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6篇)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篇1

关键词：人口转变；人口红利；流动性过剩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所谓流动性过剩，简单地说，就是货币当局货币发行过多，货币量增长过快，银行机构资金来源充沛，居民储蓄增加迅速，这些多余的资金需要寻找投资出路，于是就有了投资（经济）过热现象，以及通货膨胀危险。在宏观层面上，它表现为货币增长率超过增长率，储蓄率高于投资率；就银行系统而言，则表现为存款增速大大快于贷款增速。与“流动性过剩”相伴而生的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凸显“三过”，即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流动性过剩导致的结果，首先是大量的资金追逐房地产、基础资源和各种金融资产，形成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而上游资源价格的上升，必然会推动下游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如果在一些因素的刺激下，部分流动性开始追逐消费品，就会引起物价较快上涨。流动性过剩容易引发经济过热、产生经济泡沫。本文主要从人口转变的角度，分析人口红利对我国流动性剩余的影响。

一、人口红利的产生

人口转变，简单地说就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具体地说，是指由于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以及由二者决定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导致的人口增长类型的变化，人口转变会导致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过快增长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到1998年以后，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至10‰以下。与此同时，人口的年龄构成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少年儿童人口比重逐步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重在较长的时间提高并不很快。

在出生率总体上降至较低水平，死亡率已很低的时候，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就是少年儿童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在一个时期内都呈现较低的水平，并且这个时期在人口进入高龄社会之前，会持续很长时间。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出现人口红利期。

二、人口红利对流动性过剩的影响

导致流动性过剩深层次原因是我国内部实体经济的不平衡。我国经济高储蓄、高投资、产能过剩和低消费并存的特点导致了高放贷，高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只能通过对外出口来释放，也就形成了不断扩大的国际收支顺差，而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又转化为不断投放的基础货币，最终演化成实体经济中的流动性过剩。人口红利对流动性过剩的影响主要通过加剧高储蓄、低消费、内需不足的经济形势，进而影响流动性剩余。

（一）人口消费性下降和生产性的上升。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不断减轻，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部分相对减少，由此形成了消费性下降，生产性上升的人口结构。加上由于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使得财富积累的速度比较快。一方面这有利于加快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人口消费性下降和生产性上升，具有抵消消费规模扩大、消费率提高的现实可能性。此外，还会恶化我国内需不足，再加上投资旺盛、经济高速增长，就会产生内生性出口。所谓内生性出口，就是出口不是源于外部世界的需求，而是因为出口国的需求不足、生产过剩。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缺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品牌。我国的出口（贸易）不得不采取了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模式，而加工贸易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顺差贸易，所以在我国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下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的顺差，流动性过剩在所难免。

（二）提高储蓄率，降低消费，导致内需不足，进而引发流动性过剩

1、提高储蓄率。从1970年开始，我国储蓄率保持了稳定的上升态势，在八十年代，我国储蓄率在平均35%左右，到九十年代上升到平均在40%左右。图1给出了1978～2006年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社会总抚养比和储蓄率的变化趋势。少儿抚养比和社会抚养比呈下降趋势，老年抚养比变化不大，储蓄率则为明显的上升趋势。研究表明，改革以来总抚养比下降对中国储蓄率的贡献大约在5%左右。Leff利用1964年74个国家截面资料研究发现，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速度、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总抚养比对国民储蓄率均有显著影响。王德文，蔡利用Leff模型来检验改革以来中国人口抚养比对储蓄的影响，也得出一致的结论：1982～2002年总抚养比下降幅度为33.13%，其中来自少儿抚养比下降的贡献份额为117.12%，来自老年抚养比上升的贡献份额为-17.12%；这样，少儿抚养比下降对储蓄率的贡献率为6.10%，老年抚养比上升对储蓄率的贡献率为-0.19%。（图1）

人口红利期，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大，那么这部分人口的个人储蓄之和将有助于提高储蓄率。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比相对较低，他们所承担的抚育和赡养等经济负担较轻，从而减少了家庭支出，提高了家庭储蓄的比例。而且在人口红利期过后，我们将迎来人口负债期。在人口负债期，少年儿童数量下降的速度会快于老年人口增长的速度，少年儿童数量在继续减少的同时，老年人口数量则快速增加，使得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占较大比重。由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速度大大快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速度，总抚养比上升较快，老龄化问题突出，家庭用于抚养老人的支出将增大。加上由于目前我国的医疗制度和保险制度还不完善，大部分人退休之后将有大量的医疗和生活消费，即退休之后负储蓄在我国是非常普遍的，那么人们现在就不得不大量储蓄以备未来生活的需要，即进行大量的预防性储蓄。所以，对未来即将来临的人口负债的考虑，人们也会将增加现今阶段的储蓄。

2、降低消费，加剧内需不足。我国的消费水平与世界水平相比差距很大，2005年我国的消费率水平为52.1%，世界低收入国家为79.7%，中低收入国家为72.8%，中等收入的国家为71.7%，我国的消费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水平。

人口转变通过人口增长、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影响经济规模、最终消费和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消费率。

（1）人口转变与经济规模或总量的关系：

仅如此，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

（2）人口转变和消费需求的关系：

口增长率。该式从动态角度描述了消费需求量的决定，即消费水平及其增长速度、人口增长速度和原有的人口规模共同决定消费需求。

（3）人口转变和消费率。消费率是最终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率。用公式表示为：

Cr表示最终消费率，GDP表示用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将（1）式和（2）式代入（3）式有：

快，以及消费水平高、提高速度快，倾向于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消费率；相反，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对消费率的提高很不利。我国在人口红利期内表现出来的是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和经济的加快增长，对消费率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

三、结论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篇2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发展

一、引言

人口因素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迅速降低。仅用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需要100多年完成的人口结构转变。安徽省的人口结构变化同样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进入了劳动力供给充足，人口抚养比负担较轻的时期，即人口红利期。因此以定性和定量的方法相结合对人口红利与安徽省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Bloom和Williamson(1998)在研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及地区创造“东亚奇迹”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导致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对经济的增长起了很大的贡献，从而首次提出了人口红利这一概念。人口红利的一个具体的定义便是人口结构变化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加所带来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从而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一个促进作用。Mason和Birdall(2001)认为生育率的下降会带动整个社会储蓄率的上升，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将有利于人口红利的形成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Mason和Lee（2004）进一步把人口红利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并指出第一人口红利是通过劳动力供给和降低人口抚养比来带动经济的增长，第二人口红利则是通过提高社会储蓄率和增加资本积累来推动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也对人口红利进行了相关的研究。著名人口经济学家田雪原早在1983年就预见性的提出应当充分利用我国人口抚养比下降的机会，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王德文等（2004）指出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人口红利，并将人口抚养比作为一个变量加入到经济增长因素分解模型当中，通过计算发现人口红利的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超过25%。陈友华（2005）选择瑞典1957年的生命表为标准人口，计算发现中国从1990年开始进入人口红利期，这一时期将持续到2035年结束这和原新等（2006）的研究结果较相似。蔡昉（2008）认为人口红利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人口红利的实现必须通过一系列政策条件相配合。蔡昉（2010）解释了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的关系，并指出增加国民收入、保持经济增长是解决我国未富先老问题的关键。王金营，杨磊（2010）认为在过去的30多年里人口年龄结果变化所带来的劳动力负担下降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的利用人口红利我们应当制定适当的劳动力就业政策来促使经济更好的发展。

然而国内外学者研究的范围大都在一个国家的范围，默认该地区的人口不对外流动，从而忽略了人口流动对人口红利的影响。因此对安徽省这样一个劳动力输入大省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将有助于弥补这一块的空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人口红利对安徽省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一）安徽省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动分析

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出现的，而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是人口转变的基础，因此对安徽省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认识人口红利的形成。

1970年以来安徽省人口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人口结构实习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

数据来源：1995-2010年《安徽统计年鉴》

表1列出了1994-2009年的安徽省人口变动情况。一般认为出生率在15‰以下属于低水平；在15‰-30‰之间属于中等水平；在30‰以上属于高水平。死亡率在10‰以下属于低水平；在10‰-20‰之间属于中等水平；在20‰以上属于高水平。如表1所示大概可以判断安徽省人口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类型。这种人口转变为安徽省人口红利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安徽省人口抚养比变动分析

人口抚养比指总体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是衡量一个地区人口抚养负担的重要指标。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安徽省人口抚养比也随之发生变化。抚养比的高低影响社会劳动力的供给和总储蓄率水平对人口红利有重大的影响。

从表2可以看出，近年来安徽省抚养比总体上呈现出“一升两降”的状态，即老年抚养比上升，少儿抚养比和社会总抚养比下降。目前安徽省处于人口抚养比较低的时期，十分有利于人口红利的形成。

（三）劳动力投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作用分析

有关研究表明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应对经济的增长产生影响。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来考察劳动力投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的作用。

Y=A（t）LαKβμ

其中Y代表工业总产值，用安徽省生产总值表示；L为劳动投入，用从业人员数表示，K为资本投入，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示；α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β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μ表示随机干扰的影响，μ≤1。从这个模型看出，决定工业系统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投入的劳动力数、固定资产和综合技术水平（包括经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引进先进技术等）。

令μ=1对上述式子两边取自然对数则有：

lnY=lnA+αlnL+βlnK

根据1986-2009年《安徽省统计年鉴》24年的数据，用Eviews5.0的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估算，经检验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得到回归模型如下：

LnY=-18.876+4.376Lnl+0.234Lnk

(-5.78)(5.43)(6.31)

其中R2=0.968F=2898.891D-W=2.541

由此可知模型的拟合优度和显著性都比较高。D-W值为2.541则说明方程不存在序列相关。进一步检验得知方程也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则表明此模型有较好的说服力。有上述检验可知，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为4.376，即在1986-2009年劳动力投入每增加1%，GDP增加4.376%。可见劳动力投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具有重大的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一）加强养老保险市场建设，完善社会养老体系。

安徽省的人口转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但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老年人口抚养比不断加重，将会削弱人口红利。因此必须加快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加大地方性财政投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养老保险体系。政府要进一步增加老年人的医疗保障投入，扩大医疗保障的范围，优先满足老年群体的医疗服务。同时要强化政府主导的作用，把社会养老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完善相应的政策支持体系，有效地支持养老保障体系的运行。

（二）加强促进就业的力度。

劳动力的供给程度决定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因此大力发展劳动力市场建设，促进就业对安徽省人口红利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就业资金的投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制定相关的政策为社会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同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加大待业人员和就业人员的培训。也要考虑不同就业人员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就业政策。鼓励大学生适当降低就业要求，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

（三）加强人力资源建设。

对人口红利的利用不能只考虑劳动年龄的绝对数量，更要注意提高劳动力的质量，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当下的人口红利。因此首先要加强人力资源建设，提高劳动力的人口素质将有助于延长人口红利期，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进而推动安徽省经济的发展。同时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文化水平，推进素质教育。最后要率先建立老年人才的开发和利用机制。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的需要加大老年人才开发力度，支持退休的专家参与经济建设。

参考文献：

[1]王德文、蔡昉、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J].人口研究,2004(5)

[2]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5(6)

[3]原新、万能.缓解老龄化压力,推迟退休有效吗?[J].人口研究2006(4)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篇3

[关键词]二胎政策；人口结构；人口红利；失独问题

[DOI]10.13939/ki.zgsc.2016.38.101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5年12月21日上午初次审议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并于2016年起正式施行。全会提出，为促进人口长远均衡发展，逐步完善人口发展战略，我国开始全面实施二胎政策。在此之前因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从高生育率国家转变到低生育率国家的队伍，从而导致我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不是增长过快，而是老龄化、人口红利消失和失独现象严重等问题，二胎政策的出台正是对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的解决措施。同时政策也考虑到群众的生育意愿、人口规模及社会经济等各种因素。

1二胎政策实施的原因

1.1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

我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人口数量已突破13亿人，但这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就大约占总人口的15%，并且每年这个数据还在不断增长。虽然人口结构趋向于老龄化的影响因素有很多，社会中也必然产生一部分老龄化人群，但是由计划生育政策引起的人口生育率严重降低是导致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而且一般来说，其他国家多数是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成为发达国家后才进入老龄化时代的，而我国早在2000年以前，人均GDP还不足其他发达国家一半时就已“未富先老”，并且带来了社会抚养压力严重、劳动力缺失等问题。如果我们不及时去制定相应的政策，我国过去辛辛苦苦所积累下来的丰厚的经济财富将会被“老龄化”逐渐侵蚀，中国未来的发展也会因“老龄化”所形成的人口负债而拖累。因此，国家有必要出台二胎政策以防止老龄化程度越来越深。

1.2人口红利的减弱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飞跃式的发展，经历了一段长达3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期，这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人口红利所带来的优势。人口红利不仅使中国具备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让全球各地都布满了“中国制造”的产品，同时国内所需赡养的老人少、社会负担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在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的现象，因此有专家推测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开始消失，从而导致未来我国经济要经过一个“门槛”。这就意味着，如果我国不采取一些措施，也许未来我国经济会进入长时间的滞胀状态，尽管科技会继续进步，经济也仍会发展，但社会的经济发展能力和整体的活力会受到局限。所以，我国对于依赖人口红利的经济体系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善措施，如何制定相关的经济、人口政策成为一大难题。

1.3社会问题严重

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带来了不少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养老负担过重的问题。我国目前已有多个省市进入了老龄化状态，家庭结构也逐渐变成了“上有四老，下有一小”的“421”模式。如果目前的局面继续延续，这些独生子女不仅要在繁忙工作的重压下腾出精力教育孩子，还要在没有兄弟姐妹协助的情况下，为双方常年多病的4～8个老年人（甚至还有祖父母那一代人）奔忙。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另外，因为只有一个孩子，有很多家庭因意外事故导致了孩子的不幸死亡，而此时父母也常因年龄较大而无生育能力，变成了失独家庭，生活也因此失去了正常家庭的美满。这些社会问题如不找到相应的解决措施，将会对广大民众带来沉重的负担。

2二胎政策带来的影响

2.1对人口规模及结构的影响

任何政策的影响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二胎政策也不例外。短期内，我国将有可能出现小波的“婴儿潮”，但因为我国人口基数较大，这种生育回潮对我国总人口的影响也微乎其微，因为根据数据长远来看，如果继续执行计划生育政策，那么我国人口数量将在2025年达到最高值14.08亿人；而实行二胎政策，我国人口数量也只会推迟到2038年达到最高值，且只有14.70亿人左右，并还可以借此将我国老年化的人口年龄结构逐渐改善，从而具有更强的人口再生产速度和发展优势。所以相比较而言，二胎政策不仅促进了广泛相关产业的发展，还能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等现象，优化中国目前的人口结构及规模，并带动劳动力资源的增加，给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正能量，这些优势是十分有利于我国的长久发展的。

2.2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胎政策的实施，首先将直接影响婴儿产品行业及与儿童相关类别的行业，如奶粉、教育、医疗、学区房等。每诞生一个新生儿，其身上的潜在消费就会增加市场活力，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市场也会逐渐加大对年轻化产品的需求，增加我国居民消费水品，从整体上带动GDP的发展，并有望在2030年后，使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提高至7%～12%，扩大国内经济需求。长远来看，二胎政策还会增加我国的年轻劳动力，这样会使我国更能适应快节奏的生产活动和技术性发展，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近年来有许多外国企业十分看好中国发展前景，如果增加劳动力，可以吸引这些外国厂商陆续转移到我国来发展，增加招商引资的机会和国外资金的注入。不仅如此，我们也许还可以创造依托老年经济下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并通过宏观政策促进中国产品质量的改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应对新形势下的经济发展。

2.3对现有社会问题的影响

从家庭层面上来说，二胎政策也十分符合广大民众的意愿。家里多一个孩子，不仅可以避免独生子女性格上的缺陷，创造一个对他们人格形成而言更完整的生活环境，还可以有效防止失独现象给众多家庭带来的沉重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打击。另外，二胎政策还可以改善中国现有的“421”家庭成员结构，缓解我国人民所面临的养老问题。现在已经有许多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不能陪伴老人甚至因经济原因无法为老人治疗疾病等问题。但如果兄弟姐妹多，每个子女都可以轮流换班照顾老人，并一起承担老人的医疗费用，这样可以使老人们有更良好的心态和精神状态，也使子女们对父母的赡养做得更好。

3结论

总地来看，二胎政策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的。但中国的人口问题十分复杂，二胎政策是否能够有效解决上述问题还需要我们继续地探索和时间的检验。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政策的出台，表明了国家对人口结构及规模的重视，同时在细微之处也体现了更多的人文关怀，由此人口恶性发展的趋势将会得到缓解，我国人口结构也终将会趋于合理化，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及环境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璐.放开二胎政策的利弊比较研究[D].长春：吉林农业大学，2014.

[2]李博涵.单独二胎政策的出台对我国人口规模及结构的影响研究[J].知识经济，2014（2）.

[3]董姣姣.单独二胎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5（11）.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篇4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人口红利优势逐渐削弱,而且这个趋势还在不断加速。有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的人口红利就将彻底消失。而从沿海蔓延至内陆的“用工荒”、高企的用工成本、不敢轻易对员工开口说“不”的HR……更是似乎要用不断重复的事实为这一结论做出佐证。

“中国整体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关键阶段,对于身处其中的企业而言,一方面: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巨大活力的剩余劳动力优势正在消失,企业必须通过技术、产品、经营模式等方面的创新,来抵消人力优势消失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创新的本质因素更是人的问题。因此,如何更有效地利用人才,充分发挥HR的角色职能,成为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HR转型迫在眉睫。”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集团外企服务分公司人力资源专家表示。

刘易斯拐点到来

所谓人口红利,按照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蔡昉的说法,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在理论上被称为刘易斯拐点。英国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会有一个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走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过程,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劳动力会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流动,直到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工业及城市部门完全吸收,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具有相同的边际生产率,这个均衡点就是刘易斯拐点。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强,消费性人口比例上升,生产性人口比例下降。此前媒体频频报道的“人才荒、用工荒”便是例证。

此外,以北京市餐饮行业为例,餐饮服务人员的工资近几年翻倍上涨,有工作经验的大厅经理月薪几乎与办公楼白领的薪资相当,甚至更高。这都与餐饮服务行业人才的缺乏有关。另外,由于北京市保姆的缺乏,家政服务人员的薪资也不菲,保洁工的时薪目前在35元/小时左右。并且这些服务业人员均从北京市外农村而来。

未来不仅企业很可能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以较低的工资雇佣到足够数量的劳动力,而且高素质人才的争夺也在加剧。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企业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已经升级为对科技经营人才的竞争,目前人才资源供过于求的局面在人口红利消失后也会发生逆转。

教育溢出效应

前述人力资源专家认为,人才的教育培养肯定是人才工作中重要的环节,对人才的选用和留用都会有深远的影响。目前中国的职业教育比较少,国家已经开始在逐渐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教育红利外溢产生的人力资本红利大幅上升,可以抵消一部分人口红利下降的不利影响。”

专家认为,教育水平提高,劳动力素质上升,劳动者的就业参与率提高,就业总量规模持续扩大,中国将收获就业总量红利。教育发展的直接产出,就是可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直接扩大就业规模,就业人口与非就业人口之比不会下降,反而会持续上升。

人口红利消失倒逼HR转型

后“人口红利”时代,HR转型势在必行。不过,企业转型现状却不容乐观。有调查显示,在今年经济形势稍弱的状况下,虽然有51%的受访企业认为自己的人力资源管理运行状况处于“运转良好”的状态,但“尚可维持”的企业的比例也高达31%。而对于HR转型,仅有8%的受访企业处在“转型中”,认为自己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运行状况处于“不好,急需转型(转变)”的比例为5%。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篇5

关键词：城市化；人口抚养比；房地产周期

Abstract：Inadditiontobasicfactorssuchasdecreasinggrowthratesofloaningandfiscaldecentralization，therapidincreaseofurbanfamiliesanddemographicdividendcausedbycontinuousdropinpopulationfeedratescanplayanequallydominantroleinthecyclicfluctuationofrealestate.Indetail，decreaseinchildrenfeedratesmayresultintotalpopulationfeedrates，thuspromptinganincreasingnumberofpeoplereachthemaritalage;asconsequence，compulsorydemandonrealestatewillexertobviouslygreaterinfluenceontheshort-termcyclesofrealestatethanthegrowingnumberofurbanfamilies.Lastbutnotleast，localgovernment'sinterventiononloaningandforeigncapitalvolatilitycurbsthesounddevelopmentofrealestate.

KeyWords：urbanization，populationfeedrates，realestatecycle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1）07-0025-06

近几年，关于房地产的争论热潮中，城市化、人口红利等因素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屡被提及，但相关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为揭示人口结构变化对房地产的实际影响途径及强度，笔者在对人口结构变化特征进行简要梳理的基础上，结合信贷环境、地方政府行为、居民收入等因素，探讨了人口结构对房地产业周期的影响，并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

有关人口与房地产需求关系最为著名的研究见于Mankiw和Weil（1988，1992），他们认为战后婴儿潮（1946―1964年）推动的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化，能够显著影响房地产价格。他们的预测显示，随着婴儿潮一代逐步进入工作、婚育年龄，美国房地产价格会于1969―1989年进入上升通道，并于1989年达到顶点后，步入长达30年的价格下行期。

Mankiw和Weil的研究结论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Mankiw等建立的房地产价格方程存在偏误，从而结果并不准确。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实际发展历程表明，Mankiw等人关于房地产价格将于1989年达到高峰的预测符合实际，但他们对房地产价格将于1990―2007年持续下降的预测与事实并不相符。Robert（2006）指出，出现这种偏差的主要原因是，Mankiw和Weil的研究忽略了人口变化对利率的影响，而利率是影响房地产价格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进而，Robert的研究表明，综合考虑人口因素对房地产价格、利率的影响后，婴儿潮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美国、日本房地产价格依然具有较强的预测能力。

我国自1998年停止住房实物分配、1999年启动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以来，房地产行业经历了改革开放后最长的上升周期。在有关本轮房地产景气成因的争论中，人口作为重要的驱动因素被广泛提及。但与美国、日本等工业化国家不同，我国人口结构变迁不仅包括年龄结构的变化，还包括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城乡结构变化。正如哈继铭（2007）所言，人口因素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途径有二：一是城市化进程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产生大量的住房需求；二是早期的“婴儿潮”推动当前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加，带动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赵君丽（2002）指出，建国以来我国已出现三次人口出生高峰，即整个二十世纪50年代、1963―1974年、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①，其中后两次出生高峰将推动婚育年龄人口分别于1988―1993年、1999―2004年和2013―2018年达到顶点，推动房地产市场进入相应的需求高峰。中房指数研究院2007年的调查结果也表明，25―35岁、35―45岁人群分别占购房者总数的50%、25%，是当前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主体。张昭、陈兀梧（2009）对未来的预测则显示，2012年后我国城市化驱动的农村人口的转移速度将逐步放慢，25―45岁人口规模也已于2006―2007年达到顶峰，不过，其中25―35岁人口规模仍然会逐步增长。据此，他们认为2010年后25―35岁人群的首次购房需求会有所增加，届时房地产市场会受益于第二波婴儿潮的推动。

综观国内现有研究，有关人口与房地产周期关系的定性描述较多、定量研究较少，即使有，也仅限于对未来人口变化趋势的简单统计描述，没有就这种变化趋势对房地产市场的具体影响进行深入的计量检验和理论分析。针对这种不足，本文在对近年来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特征进行简要描述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了人口结构变化对房地产周期的影响程度及方向。

二、人口结构变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分析

我国二十世纪60年代后的两次婴儿潮对当前房地产需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直接影响住房刚性需求变化，如婚育年龄人口规模增加带来的刚性需求；二是通过“人口红利”为住房需求提供现实的经济基础，即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越来越高、抚养比下降，整个社会的储蓄水平和购买力明显提高；三是上述两个因素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相叠加，进一步放大了人口结构变化对房地产需求的促进效应。

（一）城市化率稳步提高增加了住宅的潜在需求

1978年以来，我国用城镇人口占比表示的城市化率稳步提高，由1978年的17.92%持续升至2010年的49.68%，年均增速3.23%。但1996年后城市化速度持续放缓。随着农村青壮年向城市逐步转移，剩余农村人口由于教育程度、年龄原因，非农化的难度明显加大，城市化渠道对房地产潜在需求的推动趋于减弱。但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后我国城市化出现再度加速迹象，2009、2010年城市化速度分别为1.99%、6.63%。

（二）城镇家庭小型化加大了对住宅的潜在需求

近年来城镇家庭小型化趋势明显。1978年，我国城镇家庭户均人口为4.47人，此后持续跌至2010年的2.88人。在家庭小型化、城市化的双重推动下，1978―2010年我国城镇家庭户数增长了5.29倍，年均增速5.71%，对住宅的潜在需求大幅增加。

（三）人口抚养比下降带来的人口红利推动了有效需求上升

所谓“人口红利”，主要是指人口抚养比②持续下降带来的高生产率和高消费需求。在这一时期，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整个社会的储蓄能力较强，居民购买资产实现保值、增值的意愿也较强，从而对房地产市场的推动较大。数据显示，1964年以来我国一直处于人口红利期，总人口抚养比由1964年的79.31%持续降至2009年的36.9%，当前被抚养人口比例仅是改革初期的一半左右。

分结构看，少儿抚养比由1964年的72.99%持续降至2009年的25.3%，是推动总抚养比降低的主要因素。这一方面说明我国人口的生产性和消费能力大幅提高，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少儿成长进入劳动力市场并达到婚育年龄，对住宅的刚性有效需求大幅增加。

三、人口红利、城市化对房地产周期影响的计量检验

（一）变量选择及说明

我国从1984年开始进行住房商品化试点，1987年才建立比较全面的房地产行业统计制度，1988年推行住房制度改革，放开房地产市场，自此房地产业才作为相对独立的行业存在。因此，本文的考察期间为1987―2008年。

除人口结构变化会对房地产波动产生影响外，很多其他因素也会推动或抑制房地产业的发展。在检验人口与房地产波动的关系时，需要对此加以控制。因此，模型同时考察了表1中的相关指标，具体解释如下：

1.房地产合成增长率指数。由于我国房价统计还不完善，房价变动尚不能完全反映房地产周期变化特征。因此，我们借鉴王诚庆等人（2002）的研究，选取房屋施工面积增长率、房屋竣工面积增长率、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商品房价格年上涨率、房屋销售额增长率和房地产业增加值增长率6个指标，计算得出房地产合成增长率指数③表示房地产周期性波动，在此基础上采用三年移动平均法，以消除不规则波动的影响。

2.城镇家庭户数增速（URBAN）和人口抚养比（DRP）。这两个指标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解释变量，其中，用城镇家庭户数增速衡量城市化、城镇家庭小型化的综合影响，用人口抚养比考察人口红利的影响。

3.贷款余额增速（LOAN）。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每次房地产业的繁荣、衰退，都与银根松紧情况紧密相连。由于房地产信贷的数据从1992年才开始统计，其间统计口径也经历了多次调整，因此无法获取前后一致的时间序列。基于此，我们采用总体信贷余额年度增长率反映银根松紧程度④。

4.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度（FD）及其对银行信贷的干预（FD×LOAN）。历次房地产市场波动中，地方政府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当前的财政分权制度，是地方政府参与房地产业的重要动因。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行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林毅夫、刘志强，2000），期间地方财政决算收入占全国财政决算收入的比重由1978年的84.5%降至2007年的45.9%，而地方财政决算支出占全国财政决算支出的比重则由1978年的52.6%升至2007年的77%（见图1）。由于缺乏预算内的财力，为了发展经济，地方政府往往通过税外加费的方式集聚资金，土地出让金、房地产相关的税费便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体制外收入来源。据此，本文用财政分权度衡量地方政府的行为动因和结果，用财政分权度和贷款增速的交叉项（FD×LOAN），考察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政自主，对房地产信贷的干预与影响。

除了上述比较重要的变量外，借鉴张晓晶、孙涛（2006）的研究，本文还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INCOME）、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也作为控制变量加以考察。

（二）模型建立及估算结果

我们用HOUS代表房地产合成增长率指数的三年移动平均值，运用1987―2007年的数据，建立如下模型：

式中，代表城镇家庭户数增速，是人口抚养比，这两个指标用来捕捉人口结构变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是表1中的一系列控制变量。针对各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一阶单整的（见表2）。受指标时序长度的限制，本文主要采用E-G两步法，估计长期协整方程和短期误差修正方程。

建模过程中，首先估计了只包括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用来反映银根松紧、地方政府行为和居民收入等基本因素的影响；然后是加入人口抚养比的人口红利模型，重点考察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的影响；最后是进一步加入城镇家庭户数增速的混合扩展模型。

对上述三个长期方程残差的单位根检验表明，它们都在5%的显著水平下平稳（见表3），意味着变量间存在如三个方程所示的长期均衡关系。进一步，估计三个方程的误差修正模型，用以考察它们之间的短期关系，对残差的LM检验显示，误差修正模型的残差不存在自相关问题，结果比较稳健（见表4）。

（三）计量结果分析

计量结果表明，信贷余额增速、地方财政分权等控制变量对房地产周期性长、短期波动的解释力分别高达71.4%、60.7%，是影响房地产周期性波动的主导力量。

加入人口抚养比、城镇家庭户数增速后，混合扩展模型能够将基准模型的长、短期解释力分别提高13.1和31.2个百分点，升至84.5%、91.9%。其中，人口红利模型对基准模型短期解释效力的提升尤为显著，在基准模型中加入人口抚养比后，误差修正模型调整后的R2大幅提高27个百分点至87.7%，说明少儿抚养比下降推动的总人口抚养比的降低，带动了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婚育年龄，其对住房的刚性需求对房地产业短期波动的影响，远大于城市化的作用。

根据最终的混合扩展模型，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以后，人口结构对房地产合成增长率指数的影响极为显著。其中，城镇家庭户数的长、短期弹性系数显著为正，分别为2.61和2.76，人口抚养比长、短期系数显著为负，分别为-1.36和-2.05。这一发现有力地揭示，由城市化、家庭小型化综合推动的城镇家庭户数的快速增长，以及由人口抚养比下降所带来的人口红利，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房地产业的繁荣。很多分析指出，城市化、人口红利是推动房地产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一直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计量检验，本文在这方面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控制变量中，各因素的具体影响为：

贷款余额增速对房地产业的影响最为显著。贷款余额增速长、短期弹性系数分别高达10.39和11.22，是所有变量中影响最大的因素，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我国房地产市场所具有的资金推动特征。

代表地方政府行为的财政分权度对房地产业的推动也较强，但地方政府对信贷活动的干预不利于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代表地方政府行为的财政分权度对房地产业的推动非常显著，长、短期系数分别为2.48和3.37，说明地方政府追求财政自主和经济增长的动机，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房地产业的发展。但是，也应当看到财政分权度与贷款增速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长、短期系数分别达-14.45和-15.3。因此，地方政府对信贷活动的干预，不仅无益于房地产业的长期发展，即使在短期也对其发展显著不利。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房地产业的影响相对较小。较其他因素而言，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房地产业的推动相对较弱，长、短期弹性系数分别为0.79和1.05，意味着近年来住房需求具有一定的刚性特征，加上信贷资金的大量注入，造成收入对居民购房的制约力变弱。这也是近几年房价一定程度上脱离居民承受能力、房价收入比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据测算，当前我国城镇居民户均收入大约在4700美元左右，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家庭收入处于4000―5999美元的国家，房价收入比平均值为5.4，最大、最小值分别为12.5和3.4。但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房价收入比为7.4，北京、上海则分别高达13.6和9.8，明显高出同类国家的平均水平。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房地产波动呈反向变化关系。与张晓晶、孙涛（2006）的研究类似，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房地产合成增长率指数的系数显著为负，长、短期系数分别为-1.28、-1.53。这种反向变化主要由预期因素引起：当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较高时，其贬值预期相对较强，外资会流出房地产业，从而对其发展造成一定影响。如1994―1998年间，由于汇改推动实际有效汇率总体趋升，人民币贬值预期较强，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导致大量资金流出房地产业。反之，当实际有效汇率较低时，人民币升值预期较高，外资会流入房地产市场以获得升值收益，如1998年以来（2006、2007年除外），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总体呈下降之势，较强的升值预期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房地产市场，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房地产业的繁荣。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银根松紧、地方财政分权等基本因素，依然是影响房地产周期性波动的主导力量。但城市化和城镇家庭小型化推动的城镇家庭户数的增长以及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带来的人口红利，也是房地产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决定因素。其中，由少儿抚养比下降推动的人口总抚养比的降低，带动了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婚育年龄，其对住房的刚性需求对房地产短期波动的影响，明显大于城镇家庭户数增长所代表的城市化的影响。

然而，根据王德文、蔡的研究，随着少儿抚养比降速逐步趋缓，以及老年抚养比的持续上升，2015年左右我国人口抚养比将由降转升，结束长达52年（1964―2015年）的人口红利期，届时人口将由推动因素变为制约因素，会对房地产业造成较大的负面冲击。与此同时，张昭、陈兀梧的研究（2009）则表明，我国新增城镇人口数在2012年达到周期性高点后，将进入漫长的持续下降期。因此，不远的未来，人口因素对房地产的推动作用将逐步趋于减弱。

此外，还应当看到地方政府对银行信贷的干预、外资的频繁出入，都对房地产的平稳发展显著不利。为确保房地产业的长期稳定，维护经济安全、金融稳定，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根据人口变化适时调整房地产业发展战略，对土地规模、商品房供给结构实施动态调控

最近一轮的“人口红利”还有5年左右的释放期，城市化推动的城镇人口的增加也将在未来2―3年内显著放缓。届时，随着城镇人口增速的减缓，婚育年龄人口的下降、老年人口的增多，人口因素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将由当前的刚性需求为主转为改善性需求为主，总体需求量预计会有所下降。据此，建议加强人口因素对房地产业影响的监测预警，及时向房地产企业和公众相关信息，便于房地产企业、公众对人口因素做出合理预期。其次，由于房地产建设周期相对较长，政府也要根据人口监测结果，前瞻性地调整土地供应规模、商品房供给结构，预防人口红利拐点过后，土地、商品房资源的浪费。

（二）完善房地产金融体系，建立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银根松紧变化是历次房地产市场波动的重要原因，说明整个房地产业对银行信贷依赖较强。这种依赖会对金融体系产生显著不良后果：不仅居民购房主要通过银行融资，房地产企业对银行资金的依赖也很强，导致房地产信贷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体系。即使从银行体系内部看，目前我国参与房地产金融的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和住房公积金中心，住房储蓄银行和住房合作社数量少，而且是地方性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必须尽快建立多元化的房地产企业融资机制：一是发展房地产产业基金；二是培育和发展住房抵押二级市场，试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三是积极稳妥地发展住房公积金贷款。

（三）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促使其逐步转变为市场规则维护者、监督人

地方政府参与房地产业发展本无可厚非，但其既是受益者又是监管者的地位，加上为了追求政绩所固有的短期行为，不利于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这就要求改变原有的管理模式，将土地收入、房地产相关税费的征收主体与监管主体适度分离，以避免“地方扩张―中央调控”循环造成的不必要的政策性波动。

（四）有效监控外资出入房地产业，抑制外资过度投机行为

2005年汇改以来，我国汇率不再像以往一样相对固定，而是呈现出典型的双向波动特征，可能会造成外资频繁出入房地产业，加大房地产业自身的波动。因此，仍有必要通过资本管制手段，抑制外资进入房地产业进行投机。国际经验显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7个成员国中，有137个国家对外资投资房地产进行管制。因此，可以根据资本项目管理原则，对外资进入房地产的交易和汇兑环节进行监测。同时，加大房地产项下违法、违规资金的查处力度，抑制投机行为。

注：

①与赵君丽的研究有所不同，张昭、陈兀梧（2009）认为最近两次的婴儿潮分别出现于1962―1975年和1981―1997年，不过他们对婚育年龄人口高峰的预测相对一致。

②人口抚养比是被抚养年龄人口（0―14岁及65岁以上）与劳动年龄人口（14―65岁）之比。

③在王诚庆等人的研究中，权重的确定主要根据已有经验研究并结合各指标相对重要程度来确定，房地产合成增长率指数=房屋施工面积增长率×0.1+房屋竣工面积增长率×0.1+房地产投资增长率×0.2+商品房价格上涨率×0.1+商品房销售额增长率×0.4+房地产业增加值增长率×0.1。

④受房地产资金来源隐蔽性较强、现有统计手段有限的影响，当前关于房地产信贷的统计还不完善。据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中国房地产金融报告》，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除银行信贷外，自筹资金中还有70%来自银行贷款，定金及预收款有30%来自银行贷款。从很大程度上讲，用总体信贷余额增速更能反映房地产行业的外部融资环境。

参考文献：

[1]Green，RichardandPatricH.Hendershott.1996.Age，HousingDemand，andRealHousePrices.RegionalScienceandUrbanEconomics26，pp.465-480.

[2]Mankiw，N.Gregory，andDavidN.Weil.1988.TheBabyBoom，theBabyBust，andtheHousingMarket.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WorkingPaperNo.2794.

[3]Mankiw，N.Gregory，andDavidN.Weil.1992.TheBabyBoom，theBabyBust，andtheHousingMarket：AReplytoOurCritics.RegionalScienceandUrbanEconomics，21，573-579.

[4]RobertF.Martin.2006.TheBabyBoom：PredictabilityinHousePricesandInterestRates.No84，2006MeetingPapersfromSocietyforEconomicDynamics，http：//省略/images.

[5]房地产周期波动研究课题组.中国房地产周期波动：解释转移与相机政策[J].财贸经济，2002，（7）.

[6]罗莉.房价变动对我国商业银行住房抵押贷款风险影响的研究――基于2008年我国房地产困境的思考[J].金融与经济，2009，（3）.

[7]赵君丽.人口变化与房地产需求―人口结构变化与房地产周期相关性研究[J].城市开发，2002，（8）.

[8]王德文，蔡.人口红利的获得与丧失[R].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7：人口转变的社会经济后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9]樊勇.财政分权度的衡量方法研究[J].当代财经，2006，（10）.

[10]邹瑾.从博弈均衡论我国房地产金融监管思路的调整――从政策与实践的博弈中完善规则[J].西南金融，2006，（3）.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篇6

关键词：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5-000122-02

一、引言

“人力资本”的思想在经济学研究中早已出现，其渊源可追溯至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理论。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的载体——劳动力，其数量和质量决定了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劳动力的数量即指劳动年龄人口，其结构与经济增长绩效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所谓“人口红利”即是指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比重持续上涨这样一种生产性人口结构，对于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供给和源泉，由于人口红利的存在，资本边际报酬可能不会递减[4]。劳动力的质量涵盖了技巧、熟练程度、判断力等一系列体现劳动能力水平的内容，与现代所讲的“人力资本”核心概念类似。“人力资本投资”的思想也伴随着人力资本理念的萌芽而发展。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提升劳动力的质量对于提高劳动能力水平的决定性作用。亚当斯密认为，教育培训是提高劳动力技能和熟练程度的重要源泉[1]；穆勒指出，知识和技能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萨伊认为，教育培训支出的资本利息应当包含于劳动力的报酬当中。1960年，西奥多.W.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就职仪式上发表《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并于1961年发表同名著作，标志着系统性的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诞生。舒尔茨的一系列观点在当时看来有违主流经济增长理论，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涌现的实证研究和新兴经济理论皆印证了其理论的科学性和前瞻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享受着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贡献，但在劳动力年龄人口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当下，我国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3]。如何开拓新的经济增长源泉？如何在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同时加快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或许会为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二、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概述

舒尔茨指出，动态经济增长中的许多谜团和悖论都可以引入人力资本投资来解释[2]。例如存在于相同种族、年龄、性别的工人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不同个体之间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的不同。这从侧面反映出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的主要动力。舒尔茨同时指出，外来资本，尤其是有形资本“缓慢而逐渐”的进入，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讲是有益的，但若只专注于有形资本的投资而忽视了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那么劳动力人口质量问题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掣肘[2]。我国目前正在远离投资拉动式的经济增长方式，高人口基数所带来的高储蓄率和高劳动力供给也将消失，根据舒尔茨的理论，人力资本的提升将成为下一阶段我国增长的源泉。舒尔茨提出，提升人力资本的方法即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健康医疗服务投资[2]。健康因素对于人力资本最显著的贡献在于增加劳动力人口。随着平均寿命的增长，劳动力年龄也在增长，进而劳动力人口的范围也随之扩大。劳动力质量方面，健康因素不仅仅影响到劳动能力，还影响到劳动熟练度、知识技能的掌握程度以及必要的判断、反应能力。因此，对健康医疗服务的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方面。第二，在职培训[2]。作为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企业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在职培训为人力资源带来相对专业化程度更高的技能提升，是需求方主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直接表现。第三，传统学校教育[2]。包括初级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领域即学校教育，并且教育对于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十分显著。计量分析表明，在我国制造业，职工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劳动生产率将上升17%[5]。第四，职业教育[2]。作为对学校教育的补充，职业教育更加面向劳动力市场，有效解决了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问题。该种人力资本投资方式成本收益率相对高于学校教育，回报年限也相对较短。第五，个人或家庭为工作机会而进行的迁移[2]。这种迁移较多地发生于年轻劳动力。大多数时候，迁移对于提升劳动回报、改善工作环境有着正相关的影响。对于年龄较大的劳动者来讲，迁移可能不会对当期的劳动回报带来明显改观，但对于下一代来讲，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方面的改善，均是提升人力资本的必要条件。

三、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对我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