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进步的表现(6篇)

科技进步的表现篇1

1国内外研究现状

关于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比较普遍，国外研究主要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和英国经济学家斯旺的经济增长模型，提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的观点，并首先把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中最具有意义、贡献最大的一个因素单列出来。罗默把知识增长和技术进步看作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首次提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模型中除了列入资本和劳动两个生产因素外，还包括了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贝克尔主张把知识分成内生积累的一般性知识和外生的知识两部分，均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作用。由此，他提出了劳动分工的扩展与知识的积累相互作用的理论。国内学者对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研究主要有:黄鲁成、马丽等［1］［2］运用灰色关联度方法，分别对北京和宁夏进行分析，表明科技经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为显著。米传民等［3］运用灰色关联法研究江苏，表明科技人员投入对经济增长有着更为显著的推动作用。朱春奎、王海鹏［4］［5］通过建立不同时间序列的科技投入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分别揭示了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均衡关系，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王贻志等［6］把科技投入变量引入到生产函数中，测算出上海市各行业的科技投入的贡献率。罗佳明等［7］运用广义差分回归分析测算出1953～2001年间科技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7.16%。王宁、刘黎明等［8］对未来农业科技投入总量进行灰色预测，研究表明，现有农业科技投入增长达不到国家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最低需求，必须加快农业科技投入增长步伐。本文主要利用全国和浙江2001～2008年的统计数据，通过灰色系统理论计算科技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灰色关联度，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

2浙江省科技投入现状

浙江省科技投入主要包括科技经费和科技人员等两部分。

2.1科技科技经费筹集

根据2001～2008年全国和浙江统计年鉴、科技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的数据发现，科技经费筹集额名义增长率一直都高于第一产业产值增长。从统计情况中看，全国科技经费筹集额从2001年2589.4亿元到2008年9123.8亿元，增长了3.52倍，同时期第一产业产值增长了2.15倍，相比全国科技经费筹集额增长情况，浙江省在2001年至2008年，增长了5.43倍，而第一产业产值只增长1.66倍。各项指标都呈现一直增长的趋势，不过增长速率有快又慢，其中2004年、2007年全国科技经费筹集额和第一产业产值出现较大波动，2004～2006年浙江省出现较大波动。总体来说，科技经费筹集情况较好，科技经费筹集增长和第一产业产值增长并不总是同步，甚至有些年份出现了增长降速，主要是因为从科技投入到转化为生产力有一个滞后性，一般在科技投入高增长两到三年后，经济增长效益才能得到体现。2001～2008年的科技经费筹资和农业经济增长情况也说明浙江省重视科技投资，科技发展的研发后劲比较充足(表1)。

2.2科技研发费用的投入情况

科研经费的筹集额说明社会科技投入状况，但其中并没有完全使用在科学研究领域，而社会科学研发经费(R＆D)更能说明科技投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由于农业领域R＆D数据统计收集存在一定困难性，所以本文主要是对全国和浙江省2001～2008年R＆D经费支出和农业经济增长进行的统计。(表2)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1)2001～2008年间，全国和浙江省R＆D经费支出都曾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全国的增长率较为平稳。2004年，全国和浙江省R＆D和第一产业的名义增长率都达到最大，特别是浙江省，R＆D达到48.59%。从另外角度也说明科技研发投入的快速增加能显著带动经济的增长。(2)2001～2008年间，全国R＆D经费支出平均增长率达到23.7%，浙江省的平均增长率为34.19%，而同时期第一产业产值增长率分别为11.83%和7.57%，R＆D投入远远高于第一产业产值增长。(3)浙江省R＆D经费支出对第一产业产值的增长推动作用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2.3科技人员投入情况

科技人员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在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中起着决定作用。2001～2008年间浙江省科技人员数平均增长达到17.24%，不同年份科技人员数增长率差异较大。2005～2006年浙江省科技人员数增长十分突出，主要与浙江省政府的科技人才政策相关。全国的科技人员数量从2004年后稳步增长。(表3)

3科技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系统理论主要用于控制和预测，现在已经广泛地应用在经济、社会等研究领域。灰色理论以“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小样本”、“贫信息”不确定性系统为研究对象，通过部分已知信息的生成、开发，通过分析各种因素的关联性及其量的测度，实现对系统变化规律的认识。基本思想是根据数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度来判定其联系的紧密程度。曲线约接近，数列之间关联度就越大，反之则小。

3.1数据来源与处理

由于系统中各类因素数据因计算单位不同而差异较大，不便进行比较或难以得到正确的结论，所以在进行灰色关联分析时，一般要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无量纲化通常采用均值法和初值化法，本文采用初值化进行处理。以全国和浙江省2001～2008年序列数据为基础，分别建立灰色关联模型，其中全国和浙江省的第一产业生产总值用X0和X'0表示;研发R＆D经费支出用X1和X'1表示;科技经费筹集额用X2和X'2表示;科技人员的投入用X3和X'3表示。X0和X'0是母序列，X1和X'1，X2和X'2，X3和X'3是子序列，建立序列表，经无量纲化处理后，形成相应的母序列和子序列(表4)。计算公式如下:X(k)=X(k)/X(0)(k=1，2，3，…n)(1)

3.2科技资源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联分析

我们利用灰色相关系数计算模型:ηi(k)=minmin|x0(k)－xi(k)|+ρmaxmax|x0(k)－xi(k)||x0(k)－xi(k)|+ρmaxmax|x0(k)－xi(k)|(2)对全国和浙江省的科技资源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联度进行计算。式中|x0(k)－xi(k)|为第k个点x0与xi的绝对误差，k=1，2，…，ni=1，2，3。将无量纲化后的比较数列与差值数列进行差值计算，列出对应差数列表，然后再求出minmin|x0(k)－xi(k)|和maxmax|x0(k)－xi(k)|。其中，min|x0(k)|是第一级最小差，表示在xi(k)序列上找各点与x0(k)的最小差，即跑遍k选最小者。minmin|x0(k)－xi(k)|为第二级最小差，表示在各序列找出的最小差基础上寻找所有序列中的最小差，即跑遍i选最小者。maxmax|x0(k)－xi(k)|是二级最大差，与二级最小差类似。各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相应绝对差值如表5。在进行计算关联系数与关联度前，需要预设分辨系数，一般用ρ表示，取值范围为0＜ρ＜1，ρ越小，分辨率越高，当ρ=0.546时，最优。这里我们取ρ=0.5。根据上述关联系数，计算关联度，Ri=1n∑nk=1ηi(k)(3)对计算得出的关联度按大小进行排序，看各项指标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表6)上述关联度计算结果显示，全国和浙江省科技投入中的R＆D经费支出、科技经费筹资额和科技人员与农业经济都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图1)。其中，全国R＆D经费支出对农业经济产值的相对关联度为0.6383，科技经费筹集额对农业经济的相关联度为0.7136，科技活动人员对农业经济相关联度为0.8584，相比全国，浙江省各项指标对农业经济的相关联度排序基本一致，都说明了科技活动人员对农业经济的推动力更大，浙江省R＆D经费支出和科技经费筹集额对农业经济的相关联度均高于全国水平，而科技人员对农业经济的相关联，略低于全国水平。

4结语与政策建议

4.1结语

通过上面的相关性计算，具体结论有:(1)全国和浙江省科技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这和以往研究得出的结果相一致。(2)在R＆D经费支出、科技经费筹集额和科技人员数等因素中，科技活动人员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更大。与全国相比，浙江省的各项指标关联度均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科技人员是技术进步的能动因素，现代农业建设过程中急需大量科技人才培养，这也是浙江省增强农业经济的主要手段。

4.2政策建议

2009年浙江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54%，农业综合生产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相比以往，浙江省农业科技贡献率确实得到了快速提高，然而在农业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贡献率与世界农业发达国家仍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他们的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已高达70%～80%。因此，要让浙江省农业发展水平真正达到先进水平，必须强化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完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农业经济增长中科技贡献率。加大农业科技资金投入。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浙江省农业科技投入较低，与沿海发达省份也有一定差距，科研、开发和推广等资金不足已经制约农业科技进一步发展。由于农业科研推广工作是一项社会公益性很强的工作，科研、技术推广经费、科研事业费主要由政府承担，这是世界绝大对数国家的普遍做法。因此，浙江省各级政府要逐步增加财政性农业科技投入，建立专项农业科技发展基金。鼓励企业、金融机构等在农业领域的投资，扩大农业科技资金来源，增强农业发展活力。

科技进步的表现篇2

[关键词]经济增长科技进步贡献率

一、引言

经济增长的要素分析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影响经济增长三大重要的因素为: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科技进步。劳动、资本对任何社会形态而言对经济增长都起着最为基础的作用,他们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因素;科技进步以强劲的动力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经济增长为科技进步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同时又不断对科技进步提出新的要求,大大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在创造、传播和应用科学技术成果的基础上,科技进步不断促进经济增长,并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改变了劳动者的质量,造就了生产、科研、工程技术和管理技术方面的大量人才;提高了劳动工具的效能,使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显著提高,社会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开发了新材料、新工艺、新能源、扩大了劳动对象的使用范围等等。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也表明,生产力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的,科技进步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研究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科技进步贡献率,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定模型

目前在国内外，对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测定主要通过C～D生产函数(Y=A0LαKβ）。在应用中，A0表示科技水平，是一个不变的量。测算时是利用可量化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样本数据算出其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率后，剩余量作为科技进步率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率，这结果显然是不准确的。

此处，采用广义的C～D生产函数，即在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将科技进步从模型的A0中分离出来，用一个新变量来表示。得到扩展的经济模型：

Y=F(L、K、M、t)(1)

即Y=eλtLαKβMy(2)

式(2)中，Y表示产出，L表示劳动投入，K为资本投入，M为科技创新，t为时间，eλt为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外生项，表明那些在模型中没有体现但却对产出起影响作用的其他所有因素。

由式(2)可推导得到：

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为:

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为: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为:

α+β+衡量是否具有规模效应，大于1、等于1、小于1，分别表明规模报酬递增、不变和递减。在实际运用时,对Y=eλtLαKβM两边分别取对数,转化为线性模型。以1nY为被解释变量,1nL、1nK、1nM为解释变量建立模型:

1nY=λt+α1nL+β1nK+1nM(3)

由式(3)计算得到：

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指标的选取:用GDP作为江苏省的产出(Y）;用江苏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作为资本投入(K）;用江苏省就业总人数作为劳动力投入(L）;用江苏省R&D经费支出作为科技进步指标(M）。

利用江苏省1990年～2006年的数据(数据来源于《江苏统计年鉴》),运用Eviews软件对改进的C～D模型中的参数进行估计,得到:

1nY=0.0247t+0.52461nL+0.54111nK+0.0401nM

T检验值:1.16037.35535.03152.3447

R2=0.9968，=0.9956接近于1，表明模型的拟合优度相当高，回归方程显著。D～W值=1.3156说明模型通过杜宾～瓦森检验，无自相关。

Y=e0.0247tL0.5246K0.5411M0.040

根据回归结果计算江苏省各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结果为：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38%，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9.41%，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02%。说明资本投入的增加是江苏省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科技进步对江苏经济增长的作用已远远超过了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说明江苏省的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色彩很浓，还达不到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准。江苏省应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依靠科技进步，充分发挥劳动效能，提高资本使用率，将集约型增长方式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

三、对江苏经济增长的建议

第一，全面推进人口质量，提高劳动者素质。通过社会服务、依法管理等手段，加强计划生育，提倡优生优育，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积极引导人们的消费方式由物质资本消费型向人力资本消费型转变，积极引进高科技人才；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各种渠道，增加教育投入，确保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从根本上解决江苏省科技进步动力问题。第二，加强科技教育和研发投入，加快科技发展速度，促进科学技术在生产领域的转化和应用。江苏省政府应积极投资科学研究所、高校等机构，提高他们的科研和创新能力，促使产学研相结合，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与此同时，要保持合理的科技投入结构，实现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不断提高科技资源的使用效率，科技投入才能有效地促进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发展，才能真正地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科技进步的表现篇3

关键词：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分析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8)04－0046－04

一、马克思及各学派经济发展模型中的科技功能

1经济发展模型中科技因素由外生向内生的转变

经济发展过程本质上体现为资本的积累过程，而决定资本积累的因素又是投资收益率，而决定投资收益率的因素是科学技术进步。现代经济发展模型所以受到重视的根本原因，就是强调科学技术进步在生产函数中的作用。索洛首先在生产函数中引入技术因素变量，假设技术是一种外生变量，并且保持一种固定的增长速度，即技术进步率。技术进步中即使资本与劳动比率不变，资本的边际收益也会因技术进步不断提高。

丹尼森关于美国战后经济发展因素的分析表明，约50％左右的经济发展来源于技术进步的贡献；索洛应用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检验新古典经济发展模型发现，资本和劳动只能解释12.5％的产出增长，87.5％的产出增长被归为技术进步。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人物的“新增长理论”认为长期经济发展率等于技术进步率，但是仍认为技术进步是一种外生因素。

将技术进步这一促进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决定因素归结为外生因素无法令人满意。虽然索洛一开始提出新古典增长理论时就已经意识到，但是若将其作为内生变量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这就与一般均衡分析相冲突，而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又以一般均衡分析为基础。因此，索洛在生产函数中将技术因素与土地、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一起纳入，却将技术看成公共物品。

技术可以作为一种知识或技能被很多人同时使用或拥有，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是。在微观经济领域企业因某项发现或知识而拥有垄断力量，获取垄断利润，这就意味着技术不完全是一种公共物品，具有某种程度的独享性。

2阿罗的内生科技进步增长模式及函数

阿罗的内生技术进步增长模式生产函数形式为Y―A(K)・(K，L)，Y、K、L和A分别表示总产出、资本、劳动和技术因子。资本K在表达式中出现两次却涵义不同，F(・)中的K表示资本投入，属于生产要素；A(K)中的K表示“经验”变量，A(K)是K的增函数，即当“经验”增加时技术得到不断改善。阿罗的这一增长模型具有借鉴意义。

外部经济性的存在导致总体经济活动表现为收益递增。阿罗这一思想后来被罗默等人吸收成为“新增长理论”产生的萌芽。在“新增长理论”中，基于外部经济性、技术溢出效应的增长模型占据上分重要的地位。

阿罗虽然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但所指的技术进步只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副产品，是一种无意识行为的结果，并暗示技术仍相当于公共物品的假设。阿罗在讨论收益递增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将产出相对资本与知识的弹性限制在1以下，意味着资本积累所引发的技术改进虽然可以部分抵消资本边际收益的下降，但改变不r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趋势。

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积累既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循环互动、相互作用。内生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知识积累有四种方式：物化为技术的知识，随技术变化而消长；存在于劳动者的知识，表现为人力资本的积累；专业化于劳动分工的知识，随分工演进而积累；蕴含于制度和文化的知识，随传统的延续而积累。罗默对阿罗模型做了重大的修正和扩展，更加强调了知识的外部效应，建立了一个完全内生的知识外溢模型。

罗默模型是一个由知识外部效应、产出的收益递增和新知识生产的收益递减三个因素共同决定的竞争均衡模型。模型中，知识作为独立因素不仅能形成自身的递增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

形成了一个知识外溢――递增收益――知识投资一效应放大的良性循环，知识积累和经济发展在这种动态的自催化机制作用下共生共长。但任何特定技术的外部效应总是有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外部效应终究会耗尽。要实现经济的持久增长，还须不断地出现新技术。于是，斯托克提出“新产品引进知识外溢模型”，阿温・杨建立边干边学与发明相互作用的杂交模式。

卢卡斯增长模型结构与阿罗一罗默模型相近，但是强调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卢卡斯认为溢出效应来自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而不是来自于对实物资本的投资。

3新古典增长理论模型的科技框架

新增长理论模型的共同特点是在引入收益递增时假设收益递增来自于外部经济性，如此处理不会破坏原有的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假设，因而仍然可以利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模型框架，从而保证均衡技术进步率和经济发展率的存在。但把技术进步或经济发展归结为外部经济性的作用显然不科学，事实上技术进步往往与有意识的经济活动有关，而把技术进步与有目的的研究与开发活动联系起来，并且假设个人或企业的发展创造不会使技术立即扩散，那么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假设就会被打破。

所以，要想更好地刻画技术进步的产生机理，需要一个专门处理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模型框架。

产业组织理论作为新古典经济学中市场结构理沦的延续，在20世纪70年代由狄克西和斯蒂格利兹、伊塞尔等人发展起来的垄断竞争模型后成为罗默的第二代增长模型的理论基础。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模型至今还比较令人满意。

罗默于1990年提出一个内生技术变化的模型，引入专门生产新技术的研究部门，并强调开发者对其新技术拥有控制权，垄断性知识产权保护产生的“租”不仅可以补偿其开发费用，而且可以带来可观的垄断利润，因而极大地推动新技术的开发。但是，技术创新也具有负外部效应，因为新技术在创造一部分人的垄断利润的同时，破坏了另一部分人的利润，技术的老化使其资产价值受到损失。因而技术创新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

结论包括：知识的作用体现在导致新技术的产生，又促进知识的积累；经济发展率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经济发展率就越高。垄断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体现为推动技术创新，因为企业为获取垄断利益必须倾向于不断推出新产品，这就要求企业重视研究与开发活动。

增长理论模型中的生产函数是一个产出量和资本、劳动、人力资本以及技术进步相关的函数形式，即Y＝F(K，L，H，t)。其中，Y足总产出，K、L和H分别是物质资本存量、劳动力投入量和人力资本(无形资本)存量，t表示时间。

4马克思学派经济发展模型显示的科技地位

马克思学派全要素辩证关系经济发展及科技地位模型的创立，建立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与发达国家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发展及科技地位和作用的再研究基础上。发达国家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发展及科技作用的理论，虽然基本没有脱离经济实际并且触及到经济发展及科技作用的基础问题，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都不够系统完整甚至存在很大片面性，并且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理论基础即哲学分析方法和出发点存在伪科学性。

经济发展理论是研究以国家为经济体如何增大产品和劳务的产出量，即如何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学。该学说源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斯密系统研究资本经济发展问题，李嘉图把经济发展归为土地、资本、劳动三者结合的产物。马克思将经济发展的因素概括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而生产力要素包括着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等，劳动对象也就是自然科技。

经济发展理论成为经济学一个独立研究领域是20世纪50年代即二战后的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凯恩斯借鉴马克思总结罗斯福新政到50年代中期凯恩斯宏观经济发展理论编制；50年代中期新古典学派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代表为米德和索洛并编制模型，且将科技功能引入模型；80年代以罗默、卢卡斯、斯科特为代表强调人力、知识和科技的作用。

总体而言，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及科技作用的理论并没有突破古典经济学的范畴，仅就某些具体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刻的研究分析，因此也就更不可能超越马克思学派的视野。

科学的经济发展及科技作用理论及模型的建立还是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方法论，也就是从整个大的社会经济着眼而从具体经济领域着手，即从生产力构成、生产关系构成、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影响关系建立科学经济发展及科技作用理论和模型。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间的关系怎样，生产关系对科技使用的能动作用如何发挥都需要科学的描述。

生产力要素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直接要素，包括劳动力及实际劳动、资本即过去劳动的积累、生产对象即自然环境。科技即人类劳动经验的总结和应用，教育即劳动力生存的必要成本和知识传播。

生产关系是人与人在生产中结成的关系，核心是社会分配关系，其社会表现形式是经济制度。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把重点放在研究资本、土地与劳动的分配关系上，但是资本与土地的所有者是人。资本与土地所有者获得新增经济发展比重高，劳动力获取的就低；反之。

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结论是资本与土地获得新增经济发展的比重高，再投资就高，经济再增长的速度就高。事实是，现代社会影响投资的直接因素是银行利率，收入高者与低者的储蓄或投资倾向没有太大差别。

生产关系即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形成，分配关系不当，有效需求就不足，经济发展过程就产生波动，甚至危机。分配关系通过社会再生产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需求实现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或阻碍作用。

经济发展还存在一个间接影响层次，即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影响。包括政治倾向、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通过生产关系环节产生间接的、的、整体的、宏观的影响。

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还都存在一个国际方面的影响。

因此：经济发展JZ＝{[(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劳动对象D＞)・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生产关系影响S＋(政治倾向＋社会结构＋文史传统等)]・国际环境影响GH}

劳动力L1为在业劳动力，劳动力L2为后备劳动力。

模型可知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层次，而科学技术又对生产力中的各要素产生着广泛渗透和影响。即：

经济发展JZ＝[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对象D)]・科技K

由马克思学派经济发展模型也能深刻认识和理解邓小平为什么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为教育提供先导、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强资本的产出效率、增加劳动对象的价值量。

当然，影响经济发展的任何社会经济因素都根本不可能用数学方法、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精确计算或表述，建立经济发展模型只是个相对规范表述。如劳动对象因素中对经济发展影响最直接的是能源，包括石油、水、天然气和煤等常规能源，核能、太阳能、风能、地热和生物等替代能源，但是对经济发展影响究竟多大，无法精确计算。模型的价值在于运用科学的即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和方法认识经济发展及科技功能。

二、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及中国实践

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基础与促进作用，在当代无论是深度、广度，还是在速度方面都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进步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和决定性因素，因此，研究科技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和途径，对于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着重要的现实性。科技进步推动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促进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科学科技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愈来愈大。

科技进步产生新的生产工艺，改进或更新设备，完善产品设计，降低能耗物耗，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最终提高生产效率，在相同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质量更高的产品。

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归根结底都是科技进步推动的结果。新兴生产部门的出现和建立，源于科技的发展进步。科技进步改变原有经济结构的格局，引起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时使劳动力密集型向知识科技密集型产业发展，传统经济萎缩，而以新科技为基础的产业迅速发展。

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的累进产生整个社会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客观上要求增长方式转向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经济效益的增长方式，而转变主要取决于科技的创新和应用。

改革开放初期推动经济发展的科技因素中最为显著的是体现在科技引进模仿及劳动者的边干边学；之后，研究开发部门的新设计、新发明推动生产科技的进步，使经济发展中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越来越大，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转变，但是研发与生产企业仍然脱节；目前通过体制改革科技部门与生产企业越来越融合。

但是，在中国实践中，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发展还存在缺憾。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科学技术进步。根本上从科技供给包括自主研究开发与引进国外科技，而不能完全依赖引进，或完全依赖自主创新。某些战略领域的关键科技和市场垄断科技无法从国外引进，需要自主研究开发。无论是高新科技及基础研究，还是产业科技及应用研究，都必须强调自主知识产权；而引进先进科技和装备要注重引进科技的消化吸收和冉创新，用引进科技推动创新，把科技引进与自主创新和提高产业竞争能力结合起来。

由于体制、机制和政策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还存

在许多不足和问题。科学科技与经济发展相脱节一直是重要症结。虽然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近30年，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但科技与经济的密切融合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科技供给也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经费投入、人力资源、科技装备、成果产出的不足，使可持续创新能力薄弱，许多行业的科技和装备还是主要依赖于进口；引进科技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吸收创新效果不好，重复引进更是问题；强调科学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却并没把科技进步放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先地位，短期行为严重，科技投入明显不足。

三、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的思路和对策

改革开放进程中通过导向性的产业政策引进科技和吸引带有科技含量的资本品，加速了生产要素的累积，并提升了整个社会的科技水平，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同时也应清楚地看科技引进和模仿会给长期发展留下许多隐患，因此，在合理、稳定引进的同时，当务之急是大力发挥研究开发部门的科技作用，加强人力资本的建设，提高企业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

要制定科技跨越战略。抓住世界科技迅猛发展的机遇.在多数产业采取追随的方式，沿着既定的科技轨道快速跟进。借鉴先进国家发展经验集成自主科技与国外先进科技，在具备条件的产业实现科技跨越；要完善法律制度。无论是引进科技还是自主科技研发与创新，用法律来保护投资人和创新者的利益，保障社会的持续创新能力；

要机制创新。以科技转让、科技人股等形式，激发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加速科技与企业生产的结合，提高科技的应用水平；

要整合社会资源。有效发挥政府资本、金融资本、产业资本的合力；

要加强科技投入。形成多渠道、多形式的科技投入体系，扩大风险投资，使企业成长为加速科技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真正主体；

要跨行业协同。“产学研”结合，特别是高校系统与产业的结合，加速科研成果商品化速度，提高企业科技水平，尽快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此外，要特别重视科学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升级没有新的科技发明资本积累会导致收益递减，生产积极性会削弱，经济就呈现出逐步衰退趋势。事实上人类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巨大发展，正是科技创新的结果。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加速和扩散效应而实现，由于科技创新提高了资本与产量比，对经济发展所起的加速扩散效应就会越来越大。当今发达国家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一般均达到60％～70％，科技创新不断推动着产业的升级。

科技创新是直接通过提高创新主体即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表现出米，而创新主体企业会因科技变革形成产业扩散。使产业结构进行重构，促进产业结构向深层次发展。建市在科技创新基础上的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为生产发展提供了新的物质载体，新的企业应运而生。

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在根本上是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出来的企业间接表现出来。

科技进步的表现篇4

关键词科技进步；科技进步贡献率；C-D生产函数；索罗余值法

中图分类号C812；F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1)04-0055-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4.009

“广义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指产出增长中扣除劳动力和资金投入数量增长的贡献份额后，所有“其它生产要素”贡献份额之和［1,2］。自上世纪40，50年代，丁伯根［3］和希朗戴维斯［4］提出全要素生产率后，科技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引起经济学家们的重视。中国学者对科技进步研究起步比较晚。1980年代，河北科技大学贾雨文教授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在主动性决策理论基础上的势分析方法［5］。1983年史清琪，秦宝庭负责的研究小组首次完成了中国工业技术进步作用的分析。2000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的路琼等分别用索洛方程，丹尼森增长因素分析法，乔根森的生产率分析，前沿生产函数等进行了研究并作了实证分析［6］。2004年河北科技大学的宋艳涛教授用势分析理论对科技进步指标的测算方法进行了改进［7］。河北大学的刘，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分别测算出河北省1985-2002年和1995-2002年的科技进步，资金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进行了实证分析［8］。河南农业大学的吴辉测算了1996-2005年河南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并用灰色生产函数新陈代谢模型［9］预测了2006-2015年河南省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10］。由此可见，国内外学者在测算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上取得了大量可喜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是采用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时间序列数据，测算某地区某个时间段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样由于数据样本有限，很可能会影响到生产函数中参数估计的精确性，而且地区之间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没有可比性。另外，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同样的科技进步在不同的地区所产生的贡献是不一样的，所以本文提出的测算科技进步的新方法旨在运用软计算方法，对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按照科技进步水平进行软分类；然后分别计算不同科技水平类别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后把得到的各个类别的贡献率与各个地区隶属于各类的隶属度相乘，即得到各个地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运用该方法计算了中国31个省（市）1998-2007年间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比较各类地区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分析其原因，得出相应结论，为各地区经济发展提出合理建议。

1模型及指标样本

采用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11］（C-D生产函数）和索洛余值法［12］的组合模型测算中国各地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模型如下：

Y=A•Kα•Lβ•Hγ（1）

a=y-αk-βl-γh（2）

式（1）是C-D生产函数，其中Y代表产出量，K代表物质资本投入量，L代表劳动投入量，H代表人力资本投入量；A代表一定条件下的技术状况水平，α为物质资本投入的弹性系数，β为劳动投入的弹性系数，γ为人力资本投入的弹性系数。根据该式可以估计出α，β，γ的值。

式（2）是索罗余值方程，其中y为产出增长速度，a为技术进步速度，k为物质资本投入量的增长速度，l为劳动投入量的增长速度，h为人力资本投入量的增长速度。该式的经济含义是，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作的贡献等于扣除资金、劳动和人力资本投入增长的作用外，所有其它因素作用的总和。

上述模型中，技术进步是希克斯所定义的中性技术进步，即产出增长型技术进步，且假定规模收益不变，即α+β+γ=1。

根据式（1），选取GDP衡量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本存量衡量物质资本投入（采用“永续盘存法”调整各年可比价的固定资本存量），从业人员数衡量劳动力投入，实际

人力资本采用相对数（具体计算方法见文献［13］），时间跨

度取1998-2007年，且1998年为基期。表1给出了以北京地区为例的生产要素指标样本数据。

2按科技进步对31省（市）进行模糊软分类

由式（1）可得：A=YK-αL-βH-γ，表示一个地区的科技进步与该地区的产出、物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具有一定的依存关系。本文考虑人均产出，人均固定资产存量，从业人员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和实际人力资本4个指标，根据表1得到各地区10年的4个指标数据，分别取各地区各指标10年的平均数作为该地区的分类样本数据。采用GA-ISODATA［14］对中国31个省（市）的科技进步进行模糊软划分，得到最佳分类数c=4，隶属度如表2。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其分类结果如表3所示。

中国31个省（市）在地理上分为4个板块，即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4个板块总体经济发展呈下降趋势。GA-ISODATA分类结果较好的反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表3给出了分类结果，第一类北京和上海，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科技进步水平最高；第二类中天津是邻近北京的直辖市，辽宁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江苏，浙江等其他6个地区都是东部发达地区，人才聚集，外资企业多，地方经济实力雄厚，是科技发展的窗口。第三类中内蒙古和新疆属于西部地区，但是这两个地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且政府扶持力度大，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快，科技进步水平也随之提高。而海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发，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后来结合其自身的优势，特别是房地产和旅游业的发展，经济开始快速增长，故其经济状况相对其他东部地区较落后，属于第3类地区也比较符合实际。另外，还包括3个中部地区。第四类都是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普遍具有农业人口比重大，贫困人口多，教育水平落后等特点，属于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故科技进步水平整体较落后。

表2是隶属度表，从中可以看出，每一类中各地区的科技进步水平是不相同的。例如，上海属于第一类的程度是0.8997，北京是0.6920，说明在第一类中上海的科技进步水平高于北京。事实上，还可以看出，天津属于第一类的程度是0.2757，属于第二类的程度是0.3596，相差并不大，但我们把它划分在第二类，这说明根据表2可以更精确的判断各地区的科技进步水平。故表2和表3综合反映了中国各地区科技进步水平的分类，且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3四类地区模型参数的估计及科技进步贡献率的计算

由组合模型知，计算科技进步贡献率，主要是式（1）中参数，α,β,γ的估计，以及式（2）中4个指标的增长速率y，k，l，h的计算。下面分别采用相应的方法估算这些参数。

3.1四类地区参数α，β，γ的估计

对参数α，β，γ的估计是计算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核心，将（1）式分别对K，L，H求偏导数，并整理得：

α=YK•KY（3）

β=YL•LY（4）

γ=YH•HY（5）

结果表明α，β，γ分别是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劳动力

的产出弹性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即在技术水平不变

时，若劳动力和人力资本投入量不变，物质资本增加1%，

产出将增加α%；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量不变，劳

动力增加1%，产出将增加β%；若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投

入量不变时，人力资本增加1%，产出将增加γ%。规模收

益不变时，α+β+γ=1，也就是说，当物质资本，劳动力和

人力资本的投入量同时增加某一倍数时，产出也增加相同的倍数。

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对于α，β，γ的估计方法主要有三种：经验法、比例法和回归法。前两种方法的主观随意性较强，缺乏充分的理论根据；回归法有充分的理论基础，它要求有足够的样本数据，本文的样本数据正好符合该要求，故本文采用回归法估计α，β，γ的值，经整理得：

Y=f(K,L,H)=A•Kα•Lβ•Hγ（6）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把γ=1-α-β代入式（6），然后两边取对数得：

lnYH=

lnA+αlnKH+βln

LH（7）

把表1中31个地区1998-2007年的指标样本数据Y，K，L，H，换算成，lnYH，lnKH，

lnLH，

用式（7）对四类地区的样本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分别得到四类地区α,β,γ的值。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四类地区的R2都较接近1，表明回归方程具有很高的拟合优度；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F值也都较大，表明解释变量间有很好的线性关系；同样，四类地区的回归系数α，β也都通过各自的T检验。因此，四个回归方程都通过计量经济检验。

3.2四类地区各指标年平均增长率的计算

年平均增长率是反映社会现象在较长时期内各期(年)平均增长程度的相对数，以倍数或百分数表示，它等于平均发展速度减1(或100%)。中国计算平均增长速度有两种方法：水平法和累计法。本文采用水平法计算，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产出年平均增长率：

yi=(tYitYi0-1)×100%（8）

其中Yit为第i类地区产出，Yi0为产出计算期基期的平均值值（1998年的平均值）。同理可以得出固定资本存量，从业人员数和实际人力资本的年平均增长率。根据表1中的样本数据，分别取四类地区各指标每年的平均值，计算得四类地区各指标的年平均增长速率，如表5所示：

3.3四类地区科技进步速率和各要素对总产出增长贡献率的计算

由索罗余值方程，即式（2）：ai=yi-αki-βli-γhi，计算得到四类地区的科技进步速率，再根据公式（9）-（12）计算四类地区各要素的贡献率，如表6所示：

第i类地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CAi=aiyi×100%，i=1,2,3,4（9）

第i类地区物质资本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CKi=αkiyi×100%，i=1,2,3,4（10）

第i类地区劳动力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CLi=βliyi×100%，i=1,2,3,4（11）

第i类地区人力资本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CHi=

γhiyi×100%，i=1,2,3,4（12）

4中国及其31个省（市）的科技进步贡献率

4.1计算过程及结果

根据31个省（市）的隶属度（见表4）和四类地区各要素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见表7），计算得到31个省（市）各要素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率，如表7所示。

各地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EAj=CA1μ1j+CA2μ2j+L+CAiμij

各地区物质资本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EKj=CK1μ1j+CK2μ2j+L+CKiμij

各地区劳动力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ELj=CL1μ1j+CL2μ2j+L+CLiμij

各地区人力资本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EHj=CH1μ1j+CH2μ2j+L+CHiμij

其中，μij为第j个地区隶属于第i类别的隶属度。

然后用各个地区的贡献率乘以该地区的GDP占全国GDP的比重，得到中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其计算公式为：

EA=EA1w1+EA2w2+L+EAjwj=35.67%

同理得，中国物质资本贡献率为：

EK=EK1w1+EK2w2+L+EKjwj=58.86%

中国劳动力贡献率为：

EL=EL1w1+EL2w2+L+ELjwj=5.42%

中国人力资本贡献率为：

EH=EH1w1+EH2w2+L+EHjwj=-0.09%

其中，wj(j=1,2,...,31)为第j个地区的GDP占全国GDP的比重。

4.2结果分析

由上述计算结果知，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为35.67%，物质资本贡献率为58.86%，劳动力贡献率为5.42%，人力资本贡献率为-0.09%。说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金的投入，劳动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很小，科技进步贡献率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中国应该更好地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

由表6和表7，从整体上看，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资金的投入，劳动力的贡献率都比较小，在10%以下，而大部分地区人力资本的贡献率甚至是负数。由图1，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为35.67%，各省市中上海最高为54.53%，其次是北京为49.57%，远大于第四类地区的29.32%，其中最低的是四川为29.39%，另外，安徽，广西，云南，陕西都不足30%，第一类地区和第二类大部分地区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均高于全国水平，而第三，四类地区均低于全国水平，说明我国地区之间科技发展不平衡。这是由于第四类地区都是西部地区，由表7，第三，四类地区资金投入贡献率都在63%以上，四川最高达到65.14%，第一类地区资金投入的贡献率最低，也达到了40%，说明中国大部分地区经济的增长主要都是依靠资金的投入，经济增长呈明显的粗放型发展态势。而由表5也可以发现，四类地区资金投入的弹性系数是呈下降趋势的，也就是说如果只是盲目加大资金的投入，产出并不会随之一样的增加，其增长趋势会逐步递减。这是因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没有发挥出来，甚至制约了大量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应起的推动作用。因此，必须注重科技水平的发展，显然，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的60%-70%还有较大差距，在投入资金的同时也要提高科技水平，发挥科学技术应有的作用，也能提高资金的产出弹性，这样才能促进经济更好的发展。

由表7知，劳动投入量的贡献率较低，是因为劳动力投入量的增长速率较慢，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人多力量大”的时代已经过去，现代社会讲求的是效率，要求增加个人产出，故劳动力投入量增长较慢。要提高劳动力投入量的贡献率，就应该增加劳动力投入量的产出弹性。而第一，三，四类地区人力资本的贡献率都是负数，这是因为本文中的实际人力资本是一个相对数，某地区的实际人力资本与该地区的产出成正比，而与未受过教育的劳动者的平均工资成反比。从表8可以看出，第一，三，四类地区1998-2007年的未受过教育劳动者平均工资增长速率大于人均GDP增长速率，故这三类地区实际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呈负数。而第二类地区人均GDP增长速率大于未受过教育劳动者平均工资，故为正数，但其值也比较小。这种情况正好说明中国社会处于良好的发展状态，因为未受过教育劳动者代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他们的工资增长速度快，就能保证全社会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能说明社会的发展是健康的。而第一类地区是中国最发达地区，消费水平高，工人工资水平增长快是应该的，而第三，四类地区是中西部地区，其未受教育劳动者平均工资增长快，是因为国家扶持力度大，政府保障工人的福利和待遇。而第二类地区的人均GDP增长速率大于未受过教育劳动者平均工资，并不说明该类地区工人的工资水平就很低，而是由于该类地区大多是沿海一带的城市，海外投资大，地方经济实力雄厚，导致其GDP增长速度很快。

由以上分析，实际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呈负数就是因为

未受过教育劳动者平均工资增长速率大于人均GDP增长速率，而要提高实际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不可能降低未受过

教育劳动者平均工资，所以就必须加快经济的发展，提高GDP增长速率。促进经济的发展不能孤立的增加或减少某一个生产要素，而要注意各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要充分认识到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可以加大高校等科研机构的科研经费的投入，帮助中小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加强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合作，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实现经济效益。从而带动其他生产要素贡献率的提高。

5结论

自从20世纪60年代，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人员丹尼森（E.F.Denison）用自己首创的“经济增长因素核算法”全面分析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以来，很多学者开始研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提出了多种测算模型。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对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测算方法，但测算过程中仍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生产要素衡量指标的选取。本文通过大量实验发现，各生产要素选取不同的衡量指标，对弹性系数的估计有较大影响，从而影响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结果。而目前对于该问题国内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参考。第二，弹性系数的估计方法。目前所有的弹性系数估计方法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运用最广泛的回归法也有其缺点，就是对样本数据非常敏感，如果选择不当也直接影响测算结果。这两个问题也是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中的两个难点，也是本人后续研究中将要攻克的问题。例如，可以考虑用引入软计算的方法神经网络等来估计弹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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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ResearchonCalculationofContributionRateofScienceandTechnologyProgressinProvincesinChina

LILanlan1ZHUKejun1GUOHaixiang1,2

(1.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ChinaUniversityofGeosciences,WuhanHubei430074,China;2.SchoolofManagement,Xi’anJiaotongUniversity,Xi’anShaanxi710049,China)

科技进步的表现篇5

1测算理论依据和模型选择

广义的农业科技进步是指除资金、劳动、耕地等经济要素外，所有能导致农业生产发展、效益提高、农业生态改善的方法和手段及其在生产中得以应用的过程。其既包括农业生产技术进步，也包括农业经营管理技术和服务技术进步[10]。本研究提到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广义的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是农业科技进步率与农业总产值增长率的比值[2]，其反映的实质是农业科技进步发挥的作用能使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提高，农业生产成本降低。准确测算农业科技进步率是测算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关键[11]，对农业科技进步率定量测算的方法很多，国内最常用的是增长速度测算模型（索洛余值法），其理论基础是C-D生产函数的计量模型，该模型所选投入要素应符合实际生产情况，各个参数可通过数学方法确定，且可对参数进行统计检验，测定效果较好。因此，本研究运用C-D生产函数的计量模型估算农业各生产要素的生产弹性系数，测算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C-D生产函数计量模型的一般形式是：Y＝CeδtKαLβMγ[5]（1）其中，Y是农业总产值；K，L，M分别是与Y相对应的投入要素，即物质费用、劳动力和耕地面积；C为常数项；t为时间变量。由研究理论可知，α，β，γ分别是物质费用、劳动力和耕地面积的投入产出弹性，δ是科技进步率。对（1）式两边同时取对数，可得：lnY＝lnC＋δt＋αlnK＋βlnL＋γlnM（2）对（2）式两端求关于t的导数，可得：1YdYdt＝δ+α1KdKdt＋β1LdLdt＋γ1MdMdt（3）当以年份数据计算时，可取dt＝1，并且将dY改写成Δy，得到：δ＝1YdYdt－（α1KdKdt＋β1LdLdt＋γ1MdMdt）=ΔYY－（αΔKK＋βΔLL＋γΔMM）（4）其中，ΔYY，ΔKK，ΔLL，ΔMM分别表示农业总产值增长率、物质消耗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和耕地面积增长率。同时可以得出，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δΔYY；资本贡献率＝αΔKKΔYY；劳动贡献率＝βΔLLΔYY；耕地贡献率＝γΔMMΔYY。

2指标选择

2.1数据来源

采用1991—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山西统计年鉴》的山西省数据。2.2农业总产值（Y）农业总产值主要包括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因2003年以后国家执行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其中也包括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为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对数据按照1990年不变价格进行换算。

2.3农业物质费用（K）

由于我国农业实际中物质消耗费用的价格指数与农业产出的价格指数同方向变动[3]，因此，对农业物质费用按照“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农林牧渔中间消耗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乘以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农业总产值”的计算方法进行调整[1]，得到各年份按照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农业物质费用。

2.4农业劳动力（L）

由于没有农业生产上实际投入的劳动力数量的相关统计资料，因此，采用农林牧渔业劳动力各年年末数量计算。

2.5耕地面积（M）

由于农村实际生产生活中存在耕地的闲置浪费、撂荒等，为计算结果的正确性，用主要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代替耕地面积计算。2.6时间变量（t）时间变量t的取值为：t1991＝1，t1992＝2，……，t2010＝20。指标的具体结果列于表1。

3测算结果

用山西省1991—2010年的统计数据拟合生产函数，测算出各生产要素的参数。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对参数估计的影响，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即假设α＋β＋γ＝1。因此，生产函数可变形为：YL＝CeδtKL!"αML!"γ（5）对（5）式两边取对数，且令lnY－lnL＝Y/，lnK－lnL＝K/，lnM－lnL＝M/，lnC＝C/，可得：Y/＝C/＋αK/＋γM/＋δt（6）利用表1数据和SPSS18.0软件对（6）式进行参数估计，经回归分析，得出模型：Y/＝3.080＋0.528K/＋0.529M/＋0.017t（7）（4.664）（5.398）（1.431）（2.749）其中，（7）式下面括号内的数值为相应参数的t检验值，F为333.486，调整后的R2为0.981。观察结果可知，将耕地面积M作为变量时，它的t检验值为1.431，结果不太理想，所以删除该变量，同时根据农业部的经验对γ取定值0.25[12]。再对模型Y/＝C/＋αK/＋γM/＋δt进行参数估计及检验，得出回归方程：Y/＝3.583＋0.599K/＋0.011t（8）（6.221）（6.890）（2.348）从结果可以看出，参数估计的t检验值均大于2，显著性较好，F为470.202，调整后的R2＝0.980，样本方程具有较高的拟合度，说明这个模型解释力较强，能够用于计算科技进步贡献率。由计算可知：α＝0.599，γ＝0.25，β＝0.151，δ＝0.011。根据（4）式以及各个时期农业总产值、农业物质费用、劳动力和耕地面积增长率数据计算出山西省科技进步贡献率（表2）。

4结果分析与建议

4.1农业物质投入对山西省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

表2数据表明，1991—2010年期间，山西农业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农业物质消耗投入的增长来实现。除1996—2000年的农业物质费用的平均贡献率（9.67%）低于50%外，其他年份的农业物质费用的平均贡献率都超过了50%。山西省1991—2010年农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为4.98%，物质费用年均增长率为6.06%，对农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率为72.89%；农业劳动力的年均增长率为-0.06%，贡献率为-0.17%，耕地面积年均增长率为-0.28%，贡献率为-1.41%，这2个要素对农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率都很小；农业科技进步年均增长率为1.43%，对农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率为28.69%。由此可见，农业物质投入对山西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很大的。表明1991—2010年山西省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式经营方式，科技进步因素是处于第2位的增长因素。随着国家进行的宏观调控，“中部崛起”战略的不断拓展，农业物质投入因素仍将是拉动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表2还可以看出，从2000年以后，农业物质费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降低，由2001—2005年的74.74%降低为2006—2010年的67.31%，这也说明了山西省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正在不断转化。

4.2劳动力和耕地对山西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

1991—2010年期间，山西省不同时期劳动力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41%，0.89%，-0.79%，-0.05%，贡献率分别为-0.73%，10.89%，-1.98%，-0.14%；耕地面积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48%，0.60%，0.83%，-0.39%，贡献率分别为-1.40%，12.21%，3.42%，-1.94%。1991—2010年这20a间，劳动力和耕地面积总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06%和-0.28%，总贡献率分别只有-0.17%和-1.41%，表明劳动力和耕地对农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较小，大多数情况下是负值，说明劳动力数量和耕地面积在逐渐减少，其对山西省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减小。

科技进步的表现篇6

新科学、新技术[1]的迅速进步正在引发社会伦理观念的巨大危机。尤其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生物技术、生命科学，计算机技术，天文科学、宇航科学等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最直接地冲击着社会诸多重要伦理规范。这些重要伦理规范主要包括：人与人之间诸如辈分、性关系等伦理关系，人与环境之间的伦理关系，人与动物之间的伦理关系、人与神之间的伦理关系。上述重要伦理规范都受到了新科学、新技术发展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重大挑战。

例如，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克隆（生物复制）技术是目前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由于克隆人直接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规范，直接影响人作为人的尊严，因此，尽管克隆人甚至克隆其他动物的技术还远谈不上成熟，但反对克隆人技术的呼声已经是甚嚣尘上。虽然目前从实定法角度来看，各国对于克隆人的行为还没有法律规定，但在美国、日本等国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禁止了对人进行复制的行为。

那么，针对新技术和新科学的发展对人的伦理观念的冲击，作为调整科学和技术发展的科技立法究竟应采取什么态度呢？是否应禁止伤害人的伦理情感或引起人的厌恶的科学实验呢？对于上述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行为所采取的立法态度必然直接影响科技发展的方向和脚步，同时也必然影响人们的态度的转化和演进，因此，这一问题十分值得思考。笔者以为，确定科技立法的立场，首先应该确定立法所追求的核心价值，而后，以从人类历史进程来认识科技发展、法律规制和伦理道德的关系为基础，在逻辑地分析法律在科技和社会发展中的客观地位的过程中得出结论。

二、对科学技术与伦理关系的历史分析

从科技[2]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史的发展来看，科学和伦理之间的关系是（哲学意义上的）矛盾关系。

首先，科学研究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总是冲击人的伦理观念，并且引起伦理观念的改变。人类基本伦理价值之一——宗教伦理的发展历程表明，科技的发展促使宗教伦理发生了巨大变化。“宗教本身是一个广泛的现象，包含着许多的信仰和表现形式。”[3]在古代，图腾崇拜和多神教是宗教的主要表现形式。而正是随着人类对事物认识的不断深化，图腾崇拜和多神教演变成了现代一神教的。图腾崇拜的对象是某种动物、植物甚至是石头、山等无生命之物。而人对自己上述崇拜对象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的不断认识，这些崇拜对象逐步失去了作为人类心灵寄托的权威性。中世纪时期，作为一神教主要表现形式的基督教中的核心价值——上帝，在客观世界中也拥有自己的位置，也就是“天堂”。这一时期的天堂不仅是抽象的，不仅是人类心灵的归宿地，同时也是具体的，具有客观实在性。人类赋予了“天堂”以客观认识上的地理位置，事实上，人和上帝及“天堂”间是有可循的物理通道的。而随着天文学研究的进展，人对宇宙的认识逐步深化，使上帝和“天堂”失去了在天上的存身之处，逐步演化为纯抽象意义上的人类心灵的归宿地。按照基督教代言人自己的看法，这一过程就是：“正如这个世界承认教会是一个社会实体和历史的一个推动力量，教会也明白它自己从人类的历史和发展中得到益处。教会从以往世代的经验中，从科学的进步中，从隐藏在各种文化中的财富中得到益处，由此更强烈的光芒将照耀人性，通往真理的新的大道展现出来。”[4]

从人类基本伦理之一的人人关系角度来考察，我们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传统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以生理关系为依据的，即父母之间的两性关系决定了父子、母子关系。父母之间有合法的婚姻关系所产生的子女才是伦理道德所认可的，同时也是法律所接受的。而主要是在人工授精技术发展起来以后，这一伦理规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采用人工授精技术后出生的子女与其母亲的丈夫如何确定关系？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在“养育父亲”与“遗传父亲”之间，“哪一个是对他具有道德上和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以美国为例，“人工授精技术刚在美国开展时，该国法院对这类（人工授精所生的）子女的出生裁定为非法。”而到了1967年，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法律则规定，凡由指定的开业医师进行的异源人工授精并且附有夫妻两人同意书的，子女出生即具有婚生子女身份，并且这一规定已被列邦法律。[5]事实上，许多国家是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仅仅具有生物学意义上关系的所谓“父亲”，不再与其所谓“子女”有任何关系和权利义务。

其次，历史也表明，人类伦理规范的有效性总是限制科学的发展。还以宗教伦理来考察，中世纪的西方有着著名的以宗教伦理的规范借助法律的力量制约科学研究的事例。欧洲被广泛接受的人神伦理的代表——罗马教皇及基督教会，为了维护上帝造人和人是上帝之子等基督教核心教义（也就是中世纪的核心宗教伦理）得以成立的“客观物质基础”，对于在认识领域提出进化论和日心说的科学家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对科学家们进行了臭名昭著的审判，企图利用法律的力量阻止科学的发展。

经验的历史表明，以伦理规范限制科学研究是没有道理的、也是没有可行性的，只有打破旧的伦理界限，科学研究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事实上，尽管伦理规范在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的过程中扮演了卫道士的角色，但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的发展最终会改变伦理规范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伦理规范随着科技成果被接受的范围扩大而不断演变。应该看到，科学和伦理规范的矛盾只是暂时的、可变的，法律与伦理规范的一致性也必然是暂时的，而科学的发展是稳定的，具有恒常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讲，法律在科学和伦理规范的矛盾关系中应扮演科学卫士的角色，保护科学研究的权利。

三、科学技术与伦理的概念和逻辑关系的分析。

学者认为，“人是那种必须有某种善的标准的生灵。人如果不以自己所处的这种境况为前提，即不首先断定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善“的，那么就不可能从这种境况中解脱出来。”[6]伦理就是这样一种作为人的“善”的标准的社会规范。在“我们喜爱或选择一个东西——物质客体、行为方式、观念或理想、个人而不是选择另一个东西时，价值评价就出现了。”而“价值是既能令人满意又能使人完善的经验。”[7]可以说，正是基于伦理的规范，人们得以对自己的行动作出预期，并在预期中获得安全感和情感上的满足感。

但是，伦理一旦成为既定的社会规范，它同时也必然是对人和社会发展的一种束缚和制约。理由是，人类既有的伦理的规范都是基于经验、习惯和惯例形成的，具有独特性、稳定性和渐进性。学者认为，“许多负责任的思想家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主观主义的倾向。在他们看来，道德价值起源于人，其基础正是人的智慧和习惯。不存在可普遍使适用的道德标准。道德标准的效用依赖于历史的、文化的或其他条件。”[8]从社会表现形式上讲，虽然人们参与伦理观念的创造，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讲，伦理价值只是其既定的生活环境，是其不得不接受的环境因素，其主动性往往只是选择，人们的伦理观念是选择的结果，被动接受的结果，而非理性思考的结果。诺兰等认为，“当我们研究历史的时候，我们惊骇地发现人民群众是多么容易接受堕落的宗教、残忍的政府、偏执的家族以及自称的道德代言人所宣扬的价值标准。”“许多人事实上并没有认识到自己正在受别人价值观的影响与左右。”事实上，在新的社会现象面前，“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价值观，仍在受到不厌其烦的反复宣讲。”[9]既定社会架构中的传统强势阶层往往通过制造推销自己的伦理观来保存自己的地位、抵抗社会革新的力量。

而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则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人们基于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对世界进行认识和改造，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是人解放自己的一种手段和途径。尽管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同样要继承前人的成果，但由于科学技术的规律是统一的，因此，前人的科学成果不具有稳定的权威性，科学技术真理才具有稳定的权威性，因此，一方面，科技进步具有相当的统一性；另一方面，只有独立的理性思考才是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同时，科技史表明，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具有加速发展的特征。科学研究的深入和技术进步是随着科技总量的增加而不断加快前进的步伐的，尽管不是每个科技成果都是划时代的，但我们可以说，科技的发展具有革命性的特点，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相对于伦理道德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

另外，尽管人类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具有一定的主观判断和对方向的一定程度的把握，但由于世界规律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人的思维的复杂性和发散性，以复杂发散的人类思维来认识复杂繁复的世界规律，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往往就带有强烈的偶然性。在人类的未知世界面前，人的主观预测具有不稳定性，稳定的认识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具有决定的意义。

分析表明，科学技术和伦理的关系是矛盾的。以稳定的、被动的、可预测的伦理为基础指导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是不符和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本身的客观规律的。从这个角度讲，如果法律以伦理为基础来确定立法的方向，其必然结果是制约科技发展。

四、科技和伦理的矛盾统一

如果我们把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伦理道德的关系放到人性角度去看，我们就会发现，事实上，二者矛盾的本质是人理智的一面和情感的一面的冲突造成的。作为心灵和智慧的统一体的人类，既有对未知世界无尽追求的渴望，又有无法把握命运时心灵寄托的需求。智慧的一面往往体现为科技的发展和进步以及对哲学、历史以及社会现象的思考，体现为不懈的追求对自己命运的把握。而作为心灵的一面，人类又往往承认既定的现实，以求得把握自己的命运，在可预期的时间、空间，按照可预知的规范以可预知的方式活动，从而获得心灵的安慰和对自己命运的预测。从这一角度来看，科技发展和伦理变化是人自身两面性的重要表现之一。人类作为矛盾的统一体，他的心灵随着他的智慧的增长而不断调整其归宿之地。对自然界一无所知的原始人类把动物、石头作为自己的来源和寄托，而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化，人又把自己的心灵寄托给了上帝、佛祖和真主，一旦上帝、佛祖和真主被科技发展赶出了天堂，人类又发现了现代的唯物主义，以自己为自己的上帝。这些都表明，科技的发展和伦理的发展是在人类心智的统一体中矛盾地存在着的。

如果我们从社会学角度看，二者矛盾的实质是社会革命力量和社会保守力量的冲突的体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的发展必然带来新的生产方式。恩格斯认为：“这种技术装备，照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时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10]相对于伦理规范来讲，科技不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而是活的生产力的表现，因此，科技发展不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反，科技进步是被统治阶级的福音。科技进步能够改变生产方式，从而必然改变被统治者的地位。而伦理规范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必然主要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并往往以法律的形式成为被统治阶级的枷锁。事实上，我国古代的礼法制度对既有秩序的维护和对新科技的压迫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社会的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讲，“奇技淫巧”的伦理判断不知断送了多少次中华民族的腾飞机会！

而如果我们从哲学角度看，科技发展和伦理发展二者的矛盾是量的积累和质的界限的冲突。如前所述，既然科技发展是生产力进步的表现，而伦理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那么，同样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层建筑的变化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科技的发展必然最终会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从而也必然导致伦理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科技的变化是恒常的，是生产力发展的量的积累，而伦理的变化则是生产力发展引起上层建筑质的变化的表现。

简而言之，科技发展和伦理发展二者统一性的基础是科学研究引起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引起上层建筑的改变，从而引起伦理的变革。在新的伦理基础上，科技和伦理二者会达到暂时的统一。因此，科学技术是人的社会伦理规范形成过程中的革命因素之一，也是社会伦理规范渐进过程中的变化的重要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说，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起了社会伦理的螺旋式上升。二者的矛盾和冲突会在新的社会伦理规范中达到统一。

五、立法的价值取向、可行性和具体态度

法学家一般认为，法律同其他社会秩序一样，有自己追求的价值。这些价值一般包括自由、平等、社会福利等。尽管道德标准也是法律追求的目标之一，但是，作为具有强制力的规范，法律规定的道德标准比道德标准要低得多。彼得。斯坦和约翰。香德分析基督教道德标准——“爱”与法律的关系时认为，“耶稣——表明，法律规定的道德标准，比起他（耶稣）所要求的低得多。”[11]由于科技发展本身不具有意识形态上的价值，因此，如果我们站在科技立法的角度来考虑法律追求的价值的话，作为立法者制定规范科技行为的法律，其主要的价值取向应是加速科技发展，从而增加社会福利。我们应该也只能把社会福利作为科技立法的核心价值。

以法律手段促进科技发展的可行性在于，与伦理相比，法律更具备理性思考结果的特点，因此，法律比伦理更具有导向性和超前性的一面，从而立法采取和社会伦理不同的态度，促进科学研究的发展进而促进社会伦理的革新和社会的进步具有可行性和现实性。

基于前文对立法价值取向、可行性以及科技与伦理的矛盾统一关系的论

述，笔者以为，科技立法应采取辨证统一而又有所侧重的的立法态度。针对引发伦理观念危机的科学进步和技术开发行为，立法者首先应采取的立法态度是：法律应重点保护科学研究的权利，不对科学研究进行干涉。当然，尽管法律和道德伦理不同，道德也不是法律追求的主要价值目标，但人性尽管复杂，道德伦理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与法律具有一致性，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伦理情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尊重人的伦理情感的行为是不人道的。并且，由于伦理情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人对社会行为和社会规范必然进行伦理价值判断，法律作为社会规范，如果“不合俗”，完全不顾及伦理道德，其有效性是有限的，也不利于法律的施行。因此，法律的制定也要体现对人的伦理情感的尊重。

那么，我们从上述两个大原则应该引申出什么样的具体原则呢？

笔者以为，具体来讲，要体现以下几个具体原则：

一：保障科学研究权利是科技立法的首要原则。我们应保障公民从事科研可技术改造的权利，但对于伤害人的伦理情感的科学研究不能用政府资金予以支持。理由是：政府资金来自民间，是税收，人民群众不支持的科研当然不能用人民群众的钱来支付。同样基于这一理由，我们对民间资金只能采取采取不干涉主义。科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不可预测性），某一领域的科研尽管现时可能伤害人们的伦理情感，但最终也有可能成为科学新成果，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同时，对一种科研成果往往会有不同看法，作为国家机构应采自由主义，而不是横加干涉。就拿克隆人来讲，尽管许多人反对，但也有人认为，克隆人可以解决夫妻双方不育或有遗传性疾病或不愿意自己的后代有别人基因的问题。[12]

二：信息对称原则。对于作为产品的科技成果来讲，笔者认为，应该采取必要的手段将产品的形成和形状在市场范围内公诸于众，从而真正形成公众的选择权，保护其情感。由于知识产权是消极权利，是将科研成果公布和开发者收回投资的最佳途径。而人们既然有基于伦理价值判断的权利，因此，应该把作为产品的科技成果通过知识产权渠道公之于众，让人们通过货币投票来进行自主选择，在选择的过程中或淘汰伤及情感的产品或形成新的伦理规范。同时，对于投入市场的科研产品应进行明确的生产方法、形状、后果的标注，以利人们进行判断，进行自主选择。

三：限制范围、消除后果和恶意承担责任原则。所谓限制范围、消除后果

原则是指为了尊重人的伦理情感，对于那些可能对环境和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的实验应该严格限制在实验室范围内进行，而且要对环境污染等后果承担消除责任。对于无法消除的影响应采取恶意承担责任的原则。

——

「注释

[1]新技术、新科学当然是相对于已有技术、已有科学知识而言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新技术、新科学是有特定内涵的。但同时，技术的进步是以不断的技术淘汰而实现的，科学的发展也是以不断的深化认识来实现的，从这个角度讲，新技术、新科学事实上就是“技术”和“科学”，二者的内涵是一致的。这里之所以强调“新”字，是从历史和人的心理角度而言的，因为所谓对于人观念的冲击事实上是有着上述内涵的“新事物对人演变相对滞后的既有的”旧“观念的冲击。

[2]这里“科技”一词的内涵同注1.

[3]诺兰等：《伦理学与现实生活》，48页。

[4]《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签署。转引自王晓朝《基督教与帝国文化》，288页，东方出版社，1997年9月版。

[5]王志毅、姜展红，“人工授精技术的相关法律问题”。

[6]爱德蒙德。拉。B.彻波尼亚，《冷酷的心》（纽约花园城：达布而迪，1955年），28页。转引自诺兰等：《伦理学与现实生活》，3页。

[7]诺兰等：《伦理学与现实生活》，6页。

[8]诺兰等：《伦理学与现实生活》，14页。一般来讲，道德是伦理的同义词。

[9]同上注。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5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