法的目的或价值预设。庸人的思维会把于他有利的、值得他关注的东西放大，把于他不利的、引起他恐惧的东西缩小乃至否认、忘记。马克思在嘲笑德国资产阶级回避阶级对立的做法时说：他们爱“用紧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而庸俗经济学方法的重要特点之一就在于擅长在适当的时候忘记。对世界进行历史化理解需要三重前提，即现实的前提、思想的前提和阶级的前提，历史唯物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条件下，吸收了近代“历史的发现”理论成果的，无产阶级思想家才能够提出的新世界观。李嘉图既缺乏黑格尔的巨大的历史感，又缺乏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意识。他限于方法论上的直观在根本上出于世界观的窠臼；而他只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一个典型。
总之，马克思抽象-具体的反思方法对李嘉图直观思维的批判，同时或者说在本质上也就是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批判；而对这种直观思维所导致的理论研究上的一系列错误的分析，则成为世界观批判的深化。李嘉图仅从“利润的前提”即全部预付资本出发来看待增值额G，也就意味着他把这一前提当做了既予的整体。未能对利润这一表象进行更进一步的理性抽象，进而找到它的纯粹形式即剩余价值，这是一个源于直观思维的原罪。我们看一下李嘉图对商品价值构成的判断，他在“论利润”一章写到：“商品的全部价值仅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构成资本利润；另一部分构成劳动工资。”从《资本论》去看《赋税原理》，李嘉图的价值公式就是W=p+v。显然，不变资本c被忽略了。马克思评论说：“李嘉图在论述利润和工资时，把不是花费在工资上的不变资本撇开不谈”，“似乎全部资本都直接花费在工资上了。”这样就产生了李嘉图的令人眩晕的后果，一方面他以资本为“工资”，从而在事实上考察了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他以工资为“资本”，从而他认为他谈的是利润本身。他以资本为“工资”，就抽离了不变资本c，因此对c/v即资本有机构成这样一个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范畴根本就不知道。这是错误之一。之二，在正确叙述剩余价值规律的地方。由于他把这一规律说成是“利润规律”，从而歪曲了剩余价值规律。等等。
三、对教科书范式下直观理解抽象-具体方法的批评
苏联教科书式的直观思维，则表现在脱离表象与思想的矛盾运动，去理解辩证认识过程——也即《资本论》的具体一抽象-具体方法。在教科书的认识论部分，通常是以“感性”和“理性”作为核心范畴来标志认识的机能、形式、过程和阶段，比如“感性机能”和“理性机能”、“感性形式”和“理性形式”、“感性认识阶段”和“理性认识阶段”等等。这组核心范畴的使用又是在脱离表象与思想矛盾运动的前提下进行的，由此就会造成一系列问题：首先，教科书认识论中的“感性”和“理性”是指认识的“形式”，还是“内容”，抑或两者的统一？其次，认识过程中的“感性”和“理性”是此消彼长、陆续登台的，抑或始终一体、共同作用的？再次，如果以“感性”和“理性”的“相互渗透”去描述认识过程中的矛盾运动，义应如何更加合理地区分认识的不同阶段？最后，“感性”和“理性”是人的纯粹自然的认识机能和认识形式，还是具有社会性、历史性、文化性的认识方式？
脱离表象与思想的矛盾运动去理解具体抽象一具体方法，从根源上说源自物质本体论的直观立场。物质本体论贯彻到认识论领域中，就是反复强调物质决定意识进而认识来源于感性经验，所以教科书总是从“本原”的角度去看待感性经验与思想观念的关系。谁是第一性的？物质。谁能接收到物质的信号？感性。所以感性是基础，是独立地走在前面的认识环节。谁是第二性的？意识。意识的形式是什么？理性。所以理性居于其次，是接力赛的下一棒。物质本体论就这样合乎其逻辑地把感性与理性割裂开来了。由此，比如关于形成“感性具体”的“感性认识”阶段，就被理解成为单纯以“感觉”、“知觉”和“表象”这些机能去把握对象的过程，以至于诱使人们误以为感性经验是纯粹的“感性”认识的产物。为什么不用列宁《哲学笔记》中强调的“表象”（与“思想”）作为核心范畴去解释认识过程呢？从哲学范式的自动选择机制来看，这很可能是因为按教科书的思维定式，“表象”虽然与“感性对象”接近，但毕竟是受到了“意识”的“污染”的东西、已经是一个带有“主观性”的东西，所以它不适合表达认识中的物质本原原则；而“感性”则是人的身体器官的自然机能，它与物质是直接同一的，所以最适合作为描述认识论的核心范畴。
当前世界经济形式范文篇3
所谓世界经济格局,是根据各个国家的经济力量以及相互依存关系所形成的国际经济体系。二战以后世界经济格局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在这一时期,世界经济格局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以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两极”格局,但随着苏联的解体,“两极”格局的时代也宣告结束,世界经济形成了以美国一个超级大国为首,多个世界经济大国共存的“一超多强”的格局。因此,在这个时期,美国并没有对其他国家拥有绝对的指挥权和控制权,而是建立在其他世界经济强国讨价还价基础上的博弈型霸权。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损失。具体影响有以下三点:一是全球金融危机强化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多级共存趋势,美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实力被减弱,也宣告了美国称霸世界想法的破灭。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发展问题。二是美国经济(包括主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遭受了严重的冲击和损失。金融危机是由于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集中爆发。而在金融危机前,就已经打破了依赖美国经济失衡而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体系。[1]三是美国的软实力受损,“美国模式”遭到了普遍的质疑,那些参照“美国模式”发展经济的国家开始动摇。
但即使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的经济受到重创,超级霸主的地位有所动摇,但美国仍然在全球经济中处于超强地位。具体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美国的GDP总量仍然高居世界第一,而且遥遥领先。2010年,美国的GDP总量达到了14.66万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2010排在世界第二、第三、第四位的中国、日本和德国的GDP总量之和。二是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国家贸易体。尽管2010年美国的进出口总额的数据还没有,但预计将达到32000亿美元以上,这一数字仍然位列全球第一。三是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国家金融体。目前,美国拥有的金融资产要占到全球金融资产的1/3左右。四是美国仍然是全球创新能力最强的科技大国。目前,全球排名最高的10所大学中。美国就占据了8所。每年,美国都会吸收50%以上的全球技术移民。而且,二战以后,美国就一直是公认的全球最发达的制造业国家。[1]目前,美国制造业的附加值要占到整个世界制造业附加值的22%左右,继续排名世界第一。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全球金融危机给美国经济带来了重创,但美国转嫁危机的能力也非常强。历史上,美国曾经经历过数次经济危机,但美国常常通过转嫁危机使得自己的合作伙伴或者竞争对手受到重创,从而尽可能地降低自己的损失。比如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突然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20世纪80年代中期,迫使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从而将自己的经济危机转嫁到别人身上。目前,美国正在通过迫使以中国为首的相关国家货币升值,来实现转嫁自身经济危机的目的。
二、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定位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使之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而有关中国经济的各种言论也随之而出。之所以会有这些针对中国经济的言论,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妒忌和担心。事实上,从全球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包括英国、美国和日本在内的这些经济曾经高速发展的国家都受到过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议论,因此说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经历。笔者认为,不要被这些言论所干扰,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合理准确的定位,变消极影响为积极影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合理准确的定位,首先就是要清醒的认识到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1.综合竞争能力的差距
尽管中国的GDP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中国的人均GDP水平还很低。目前,占全球人口不足5%的美国拥有了世界GDP总量的30%以上,而占全球人口22%以上的中国却只拥有全球GDP总量的8%左右,尤其是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的综合竞争能力仍然差距较大。按照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公布的排名,中国在2008—2010年的竞争力排名为17-20位。[1]虽然我们不必太在意这种竞争力排名的高低,但有些指标所反映的问题还是很深刻的。比如,在影响中国竞争力排名的一些指标中,像企业经营效率、企业信誉、企业形象,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公民道德、政府管理效率以及官员廉政等排名就比较靠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排名,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
2.经济增长质量的差距
1978-2010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将近10%。但和快速的经济增长率形成反差的却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模式是“粗放扩张型”的,即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的巨额资源消耗的基础上的,这给我国的环境保护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社会矛盾越发突出。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要远远低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的单位产值投入成本要达到美国的4倍左右。在消耗巨额资源的同时,中国的土地、空气和水资源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破坏,中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尽管中国有大量的加工贸易出口,但由于缺乏专利和核心技术,只能赚取低廉的加工费,价值创造能力低。
3.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
全球主要发达国家都将科技创新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以此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力。目前,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科技能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70%。[2]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创新能力有了大幅的提高。目前,中国的研究开发人员以及研究开发经费支出排在美国之后,位列全球第二。截至2008年底,中国已经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与97个国家签订了103个政府间合作协定,双边和多边科技合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3]
但是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1.研究开发经费总量增长迅速,但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投入过低
反映国家经济发展方式和集约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就是该国研发开发经费的投入和使用,而且研究开发经费的投入和使用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评价科技能力的核心指标。尽管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支出已经位列全球第二,但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和GDP之比要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从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来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均研究开发经费大约在10万-20万美元/年,而中国研究开发人员的人均研发经费支出额还不到3万美元/年,也是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2.研究开发经费的支出结构不合理
具体表现为用于基础研究的和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偏低。我国用于基础研究和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全部研究开发经费的比例还不到10%,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一般要达到20%左右,这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我国的基础创新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从研究经费的来源来看,尽管我国的主要研究开发活动主体是企业,一般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要占到全国研究开发经费的70%以上,这一比例基本达到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我国来自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外资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目前,外资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比已经达到了30%以上;其次就是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比偏低,目前还不到30%,这要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甚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水平。
3.装备制造业水平较低,限制了中国装备制造技术和科技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被定位为全球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心,但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水平却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装备制造业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高,主要是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高新技术装备的,一般包括计算机集成、航空航天、电子信息及通信设备、大型科学仪器以及大型医疗设备等。近年来,尽管通过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以及技术引进等方式和手段,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很多核心设计和制造技术并没有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不得不依赖于国外的进口产品。相关资料显示,中国整体的装备制造业水平仅仅相当于美国的1/5,日本的1/4,由此常常导致我们受制于人。正是由于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落后,使得中国的对外投资能力仍然显得非常弱小,尤其是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投资。2010年,尽管中国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上升到了181.7亿美元,但也仅仅占同期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7.4%,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水平亟待提升。
4.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
相比与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还有较大的差距,甚至要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4382美元,位居全球第94位,这也是中国的人均GDP首次跻身前100名之列,但这还不到美国和日本的1/10。目前,我国有大约7亿多人的年均纯收入只有750美元左右,年均消费水平还不到600美元,而且我国还有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他们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保障。
5.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还不够强
尽管中国的贸易总额和GDP都位居世界第二,而且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的话语权还不够强。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根据GDP、经济生存能力和国际储备来对其成员份额进行分配,长期以来一直向西方发达国家倾斜。尽管近几年来,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份额有所上升,目前已经占到6.19%,位列世界第三,但美国仍然拥有超过15%比例的一票否决权。
三、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中国的发展对策
1.正视当前的外部国际环境,正确处理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周边国家的关注、妒忌和猜疑。尽管这些国家也在发展,但他们还是一时很难接受中国的强大,尤其是在一些权威机构预测中国将在2022年全面超过美国,这更是让美国人焦虑不安。今后,中国的发展将会受到来自外部世界更多的约束。比如通过采取直接针对中国的限制措施,抑制中国经济的发展。像提高进口中国产品的关税、迫使人民币升值、限制进口中国的某些产品等等。或者是利用舆论媒体的力量,寻找一些所谓“合理”的理由,制造像“中国”、“人权论”、“中国产品质量”等问题,以此来达到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面对这些不利因素,中国必须理智的处理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包括和美国、日本、欧盟以及俄罗斯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核心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中国和美国的政治体系不同,而且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中美之间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全方位的互信关系,但这并不影响中美双方的互惠。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中美两国已经形成高度的依存关系,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对方的市场。中美关系可以有矛盾、摩擦和冲突,但这并不影响两国的互惠互利。尽管由于中美综合国力的差距,造成两者的关系并不对等,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只有加强两国的合作,互惠互利,才能更好地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
2.正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结构性”硬伤,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尽管我国的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和矛盾。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贫富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社会大众能够忍受的限度。如果不能解决这些社会性问题,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问题将会更加突出。因此,只有实现包容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让整个社会共同分享到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这样中国才能从根本上转变生产方式,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继续加快全方位的改革步伐
当前世界经济形式范文篇4
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国家安全的态势分析
由于历史原因，世贸组织是一个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理念和文化形态为背景的国际组织，从它的主导思想、组织运作到依据世贸组织条款所达成的各种多边贸易协定，无不带有明显的西方色彩。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游离于GATT/WTO体系之外，再加上较为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意识形态与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对世贸组织的运行机制和法律规则不甚了解。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为实现国家利益提供更多可能性的同时，也为维护国家安全设置了更多的障碍，从而会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某些现实或潜在的威胁和挑战。
(一)经济安全
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有效地消除和化解潜在风险，确保国家经济不被分割，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的时代条件下，经济安全已经取代军事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心。如果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处理本国经济事务和保证经济不受外界影响与冲击的能力受到削弱，进而引起经济受损和弱化时，该国的经济安全就受到了威胁。虽然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获得了迅猛发展，但由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的份额较少，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我国的经济安全在入世后容易受到威胁。
第一，产业安全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产业安全是在产业结构分析的基础上，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经济安全所处的状况。加入世贸组织虽然会给很多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还是有相当多的产业特别是传统产业和企业将会受到巨大冲击。首先，在世贸体系中，我国仍然属于国际分工体系的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总体上处于比较低的层次，与发达成员国形成垂直分工，经济发展容易受到其它成员国的不良影响；其次，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游离于GATT/WTO之外，没有机会参与GATT/WTO机制法律法规的制定，因此，世贸组织的法律法规没有反映出我国国家利益的要求；再次，我国目前的大多数企业规模小、资金缺乏、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较低，与在世贸体系中发展成熟起来的国外公司企业竞争，其艰难程度可以想象。同时，一些敏感行业，如通讯、航天、互联网络和金融等领域的对外开放，还有可能会对我国的军事和政治安全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
第二，国内市场面临着巨大挑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外公司企业对我国市场的渗透会进一步加强。这些公司涌入我国国内市场，对我国的社会变化和经济发展有着双重的作用：一方面会给我国带来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刺激我国的经济发展，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另一方面，由于拥有长期积累的竞争优势，它们的产品已经在我国国内市场上占据着有利的地位。另外，长期以来，外国投资企业在华享受的“超国民待遇”对我国国内某些行业的企业发展已经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第三，金融安全受到潜在威胁。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金融市场是国家经济体系的动脉，一旦金融机构出现危机，便很容易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引起连锁反应，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甚至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尽管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金融领域的开放享有5年的过渡调整期，但由于我国金融行业整体固有的脆弱性，以及国际金融领域斗争的复杂性等因素，使得维护和确保金融安全成为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内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第四，经济运行机制会受到影响。世贸组织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经济组织，它的首要目标是为成员国提供一种国际经济交往的游戏规则。在这种游戏规则的制定与完善过程中，势必要涉及到众多成员国之间经济权益的重新分配与整合。因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意味着参与了本国经济权益在世界范围内的重新整合和资源的再分配过程。这对于仍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经济来讲，如何应对世界经济的强势冲击，能否建立一个既公正又富有效率的经济运行机制，事关我国的发展道路及发展模式能否成功等国家安全的大局。
(二)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表现为一种建立在明确的世界观之上，对国家的发展道路及政治经济制度进行自我规定和自我辩护的信念与理想体系。由于意识形态对维护国家政治稳定、保障国家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灵魂。冷战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呼吁在国际交往中淡化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然顽固地坚持冷战思维，对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加大意识形态的冲击力度，企图实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
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西方国家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在国际社会扩大影响存有戒心，因此，对我国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申请求全责备，设置了重重障碍，以迫使我国在政治上作出较大的让步，其真实目的是把我国纳入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西方国家寄希望于通过世贸组织对我国的意识形态进行渗透与演变。西方国家借助于世贸组织体系，在利用其巨大的经济、科技优势与我们展开竞争的同时，在政治上也积极向我国渗透西方的民主价值观，以达到最终演变我国的战略目标。
同时，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必然会有很多棘手的社会矛盾与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有可能进一步激化，使其成为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侵蚀的温床，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更容易接受西方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这将极大地威胁到我国意识形态对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中的整合。
(三)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是指保护本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免遭渗透和侵犯。虽然文化的表现形式千差万别，但是文化本身所承载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归属感却是唯一的。历史的实践证明，文化的渗透往往是与经济力量的扩展相伴而行的。伴随着我国的入世，众多西方的文化形态将以产业化的形式纷纷涌入。发达国家向我国输出资本和技术的同时，也会输出发达国家所谓的精英文化。这种文化模式的影响在其占有明显优势的经济攻势的掩护下，往往会产生更加明显的效果。国际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使世界变得更紧密相连，为西方国家传播其文化模式创造了便利条件。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新闻、广电部门将陆续开放电视、出版、电讯等行业，外资也将进入我国的网络领域。西方国家将会利用我国社会转型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机，不断加大文化渗透的力度，而且，西方对我国的文化渗透力度、范围和方式还会随着我国国际活动空间的扩大和国际经济贸易联系的增多而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
(四)信息安全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国家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入世后国外公司企业竞相投资的热门产业，这无疑将会促进我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会带来一系列的信息安全问题。
第一，我国规范信息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信息管理的手段和方法滞后，由此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可能在某些事关国家重大安全利益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出现一定程度的信息失控。
第二，我国国家信息安全的指数不高。近期公布的《国家信息安全报告》显示，我国的信息安全指数仅处于“相对安全和轻度不安全之间”。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国家的边界变得异常脆弱，某些方面甚至形同虚设，这对于我国的整体国家安全的维护埋伏着巨大的隐患。
第三，我国在信息技术的软硬件方面均受制于人，这无疑会增加我们确保国家信息安全的难度。网络系统的关键技术都掌握在外国生产商手中，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使我国网络安全存在很大的漏洞。
(五)科技与人才安全
一个国家的科技安全态势体现着国家能否用科技手段有效地维护本国的国家安全，其国家的整体利益能否免于受制于国外科技优势的威胁，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得以提高本国的综合竞争力。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的科技安全将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其一，我国的整体技术实力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不小的差距。这些差距必然使我国技术领域显现出更多的易受攻击性。其二，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难以发挥对技术成果的保护作用。世贸组织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将进一步加强跨国公司在技术供应方面的垄断地位。而这种技术独占权将会自然地转化为市场垄断权，从而在技术转移方面对我国产生更大的限制，我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成本会更高。尽快健全我国的知识产权保障机制，在竞争异常激烈的世贸组织体系中使我国的技术成果得以有效的保护已是当务之急。
当前，知识传播和流动的世界性特征越来越明显。为了在激烈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人才尤其是高科技人才正在成为世界各国首要争夺目标。一国拥有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已成为当前国际竞争中国家安全的一项重要指标。人才天然具有流动性，所以人才安全也就具有相对性与不稳定性。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势必要面临着一场长期的人才竞争大战。这场大战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固有优势从我国掠夺人才，从而导致我国的人才流失越来越严重，而且流失的势头还有增无减；二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表现为登陆我国的外国公司企业就地吸纳我国内人才，成为外国公司企业的雇员。从长期看，外国公司企业对我国的人才资源会更加趋之若鹜，使我国的人才安全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国家安全对策的宏观分析
通过全面融入全球化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全面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推进与加速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这才是真正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做出的历史抉择。
首先，加强和深化世界贸易组织体系对我国国家安全影响的研究，建立起一套国家安全风险的应对机制。世贸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有着较长的历史，且拥有140多个成员国，其运行规则与法律法规相当复杂，因此，广泛吸纳社会各界人士对我国入世后的国家安全及其风险进行研究，对世贸组织的运作体系及其行为规则进行深入而细致的分析与探讨。同时，认真评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整体国家安全的各个方面可能带来的影响，并就国家安全风险的防范提出具有较强操作性的建议，建立一套快速、灵活的应对机制。
其次，尽快完善我国的市场运行机制，确保我国的经济安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直接受到冲击的是我国的经济安全，经济安全又是维系国家安全的根本之所在。从加入世贸组织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问题就是视其市场运行机制是否完善与健全。世界贸易组织是建立在高效和规范的市场机制基础之上的合作机制，世贸组织框架下的经济竞争归根结底是市场机制效率之间的竞争。因此，要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结合对世贸组织体系的科学认识，尽快建立健全符合世贸组织法律法规要求的市场运行机制，努力促进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进一步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从根本上抵御和化解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风险。
最后，全面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从根本上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变化了的世界呼唤一种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国家间的竞争已转为综合国力的较量，国家安全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安全，而应是包括政治和社会稳定、经济安全、网络信息安全、文化意识形态安全、科技人才安全以及能源环境等在内的综合安全。因此，只有全面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才能从根本上增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能力。正如同志指出，“我们国家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要在加强防范国外各种势力有可能危害我们国家安全的同时，要加快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尽快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科技产业竞争能力，从而加快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步伐。这样，我国的国家安全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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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贸组织不仅是当今全球最大的多边贸易协调与管理机构、国际经济活动规则的制定者，还是国际经济合作的推动者以及国际间贸易纠纷的仲裁者。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后来者，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为我们提供诸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将会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形成严峻的挑战。
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国家安全的态势分析
由于历史原因，世贸组织是一个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理念和文化形态为背景的国际组织，从它的主导思想、组织运作到依据世贸组织条款所达成的各种多边贸易协定，无不带有明显的西方色彩。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游离于GATT/WTO体系之外，再加上较为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意识形态与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对世贸组织的运行机制和法律规则不甚了解。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为实现国家利益提供更多可能性的同时，也为维护国家安全设置了更多的障碍，从而会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某些现实或潜在的威胁和挑战。
当前世界经济形式范文篇5
【关键词】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世界经济国际分工
【中图分类号】F741【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7.09.002
2013年9～10月，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分别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一带一路”从一_始就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经历三年多的时间后，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并与30多个沿线国家达成合作协议，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逐步落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进程不断加深，为双方的经济增长注入了全新的动力。
而在2016年，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一系列足以改变历史的“黑天鹅”事件，这些事件引发了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革。可以看到，这种变化并不是一种突发的“嬗变”，而是呈现趋势性的“新常态”。我们应如何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变化？本文试图从世界经济的背景切入，把握世界经济新常态的主要表征，分析“一带一路”构想推进国际合作的过程中将会面临哪些问题，然后论证“一带一路”所展现的内生逻辑能否对这些问题有所回应，从而是否能够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反建制”的全球化浪潮中，走出一条坚持协同联动、开放共赢的经济发展之道。“一带一路”须面对世界经济三大矛盾
201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呼吁成员国采取有力措施促进经济增长来防止全球经济增长陷入“新平庸”。数年过去，“新平庸”已经变为“新现实”。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世界各国强劲的经济刺激政策边际效应递减，近年来各国经济增长再度陷入低迷的泥沼。
从2001到2008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为5.3%，而这一数据在2009到2015年期间仅为3.3%，同比下降了37%。2016年，从年初到年末，世界银行多次下调当年全球增长率预期，从3%左右逐步下调至2.3%。世界各国经济增速放缓已经成为大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当前面临的三大矛盾得以凸显。
首先是全球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近两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着经济增长急剧放缓的局面。2016年美国GDP增速再创2011年以来的新低，仅为1.6%。相比2015年2.6%的数据，①同比放缓近40%。
出现这种现象，根源在于发达国家创新能力的衰退。自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二战后的新技术革命到近几十年来互联网的迅速兴起，带动世界经济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如今技术创新的红利逐渐消失，原本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西方发达国家创新能力下降，随着经济增长陷入泥沼，进一步导致创新投入能力的衰退。②
根据美国科学促进协会数据，从2008年到2013年，美国研发资金的投入平均年增长0.8%，低于同期美国GDP的年增长率，造成的结果就是美国研发支出在联邦财政预算中的占比不断下降，截止到2015年，占比仅为3.4%。2008年以来，美国受理的新增发明专利申请总数中来自外国机构或个人的比例已超过半数，并且这个数据逐年攀升，2014年这一比例为50.7%，2015年为51.1%。
创新的乏力影响到了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根据2016年2月22日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当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速可能仅稍高于1%，这是自2000年以来的第三次货物贸易增长率跌至2%以下，也是15年来首次低于全球GDP增长速度。
随着创新能力的衰退，世界经济的复苏也显得后继乏力，种种迹象表明，过去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面临“动能”不足的情况。虽然人工智能、3D打印等新技术陆续涌现，但是世界经济的深层次结构性改革仍在推进，涌现的新技术不足以形成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风暴核心，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
其次是不同经济体“梯队式”经济增速衰减趋势对全球治理结构的冲击。虽然当下的经济气候呈整体增长放缓的趋势，但是放缓的速度有快有慢，呈现出不同的“梯队”，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梯队”是依旧维持中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一梯队经济减速趋势较为平缓。以中国为例，2015年GDP增速为6.9%，2016年下降为6.7%，同比放缓幅度不足3%。
第二层次“梯队”是之前提到的以欧美主要国家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这一梯队的特征是经济减速趋势较为明显。2015年欧盟GDP增速为2.2%，根据IMF的2016年《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欧盟2016年增速预计为1.9%，下降了近14%。③
第三层次“梯队”是经济陷入衰退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作为“金砖国家”的巴西正遭遇百年不遇的经济衰退。根据巴西官方的数据，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下跌3.8%，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月16日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巴西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此前预测的-3.3%进一步下调到-3.5%，同时将2017年GDP增长预期调整至0.2%，较此前预测值下调了0.3个百分点，而上一次巴西经济两连跌还要追溯到1930年和1931年。
三个“梯队”之间经济增长速度相差悬殊，凸显出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经济增长放缓速度不均衡所产生的矛盾。在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中，发达国家掌握着主要的话语权，但是近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力量格局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发达国家占全球经济比重不断下降。但是，这种变化在现有治理机制中并没有得到及时的反映，不能很好地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诉求。
最后是全球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性。这种不均衡发展包括两层内涵：第一，是前文所阐述的不同经济体之间的不均衡发展;第二，是全球范围内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均衡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量军用技术转为民用，电子信息技术、喷气式飞机、计算机、原子能、航天等技术的快速发展重塑了世界产业发展的格局，国与国之间过去的贸易关系转变成以“跨国制造”为核心的经济联合体。这种模式在世界经济体系下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但是财富只是流到了少数国家和极少数人手中，这些受益群体主导了现今世界经济的秩序和格局。④
托马斯・皮凯蒂曾在《21世纪资本论》中用数百页的数据分析论证一条规律，即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r>g）。以美国为例，近30年来，占人口90%的美国底层家庭拥有的总体财富在全美所占比例持续下滑，从36%降至23%，而占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财富占比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一直增加，2015年已经升至22%。也就是说，截至2015年，占人口总数0.1%的富豪的财富总额与占人口90%的家庭资产之和不相上下。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社会中的大部分群体能够或多或少地享受到发展带来的红利。但是当“寒潮”来袭之时，财富的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矛盾激化，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几乎停滞，各自陷于社会的“孤岛”，越来越难以对话，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加剧。世界经济“新常态”呈现三大趋势
当前，世界经济已经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上文所述的三大突出矛盾揭示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面临的主要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当代世界经济背景下把握全球发展渐缓的症结，需端本清源，从三大主要矛盾中探寻世界经济“新常态”的变化趋势。
第一，全球经济缺乏新增长点的根源在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的重大变革。二战后经济迅速崛起的经济体服务贸易结构以及出口产品的主要特征，基本沿着以资源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产品―资本密集产品―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为主的路径动态演进。
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与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形成了更便捷的能源输送途径、更高效的物资交换网络和更多元的信息传播方式，而这三者构成了人类社会规模空前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创造出巨大的资金流、物流网络和信息流，改变了国际贸易的基本形态，使世界各国经济形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⑤贸易的模式也开始由以产业间贸易为主逐步转变为以产业内贸易为主，随着技术的进一步精密化，最终向以产品内贸易为主的方向演化。
以产品内贸易为主的主要表现，就是产品制造的过程形成生产分割（FragmentationofProduction）的格局。过去的产品生产环节往往在一个国家就有完整的生产线，但是在当代国际贸易中，生产环节不仅仅局限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而是把产品的生产过程分割成若干环节，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因其本身的技术储备以及其他条件，从而形成了在不同的环节具有专业化的比较优势，成为流水线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因子”。⑥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基本生产单元的企业合作，也从过去的单向贸易、双向贸易演进为网络贸易，极大地刺激了世界范围内货物贸易的频繁度。
在这一体系下，20世纪的最后30年迎来了一个繁荣的时期，1970年代世界货物出口值占全球经济比重的10%，1980年代上升为15%，1990年代增长到20%。到了21世纪，2000年至2007年世界出口贸易额依旧维持年平均增长接近6%的高速。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增长幅度降为2%，2009年更是出现了负增长，为-12%。直至2010年7月，世界贸易额才基本恢复到2008年6月以前的水平。⑦而到了2015年，世界货物出口额下降13.2%，2016年的数据尚未公布，但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预测，世界贸易增长率将连续两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这在近半个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史中都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全球的经贸格局正在孕育新一轮变革，而未来的贸易范式将以何种形态演进，是当代世界经济背景下亟需解决的难题。
第二，新兴经济体高速增长引发全球治理结构转变。在全球经济放缓大势所趋之下，世界各国“梯队式”增速放缓，将意味着维持中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与增速大幅度放缓的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缩短的速度不断提升。
2010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中，论坛组织方首次提出“E11”概念，即有11个国家被定义为新兴经济体，它们分别为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尼、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
据统计，2015年新兴经体的GDP总量达到101.5万亿美元，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30%左右。而且，随着新兴经济体经济的迅猛发展，这一经济总量与比例还有着持续上升趋势，按照渣打银行2013年的研究报告，2030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占全球GDP比重将升至63%。与此同时，传统的工业强国G7的GDP总量在全球GDP总量占有比重已从1992年的68%跌至2015年的47%。
全球经济实力格局的转变，使新兴经济体在现有全球治理机制中的影响力不断提高。一方面，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治理机制中，新兴经济体的份额和话语权有所提升。另一方面，二十国财长会议升级为领导人峰会，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E11”在G20中占据重要地位，逐渐开始影响世界经济整体格局的发展。
第三，世界经济环境中的政治不确定性因素上升。在经济增长遭遇“瓶颈期”、外部性扩张利益“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原本全球经济秩序的提供者与维护者纷纷“自扫门前雪”。
以货币政策为例，欧盟和日本依然在积极推进量化宽松政策，甚至推进至“负利率”时代，而美国却因为经济复苏势头良好，美联储不仅中断了量化宽松政策，而且重启加息的周期。
时至2016年，在现有机制下，全球经济精英面对现实发生了分化，这种张力进一步蔓延至政治领域。从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到意大利修宪公投被否，引发了一系列“黑天鹅事件”。而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反映出一股被称之为“逆全球化”的思潮已经在世界各国都开始有了比较广泛的民意基础。
与其称之为“逆全球化”，不如概括为“反建制”的全球化更为准确，因为这股思潮实质上是在挑战过去几十年世界经济在实践中所形成的对后现代资本主义实践与原则的共同拥护以及因之形成的制度要素，即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现有“建制”。
这股思潮之所以能够迅速波及全球，是依靠互联网等全球化的技术工具串联、动员起来那些过去几十年中未明显获益甚至利益受损的大众“失语者”，向全球化过程中既得利益精英表达愤怒的情绪，但其本身依旧是全球化的产物。
综上所述，全球经贸发展格局的重大变革、全球治理结构转变、政治不确定性因素上升构成了世界经济新常态的三大重要趋势。而“一带一路”在推进过程中，需要妥善应对这三大趋势可能产生的风险与问题。“一带一路”为国际合作注入新增长理念
面对世界经济新常态的三大趋势，“一带一路”以发展导向为理念，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当前，“一带一路”构想正在由规划落实到实践层面，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纽带，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
第一，打造高水平的多元国际沟通融合范式。如果说“一带一路”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那么稳健增长的中国经济就是其强劲的发动机。2016年中国GDP增长6.7%，并且后续增长被很多国际组织看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的经济展望报告中，在将其他主要经济体增速预期下调的同时，把中国2017年经济增速预期大幅上调0.3个百分点至6.5%;联合国维持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6.5%的预期不变;世界银行下调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0.1个百分点的同时，维持中国经济增速6.5%的预期不变，而这一数据与2017年中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目标一致，表明国际组织对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充满信心。
事实上，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坚强支撑。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年初公布的数据，按照2010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3.2%，这一数据是美国贡献率的3倍，日本贡献率的近20倍，在世界各大经济体中，对世界经济复苏的贡献排在第一位，可以说，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在世界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世界需要一个经济健康发展的中国，如果中国面临“硬着陆”，将会发生灾难性后果，因为全球经济已经经不起新一轮的衰退周期。而中国也根据自身发展的经验和需求，寻求与国际的进一步合作，打造“中国式”的经济合作范式。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各地陆续脱贫致富的实践真理，而“一带一路”同样顺应这一发展逻辑，与沿线国家达成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意向，寻求双方发展的共赢之道。
在实践中，“一带一路”并非输出一种秩序，而是寻求合作意向的对接。在规划中的沿线国家，各国、各地区组织有自身的发展战略，比如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蒙古的“草原之路”、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欧盟的“容克计划”等。⑧“一带一路”顺应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的潮流，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和各地区的发展战略统筹，提供了一个全局性的“上层建筑”。
具体路径是通过“六大经济走廊”打造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打造公路、铁路、海运以及航空等陆海空三位一体的交通网络，同时更新沿线国家的输电网络、通信网络以及油气管网，顺应世界经济新常态的趋势变化，实现更便捷的能源输送途径、更高效的物资交换网络，重构世界经贸格局。
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以及中国―中亚―西亚三大经济走廊将亚欧大陆两端的发达经济圈连为一体，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变得更加紧密，⑨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
这种合作，需要切实为沿线国家的发展带来实惠。从产业升级的角度来讲，二战以来经济迅速崛起的经济体无不藉由国际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产业转移的机会，将加工产业承接到本国实体经济，从而实现工业化。⑩如今中国同样面临产业升级的压力，在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中，“去产能”成为经济工作的重心。
中国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的雇佣工人有8500万，如此巨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将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也为沿线国家疏通产业转移渠道，以此为基础形成多元化的国家沟通合作范式，为沿线国家工业化提供了窗口机遇期。
第二，为全球经济治理输出新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有别于其他的许多合作机制，主要体现在三点：一是开放性，二是包容性，三是公平性。而这三点恰恰是当今世界经济新常态趋势中破解发展难题不可或缺的要素。
首先是开放性。在当今全球秩序的背景下，美国依然是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但是面对一系列新的变化与趋势，现有的国际体系未能有效把握全球公共物品的需求变化。过去的公共产品或多或少地面临门槛高、附加条件多，无法很好地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一带一路”倡议是以古丝绸之路为基础，但又不限于古丝绸之路，只要接受丝绸之路合作理念的国家都可参与。
当前世界经济形式范文
关键词：世界经济周期；状态空间；Markov；机制转换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02
一、引言
由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在来自经济体系内部和外部冲击的影响下，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活动呈现大致同步的高涨、衰退、萧条和复苏，表现出高度相似的周期性运动形态。与此同时，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和收缩阶段常常表现为明显的不对称性。Kim（1994）在哈密尔顿模型的基础上，把Markov机制转换模型与状态空间模型相结合，发展成了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此后Markov机制转换模型成为分析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方法。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运用先进的模型揭示经扩张和经济收缩形成机制的不同，从而把握经济周期的特征，可以使世界各国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进一步健全对宏观经济状况的监测和预警系统，及时掌握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找出经济波动的成因，提出熨平波动的政策建议，实行有效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促进世界经济健康的和稳定的发展。
早期国内学术界对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研究主要是以描述性统计方法为主，其周期的划分主要是以峰位、谷位、波幅和位势等经典周期特点为依据（刘树成，2000）。随着经济周期研究的深入，更为复杂的计量模型被运用于经济周期研究。例如，郭梅芳（2009）利用Markov机制转移模型，引入虚拟变量，根据平滑概率很好的刻画了我国经济周期，并且得出了重要的预测结论。王建军（2007）通过引入反应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模式改变和状态转移机制变迁的虚拟变量，对我国经济周期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改革前后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模式和状态转换机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唐晓彬（2010）将Markov机制转换模型运用到状态空间模型中，并对我国经济周期进行了分析研究，实证结果表明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较好地刻画了我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特征，并从中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会对我国经济产生正向的冲击，宏观调控是有效的。从以上文献，可以得出来，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可以比较好的刻画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特征，因此，本文采用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来研究世界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特征。
二、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
（一）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构成
Markov机制转换模型主要有两个方程构成，一个是状态方程，一个是量测方程：
2.1
2.2
，2.3
式2.1为转移方程，其中为的向量，为的向量，表示外生或滞后的因变量，为的扰动随机项。式2.2为量测方程，描述不可观测的状态和的量测向量之间的关系，其中我们假定模型和是依赖于状态变量的参数。
Hamilton（1989）提出来为不可观测离散时间，离散状态的Markov过程的结果，假定有M个状态，一阶Markov过程，我们可以把转移概率矩阵用以下的方式表示：
2.4
其中，，对于全部。
（二）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估计方法
对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进行参数估计，采用的是Kalman滤波方法。假定表示观察值到时点的数据，为不可观测状态向量基于的期望，表示为：。
矩阵表示预测的均方误差，算法如下：
其中为在给定时间条件下的关于的期望，是的条件方差-协方差矩阵，为的条件预测误差，是的条件方差，是卡尔曼增益。
从如上滤波算子中，计算出和的值：
，2.18
，2.19。最后，我们可以得出样本的对数似然函数：
2.20
有了样本的对数似然函数，模型中的所有未知参数就可以利用数值计算的方法求得。
（三）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的平滑概率
通过前两步的计算，可以得到参数的估计值。平滑是指通过对时刻T为止的所有观测，估计在时刻t
2.21
2.22
三、模型的设定、参数的估计和检验
（1）模型的设定
本文的数据采用1960-2011年的世界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官方网站，一共51个数据。采用H-P滤波的方法把GDP分解为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首先将GDP对数化即LNGNP，用表示LNGNP，趋势成分用表示，周期成分用表示，分解后的图形如下面图形1和图形2：
图1LNGNP及其趋势分解的时间序列图2LNGNP的周期成分的时间序列
通过利用Eviews7.0软件对周期成分的时间序列做线性自回归模型可以得到，周期成分的时间序列的相关图中自相关系数呈现正弦衰减，偏自相关系数在一阶、二阶处有两个峰值，然后截尾，得出2阶滞后阶数是最恰当的，即周期成分满足AR（2）模型。因此我们将世界经济周期的模型设定如下：
从2.1和2.2中可以得到：
3.5
从式（2.5）和式（2.6）可以得出3.6式与3.7式：
3.6
3.7
其中可以看出式3.6和式3.7满足状态空间模型。其中为一阶Markov状态转换变量，表示经济所处的状态只与前一期所处状态有关。当等于0时，表明经济处于收缩状态；当等于1时，表明经济处于扩张状态。的转移概率矩阵为：
（2）参数估计、检验及相关解释
模型设定好之后，将1960-2011年的世界GDP数据带入上述模型，并利用GAUSS7.0计量软件，以及OPTMUN模块进行迭代估计，参数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参数估计的数值基本显著。
参数估计结果
和分别表示为经济从经济从扩张状态到扩张状态和收缩状态到收缩状态的机制转换概率。其中等于0.9091，表明当前经济为扩张状态下一期经济仍为扩张状态的概率为0.9091。所以扩张状态的平均持续期为年，为0.7502表示当前经济为收缩状态，下一期经济仍为收缩状态的概率为0.7502；收缩状态平均持续期约为年。意味着经济波动产生扩张效应的可能性大于收缩效应的可能性，经济收缩期幅度也明显低于经济扩张期的持续幅度，表现出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周期成分的自回归系数和均显著，表明周期成分本身的变化受到前期实际产出的影响。其中为正，表明期实际产出受到期产出的正向冲击；为负，主要是期的实际产出受到期实际产出影响较小的原因。表明经济处于扩张状态时，经济增长率高于其长期增长率0.0545个百分点，而则意味着经济处于扩张状态时，经济增长率平均高于其长期增长率1.0253个百分点。这说明，此间世界经济总体上扩张力度要明显大于紧缩力度。且正向的冲击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1.0253个百分点，促进世界经济加速发展使得世界经济进入扩张阶段。
根据前面介绍模型的算法，在模型参数估计以后，将估计出来的参数代入公式2.21和2.22进行迭代计算，可以得到各个时期经济周期处于收缩阶段的概率分布的估计结果，绘制图形见下图。根据定义，当等于0时，表明经济处于收缩状态；当等于1时，表明经济处于扩张状态。根据平滑所得到的概率p值的大小，判断世界经济所处的状态，如果p值越大，则表明经济处于扩张状态的可能性越大，反之亦然。
图3经济收缩的平滑概率图图4经济扩张的平滑概率图
四、结论
根据相关的经济增长周期理论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运用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建立世界经济周期模型，对世界经济1960-2011年GDP的数据进行拟合，并进行了相关的检验。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可以运用在世界经济周期进行分析研究之中，模型基本通过检验。参数估计出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世界宏观经济发展的事实和内在性特征。和曲线的周期越来越短，也就意味着世界经济周期持续时间在缩短，具体表现为在一个经济周期内扩张持续期越来越短，而相对于扩张持续期而言，收缩持续期越来越长。周期持续状态的平滑概率整体上与世界经济发展过程基本吻合。
第二，世界经济波动产生扩张效应的可能性大于产生经济收缩效应的可能性，扩张期持续振幅也明显高于经济收缩期的持续幅度，表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其原因，主要有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使得各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日益提高。金融危机等虚拟经济因素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加大，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这轮世界经济周期长度缩短，且扩张期较之前的经济周期有所缩短，收缩期有所延长，所以使得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很明显。
第三、世界经济周期成分的变化受到前期实际产出的影响。同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会有对经济产生1.0253%的正向冲击机制，这种正向的冲击机制主要来源于各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的宏观调控政策，宏观调控政策会导致世界经济约增长1.0253个百分点。宏观调控政策对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并使得世界经济进入扩张阶段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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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amesD.Hamilton.ANewApproachtoEconomicAnalysisofNonstationaryTimeSeriesandtheBusinessCycle.Econometrica，1989（10）：89-187.
[3]Chang-JinKim，CharlesRNelson，StateSpacemodelswithregimneswitching[M]，MITpress，1999.
当前世界经济形式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布罗代尔；“中心－边缘”格局
中图分类号：D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5－0010－03
当今世界是一个分层划区的世界。在这种结构性分区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剥削。这种世界格局究竟是如何生成和发生作用的？在马克思和布罗代尔各自恢弘的资本主义理论体系中都有各具特色的理论解说。马克思从世界市场的生成机理和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的互动关系角度展开剖析。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其独具一格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洞见。布罗代尔则从总体历史考察的维度对世界市场问题及世界的“中心－边缘”格局进行历史描述和概括，并且以“经济世界”的独特界说展示出来，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影响。虽然它们是两种极不相同的理论解说，但是我们认为，对这两种理论作个梳理、比较、概括和整合会有益于我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透视和理解当今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
一、马克思的看法：资本在开拓世界市场过程中形成“中心－边缘”世界格局
1．1资本自我增殖的本性驱使其必须开拓世界市场
马克思认为，私人交换产生出世界贸易，私人的独立性产生出对世界市场的完全依赖性。在世界市场上，单个人与一切人发生联系，但同时这种联系又不以单个人为转移。他指出，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另一方面，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这种趋势包括：不断扩大流通范围；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同时，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要求不断地生产出新的消费，要求在流通领域内部不断地扩大消费范围。这包括：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程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1]因此，一切部门的共同基础是普遍交换本身，是世界市场。这样，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进而铸成今天仍在继续深化的经济一体化、全球化态势。所以马克思认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这种具有远见卓识的洞见被后世的资本运动及其发展一一证实了。特别是他关于“资本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限制”的深邃洞见在信息化的今天得到了极其吻合的印证。从这里我们也许可以得出，马克思一开始就是从全球资本主义的层面对现代资本主义体系进行考察的，他一开始就是一个跟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一样的世界体系论者。
马克思认为，在同一生产部门内和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的市场竞争驱使资本不断地向横向和纵向开拓市场。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把每一生产部门脚下的自然形成的基础抽掉，并把这些生产部门的生产条件转移到它的外部的普遍联系中去，这是资本的一种趋势。资本内在地包含着发现市场，创造市场的趋势。他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2]在马克思看来，市场自生自发地不断扩张的动力源泉就在于资本的“害了相思病似的”不断地保值、增值的本性。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1．2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文明的全球扩张
资本不断地增殖自身的本性和为此而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内在趋势使资本主义“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了文明中来”。这是通过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而披荆斩棘地实现的。“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这样一来，过去的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就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我们认为，马克思的这些洞见对于透视当今世界炙手可热的“全球化”、“现代化”等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它也许是对“全球化”问题的一种很好说明。甚至我们认为，资本蕴涵着的发现市场、开拓市场的内在趋势是全球化的根本原因。同时，这或许也是对“世界体系如何形成”这个问题的一个很好解释。总的来说，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世界体系的形成是资本关系向纵深方向拓展的产物，并且“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4]的过程。而且，马克思指出，“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据此，我们是否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今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的“文化认同”浪潮是不是根源于人们对资本文明扩张的一种强烈反抗。
1．3在资本开拓世界市场过程中形成“中心－边缘”国际分工体系
马克思指出，在开拓世界市场过程中，“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6]。在这个过程中，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机器产品便宜的价格摧毁了国外手工业产品的市场，迫使这些地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同时，大工业国工人的不断“过剩”，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和把外国变成殖民地，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因此，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对这种状况，马克思从人道关怀的高度批评道：“那些还在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又使它们的产品的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灾祸之上，再加上一层过度劳动的文明灾祸。”[7]这是马克思的“中心－边缘”理论，是过去人们不太重视，而现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迈进，随着人们日益步入马克思的问题域，逐渐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理论。马克思的上述分析可以被看作是对当今世界体系“中心－边缘”格局成因的一种具有深刻启发意义的洞见。并且，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看，我们似乎可以把当今时代对“差别文明”，“差别政治”的强调和诉求，看作是弱势群体、弱势民族反抗“资本”那势如破竹地推行其文明的“传布的趋势”的一种理论表现。
二、布罗代尔的解说：“经济世界”的结构分区和结构性剥削孕育和催生了“资本主义”
在“资本主义”与世界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布罗代尔与马克思的认识既有交叉之处，又有十分明显的分歧。交叉之处主要在于二者都确认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活动的不可或缺的舞台。分歧却在是“资本主义”催生世界市场还是世界市场孕育和催生“资本主义”这个问题上。由此，二者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格局也做出了不同的分析。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的看法相反，在布罗代尔的资本主义理论视野中，世界市场早在“资本主义”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且很发达。甚至，繁荣的世界市场还是“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一点充分地体现在他的经济世界理论上。“经济世界”是布罗代尔的术语，是他根据德语的“Weltwirtschaft”生造出来的，以区别于世界经济。他在长时段、总体历史的考察中发现，经济世界只涉及世界的一个局部，它在经济上独立，基本能自给自足，内部的联系和交流赋予它某种有机的整体性。它占有辽阔的地域，通常超越各帝国的疆界，超越经济、社会、政治、文明和文化等制度差别的界限，趋向整体经济和统一市场，是各具特色的经济空间和非经济空间的总和。
2．1经济世界必然存在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的结构分区
布罗代尔认为，经济世界具有下述特征[8]：1、经济世界占据一定的地域，并有一定的界限，界限的变化相当缓慢，但毕竟有变化。每隔很长的时间，界限甚至必定被打破。一个经济世界与同类型的另一个经济世界分别位于一条边界或一个边缘区域的两侧，遥相呼应，除开个别例外，翻越边界从经济上看没有什么好处。两个经济世界之间的大部分贸易对对方都是“得不偿失”。因此，按照一般规律，经济世界的边界是些人烟稀少的不毛之地，犹如难以突破的、厚实的外壳，往往是“无人的陆地”、“无人的海域”这类天然屏障。2、经济世界总有一个中心或极点，这在过去是城邦，在今天则是都市（指经济都市，在美国是纽约，而不是华盛顿）。同一个经济世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有两个中心并存。然而，两个中心必然有一个要被淘汰。在每一个经济世界里，都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城市作中心，这里是整个经济世界的商业活动的后勤中心。这个极点是这个经济世界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信息中心。每当中心城市崛起时，总有一串城市随后簇拥，形成“群岛式城市”。大城市总是“奴役小城市”。在外力和内力的作用下，中心会发生转移，一些具有世界影响的城市，不断地互相竞争和互相替代。3、任何经济世界都分层划区。腹心层是指中心四周的地区，随后是环绕腹心层的中间层。最后是广大的外层，在经济世界特有的分工中，外层处于从属、依附的地位，而不扮]伙伴角色。在这些边缘地区，人们往往过着炼狱般的生活。总的来说，边缘贫穷，中间层一般，唯独中心比较富裕。华贵、财富和幸福集中在经济世界的腹心。那里有光辉灿烂的历史，有高价格、高工资、银行、高档商品、有利可图的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农业；那里是长途贸易的起点和终点，也是贵金属、硬通货和金融期货的汇集处。那里有遥遥领先的现代化经济。尖端技术以及基础科学十分普及。与腹心地区相邻的中间地区是腹心地区的竞争对手，那里的生活水平降低了一级：自由农民和自由人的数量较少，交换尚有缺陷，银行货物金融组织不够完备，往往受外界控制，工业还停留于传统形式。边缘地区的情形最糟。广大的边缘地区人口稀少，保存着落后的古代形态，容易陷于被剥削的境地。
2．2中心区与边缘区、半边缘区的不平衡是无法弥合的鸿沟
布罗代尔认为，由此产生的不平衡以及压差是整个经济结构赖以运转的保证，并因此出现了“国际劳动分工”。针对这种分工，他赞同保尔・斯威泽的下述看法：马克思没有预见到，这种分工将“具体地表现为发达与不发达地域对立的模式，根据这个模式，人类将分为＇有＇和＇无＇两个对立的阵营，两个阵营之间的鸿沟比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隔阂更加根深蒂固”。而且，他认为，“这不是一次＇新的＇分化，而是一种大概永远不能治愈的旧伤。早在马克思以前，这道伤口已经存在。”[9]只要从一个区域转入另一个区域，社会、经济、技术、文化和政治秩序势必跟着发现质的变化。我们认为，布罗代尔的后一个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对于前一个观点，对照前面的马克思“中心－边缘”理论中述及的关于“新的国际分工”的看法，我们认为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马克思正是从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角度来解释资本主义世界格局的形成和发展的。
2．3经济世界的中心区是“资本主义”的大本营
布罗代尔认为，“这些经济世界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奥秘”，“这些典型的经济世界曾是欧洲资本主义以及后来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母型。”[10]经济世界的中心区对半边缘区和边缘区构成一种强有力的垄断，这种垄断使财富源源不断地从边缘区和半边缘区向中心区聚集。这里是资本主义活动最活跃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的大本营。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剥削。
布罗代尔认为，这样的经济世界是人类在漫长的、自生自发的贸易往来中形成和繁荣起来的。这是不可随意改变的历史遗产。他认为，“早在欧洲人认识整个世界以前，即在中世纪乃至古代，世界已经分成几个有结构的、有中心的经济区域，也就是说，分成几个共存的＇经济世界＇。”[11]他举例说，彼得大帝登基前的俄罗斯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上自给自足的经济世界；截止18世纪，土耳其帝国也是一个经济世界；早在哥伦布1492年的旅行前，欧洲加上地中海及其远东伸出的触角已经构成了一个以威尼斯为中心的经济世界。布罗代尔认为，在任何一个经济世界里面都同时存在着多种社会形态。他以1650年的欧洲为例，指出，“作为经济世界，欧洲于1650年同时存在着多种社会形态，从荷兰的资本主义社会直到农奴制社会，以及最低级的奴隶制社会。”“这种同时性或共时性构成所有问题的关键。”今天的资本主义也是如此。“从相互关系的角度进行观察，中心依靠的供应，但又屈从中心的需求。”[12]资本主义就是靠这种阶梯为生。正是在中心与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中资本积累得以可能。沃勒斯坦对布罗代尔的这种见解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这是布罗代尔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教益。
三、小结
马克思从资本自我增殖的内在本性出发，揭示了资本文明全球扩张的必然趋势。他为我们从资本运动轨迹的维度提供了一条理解和把握全球化进程及其社会变迁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理论路径。而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模型又从总体历史的大视野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具有厚重历史韵味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解释模式及“资本主义”活动场论。我们可以从这两种不同的解说中汲取丰富的理论资源来理解和把握当今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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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4页．
当前世界经济形式范文篇8
关键词：国际经济贸易全球化经济政策
当今社会科技与经济不断进步，一次又一次的腾飞将国际社会引向了交流共存的发展道路。国际经济一体化已成为目前国际社会炙手可热的发展浪潮，不仅将人才进行全球性融合也将科技、资源作全球化交流的主要内容。在国际社会中，经济一体化不单单表现在经济全球化上，还表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上，全球化与区域化相辅相成，共同发展，这是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本质特征。本文中笔者按照当今现代经济发展的状况，结合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制度与现状，研究了国际经济一体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提出了针对我国全球化经济发展的意见与对策。
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特点
首先，在探究国际经济一体化对我国经济影响之前，分析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特征，可以充分的了解国际形式，并预见未来国际经济形式的趋势，这种措施可以一针见血的提出我国经济现状的缺漏之处以及有效解决措施，以帮助我国经济取得进步。当前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特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标志，是指各国跨越固有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交换、技术转换等手段相互交流相互联系以促进自身发展。经济全球化将全世界连成一个共同体，成为地球村，各国无障碍的发挥自身的优势从而实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世界因这种手段紧密联合成一个整体。第三次工业革命也来，世界科技水平不断革新，互联网的建立帮助着各国的经济文化不断交流，促成经济相互沟通形成经济积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日渐紧密，这是全球化的必经过程。各国之间相互合作、相互切磋从而推动着自身经济发展，这使世界各国紧密联合形成了统一市场。为了达成各国经济不断腾飞的目标，各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的经济市场规范条例，经济运行的全球化战略也有条不紊的运行。在各种合作协约中国家与地区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关系，各种技术与资源不断涌动，国际市场秩序的不断规范完善帮助了世界各国有效提高资源配置，建立良好的国际经济发展形式。
第二，一体化，顾名思义是指国家与国家之间联合一体，两个或者多个国家签订合约或者协定，并通过一个由政府授权、各国政府共同承认的且超越国家性质的共同机构见证，制定出一个统一对外对内的经济贸易交流政策或金融财政政策。旨在消除合约内成员国相互之间阻碍彼此交流的障碍，完全实现区域内互惠互利，协调发展可持续现代化经济加强自身资源优化配置从而加强国家自身的对外竞争力。这种交流形式使得各国互惠互利相互促进，共同携手发展，可积极发现自身优缺点并及时取得进步。区域一体化帮助合约国最终形成一个经济政治高度协调统一的超越国家性质的整体，亦可称之为国家区域集团，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欧盟都属于区域集团式的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但在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初期，各个组织都以大洲为隔界范围，这体现了一定的局限性。现如今，区域化经济愈来愈开放与广泛，这标志着经济一体化伴随着实践不断进步与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完美状态。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国际经济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趋势之一，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伙伴国家之间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从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向经济政策的统一逐步深化。
第三，贸易自动化、自由化标志着全球化市场的形成，在各种经济制度与协作管理条例的催动下，贸易的自由化不断衍生成贸易的自动化。在全球经济的不断交流与运作下，贸易自动化成为国家经济交流的必要手段。
二、国际经济一体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当前世界经济形式范文篇9
一、考察世界经济的双重经济学视角
曼德尔指出:“《资本论》第一卷最初出版时,资本主义工业虽然在西欧少数国家中居支配地位,但是在包括西欧大部分地区在内的整个世界上,它还是独立农民和手工业者汪洋大海所包围的孤岛。”④因此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选择英国作为典型进行剖析。《资本论》所阐述的,主要是为了追求私人利润并把这种利润用于资本积累的生产方式所具有的无情的和不可抗拒的增长趋势。《资本论》问世以来,资本主义的技术和工业已传播到全世界,不仅物质财富以及把人类从无意义的机械重复劳动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增加了,而且社会的两极分化也扩大了,资本的所有者越来越少,被迫向他们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越来越多。财富和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工业巨头和金融企业手中,这使得资本和劳动之间展开了越来越广泛的斗争。曼德尔指出,资产阶级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尽管采取了凯恩斯的办法,尽管实行了各种各样企图使工人阶级与晚期资本主义一体化的措施,最近十几年来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说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更加危机四伏了”⑤。从越南战争到世界货币制度的混乱,从西欧1968年以来激进工人斗争的高涨到全世界大量青年人对资产阶级的价值和文化的拒绝,从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到周期性的经济衰退,随处都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曼德尔总结道,“《资本论》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制度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同它的迅猛发展一样不可避免”⑥,也就是资本的内在否定性———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曼德尔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由于像19世纪的英国那样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越来越多,今天的世界远比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资本论》中的“纯粹”模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一般公认的信念相反,马克思与其说是19世纪的经济学家,还不如说是20世纪的经济学家。众所周知,《资本论》研究的是生产关系,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⑦《资本论》第一卷研究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研究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全部三卷所讲的“资本”都是一个生产关系概念,而不是生产力概念。这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资本”,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所理解的“资本”是根本不同的。西方经济学大多把资本当成了生产力概念,它讲究的是投入、产出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剩余价值”和“剩余使用价值”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里的“价值”和“剩余价值”都是通过交换实现的抽象劳动,因而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换劳动的关系,它只适用于私人劳动与其他私人劳动在相互对立、相互统一中构成整体社会劳动的市场经济。从生产力的角度看,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因此不涉及抽象劳动,只涉及具体劳动。具体劳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需要同其他人的具体劳动进行比较,不涉及与其他人的关系。在生产力经济学中,资本创造的不是剩余价值,而是剩余使用价值。按照这种眼光,资本在一切时代都存在———只要使用价值通过一个生产循环,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使用价值,它就是资本。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这种理解,把资本这种特定时代的生产关系当成了永恒的自然关系。马克思真正主张的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考察生产力的发展。尽管马克思强调,资本要追求的并不是使用价值即劳动产品,而是剩余价值即多余的货币;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而不是剩余使用价值的转化形式。但是,在《资本论》第二卷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和第三卷研究利润、利润率的时候,马克思恰恰是从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两个方面来考察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的。实物补偿实际上就是使用价值的补偿。马克思指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态的制约”⑧。因而,从生产力经济学和生产关系经济学两个方面来考察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题中之意。今天,我们无论是研究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外在表现,还是研究当今的世界经济,都应当着眼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种经济学视角。
二、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外在表现
罗莎?卢森堡在研究资本积累时发现一个问题,作为一部未完成的着作,《资本论》没有顾及资本主义经济的非资本主义环境:“我们在《资本论》全部三卷中看出,马克思的分析的理论前提,是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着普遍而唯一的统治地位。”在她看来,“这个前提,乃是理论上的权宜之计。现实上,从来没有过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唯一支配之下的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前提,如果只是作为论证纯粹形态的问题之助,而不变更问题的条件,那么,它是一个完全可以允许的理论上的权宜方法”⑨。然而一旦涉及现实的世界经济,这一前提就不成立了。实际上,到罗莎?卢森堡的时代为止,资本主义经济总是在一个非资本主义环境中,即在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联系中得到发展的。卢森堡要考察的,正是在存在资本主义经济与非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前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价值循环和使用价值循环的情况下,资本积累的实现条件问题。卢森堡的研究可以视为对《资本论》的发展。它把《资本论》关于资本内在否定性的论述和《共产党宣言》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论述沟通起来了。
人们公认,《共产党宣言》最早描绘了经济全球化的图景:“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卢森堡所关注的正是《资本论》中资本的内在否定逻辑在世界市场中的现实表现。在《资本论》的最初计划中,马克思是把世界贸易、把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把各民族的相互依赖排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也就是现行的《资本论》第三卷之后来考察的。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我们就能够看到,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是如何从抽象过渡到具体,表现在世界经济的全景中的。遗憾的是,这个宏伟的计划未能完成。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是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从形式上看,考茨基根据马克思遗稿编成的《剩余价值理论》可以视为《资本论》的第四卷,但从内容上看,卢森堡和列宁的世界体系论才是名副其实的《资本论》续篇。
在马克思看来,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并不是一种外部否定,而是资本的自我否定。任何生产力的发展,都必须采取一定的生产关系形式。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所以能够战胜其他生产关系,恰恰是由于它能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获取利润,而不是生产使用价值,但对利润的追求迫使资产阶级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旦这种发展不再能带来利润,资本就不再是资本,而还原为货币,资本的生产就还原为使用价值的生产。这也就超出了资本的限度。于是,资本的内在否定性就转化为它的外在否定性。马克思对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分析主要是一种逻辑限度的分析。如果把卢森堡的研究和列宁的研究加进去,我们可以发现,资本内在否定性所表达的逻辑限度,实际上是在现实的时间限度和空间限度里表现出来的,即在资本积累的世界历史中,资本的内在否定性必然会外化为具体的时空限度。卢森堡指出,“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具有传播力的经济形态……但是,同时它也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传导体和滋生的场所。虽然它力求变为世界普遍的形态……然而它必然要崩溃,因为它由于内在原因不可能成为世界普遍的生产方式。在自己的生命史中,资本主义本身是一个矛盾,它的积累运动带来了冲突的解决,但同时,也加重了冲突。”⑩
帝国主义的海外殖民扩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赢得了世界市场,大大拓展了工业资本的发展空间,缓解了资本主义宗主国国内的经济危机。但是,这种空间的拓展相对于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而言是远远不够的,迟早还是会出现宗主国国内的那种生产力与购买力之间的矛盾,只不过原先一国范围内的矛盾升级到世界范围内而已。而且,在世界市场上,除了原有的劳资矛盾之外,又增加了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矛盾、不同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而作为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与扩张空间的有限性之间矛盾的极端表现,就是世界范围的革命的爆发。因而,以卢森堡和列宁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认为,在资本积累的世界历史中,“国内外资本积累的条件将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那就是它们变为资本没落的条件”,到了那个时候,除了实现社会主义外,没有其他的出路。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时间限度和空间限度。到《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主要是英国,因此,马克思“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19世纪的英国同其殖民地特别是同印度的关系,无非是20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与前资本主义世界关系的缩影,或者说,前者向后者展示的,无非是后者未来的景象。然而,20世纪还是有两大现象超出了《资本论》的范围:一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和瓦解,二是虚拟经济的出现和繁荣。这两大现象同样必须从生产力经济学和生产关系经济学两个视角加以理解。
当前世界经济形式范文篇10
旧哲学对世界的理解是抽象的。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是确立了以物质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类世界的实在性。这不仅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哲学观，也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正是通过这种全新的哲学观和思维方式，马克思超越了旧哲学对世界的抽象理解，真正将哲学理性思维与人类的现实生活联系了起来。将理性思维的真理性建立于实践的基础之上，将实践理解为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客观活动，意味着对哲学功能的全新理解。在这种理解中，现实的生活世界不再以抽象的形式呈现，哲学理论也不再玄远。因此，在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观的变革中，哲学功能的转变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不解释世界，关键在于怎样解释世界，在于为什么要解释世界，而这恰恰取决于这种哲学对哲学功能的预设。马克思之前的一切哲学都无例外地将哲学仅仅视为穷究世界之理的学问，无论它们对世界是“从客观的形式去理解”还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都不可能不陷于对世界的抽象解释。现实的生活世界是活生生的、历史地发展着的，而单纯的解释就是说明和分析，是不可能以活体为对象的，因此，对于马克思之前的旧哲学来说现实的生活世界在其视野之外。旧哲学之所以不能理解“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从来就没有打算这样做，在于它们对哲学功能单纯的解释性预设。旧哲学只是想解释世界，因此，它就只是把自然看作僵死的解释对象，而把人看作是独立于自然存在的解释者。在这样一种视域中，人和自然是相互分离的存在。由于作为主观者的人站在作为客观者的世界之外，世界也就只能以两种可能的方式获得理解：一种是纯客观方式的理解，即“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另一种是纯主观方式的理解，即从人“抽象的”、“能动的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毫无疑问，只要哲学没有打算在头脑之外说明头脑，它就不可能不受到头脑的束缚。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相信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到黄昏时才起飞，相信只有当对象成为一种客观性存在时才能为哲学所把握，因此，旧哲学也就不可能在建构生活世界中发挥作用。马克思哲学观中的革命因素首先在于它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预设，在于它不满足于哲学解释世界的功能，因此，它必然将哲学理解为照亮人间未来之路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马克思自己对哲学所作的说明，即哲学只有通过改变世界的活动才能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和存在的价值，才能证明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这其实包含了马克思对哲学功能的预设，并且其哲学观的确立也有赖于这一预设。马克思并不是为了比前人更好地解释世界而进行哲学变革的，从一开始，他就将变革哲学的目的与改造世界的目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他能够撇开纯粹的经院哲学问题而在人的现实活动中寻找思维的此岸性，使他能够看到以往的哲学家们所无法看到的实践的价值。马克思从来反对将哲学理解为一种建构抽象世界观的活动，在他看来，哲学如果不为解除人间的饥饿而发挥作用，它就不可能是什么科学的世界观。可以设想，如果马克思没有将自己的理论活动与火热的现实生活相联系，他就不可能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实现哲学观的变革。马克思哲学观的科学性、真理性和生命力，就在于它为自己所设定的改造人类生活世界的革命性目标。这决定了它不仅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概括与反思而解释世界，更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不断地批判而建构作为现实世界否定形态的理想世界。马克思说：“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实践的”一词的基本含义在于强调了他的现代唯物主义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非其他。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观的确立与他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理解是分不开的。
理论之所以能够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首先在于它将生活世界作为批判的对象看待，对其持批判的态度；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亦在于它关怀时代的命运，以建构理想的生活世界为己任。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在他的原始文本中系统地阐明过自己的哲学观，他的哲学观是在对现实生活世界从未终止过的批判中体现出来的。因此，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无论“回到马克思”还是“重读马克思”，都不仅是为了更准确地解释其原始的文本，而且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能，是为了重新找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精神。生活世界是变动不居的，今天的生活世界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生活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继承马克思，因为任何一种哲学所体现出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都不等于具体的批判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具体批判可能会过时，可通过那些具体的批判而体现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却不会过时，只要它借以建立的现实生活世界尚存。所以，人们是否可以在今天坚持马克思哲学观的关键，必将通过对如下问题的回答而显示结论：19世纪的马克思所批判的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存在?即作为批判对象的这一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是现实的?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多重批判纬度
勿庸置疑，马克思毕生都在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但他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没有看到20世纪之后市场经济所经历的一系列改变。因此，我们必须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全面看待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并认真地从其具体批判中探讨他哲学的批判功能和批判精神
。
以今天的立场看，马克思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其实是对早期形态的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总体上说，这是一个由多重纬度、多种批判共同构成的总体性批判。在这一批判中，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虽然影响深远，却也只是整个批判中最为外显的部分；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虽是最深刻的内容，却也只是整个批判的一个深度切口；而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总体性的社会批判才具有更为深远的内在意蕴。当年马克思针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所作出的有些具体结论可能的确已经不再适合于今天的现实，因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存在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这意味着作为批判对象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巨大改变。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并非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单一政治批判，亦非对这种经济制度的单一经济批判，而是包含着多重纬度的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而这一点恰恰就是奠立在实践观的基础之上，并包含了对现实世界和人的存在方式的全新理解的哲学批判。换言之，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是他对生活世界的总批判，因而是以哲学的方式而不是以具体科学的方式批判现实的世界。不理解马克思哲学观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哲学观的独特性和它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不理解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批判，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哲学观实践转向的真实含义。
马克思政治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制度。这一批判显示了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具有强烈阶级对抗性质的现实政治生活之本质的揭示、反思和改变的诉求。借此批判，马克思所要达到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促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只有把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当作精神武器，才能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从而实现其自身和一切人的解放；同时，哲学也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才能成为起到促进人的解放作用的真正现实的哲学。正因为马克思把哲学活动看作是一种现实的批判活动，他的哲学观与他的政治批判之间的联系也是现实的。他说：“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应当说，和马克思的其他批判目标相比，其政治批判目标是最为具体的，是对实践活动最具指导意义的理论批判。一方面，在这一批判中，作为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是一种最为现实的社会主体条件，它的存在第一次使历史主体的活动和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最为现实的客观条件，它的存在以及它所导致的尖锐阶级对抗将历史主体与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变成了现实的历史运动。因此，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成为他所有批判中最为尖锐、最为直接、最具穿透力和最具实践价值的批判；而且，人们往往也最容易将这一批判看作是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进行批判的标志，最容易从这一批判出发理解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
与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相比，他对这种政治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所作的经济批判更为深刻，也更具有持久的价值。直到今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理论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但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否可以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相剥离?即在理论分析的意义上，对资产阶级统治所作的政治批判是否可以与对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批判相剥离?对于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模式来说，这种分析本身无疑就是用超阶级的原则取代了阶级分析的标准，因而是不可取的。可是，当与意识形态对垒的坚冰被逐渐打破之后，当多种模式的市场经济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不容质疑的现实的今天，我们将必须直面这种分析。当然，对于我们所作的这一剥离来说，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显见的驳难：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批判是建立在对市场经济的经济批判之上的，因此将两者剥离开来必然会导致对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割裂。对此，我们可以找到历史的和理论的例证为自己辩护。正如在现实的历史过程定的经济结构并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后果一样，在理论上一种特定的经济分析也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理论。例如，在历史上，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产生过英国的立体，也产生过法国的共和政体；在理论上，从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中既可以推断出洛克式的市民社会模式，也可以推断出孟德斯鸠式的市民社会模式。同样的道理，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从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分析中推断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结论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唯一可能的道路，也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所作的经济批判只能得出政治革命的结论，马克思在不同的著作中所作出的不同论述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将马克思的经济批判同政治批判剥离开来，并不是想要说明马克思经济批判的超历史性，而是为了强调它作为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在这里，我们更是为了强调，市场经济并非只能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因此，马克思的经济批判，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整个社会批判所指向的生活世界依然存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和他对市场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是具体的，它们分别代表了马克思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这些批判只是他对作为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的不同侧面。只有当我们从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总体性批判中，才能真正把握住马克思理论中所透射出的历史感和哲学批判精神。
三、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之维
作为特殊形式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本身就要求以之为对象的理论批判的具体性，可是，具体的理论批判也总是因其具体性而具有较强的历史性。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批判，是一种以现实的实践为基础的历史主义的批判。这一批判纬度并不以特定历史时期内的阶级关系为分析基础，而是以人的整个活动以及活动的历史变化为分析基础，因而并不直接指向特定的阶级对立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关系，而是指向一般的人类活动方式的转向所造就的现实生活世界——市场化进程所导致的整个社会生活状况。这一社会批判也不同于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它不仅仅局限于对市场交往关系的分析，而是要通过这一分析考察整个人类社会关系的异化及其克服途径。如果说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和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因其依据于早期市场经济的经验而遭到一些当代西方学者的质疑和冷落的话，他的社会批判则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地关注和尊崇。当然，无论冷落还是关注都只是一种表象，隐藏在这一表象背后的深刻原因是，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纬度是以更为全整的人类生活世界为批判对象的，是建立在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基础之上的，因而也蕴含着更为深远、更为本真的哲学批判精神。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分析和对早期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政治分析中的许多具体结论已经成为思想史，但是，他对市场经济社会中人的生活世界所进行的批判却仍然在书写着未来的思想史。
当前世界经济形式范文篇11
一、认识世界经济的整体性视角
资本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具有世界性质，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国际化，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高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性产物。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理论体系是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他把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放在世界范围内，作为一个统一的完整的经济体系加以考察。他指出：“研究帝国主义问题，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及其未来，归根到底是要分析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分析世界结构可能发生的变化。”［1］1－2布哈林分析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几十年内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与科技进步和生产力迅猛发展相伴随的是世界市场的迅速扩展、世界各部分在经济上的结合更紧密。国际商品流通的日益频繁，国际市场形成了；国际间的劳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国际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在国际“劳动力移动”的同时，资本也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平均利润率，资本国际化了。所有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些普遍规律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作用的表现。国际经济联系的发展，促成了世界范围的生产关系体系的发展。经济的国际化过程日愈广阔和深入，各国经济上相互依赖关系已经形成。“一个极易互受影响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成长起来，它的所有各个部分都是相互依赖的，如果一部分发生极微小的变化，就会影响到全体。”［1］18布哈林认识世界经济的整体性视角构建了其独特的帝国主义理论体系与重要范畴，形成了不同于希法亭、卢森堡与考茨基等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思路与逻辑。他克服了当时研究者不重视资本主义关系变化的倾向，研究了帝国主义产生的经济基础，指出了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世界经济由世界规模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体系所组成。先于当时的研究者把世界经济作为独立的经济范畴研究，“把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理论从发达国家现象转变为世界经济体系，一种先进国家（工业国家）殖民化统治落后（东方国家）的不平衡理论。把金融资本与垄断资本理论拓展为一个遍及全球的世界经济体系”［2］233。
二、独特的危机视角
在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作一般性分析的基础上，布哈林还着力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崩溃和破产进行分析。布哈林重新阐释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与再生产概念，提出了用以研究资本主义危机与崩溃的“消极扩大再生产”理论。布哈林在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研究过程中，仍然坚持世界经济的整体性视角，他指出：“对于危机，不应当从单独一个国家的角度去研究，而应当从所有国家的普遍联系中，从整个世界经济范围中去研究。”［3］378而研究的方法则是“先把危机抽象掉，然后再对危机进行必要的研究”［3］301。布哈林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理论是研究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科学方法论，对于研究发展的危机时代则更是双倍必须的。在此方法论基础上，布哈林以分析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为出发点，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研究。布哈林认为，再生产理论是研究重复生产循环的条件，也就是研究社会体系动态平衡的条件。消费资料的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生产都提供成为再生产过程的必要条件的产品，没有这种条件，再生产过程就不能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使得生产力重新分配，军事工业的产品不会变成新的生产循环的要素，也不创造劳动力，是一个纯粹消极的量。“战争使得再生产过程具有一种歪曲的、倒退的、消极的性质，实在的生产基础随着每一次的生产循环而愈来愈薄弱：发展不是按照日益扩大的，而是按照不断缩小的螺旋线进行。”［4］30因此，社会生产的现实基础随着社会资本的每次周转而变得更加狭小了。布哈林将这种日益增长的生产不足过程称作消极的扩大再生产。布哈林还敏锐地看到，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收入的形式具有转化变为以公债券支付利息的倾向。这些纸券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未来的实在价值的权利，同时它们可以流通，甚至可以大量的积累。但是大量积累起来的纸券的价值，是在未来才能得到实现的。它们一方面取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条件，另一方面取决于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存在。“各种形式的纸券价值的大大泛滥，是同现实的劳动过程绝对不能比较的，这在资本主义结构的条件下将成为这种结构崩溃的一种标志。消极的扩大再生产就这样同纸券价值的累积平行发生。”［4］311907—1908年美国银行危机爆发之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工业危机，但自1907年美国银行业危机起，1929—1933年世界大萧条，1987年纽约股市崩盘，1990年日本股市和房产泡沫破灭，1994—1995年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等，直接表现为银行业危机或者金融危机。布哈林当时已敏锐地注意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工业危机转变为金融危机的趋势，并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和预测。布哈林对世界经济的现代特征进行了高度概括，指出世界经济是结构上高度的无政府状态，而世界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结果表现在两个事实上：一方面是世界性工业危机，另一方面是战争。布哈林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消除了自由竞争、以资本主义的垄断代替竞争就能够消灭工业危机”的理论，认为只要世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的结果依然存在，危机也将依然存在。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竞争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不仅保存了下来，而且通过在世界经济范围内自身的再生产而深化了。布哈林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本质进行了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过程，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在愈来愈扩大的基础上继续不断的再生产过程。并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活动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世界经济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各种矛盾，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生产力的增长与分配的对抗形式相冲突，与资本主义生产各部分之间的不均衡相冲突，因此造成了资本的扩张。另一方面，社会化的劳动与私有的企业资本的组织相矛盾。其表现是民族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社会机制各部分没有均衡、没有协调的发展，比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因此发生深重的危机和急剧的变化”［1］64。“至于世界经济的未来，只要它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就不会克服它内在的不适应性。相反，它将在愈来愈大规模的基础上继续再生产这种不适应性。这些矛盾将在社会有机体的另一种生产结构中，通过社会主义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活动，得到真正的解决。”［1］113布哈林关于危机的观点，是以当时的经济条件为依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德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都得到迅速发展，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法国也体现出与战前不同的特性，得到新的发展。但布哈林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并未消失，虽然危机的形式有所不同，但资本主义总危机仍在继续，而且在发展。直接的革命形式已经转移到东方和整个殖民地区，美国与力图摆脱美国霸权的欧洲之间所谓不平衡现象，都意味着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结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市场的缩小，殖民地的凋敝和赤贫化也以另一种方式提出了生产与消费相互关系的问题。“资本主义自身的一切经常不断的矛盾的发展：争夺市场、生产机构的发展超过购买力的增长以及其他我们所熟知的矛盾。这就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矛盾正在尖锐化。”［3］377而这些变化必然会千百倍地加剧资本主义体系的一切矛盾，而最终导致资本主义体系的灭亡。
三、丰富的经济全球化思想
经济全球化下的世界经济关系是一个历史范畴，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蕴含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进程中。布哈林关于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的理论体系对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形成过程中资本“国际化”和“民族化”两种趋势进行了分析，从整体上概括出帝国主义的全球特征和发展趋势，蕴含着丰富的全球化及其应对的思想。布哈林的全球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19世纪70年代以前，资本主义属于自由竞争阶段，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伴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的过渡，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布哈林并未明确提出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但提出了“资本国际化”这一与经济全球化相对应的概念，他对“资本国际化”发展过程的分析实质就是对全球化进程的分析，对帝国主义体系基本特征的全面揭示，也从整体上概括出了帝国主义的全球特征。布哈林指出，国际经济联系的发展，促进了世界范围的生产关系体系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科学技术取得的巨大进步，使得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得到空前的提高；交通运输业取得巨大发展，几个大洲的经济有机体的结合成为可能，从而使世界商品流通以惊人的速度扩张起来；电话网同运输工具一样，以飞快的速度发展着，使商品价格和股票、债券价格的国际均等化得以依靠电讯完成。国际商品流通促进世界市场的形成，表现为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和世界市场的范围持续扩大，国际人口移动形成世界劳动力市场，实现了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劳动力再分配。劳动力的移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极，与此相对的另一极是资本的移动。以资本输出为主要形式的国际资本移动是促使经济生活国际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促使世界资本主义成长起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经济的发展，不仅使各国的生产关系进一步紧密结合起来，而且产生新的经济组织———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新的经济组织。世界经济领域里资本主义发展的集中倾向更明显地表现出采用组织垄断性企业的办法，以限制自由竞争趋势。通过交换过程，存在着经常性的市场联系，整个世界的社会劳动划分在各个国家中，各国的劳动通过国际范围的交换而成为全世界社会劳动的一个部分，成为受一定规律支配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过程。由于交换而形成的各国相互依赖的关系，也成为社会继续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囊括在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成为世界经济的构成部分，使直到目前还是“民族的”和经济上隔绝的地区彼此接近，并且为新的、更高的、非资本主义形态的世界生产建立愈益扩大的基础。因此，“‘国民经济有机体’早以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单位，恰恰相反，它们只是一个广阔得多的领域，即世界经济的一个构成部分。”［1］1布哈林所描述的这一形式极其复杂的过程，便是经济生活国际化的过程，是使地理上隔离的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彼此进一步接近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关系均等化的过程。但是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决不等同于资本家利益的国际化。经济生活的国际化会加剧，而且正在加剧各“民族的”资产阶级集团之间的利害冲突，使这个冲突极度尖锐起来。国际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展，不能增进各交换集团间的“团结”，与之俱来的是日益发展的各交换集团间的极其激烈的竞争，是生死攸关的大搏斗。资本家利益的国际化只不过是表现经济生活国际化的一个方面，它的另一个方面是资本家利益的民族化过程。“这个过程最明显地表现出在世界经济领域里资本主义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它造成最剧烈的震荡和最深重的灾难，造成人类精力的极大浪费。”［4］41布哈林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发展过程入手，比较透彻地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和与之相伴的资本利益民族化进程，深刻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四、布哈林世界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
布哈林世界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布哈林在考察世界经济时都强调其资本主义的特性，将资本主义与世界经济历史地统一起来，从一个更加明确的分析框架来观察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的静态结构和动态进程。将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对象“从国家限定的经济空间转移到世界经济的空间”。市场不再被视为局限于每一民族国家内部的独立经济空间，世界经济也不再被理解为连接独立国家经济空间的国家间经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统治着全世界，并且用牢固的经济联系把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各个部分连结在一起。在我们这个时代，世界经济是社会经济的具体表现。世界经济是一个现实地存在的统一体。”［4］2布哈林从世界经济的形成来论述资本主义新的发展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把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置于“世界经济”的宏观背景中的研究方法，是我们分析和认识世界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科学方法。
第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与布哈林时代的危机相比，具有许多更为复杂的新特点，但其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基本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布哈林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界矛盾、国际冲突、帝国主义战争等问题，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是具有深远根源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主义性质正在转入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方面。市场问题、价格问题、竞争问题和危机问题，正在日益变成世界经济问题。”［3］417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之间在贸易、投资和金融方面联系的广度和深度愈益增强，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发生危机都会使相关国家和地区陷入困境。布哈林已经敏锐地注意到全球资本的扩张、世界市场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和资本主义危机由工业危机向金融危机转变的趋势，并对此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布哈林关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理论，对研究当前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探寻金融危机爆发及其蔓延的深层原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范式，对我国现阶段如何正确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前世界经济形式范文1篇12
一、当代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什么是全球化？英语中“globalization”意指“全球化”或“全球性”，它由形容词“global”（全球的，全世界的）派生而来，而“global”又来自拉丁语中的“地球”观念。全球化概念最早应用于国际经济学，它由“一体化”转变而来。早在20世纪50年代，由欧洲统一的现实所触发，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经济一体化”(economicintegration)理论，如巴拉萨(B·Balassa)在《经济一体化理论》中对经济一体化作了这样的解释：“一体化既是一种进程，又是一种状态”，“经济一体化就是指产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受政府的任何限制。”（注：B.Balassa:TheTheory&EconomicIntgration,1962,P101.）到60年代，世界出现大动荡、大分化和大改组，特别是70年代石油危机的冲击，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中的全球因素成为社会科学普遍关注的焦点，全球化概念不仅在国际经济学，而且在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文化学中越来越多地被使用。国际政治学主要是以“相互依存”的含义上使用全球化概念，国际关系理论史学家詹姆斯·多尔蒂和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评述说：“相互依存这个名词被用来表示全球性体系中各种关系的特点。根据这一概念，一个真正全球性体系在历史上首次要求人们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时采用‘地球中心’的方法，而不是采取‘民族中心’的方法。”（注：〔美〕詹姆斯·多尔蒂、罗伯特·普法格茨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47-148页。）全球化概念在国际文化学上的应用，是与关于“世界文化”的理论紧密相关的。国际文化学者认为全球化是指在世界范围内起作用的文化的生长与加速发展的复杂的整体过程，特别是世界整体意识的形成过程。他们认为世界各国的民族文化不断地受到全球交流技术和媒介网络的冲击，它逐渐通过并在这种冲击中进行跨国综合或全球综合。可以看到，全球化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结果，它从各个不同方面揭示20世纪末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特征，因此，它是一个描述时代性的概念。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以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生为开端，至今历经100多年。从100多年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看，全球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自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资本、劳动力的大规模的国际性流动成为这个时期的重要特征；第二阶段是经过“一战”、“二战”之后，于50、60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个阶段以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体制的形成以及跨国公司的大量出现为特征；第三阶段滥觞于70年代，到80、90年代形成一股强劲的浪潮，它是在新的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的背景下，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及扩散、资本在全球范围大规模流动和企业经营活动的国际化等为重要特征，这股浪潮方兴未艾，其影响空前广泛而深刻。
全球化第三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有质的区别，它不仅是全球依存度的增加，一体化速度的加快，而且是时代的根本转变——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转向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是全球化而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2页。）近二三十年来，由于通讯、交通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革命，造成了资本、商品、信息以及人的全球范围的空前流动，经济全球化趋势凸现：一是贸易自由化。尽管贸易保护主义在某些国家某些时候有所回潮，但各国间开放度越来越高，进一步消除贸易障碍的趋势不可逆转。二是资本国际化。“失去祖国”的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驱使金融资本为追逐最大利润到处流动，货币及有价证券的国际贸易昼夜不停地循环于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极大地改变着全球资源配置的形式和格局。三是生产经营的世界化。对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跨国公司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攫取高额利润，把分支生产经营机构分布到世界每个角落，形成超脱于任何民族国家之外的生产、消费、投资体系。四是知识产业化，战后第四次科技革命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即从以物质资源的占有和消耗为特征的工业经济逐步向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作为决定因素为特征的经济的转型。正是世界经济结构包括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经营方式、消费方式的巨大变化，使当前全球化发展呈现四大特征：
由特殊趋向一般，即由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向非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毫无疑问，全球化发端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由于先进技术的应用，越来越社会化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然而，正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容纳不了在它自身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一样，资本主义体系容纳不了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本质上是超越任何制度、民族、地域的限制，使人类活动越来越社会化的历史过程。随着非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越来越受到抵制和弱化，尽管它目前仍拥有巨大的势能，但它终归作为一种特殊性的形式而成为历史。
由单向转向双向，即由西方对东方的单向扩张转为东西方的互动。早期全球化的过程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是迫使乡村服从城市，东方服从西方的过程。西方国家利用先发优势，摧毁了东方的万里长城，不仅向东方大肆掠夺原料和倾销工业产品，而且用宗教、办学等形式广泛传播西方价值观和文化。然而全球化也为东方民族和国家较快获得工业化的技术手段、管理方式，实现跳跃式发展提供了机遇。近二三十年来，东亚国家以两位数的年增长率持续快速发展，世界经济重心逐渐从欧洲——环大西洋地区向亚洲——环太平洋地区转移，尽管前几年发生了“亚洲金融风暴”，但很快得到恢复，目前又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亚洲价值观对西方的影响日益广泛。东方的快速发展，宣告了“欧美中心论”的破产。全球化≠西方化，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由单极趋向多极。从主导力量看全球化进程，可以归纳为单极的形成和更替、两极的对峙和多极的兴起这样三个阶段。19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用武力摧毁了亚洲、非洲、南北美洲的古代文明中心，把这些一度繁荣昌盛的地区文明中心纳入到欧洲势力的控制范围之中，西方中心得以确立，而大英帝国以其庞大的殖民地成为中心的中心。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60年代，欧洲中心向美国中心转变，二战把美国推上了世界霸权的地位，由美国霸权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使美国式的经济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在全球泛滥。战后，美国中心地位受到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以及取得独立的第三世界的挑战，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了美、苏两极争霸的格局。两者都竭力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军事体系和思想体系。80年代后期集团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其经济地位在世界经济总体格局中明显下降，其政治影响和文化影响在全球范围及其国内受到了批判和抵制，而许多被压制的力量和新兴力量纷纷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身份意识和参与权利，形成经济多极、政治多极、文化多极的局面。单一中心主导或两极分立的全球化让位于多元推动、多元共存的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
由经济层面向文化、政治层面整体推进。经济的变化必然引起政治、文化的变化。为协调世界范围的生产和流通，优化资源配置，避免经济冲突和经济危机，不仅需要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加强经济协作，而且也需要加强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军事协作，于是通过联合国等组织形式，各种关于人权、人口、环境、发展等方面的协议或宣言以及防止核扩散、禁止化学武器等协议和宣言相继制订，各国家在国际义务和权利上日益达成共识，传统的政府间关系正在向现代政府间关系转化。随着经济、政治全球化的推进，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也日益显现，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结束，各种民族的文明、文化的交往和交流以及冲突和竞争成为世界突出的问题，各种“多元文化主义”、“文化间主义”、“跨文化主义”以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成为90年代的一种显学。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在全球范围的一体化。
全球化从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文化层面渐次推进、整体互动的过程已成为当今全球化的十分突出的趋向。甚至可以说，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价值的冲突已触及到全球化进程的一个核心问题。人是全球化的主体，人的观念主导着全球化进程的取向，而人在本质上是文化的，也就是具有自我意识的能动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全球化演变的关键。全球化进程中经济转型、政治改革以及社会协调发展，迫切需要文化发挥导向、创新、整合的功能。有学者在研究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风暴的产生原因时，发现亚洲近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以及存在问题与东方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有密切的关系。由于东方民族特有的重整体、重道德和节俭等价值观念，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国家能成功利用全球化的机遇发展民族经济，把稳定与发展较好地结合起来，然而这些国家在维护民族价值观念中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不够，封建主义的根基未得到较彻底的清理，就为日后在金融全球化中出现危机留下隐患。以个性发育不充分为基础的整体主义，压抑了民主的发展，导致了政府、金融、企业结为一体，容易造成特权和腐败；以法制精神发展不足为基础的大家族主义，妨碍了金融运作的规范，造成了大量无人负责的呆帐、坏帐；以理性精神不完善的东方权威主义和政府主导型的经济社会发展，虽然有助于一定时期的社会稳定，但又容易导致决策失误引发社会大动荡和经济大倒退。可见，文化深刻地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各民族、国家、地区都不可避免地卷进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之中。然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否自觉地参与全球化，能否尽可能利用全球化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又尽可能有效地减少其负面因素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民族的文化修养、理性思维、心理素质的状况。100多年来，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以科技革命和市场经济驱动的全球化的发展，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以十分尖锐的形式提了出来。全球化极大地扩张了人改造自然的范围和能力，但同时又带来了对自然资源的过滥过度的开发，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正在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全球化迅速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加速了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但高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并不自然而然地促进人类生活的幸福和和谐，反而造成人的关系的冷漠化，导致人的安全感、满足感的失落；全球化带来了财富的涌现和流动，然而它又造成了社会分化和人的心理的失衡，造成了物的关系对人的压抑；全球化促进了各民族的普遍交往和相互依赖，然而由于文化价值观的差异的存在又给各民族的经济、政治合作带来新的障碍和矛盾，甚至从价值、宗教矛盾发展到军事冲突。因此，不研究全球化进程中民族的文化底蕴、文化价值问题，我们就难以从纷繁复杂的经济、政治变化中把握其深层次的动因，难以合理地解释和说明当代人类精神生活中的种种困惑和矛盾，科学和文化的使命要为全球化从自发向自觉的提升，从矛盾冲突向整合协调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罗伯逊在其1992年出版的《全球化》一书中针对沃勤斯坦关于世界体系理论的“经济主义”，即忽视文化的倾向，强调提出全球化是主体辨认自己与全球人类情景关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生命形式进行互动，认识世界，表达自己关于世界的看法，同时又确认自己的身份。不应该孤立地讨论政治、经济层面上的东西，而要分析全球文化的独立动力以及“文化因素”在目前世界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费金斯通大力主张从文化角度研究全球化。他在《理论、文化和社会——社会批判理论的探索》杂志1990年《全球文化》专刊中指出，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使得经典社会学和二战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无力诠释新现象、新问题。经典社会学观点由于把社会等同全世界的民族国家而无法全面理解全球化问题；现代化理论则长期使文化依附于结构性发展，并搁置了文化与文化体现者之间的关系。他不仅认为全球文化相互联系状态的发展也是全球化进程，而且强调文化发展对全球化的能动作用，还对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发展作了后现代主义方法的研究。
二、马克思关于全球化的基本方法论
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始终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时代特征、一般规律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尽管马克思没有看到像今天这样的全球性问题，也没有系统的全球化理论，但他从全球视野阐发的“世界历史”的重要思想，确实为我们研究当代全球化问题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马克思对全球化，或者说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可分前后期，在前期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是同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讨联系在一起的。在后期，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主要同对东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总体来看，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亦即全球化的观点有三个方面：
1.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人类历史之外的什么“世界精神”“漫游”的产物，而是以工业技术革命为代表的生产力自身运动的结果。大工业的出现必然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这种分工又引起商品交换的扩大，而商品交换扩展到世界范围则形成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各个国家、民族连为一体，形成世界历史。他指出：“由于机器和蒸气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2-133页。）“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2.全球化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成的过程。“世界历史”的形成不仅是经济活动世界化的过程，而且也是精神活动世界化的过程，它标志着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形态的创立。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文明是指资本主义文明——作者注），它使乡村服从于城市，农业民族服从于工业民族，“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为了追逐利润，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开辟市场，到处安家落户，把生产和消费日甚一日地变成全球化的。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农业社会的狭隘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地域藩篱被打破了，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来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瓦解了，一切国家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仇外心理在日益消失。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文化也日益打破其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3.全球化是人的发展过程。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现实的个人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的历史，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8页。）而“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马克思认为，以生产力普遍发展为基础的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是个人及其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普遍交往，一方面在一切民族中同时产生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得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而最后，狭义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6年莫斯科英文版，第27卷，第49页。）只有实现普遍交往，“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89页。）然而，“历史向世界转变的过程”既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又作为一种盲目的、自发的和异化的过程和力量与人相对立。“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89页。）“世界历史”就在这种普遍性的生产、交往与普遍性的个人的互动中，在人的主体化和异化的互动中不断从低级向高级迈进。
马克思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全球化一般过程的阐述是博大精深的，不仅作了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的分析，而且作了哲学、人类学、文化学的分析，不仅揭示了这个历史过程的本质，而且描述了这个过程的生动的现象，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逻辑的。透过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丰富的内容，我们可以找出贯穿在这个理论的基本方法论，这些基本方法论构成了他的全球化理论的活的灵魂。
1.历史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方法。历史尺度，就是社会客观规律的尺度，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基于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不断运动变化的自然历史过程。一切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的合理与否、作用大小都视其是否适应、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客观的基本的标准。这一点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形形的唯心史观从根本上区分开来。马克思又认为，历史是由有目的有意志有激情的人自觉创造的，历史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最终目的，因此，价值尺度，就是反映人需要、人的价值、人的发展的尺度，是判断社会进步的最高尺度。这一点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其他形而上学的庸俗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从根本上区分开来。在促进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普遍化，促进交往关系和精神生产的普遍化的意义上，马克思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伟大的划时代的贡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5卷，第279页。）资本主义仿佛魔术般地把无尽的财富从地下召唤出来，它在100多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人类世世代代所创造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然而，由于资本主义自身所固有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根本矛盾不可克服并日益扩大，使它在推动社会生产力日益社会化普遍化的同时暴露了它的有限性和暂时性；它在消灭民族的狭隘性的同时又把一切文明资本主义化，威胁着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它在促进人的普遍流动和发展人的能力的同时又使人成为市场体系的附属物，市场价值决定着人的知识、尊严、良心的价值，交往、文化的世界化反面造成了“单向度的人”，贸易和交换自由反而剥夺了人的人格自由。马克思在这里不仅用历史尺度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作了无情地批判，而且运用价值尺度对这个“世界历史”形成的野蛮的、血淋淋的一面作愤怒的揭露，彻底抹去了罩在资本主义文明上的灵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