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经济文献综述(6篇)

网红经济文献综述篇1

关键词：空间特征；旅游区；长株潭

1问题的提出与研究价值

《2011-2015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发，红色旅游发展进入了新时期，在开发模式上更强调融合的共生发展。客观上，特定区域的旅游资源具有多样性，旅游开发总表现着综合性。从红色旅游开发实践来看，与绿色旅游、古色旅游、蓝色旅游等结合发展的成功例子很多。从空间层面来理解红色旅游共生发展，是指红色旅游空间单元之间及其与其他旅游类型空间单元之间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与共享，产生正向综合效应的空间关系。然而，当前不少红色旅游区与其他旅游区结合不紧密，红色旅游共生发展的空间特征还远未达到浑然一体、相得益彰的境界。优化红色旅游与各类旅游形式融合发展的空间组织，促使红色旅游共生发展、提升综合效益，已经成为革命老区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努力方向，理论结合实际的深入研究十分必要。

旅游地理学十分关注旅游空间特征的归纳。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旅游土地利用问题的研究就是基于旅游空间特征的，渐渐发展成系统的旅游地理学理论体系。城市旅游发展的空间规律探索，如休假者向城市外部旅行时形成的扩展范围问题（Christaller，1964），城市旅游发展对城市滨水区的再开发影响（Gospodini，2001）；区域旅游业空间结构探索，如基于复杂性理论对新西兰旅游空间结构的探讨（Zahra，Ryan，2007）；旅游企业空间结构研究，如住宿业的空间结构（Cornelissen，2005）；我国学者旅游空间特征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成就包括：旅游资源空间结构与旅游区划研究，分析旅游发展条件的差异性得到区划结果，其后旅游资源空间结构的系统分析，发现空间局限，致力解决问题（章锦河，赵勇，2004），如西安市旅游资源空间结构（赵现红，等，2005）。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的研究，突出对A级景区空间结构的分析，探索区域旅游业发展的空间组织方案，如北京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结构（毛小岗，等，2011），福建3A级以上旅游景区的空间结构及其影响因素（黄远水，等，2010）。旅游流空间结构研究，找寻旅游行为的空间规律，如城市旅游流的空间结构（丁正山，2004）；旅游系统空间结构研究，致力构建旅游系统空间结构模型、探究空间形态、揭示演化机理、提出优化方案，如旅游目的地区域、旅游区、节点、区内路径、人口通道和客源地市场等6要素空间结构的研究（黄金火，吴必虎，，2005），旅游城市的空间形态特征（王晨，2012），都市旅游目的地空间结构演化机理（吴国清，2008），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演化模式（陈志军，2008），旅游空间结构优化方案的研究（卞显红，王苏洁，2002）。旅游空间共生研究，从旅游景区群落的概念，并从水平、垂直、集群结构3个方面探讨了旅游景区群落空间结构的优化问题（方世敏，廖珍杰，2009）。从共生理论的视角，探讨了古村落的共生演化模式，提出了居住主导型、保护主导型和开发主导型3种过渡模式（冯淑华，2013）。国内外旅游空间特征研究成果丰富，从区域差异描述落实区划起步，到空间结构的形成机理揭示谋划优化方案，愈益深入精细。但是，空间结构特征描述表现出矛盾的状态，多元地理要素的空间特征采用质性描述，单一地理要素的空间特征则量化表现，在处理复杂要素构成的研究对象的空间结构特征时，显得方法缺失。

红色旅游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共生发展，结合当地的所有资源，通过融合路径，创造新业态，形成综合效益。长株潭地区的红色旅游发展基础好、条件好，最主要的是与红色旅游资源相伴而生，有大量的“绿色”“古色”旅游资源，它们在空间上交互渗透，在开发过程中共组共存，在业态发育中共生共荣。从根基上讲，红色旅游共生发展的空间特征，是一个多种旅游资源融合开发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的应用问题。本研究的目的是基于已有研究基础，寻求一套多元主体空间特征描述方案，并就长株潭红色旅游共生发展做出空间特征的描述，探索共生发展的空间规律。

2研究思路与设计

2.1研究思路

考察红色旅游的共生发展的空间特征，事实上是考察已经开发的红色旅游区与各种旅游资源融合开发的空间特征，采用集聚水平和联系水平指标描述很合适。基于人文地理学对集聚水平、联系水平的测算研究成果，结合红色旅游共生发展的实际，引入景区的密度权数和品质权数，定义质量集聚度指数，来测算旅游区各种发展要素在空间上的集中程度；采用主体之间的连接程度以及通达程度的β指数、γ指数、通达性指数来测算联系水平，勾画主体之间的内部联系，形成一套多元主体空间特征的描述方案。在此基础上进行特征值的比较，全面解释红色旅游共生发展的空间特征，并提出理性发展的思路。

2.2研究设计

2.2.1集聚水平的测定方案

旅游业空间集聚是产生共生能量，促进旅游共生发展的空间组织形式。借鉴最邻近点指数，构建旅游区之间集聚水平的测定方案。最邻近点指数是实际最邻近距离与理论最邻近距离之比，即R=r1/rE。其中，r1表示旅游区之间的平均距离，即每个旅游区与其最近旅游区之间的距离相加后除以n的值；rE为理论最邻近距离，即当区域中的点状分布为随机型时，其理论上的最邻近距离可用公式表示为：rE=1/2n/A，其中，A为区域面积，n为旅游区的数量。R=1表示点状事物的分布为随机型，R1则趋于均匀分布；R=0表示完全集中。

最邻近指数的测算，不考虑测算点的规模、级别及其影响力大小，只能表征测算点的空间集聚状况。在大尺度空间范围内测定旅游景观的空间集聚状况，测算点以旅游区为单位测算最邻近指数比较合适，但是旅游区是一个拥有数量不等的景点集合的空间组织单元，旅游区将景点有效地组织为开发单元。作为一个红色旅游区，不仅包含多个景点，而且包含红色、绿色、古色、蓝色等多种类型的景点，形成红色旅游的共生开发组织单元，旅游区的规模、影响力不同，对集聚水平的贡献存在明显差距。为客观反映这种特定的空间特征，需要改进最邻近指数的计算方案。

首先，建立旅游区密度权数。就是对旅游区内的景点密集度，也就是规模实施评分，按照得分来确定测算点的数量。旅游区密度权数的赋值范围为1分～10分，以旅游区内景点密集度为评分依据，综合旅游区面积和景点数量获得最终得分。具体评分规则为：以平方千米为单位，即旅游区内每平方千米景点数为1～2个得1分；3～4个得2分；5～6个得3分；7～8个得4分；9～10个得5分；11～12个得6分；13～14个得7分；15～16个得8分；17～18个得9分；大于等于19个得10分；面积不足1平方千米的旅游区视为旅游点，以其景点的实际个数计算。

采用最邻近指数计算得出旅游区在地理空间上集中程度。

其次，建立旅游区品质权数（P）。旅游区品质综合考虑旅游区的地位等级及市场影响力，适当兼顾旅游区的知名度。采用景区质量等级、部级景区名誉等表征景区等级水平，以百度指数来衡定旅游区的市场影响力，设定旅游区品质权数的赋值范围为1分～10分。具体评分规则为：百度指数为（含）前20%且为国家4A级及以上旅游区得8分～10分；百度指数为前20%～50%（含50%）且为国家3A级及以上旅游区得5分～7分，拥有部级景区荣誉可以适度上浮；百度指数为前50%～70%（含70%）且旅游区拥有等级荣誉的得3分～4分，拥有部级景区荣誉的可得5分；百度指数处在后20%，根据旅游区的荣誉等级可以得1分～4分，拥有部级景区荣誉的新旅游区，考虑其发展势头可得5分。

再次，定义质量集聚度（Z），质量集聚度定义为区域内旅游区品质权数的均值与同区域根据密度权数计算出来的最邻近指数的倒数的乘积，公式表示为：z=p―・1/R，它反映了一定区域内旅游区在空间上的质量集聚效应，值越大，区域中旅游区质量越高，越集中；值越小，质量越低，越趋于均匀分布。

2.2.2联系水平的测定方案

旅游区之间联系的紧密、方便程度影响旅游区之间物质、信息及能量的传递，是红色旅游共生发展空间特征的另一重要维度。从尺度关联的视角，从县域间、县域内、区域3个层面立体呈现红色旅游共生发展的联系水平。

借鉴β指数、γ指数，构建联系水平的测定方案。β指数测量的是网络连接性，其公式为：β=L/P；式中：L表示交通网中边的数量，即两节点间的直接连接数目，P表示交通网中顶点的数量，即节点数。一般来讲，β的范围处于0～3之间，在这个范围内，β值越大，表明网络的连接性就越好。γ指数用于反映区域交通网络中交通线路的连通发达程度。具体的方法是度量网络中各节点之间的连线的观察数和连线的最大限度数目的比率，公式为：γ=L/3（P-2）；式中：L、P（同β指数公式中意义）。γ指数的变化范围为0～1，γ取下限0，表示网络中无连线，即各节点毫不相连；γ取上限1，则表示网络中每一节点都同其他节点有连线，即网络最大连通。

连接度的测算，分析了两节点间有无连线，即有无交通线连接；没有考虑两节点之间转移的难易程度。在现实的情况中，两地之间因其连接的交通线的类型、等级和数量的不同，转移的难易程度也不同，因此，需要改进连接度的测算方案。

首先，建立通达性权数。即对连接两节点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交通线进行通达性赋值。考虑到速度是影响通达性的关键因素，因此，把交通线的限速作为衡量交通线通达性的指标。把速度v作为标准1，即限速为v的交通线的通达性权数为1，那么限速为v1的交通线通达性权数为v1/v；限速为v2的交通线通达性权数为v2/v；以此类推。

其次，定义通达性指数（T）。通达性指数反映的是区域网络中，两节点之间连通的难易程度，通过β指数的计算公式改良而来，具体是度量赋值后节点之间所有连线的总和与节点数之间的比率，公式为：

T=vv・n1+v1v・n2+v2v・n3+v3v・n4+……P

式中：T代表通达性指数；v为作为基准的速度；n1表示限速为v的交通线的总观察数；v1/v表示限速为v1的交通线通达性权数，n2则表示限速v1的交通线的总观察数；v2/v表示限速为v2的交通线通达性权数，n3则表示限速为v2的交通线的总观察数；以此类推；P表示交通网中的节点数。T指数的变化范围为0，3・vmaxv，如果网络中无连线，即各节点毫不相连，则T取下限0；如果网络中每一节点都有3条限速最大的交通线与其他节点相连，即网络最大通达性时，T取上限3・vmaxv；在这个范围内，T值越大，代表网络通达性越好。

2.3研究区域的基本特征

长株潭地区旅游资源丰富，类型多样，建设形成数量众多的旅游区。到2013年底，长株潭A级旅游区（点）58个，占湖南A级旅游区（点）总数的25.2%，其中4A级及以上区（点）高达28个；

2013年，长株潭三市旅游总收入为1352.5亿元，占湖南省旅游总收入的50.42%

长沙市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tjgb/szgb/201403/t20140314_108090.htm；株洲市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tjgb/szgb/201404/t20140403_108611.htm；湘潭市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tjgb/szgb/201404/t20140403_108623.htm；湖南省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tjgb/glgb/201403/t20140317_108101.htm.

，是湖南旅游发展的高水平区域。长株潭地区是湖南省内名人故居、革命历史纪念地及各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的集中分布区，形成以韶山故居、花明楼刘少奇故居和乌石故居为依托的旅游“红三角”，红色旅游达到较高水平，其中韶山2013年接待旅游者达1050万人次，旅游收入26.94亿元

湘潭・韶山市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tjgb/xqgb/xtgb/201406/t20140613_110101.htm.

。长株潭地区旅游资源多元性突出，大量“绿色”“古色”旅游资源与红色旅游资源相伴而生，形成了旅游共生发展的基础条件，具体表现在：一是空间分布交互渗透，没有纯粹的红色、绿色、古色旅游资源分布区，空间上交错分布，使旅游区各具特色；二是开发过程共组共存，组合开发特色鲜明，已开发的旅游区，都是多种类型的旅游资源综合开发的旅游产品，所形成的旅游目的地，红、绿、古组合开发，区域旅游线路注意多种资源特色叠加组合；三是业态发育共生共荣，红色旅游区表现出红色旅游资源主导旅游业发展的特征，各种业态在旅游者的消费活动拉动下发育起来。长株潭地区红色旅游区，满足“六要素”需求的各类实体业态全面发展，网上导购、网上预定等虚拟业态，也伴随着新技术革命发展起来。总之，长株潭地区红色旅游发展水平高，各类旅游资源丰富，在发展中共生共融，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2.4数据来源及其处理

（1）确定计算单元。本文以已开发的旅游区为基本计算单元。从湖南省旅游局、长株潭三市的政府相关网站中查询已开发旅游区的名称、位置，详细查找旅游区内旅游资源的种类和数量，甄别红色、绿色和古色旅游资源，整理统计。确定为本文研究对象的旅游区名录（见表1）。

当仅仅考虑红色旅游资源时，则为红色旅游区；考虑旅游资源整合开发时，则有“红绿融合”“红古融合”和“红绿古融合”3种视角下的旅游共生发展类型。

红色旅游区长沙：宁乡县：花明楼景区、沩山风景名胜区、云山学校；浏阳市：故里旅游区、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谭嗣同故居；长沙县：纪念馆、黄兴故居、徐特立故居、李故居、田汉故居、许光达故居；长沙市区：岳麓山・橘子洲旅游区、李富春故居、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湖南自修大学旧址、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湖南烈士公园、雷锋纪念馆。湘潭：韶山市：故居景区、滴水洞景区、清溪景区；湘潭县：乌石红色旅游区；湘乡市：东山书院、陈赓故居、谭政故居、黄公略故居；湘潭市区：秋瑾故居。株洲：醴陵市：陈明仁故居、李立三故居；攸县：酒埠江风景区；茶陵县：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旧址、茶陵县革命纪念馆；炎陵县：霞阳旅游区、大院旅游区、策源风景区、水口红色旅游区。

绿色旅游区长沙：宁乡县：沩山风景名胜区、灰汤温泉；浏阳市：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古风洞景区、达浒象形风景区；长沙县：石燕湖、长沙生态动物园、影珠山森林公园；长沙市区：黑糜峰国家森林公园、千龙湖国家湿地公园、长沙世界之窗、湖南省植物园、长沙海底世界、岳麓山・橘子洲旅游区。湘潭：韶山市：韶峰景区、黑石寨景区、狮山景区、银河景区；湘潭县：花石景区、泛白石文化生态旅游区、隐山湖湘文化源生态旅游区、河口现代农业观光休闲景区、石鼓自然山水民俗文化景区；湘乡市：东台山国家森林公园、水府旅游区。株洲：醴陵市：仙岳森林公园；攸县：酒埠江风景区；茶陵县：云阳山国家森林公园、东阳湖旅游区、月到岩风景区、八团卧龙风景区、湖里湿地；炎陵县：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霞阳旅游区、大院旅游区、策源风景区；株洲县：大京风景区；株洲市区：白马龙旅游区、仙庚风景区。

古色旅游区长沙：宁乡县：沩山风景名胜区、回龙山旅游区；浏阳市：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道吾山风景区、中国花炮文化博物馆、浏阳文庙；长沙市区：铜官窑遗址、靖港古镇、黑糜峰国家森林公园、天心阁、铁炉寺、岳麓山・橘子洲旅游区、长沙市博物馆、贾谊故居、湖南省博物馆、开福寺、长沙简牍博物馆。湘潭：韶山市：银河景区；湘潭县：花石景区、历史古镇洛口区、泛白石文化生态旅游区，隐山湖湘文化源生态旅游区；湘乡市：湘乡文庙、壶天古村、东台山国家森林公园；湘潭市区：齐白石纪念馆、陶公山。株洲：醴陵市：渌江书院、云岩寺、仙岳森林公园、沩山古窑村、冷水包公庙；攸县：酒埠江风景区；茶陵县：江书院、云阳山国家森林公园、月到岩风景区；炎陵县：炎帝陵旅游区；株洲县：湘山寺、空灵岸、古镇朱亭；株洲市区：仙庚风景区。

注：当旅游区内红色旅游资源占主导地位时，则为红色旅游区；综合性旅游区在“红”“绿”“古”三栏中都会出现；在计算时，则有“红红融合”“红绿融合”“红古融合”“红绿古融合”4种红色旅游共生发展类型。

（2）旅游区之间距离测量。通过GoogleEarth软件，并辅以1∶800000比例的长株潭行政区划图，找到旅游区在地图上的位置，测量旅游区之间的实际最邻近距离。考虑到统一的测量标准，实际最邻近距离测量的是旅游区几何中心之间的直线距离。

（3）计算品质权数。

整理长株潭旅游区的百度指数、景区质量等级和部级景区评定情况表，按照品质权数赋值原则处理。再运用品质权数的均值与最近邻指数倒数相乘，得到质量集聚度。

（4）测算空间联系水平。长株潭之间的交通联系方式主要是公路系统，无论是旅行社团队运营还是自驾游人群，都是依靠公路进入旅游区，选取公路连接状况作为联系水平的基本计算基础数据源，是可行方案。具体数据结合长株潭市交通图，得到交通网络图，其中，县域间的测量以县级行政单位为节点；县域内和区域层面的测算以旅游区为节点，再根据节点和连接线情况，计算出长株潭区域的β指数、γ指数以及通达性指数。通达性指数的计算首先要对不同等级的公路进行赋值，本研究将公路划分为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道4个等级，依据不同等级公路的限速，以省道速度60km/h作为标准1，高速公路速度120km/h通达性权数为2，国道速度80km/h通达性权数为1.33，县道速度40km/h通达性权数为0.67；其次，给出通达性指数（T）的具体公式为：T=（2G+1.33g+S+0.67X）/P；式中：G表示节点间高速公路的总观察数，g表示节点间国道的总观察数，S表示节点间省道的总观察数，X表示节点间县道的总观察数，P表示交通网络中的节点数。T指数的变化范围为0～6，如果网络中无连线，即各节点毫不相连，则T取下限0；如果网络中每一节点都有3条高速公路与其他节点相连，即网络最大通达性时，T取上限6；在这个范围内，T值越大，代表网络通达性越好。

3长株潭红色旅游共生发展的空间特征测定

3.1集聚水平

3.1.1最邻近指数

从长株潭红色旅游区的视角计算，实际最邻近距离为4.89km，小于理论最近邻距离6.67km，因此最邻近指数为0.73，小于1，表现为集聚型。长株潭各地红色旅游区的最近邻指数、“红绿融合”“红古融合”“红绿古融合”的最近邻指数如下表（见表2）。

由表2中数据可得，旅游区的空间分布基本遵循共生主体越多，其空间分布的集聚程度就越高的规律。长株潭地区红色旅游区与其他类型旅游区在空间上的集聚分布，有利于红色旅游共生发展集聚效应的产生，从而获得较高的共生能量。

长株潭3市县域旅游区大部分都呈集聚型分布，也基本遵循红色旅游共生主体越多其空间集聚程度越高的规律（见表3）。其中浏阳市、韶山市红色旅游区之间的集聚程度较高，有利于其红色旅游区之间的共生发展；“红绿古融合”旅游区的分布，宁乡县、长沙县、湘潭县、炎陵县的集聚程度较高，为其红色旅游区与其他类型旅游区之间的共生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3.1.2质量集聚度

根据设定的标准，整理得到长株潭旅游区品质权数均值表（见表4）。

从表4可以得出，长沙的旅游区的品质水平明显高于湘潭和株洲，古色旅游区的品质水平最高，这与长沙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相呼应；而湘潭的旅游区的品质水平除了绿色旅游区的略低于株洲外，其他都高于株洲。从长株潭整体的品质水平来看，各类旅游区的品质水平均值都处在3～4之间，说明虽然长株潭地区有品质很高的旅游区，但是平均品质水平还有待提高。

将品质权数均值对应与最近邻指数倒数相乘，整理得到质量集聚度（见表5）。

由表5可得知，长株潭地区“红绿古融合”旅游区的质量集聚度大于“红绿融合”“红古融合”旅游区，而单独红色旅游区的质量集聚度低于前3者，说明共生主体越多，其质量集聚度越高。基本遵循该规律的还有湘潭市、宁乡县、长沙县、湘潭县、炎陵县、攸县、醴陵市。其中长沙市区、宁乡县、韶山市、浏阳市的质量集聚度相对较高，能产生较大的质量集聚效应和较强的共生能量，有利于该区域红色旅游共生发展。

3.2空间联系水平

3.2.1连接度分析

β指数、γ指数。首先分析县域之间，得出β=L/P=2.07；γ=L/3（P-2）=0.79，可见，长株潭县域之间的交通网络的连接度属于中等偏上水平。然后，将主要的旅游区抽象为节点，旅游区之间的交通线抽象为连线，各行政区域旅游区之间的连接度见下表（见表6）。

由表6可见，长株潭地区旅游区的连接度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说明各旅游区之间的连通水平较高，有利于旅游区之间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流。但是很多县域旅游区连接度处于中等或中等偏下水平，旅游区之间联系不够紧密，将影响红色旅游共生发展。

3.2.2通达性指数

根据通达性指数T的公式和计算法则，县域之间：G=19，g=12，S=12，X=1，得出T=4.44。该值反映出长株潭交通网络的通达性较好，游客在县域之间的转移较方便，但是与最大值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见表7）。

由表7可得知，长株潭地区旅游区之间的通达性均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从整理的交通线总观察数来看，省道和县乡公路占多数，高等级的公路较少。这不利于旅游区之间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流，对红色旅游共生发展产生一定的阻碍，故其交通营运能力有待提高。

X轴代表质量集聚度，Y轴代表通达性指数，表5和表7作为数据来源，以质量集聚度均值和通达性指数均值作为XY轴的交点，再根据数据进行描点。将第一象限通达性指数和质量集聚度都较高的区域命名为双优区，通达性指数较高的第二象限称为联系优势区，二者都较低的第三象限为双低区，质量集聚度较高的第四象限称为质量优势区。

由图1可得知，就单独的红色旅游区而言，只有两点分布在共生优势区中，其他3个象限中都有分布且较为分散；“红绿融合”和“红古融合”在4个象限中都有分布，其中“红绿融合”分布在共生优势区及XY轴交点附近的点较多，而“红古融合”较为分散，且分布在双低区的点较多，说明整体而言“红绿融合”较“红古融合”更具有共生优势；“红绿古融合”点的分布较前两者而言更为集中，分布在共生优势区的点比较多，其他点大多在XY轴交点附近，说明其共生优势更为明显。总体而言，长株潭红色旅游共生发展主体越多，其共生优势越为明显。

4结论与贡献

4.1结论

通过对红色旅游共生发展空间特征值测量方案的改进，对长株潭旅游区的基础数据进行处理后，计算了其红色旅游共生多元主体的集聚水平和联系水平，得到其空间特征：

（1）共生发展提升集聚水平。从研究结果来看，红色与绿色、古色多类特色旅游区融合共生的区域，集聚程度相对较高，基本遵循旅游共生主体越多，集中程度越高的规律。

（2）质量集聚水映共生发展优势。质量集聚度受旅游区空间分布和平均品质水平的共同影响，多数情况下，长株潭红色旅游共生发展表现出“红绿古融合”旅游区质量集聚度最大的特点；质量集聚水平越高，其共生发展优势将越明显。

（3）连接度和通达性影响产业集聚发展。旅游区层面，连接度和通达性均处于较低的水平，这是限制旅游区集聚区域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因素。

（4）共生发展优势具有综合性。结合集聚水平和联系水平考察，共生发展主体越多，其共生优势越明显。而旅游区的质量集聚度可以通过旅游区建设来提高，空间距离则可以通过加强旅游区之间的连接度和通达性来缩小，以此促进长株潭红色旅游实现更好的共生发展。

4.2主要贡献与局限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对集聚水平和联系水平的测算方法进行了改良。在集聚水平测算中，建立旅游区的密度权数和品质权数，用以减小旅游区的规模、影响力不同对集聚水平的贡献不同的影响；在联系水平的测算中，建立了不同限速的交通线的通达性权数，改良了交通线连接度的计算公式，得到了通达性指数，可以作为分析节点之间转移难易程度的指标。运用改良的方案，对长株潭红色旅游共生发展这一多元主体的空间特征进行了分析，丰富了这一领域的实证研究成果。

多元主体的空间特征研究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作，本文只是对其描述方案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还需要更多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对多元主体空间特征研究添砖加瓦。多元主体空间特征的影响因素、演进机制等问题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5对策建议

5.1突出优势资源打造旅游区主体功能

旅游区不仅包含多个景点，还可能包含红色、绿色、古色、蓝色等多种类型的景点。但是一个旅游区内不同类型的旅游景点的数量和地位不同，在发展过程中，旅游区要关注景点类型优势，突出优势资源打造主体功能，其他类型资源作为有益补充，相得益彰。

5.2加强建设宣传提升旅游区品质水平

质量集聚水平是旅游区空间分布和品质水平的综合体现。由于旅游区地理空间上的不可移动性，旅游区的品质水平成为影响质量集聚度的关键因素。品质水平主要受旅游区地位等级和市场影响力的影响，在发展过程中，要不断加强旅游区建设，提高其等级水平；不断加大宣传营销力度，提高其市场影响力，从而提高旅游区的品质水平，进而提高质量集聚度，突出共生发展优势。

5.3注重旅游道路建设便捷旅游交通体系

立体高速交通体系连接了城市和经济发达村镇，但是进入旅游区的公路级别较低，致使旅游区交通网络的连接度和通达性都处于较低的水平。注重旅游景区与高速立体交通网络连接线的建设，加快旅游道路的提质，就是旅游区联系水平提升的“最后一公里”工程。注重旅游区之间专用快速旅游公路的建设，为受交通条件限制但资源开发潜力大的旅游区提供与其他旅游区共生发展的机会。

5.4促成要素集聚铸造和谐旅游共生关系

旅游消费具有综合性特点，旅游目的地形成过程就是一个旅游服务的配套发展过程，各种现代服务业要素的集中分布，既是旅游产业系统效益形成的方式，也是人民群众满意的基础。从红色旅游的发展要求来看，与区域内和区域周边的各种旅游资源结合发展，形成共生发展态势，既是客观规律的要求，也是发展效益的表现。长株潭红色旅游共生发展，就是要充分利用红色旅游资源与其他类型旅游资源交融集聚的特点，形成“红绿古”多元融合态势，拉动“食住行游购娱”全面发展，铸造和谐共生的产业体系。

5.5形成共生发展示范带动相关区域发展

根据红色旅游共生发展的空间优势，遴选共生发展基础好潜力大的旅游区，优先发展形成示范，带动整个区域旅游业的共生集聚，有利于旅游业的全面发展。从长株潭区域的情况来看，可以优先将韶山市、宁乡县、炎陵县建设成红色旅游共生发展示范区。韶山市外部交通有高速公路、省道等，内部环景区公路也全线开通，交通条件好；旅游资源丰富，红色旅游资源知名度极高，已经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宁乡县应加快交通网络建设，借助旅游区高质量集聚度的优势，以花明楼刘少奇故居、灰汤温泉、沩山风景名胜区等高知名度旅游区吸引游客，形成示范区效应。炎陵县的旅游区质量集聚度和交通条件较好，以炎帝文化和神农谷绿色旅游资源为特色，形成红绿融合的共生发展示范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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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经济文献综述篇2

关键词：红色文化；革命老区；红色资源；甘肃庆阳

中图分类号：F59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2-0253-02

一、研究历程

庆阳作为甘肃唯一的革命老区，是陕甘边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陕甘根据地，是土地革命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之后成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和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对庆阳红色文化的关注较早。1990年2月，中央庆阳地委在作出的《关于继承和发扬老区精神的决定》，把老区精神的内容概括为五句话，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开拓创建的变革意识，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面向群众的优良传统，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1]，但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庆阳红色文化。而庆阳红色文化的提法，是随着国内红色旅游热而出现的。尤其是200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该《纲要》就发展红色旅游的总体思路、总体布局和主要措施作出明确规定；并指出，发展红色旅游。

随后，人们广泛展开了“红色文化”的研究。有人曾统计：在中国期刊网（清华）分别输入以上5个关键词，然后选择全文查找，得出的结果是：红色旅游资源自2003年以来在314篇文章中出现过；其次是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共有60篇文章提到了这个概念；再次，有27篇文章在文中提到革命历史文化资源；最后是红色文物和红色文化遗产，分别有16篇文章和9篇文章在文中提及[2]。

庆阳作为甘肃唯一的革命老区，有着极其丰富的红色文化遗产、红色旅游资源、革命遗迹遗址、革命文物以及革命文献。所以，当地政府也打出了“红色旅游”的牌子。2009年6月，庆阳市华池县在兰州召开的“红色南梁，魅力华池”为主题的全市红色旅游景区暨精品旅游路线推介会；而2010年5月，庆阳市提出“依托红黑绿黄四大资源，加快建设经济强市”，这里的“红”，即打好老区牌，大力弘扬老区精神，开发红色旅游资源[3]。2011年6月，庆阳市成功举办了第二届全国红色运动会。2012年8月，甘肃省历史学会、庆阳市历史学会等多家单位的合作，召开“学术研讨会”，其会议的主题是：“南梁精神与甘肃红色文化资源高层论坛”，明确地提出了“甘肃红色文化”的名称。

二、研究现状

随着全国红色旅游业的发展和红色文化研究的展开，庆阳作为甘肃红色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人们十分关注和重视本土红色文化的宣传、保护和研究工作。

1.关于革命精神的研究。老区精神是庆阳地区提出最早最传统的革命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变化。人们在老区精神的基础上，再次重新审视了庆阳的革命精神，其精神内涵也加入了新元素，如“南梁精神”[4]、“延安精神”、“苏区精神”[5]、“长征精神”和“抗战精神”[6]。事实上，庆阳革命文化与“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和“苏区精神”是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因为，庆阳地区作为陕甘苏区的核心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战的出发点和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中共所领导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大时期。

2.关于红色文化概念的研究。人们在研究庆阳革命精神的同时，就必须讨论庆阳红色文化的概念问题。其表述为：“庆阳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庆阳老区人民群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进程中形成的先进文化，具有老区精神的基本属性；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种文化体现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文化形态和长征落脚点的文化形态，兼具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的基本属性；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种文化又成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和抗战文化形态，具有延安精神和抗战精神的基本属性。他是刘志丹、谢子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孕育和形成的，后来又得到党中央和亲自培育和发扬光大的文化形态，是体现庆阳地域特点和时代精神的文化形态。”[7]

3.关于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人们在讨论庆阳红色文化概念的过程中，就涉及到红色文化具体的表现形式和体现形态。这就要进一步阐明红色资源的问题。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及其载体，庆阳老区作为甘肃唯一的革命老区，有着极为丰富的红色资源。主要从革命（庆阳老区）精神，革命歌舞、文艺，革命标语、口号，革命伟人、英雄，革命诗词，革命（红色）歌谣，革命文物，革命遗址、遗迹等八个方面说明了庆阳老区的红色资源[8]。有人从整体上论述了甘肃红色文化的类型、内涵及特点，认为有5类红色文化，即以中共甘肃特别支部为核心的早期中共党组织，以南梁政权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资源；以哈达铺、会宁会师和西路军为代表的红军长征红色资源；以八路军办事处为代表的甘肃抗战红色文化资源；以甘南民变为中心的解放战争时期的红色资源。其内涵又增加了“西路军精神”[9]。有人论述了庆阳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及传承的问题，认为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主要八个方面：（1）以“两点一存”为核心内容的革命历史资源。（2）庆阳老区精神。（3）革命歌曲、文艺。（4）革命口号、标语。（5）革命伟人、英雄。（6）革命诗词。（7）红色歌谣。（8）红色遗址遗迹。其价值，有政治价值、文化价值、德育价值、历史价值和经济价值[10]。还有人从把握精神内涵为角度，科学地推进红色资源开发[11]。

三、思考

综上所述，对于庆阳红色文化的研究，一是人们对“革命文化”学术研究的深入和转变；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地方经济社会的内在需求；三是政府的重视和倡导。红色文化研究从官方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并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对庆阳红色文化的研究，虽已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也发表了一些成果，但从论文的数量而言，最多不过10篇。其成果仍很薄弱。尤其是对庆阳红色文化的概念、内涵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探讨，关于庆阳红色文化类型的划分，是否客观、科学和合理，更需要我们从学理上去深入研究和理清。

第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的指导，客观、真实、科学地开展对庆阳红色文化的研究。“红色文化”研究备受人们关注和重视，主要还是出于政治与社会经济的需要，政府倡导“红色文化”，宣传政治意识形态，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接受的。但问题是，我们怎么去客观、真实、科学地研究、发掘和利用这种文化，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裴宜理先生所言：“我不要给中国革命什么评价，这个评价应该按照后代怎么利用这个资本来判断――你们利用得好，中国革命就变成很好的一个事，但利用不好，也可能非常可怕。因为，所有革命都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有暴力的一面，也有理想的一面。”[12]这当然是从历史和学理上的探讨。但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必须坚持马克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客观、真实、科学地研究地方红色文化，尤其是时下流行的“文化塔台，经济唱戏”，把“红色文化”研究纳入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使“红色文化”研究经济化、庸俗化。当然，“红色文化遗产”丰富的地方，政府可以把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如果利用得好，有益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确是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但文化塔了台，经济能否唱戏，最关键的问题是唱的是什么样的戏。

第二，开拓研究视野和方法，理清一些概念含糊不清的表述。据CNKI统计，对庆阳红色文化的研究，论文不足10篇，且不谈质量，研究十分薄弱，其研究视野较狭窄，研究理论和方法较陈旧。在研究中，出现了许多概念、名称以及表述，我们并没有具体的分析、定义，而是直接运用。譬如，红色文化资源、红色文化旅游、红色文化遗产、革命历史文化遗产、革命遗址、革命遗迹以及革命文物等等概念的表述与内涵，我们并未认真地去分析、研究，也没有较严谨地去应用，而是模糊表述，直接运用。因此，随着国内红色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更新和发展，我们需要关注全国红色文化研究的概况和进展，理清我们研究中这些模糊不清的名称、概念及内涵的表述，使我们的研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第三，突破研究人员地域化，加强圈内交流与合作。庆阳红色文化研究，其研究的主力军是本土学者，说得具体点，主要集中在政府的党史部门和陇东学院，当然，这种局面也是合情合理的，研究当地文化不仅是当地政府和学者热爱家乡，服务和贡献桑梓的真挚情感的体现，而且肯定是当地政府和学者义不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要“睁眼看全国”，突破其研究人员的地域化，加强与其他红色文化遗产丰富地区的学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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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经济文献综述篇3

关键词：环境绩效；财务绩效；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2-00-02

本文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搜集化工行业上百家数据为样本，来研究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相关性，目的是为企业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转变提供有力的支持，实现企业的长期价值增值和可持续发展。符合（国内）实际意义的，符合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文献综述

对于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关系的研究，国外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古典经济学理论、资源和管理效率理论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不同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论证了两者的关系；而国内从近几年的研究来看，其焦点在于企业是否应该进行环境绩效管理或者控制。大多数研究认为，企业层面的环境管理与财务绩效正相关，企业环境责任可以促进企业的声誉优势，增强投资者的信任，能更充分有效地利用资源和市场机会，这些也可以正面地反映在资本市场上。本文从这一角度来论证两种绩效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设计

本文针对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一）提出假设。假设：企业的环境绩效与企业的财务绩效在长期具有正相关的关系。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文以在沪深股市主板上市的煤、石油化工行业为研究样本，时间段为最近三年的数据。考虑到公司环境绩效数据披露不全，没有综合性指标，为了避免随机性干扰，在实证分析中采用了三项指标的加权平均数。本文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报表、中原证券交易网、和讯网、巨潮资讯网站以及其他文献资料和互联网公开数据，经作者整理而得。

（三）变量定义。本文变量定义如下表，包括有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

（四）模型构建。根据以上分析，采用企业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的衡量指标，利用样本数据，建立面板数据。

回归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考察，以对前文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模型为：

其中i为各个企业截面单位，t为年份，为随机干扰项。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模型中的环境绩效采用了三个指标的加权结果，是为了更好地衡量企业整体环境绩效，避免由于目前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较低造成的较大偏差。

三、实证检验

（一）相关性分析

由上述表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各变量之间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相关性，Y1与X2，Y2与X2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Y1、Y2和SIZE和REGION也存在的相关性，SIZE、和REGION之间也有相关性，但绝对值都小于0.5。

（二）回归分析

由上述的两个表可知，大部分参数的显著性水平都比较高，环境绩效和两种财务指标变量之间均有正相关关系，回归效果也很明显，这就说明环境绩效确实对企业财务绩效有促进作用，反之亦完全成立，但无论是从相关性水平还是显著水平来看，环境绩效和TobinQ的关联程度要高一些，也就是说环境绩效对TobinQ的影响程度要大一些。究其原因，这与选取的度量指标性质有关系。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是传统的财务指标，它是以利润最大化为主要出发点，虽然也反映了公司股东的需求，但从利益相关者理论来说，它不能反映社会公众对企业的认同度和未来预期，也不能体现政府的政策指向，而TobinQ是以企业的市场价值为依据的，不仅反映了企业自身的财富积累也体现了股东、政府、消费者和公众对公司的形象和价值认同。一般来说环境绩效好的公司在投资者心目中有更高的美誉度，投资者对其未来的发展也更有信心。其次，企业规模的大小和企业环境绩效、财务绩效也有正相关关系，这与前面的分析是一致的，一般来说规模大的企业更加注重自身的企业形象，具有相对较好的环境管理意识；同时，从规模效应来说，大企业的环境投入产出水平比小企业要高，再加上我国的大企业多为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在所选取行业中大多具有一定的垄断特征，对资源的获取能力要比中小企业强一些，受政府的管制也要严格一些。因此，大企业的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要好一些。最后，行业和地区对公司的环境绩效也有一定影响，总的来说高污染行业其环境绩效要差一些，环境支出成本要高于一般企业，导致其行业毛利率要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地区差异主要体现在经济文化的发展差距上，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企业提高环境绩效的自觉性要高一些，而落后、偏远地区企业对环境绩效的改善则比较被动，这主要是因为居民的维权意识和地方政府的执法力度有关系。

四、结束语

本文实证研究有效地验证了前文提出的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的正相关关系，二者之间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与国外某些研究是基本吻合的，即在政府对环境日趋严格的控制下，企业要想长远发展，获得各利益相关者的认同必须重视环境绩效管理，提高公司的资源使用效率和技术创新水平，从而改善财务绩效。同时，财务绩效好的企业有能力，也有意愿改善环境绩效，使自己的企业得到持续的竞争优势。但就目前来说，我国企业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的相关性不是很高，这主要是因为我国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纰漏机制不健全，环境法规和政策不完善，执行上也出了一些问题，比如为了地方经济增长，对企业的环境污染网开一面或单纯依靠行政警告和罚款，而缺乏有效的市场激励手段，使企业的环境绩效管理还不够自觉。因此，应当建立基于企业微观层面的自愿环境控制手段，把政府宏观控制和企业环境绩效联系起来，建立一个有效的传导机制，保证企业的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有机结合，实现共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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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经济文献综述篇4

关键词：会宁红色旅游资源现状对策

1、引言

红色旅游是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事迹和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1]。红色旅游资源是一种独特的资源形式，是开展红色旅游的资源依托，一般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红色旅游资源即指那些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一切革命活动中凝结的人文景观和精神。狭义的红色旅游资源则是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所形成的历史痕迹和精神瑰宝[2]。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红色旅游资源，旅游者通过学习、参观，既可以丰富人们的革命历史文化知识，又可以促使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深刻的变化，进而对对参观者起到教育和激励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末，红色旅的研究开始出现，与之相关的研究著作和论文相继发表。这些著作和论文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典型的实例介绍和较全面系统的论述。红色旅游研究的一个重点是红色旅游的教育意义及功能，学者从不同层面进行阐述。沈乔（2004）探讨了党史研究在红色旅游中所应发挥的功能；刘建平等（2005）论述了红色旅游的政治教育功能、经济发展功能和文化传播功能。李宗尧[3]（2002）论述了红色旅游对老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谭冬发，吴小斌[4]（2002）从扶贫和红色资源的关联探讨红色资源在扶贫开发中的作用；毛日清[5]（2002）促进老区经济发展的角度论述红色旅游的发展。曾国平等[6]（2005）用经济学的原理来挖掘和论述“红色旅游”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并对“红色旅游”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经济学的思考。此外，关于红色旅游理论研究的文章还散见于《中国旅游报》，主要包括对红色旅游的特性、产品设计、可持续发展、品牌构建、区域合作等的研究[7]。目前国内红色旅游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总的来说，在结合地方旅游开发的实践中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建议和政策措施尚少。

2、会宁红色旅游资源分析

2.1会宁红色旅游资源

2.1.1会宁红色旅游资源状况

会宁县位于甘肃省中部，白银市南端，隶属白银市，总流域面积6439平方千米，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温带季风性气候，境内海拔在1500m-2400m之间。会宁红色旅游资源主要有：（表1）

表1会宁主要红色旅游资源

注：资料来源于《会宁红色旅游产业发展策略初探》（2008）

2.1.2会宁红色旅游资源开发评价

（1）红色旅游资源不仅丰富，而且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

会宁红色旅游资源非常丰富，革命遗址和纪念性建筑则处处体现了革命将士百折不挠、团结胜利的长征精神，也体现了会宁人民缅怀革命前辈、传承革命精神、发扬革命传统的高尚情操。因此，会宁红色旅游资源极具开发价值。红军会宁会师旧址是全国首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8]。会宁红色旅游资源得天独厚，会师期间，红军部队先后在会宁战斗休整一月之久，留下了20多处战斗遗址、1000多件革命文物，特色突出，内涵深刻。

（2）与周边红色旅游资源的组合度好

会宁周边红色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宁夏西吉将台堡，距会宁县城以东50公里，是当年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二次会师的地方；通渭榜罗镇，距会宁县城以南60公里，是当年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地方；向东170公里处是“道教发源地”、“天下第一山”的平凉崆峒山，向南200公里处是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天水麦积山，向西145公里处是黄河风情线等，北面有“部级地质博物馆”景泰黄河石林、省级森林公园寿鹿山、白银有独特的小三峡景观。会宁处于要塞位置，若能串点成线，打造出精品路线，以带动会宁旅游业及其他产业的发展。

2.2会宁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现状分析

2.2.1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凸现

2001年至2004年，年均接待游客10万人次；2006年至2007年，年均接待游客达到20多万人次；2008年，接待游客30多万人次；2009年，接待游客60多万人次；2010年，接待游客100多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4.8亿；2011年1至7月份，接待游客近9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亿多元，全年累计接待游客120万人次。今年上半年，景区接待游客90万人次，比同期增长了17%，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红色旅游的发展有力地带动了交通运输、餐饮住宿、商品销售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会宁人民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观念，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初步显现。

2.2.2环境也得到了改善

目前，会宁已建成国内规模最大、唯一全面反映长征历史的红军长征纪念馆，采用传统与现代化相结合的工艺方式，通过艺术品展览、大型景观、光电声模拟、雕塑、图片、实物模型等丰富独特的内容，系统全面地反映了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在经过扩建的将帅碑林上题词近300幅。同时，会师旧址由原来的1.6万平方米扩建到4.3万平方米。“绿化、亮化、净化”一体化，极大地改善了红色旅游景区的环境。

3、会宁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1游客停留天数少

会宁县的目标游客主要来自于周边市县，游览的时间主要是建党节或相关的时间，大约是2天，有的甚至是一天，在会宁会师塔下宣誓、学习科学发展观、举办党组织活动等是游览的主要目的，而且大多数是事业单位或企业单位。

3.2红色旅游产品功能单一，吸引力不足

会宁的红色旅游资源主要是革命遗址、纪念馆，参观、游览是主要的旅游方式，缺乏参与性和体验性的旅游项目。可能是由于革命历史的沉重，解说严肃刻板，缺乏激情，除了党员、革命老前辈和上进的学生感兴趣，很难吸引一般游客。与国内的同质产品相比缺乏竞争力，其展示技术、手段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也存在较大的差距。

3.3开发力度不够

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主要以革命遗址为主，其依赖性比较大，资源开发深度不够，旅游以参观游览为主，展示方法单一，缺少特色。可参与性、娱乐性项目开发极少，旅游体验不足，致使游客停留时间短，消费不足，经济效益不高。而对于景区内的自然风光、淳朴的乡土人情、鲜明的地域特色及民族情调等，只进行了一些粗放的低层次的开发，没有形成系统的旅游产品。许多红色旅游景区往往只是原物的摆放，没有进行资源内涵的深度挖掘，从而削弱了会宁红色旅游的自身价值和应有的市场感召力。

3.4人才缺乏

会宁红色旅游区的从业人员总体学历水平、文化素质和业务能力都偏低，高层次决策人才严重缺乏，导致红色旅游在开发中缺乏全局观念，不能充分把握旅游开发的内涵及开发力度，也不能从宏观角度把握旅游区的特色和发展方向。

4、会宁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对策

4.1延长停留天数

4.1.1建议当地政府支持建立戒网所

随着经济的发展，网络技术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周边地区如兰州、白银、天水等地区经济水平、居民消费水平相对来说比较高，家长给学生的教育投资也越来越多。一些中小学生拿着家里给的零花钱沉迷于网络，导致学习成绩下降，身体素质也变得很差。针对这个情况，建议会宁县政府出资支持建立戒网所，然后进行必要的广告宣传，吸引周边地区的家长将自己的子女送来会宁戒网所。父母都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愿。组织参观会师塔等地区，让他们体会红军长征的艰辛。借助会宁县一中、二中、三中等学校的优秀教育资源，让学生们做一天会宁学生，体会一下会宁老师辛勤耕耘的精神、学生奋发图强的斗志。拜访农民家庭，感受生活的艰辛，让他们知道生活的不易，父母的良苦用心。从而也增加了停留天数，带动了餐饮、住宿、商贸的发展，促进本地旅游业的发展。

4.1.2在红色旅游景区附近建立高标准的服务小区

针对专项旅游者，在红色旅游景区附近建立高质量的服务小区。专项旅游者主要包括史学、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的科研与教学人员，目前数量较少，却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他们游览停留的时间长、重游率高，对一些历史文献、图片文物资料特别感兴趣。出游费用一般是单位报销，对餐饮、住宿服务质量要求比较高，喜欢购买一些反映当地红色文化的书籍和特色产品。因此，在红色旅游景区附近建立高质量的服务小区，既能满足游客的需求，延长停留天数，又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

4.2进行旅游规划和线路设计，加大力度开发资源价值

以打造全国红色旅游名城为契机，把红色旅游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龙头来培育，精心谋划，强力推进。充分发挥会宁为全国十大文化休闲旅游县、中国优秀红色文化旅游名县、中国优秀红色旅游目的地的品牌效应，以红色旅游带动休闲观光游、历史遗迹游，着力做强旅游业，以旅游业带动餐饮住宿、交通运输、商贸流通等关联产业的快速发展。优化景区布局，打造旅游线路，延伸旅游产业链条，提升带动能力，到“十二五”末，全县接待省内外游客20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5.14亿元人民币。

4.3产品组合销售

4.3.1开发度假旅游产品、会议旅游和其它的专项旅游产品

会宁红色旅游产品功能单一，基本上以传统的观光型旅游产品为主，度假旅游产品、会议旅游和其它的专项旅游产品发展都比较缓慢。要注意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开发其它相关的旅游产品。还必须重视通过线路连接、产品捆绑等方式将其有机联系起来，并通过形象塑造、市场营销等手段向目标市场推广，使旅游产品体系的构建发挥经济效应，在红色旅游区真正建立一个主题突出、脉络分明、组合自如、调控有序的旅游产品体系，达到完善红色旅游区产品结构、增强其综合吸引力、增加旅游收入，实现红色旅游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4.3.2金色教育与红色旅游、绿色产业相结合

会宁县要想把旅游业做大做强，就必须对资源进行整合，将红色旅游、金色教育、绿色产品组合起来进行捆绑销售，形成优势互补。以长征为背景，突出会师主题，打造红色旅游品牌；以崇文重教的历史为背景，突出会宁优势，打造教育名县品牌。也可将红色旅游、教育旅游与大学生户外运动相结合，大学生在红色旅游景区开展课外体育活动，集健身和教育于一体，这种“俱乐部”形式的旅游产品在会宁开展大学生户外运动模式前景巨大[9]。在红色旅游景区附近建立“农家乐”，以西部大开发为背景，突出地域特色，打造绿色食品品牌。

4.4加强与周边地区的旅游合作，发挥整体优势

由于红色旅游产品在时空分布上的阶段性与分散性，只有通过区域旅游合作，串点成线，才能最终形成主题鲜明的红色旅游产品。通过与周边红色旅游地合作，在区域内资源共享、市场共建、客源互动、利益共享，还可进行区间内的人员流动，共同打造红色旅游品牌，建立战略联盟，从而带动当地服务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

4.5建设和完善旅游配套设施

由于会宁的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旅游配套设施急需完善。因此，为满足国内外游客的需求，会宁红色旅游地应当结合当地的条件和特色，加大服务项目和服务功能。首先，要建设和完善食、住、行、游、购、娱旅游服务体系，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其次，还要发挥邮电通信、道路交通、银行保险、媒体、环保、教育等行业功能，推进彼此之间生产或服务的相互合作，建立良好的互动合作机制。

4.6加强红色旅游资源的保护

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的同时也要注重保护，要避免大规模的无序开发。保护好红色旅游资源，应保护好旅游资源的背景环境，确定合理的环境容量，进行环境质量监测。红色旅游遗址遗迹保护要有新的保护理念，应对其进行分级分类，分层次进行管理和保护。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E].H：2003

[2]李向明.江西红色旅游资源及其创新开发的思考[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2）：64-67

[3]李宗尧.论“红色旅游”功能的多样性—兼谈蒙阴县野店镇旅游业的综合开发[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4）：66-67

[4]谭擘发，昊小斌“红色资源”与扶贫开发[J].老区建设，2002（7）：44-45

[5]毛日清.老区建设与“红色旅游”事业的发展[J].求实，2002（12）：49-50

[6]曾国平，阳乾风，彭小兵.我国发展“红色旅游”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论坛.2005，（11）：63-65

[7]阵铭杰.红色旅游产品设计白议[N].中国旅游报，2004.10.20

李萌.红色旅游开发应重视品牌构建[N].中国旅游报，2004.10.20

网红经济文献综述篇5

引言

现代化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旅游已经成为了一种广泛的精神享受。红色旅游更是备受关注，革命老区的开发，不仅带动了当地人们的经济发展，更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历史的机会。大别山是湖北地区革命的精神领域，承载着革命文化，现已成为湖北省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然而，进步与发展的道路上必然会出现一定的障碍，因此笔者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对策。

一、大别山红色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大别山红色旅游为湖北省的发展进步带来了新机遇，而在红色旅游的进步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新问题，以下是笔者根据前人研究及自己的调查总结出的几点问题。

（一）历史文化内涵未深化

大别山是我国的革命圣地，承载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但是红色旅游对其的开发并未深化，内容和形式太过单调，匮乏，严重缺乏文化感染力。大别山和现在的大多红色旅游一样，多是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以及图片呈现，枯燥无味，不能满足现代人们的好奇心和兴趣。历史文化本身就是很乏味，如果在红色旅游中不加以生动化、直观化，那么就更加无法吸引人们的眼球。而且，历史文化的内涵是很多人想要了解的，但是大别山红色旅游缺少对其的深化，由此一来就更难吸引人了。

（二）旅游资源缺乏相结合

大别山的红色旅游资源虽然丰富，但是大多是历史文化，缺乏吸引力。过于突出强调政治文化，没有适时地将当地的自然生态景观和人文景观融合进去。大别山所在的红安实际上有许多的生态资源，比如富饶的农产品，天台山的秀美景色等都非常引人入胜。大别山红色旅游资源相对单一匮乏，缺乏与这些旅游资源的有效结合和统一的管理规划。红色旅游有着明显的政治色彩，不像其他旅游景区游客长期稳定，由于没有很好地与其他的旅游资源相结合，所以难以长期吸引游客，导致没有达到想要的旅游效果。

（三）对外宣传力度不够

红色旅游本身是具有教育意义的，也正是如此，部分红色旅游景点过于强调其教育意义，致使旅游的意义丧失，无法满足人们的精神享受。其实，人们对于大别山的历史事迹知之甚少，主要是由于宣传力度不够。红安曾经出过来那个人国家主席，新县出过多位将军，这些一直都鲜为人知。虽然有许多的电影电视是讲述红安历史事迹的，但是人们并未透彻认识了解过，当然人们也就不会过度关注大别山这个红色旅游景区了，这主要还是由于大别山红色旅游的宣传力度不够大。

（四）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

大别山地区一直经济发展较慢，虽然红色旅游为其带来了经济效益，但是开发旅游也需要有较好的经济基础。由于大别山的经济发展缓慢，严重影响了旅游业的开发，无法贯彻落实国家对红色旅游的方针政策。经济水平的不足，必然会导致基础设施的建设落后，也会阻碍人才的吸收，这都给大别山红色旅游的开发带来了负面影响。经济的落后也会致使人们思想的落后，当地的许多居民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文化水平不高，这就造成了人们无法形成良好的保护文化遗产的行为习惯，从而使得文化遗产遭受破坏。

二、大别山红色旅游发展问题的对策

发展带来新挑战，面对新问题就要制定新策略。因此本文针对以上指出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有效的实施对策。

（一）充分发掘大别山的历史文化内涵

政府和红色旅游开发机构应该在保证历史文化原状的基础上，对大别山的历史文化内涵进行深入挖掘。收集相关的革命历史事迹，可以尝试着对历史文化作进一步的研究，将其引进大别山红色旅游中去。与此同时，可以将一些图片展示中加入声音，现在的多媒体已经相当发达，利用这些技术，使图片和文字描述变得更加生动直观。并且，可以在旅游景区内，设置对历史人物的故事讲述，讲述一些他们的历史事迹和生活事件，不用太过严肃，这样既能够让人们了解故人，又能在轻松的氛围下学习历史文化。

（二）整合大别山红色资源及周围资源

大别山的红色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当然自然资源也相当繁盛。红色旅游可以在开发历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加入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以此多元化大别山的旅游景点，吸引更多的游客。当然在进行资源整合时，一定要根据当地的具体实情，在保留红色资源的同时，充分利用生态资源，将多种资源有效结合，综合开发，既能吸引游客，又能保持长期稳定，实现资源共享，从而避免造成资源浪费。

（三）加大大别山红色旅游的宣传力度

旅游业的发展必然需要依靠有效的宣传，现在的多媒体发达，已被广泛使用。大别山红色旅游缺乏宣传，可以尝试拍一些景区的风景视频和历史文化视频，建立一个独立的大别山红色旅游网站，以此吸引游客前来。当然也可以在大别山拍摄一些电影电视，既宣传了大别山的红色旅游，又促进了大别山的经济发展。大别山红色旅游属于政治项目，政府也应当为此出力，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游客的行为和网站的建设，为其奠定一个良好的法律基础。

（四）双向提高大别山的经济发展水平

大别山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是旅游业的开发必然离不开经济支持。目前大别山的红色旅游虽然已小有成效，却无法支撑更进一步的资源开发。为此，政府和旅游部门可以尝试着吸引一些投资，适当收取一些税费，以此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在解决之后，发掘更多的资源，开发更多的项目，吸引游客，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有所进步发展，那么再次适度开发资源将有效避免资金不足的问题，这样就可以双向提高大别山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一种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

网红经济文献综述篇6

关键字：合谋；上市公司；证券市场

“合谋”一词在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语。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Tirole（1992）指出：“在金融经济学中，董事会和监事会之间存在着合谋现象。”同样的，在股票发行过程中也存在着“合谋”问题。本文对合谋理论的提出以及在中国各个领域的应用研究进行了综述，以期能为相关的理论和实务工作者提供参考。

国外对“合谋”的经典文献研究综述

对于合谋理论的最早描述，Chamberlin（1929）指出，在对生产同类产品的寡头垄断企业的研究中，寡头垄断企业为维持垄断价格保证高额利润的获得，就会以一种纯粹非合作的方式进行勾结，从而达成默契合谋。随后DavidM.Kreps（1982）引入博弈论在动态的框架下对“合谋”进行了研究，认为在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中，合作的结果可能发生，这时即存在着合谋的均衡。

国内对“合谋”理论的研究综述

（一）上市公司运行中的“合谋”的研究综述

在独立董事发挥应有的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与其他主体的合谋的现象。董志强和蒲勇健（2006）认为鉴于我国独立董事与大股东之间存在“合谋”的原因在于中国没有完善的独董市场和对投资者有力的法律保护。公司内部存在的合谋现象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影响了公司的运行效率。蔡庆丰和（2008）认为，当投资经理人和公司经理人的合谋行为降低了资本市场的企业监控效率；严也舟和王祖山（2009）认为大股东和管理者合谋会导致公司治理效率的下降。

（二）证券市场中的“合谋”研究综述

扈文秀和刘小龙（2013）通过建立模型指出证券市场中存在着内幕交易与市场操纵行为，操纵者和内幕交易者存在着合谋行为；周彩霞和翟金娟（2013）论证了在缺乏严格的监督制度和激励制度的前提下，中国的保荐人有动机与发行人一起“合谋”上市，保荐人制度在中国演变为寻租制。对于询价发行制度中“合谋”现象，刘志远（2011）研究了询价发行制度中“合谋”的影响因素，认为询价对象家数越多，合谋程度越低；询价对象的异质性越高，合谋程度越低；李心丹，俞红海（2012）认为询价制度的改革，打破了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合谋而且推进了机构投资者之间的过度竞争。

如何防范“合谋”的研究综述

Tirole（1986，1992）在P-S-A模型中指出，合谋会造成组织效率的损失。对于如何防范合谋，提升组织内的运行效率，Tirole（1986，1992）提出委托人可设计一个防止串谋的主契约，使监督人和人的收益超过他们参与串谋的收益；Laffont和Martimort（1995）认为实现监督分工是有益的，有助于人在串谋时解决监督人之间的协调问题。

关于合谋机制如何防范的研究，部分学者尝试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来分析。孟大文（2007）验证了在非对称信息下，Tirole（1986，1992）的防范合谋原理只能实现部分防范合谋；闫邹先和尚秋芬（2008）沿袭了Laffont和Tirole的观点，认为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契约只是产生合谋的条件。在证券市场层面，蒋大兴和沈晖（2011）指出应当实现从私人选择到公共选择的转变；林千惠（2012）认为机构投资者合谋是引起IPO抑价程度加深的原因之一，发行方可以通过控制配售比例降低合谋对IPO定价的影响。

对合谋理论的研究评述

（一）现有的文献倾向于把合谋理论应用到上市公司的治理过程中，大部分文献研究了独立董事、公司经理人、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以及监督主体之间存在着合谋的可能性，并分析合谋产生的原因及防治合谋的措施。针对上市公司中的合谋现象的研究已较为成熟和完善。

（二）在证券市场领域有关合谋理论研究的还相对有限。在现有的文献中，大部分只是集中于表面现象的研究而忽视其本质的意义，多数文献的研究只是针对股票发行过程中是否存在合谋以及影响合谋的因素，而并未指出存在合谋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从根本上来说，存在合谋的真正原因在于股票发行的制度缺失，以保护融资者为目的而忽略了投资者利益的股票发行制度是导致股票发行市场中存在合谋的关键。从另一方面来讲，中国股票发行信息披露不完全也导致了合谋现象的产生。

参考文献：

[1]ChamberlinE.H.TheTheoryofMonopolisticCompetition[M]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3

[2]TiroleJ.H.HierarchiesandBureaucracies：ontheRuleofcollusioninorganizations[J].JournalofLaw，EconomicandOrganization，19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