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论文(6篇)

资本论论文篇1

公布时间：2003-10-9作者：晏艳阳

本文阐发了我国上市公司股东与司理、股东与债权人之间优点辩说的特点，提出了署理资本的资本结构管理方案：扩大债务融资比重，控制配股融资比重，创建我国企业债券市场体系，完满公司治理机制。

一、我国上市公司中的委托署理关连阐发

凭据企业谋划管理中的委托——署理关连一样平常阐发，我国上市公司的委托署理关连情况也可以在股东与企业司理及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优点关连的框架之内举行阐发。但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别性，以及企业借贷市场的特点，使得种种优点主体之间的优点辩说以及委托——署理关连题目具有差异的体现情势和特点。

1．股东与司理之间的委托署理关连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负担的一个紧张使命即是要为国企解困，同时在对国有企业举行股份化革新的历程中为了连结其国有的性子而出现了大量的国有股份和法人股份，而且从恒久绝对控股的愿望出发对这两部门股份都作不流通处理。这样形成了我国特别意义的证券市场。据资料，制止1999年10月2日，我国已有1003家上市公司，刊行总股本数为2816亿股，其中国有股约1902亿股，比例为67·56%。而且在总股本凌驾4亿元的112家公司中，国有股比例凌驾70%的占了对折以上。

可以看出，深沪两市中有近三分之一(32·43%)的上市公司的国家股所占比重凌驾50%(处于绝对控股职位地方)。而在现在这样一种股权流通机制下，相对会集的大股东与相对疏散的小股东之间的优点并不完全类似。我们知道，股票的投资收益源头于两个部门：一部门为盈余收益；另一部门为资本利得，即交易股票所得到的价钱差。国家大股东的股份不能在二级市场上正常上市流通，因此，他不行能议决正常的交易得到资本利得收入，这样他的收入源头就只有盈余收入这一项了。而资本利得和盈余支付二者之间有着很大水平的更换关连，即盈余支付会低落股票价钱，淘汰资本利得；而不支付盈余或少支付盈余，这时由于股票的“含金量”前进，在二级市场上的价钱也会前进，从而使其投资者得到资本利得的利益。凭据这一原理，作为具有决策权的国家股股东可以议决盈余分配政策来实现其公正的收入，我们所视察到的情况应该是上市公司盈余分配中的大比例现金盈余的发放。但是，现实中的情况却并非云云。

为了说明题目，我们将分配情势区分为“现金盈余”、“送股”(含转增)、“包罗配股”(包罗单纯配股、配股送股、配股送股盈余)、“送股盈余”(指既分配现金盈余，同时又送股)及“不分配”等五种差异的情形，而且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全部公司为工具，研究其在1993-1999年时期各年上市公司接纳以上种种差异分配方案的团体散布状态。

效果如表1资料所示:

表1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历年接纳差异分配方案的公司数目散布

199910522.98337.224710.28194.1625355.36

资料源头:1·据1993一1998“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统计年鉴”盘算而得

2·1辨年的资料据中国汇智科贸有限公司出书的“1997-1999年报大全”盘算而得

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到，历年来接纳“不分配”方案的公司所占比重都较大，特别是在1993年和1999年都凌驾对折。“不分配”作为上市公司盈余政策的一个特别方案，要是说搪塞流通股的股东而言他可以有时机从股价的变更上得到资本利得收益的话，那么搪塞不能流通的国有股而言这大概意味着其投资一年的效果得到的是零收益。特别是我们细致到接纳“包罗配股”方案的公司比重每年都维持了较高的水平，而且其中有不少上市公司接纳了单纯配股的分配方案。而由于“捏造”的国有股股东没有本事拿出资金用来行使其配股的权利，于是国有股的配股这几年大多做了转配股处理。由于公司股本范围扩大而国有股的股权不能同比增长，终极所导致的效果即是国有股东权利的相对削弱，其应得的优点受到腐蚀。

那么，这种显着倒霉于国家股股东的分配方案到底是由谁作出的呢?我们知道，代表股东优点的常设机构即是董事会，在我国，绝大多数的上市公司接纳简略多数的要领由股东会推选董事，这样，占据绝对控股权的国家股的代表在许多上市公司都能占到董事会中的大部门席位。因此我们假定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由少数大股东控制，而且他们具有绝对的决桑权利，任何一项决定，只要他们能够提出就肯定能够得到议决。在这种情形下，从情势上看非常民主的投票决策制度现实上演酿成了独裁。那么，谁又能保证其决策的科学性和公平性呢?最主要的题目是，这些国有股优点的"代表"是否能真正以自己的举动来体现国家的优点呢?在某种特别的情况下(如这些人以某种情势拥有小我私家流通股)，不能扫除他们作出以侵害国家优点来使自己的优点最大化的决策，从而实现宽大股东的优点、特别是国有股股东的优点向其小我私家优点的转移。这组成我国上市公司股东的最主要的署理资本。要是说其他浩繁的小股东因此也能够得到肯定的优点的话，只不外是搭上了他们的便车罢了。应该细致的是，这种优点不行能是久远、恒久的优点，连年来许多上市公司谋划业绩滑波就从侧面说明确这个题目。长此下去，不光股东的终极优点会受到极大侵害，?一够岫哉鍪谐斐杉笪：Α?nbsp;

从上面的阐发中，我们已经看到，国有股大股东的代表人缺乏为其优点着想的动机，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形下的企业司理将会是怎样举动的呢?搪塞这个题目，只要我们细致到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与总司理两职高度合一的真相就可以得到答案。据吴淑辊、柏杰、席酉民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88家公司为样本的研究效果评释:接纳完全合一的公司有77家，占样本的40.4%合一(指司理同时兼任副董事长或董事)的有12占样本的52·7%，完全疏散的有12家，占样本的6·9%。由该资料可以看出，只有少数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与总司理一职是相互疏散的。在这样的一种机制下，容易导致责任不明，而最大的题目还在于相干优点主体之间缺乏相互制约，使得逾额的特权斲丧征象紧张。从理论上说，关于总司理与董事长两职应该合一照旧疏散的题目并无定论，可说是各有利弊，但本文以为，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点，要是两职还高度合一的话，那么所大概导致的题目还不光仅是股东优点容易受到侵害的题目，而且会出现诸如"糜烂"等超经济题目。

因此，从我国特定的股权结谈判在这种特定的结构下司理职员与董事会之间的关连中我们不丢脸到，真正体贴自身优点的股东与司理之间的委托署理关连黑白常显着的，所形成的署理资本也是巨大的。

2．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委托署理关连

我国上市公司在上市之初都存在着一个比力广泛的征象，即只管即便将其债务剥离回。因此上市公司在上市的前面几多年中的资产欠债率是比力低的。但有不少上市公司在连续谋划的历程中，由于种种缘故原由使得其净资产收益率达不到配股的要求，因此新的资金只能靠欠债筹集。相反，业绩较好的上市公司(以净资产收益率指标权衡)却主要议决内部融资的要领或议决配股的要领筹集资金。由于这样一种机制的存在，使得进人债务市场的资金借人者质量低落，从而也使得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优点辩说加剧。这一题目以是会孕育发生，是由于在我国，上市公司配股有比力严酷的划定，即以净资产收益率为尺度。

净资产收益率是肯定时期内企业的收益与其相应净资产的比，用R体现，有ROE=E，其中Y体现收益，E体现净资产。总资产收益率是另一个权衡企业收益本事的指标，用ROA体现，有RQA=/A，其中，A为企业的总资产，要是用D体现企业的欠债，那么A=DE于是我们可以创建起总资产收益率与净资产收益率之间的关连:

ROE=Y/E=（Y/A）×(A/E)=ROA×L………………（1）

这里L=A/E杆。当企业没有欠债，也即企业的资产全部由职权组成时，L其最小值1；而当企业运用了非职权的外部资金，即有肯定的欠债时，L于1。

财政杠杆作为用来增长股东收益的一种计划，它议决适当地接纳牢固资本的债务取代股东职权，盼望以此来前进股东的收益。在这里之以是提到“盼望”，是由于杠杆并不总是能到达预期的目的。要是业务利润低于一个肯定的数值(这一点我们从下面的阐发中将会看到)，那么，杠杆将淘汰而不是增长股东的收益。而且，要是我们进一步将引人杠杆后所大概导致的股东收益的变异看成股东收益危害的增长，那么财政杠杆即是一把双刃剑:即它在增长股东预期收益的同时也增长了其收益的危害。以是资本结构研究的一个紧张题目即是要区分什么时间的杠杆是有利的，而什么时间是倒霉的。为了从数理上越发清楚地相识这一历程，我们运用ROE与ROA之间的关连来举行阐发：

凭据ROA的界说，它是支付利息和税金后所得收益与总资产之比：

………………………………（2）

其中，T为企业的匀称税率，I为支付的全部利息，设i为企业资产的匀称利率，则I=iD，EBIT为企业的息前税前收益。这样(2)式可以写成:

ROA=(l-T)(EP一ii)

EBm/A为企业息前税前与总资产之比，它体现全部资产创造收益的本事，用EP体现，于是有

ROA=（1-T）(EP一ii)

代入(1)式，有:

ROE=(1-T)[iL(EP-i)]…………………(3)

从该式，我们可以讨论净资产收益率ROE与收益本事EP以及企业欠债匀称利率;之间的关连：当L取最小值，即L=1时，有ROE=(l一T)EP，这时EP>ROE；当L>l时，(1)若EP>i，则ROE随L的增大而递增，这时L为有利的财政杠杆。(2)若EP为讨论方便起见，我们以1996年1月25目的划定，即搪塞配股权所要求的10%净资产收益率的条件下i的取值以及EP与i的关连。我们假定EP1而不是相反。但是由前面的阐发我们可以看到，当EP刘的情况下，加大杠杆L可以前进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从这一阐发历程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紧张的结论：(1)能够餍足配股要求的上市公司，其收益本事肯定大于其欠债的匀称利率；(2)餍足配股权要求的上市公司，加大其资本结构中的欠债比重有利于净资产收益率的增长(当其它条件稳固时)。相反，要是实验配股而同时不能同比增长其欠债，那么当其它条件稳固时，配股会低落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

为了具体阐发配股后净资产收益率的厘革情况，我们首先必须相识配股后杠杆的厘革。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票刊行广泛接纳溢价要领刊行，以是职权的价钱不光体现了职权的数目，还体现了职权的价钱，因而是一个价钱量。配股孕育发生后，思量其对杠杆的影响时，应该思量配股比率与配股价两个因素，但这样的处理会使题目庞大化。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将配股比率视作配股后职权的增长比率，这样做并不影响我们的阐发结论，由于通常配股的价钱高于刊行的价钱，配股后职权的现实增长率会高于我们所思量的比率，因此使杠杆的缩小的水平会更大，我们取其较小的影响，足以说明配股对资本结谈判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水平。

设x为配股比例，而且假定职权增长的比例与配股比例类似，公司的欠债连结稳固。这样，配股完成后，财政杠杆为:

由(4)式可以看出，由于配股后职权的总资产都有增长，而欠债连结稳固，这样使得新的杠杆较原来的杠杆降落，降落的幅度为。由此可见，配股比例x越大，杠杆降落的幅度也越大。

将(4)式代人(3)式得配股后的净资产收益率ROE，:

ROE：=ROE一(L一1)(EP-i)(1一T)…………………(5)

(5)式右边的第二项体现配股后净资产收益率降落的幅度(在EP劝的情况下)。它取决于原来杠杆L的巨细以及配股比例X的巨细。当其它条件稳固时，原有杠杆越大，净资产收益率降落的幅度越大；同样，配股的比例越高，净资产收益率降落的幅度也越大。

由此，我们不光可以看到上市公司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抵牾，由于搪塞某些不具备配股资格的上市公司而言，具体来说即是那些收益本事小于其欠债的匀称利率的上市公司，是不宜接纳进一步的债务融资的，由于这时加大的杠杆力会使其净资产收益率的状态进一步恶化，但这些公司却只能议决债务的要领得到外部融资;而且还可以看到，由于餍足配股要求的上市公司的最优财政决策是不实验配股，要是要举行配股至少说在配股的同时增长其欠债的数目以连结或扩大其杠杆力，到达最大限度地使用有利的杠杆增长其股东优点的目的。但现实的状态却并非云云，这种倒霉于股东优点的举动的接纳组成一种不行轻忽的署理资本。

二、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与资本结构的革新

由于我国市场机制并非完满，以是在思量运用资本结构的变更来淘汰署理资本题目时应该细致与债务有关的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缺乏活动性。由于我国并没有创建起完满的企业债券市场，以是绝大部门企业的债务只能议决银行或其它非证券的借人情势。这些要领都有一个配合的特点即是缺乏活动性，债权人的债权很难议决市场的要领举行转移，债务的危害也不能议决市场来化解和疏散;

第二，债务的利率不反应债务人的名誉状态，同理也不能评释债务的危害度。同时，在借贷市场上，由于许多非经济因素的滋扰，在债权人优点基础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照旧大概孕育发生低利率的借贷关连;

第三，同样由于债务利率非市场化因素的影响，借人的边际资本一样平常不会随着债务数目的增长而增长，同时债权人也不能由于发明股东腐蚀其优点的计划而前进其贷出的利率以连结收益与危害的对称性。

第四，由于在我国还没有创建完满的休业机制，以是企业债权人的优点不能在适当的时间得到掩护。但在上市公司中有一个特别的情况是，由于其壳资源的价钱，以是当上市公司孕育发生资不抵债的状态时，通常不是议决休业整理而是议决资产重组来管理题目。搪塞许多公司而言，还大概议决债转股的要领扫除逆境。因此，在这样一种特别配景下，债务增长所引起的休业资本的上升很难预料。

在上述这些有关债务特点的条件下，我们以为，增长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中债务的比重，可以淘汰司理的署理资本，从而增长股东优点。这一机制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发挥作用:

第一，用债务替换配股，淘汰股东优点向司理的转移。占有关的研究评释，l97年末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高层管理职员匀称控股比例为0·0488%，其中有14家公司高层管理职员持股为0，以是议决增长企业的资本结构中债务的水平来淘汰职权的比重，从而使司理所持股份相相比例升高，由此而淘汰股东的署理资本的机制不顺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债务对控制和淘汰署理资本没故意义。从前文的阐发中我们已经看到，在我国所划定的配股资格要求条件下，上市公司的配股举动会带来股权收益率低落的题目，从而倒霉于股东收益最大化的目的。在这种条件下，要是企业用债务融资的要领取代配股融资的举动，那么，这一题目在肯定水平上可以得到克服。同时，上面所阐发的议决配股举动而导致的股东优点向司理等公司内部职员转移的题目也可以得到控制。

第二，增长债务，淘汰可以用来举行逾额在职特权斲丧的现金流量。由于债务存在定期支付利息和到期支付本金的题目，以是，要是没有孕育发生违约，那么债务增长了企业的现金流出的数目，现金流量的淘汰使得司理举行逾额在职斲丧的有支付本事的需求淘汰，从而也使得股东优点向司理转移的数目淘汰。

第三，增长债务，可以有用克服太甚投资题目。我国上市公司的股票刊行基本上接纳溢价的要领，而配股更因此其时的时值为尺度，以几十倍的市盈率刊行。上市公司由此而筹集到了大量的资金，那么这些资金是否都投向了投资收益率较高的项目上呢?我们偏向于得出否认的结论。

从该表的资料可以看到，新老公司在表中所列的四项指标上都存在着比力大的差异，新上市公司的各项指标显着好于15叨年曩昔上市的公司。上市公司连续融资后资金使用屈从的低落大概是导致这一效果的主要缘故原由。同时，我们不难视察到一个并不少见的征象，即不少上市公司转变其招股说明书上所指明的资金使用行止，这至少说明招股时所选择的项目盈余性受到质疑，而且也不能保证新的资金使用行止就肯定切合盈余性的要求。

由于这时资金已经“拿”到，要是不作项目投资的话，就只有选择存入银行、购置国债券或借给别人使用了。因此这时很容易做出非常委曲的投资选择，由于投资范围或领域的扩大同时也扩大了司理职员的谋划王国，使其得到了更大的餍足，但这种太甚投资所带来的餍足因此股东优点的侵害为价钱的。要是接纳债务的情势，由于债权人对项目要做非常认真的论证与评估，孕育发生这种状态的大概性要小得多。

要是谋划较好的公司能够顺遂进人借贷市场而不光仅寄托股权融资，那么进入债务市场的资金借入者的质量从团体上就会得到前进，从而形成比力良好的借贷关连。这样，如前所述由于质量较差的借火者进入资金借贷市场而谋划状态较好的公司进人职权市场所导致的抵牾就大概得到温和。

不外应该细致的是，债务的太甚增长大概孕育发生股东腐蚀债权人优点的题目。而且由于现在债务市场的种种限定使得债权人不能运用利率机制来有用控制资金借入者的借人数目，这样很容易导致其太甚欠债，这恐怕也是许多上市公司一步步滑入ST，再由盯进人PT的一个紧张缘故原由。

因此，从理论上说，每一个企业都存在着一个最优的资本结构，它是债务的增长所大概淘汰的署理资本与因此而大概增长的财政困难二者权衡的效果。

三、结论

本文的阐发结论以为，虽然在我国特别的股权结谈判借贷市场的条件下，债务对淘汰署理资本所起作用的情势有所差异，但资本结构的优化对淘汰上市公司的署理资本，具体来说即是在淘汰股东优点向司理职员转移、控制司理的在职斲丧以及控制太甚投资方面仍然可以起到不行替换的作用。由此，我们以为上市公司应该扩大债务融资的比重，同时控制配股融资的比重。造成我国上市公司进人资金借贷市场的主要停滞在于缺乏企业债券市场及其市场体系。因此，为了让债务发挥更大的作用，便企业融资决策有更多的备选方案，我们提倡尽快实现利率的市场化革新，并创建起我国企业债券市场体系。同时创建起公司休业的机制，让市场机制发挥其优化选择的职能。这搪塞完满我国的公司治理机制黑白常须要的。

主要参考文献:

1、吴淑辊、柏杰、席酉民·董事长与总司理两职的疏散与合一——中国上市公司实证阐发·经济研究·1998;8

资本论论文篇2

关键词资本结构股权债权治理效应

一、绪论

经典的资本结构理论(F.ModiglianiandM.Miller，1958)认为，在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中，资本结构既不影响资本成本，也不影响企业的市场价值。现实中的资本市场当然不可能是完善的，这种不完善不仅来自政府政策导致的扭曲，更主要的是来自信息的不完全。现代企业理论的研究证明，至少由于以下三个原因，资本结构是重要的：第一，根据激励理论，资本结构通过影响经营者的工作努力水平和其他行为的选择，进而影响企业的收人和其实际价值；第二，根据信息传递理论，资本结构通过其信息传递功能影响投资者对企业经营状况的判断，进而影响企业的市场价值；第三，根据控制权理论，资本结构通过影响企业的治理结构即所有权的安排，进而影响企业的价值。

资本结构对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也称为资本结构的治理效应。Williamson(1988)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由于人问题的存在，公司的外部控制一般会同时采用两种控制方式：股权控制与债权控制相互补充。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司中，债务与股权不应仅仅看作是不可替代的融资工具，而且更应看作是不可替代的治理结构；资本结构是否合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司治理效率的高低。Aghion和Bolton(1992)认为，企业资本结构的选择就是控制权在不同政权持有人之间分配的选择。最优的负债比例是在该负债水平上导致公司破产时将控制权从股东转移给债权人。因此，选择合适的融资结构，充分发挥其治理作用，对现代公司至关重要。Hart(1995)认为，给予经营者以控制权或激励并不十分重要，至关重要的问题可能是要设计出合理的融资结构，限制经营者以投资者的利益为代价，追求他们自己目标的行为能力。

二、债权的治理效应

债权的治理效应的理论渊源是资本结构理论中的成本说及其分支企业控制权理论。成本说和控制权理论将公司治理引入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中，突破了以往资本结构理论中仅对负债的财务杠杆效应、税盾效应的研究，提出了负债的治理效应：适度负债有助于缓解公司内部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激励、约束经理人员，克服问题，实现控制权的重新安排；同时，债权人以“相机控制”的方式，在公司治理中担任重要的角色。具体来讲，负债融资的治理效应是通过以下机制实现的。

(一)负债本身的激励约束机制

一方面，在经营者对企业的绝对投资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投资中债务融资比例将增大经营者的持股比例，从而增加了经营者的剩余索取权，这就内在地激发了经营者的积极性，使经营者利益与股东利益更加趋于一致。对于这一点还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来说明。设经营者的股权融资金额为i，其他股东的股权融资金额为j，则通过股权融资获得总金额为i＋j，经营者所占有的股份比例为i/(i＋j)。又假定公司的债务融资金额为c，同时公司的资产收益为x，债务利息率为y(x，y均为百分数，且x＞y)，则经理的股权收益率为：R＝i/(i＋j)[(i＋j)x＋(x－y)c]，亦即：R＝ix＋i/(i＋j)(x－y)c。显然，随着债务融资额的增加，经营者的股权收益也会增加。特别地，如果公司能获得足够多的债务融资以支持公司运作或项目开发经营，则公司可以直接减少其他股东的股权投资金额，或者可以通过回购股份减少其他股东的股权投资金额，则增加及减少的双重作用可以较大地增加经营者的股权收益。

另一方面，由于负债的利息采用固定支付，债务的利用减少了企业的白由现金流量，从而缩小了经营者从事低效投资的选择空间和抑制了经营者的在职消费。正如Jensen(1986)指出的，由于债务要求企业用现金支付，他将减少经营者用于享受其个人私利的“自由现金”。

(二)相机控制机制

现代企业理论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道理：企业所有权是一种“状态依存所有权”(State－contingentownership)或相机控制权，即企业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分配随着企业财务和经营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工人的索取权优先于债权人。令x为企业的总收人，w为应支付给工人的合同工资，r为债权人的合同支付(本金加利息)，π为股东所要求的一个满意利润。假设x在0到X之间分布(其中x是最大可能的收人)，那么：如果企业处于x≥w＋r的状态，控制权掌握在股东手里；如果企业处于w≤x≤w＋r的状态，控制权掌握在债权人手中；如果企业处于x＜w的状态，控制权掌握在员工手中；如果企业处于x＞w＋r＋π的状态，控制权掌握在经理手中。所以，当企业资不抵债、无法偿还债务时，企业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便由股东转移给债权人。这时，债权人对企业的控制是通过受法律保护的破产程序进行的，包括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清算，分自愿和强制两种情况，即把企业的资产拆开卖掉，收益按债权的优先顺序进行分配，清算的结果是经营者丢掉了饭碗。另一种是重组，即由股东、债权人和经营者进行商量并提出方案。如果重组的价值大于清算的价值，破产企业就可能被重组。企业重组涉及减免债务本金和利息、债转股、延长偿还期、注人新资金等，同时还会更换经营者。因而在“破产威胁”下，经营者会减少个人享受，更加努力工作，并做出更有利于提高企业价值的投资决策，即经营者的行为会更倾向于股东的利益，从而减少了成本。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债务是一种缓和经营者与股东利益冲突的担保机制，它对经营者形成“硬约束”。

(三)银行监控机制

银行作为企业的主要债权人，凭借其与公司独特的关系，既拥有公司大量的信息，又具有监控公司的能力，使其在公司治理中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既可减少股东的监督工作，又可提高监督效率。特别地，就主银行体制而言，主银行还具备了有别于其他控制源的三个优势：①主银行在联合监督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利用掌握的信息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有效地约束经理；②大、小银行组成的银行团中，由各大银行分别担任自己关系公司的主银行并担当监控公司职责，有利于节约稀缺的监督资源；③以银行贷款为基础的相机控制机制，导致公司经营不佳时其控制权自动由经营者转向主银行。因此，银行作为债权人行使相机控制权会导致公司预算约束的硬化。

由此可见，债权融资对于降低成本、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要使债权融资的治理效应得以有效发挥，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建立有效的偿债保障机制。偿债保障机制大体分为防止偿债危机出现的事前保障机制和当企业出现偿债危机时对债权保护的事后保障机制两类。事前保障机制包括负债企业对负债责任的自动履行机制、债权人的信用和配给机制、限制债务期限和债务资金用途、债务工具的流动性和可转换性、抵押担保等事后保障机制主要依赖强制性的法律程序，其主要措施包括自发性和解与结算、破产清算与重组、“戳穿公司的面纱”(PiercingCorporation’sVeil)。建立有效偿债保障机制的关键在于建立有效破产机制，因为通过实施破产机制实现控制权的转移，既能有效地强化自动履债机制，又能在出现债务危机时保护债权，增强债务融资的治理效应。而完善和健全的破产制度必须有以下两方面作用：一是破产能给予经营者一定的惩罚，实现债务的强约束作用；二是能有效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2.银行有能力，特别是有动力监控企业的行为。否则，债务融资的治理效应不但不能发挥出来，还会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不利因素。银行虽可获得信息租金、长期声誉租金、特殊关系租金等，进而有动力去监控企业，但这一条件成立的前提是：银行必须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产权主体和市场主体此外，银行还必须在其资源配置决策中不受政府干预。避免政府强迫银行向效益差的企业贷款是至关重要的，囚为如果政府强迫银行向效益差的企业贷款，将会造成银行的财务状况恶化。

三、股权的治理效应

在传统的资本结构理论研究中，研究者的视角或争议事实上主要集中在负债融资上，股权融资在相当程度上处于配角的地位，即它是后于负债确定的。然而，一旦将研究视角跳到两种融资模式对企业的治理效应，整个局面便焕然一新，股权融资与债务融资的研究便处于一个同等重要的地位。股权融资的治理效应通过股东对企业的控制来实现。股东对企业的控制通常分为两种形式：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

(一)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是股东以其所拥有的投票权和表决权选择公司董事会，再由董事会选择经营管理者，将企业的日常经营决策委托给经营管理者来实现的。如果经营管理者未尽其法定义务，或者存在有损于企业价值的行为，股东可以通过董事会更换经营管理者，这实际上是股东“用手投票”的监督方式。但内部控制的有效实现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

1.股权集中程度。股东监控企业要付出相当高的成本，当然也会由此获得可观的回报。因此，股东监控企业的动力便源自于监控的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就监控成本而言，大股东与小股东实施有效的监控其监控成本基本是一致的，但他们获取的收益却相差很大。大股东获得的收益远远超过小股东的收益，小股东的理性选择便是放弃对企业的监控权而搭大股东的便车。如果股权过于分散，就会造成人人都想搭便车，导致监控者的缺位。所以，股权集中度越高，内部控制越为有效。这也就是德日两国企业普遍采用内部控制型公司治理模式的原因。相反，英美两国由于股权分散而缺乏内部监督约束。

2.股东的性质。一般来讲，银行作为大股东，由于熟悉企业业务，同时利用贷款和企业在银行开设的账户，能及时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拥有监控上的信息优势和便利条件。因此，Fama(1985)认为，银行作为股东是最有效的监督主体。但是否允许银行持有公司的股票，各国法律有不同的规定。我们知道，由于中小股东缺乏监控企业的能力和动力，而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的监督成本与其收益相配比，因此它们不像一般投资者那样成为搭便车的主体，从而也就被视为公司治理中加强股东地位的重要支柱。正如Carter(1992)所指出的，如果机构投资者不履行监控职责，则对公司的监控很难解决。

3.股东投票权限的大小，虽然股东拥有投票权，但不同的国家由于制度、法津不同，股票投票权的大小存在较大的差异。比如股东的投票权限是否仅仅包括董事会选举权，亦或还包括企业日常经营的评判权等；又如企业决定事项所需的投票通过比例是过半、2/3以上，还是简单的多数票原则。

(三)外部控制

通常认为，对经营者的外部约束有产品市场约束、资本市场约束和经理人市场约束。从股权融资的治理效应角度出发，对经营者的外部控制主要是资本市场。因为在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可以自由地出让股票，这就使得诸如权争夺、敌意收购等控制权争夺行为得以进行。因此即使在内部控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时，股东还可以利用资本市场上的接管或控制权的争夺来“退出”，以此对经营者施加压力。这实际上就是人们常说的“用脚投票”的监督方式。具体地说，当企业发展情景看好，并对企业做出的决策持认同态度时，股东将增加股票持有份额。但当企业经营不善时，股东便会卖出股票，造成股价下跌，此时企业易成为资本市场上被接管的对象。成功的接管通常伴随公司经营者的更换，因而接管被认为是控制经营者随心所欲营造个人帝国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外部控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资本市场与经理人市场相对发达以及股权相对分散且流动性强。这也是英美两国的企业普遍采用外部监控型公司治理模式的原因。

无论是内部控制还是外部控制，都与所有制的性质有关。在私有公司中，股东直接或通过其选举的董事会提出经理的候选人名单，以更换现有的表现不佳的经理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但在公有即国有公司中，名义上的所有者—全体人民事实上没有更换经理的提议权，经理更换的权利归政府或组织部门所有。这种制度安排的直接后果是现有经理会想方设法贿赂政府部门的官员，以利于保住白己的位置，而不是如私有公司的经理那样，努力提高公司绩效才是保住自己职位的唯一途径。由于私有公司的经理贿赂股东往往成本很高，高到无法承受，因此对私有公司而言，经理贿赂股东的情形是极少会出现的。相反，国有公司因掌握经理任命权的政府和组织部门的官员没有剩余索取权，因而变得极易贿赂。

四、结论

资本结构从表面上看是各种资金来源在企业内部形成的某种状态，但实质上，它是各种资金背后的产权主体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生成的某种利益配置格局，这种利益配置格局构成了企业的治理结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治理绩效。可以说，资本结构是一个关于企业外部的产权主体索取利益控制和分享的内生化的装置。认真研究西方资本结构的治理效应理论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公司治理结构的建设、资本市场的发展、银行业的改革以及《破产法》的完善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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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张文魁.企业负债的作用和偿债保障机制的研究.经济研究，2000(7).

[4]赵昌文，蒲自立.资本市场对公司治理的作用机理及若干实证检验.中国工业经济，2002(9).

资本论论文篇3

需要决定行为的动机，动机是构成人类大部分行为的基础（Weiner,1985）。按照心的解释，需要是有机体内部的一种不平衡状态，它表现在有机体对内部环境或外部生活条件的一种稳定的要求，并成为有机体活动的源泉。人的需要是人对某种客观事物的要求引起的，是人的活动的基本动力，是人的行为动力的重要源泉。人的需要和动物的需要有着本质的区别。动物的需要主要由其性决定的，而人的需要主要是由人的性决定的，具有社会的性质。人的社会性主要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知觉表现出来的。因此人的需要的以及满足需要的手段也和动物不同；由于人有意识，人的需要会受到意识的调节与控制。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有不同的种类。按照起源分为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按照指向的对象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把人的需要分为五类，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阿尔德佛从组织管理的角度把人的需要分为生存需要、关系需要和成长需要（简称ERG理论）。麦克里兰也从管理的角度把人的需要分为权力需要、人际关系需要和成就需要（简称成就需要理论）。他们虽然对需要的分类有所不同，但是都是围绕满足人不同层次的需要而提出的，只是分类的标准不同而已。正是人们有不同层次的需要，所以才会产生不同的行为，不同的行为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只有合理的需要才可能产生积极的行为效益。

二、需要对人力资本投资形式的

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行为，从广义而言也是一种行为。知识经济是知识、技术的生产、交换与分配的经济，而知识和技术的载体是人，其核心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投资的产物，是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形成和积累的。它表现为人们所具有和运用的文化知识、专门的职业技术知识、专门的职业技能、健康等等。与物质资本相似，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投资而形成的。一切有利于提高人的素质与能力的活动，有利于提高人的知识存量、技能存量和健康存量的行为都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因此，人力资本投资是多方面的。经济学家舒尔茨等人把人力资本投资归纳为投资、培训投资、劳动力流动投资、卫生保健投资等形式。“对卫生和营养的投资可以改善人的健康状况；对个人进行培训可以提高一个人的技能；接受正规教育可以提高人的认知能力并有助于能力的增强；而对和开发的投资可通过外部的效果来提高个人的技术水平”[1]。这些投资方式最终都是为了满足人和社会不同层次的各种需要。

需要决定人的动机，动机决定人的行为，行为产生绩效。人的行为效果是导致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当然，这包括个体的行为也包括群体的互动行为（群体内部的个体与个体的互动行为以及群体之间的互动行为）。人力资本的投资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需要的影响。因此人的行为产生的效果也就不同。

掌握和了解人类的各种不同需要对人力资源管理和人力资本投资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满足人的正常的生理需要，可以提高人的身体素质；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可以根据人的精神状态提高人的道德水平和文化水平；满足人的需要可以丰富人的知识技能，启迪人的创造力提高人的综合能力。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本质上就是满足人的各种需要。所以对人的投资可以分为生理性投资、精神投资、教育投资和社交投资等形式。

生理性投资是为了满足人的生理需要的投资，是保证人具有健康的体魄，从而能够发挥人的正常的社会功能的基本投资。这类投资又包括饮食营养方面的投资、健康医疗保健方面的投资按照投资主体分为家庭生理性投资和社会生理性投资。在基本生活需要未达到满足平衡点之前，每满足一些这方面的需要就能提高一些人力资本存量。关于饮食营养方面的满足有人在塞拉里昂针对农户劳动力做过一项调查，农户劳动力摄取的卡路里水平每提高10%，家庭农产品量就增加3.3%。[2]另一项对斯里兰卡涉及营养水平与工资的相关关系的研究显示，对于男性劳动力来说，卡路里摄取量每增加10%，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就提高2%。[3]有人估计，卡路里摄取量从1500千卡提高到4000千卡，对于人力资本的效果，相当于从文盲进步到高中毕业的水平。[4]另外，疾病对人力资本的提高，对于经济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世界银行1991年对9个国家的调查显示，。秘鲁平均每个成年工人每个月要生病4.5天，并误工1天；加纳平均为3.6天和1.3天；美国年龄在18~24岁之间的工人平均每月损失1/4个工作日。8个发展家因疾病原因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相当于全年收入的2.1%~6.5%。[5]。

医疗保健投资是保证人力资源优良的体质所进行的投资，分家庭性和社会生理投资。它包括个人、家庭、地区、组织和社会等为此所付出的投资。具体地说，有个人影响着一个人的寿命、力量强度、耐力和精力的费用，国家建立、疗养院以及购置医疗设备和建立疾病（流行病）控制中心，培养医务人员等的费用等等。

安全投资是社团等支付的医疗保险、保健及工作安全、养老保险等费用。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生理性投资的总体水平上升，但是占GDP的比例会有所减少。这可以从不同国家的居民生活的基尼系数可以推出。

以上是人的物质需要方面的投资。除此之外，为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投资，即对人交流、理解、教育发展和成就需要等方面的投资都是精神投资。它可以分为有形的精神投资和无形的精神投资，它主要包括教育投资、文化娱乐投资、信息交流与社会交往等投资形式。其中教育投资是精神投资中最主要的投资。

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教育投资是为了满足人的发展的需要。美国教育家杜威指出，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之所以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是由于它是人类社会化的基本行为改造过程。人类和其他动物本质的不同就在于人类有良好的有目的教育活动，人的社会性是通过教育达到的。没有教育我们的祖先也是在原始森林里和其他的动物同处一处。人力资本指的是人们的知识、技能、体力等方面素质的总和。教育促使人全面发展，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根据萨卡罗普洛斯的估算亚洲国家个人投资教育私人收益率初等教育为31%，中等教育为15%，高等教育为18%，远大于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率。[6]读书与文化娱乐需要方面的投资，也能使人寓教于乐，拓展视野，扩大交流。

社会交往投资与群体交流投资既不能在数量上进行统计，也无法用货币所以也称无形精神投资。如工作中人际环境的投资、社会风气的投资等等。社会交往投资也会增加人力资本是因为人际关系的构建直接关系到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人的需要、动机、价值观、人生观、个性心理、文化背景、道德观念、认知习惯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所谓“物以类聚”，说明人际关系网中的各个成员具有某些共性，他们所形成的非正式组织中有一些不成文的规范，制约着每一位成员。学校中无论是学生群体还是教师群体之间的人际关系对学校教育的主流文化都会产生一定的反作用。人际关系影响着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向和投资效果，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际关系还会导致人际关系网中各成员人力资本差异的缩小。人际关系可以减少迁移、流动成本，促使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人际关系会出现人力资本投资的“马太效应”，即好者更好，坏者更坏。[7]

群体间的信息交流在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维持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群体中人际关系交往中的信息交流对人力资本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通过信息交流，相互了解对方的情况及各地发生的事，扩大视野，增加知识量；通过信息交流，获取各自感兴趣的信息线索，减少信息搜索成本；通过信息交流，相互介绍自己的学习经验、学习技巧，增强各自的学习能力，提高接收与收集、与处理信息的能力；人际关系网中成员的信息交流具有很强的信息搜索功能。只要一个成员提出感兴趣的信息要求，其他成员就会在自动检索自己头脑中的信息库后，直接提供相关的信息内容。而其他的信息库大多要读者自己去检索信息。随着交流的增多，信息交流程序会逐步简化，容易直接切入感兴趣的内容，增强信息交流功能。

非正式群体成员间的交流为组织提供免费的人力资本存量。组织内部非正式群体成员会讨论与工作有关的内容，交流一些与工作有关的经验。尤其在工作中遇到难题时，更会增强这种交流的气氛，相互之间提供经验、献计献策，集众人的智慧，往往给工作带来良好的效果，增强了组织的人力资本，这样就无形中形成学习化的组织。任何组织都要充分发挥非正式群体的作用，建设好组织文化，使组织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具有优势，以便在组织内形成积极向上的氛围，使非正式群体的交流对人力资本的提高发挥积极作用。

三、需要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向与特点

需要决定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持续性。无论是从组织、社会还是家庭和个人的角度来说，人力资本投资是一个贯穿人生始终的全过程。

首先，人的生命健康保健和人的生命相依存；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和健康需要的投资会和人的生命相始终。人生对健康需要的投资呈倒U型趋势，越是年少或年老的时候健康保健的投资越多。少不更事时，是父母对其进行健康投资；年轻时精力旺盛，常常缺少健康意识但是锻炼身体等必要的保健投资是不可缺少的；到老年时感觉生命有限，健康被提到生活日程，这时是自己主动对健康投资。

其次，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理论也使人的教育或学习持续一生。1972年UNESCO发表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的报告正式确认了终身教育理论。我们面对的社会是学习化社会，从广义而言，教育将是终身教育，即学习包括人的整个一生，而且也包括全部的社会。《第五项修炼》的作者彼得•圣吉有句名言“未来唯一的竞争优势是比你的竞争对手学习更快的能力”。当今社会是一个经济一体化、知识全球化的知识经济。知识已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随着劳动由体力变为智力，由教育投资为核心形成的人力资源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资源。竞争加速教育的发展，竞争加速学习化社会的形成。竞争主体为了不被淘汰，就不断地追求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所以出现高等教育逐渐升温需要，学历追求不断攀高的需要。个体终身学习化强调学习者主体地位，强调学习者的个性张扬。在学习内容上，强调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有机结合，塑造经世致用的改造社会的竞争性人才。学习终身化显著表现在家庭对教育投资逐渐成为各种投资的首选。

再次，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的交往、联系的持续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人是社会的成员有各种社会需要，更重要的是人在改造自己、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必然要和他人发生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是与时俱进的，并随着社会性质的变革而转移的。它也伴随着生命相始终，具有时间广度上的持续性。

不同的社会导向性导致人力资本投资具有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偏向。个人的需要因社会制度和社会地理环境的变迁而变化。不同的时代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从而导致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的重心不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点也不同。集权制国家强调集体主义，个人的需要服从社会的需要，社会需要成为个人需要的导向。西方国家讲究自由、民主、博爱，强调个人主义，个人的需要成为社会需要的导向。但是西方社会也吸收了东方的集权治理机制，加强了国家的集中权力，也倡导个人需要服从国家需要。集权制国家在民主的浪潮中，也加强了民主的进程，在个人需要服从社会需要的前提下，允许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

个人需要的层次不同，人力资本具有个人投资偏好的选择性。有人曾经作过“钱该怎么花？”的专题调查，结果是钱多和钱少选择大不一样；有钱人投资方式也不一样。有人挣钱投资房产，有人储蓄养老，有人投资股票，有人投资教育，不同的人根据个人的需要有不同的投资偏好。根据马斯洛人的需要层次理论可知，人的需要具有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递进规律。大多数人只是满足物质需要和心理需要，越往高层次的需要，追求的人越少，只有极少数人会追求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氏认为只有像爱恩斯坦那样的才是追求最高层次的需要。所以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呈现金字塔型。大多数人选择物质需要的投资和心理需要的投资，少数人选择精神需要的投资。这就形成了纷繁复杂而又五彩缤纷的世界。

总之，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有满足人的需要和提高人的素质的双重功能。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就是满足人的各种需要，了解人的不同需要对人的素质的全面开发与管理、培养与投资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对人的生理需要和精神需要的投资，可以提高人的身体素质、愉悦精神；对人的教育需要的投资可以提高知识技能，形成直接生产力。：

[1]胡鞍钢等，大国兴衰与人力资源开发，[J].第5页，2003，4-5期

[2]侯风华，人力资本形成及现状[M].第60页，转引：斯特劳斯，更好的营养能提高生产率吗？学杂志，第94卷，第2期，1986

[3]侯风华，中国人力资本形成及现状[M].第61页，转引：萨恩•阿尔德曼，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对工资的和劳动力供给的决定因素，发展经济学杂志，第29卷，第2期，1988

[4]蔡肪，穷人经济学，第168页，湖北：武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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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曾满超等译，西方教育经济学流派[M].159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资本论论文篇4

一、现代企业理论：现代会计学的理论基石

在现代企业理论中，关于企业的性质，有两种影响较大的观点，表现为对企业的两种不同定义，一是科斯的定义，二是詹森（Jensen）和麦克林（Meckling）的定义。

根据科斯的定义，“企业的显著标志是对价格机制的替代”。他把企业和市场视为“两种可相互替代的协调生产的手段。”“在企业之外，价格运动调节着生产，对生产的协调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实现的。在企业内部，这些市场交易不存在了，与这些交易相联系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让位于调节生产的企业家一协调者。”②显然，科斯基本上是把企业理解成为一种与市场协调机制具有相同职能因而可以相互替代的行政协调机制。

关于企业的另一种定义是詹森和麦克林于1976年提出的。他们把企业定义为一种组织。这种组织和大多数其它组织一样，是一种法律虚构，其职能是为个人之间的一组契约关系充当连接点；就企业而言，这“一组契约关系”就是劳动所有者、物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提供者、产出品的消费者相互之间的契约关系。③这里的契约关系既包括我们通常理解的明确的书面或口头契约，也包括不明确的契约，即所谓“默契”。

如果我们以个人为基本分析单位，企业所包含的内容就必然被分解为若干契约关系，参与这种契约关系的无非是生产要素的提供者和产出品的消费者。如果我们撇开这些契约关系，再来看企业的话，那么，企业就只是一个空洞的名词了。

显然，如果詹森和麦克林的观点正确，那么，意味着对科斯的观点之否定。詹森和麦克林强调的是“契约关系”的确立过程，但是，他们忽略了“契约关系”的贯彻过程；而科斯却相反，他强调的是“契约关系”的贯彻过程，而忽略了“契约关系”的确立过程，因而未能充分指明企业内部的协调与外部的市场协调的内在联系。企业不同于市场的根本之处在于它具有生产的功能。就契约关系的确立而言，企业确实是一系列契约的连接点，但是，作为一个与市场不同的、具有“生产功能”的企业，在契约确立之后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贯彻这些契约。这时，企业就成为一个层级组织。一系列契约关系的贯彻过程就是在这样的层级组织中进行的。因此，全面地理解企业的性质，应该是把表面上似乎对立的这两种企业定义结合起来，企业既是个人之间一组契约关系的连接点，又是一个层级组织，这两者是不矛盾的。可见，企业具有双重性质。企业同时具有这两方面的性质正表明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作为层级组织，企业是市场的对立面，它是一种性质不同的协调手段；然而，作为层级组织的企业恰好又是市场本身的产物。除非整个国民经济变成一个“巨型企业”，否则，离开了市场，企业便不能产生。在确立了企业具有双重性质之后，后面的行文将根据需要而强调其中某一重性质。

尽管今天企业的组织形式存在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三种形式，但是，我认为现代企业理论最适合的企业组织形式是公司制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和现代公司制度相辅相承、共同发展的同时，推动了现代会计学的发展和完善，而完善的会计信息系统，通过提供相关的会计信息，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流动和配置，又反过来促进金融市场和现代公司制度的发展和繁荣。这就是现代公司制度、金融市场与会计学具有共生互动性。因此，以现代公司制度为基础的现代企业理论构成现代会计学的理论基石。现代会计学的许多基础问题如会计主体概念等都建立在现代企业理论基础上。离开现代企业理论就没有现代会计学可言。

二、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会计主体概念发展的经济学基础

会计主体是现代会计学的基本概念，因此，以现代企业制度为基础，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之进行探讨，有助于会计学界从更高层次理解和把握会计基本理论问题。

会计主体（AccountingEntity）概念是一个古老的会计学概念。

13世纪地中海沿岸各国的会计活动中广泛采用的复式簿记（复式记帐）就已经有了“会计主体”的萌牙，但是，它发展到今天成为现代会计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却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密切相关。

虽然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大概到19世纪下半叶才在现代管理理论上得到正式承认，但是早在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组织出现之时，独立会计已经孕育着这样的基本思想：企业必须是一个相对独立于其所有者的经济实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会计主体基本假定促进了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当然，会计主体概念的真正确立必须以企业经营独立性为前提。在独资或合伙企业阶段，会计主体概念虽然产生，但仍不可能得到充分认识和应用。只有到了股份公司制度阶段，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明显地分离了，会计主体概念才具有明确的实际意义。

企业作为会计主体，在会计核算上，从而，在经济上要相对独立，必须成为独立于所有者之外的“法人”。而公司制度就是人们创造出来的法人。但是，事物的发展并非如此简单。在早期，会计主体棗企业的所有者并没有放弃自己对企业的所有权。在相当长的历史对期内，指导会计主体的基本理论是所有权观念（ProprietaryConcept），所有权观念主宰着财务会计。虽然这个理论也承认企业在会计上是一个独立的主体，甚至也承认企业所占用的资产应当与业主或所有者分离，但是，它又突出地强调，企业的全部资产归所有者所有，企业全部的负债也由所有者承担，构成所有者的义务。所有权观念只是要求会计主体概念服从于业主严格管理和考核企业经营成果的需要，并不完全承认作为会计主体的企业在经营上的独立性或相对独立性。

以后，随着金融市场和企业组织形式的变革，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后来居上。这时，财务会计的基本观念发生相应的变革，从原来的所有权观念转变为主体观念（EntityConcept）。西方会计学者对主体观念的表述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基本上都包括：①公司与股东的关系如同与外界长期债权人的关系；②股东不拥有公司的经营利润（只有宣告股利及股利支付范围的份额才属于股东）；③股东仅仅是公司的投资者，不干预公司的具体经营管理；④财产视为公司占有与支配，而不属于股东；⑤财务报表是面向包括公司管理当局在内的全部利益集团，并非仅仅为股东编制。根据主体观念，公司被认为是一个与其所有者相独立的主体。这个主体本身是独立存在的，甚至具有自身的人格化。公司作为一个会计主体，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而股东

则以其所认购股份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企业拥有的资产是企业的资产，企业拥有的负债是企业的负债。目前我国的公司法体现了这点。

会计主体概念要求主体与主体的所有者以及其它主体严格区分开来，会计总是计量某一个特定主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这就是现代会计学的会计主体概念。然而，会计主体与法律主体（法人）不同，法人都可以是会计主体，但会计主体却不一定是法人。例如，独资或合伙企业在会计上视为会计主体，但是，它们却不具有法人资格。法人是指在政府部门注册登记、具有独立财产、能够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实体，它强调的是企业与各方面的经济法律关系。这点正与我们前面强调的企业是一系列契约关系的连接点相吻合。这也正是我认为现代企业理论最适合的企业组织形式是公司制度的原因之所在。

企业要成为真正的会计主体，必须在法律上被赋予独立的财产权。而现代公司制度满足了这一点。现代公司制度可以从不同侧面来描述，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公司的法人财产权制度。完整的法人财产权制度至少包括三项内容：①法人财产的形成制度或会计学上所说资本金制度。在投资者依法将其资金投入公司之后，这部分资金就与投资者的其它财产相区别，投资者不再直接支配这部分资金，也不能随意从公司抽回。所有投资者注入公司的资金加上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负债所形成的资产，构成公司的法人财产。②法人对其财产的权利制度。一方面，公司法人可以依法对法人财产行使各项权利如财产的支配权、使用权等；另一方面，公司以全部法人财产承担民事责任。③投资者对公司法人财产及其权利的制约机制：董事会和监事会。公司的法人财产权制度是现代公司制度的基础。这是因为：①如果公司没有必要的财产，公司就不具备法人条件；②如果公司对其法人财产不具有独立支配的权利，公司就不可能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也不可能成为民法关系的主体；③如果公司没有法人财产权利，公司就不可能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的经济实体。在这里，会计主体实际上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的经济实体的同义语，会计主体与法律主体在现代公司制度上达到完美的统一。

总之，会计主体是现代会计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会计主体概念促进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只有现代公司制度才赋予企业真正的会计主体地位，而会计主体概念从微观层面上保证了公司法人财产权不可侵犯，从而保证现代公司制度正常有效运转。因此，现代企业制度是现代会计主体概念发展的经济学基础。

三、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构想：会计学成本概念及其计量引入产权领域

公司资本来源渠道不外乎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两条。然而，在现行的财务会计实务中，仅仅确认债务资本成本，而没有确认权益资本成本。安东尼教授提出的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构想旨在矫正这种缺陷。其主要思想是以股东为导向的企业资产负债表右边结构应该进行修正，把原来的股东权益（ShareholderEquity）分成两个部分：股东权益和主体权益（EntityEquity）。根据前述企业的性质以及会计信息系统的目标，财务报告应该报告主体本身的活动与状况，而不应该主要关心股东们的利益。如前所述，企业（公司）本质上是一系列契约的连接点，发达的金融市场把许多契约关系连接在企业（公司）这个连接点上，股东与公司的关系只不过是这一系列契约中的一个部分。作为一系列契约连接点的企业（公司），与外界存在许多的契约关系，这些契约关系所隐含的经济利益关系都是财务报告所应该报告的。

（一）强调主体权益，强化了会计主体概念

根据主体观念，会计主体被看成是独立于其所有者的，那么，会计主体而不是其所有者拥有资产，会计主体而不是其所有者结欠外界负债。这样，某个会计主体的资产负债表应该报告会计主体的财务利益而不是其所有者（股东）的财务利益。从这点看，资产负债表的右边报告会计主体的资本来源，而资产负债表的左边列示的数额代表在资产负债表日资本投入的各种形态。在这里，资产负债表并不意味着反映各个利益集团和个人在会计主体中的利益或权利；相反，资产负债表只是企业整体投资和筹资活动的汇总报告。因此，资产负债表的会计恒等式应该是“资产=资本来源”。

按照上述思路，资产负债表右边要进行相应修改。这时，资本来源包括：（1）负债。负债代表各种贷款人、供应商（以应付帐款形式表现）、雇员（以应付工资及退休金等形式表现）和政府（以递延所得税形式表现）提供资本的数额。（2）股东权益。现行资产负债表的股东权益部分并不代表股东所提供的资本数额。尽管实收资本项目反映股东原始投入的数额，但是，留存收益却不代表股东的贡献，盈余是会计主体本身赚取的，而不是股东赚取的。股东实际提供资本的数额大于资产负债表上列示的实收资本数额。除了实收资本这种直接投入外，股东提供的资本还扩大到与使用这些实收资本相联系而又尚未以股利的形式支付给他们的权益资本成本（权益利息）部分。尚未支付的普通股权益利息本应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上，但是，在目前的资产负债表上并没有体现。目前公司对债券持有者的负债是按照其原始发生额加上尚未支付利息额进行计量的，普通股股东权益数额也理应如此计量。如此，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第3号概念公告的定义不同，股东权益不是一种剩余求索权，“股东权益代表着股东提供资本的数额。它包括他们直接投入的数额加上这些资本应计的利息。利息是使用资本的成本。权益利息是使用股东权益资本的成本。”④（3）主体权益。根据上述分析，会计主体实际上有三种类型的资本来源，除了负债和股东权益以外，还有会计主体本身努力所创造的资本来源，这就是主体权益。主体权益与现行财务会计程序下的留存收益并不是一回事。在一定时期内，某个会计主体本身的经营活动所创造的资本来源数额通过净收益来计量。净收益应该是各种收入（包括利得）与各种费用（包括损失和权益利息）之间的差额。正如现行的财务会计程序每个会计期间的净收益加到留存收益上去一样，每个会计期间的净收益应该加到主体权益上去。然而，由于权益资本成本作为一个成本项目加以确认，加到主体权益的数额比现行财务会计程序下加到留存收益的数额要小一些。某一特定时日的主体权益是截止到该时日为止的净收益之和。

因此，资产负债表的会计恒等式为“资产=负债+股东权益+主体权益”。资产负债表左边反映某个会计主体的各项资产，而各资产项目反映各种资本形态的性质及其投入的资本数额；资产负债表右边反映取得资本的各项资本来源：负债、股东权益和主体权益。显然，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构想提出的“主体权益”概念进一步强化了会计主体概念。

（二）现代会计主体概念：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构想的基础

如前所述，在金融市场不发达和企业组织形式以独资或合伙形式为主体时，指导会计主体的基本理论是所有权观念。这时，单独确认和计量权益资本成本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相反，重要的是要确认和计量债务资本成本。因为从所有者的角度来看，债权人是唯一的、真正的“外来者”。而与发达的金融市场相联系的公司通过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两个渠道来筹集其所需要

的资本。这时，从公司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的角度看，无论是债权人还是股东相对公司这个独立的“人格化”主体而言，都是“外来者”。

值得指出的是，现代财务会计一方面倾向于接受主体观念，另一方面却在会计实务中的某些领域继续采用所有权观念。权益资本成本的“待遇”就是其中一例。根据主体观念，无论是债务资本成本还是权益资本成本都是公司使用资本的代价。目前，有些会计著作还认为债务利息从性质上看并不是费用，而是收益的分配，即对各种权益所有者进行的分配，均属于公司收益的分配。根据主体观念，主体本身的经济活动与主体的所有者如股东以及其他主体必须区分开来。因此，从理论上说，利息费用、所得税和股利都是公司的成本或费用。但是，当前的财务会计理论却对它们进行分门别类，利息费用和所得税作为费用处理，而股利作为留存收益分配处理。把支付给股东的股利作为留存收益分配处理，违背了主体观念。它把公司这个主体的所有者（股东）与公司主体本身混淆起来了。这不能不说，当前财务会计不仅理论与实践相违背，而且理论本身也并不是一致的。

综合上述分析，安东尼教授提出的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构想，强调了主体权益概念，不仅进一步强化了会计主体概念，而且拓展了会计学的研究视野，突破了传统会计学只计量债务资本成本而不计量权益资本成本的局限，从而将会计学成本概念及其计量引入产权领域，全面计量产权成本。

四、结论

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以金融市场为依托，以现代企业理论为基础，讨论安东尼教授所提出的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构想，并以此为契机对会计学概念进行经济学思考，以期拓展会计学研究的视野，沟通会计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通过本文的讨论，形成如下结论：

第一，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构想拓展了会计学的视野，会计学成本概念及其计量引入产权领域，从微观层面向经济学靠拢，从而会计利润向经济利润靠拢。

第二，企业性质的双重性，决定了以企业为主体的现代会计学必然分成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两大独立领域。从总体上看，财务会计为“契约关系”的确立服务，管理会计则为“契约关系”的贯彻服务。而现代企业是“契约关系”确立过程与贯彻过程的统一，又决定了现代会计两大独立领域将在新的层次上融为一体。

第三，企业理财的目标应从股东财富最大化转移到企业价值最大化上来。

资本论论文篇5

[摘要]：

本文分别从媒体管理体制产业化变革的政策进程与实践推进、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探索、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的问题反思等三个方面，对中国近十年来的广电体制改革进行了回顾与总结；认为无论对于管理者、实践者，还是理论学家，迄今为止并未就电视产业化进程的理论进路与资本经营，达成统一、明确的认知；今天的中国广电产业体制改革在诸多矛盾问题的交织与困扰中，已经进入到了产业体制改革的“冷冻时期”。

一、电视管理体制产业化变革的政策推进与实践回顾

2000年前后，中国电视产业在经历了行政事业管理和事业/企业双轨制管理两个发展阶段的徘徊与渐进过程之后，产业化发展的政策指向和实践运行都步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99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的意见》（即国办[1999]82号文件），从行业结构上引导并促进有线网与无线台进行合并，并在具体的操作实践层面，明确提出了广电媒体应该跨地区、跨行业经营的指导原则。这个文件的出台为后来电视运营的产业化变革和电视媒体内部管理机制的产业转型提供了切入的契机，因此也被业界人士和行业专家认为是政府广电管理高层锐意进取，改革原有广电系统零散化分割格局、促进新一轮体制变更的纲领性文件。

与此同时，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现代传播》、《电视研究》等为代表的电视专业期刊，也集中刊发了一批旨在探索广电管理体制产业化变革的理论文章，在学术层面上推动着广电体制产业化变革的实践进程与观念深化。从1999年到2000年，周鸿铎的《对广播电视产业化、集团化的认识和采取的经营策略》（《视听纵横》1999年第2期）、《广播电视产业化、集团化道路的实践和理论依据》（《现代传播》1999年第5期），高福安的《关于我国媒体经营的类型与研究》（《现代传播》1999年第5期）、《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经营管理思路》（《现代传播》1999年第6期），郭荣生的《电视经济：一条快速发展的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1期）、龙佑云的《谈广播电视的产业属性和即将到来的产业格局》（《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2期）、梁和的《产业化经营是电视业发展的趋势》（《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5期）、朱建飞的《产业经营：中国电视跨世纪的抉择》（《电视研究》2000年第1期）、尧风的《电视产业经营的必然性与相关条件》（《电视研究》2002年第2期）等文章先后刊出。这些评论者以观察员、理论家和实践者的身份借助学术论文化的表达方式，在广电管理行业政策产业化变革呼之欲出的关键年份，向媒体实践领域也向广电政府管理层表达着自己的话语诉求和问题意识。

2000年11月17日，国家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化发展试行工作的原则意见》（即广发办[2000]284号文件），明确了在保持宣传任务为中心不变的前提下，组建集多媒体、多渠道、多品种、多层性、多功能于一身的广电传媒集团的行业发展指导方针。同年底，全国第一家省级广播影视集团湖南电广传媒集团成立。第二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又联合下发了《关于转发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即中办发[2001]17号文件），正式明确了积极推进传媒集团化改革，组建大型新闻传媒集团的目标，并对组建广电集团的原则、体制、融资、运营目的等进行了全面明确地界定，该文件因而成为助推中国电视产业集团建设的里程碑。同年，国家广电总局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广播影视集团化改革的实施细则（试行）》（广发办字[2001]1452号文件），对广电集团的管理结构与运作制度、宣传任务与企业创收等方面进行了细则指导。

在此前后，随着中共中央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文化产业和其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内容，在两次会议形成的决议报告及相关文件中被多次提及。“完善文化主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事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第一次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宏观层面上受到关注。200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即中办发[2003]21号文件），更进一步地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在21号文件的指导方针下，国家广电总局制定并了《广播影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及配套的相关文件，审核批复了浙江广电集团、山东广电总台、南京广电集团、厦门电视台、深圳电视台、中国电影集团公司、长春电影集团公司等7家试点单位的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审核批复了广东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和峨眉电影集团组建方案，将广电行业的集团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推开。

在中央战略决策导引、业界实践探索和理论界观点争鸣三者的合力推动下，2003年12月，国家广电总局公布了《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分别从当前广播影视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发展广播影视产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发展广播影视产业的相关措施等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广播影视业改革与建设的产业思路。这也是国家广电管理系统高层对中国电视行业的产业化变革，所进行的第一次详细全面地阐述。《意见》分析了中国电视业目前的发展现状：电视台电台1900多座，电视节目2000多套，节目制作机构近900家，年产剧作1000多部10000余集，系统收入514亿元人民币；并进而指出，从1982年到现在，我国的电视媒体已基本实现了从依靠财政拨款生存到自收自支、自我营生的历史性转变。在《意见》中，“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按照广播影视产业的特性和规律，以发展为主题，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依法管理为保障，以增强活力、壮大实力、提高竞争力，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目的”的产业化指导思想被明确提出。[1]围绕这一指导思想，电视产业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基本思路和重点内容及相关措施得到逐一阐释，这一文件的出台，也标志着我国电视产业发展思路和政策导向的最终明确。

二、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探索与争鸣

电视产业化发展政策的明朗和实践探索进程的加快，带动着电视资本运营理论研究的持续升温。1999年11月，《光明日报》在第五版“文化风云”栏目发表了刘志远的文章《影视资本市场亟待发展和规范》。在这篇篇幅不长的短论中，作者指出影视业作为“新兴产业”、“黄金产业”、“朝阳产业”，虽然发展潜力巨大，却由于资本市场发育不良、产品交易市场不完善、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因素，导致其发展状况难以令人满意。针对这一问题，文章分别从“运用市场经济规律发展我国影视业”、“发育资本市场，建立影视产业投资基金”、“完善影视产品交易市场体系，创造一流产品”、“组建影视产业集团，提高国际竞争力”等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中国影视业资本运营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其中所提到的“缺乏市场经济意识”、“行政干预、封闭式运作”等，看法尖锐而又切中肯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影视业发展所面临的资本市场运营现状。文中所提倡的“形成产业规模”、“实行制作与播出分离”、“利用资本市场，合理配置影视产业资源，并通过有效地融资手段来推动中国影视业发展”、“充分发展人才的积极性”、“以资本为纽带，实行强强联合，组成强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影视产业集团”等[2]，都成为了以后电视产业改革和资本运营理论研究的重点方向与问题所在。

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广电集团化呼声的升高，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研究也迅速呈现出了深化、细化的发展趋势，并开始由单纯的理论研讨向实践运营层面过渡。该年度，《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在第3期上刊发了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的文章《深化改革开拓进取》。在文中，作为业界精英和代表人物的赵化勇，针对中央电视台的当下运营情况及未来发展前景，鲜明提出了“大力推进频道专业化进程”、“进行电视节目制作与播出分离的改革尝试”、“全面推进成本核算工作”、“推进建立以全员聘用制为核心的人事管理机制”、“加快建立‘第二经济支柱’（广告为第一支柱）”[3]的运营理念和整体变革策略。相比较之下，此处的电视资本运营实际已经扩及到了电视产业运营的方方面面，而不再仅仅只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资金”概念。由于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电视台的标杆作用和示范效果，它在电视资本经营理念上所提出的变革主张，也无疑地成为了全国各地方电视媒体效法的对象。

在同一期杂志上，还刊发了山东胶州广播电视局王政林、周建明的文章《广播电视产业经营的初步实践》，对电视媒体优化资源配置、推行集约化经营和引入竞争机制、改变用人制度、调整原有局台机构设置、实行制片人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评述。[4]此后，刘占华《开拓广播电视节目资料管理的新思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5期）、林涛《从资本整合到资本运营——关于广电集团化的一点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年第3期）、卜彦《电视产业金融资本的运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年第12期）、王刚健《成本预算与成本经营——电视产业发展的重要措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9期）等一批文章先后发表。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出发，推进并深化了电视产业运营中资本经营的研究工作。

其中，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李岚的文章《广电产业集团运营效率评估理论探讨》，结合广电行业2000年以来集团化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对电视媒体资本运营现状和其效益评估体系的建立进行了反思与构建。[5]这篇文章提出，应该从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实行有限财产责任、建立保障各方利益的分配机制等几个方面，对现有集团管理运营制度进行制度创新。在广电集团内部运作机制的效率评估上，她主张从经营模式及其运作、支出结构及其运作、收入预期及其运作等三个方面着手，进行严格评估。这一观点，是对2000年以来广电集团化浪潮建设中所出现的问题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广电产业改革由速度型向稳健型转轨的恳切理论建议。文章还从产业链打造的角度，考量了中国广电集团市场价值的评价体系建设现状，并将电视媒体品牌的无形资产纳入到了评估体系的范围中来。这篇文章是中国电视产业化发展初期，就资本运营和体制监管进行深度剖析的，极富创设性的理论探索论文之一。

在电视产业进行资本运行理论探索的过程中，民营公司的出现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105号文件，在第10条中明确规定了以下内容：“鼓励、引导社会资本以股份制、民营等形式，兴办影视制作、放映、演艺、娱乐、发行、会展、中介服务等文化企业，并享受同国有文化企业同等待遇”[6]。次年8月，国家广电总局颁布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在第五条中明确肯定了社会组织和企事业机构可以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或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7]随着民营电视在产业格局中合法地位的正式确立，民营电视资本运营也成为整个产业理论研究中的受人关注的焦点内容之一，《中国民营电视公司现状报告》（李幸、汪继芳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解析中国民营电视》（陆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中国民营影视发展研究》（耿蕊著，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等专门以民营电视产业运营为研究对象的一批著作也随之问世。这些著作一方面应和着星美传媒、太合影视、浙江影视集团、贵州金天地广告节目有限公司等民营公司的快速发展情势，一方面也扣合着中国电视管理体制改革制作/播出分离浪潮的推进，在整体上促生了产业理念研讨多元化发展局面的形成。

这一时期，较早介入媒介资本运营研究领域的周鸿铎也先后出版了《传媒产业资本运营》（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出版）、《传媒经济导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出版）、《媒介产业制度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著作，对包括电视在内的中国媒介资本运营进行了系统化地研究。2006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推出了黎斌编著的《中国电视业资本运营系统分析》，该书在继承原有电视媒体资本运营理念的基础上，首次将系统模型、耗损结构、产业经济学框架引入到了中国电视传媒产业改革的理论研究中来。在对中国电视现状进行具体评估的基础上，《中国电视业资本运营系统分析》不但揭示了中国电视资本运营系统的演进特征，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电视传媒资本运营的整体推进、价值集成和风险控制等对策建议。

200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传媒资本运营》（谢耘耕著）则第一次对包括电视在内的中国传媒资本运营的现状和未来提出了相对完整的框架。作者运用经济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结合国际传媒资本运作的经验，对我国传媒的资本运营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分别就传媒资本运营的发展、传媒融资、传媒并购与反并购、并购后的整合、传媒收缩战略、传媒无形资本运营等方面等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在同时期的媒介资本管理著作中，具有着开拓性意义。次年7月，重庆广电集团总台台长李晓枫主编出版了《中国电视传媒资源整合》一书。围绕“传媒资本运营”这一重点主题，全书从理论框架、宏观层面、微观层面等视角出发，对我国电视业广播电视体制改革进行了深入地分析研究，并在“电视传媒资本运营”的理论构建、国外传媒经验借鉴和国内电视业的资源整合等层面提出了富有启发性和重要借鉴意义的理论建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体多元”产业格局及其经营思想的提出。围绕这两个问题，编者阐述了以播控环节为中心，向电信行业、图书及杂志市场寻求合作的综合化电视产业经营思路，并着意强调在在现有语境下推行“国资为体、资本多元”，“公益为本、经营为用”[8]运营理念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较高的理论层次上总结了七年来中国电视资本运营和理论探索所取得的发展与进步。此外，这一时期涉及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著作还有曹鹏/王小伟主编的《媒介资本市场透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出版）、赵曙光/耿强合著的《媒介资本市场——应用导向的分析》（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严三九/黄飞珏著《媒介管理学概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赵曙光/张志安著《媒介资本市场案例分析》（华夏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这些著作也都在不同维度和不同层面，或专门论述或顺带提及，探讨了电视产业资本经营中的相关问题。

三、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与体制改革的理论反思

在电视资本运营的探讨中，2001年4月，中国证监会了新版《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在该文件的上市公司名册中，传播与文化产业被定为13个基本门类之一。隶属于这一门类的音像、出版、广播电视电影、艺术、信息传播业等5个大类，都被视为可以上市经营的各二级产业门类而名列其中。这个分类的出台，向中国广播电视业传递了三个重要信息：一是明确承认广播电影电视是一个经济产业门类，二是明确宣示了广播电影电视业可以上市经营，三是已经上市的广播电影电视电视可以放心大胆地经营。[9]其实这个文件的出台，和当时中央两办相关文件的精神是存在某些冲突之处的，一是在对待国外资金的态度上，二是在对待上市问题的态度上。这两个问题所反应出的，实际上也是广电行业推行集团化，实行产业改革后最终属性的判断问题，也即是“企业”还是“事业“的问题。其实，从1999年6月，全国第一家广播电视集团无锡广播电视集团成立算起，这个问题就一直是隐藏在产业化和集团化浪潮之后的软肋所在。这个问题或明或暗地始终制约着广播电视产业集团化的推进，也是向制约广电集团化更高层级和更稳健姿态发展的最大难题。同时，它也也是困扰研究者和批评者的最大问题和理论探讨的症结所在。

无锡广电集团在成立之时，实行的就是局机关和集团合一的运行体制，行政与业务混杂，事业与企业管理双轨并存。在无锡广电集团成立一年后，2000年年底，国家广电总局发文正式向全行业推行广电传媒集团化建设进程。从这时开始到2004年12月，广电总局叫停集团化浪潮，在五年时间内，中国先后成立了20余家广电传媒集团（包括电影，见下表）。所有这些广电集团，在各种力量的角逐中逐渐形成了局台合一、集团/台合一、独立事业法人、保留行政建制但无法人资格等各种各样的运营模式。这种状况的出现在事实上，形成了对广电体制改革效果的现实挑战。有学者敏锐地撰文指出了隐藏于这些乱象之后的原因，认为其一是电视作为媒介平台和广告平台，在经济利益公益属性二元对立状况下矛盾的市场定位，其二是作为广电管理部门在事业企业属性尚未最后理清并形成恰当处理方案的时候，就以行政手段促进了集团化浪潮的迅速推进，这些简单的叠加虽然促进了电视传媒“做大”的现象，但却并未产生化合作用，各组成成分之间的磨合成本超出了想象。“集团负责人头衔多了几个，党委书记、台长、管委会主任集于一身。从资产规模来看，确实是大了，但从内部来看，多数集团存在机构重复设置、人浮于事、效率不高、责任主体不清等问题。有的集团搞所谓有两个主题、一个板块（主体是集团，两个板块是事业板块、企业板块），部门两三套重叠设置，员工中间收入互相攀比，广告经营与节目公开，相互指责，如此这般的集团怎么能起到整合的效果？”[11]可谓见解深刻，一针见血，点中了广电集团化浪潮化乱象背后所隐藏的深刻的利害冲突和体制弊端。

2004年年底，广电总局宣布不再组建新的广播电视集团，并对已经组建的集团进行经营性资产的剥离，这一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管理层对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的反思与调整。随着这一决定的出台，北京市广播电视管理体制在2005年3月进行了结构调整。原北京广播影视集团所属的两台、音像资料馆和广播电视监测台等公益性单位划出，作为广播电视局下属的事业单位运营，而其宣传与干部人事管理工作，也交由市委宣传部和上级政府部门统一管理。对于全国已经成立的众多广电集团，广电总局提出若要保留单位的事业属性，就必须剥离集团内的经营性资产，并建议将集团更名为广播电视总台。在对以上情况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论者陈正荣在文章中指出在现有甚至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广电体制的产业化改革都将难以取得大的进展，从而进入集团化浪潮的“冷冻期”。其中的原因在于：一、电视台事业/产业的一体两栖功能很难断然分离；二、实际运营过程中节目和广告难以分离；三、于条块分割/分头管理，导致广电业管办在运营层面也难以分离。[12]正是由于以上这些难以彻底厘清的关系，迫使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不得不暂时放缓，甚至停顿一段时期。

中国广电产业化进程中的集团化现象，不但引发着大陆学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发了台湾研究者的学术兴趣。这其中，台湾政治大学赖祥蔚博士的学位论文《中国大陆广电集团的政治经济分析》（彭怀恩/关尚仁指导，2002）最值得关注。在这篇旨在研究中国广电集团形成动因的论文里，作者从全球经济和媒体产业发展趋势出发，结合中国的“入世”背景，探究了中国广电集团何以出现，以及政府层面为何提出集团化政策的原因。在作者看来，大陆广电集团的形成同西方媒体集团多出于市场自然形成的模式不同，它们受到的助力更多的是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合力，来自国家政治层面的主导性因素更多一些。这篇论文以政治经济学为切入口，结合经济学家Mosco的理论母数与结构化理论、发展国家论、新制度论等论述，对中国广电集团化进行了别具视角的分析。除了这篇博士论文外，赖祥蔚还先后发表了《湖南广电集团的政治经济分析》（《中国大陆研究》46卷第4期，2003/07）、《广东广电集团的政治经济分析》（台湾铭传大学“掌握学术新趋势接轨国际化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12/18），分别对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的成因和广东省组建广电集团的可能性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在结合实例具体分析的基础上，以结构化理论，分析了集团个体和整个广电行业结构之间变迁的相互影响，在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及娱乐化的审视维度上，分析深刻见解独到。此外，这一时期专门以广电集团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或博士论文还有王宇的《中国广电集团发展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博士论文，曹璐指导，2002）、虞国胜的《中国第一家广电集团的报告》（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及陈炜的《城市广电集团发展战略》（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等专门著作。

除了对集团化的理论反思，对同时推进的电视频道专业化，也有学者表示出了自己的担忧，复旦大学李良荣在文章中认为，从1996年开始的整个中国传媒业的重头戏就是结构调整与结构转型，其目的是使原来单一的传媒结构变得多元化，从而改变媒体的增长方式。可是，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这一状况似乎并没有出现。电视频道专业化不但没有带来电视的大发展，反而造成了新矛盾的不断涌现，不同频道同质化、专业频道大众化以及由过度竞争导致的成本高涨、收入下降等问题层出不穷。[13]另外一些学者则从公共领域和社会服务职能出发，对中国电视的产业变革进行了反思，认为由产业化所引发和暴露出来的问题远远不止经营层面，它还辐射渗透到了媒体文化的方方面面。《现代传播》与《新闻大学》开辟专栏，对公共电视问题进行了讨论争鸣。郭镇之、石长顺、谢勤亮等人都先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而也将电视产业改革的讨论由单纯的经营层面扩展深化到了思想文化领域。[14]

面对一片质疑之声，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电视经营与管理体制改革，仍应继续前行；并在对前一阶段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事分离、政企分离、制播分离”的鲜明观点。[15]现有集团事业/企业“一元体制，二元运作”模式，是很难产生真正地竞争的。“‘一元体制，二元运作’运行模式更适合作为一种媒体转型的过渡性制度安排，不应成为长期性运营模式的制度基础。……对于传媒集团的来说，必须意识到目前进行的重组也只是其发展进程的一个阶段，迟早都要学会在没有垄断特权庇护下的市场化生存。”此外，文章还对国有资产和产权清晰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如IPTV的经营问题、社会民营资本参与节目制作的问题、推动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的问题等。

对中国电视产业变革十年来所发生的理论争鸣与实践变革进行总结与回顾，我们不难发现，迄今为止人们还并未就产业化进程的理论进路与资本运营，形成一个统一、明确的改革结论，而这，也恰是制约今天电视产业体制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的阻力所在。

[注释]

[1]国家广电总局文件《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2003年12月30日），载《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04年卷）。

[2]刘志远：《影视资本市场亟待发展和规范》，载《光明日报》1999年11月25日第五版。

[3]赵化勇：《深化改革开拓进取》，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3期。

[4]王政林、周建明：《广播电视产业经营的初步实践》，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3期。

[5]李岚：《广电产业集团运营效率评估理论探讨》，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11期。

[6]国务院办公厅2003年第105号文件。

[7]国家广电总局2004年第34号令。

[8]李晓枫主编：《中国电视传媒资源整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253页。

[9]陆地：《资本市场与中国电视产业关系的转机》，载《南方电视学刊》2001年第4期。

[10]陈正荣：《集团之后，电体制向何处去？》，载《董事会》2007年第1期。

[11]同上。

[12]陈正荣：《集团之后，电体制向何处去？》，载《董事会》2007年第1期。

[13]李良荣：《从单元走向多元——中国传媒业的结构调整和结构转型》，载《新闻大学》2006年夏季号。

资本论论文篇6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融资资本结构优化企业价值

1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内涵

资产证券化是指发起人把未来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经过结构性重组形成一个资产集合(AssetPool)后，通过信用增级、真实出售、破产隔离等技术出售给一个远离破产的特别目的载体(SpecialPurposeVehicle，SPV)，由SPV向投资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Asset-backedSecurities，ABS)的一种融资方式。企业资产证券化是一种广义的资产证券化，证券化的资产超过了传统的“资产”范围。主要包括一些应收款、未来收益、特殊自然资源等有未来现金流的“资产”。它属于表外融资，融资的基础是被隔离的未来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信用基础是企业的部分信用而不是整体信用。企业资产证券化既是对企业已有存量资产的优化配置，又能在不增加企业负债和资产的前提下实现融资计划，而且企业资产证券化特有的交易结构和技术实现了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破产隔离，使企业和投资者可以突破股权融资或债权融资所形成直接投资和被投资关系，在更大范围内满足融资和投资需求，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2传统融资方式下，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分析

资本结构的优化不仅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提高企业承担风险的能力，增加企业的市场价值，而且有利于扩大融资来源，推动资本经营的顺利进行。因而企业普遍面临着如何通过融资方式的选择确定最优的资本结构，实现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等相关因素的优化平衡问题。现代公司财务理论以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衡量企业资本结构最优的标准。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即总融资成本的最小化，或者是在追加筹资的条件下，边际资本成本最低。在一定的税率、破产风险等条件下，企业价值可用公式表示为：

Vl=Vu+TD-PVbc-PVdc

其中：Vl—有负债企业价值；Vu—无负债企业价值：TD—税盾效应现值；PVbc—破产成本现值；PVdc—成本现值。

由上式可知，只有当企业边际抵税成本等于边际破产成本和边际成本之和时，企业价值才达到最大化。这个等式可用图1表示为：

3企业资产证券化对资本结构优化和企业价值的影响

3.1融资总成本的降低

资产证券化的融资成本包括筹资成本、资金使用成本以及其他因素导致的潜在成本。其中筹资成本包括SPV搭建费用、支付承销商、资信评估等中介机构费用。资金使用成本即SPV发行证券的利率。一般情况下，SPV发行的证券信用级别越高，利率越低。证券化的资产通过信用增级后的信用明显高于企业整体的信用，使得资金使用成本较低。同时资产证券化虽然涉及的中介机构比较多，但由于规模效应的作用，支付的中介费用较低，减少了企业的筹资成本。潜在成本包括破产成本、成本、信息成本等内容。

（1）降低破产成本。一方面资产证券化的破产隔离安排，使证券化资产融资是以特定资产而不是企业整体的信用作为支付保证，这使得证券的还本付息不受企业破产的影响，降低了投资者的融资者信用风险。根据风险收益匹配原则，也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另一方面，会计上允许企业把资产证券化融资作为表外处理，降低了资产负债率，提高了资产权益比率，从而降低了企业破产的可能性，间接降低了破产成本。

（2）降低信息成本。企业与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企业在融资过程中会产生“柠檬市场折扣”。企业资产证券化提供了一个解决柠檬问题的办法。一方面，在企业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通过企业与信用增级机构、担保机构等的合作，使得资产证券化在各个方面都更加标准化，达到投资级别，普通投资者可以免费享受这一评级结果，节约了信息成本。另一方面，资产证券化向市场传递了一个正向的信号，即证券化资产质量较好。市场和投资者也把资产证券化作为一个积极信号，使得企业在资产证券化后，剩余资产价值不会减少甚至会增加，避免了传统融资方式中存在的柠檬市场折扣。

（3）降低成本。企业资产证券化将一系列小额资产买给第三方SPV，减少了管理者对这些小额资产未来现金流的监督成本，也使得这些现金流不会受经理人的控制，减少了被经理人浪费的可能性，作为一种机会成本的节约，降低了自由现金流的成本；而且，资产证券化将小额的现金流转换成大额的、一次性支付的现金流，管理者可以根据年度财务预算了解经理人使用现金流的动机，使得单一现金流的监督更为有效，成本也更低。

3.2企业收益增长率的增加

一般来讲，企业的市场价值Vm、账面价值Vb与可持续增长率Rg、企业的经营业绩之间存在以下关系：

■=■

即：Vm=■Vb

其中：ROE——权益资本收益率

以下我们将分别讨论上述等式中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因素：

ROE=■=■=■=■=（1-t）ROA+（ROA-r）■

其中：P——净利润；EBIT——息税前利润；ROA——资产收益率；D——负债；E——所有者权益；R——利息；r——利息率；t——所得税税率。

资产证券化融资对ROE的影响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企业将资产证券化的现金流用于偿还债务，企业ROA增加的幅度大于D/E降低的幅度，结果是ROE提高；二是企业将此现金流用于投资净现值为正的新项目。由于新项目的净现值为正，企业ROA提高，ROE也随之提高。或者企业采取灵活的策略，将所获得的现金流部分用于偿还债务，部分用于扩大生产，同样也会提高ROE。

Rg=■

其中：b——盈余留存比率。

企业实施资产证券化后，财务状况的改善使企业为了获得更长远的利益，往往会留存部分收益以满足扩大生产对资金的需要，因而会提高b。同时由上面的分析可知资产证券化后ROE提高，二者共同作用使企业的可持续增长比率相应提高。

对资本成本Rc而言，由前文的分析可知，证券化后，企业融资总成本降低，即资本成本降低。

通过上述的分析表明：三者都对企业价值产生了正向的影响。所以较好的业绩和较高的可持续增长率带来了较高的市场价值。

3.3企业资产风险的降低

企业通过资产证券化可以提前将证券化的资产兑现，克服了未来市场的不确定性造成的损失，大大提高了资产的安全性。同时，一方面，企业通过资产证券化所获得的现金流可以明显的提高销售收入，降低持有大量金融资产的需要，从而提高经营效率。另一方面，资产证券化的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技术使得投资者可以把证券化产生的现金流所暴露的风险与企业的财务经营风险真正的分离开来，通过资产证券化交易分散了风险，增加了投资收益。

3.4企业未来现金流的增加

企业资产的流动性是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竞争发展的命脉。资产证券化将企业原来不易流动的存量资产转化为流动性极高的现金，实现了资金的提前回流，缩短了产品的商业周期，使同样的资金获得更充分的利用。同时，随着可证券化资产的增加，企业可根据自身的需要实施资产证券化，相当于提供了一种流动性的补充机制，可以满足企业当前和长期的经营发展需要，提高了资本的利用效率，增加了企业未来现金流。

因此，资产证券化不仅降低了融资成本和资本风险，而且提高了资产的流动性，增加了自由现金流，从而优化了企业的资本结构，增加了企业价值。也就是说Vabs＞0，这使得V＞Vl。资产证券化对企业价值的提升见图2。

4企业资产证券化对解决我国企业融资困难的意义

(1)资产证券化为企业提供了一种长期的资产流动性补充机制。一方面，它将不易流动或流动性较差的资产转化为高流动性的现金流，有利于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产周转率；另一方面，增加了用于生产经营的资金，提高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自我积累能力。

(2)企业通过资产证券化出售部分债权资产获得现金流可以偿还原有部分债务，在降低资产负债率的同时，减轻了企业的利息负担，提高了企业权益资本收益率和资产报酬率。

(3)资产证券化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成本较低的融资方式。一方面使得许多规模较小、信用水平一般的企业突破自身条件的约束进入融资成本较低的资本市场；另一方面，即使是信用水平较高的上市公司也可以在不降低公司股权比例、稀释股东权益的前提下获得比较低成本的资金。

(4)资产证券化可以优化我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和期限结构。我国债券市场不发达，银行信贷缺乏灵活性，导致我国企业负债结构以短期为主，企业资金使用的稳定性不够。资产证券化灵活的期限结构和多样化的分级结构能够弥补我国企业负债上的上述缺陷。

参考文献

1沈艺峰,沈洪涛.公司财务理论主流[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