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投资论文(6篇)

海外投资论文篇1

当海外矿业投资项目的综合评价价值在0～10区间时，投资者应该放弃该项目的研究；当区间在10～15时，投资者需谨慎跟进该项目，有必要的情况下，通过尽职调查工作，考察项目风险点，寻求降低风险的方法。当区间在15～25时，投资者应该积极跟进该项目，果断把握投资机会。当投资者同时研究多个海外矿业投资项目时，也可以根据项目综合评价值进行项目间的比较和取舍。

2实例研究

以某中国企业对非洲刚果（金）某铜矿项目投资为例，在前文介绍海外矿业投资项目综合评价要素基础上请有经验专家打分并对分值采用层次分析法分析，并用海外矿业投资项目综合评价方法进行项目综合评价，旨在通过实例研究确定海外矿业投资项目综合评价价值，为海外矿业项目投资者决策提供有效的判断依据。非洲刚果（金）某铜矿项目进行项目综合评价，评价结果见图2和图3。由图2可见，项目概况（A1）中项目资料来源（A14）二级综合评价值为中等，主要由于该海外项目不是上市公司的项目，缺乏第三方监管，所以专家综合认为该指标评价值为中等，需通过进一步工作确认资料可靠性。资源储量（A2）中资源潜力（A27）二级综合评价价值为低。采选工艺（A3）中矿体工程和水文地质（A32）二级综合评价价值为低，主要是由于该矿区涌水量较大。基础设施（A4）中供水供电（A43）二级综合评价价值为低，主要由于项目所在地供电紧张，需自建发电站。政策法规（A5）中宏观政治风险（A51）的二级综合评价价值为低，主要由于项目所在国是刚果（金），专家一致认为该国政治风险较大。技术经济（A6）中矿产品市场价格（A61）二级综合评价价值较低，原因是专家对长期铜价走势预测不太乐观。由图3可见，项目概况（A1）的一级评价价值最好，说明该项目开发程度和项目可研的进展都符合有关专家和投资者的要求。资源储量（A2）、采选工艺（A3）、基础设施（A4）和技术经济（A6）的一级评价价值为中等。政策法规（A5）一级评价价值较低，说明专家一致认为刚果（金）政策不稳定，相比政策稳定的发达国家，投资有风险。根据公式（1）计算得到该海外矿业投资项目的综合评价价值为13．89，位于10～15区间内，项目综合评价价值为中等。给予投资者的提示是要谨慎跟进该项目，项目存在的资源潜力不足、所在国投资风险大、项目排水和发电成本高等风险需要通过进一步工作核实。综上所述，采用海外矿业投资项目综合评价方法可以确定项目存在的主要问题，给投资者以风险提示，比如资源潜力不足、所在国投资风险大、项目排水和发电成本高等。但是判别某海外矿业投资项目是否可行，不能因某一个指标不太理想而给予项目否定，而应采用海外矿业投资项目综合评价的方法进行分析和判别，这样才不至于使投资者错失好的投资机会。

3总结

海外投资论文篇2

[关键词]FDI；海洋生产总值；回归分析；检验结果

[中图分类号]F840[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海洋经济是指人类在开发利用海洋资源过程中的生产、经营、管理等活动的总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海洋产业总产值和附加值连续创新高，海洋经济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2011年1月《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成为“十二五”开局之年第一个获得国务院批复，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发展战略。浙江、广东、福建三省也相继成为国家海洋经济发展试点省份，海洋经济示范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2013年1月17日，国务院公布了《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十二五”期间全国海洋经济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2015年海洋经济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达到10%，新增涉海就业人员260万人的总目标。海洋生产总值简称GOP，它是国民经济中全部涉海经济活动的最终反应。在核算过程中，海洋生产总值核算范围涉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20个门类，70个大类，172个中类和313个小类，将国民经济行业中的所有涉海行业纳入其中。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ForeignDirectInvestment）流入我国的规模日渐庞大。2010年我国实际利用FDI1057.35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国。沿海地区吸收外商投资的能力尤其强大。据统计，东部沿海地区吸引的FDI占全国FDI数量的80%以上。赵晋平通过计量分析方法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能弥补国内资本短缺，中国经济增长率中的2%-3%当归功于外资贡献。Berthelemy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远远超越其资本存量本身增长的影响。

因此，从中国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形成与FDI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双向互动关系。探讨我国沿海各省市利用FDI的数量和质量，以及FDI对海洋经济产业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一、我国沿海省市经济发展状况

要想深入理解我国沿海省市海洋生产总值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首先必须以了解沿海11省市的海洋经济发展情况为前提。

我国沿海省市包括环渤海地区的辽宁省、河北省、天津市和山东省，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江苏省、上海市和浙江省，以及泛珠江三角地区的广东省、福建省、广西省和海南省。沿海地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区域之一，也是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集中的区域。2011年，沿海地区以其占全国14%的土地，集中了全国41.1%的人口，创造了全国60.6%的国内生产总值。究其原因，外商直接投资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在全国范围内的区域分布极不平衡，绝大部分集中在我国沿海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区。现有研究认为，FDI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影响经济增长：第一，弥补东道国资金缺口，增加东道国资本积累；第二，加强区域内竞争，提高东道国企业效率；第三，推动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提高。

我国沿海各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海洋大省广东省2011年海洋生产总值为9807亿元，而与它毗邻的广西省海洋生产总值只有654亿元。不同省份的海洋产业结构也有巨大的不同，例如浙江省海洋产业结构变动速度最快，目前以第三产业为主导，极大地优化了该省海洋产业结构。山东省则是海洋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过大，其渔业发展历时长达2000年之久，而造船业在1999年才开始起步。引起不同省份之间海洋经济发展差距的因素有很多，如历史的、自然的、政治的因素等。本文重点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不同省份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沿海不同省市的投资数量也有很大的差距。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占据了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大多数份额。从利用外资规模上看，河北、广西、海南等地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较小，江苏省在实际利用外资总量和平均新签外资项目规模方面都名列前茅。

江苏省由于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区位优势以及国家的优惠政策等原因，对外贸易一直比较发达，外商直接投资数量连续数年居于全国首位。但是，江苏省的外商直接投资长期以来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地域差距，绝大多数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经济发达、边际投资收益率较高的苏南地区，仅有不到二成的投资额流入苏北和苏中地区。然而，江苏省的海洋经济主要集中在苏北和苏中。在下面的分析中，要特别考虑到这一点。

本文选取2011年我国沿海11个省市的海洋生产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额进行分析。由上图可以看出，不同省市外商直接投资数额差距很大，最高的江苏省达到321.32亿美元，最低的广西省只有10.1381亿美元，相差30倍之多。从折线图中可以明显看出，除江苏省之外的其他10省市的海洋生产总值与外商直接投资额之间基本上是一致的。高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一般来说海洋生产总值也很高，低外商直接投资地区的海洋生产总值也较低。

二、实证检验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的选取

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时，本文选取了2011年我国沿海地区11个省市的海洋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海洋经济发展的指标变量，原始数据来自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海洋统计年鉴。外商直接投资额按照2011年的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6.4588换算成人民币，各项变量统一货币单位为亿元人民币。上文已经提到江苏省的特殊情况，因此在下面的研究中，对江苏省以外的10个沿海省市进行实证分析。

在考虑海洋生产总值的影响因素时，除了外商直接投资之外，同时不能忽视政府财政支出和当地消费这两方面对海洋经济的影响。因此本文将这两个因素也纳入到回归模型当中。

（二）模型的建立

我国海洋生产总值数据是在2007年首次的，至今只有6年数据，不适合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因此选用2011年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由于横截面数据结构因各个地区具有不同的背景而通常具有异质性，这些性质因为无法纳入模型会对相关系数估计量产生影响，而固定效应模型可以较好地处理这种异质性。考虑到各省市的基本情况存在差异，本文使用的固定效应模型为：

y=β0+β1x1+β2x2+β3x3+μ

其中，被解释变量y为沿海各地2011年的海洋生产总值；β0为常数项，包括不能被本文选取的三个因变量解释的其他因素；变量x1代表外商直接投资额；变量x2为沿海地区当地的年消费支出；变量x3代表当地政府的财政支出；β1、β2、β3为待估参数；μ为随机误差项。

（三）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影响海洋经济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检验外商直接投资、当地消费和政府支出对海洋生产总值的影响。回归分析过程中变量进入采用的是Enter的方法。表1是对模型拟合度的检验结果，决定系数R2为0.852，说明模型的拟合度很好。

表2给出了拟合未标准化的和标准化之后的回归系数值和常数项，并通过t检验方法对拟合结果进行了检验。我们发现在下面的分析结果中，财政支出这一因素的p值偏大，未通过t检验。消费支出和外商直接投资的p值是0.068和0.188，分别在10%和20%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从显著性水平上来看，当地的消费支出对海洋生产总值的影响更明显。说明拉动内需对于促进海洋经济的作用更显著。从标准化了的系数上来看，系数β1为0.308，表示FDI每增加一个单位，海洋生产总值增加0.308个单位。β2为1.242，表示消费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对海洋生产总值的影响的1.242个单位。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和促进当地消费需求对于发展海洋经济都有显著地影响。内部需求的拉动作用可能更大一些，但也不能忽视外商直接投资的积极作用。

三、结论

影响海洋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在我国海洋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急需转型的背景下，探索这些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SPSS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主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海洋生产总值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海洋生产总值有正相关的关系，吸引外商对本地区的投资对当地发展海洋经济有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发现了拉动当地内需对于促进海洋经济效果也十分显著。

对于任一沿海省市来说，实现海洋经济增长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自然条件、劳动力和资本。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因素，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作用于经济活动过程，对区域海洋经济的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资金状况可以从资金存量与投资两个方面来描述，资金存量是以前资金投入的积累结果及现在达到的生产能力。投资反映的是当年的资金投入情况，它是促进经济发展的直接推动力。外资的流入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不仅能够带来一些先进的技术也可以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在资本流动性高度强化的今天，外商直接投资发挥的作用也愈发重要。政府支出是最为直接的方式，带有很强的导向性，但随着政府职能的改变，政策性投资的范围和力度都会收缩，所以发展海洋经济重点可以放到吸引外商投资上。要把利用FDI与当地产业发展规划有机结合起来，引导FDI重点投向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海洋产业等，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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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投资论文篇3

自“一带一路”这一国家战略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已经获得国际各国的认同和接受。我国政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2015年已同俄罗斯、波兰、捷克、匈牙利、法国、韩国等20多个国家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或自贸协定，和沿线的欧亚、欧洲和亚太地区等沿线国家成功“对接”发展战略。

作为“一带一路”重要的一环，资金融通方面也捷报频传。2014年年底，丝路基金注册成立；2015年7月金砖银行正式开业。2015年12月亚投行正式成立，促进“一带一路”海外投资。2015年11月底，人民币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为世界货币进一步便利了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受此带动，我国企业也积极响应，奔赴海外投资。2015年前11个月，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49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合计约140亿美元，同比增长35.3%。

就在过去的一年，中国投资协会海外投资联合会在积极服务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提高服务质量，丰富服务内容，推出了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帮助为核心的公共服务平台，并取得了积极成果。因此，中国投资协会海外投资联合会在前两届海外投资新年论坛的基础上创新拓展，再次成功举办了“第三届中国海外投资新年论坛”，作为对协会过去一年的总结，并做好新年计划基础，同时也是宣传和解读中国海外投资新动向的盛会。

CCTV财经频道・《城市梦想》王颖、上海新丝绸之路研究院院长丁晓钦共同主持这场盛会。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先生在开幕致辞中说：“我们相信‘一带一路’建设必将成为世界经济在今后一个时期的新增长级。同时一带一路合作建设为各国人员往来提供了更多便利，有利于各国互相之间相互了解，建立睦邻友好合作的周边关系，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外交部非洲司司长林松添先生在发言中则向来宾详细介绍了海外投资的策略以及在非洲投资的要点与机遇，特别强调在农业、港口、工业园、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投资可为中国企业带来更大的回报。

赛伯乐投资集团副总裁曾山就从自身的投资经验，提出了首先从自身定位出发，然后提出适合的经营模式，并结合既要走出去又要请进来的方针，综合发展。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投资办事处主任胡援东先生就从中国企业走出去应注意的问题着手，在首先要知己知彼，把握投资风险。第二要做好功课，识别市场风险。第三要科学管理，规避合作风险。第四要整合资源化解管理风险的模式和步骤下，取得海外投资成果。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王志乐先生从中国的海外资本输入改变为输出国为起点，向来宾详细解读了资本输出国的企业特点，他指出，只有及时转变企业观念，通过战略、管理和文化的创新完成了从地区性企业转化为跨国公司，再到全球公司的转型。

中国投资协会海外投资联合会海外投资联盟主席、四川铭川国际董事长陈永忠先生分享了他的企业走出去的经验，从五种创新到基金合作。随后，中国儒商研究院院长胡志明先生从文化方面诠释了中国企业经营理念与儒商文化的融合。

在中国“互联网+”、高科技发展的战略的带动下，一批企业在这个领域作出了突出成就。康美药业集团旗下的康美健康云公司彭约翰总经理（博士）就医疗领域的合作并融合互联网的新观念，向来宾做了介绍。

海外投资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大会嘉宾亚洲发展投资银行副行长孙宇先生向各位介绍了“一带一路”与投资模式。孙宇先生向来宾详细介绍了亚洲发展投资银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定位、以往成就、未来计划等。泰亚传媒集团董事长吴南江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海外媒体对中国“一带一路”的期待。

最后，大会进入成果介绍阶段，代表“一带一路”支持的基金，中国投资协会海外投资联合会推动各方合作的“一带一路海外战略合作暨丝绸之路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启动仪式在各位中外来宾的见证下举行。

中医药与文化分论坛和协会公共服务平台战略分论坛同时举行。

第一平行分论坛：中医药与文化论坛。中医药是中国古代科学精华，历经数千年而不衰。中医药用哲学化的语言表述病症，将内证实验与理性思考相结合，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诊治体系，对世界文明和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已不仅是一门有效的医学学科，更上升为一种优秀的文化，融汇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脉络之中，中医药文化走向世界，对于传播中华文明，加深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和了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中国投资协会举办了该分论坛，力图推动中国以中药为载体的文化向海外输出，建立中国新形象。

海外投资论文篇4

关键词：上海东盟投资竞争优势培育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在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进程中，上海不仅是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地区，也是对外投资的主要地区。自从2002年《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签署，中国和东盟双边提出要在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来，上海明确地把东盟作为对外投资的重点地区，近年来上海对东盟的投资已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新时期。本文结合上海企业近年对东盟投资的成功经验，探讨上海如何进一步培育对东盟投资的竞争优势。

上海对东盟投资的特点

上海政府重视加强与东盟的经贸、投资合作，通过各种渠道，借助各种平台力促上海企业到东盟寻找合适的投资项目。从2003年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始，上海政府就组织上海企业参展博览会，特别是在2006年的第四届博览会上，上海作为博览会“魅力之城”活动中唯一代表中国的城市，借助博览会的平台成功地向东盟展示了上海企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并促成了不少投资东盟的项目。

上海对东盟的投资涉及纺织服装、商业零售、食品加工、汽车配件、房地产、国际贸易、农业、矿业等众多领域，近年来尤其重视对东盟交通通讯、电力能源和海上运输业等基础设施开展大项目投资活动。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上海与越南的合作较多，例如上海市与越南胡志明市的地铁建设投资项目早在2006年就进行了谈判；上海企业还获得越南广宁电厂总额近9亿美元的一期、二期项目。

上海在对东盟的投资中，重视与广西、云南等毗邻东盟国家的省区进行密切合作，意欲借助这些省区的地理位置优势更便捷地进入东盟市场。如上海与广西东兴市打造进一步拓展东盟贸易市场的物流平台，推出国际物流园、边贸市场、东兴博览会会展中心、数码港基地、自由贸易区等13个核心建设项目。

在政府推动下较早进入东盟国家投资的国有企业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例如，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早在2001年就在泰国投资建设了中国工业城，其已经建成的棉纺厂、家用纺织品厂和柠檬酸厂，不仅在泰国市场上取得较好的盈利效果，而且其产品还进入欧美市场。

民营企业对东盟投资的意愿日益强烈，民营企业主要对东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进行实体投资，开展跨国生产，以获得产品的竞争优势。典型的如上海东方希望集团及上海华辰之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分别在越南胡志明市的开发区投资建立饲料厂，将当地廉价的土地资源、原材料和劳动力，与企业的设备、技术和管理有效地结合起来，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上海对东盟投资的方式更加多样化和灵活，在投资项目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提升，投资项目越来越多地得到东道国的肯定。上海对东盟的投资方式包括合作开发和加工资源、工程承包、绿地投资、跨国并购以及设立工业园区等，并且针对投资的不同产业，有选择地采用适宜的投资方式，以灵活性来保障投资项目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上海企业对外工程承包中已不再局限于分包商的角色，总承包项目越来越多，振华重工、上海电气、上海外经、上海城建、上海输变电工程公司、上海建工集团等分别获得多项境外大型工程的总承包资格。

上海对东盟投资存在的问题

上海企业对东盟服务业的投资项目偏少，与东盟国家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投资合作程度低。上海在东盟投资涉及服务业的项目仍然局限于传统服务业中的商业零售和贸易类项目，在能创造高附加值并大大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金融、咨询、软件开发、信息通讯等新兴服务业项目上，鲜有涉足。这种投资现状说明了上海对东盟的投资仍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还未充分意识到应该加强对新兴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在投资与合作中增强上海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上海中小企业对中国东盟双边经济合作尤其是投资方面的优惠政策和措施了解不够，存在信息不对称，从而没有充分利用好这些政策、措施。中国政府在推动中小企业到东盟国家投资方面早有优惠举措，例如2005年国家就设立了支持中国民营中小企业赴东盟投资50亿美元优惠贷款的基金支持项目，然而上海的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对此了解甚少。

除了一些双边政府支持的大项目，上海对东盟的投资项目大多金额和规模偏小，投资项目之间缺乏联系，使得投资企业难以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此外，投资项目在带动国内相关产品出口、培养经营管理人才方面的作用薄弱。

上海对东盟投资竞争优势的培育

（一）加强政府引导且明确重点投资产业

东盟是上海企业“走出去”的重点地区，但目前还未能形成规模，问题主要在于上海企业投资的领域分布广泛，但重点产业不突出。中国政府鼓励企业前往东盟投资的方向，主要是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延长产业链的投资。上海的很多工程建设企业（集团）拥有配套完整、技术先进的基础设施建设设备和相应技术，在国内和国外的工程承包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并且一些大型工程建设企业已经有了到东盟开展基础设施工程承包合作的成功经验和良好口碑。

因此，上海企业应在政府的引导下，积极寻求与东盟国家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大项目上的投资合作，这不仅能够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使企业能在东道国更复杂的投资环境中得到锻炼，有效培育企业的项目管理人才和跨国经营人才，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延长产业链的投资方面，上海可重点加强纺织服装、机电仪表、家用电器等成熟制造业对东盟的投资。通过这些产业可以带动国内上游产品向东盟国家的出口。此外，这些产品在东盟国家生产出来后，不仅可以开拓东盟市场，还可以开拓更广大的国际市场。

（二）政府为对外投资企业构建投资促进体系和服务机制

上海企业到东盟投资，除了企业要到东道国进行实地考察获取信息之外，政府应该为企业获取投资东道国的产业政策、投资鼓励政策、投资热点项目方面的相关信息提供权威的信息和交流的平台，以降低上海企业到东盟投资由于信息缺失而带来的风险。在企业项目的审批机制上，要革除多头审批的繁琐程序，尽快做到“一站式”审批，减轻企业的负担，使好的项目能够及时进入东道国投资。政府要重视对投资项目的监管，特别是要灵活运用监管手段甄别企业对外投资项目的业绩好坏：对于绩效好的企业，可给予其更多的优惠待遇，如直接提供外汇贷款、降低信贷利率等，通过这些鼓励性的手段使经营绩效好的企业有更多的盈余资金，为企业做大做强提供动力和保障。政府还可以根据上海地方财政状况，提高对东盟投资企业在财政和金融方面的鼓励程度，尤其对符合国家鼓励投资方向和有潜力的好项目要全力以赴支持，做到支持一个，成功一个。政府还应充分利用多双边经贸联系机制和磋商机制，宣传、推介上海企业，推动落实合作项目。此外，作为发展中地区，东盟国家的投资风险较大，上海政府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和上海地区投资保险机构的作用，为企业投资尽快建立完善的海外投资保险体系。

（三）企业应明确自身定位以适应东盟国家细化的市场需求

边际产业转移理论、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在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和产业选择方面有着很好的逻辑，这些投资理论也突出说明了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要获得成功，在选择合适的东道国和合适的产业、恰当的投资项目上是很重要的。与进入东盟国家投资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上海对东盟投资的企业在跨国经营和投资战略上经验不足。但是，上海企业在纺织服装、家电制造、机电仪表等制造业上的技术优势恰恰更适应东盟国家的小规模市场这一特定环境。东盟国家对这些产品的市场需求细化程度高，而且需求富于动态变化，这就更需要上海企业密切关注东盟国家市场不同的产品需求，明确自身的定位，着力发挥上海企业在加工制造业上的技术优势，在具有区位优势的东盟国家设厂投资，建立生产基地，开拓东盟的市场。

（四）企业投资应具有前瞻性以找准商机

东盟十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上海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东盟第二梯队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对它们的制造业投资有比较竞争优势；上海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东盟第三梯队的越南、柬埔寨、缅甸、老挝，对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农业、能源、资源、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商机广泛；对于经济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新加坡，上海可着重开展技术寻求型的投资，努力在新兴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上与新加坡达成一些有影响力的投资合作项目；对于富裕的文莱，上海服务型企业可以开发劳务输出型投资项目。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越南作为东盟国家中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其在纺织服装、电力能源开发、港口设施建设乃至医药、医疗器械业上的投资机会都很多。上海企业在这些产业上具有竞争优势，并且中国对越南投资的项目已较多，中国企业在对越南投资的过程中已初步构筑起一个商业网络。因此，上海企业应尤其着重考察越南的投资机会，加大与越南在纺织服装、电力能源开发、港口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资合作力度。

（五）加强与国内其他省区的合作投资以促进工业园投资形式发展

上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上海企业的竞争力也是国内企业竞争力较强的，但是在开展与东盟的投资合作项目方面，与更早就进入东盟进行投资的云南、广西、四川的企业相比，上海企业对东盟国家投资环境的适应性不强。此外，剖析近年来上海对东盟投资的企业结构，不难发现民营企业渐成投资的主力军，而其中有一半项目是外省市（主要是长三角省市）民营企业通过上海开展的对外投资项目。综合这两种情况分析，要培育上海对东盟投资的竞争优势，就要加强其与国内其他省区的投资合作。

从培养竞争优势的长远目标来看，上海应高度重视在东盟国家建设工业园的投资形式。工业园投资项目的资金耗费巨大，风险也更大，但投资项目一旦成功，不仅给企业带来了可观的利润回报，也使企业在东道国的融资能力和再投资能力大大提高，为企业在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工业园项目的成功可以延长投资的产业链，为更多缺乏独立投资能力又有投资意向的企业提供一个进入东盟市场的基地，构筑上海企业在东盟投资的整体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海外投资论文篇5

关键词海外并购理论基础协同效应

中图分类号：F279.2文献标识码：A

一、企业海外并购相关概述

（一）海外并购的相关概念。

海外并购就是进行跨国兼并和收购，是指一国企业为了达到某种目标，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支付手段，将另一国企业的所有资产或足以行使运营活动的股份收买下来，从而对另一国企业的经营管理实施实际的或完全的控制行为。

二、我国进行海外并购的理论基础

海外并购是一种对外投资，所以相应的理论基础应该包括对外投资理论和并购理论。下面将对这两个理论分别进行介绍。

（一）对外投资理论。

1、垄断理论。这是最早提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独立理论。经济学家海默在1960年发表的文章《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一项对外投资的研究》中，系统的阐述了该理论。由于现在的市场是不完全市场，即任何企业都有不同的生产要素，生产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市场份额，经营好的企业可以取得垄断地位，获得竞争优势。因此，海默在不完全市场的基础上提出，企业进行海外并购主要有两种目的：一个是寻求最小风险最大收益；另一个是为了形成垄断优势。这种垄断优势来自各个方面，例如规模经济，，营销能力，生产工艺，市场份额等。垄断优势给企业带来的利益可想而知，特别是这种跨国垄断，所以企业会为了形成垄断而进行跨国并购。

2、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费农在《产品周期中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一文中提出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动与产品生命周期有关。文章提出，美国对外投资的竞争比较优势会随着企业产品的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变化，而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也决定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时间和流向。产品生命周期包括产品的引入期、产品成长期、产品成熟期以及产品的衰退期，产品所处的不同阶段，其对供给和需求，对资源和市场，以及生产技术有不同的要求，这样就对应着不同的对外投资模式，同时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样，所以相同的产品在各国的所处的生命周期也会不一样，这样也为跨国投资提供了机会。例如美国经济发展最快，当该产品在美国属于产品的成熟期时，美国就会进行标准化生产，降低成本和节约运输费用，同时该产品可能在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是处于产品的引入期或成长期，需要大量的投资，这样美国就可能在该国并购一家公司并对其进行投资，这样对美国公司而言，可以达到规模经济和节约成本的效果。

3、国际投资利益分配模型。

美国经济学家麦克杜格尔在1960年提出了“国际投资利益分配模型”，该模型在不断完善之后，成为用来分析资本在国际之间流动而引起利益分配的主要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本边际生产力在国际上要达到一致就必须要使资本在国际之间进行流动，这样这样的横向流动，可以使各国的资本使用成本趋同，同时提高各国的资源利用率，促进各国的生产和发展。因此，这样的跨国并购对经济的发展能起到推动作用。

对外投资的理论还包括市场内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小规模技术理论等，都能很好的解释对外投资，本文就不再一一介绍了。

（二）并购理论。

1、交易成本理论。该理论认为是否进行企业并购取决于交易费用的高低。市场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反映资源的稀缺性，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价格机制被认为是“无形的手”，是进行资源配置最好的工具。但是企业时对市场价格机制的一种替代，企业的横向并购和纵向并购都是企业内部的组织对市场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企业进行并购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也就是说，当交易成本大于企业内部的协调成本时，并购就产生了。

2、市场势力理论。市场势力理论认为企业进行并购就是为了提高市场的占有率，并购，特别是横向并购可以使竞争对手减少，提高企业的市场份额以及市场控制力，实现规模经济，同时该理论认为企业规模的扩大会扩大企业势力。在现在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企业要想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国外市场，提高市场份额，通过并购的确是最好最快的办法，在以前的学者研究中也证实了，在跨国并购中，扩大势力范围的并购比例很高。

3、协同效应理论。协同效应主要指营销与销售协同效应，经营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和管理协同效应。即该理论认为并购可以达到1+1>2的效应，在并购前两个公司的水平可能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通过并购将公司的潜力发挥出来。例如，一家企业知识生产衬衣，那么意味着冬天的时候企业的机器，厂房等都是闲置的，但是还是有折旧成本，如果通过并购一家生产羽绒服的企业。这样企业的设备就可以一年都运转，降低了企业的固定成本。这就是经营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也是并购的动因，并购后企业实力增强，在与银行借款时更有利于追求优惠的利率。

并购理论远不止这三个，还有残品供给理论，机会主义行为理论和风险分散理论等等。

（作者：西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10级本科生，研究方向：财务管理、企业管理）

参考文献：

[1]张瑶.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分析及防范措施[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2.

[2]林莎.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法律风险研究[D].中南大学.2010.

海外投资论文篇6

关键词：控制权获取资源基础观

一、引言

海外直接投资时，发起方企业与目标企业之间，谈判合适的组织管理架构并非一件容易的事。经过冗长的谈判过程，却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导致企业无法获取预期的所有权份额更令人沮丧。尤其对于海外直接投资，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要求获取目标企业的恰当的组织安排（Geringer&Hebert，1989；Yan&Gray，1994；Mjoen&Tallman，1997），而最重要的是所有权（ownership）与控制权（control）。所谓所有权与控制权的争夺，其最终结果都是为了控制权。因为所有权只是代表了其所有者初期的投入，表示所有者股份的占有率（Yan&Gray，1994）获取关键的战略资源，实现战略目标必须要获取目标企业的控制权，因此控制权才是真正对关键资源的控制程度（Lecraw，1984）。

在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有权与控制权之间的选择受到发起方企业与目标企业的资源和制度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无论学者还是实践的企业家都感到相关理论无法指导实践，原因并非因为理论错误，而是以往的研究没有明确区分研究对象，将不同维度如交易、企业和宏观的问题集中讨论，结果反而导致企业家或者研究学者虽然感觉内容丰富但最后却无所适从。因此本文明确集中以交易本身为研究对象，对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获取研究进行了梳理，从资源基础观对海外直接投资等控制权研究进行综述，并指出了现有研究对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等控制权的启示以及未来研究方向。

二、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影响因素

1.控制权的相关理论

尽管以往的研究将所有权与控制权等同（Anderson&Gatignon，1986）。两者具有明显的区别。所有权是指资源投入和获取剩余价值程度的反应；控制权是指影响目标企业运营活动的决策的程度（GeringerandHebert，1989；YanandGray，1994）。一般来说，控制是指一个组织影响其下属单元，以达到其目标的过程（Flamholtzetal，1985）。以往的研究大多数把控制权等同于所有权（StopfordandWells，1972；FagreandWells，1982；Hennart，1988，1991；Blodgett，1991），认为只要获取了所有权，就能保证控制权（StopfordandWells，1972，Hennart，1988，1991）。传统理论认为所有权代表了其所有者的风险承担、资源配置、投入承诺和组织控制程度（BeamishandBanks，1987；Gomes-Casseres，1989；Hennart，1991）。虽然所有权并不是控制权的唯一来源（YanandGray，1994），但是所有权是控制的重要影响因素，并直接影响企业的绩效和效率（BeamishandBanks，1987）。并购等和其他投资的是组织和管理商业交易的制度性安排（Anderson，1997）。Yan和Gary（1994）发现以往对于控制的认识只局限于运营管理上（Killing，1983），因此，他们从Geringer和Hebert的模型的基础上，扩展了控制的范围，提出并购等海外投资控制的三个具体表现：第一，制定战略决策；第二，管理日常运营；第三设计组织架构和运营程序，即从战略、运营和组织三个维度控制进行划分。

2.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影响因素

海外直接投资是组织和管理商业交易的制度性安排。以往的研究同样认为所有权与控制权有强烈的正相关（Keegan，2002），认为只要获取了所有权，就能保证控制（Stopford&Wells，1972，Hennart，1991）。传统理论认为所有权代表了其所有者的风险承担、资源配置、投入承诺和组织控制程度（Gomes-Casseres，1990；Hennart，1991），因此即使所有权并不是控制权的唯一来源（Yan&Gray，1994），也是控制的重要影响因素，并直接影响企业的绩效和效率（Hennart，1991）。

控制权是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传统国际化理论认为受到资源的影响，这包括目标企业与发起方企业之间的资源对比决定了在控制权主导权归属。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当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不断的交互国际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研究显示公司目标的所有权份额没必要必须达到（GomesCasseres1990），所有权的程度依赖于企业获取所有权控制的需要（Gatignon&Anderson，1988）。在通常的所有权政策下，企业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手段获取控制权（Lecraw，1984；Yan&Gray，1994）。企业必须在承诺资源与所需的控制之间做出平衡（Gomes-Casseres，1990）。因此，我们将对海外直接投资等股权投资的控制权影获取的影响因素进行梳理。

一个组织安排是否被选择关键在于其相对其他组织安排形式是否更有效（Williamson，1975）。交易成本理论认为，控制权受到交易成本的大小所决定的，企业的组织安排目的是成本的最小化。影响交易成本的主要是三个维度：资产专用性、频率与不确定性（Williamson，1975，1985），其中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是解释并购等及其他行为的控制权最关键的要素（Williamson，1979，1985，1991，1996）

以往的文献认为海外直接投资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组织安排是由双方资源决定。即使在所有权上做出让步，但企业依靠资源而也可以获取控制权。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时，目标企业的组织安排，尤其控制权是各参与者之间受到了参与者的资源和能力的影响（Lecraw，1984；Arino&Torre，1998；Yan&Gray，1994）。海外直接投资中的控制权来源于各自拥有或控制关键资源和能力。正如Pfeffer&Salancik（1978）所说“当一方投入更为重要的资源时将会影响甚至控制整个组织活动”。因此在海外直接投资等中各方参与者在关键资源上的投入将增强他们的控制权（Childetal.1997；Lecraw，1984）。

所谓的关键资源的概念最早是来源于交易成本理论的资产专用性。资产的专用性与控制权之间呈现正相关（Kim&Hwang1992；Gatignon&Anderson，1988；Gomes-Casseres，1989；Padmanabhan&Cho，1999）。资产专用性是指替代使用者以不牺牲资产价值的前提下，在交易中重新配置该资产的程度（Williamson，1975）。当专用性产生的准租金（quasi-rent）越大，企业就可能利用这种竞争优势（Anderson&Gatignon，1986；Kim&Hwang，1992）有能力和动力去获取更多的控制权。当资产专用性高时，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高控制，以弥补在日后整合过程中，所出现的官僚制度成本（Erramilli&Rao，1996）。因此，发起方企业拥有专用资源（proprietaryresource），倾向于选择高控制（Nakamura&Yeung，1994）。

但是，只是拥有专有性资产是不足够的。影响目标企业控制权归属的最关键就是参与各方投入的专有资源的价值（Inkpen&Beaminsh，1997）。Das&Teng（2000）认为“只有当企业投入真正拥有价值的专有资源”时才能真正获取高控制权。必须注意这种价值的大小是相对于交易各方而言。价值的大小是取决于该资源的需求、替代性和稀缺程度（Williamson，1985）。相同的资源对于不同的交易者的价值大小是不同的，比如对于资源密集型自然和制度的资源优势（如更容易获取原材料、资金或地域等）的企业，运营的密集程度和类型将会影响目标企业的组织安排，投资者会愿意为了这种资源增加其控制程度（Lecraw，1984）。Mjoen和Tallman（1997）也提出相似的观点，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运营的资源密集程度与企业的影响力呈现正相关，但与所有权的比例却并没有明显的影响。在一些自然资源密集型的行业（如食品、烟草、采矿等），企业倾向于保证获取当地控制的专有资源的资格或者克服当地的政治问题（Hennart&Larimo，1998）。

除此之外，也有学者通过划分不同的资源类型，希望深入探究究竟什么资源会影响控制权的获取。以往的文献把资源和能力结合一起，分为“资本资源”与“非资本资源”（MjoenandTallman，1997），并针对不同的类型的资源对控制权的影响作出相关的研究。所谓的资本资源力量是从资本资源或者其他相同的与之等价的固定资产投入而形成。FagreandWells（1982）和Blodgett（1991）都通过实证研究表明资本资源的投入对于组织安排和控制权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而非资本资源力量是来源于参与者的关键资源投入，包括知识、技术、营销渠道。以往研究对非资本资源主要是指知识资源。知识资源对于目标企业的组织安排发挥关键作用（Das&Teng，2000；Hamel，1991）。知识的传播和知识的内部化是并购等或者最重要的动机之一（Hamel，1991）。知识资源包括了研发能力、管理知识和营销知识等。以往的研究也发现，一旦企业具有知识资源就会倾向于选择高以达高控制的目的（Lecraw，1984）当企业相对于其他参与者，投入更高战略价值的资源时，控制权将会转移到该资源的所有者手中（Inkpen&Beaminsh1997）。

三、研究展望

通过以往的研究我们看到直接投资的控制权选择主要受到海外直接投资双方资源、能力和影响。然而当前针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获取研究存在一些明显的局限性：

第一，研究对象比较片面。首先当前相关的研究研究大多以发达国家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为背景，由于研究主要是以发达国家企业为对象，因此当前资源基础观与的解释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我们认识到中国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中，并没有所有权优势，但我国企业却有来自市场、制度等带来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并不属于企业，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应该把传统的资源和优势，由企业扩展到外部环境。

第二，忽视了制度因素的影响。企业特征也能会使他们对风险的态度不同。比如大型的企业由于具有国有背景，虽然这些资源可能不会对双方谈判地位造成影响，但会促使对制度和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其他风险的承受能力更强，从而更有冲动获取高控制权。所谓的企业特征对控制权的影响归根结底都是来自于制度因素的影响。新兴国家国际化的兴起，使制度基础观日益受到重视，制度可以间接影响企业的国际化行为，例如国有企业会通过制度红利（比如，优惠政策，资金支持）短期提高企业的谈判能力，从而获取控制权。但是，必须注意本文强调的制度并非泛指宏观环境，而是强调为交易的其中一方带来直接实质性支持的制度因素。此外，除了传统的政策等制度因素外，中国等新兴市场的崛起赋予了制度新的内涵，拥有广阔市场的新兴市场能够为该国企业带来了短期的资源优势，比如沃尔沃最终选择吉利收购的最重要原因，并非金钱，而是希望借助吉利进入中国市场，重新焕发生机。尽管有不少文献针对制度差异进行研究，但是只是从文化层面、制度包括行业规范、相关行业法律差异等带来对大环境的影响，对交易本身是产生间接的影响。目前在我国，制度理论引入国际化理论仍处于初级阶段，尤其以交易为研究对象的制度影响目前较少，特别对中国等强制度国家企业投资时，母国制度影响研究（Yiu，2010）。

第三，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控制权的定义也不清晰。而且随着研究的日渐深入，我们发现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有权与控制权是分离的，这对于当前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大多认为高股权就能获得高控制的观点提出重大的启示作用。所有权与控制权并非完全正相关的（Geringer&Hebert，1989；Yan&Gray，1994）。两者具有明显的区别。所有权是指资源投入和获取剩余价值程度的反应；控制权是指影响目标企业运营活动的决策的程度（Geringer&Hebert，1989；Yan&Gray，1994）。中国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在与目标企业争夺控制权时，往往受到当地政府、文化差异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所以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中，即使获取了高股权，却常常没有获取企业的实际控制权，最终导致战略目标无法实现，这启示我们有必须深入研究我国企业如何获取控制权，获取怎样的控制权才能实现企业战略目标。

综上所述，我们尝试整合资源基础观进一步完善基于交易为对象的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模型，以供后续相关研究，模型如图一。从以往的文献，我们发现影响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的获取包括传统资源因素包括：资产专有性和专有资源价值（Yan&Gray，1994；Pfeffer&Salancik，1978），其中专有性资源的价值受到需求、稀缺性和可替代程度影响（Williamson，1985）。另一方面是正如上文所述，新兴市场企业的崛起赋予了资源新的含义，有以往企业内部扩展至企业外部，而这种外部的资源主要来自于制度带给企业直接支持，包括母国政策、母国市场等（Delios，1999；Brouthers2006，Peng，2011），因此本模型中制度定义并非指对交易起间接影响的宏观因素，如文化差异性等广义的制度因素。

资源因素是基于交易的直接影响因素，然而在交易为对象的维度下除了直接因素，间接因素也起到重要作用。本文强调的是从主并企业出发，集中以交易为分析的维度。作为所有权的主要拥有者和剩余价值的主要获取者，企业凭借自身的企业特有竞争优势，有强烈的动机和能力获取目标企业的主要控制权。以往的研究也发现，一旦企业具有知识资源就会倾向于高控制的目的（Lecraw，1984）。企业特征包括背景特征和能力特征。背景特征考虑的是企业所有权构成和多元化程度（Luo，2007），把企业分为：利基企业（nicheentrepreneurs），全球抱负者（world-stageaspirants），跨国机构（transnationalagents），受委任专家（commissionedspecialists），而能力特征从而影响双方的力量对比，然而，投入的资源种类有很多种（如资金、技术、管理知识等），因此把资源正确分类，对于我们研究控制权选择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Yan&Gray，1994；Mjoen&Tallman，1997）。我们根据以往的研究（Gomes-Casseres，1990；Yan&Gray，1994），把资源力量分资本资源力量与非资本资源力量（Mjoen&Tallman，1997），不同的企业特征影响企业对待不确定性的态度，间接影响控制权的获取。

我们把控制权分为三个维度：（1）制定战略决策；（2）日常运营管理；（3）企业组织架构与运营过程设计，我们总结细分变量为战略控制、运营控制和组织控制，即战略控制、运营控制和架构控制（Yan&Gary，2001）。我们希望通过分类控制权探求出在海外直接投资中控制权获取最重要是哪个层面，以及企业如何在谈判影响中在三种控制中选择。

我们在未来的日后的研究将会尝试在该理论框架中加入绩效变量。本文作为探究性因为绩效才是判断该海外直接投资战略成功与否的关键标准。通过整个海外直接投资过程的联合，从而提出完整的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选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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