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双减政策的意见(6篇)

对双减政策的意见篇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意见》提出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等。

《双减》政策出台后，很多人抱怨没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不公平。因为虽然机构被取缔了，但上大学还是需要按分数排名。许多家庭会聘请私教，普通人家只能找价格低廉的大学生；有钱人请的是原来培训机构的名师老师，但价格势必会昂贵。

这会考进名校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富人家庭。会造成更大的不公平。

但公平在社会运转效率面前真的重要么？有必要为了公平导致更多无意义的内卷么？

私以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本身就是人们对公平的追求。但市场不是万能的，有必要把教育这种公益性质事情也全部交给市场来做么？

富人有着优渥的教育资源，普通群众没有。于是市场发挥作用，培训机构的兴起，让一般人也能享受优秀”的教育资源，这是一个逐步走向公平的过程。

但是这样追求公平的过程背后是有代价的，比如无意义的内卷，普通家庭高昂的教育支出苦不堪言，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得不到保证等等等等。

所以究竟是公平重要还是效率重要，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公平，就得让社会陷入大规模无意义内卷中。

私以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讲，历史上人们每次社会变革，虽然表面上都是打着公平的旗号，但本质上是对社会效率的追求。

比如封建王朝的每次覆灭，往往都是社会运转效率低下，饥荒连年的时候，并不纯粹只是阶级分化不公平导致的。正如家家富裕的开元盛世的唐朝，阶级分化其实非常严重，所谓的盛世”更多是因为生产力发展导致政治稳定。中国农民只要吃得起饭就不会揭竿而起。

资产阶级革命也是一样，虽然打着公平的口号，但实际上也诞生了资本家与独裁者。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并没有改善，但是让社会生产力相比于封建时代大大提高。

包括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改良法案，都是资本主义导致经济危机的时候诞生的，没有经济危机就没有社会变革。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经济基础就是社会效率。就是无意义内耗的减少程度。

再比如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改造，忽视了效率，一味的追求公平，也导致了三年困难时期。

对双减政策的意见篇2

摘要：简要介绍了雾霾危机下我国油品升级存在的问题，根据博弈论的基本原理，构建了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在油品升级以及质量监管方面的两个博弈模型，旨在通过该模型分析油品升级缓慢的背后原因以及分析完善油品质量监管体系的必要性。通过对博弈模型决策问题的分析，结合纳什均衡结果，得出了政府应该将环境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结论，并提出了完善油品质量监管体系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博弈论；油品升级；质量监管

从2014年1月1日开始，第四阶段车用汽油标准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实施。过去一年内，国内雾霾危机重重，据有关调查，落后的油品标准成为了造成雾霾危机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车油一体，油品先行无法落实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炼油成本太高，是由政府补贴，还是由消费者与厂商自行承担无法统一；二是油品质量监管体系不完整，优价购买不到优质的油品，消费者对此极为不满。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共同指向，就是政府在公共产品供应和质量管控中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本文从政府与企业双方博弈的角度，先是通过建立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分析了政府与企业是否支持油品升级的问题，又从成本监督的角度建立监督博弈模型分析了油品定价的问题，并通过分析，提出对加速油品升级以及对政府监管的政策建议，为缓解雾霾危机、促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些许意见。

一、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油品升级博弈

雾霾危机严重，油品升级已成为政府迫不及待的任务之一。油品升级，一方面会减缓雾霾危机，改善空气质量，提高群众的生活质量，使社会福利增加；另一方面，油品升级势必会带来油价的上升，社会公众福利减少。对企业而言，油品升级一方面其生产成本将会大幅度增加，利润将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也会因油品提价而带来收益。

1.博弈模型建立及分析

根据我国现行的油品升级方案中统一布价，分散实施原则，我们假设博弈参与者由某一地方政府代表与一典型石油企业构成。

前提假设如下,地方政府与企业均为理性个体，追求利润最大化在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下，我们有理由假设地方政府与企业利益一致，且初始禀赋均为π。

油品升级造成的损失为C，如果双方均同意升级则损失双方均摊。升级造成的损失包括企业因油品升级造成的利润损失，油品价格增长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以及地方政府因企业利润损失造成的政绩下滑。

企业因油品升级使油品涨价而增加的收益为F，政府也因油品升级使社会福利增加F。

C/2<F<C。

博弈战略表达式如下

从上述战略表达式中可见，如果地方政府与企业均为理性人。假定企业愿意升级时，地方政府选择升级的支付为π+F-C/2小于地方政府选择不升级的支付π+F，从而地方政府选择不升级。当企业选择不升级时，地方政府选择升级时的支付为π+F-C，选择不升级时的支付为π，因为F-C<0,从而地方政府同样选择不升级。因此，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不升级是它的占优策略。同理可以得出，对于企业而言，不升级也是企业的占优策略。因此，该博弈存在占优均衡，均衡结果为（不升级，不升级），然而，π+F-C/2>π，所以该博弈中，（升级，升级）则是该博弈中帕累托有效率的行动组合。然而，由于地方政府与企业均为理性人，所以无法进行帕累托改进，即（升级，升级）不会是一个均衡。因此，在油品升级问题上，我们国家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囚徒困境“的问题。地方政府与企业对于升级损失的分担存在着搭便车的激励。

2.博弈模型的矫正

⑴选择激励制度下的改进。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博弈受益一致。其结果为都不进行升级的囚徒困境，但若引进选择性激励制度!利用油品升级这种类似公共物品的弱排他性，可以提高提供者的收益减少不合作的收益。例如，双方在有约束性协议的制约下，若其中一方不升级，升级方得到两倍的收益，而不升级方没有受益。此时，收益矩阵见表

此时，该博弈存在纳什均衡（升级，升级）。

⑵延长博弈链条确保重复博弈得以实现。延长博弈链条其目的是确保重复动态博弈能够得以实现。这样，博弈双方就无法预知博弈次数与结果，并在此基础上都会选择升级，形成最优博弈策略。

3.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可以以考察绿色GDP的方式将环境纳入当地政府政绩考核机制，减弱地方政府只顾追逐经济利益而无视环境保护的利润驱动，增加政府油品升级带来的收益F同时减少油品升级的经济利益损失。对于不支持油品升级的一方，可以将其公布于众，通过社会舆论降低其搭便车得来的收益。

加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沟通，通过协调以解决非合作博弈造成的帕累托低效率。

二、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监督博弈

成品油生产和流通环节多、追求利润动因强，石油央企居信息不对称优势地位，因此，在油品升级过程中，企业有以低标准油品充当高标准油品的利润驱动。相应的油品质量监管体系不完善，消费者“优价”无法能够买到“优质”的油品。

1.政府监管的博弈分析

基于理性人的假设，我们作以下假设地方政府与企业均为理性个体，追求利润最大化

地方政府监管成本为C。当政府监管时，会提高社会的福利，获得名誉收益π且当企业以次充好时，罚款F；不以次充好，会因政府公布名誉良好企业而同样获得收益π

企业以次充好得到额外收益a，否，机会损益-a。则博弈战略表达式如下

由以上战略表达式可以得出该博弈不存在纯战略纳什均衡。以此考虑该博弈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用θ表示地方政府质量监管的概率，γ代表企业以次充好的概率。首先考虑政府的战略：

2.政策建议

结合上节均衡点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四个政府对油品企业的监管机制。加大对以次充好企业的惩罚力度，增加对以次充好企业的罚款F。即，如果F增加，企业选择以次充好的概率就会越小。

提高名誉收益π。即，γ*随着π的增加会逐渐减小，政府监管的力度也可减弱，从而政府成本也会降低，进一步减小γ*。名誉收益可以来源于公众对政府企业的信任与支持，即政府公信力与企业公信力；也可以将环境纳入对地方政府的考察，以此增加政府监管的额外收益。

降低地方政府监管成本。即，成本C降低，企业选择以次充好的概率γ*也会降低。政府可以通过建立上下一体的统一的政府监管体系，结束目前“九龙治水“的多级多部门监管状态，降低协调难度以降低成本C减弱企业以次充好的额外收益a。企业以次充好的额外收益越高，利润驱动越大，政府的监管力度θ*也就会越大。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的群众举报制度，让公众代为监管，增加企业以次充好的机会成本，从而减少额外收益a。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Robot.油品质量升级“买单”谁说了算[N].2013-02-07.

对双减政策的意见篇3

中美两位知名学者王缉思、李侃如合著的《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2012年3月在两国以中英文出版）直接针对这一问题，深入研究彼此对对方的认知，清晰、坦率地摆出各自对对方的怀疑，寻找其存在的根源，并为如何解决或减少相互战略怀疑提出了若干建议。

怎样看待中美间的战略互疑

对此研究成果，总的看，肯定的意见为多，但也出现了一些反对或是不赞成的声音。主要有三种，一是认为何必要把问题讲得那么明白，为保持两国关系发展，也许还是模糊点儿好。二是认为中美间本来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战略互信，战略互疑才是两国的现实，双方应致力于管理两国竞争而非消除战略互疑。三是认为，从总体看，两国的“互疑”并非处于历史最高期，中美关系目前仍处于一种较好或相当好的状态，两位学者的观点似乎过于悲观了。

我不赞成第一种意见，因为无论是否有真凭实据，战略互疑确已成为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重大障碍。将这一长期以或明或暗形态存在的问题摆上桌面，不仅有益于逐渐改变两国政策中“两张皮”现象（当面讲合作，背后重防范）对政策执行带来的困惑，而且有益于两国对症下药，减少因理解和认识不够形成的误解。正视与有效应对两国间的战略互疑，将是两国关系走向成熟的重要表现。

我更不同意第两种意见。因为这显然有悖两位作者的初衷。建立中美战略互信的现实目标是做到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清楚了解对方底线，努力发展信任措施，并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积极开展合作。通过多年的交往与磨合，中美双方已经建立了一定的战略互信（甚至在上也有所表现），只是还很不够。此外，对于中美关系来说，进行竞争管理、危机管理与建立战略互信，同样重要。如果只强调前者，显然对中美关系过于悲观，是将中美关系等同于当年的美苏关系；如果只强调后者，又过于乐观，超越了现实。从长远看，使后者发挥主导作用应是中美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

至于第三种意见（以奥巴马政府前高级官员贝德为代表），在一定意义上我是赞成的。这种意见认为应更积极地看待中美关系，但遗憾的是，当前中美两国的许多人，包括一些重要的官员，并不这样看待，而是对中美关系持相当消极的看法。

加强军事交流，展开“小多边对话”

关于两位作者最后提出的政策建议（涉及经济贸易、军事战略、网络安全、小多边对话、公众情绪），我认为既中肯、务实，又很有见地。我仅就第二、第四这两点建议谈一点支持的意见。

对双减政策的意见篇4

减慢至10.3%

中国内地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自今年第一季度的11.1%减慢至第二季度的10.3%,主要因为期间投资增长放缓。这是2009年第二季度内地政府推出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方案协助经济重拾增长势头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首次减慢。

撇除价格因素,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从第一季度的24.0%减慢至第二季度的20.8%。但消费品零售销售,在收入稳定增长下保持理想,继第一季度实际上升15.4%后,第二季度实际增加15.2%。

虽然投资增长减慢,但本地需求依然是推动内地第二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尽管第二季内地出口急升40.9%,但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同期同样强劲的进口增长(43.7%)抵销了不少。

通胀压力稍降

经济增长减慢之际,通胀亦转趋温和。消费物价继5月份上升3.1%后,6月份升幅稍降至2.9%,今年上半年上升2.6%,情况与去年全年收缩0.7%迥异。随着广义货币供应(M2)的增长在6月份进一步回落至18.5%,第二季度人民币贷款,在政府收紧房地产相关信贷后,只增加2万亿元,政府的收紧政策已见成效。

内地楼市亦出现降温迹象。虽然整体住房价格6月份仍然以双位数字上升,但增长有见顶迹象。70个主要城市的住房价格6月份升11.4%,略低于5月份的12.4%增长。按月比较,6月份住房价格实际下跌,是2009年2月以来首次,跌幅0.1%。

近几个月出售的楼面面积增长回落,亦是楼市降温的另一指标。70个主要城市的已售楼面面积,继5月份减少6.0%后,6月份亦下跌5.9%,是连续第二个月下跌,暗示未来楼价的上升压力应会逐步减少。

第二季经济增长放缓,主要是内地政府自2009年底起实施紧缩政策的结果。面对可能出现的楼市泡沫,内地政府在2009年第四季度开始收紧房地产相关政策。中国人民银行亦自今年1月以来,三度上调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调整幅度共1.5个百分点,以吸收银行体系的过剩资金。

下半年经济增长料会放缓

最新的数字显示,中国内地经济正重返较为稳定的增长轨道。货币供应及银行信贷增长,均已逐步接近政府设定的目标。今年下半年内地经济增长,预计会进一步减慢。

方面,虽然美国及欧洲经济出现双底衰退的机会不大,但复苏仍然不稳及疲弱。这意味中国内地出口增长将会减慢。世界银行6月时所作的预测显示,今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仅有0.7%。

欧元区增长前景欠佳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欧洲国家均身负巨额的财政赤字。部分国家如爱尔兰及希腊,2009年的政府财政赤字,均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4%,远高于欧盟所设定的3%上限。由于大部分欧洲国家,均计划未来数年削减政府开支或加税以重振财政纪律,欧洲经济的增长前景将会更差。

前景

整体而言,今年内地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将自上半年的11.1%降至下半年的8%,年度整体增长为9.5%。这增长速度无论绝对还是相对而言,均属理想。事实上,1999至2009年间,内地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平均每年亦只不过9.7%。由于预期投资及消费增长放缓,2011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进一步减慢至9%左右。

美联储最近调低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测显示,即使是未来6个月,美国经济增长多少亦很难确定。美联储7月14日发表的6月份政策会议记录表明,美国经济增长已经放缓。美联储已将美国今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测,从4月份时公布的3.2%-3.7%,调低至3%-3.5%。

内地方面,未来数季度投资增长预期会进一步放缓,主要原因在于政府的收紧政策之下,楼市的投资预计将开始走弱。不过,私人消费预期会维持快速增长,因为过往数季,居民收入均有稳定增长。

外需不稳加上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回稳,意味着内地政府在未来数月将不会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利率直至明年之前应会维持不变。但由于6月份住房价格仍然以双位数字上升,故预料内地政府不会在短期内放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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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双减政策的意见篇5

“柔性”新政缘何失效

2010年10月1日，一份名为《关于本市企业各类人才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的试行意见》（下称《试行意见》）开始执行，据此上海跨出了全国“延退”的关键一步。根据《试行意见》，上海可以柔性退休的群体，包括有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人员，有技师、高级技师证书的技能人员，以及企业需要的其他人员。这些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如果企业工作需要，且本人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经本人提出申请，与企业协商一致后，可以延迟申领基本养老金。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的年龄，男性一般不超过65周岁，女性一般不超过60周岁。

在很多专家看来，“柔性退休”是一个增加职工和企业自利的好政策，既提出了一个延长工作年限的好理念，又提供给在职职工和企业一个双方合意、自主选择的好机会。但时至今日，上海的“柔性”新政却在实行的近2年时间里“少有人问津”，根据笔者了解，全市申请“柔性退休”的劳动者不足300人，为何这样一个本可以实现双赢的政策却在实践中遭遇了尴尬呢？笔者认为有两大原因：

缺乏法律的强制性

由于《试行意见》是上海市社保局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法律效力是比较低的，更不具备法律的强制性。同时，企业聘用“柔性退休”人员也未减少成本支出，既然没有法律强制要求，那么企业也就未必愿意买“柔性退休”的账了。

柔性退休“性价比”不高

很多企业在上海推出“柔性”退休政策后算过一笔账，将“退休返聘”与“柔性延迟退休”之间的企业成本进行了比较。由于“退休返聘”是退休人员，已开始领取养老金，所以企业无义务为之缴纳社会保险；而根据“柔性延迟退休”的规定，聘用“柔性退休”人员，企业还需按规定为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由于柔性退休人员工资基数相对较高，因此，相比之下企业要比接纳“退休”返聘人员承担更高的成本支出，且企业和个人双方所获得的收益都没有发生多大变化。

除此之外，企业还会出现比如工伤、年休假、病假工资纠纷等潜在的法律风险。对比“退休返聘”与“柔性延迟退休”两种模式，企业自然不太愿意放弃此前运行效果良好的“退休返聘”制。

算好“延退”利弊账

凡事都有正反两面，“延退”也不例外。从普通劳动者的角度看，“延退”相较于“退休返聘”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好处的。比如在延长退休期间，企业仍需要为其缴纳工伤保险，如果不幸出现工伤事

故，其待遇和赔偿要远高于“退休返聘”者。但我们也应该正视其中的消极因素：很多企业和劳动者目前还都没有看到“延退”给企业和自己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对企业来说，用工成本被提高了；对劳动者来说，工作与闲暇的平衡被打破了，原来的养老计划被推迟，且无形中又增加了失业风险而且劳动收入也没有明显增加，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可能就是为什么“延退”在网络调查中遭到反对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政府有关部门还应该公示养老基金的收支和使用情况，现在养老金的收支环节很不透明，还存在很多漏洞。很多不该由养老基金承担的项目却都从养老基金支出，不透明不规范的管理必然造成养老金空账这个窟窿越来越大。有关部门应该加快出台相关法规、条例的制定速度，对这些漏洞进行及时修补。

配套措施需跟进

从宏观角度看，目前“延退”已然成为一种趋势。无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推迟退休一直是这几年各国政府讨论的焦点问题。既然官方说，“延退”已是“大势所趋”，作为一名普通的企业管理者，恐怕也无能为力了。既然迟早要来，希望有关部门能在调研阶段多听取一些来自企业的意见，将该政策制定得更加合理，更加人性化。这里提几点个人的想法。

设置弹性退休过渡期

在推行新政后，切勿追求退休年限“一步到位”。这方面有很多国外的经验可以借鉴，比如德国在调高退休年龄时，就计划用12年的时间把退休年龄延长一年；然后再用6年的时间把退休年龄延长一年。这种“温柔”的做法更容易被民众所接受。

此外，还应该允许劳动者根据自身的身体状态自由选择退休年龄。比如，劳动密集型岗位对体力要求比较高，劳动者就可以选择延迟1-2年退休；而知识密集型岗位，对智力要求比较高，对体力并无太高要求，劳动者就可以选择延迟4-5年退休。若“延退”政策能设置类似的选择空间，不仅能使政策变得更加人性化，还能充分发挥各类人力资源的优势。

过渡期只缴养老、工伤保险及医疗保险

此前，企业聘用退休人员，无需缴纳养老和工伤保险，但若推行“延退”后，相关员工必然需要继续缴纳“五险”，这其中，养老、工伤、医疗自不必多说，是所有劳动者都应该享受到的基本保障，而生育险、住房公积金对老龄劳动者而言意义不大，应该予以免除。

提高过渡期间的医保、失业待遇

“延退”人员多为中老年劳动者，身体健康状况远不如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过渡期间，还应适度提高相关人员的医疗待遇，如提高医疗报销比例等。同时，“延退”使这类人员失业的风险又增加了数年，过渡期间的失业待遇也应该予以适当提高。

过渡期间降低企业缴费基数

推行“延退”新政策后，政府成为最大的受益方，而企业和劳动者却成为新政策的埋单者。因此，应尽量减免企业的财税负担，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聘用老龄劳动者的成本负担。目前，上海市企业缴纳养老保险的基数为22%，明显高于全国其他省市，若能适度调低相关人员养老保险的基数，就会降低企业的成本支出，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为企业减压。

减免过渡期间个人所得税，减免企业年金所得税

“延退”意味着劳动者要再继续纳税，无形中增加了过渡期间个人的生活支出。因此，可适当减免过渡期间的个人所得税，并同时减免企业年金所得。最大限度上减少新政策对个人和企业的不利影响。

可选择首次领取养老金的时间

现在退休后的养老金的领取时间是“一刀切”的，应允许退休劳动者自主选择退休后首次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因为有些人刚退休时并不需要领取养老金，可选择延后数年再领取，同时应该对延迟领取的这部分养老金按一定的利息计息（应高于同期银行基准利率）。

对双减政策的意见篇6

双方重申将继续履行2009年7月27-28日在华盛顿举行的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所作承诺,继续深化经济合作,促进强劲、平衡和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增长。

一、促进强劲的经济复苏和更加持续、平衡的经济增长

2009年7月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时,双方承诺继续实施强有力的刺激措施,以帮助中美两国和世界经济度过全球金融危机。双方还承诺采取措施转变两国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世界经济在完全复苏后强劲、可持续地增长。

自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来,世界经济已度过最困难的时刻,复苏势头日益巩固。去年7月,中方承诺增强国内消费在促进增长方面的作用,并在其后实现了2009年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的大幅提高。美方在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承诺采取措施增加国内储蓄,迄今,私人储蓄已经有所提高。同时,美方一直在为实现承诺采取后续行动,通过实施包括全面医改在内的措施,来确保长期财政可持续性,促进公共储蓄。

双方承诺就财政、货币和结构改革等问题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对话与协调。双方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应考虑各个经济体的具体经济形势,同时考虑全球经济形势,并与G20匹兹堡峰会“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下有关承诺保持一致。为此,

随着中国经济复苏的巩固,中国将通过实施促进消费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继续进行结构改革来保障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不断扩大的拉动作用。

随着美国私人需求的恢复,美国财政政策的重点将从保持总体需求和支持就业转向减少中期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和保证长期财政可持续性。

我们将共同努力采取调整国内需求和相关价格的政策,以促进更加可持续和平衡的贸易和增长。

双方认识到,两国在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负有共同责任。双方同意在去年取得进展的基础上,各自推动建立更平衡的经济增长模式。美国未来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国内储蓄而不是外国储蓄。美国致力于走出一条负责任财政的道路。奥巴马总统预算案已经制定出具体措施,将通过推行历史性的财政约束在未来十年内使财政赤字削减一万亿美元。这些措施包括:在三年内冻结非安全性可支配支出;要求金融服务业全部偿还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成本;2001―2003年间对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家庭的减税政策将在到期后失效;取消对低效化石燃料补贴的资金。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量入为出”法案,该法案要求国会如果增加1美元的非紧急支出、或减少1美元的税收,都必须在其他方面节省1美元的支出。一旦美国经济复苏,全美财政责任和改革委员会将制定应对财政风险的政策,并使债务占GDP比例在经济复苏后稳定在可接受的水平。

通过启动减缓医疗成本增长的改革,美国已经采取重大举动,解决其长期财政面临的一个主要威胁。此外,美方将进一步采取措施,通过扩大就业为基础的退休储蓄工具,完善私人储蓄的激励措施。

中方将继续努力,增加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方将完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渐增加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有效促进创造就业,中方将加速发展服务业,加快垄断行业改革,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融资渠道。为进一步改善民生,中方将继续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包括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加快建立健全养老社会服务体系,多渠道增加社会保障基金等。

双方认识到中小企业对中美两国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承诺共同签署中小企业合作协议,并举办促进中美中小企业合作论坛。双方还承诺深化中美地方层级经济合作,包括推动中美两国省―州、城市―城市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等。

二、促进互利共赢的贸易和投资

双方认识到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对两国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创新的重要意义,双方致力于构建更加开放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双方同意,在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和实施贸易救济措施时严格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以防止其滥用非常重要。双方愿共同努力,以包括谈判模式在内的已有成果为基础,确保多哈回合达成平衡、积极的协议。根据近期盘点会的建议,美中双方愿在所有适当的场合和组合中积极进行谈判。两国均承认多哈回合发展目标的重要性。

基于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成果,中美重申双方的创新政策将与以下原则保持一致:非歧视;支持市场竞争与开放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强有力的知识产权执法;以及与WTO原则保持一致。允许企业之间商定技术转让、生产过程和其他专有信息的方式和条件。中美双方同意尽早于今年夏天在中美科技联委会框架下就创新政策展开深入的专家和高层讨论。这些会议将包括中美双方所有相关部门。在制定和执行创新政策时,中美两国将充分考虑这些讨论的结果。中方承诺在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委员会7月会议前,提交一份强有力的政府采购协议修改出价,美方对此表示欢迎和期待。美方对中国就政府采购法关于“本国产品”的认定标准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表示欢迎。

美方将在贸易救济调查中,认真考虑并给予提出“市场导向行业”申请的中国企业公正、合理的待遇,并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以一种合作的方式迅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方表达了对美国技术出口管制的关注。中美双方承诺遵守首轮中美经济对话达成的共识,在《中国―美国高技术与战略贸易发展指导原则》下,采取有效措施,积极落实《中美高技术贸易重点领域合作行动计划》,包括美国政府评估中国政府就出口管制问题提出的关注。

双方重申继续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双方同意,成功的谈判将通过促进和保护投资,为双方投资者增强透明度和可预见性,支持双方对开放全球经济的承诺。双方致力于提高外商投资规定的透明度。美方重申,将根据法律规定,在《联邦纪事》上公布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规程的修改建议,最终前的公众评论期不少于30天。中方确认,将根据国务院通知,在国务院法制办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上公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修改建议,最终前的公众评论期不少于30天。

中方在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后已采取行动简化外商投资审批程序,美方对此感到鼓舞。在此基础上,中方承诺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时间,提高透明度,缩小审批和核准的范围。美方确认,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有关程序遵循透明和严格的法定时限,并承诺遵守这些规定。美方将继续努力,澄清包括关键定义和概念在内的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有关程序。

根据经济形势,结合国家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国将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外资参与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节能和环保产业,并扩大这些产业向外资开放的领域。美方欢迎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外国投资。美方确认,美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程序确保为所有外国投资,无论其来源地,提供一致和公平的待遇。

中方将继续遵守财富基金普遍接受的原则和做法。美方重申将按照经合组织2008年6月公布的《财富基金与接受国政策宣言》对包括投资基金在内的外国投资者坚持公开和非歧视原则的承诺。

美方认识到许多中国国有企业(国家出资企业)已实行股份制并建立了公司治理结构,实现了股权多元化,其中,许多已成为上市公司。中国继续努力使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成为以市场为导向的法人实体。中方将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推动投资主体多元化,包括发行可公开交易的股票,以及引入包括非公共及外国投资者在内的战略投资者并让其持股。

经济对话结束之后,中美两国进出口银行同意建立贸易融资合作机制,并注意到两行认真落实了此前有关200亿美元贸易融资便利的承诺。此外,中美两国进出口银行还将在联合融资方面探讨合作,采取措施促进中小企业出口,并鼓励参与多边论坛以促进贸易融资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中美双方承诺就解决美国大豆输华的检验检疫及质量安全监管问题加强交流,以在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前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中国海关总署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商定,将就有关原产地问题的具体产品案例研究结果进行讨论,并同意在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再举行一次原产地专家联席对话。

三、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

双方将继续改革各自的监管框架,使金融机构在金融系统整体稳定的环境下支持实体经济,促进创新。中美双方将寻求通过强化监管、提高透明度和完善问责制,推动金融市场服务于居民、商业和生产性投资需求。双方将采取措施在国家和国际层面落实审慎监管标准,促进平等竞争,避免金融市场分割、保护主义和监管套利。双方支持将在全国范围实施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的资本要求和反周期的缓冲资本作为巴塞尔协议资本框架的要素,支持提高流动性风险要求和设立前瞻性的拨备,以降低银行承担过度风险的动机,创造一个能抵御负面冲击的更强健的金融体系。双方支持引入一个杠杆率标准作为巴塞尔协议基于风险的框架的补充措施。

双方认识到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国金融领域一体化程度日益提高,双方承诺就具有跨境影响的金融监管议题加强合作。中国银监会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将加强双方在各自管辖区域内跨境问题银行机构处置方面的监管合作和信息共享。中国人民银行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将加强在存款保险、金融服务、倒闭金融机构处置及其他与金融稳定相关领域的合作。双方将进一步就包括保险资产管理在内的保险监管进展加强合作与交流。

美国致力于实施全面的金融监管改革,应对过度冒险,降低道德风险,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保护,更好解决微观和宏观的审慎监管,解决“过大而不能倒闭”的金融公司的问题。

美方承诺继续加强对“政府支持企业”的监管,确保“政府支持企业”具有足够资本和能力以履行其财务责任。美国政府广泛的住房政策,包括支持“政府支持企业”继续开展业务、美财政部和美联储购买按揭抵押证券,对恢复住房市场稳定性和保持按揭信贷的可获得性一直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美国政府将听取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并寻求与国会密切合作,以制定一项全面的“政府支持企业”改革方案。美国政府承诺采取合适的方式进一步推进改革,确保“政府支持企业”具备履行偿债义务的能力。

中方已启动股指期货交易,将允许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合格外商投资公司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开展股指期货业务。中方将在审慎监管的基础上,允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股指期货产品。

美方欢迎中方根据国际标准在改善国际收支及官方储备数据报告的准确性和频率方面取得的进展。中方表示将根据国内实际情况和统计能力继续改进这方面工作。

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双方重申支持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同意共同努力,确保多伦多、首尔峰会取得积极成果。

双方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必须在促进全球金融稳定和增长再平衡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双方重申支持落实领导人在匹兹堡峰会上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的承诺,欢迎去年G20成员通过新借款安排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功增资5000亿美元,并同意共同努力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其更好履行其义务。

双方欢迎多边开发银行为减轻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最贫困群体影响所采取的关键行动,重申支持多边开发银行在全球减贫中的中心作用。双方承诺共同努力,通过普遍增资确保多边开发银行有足够资源。双方欢迎近期达成的支持世界银行、泛美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增资并承诺进行强有力改革的原则共识。双方还欢迎就世界银行新的股权安排达成的共识,这将更好地反映发展中和转轨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同时保护最小穷国的发言权。双方还期待共同努力推动多边开发银行优惠贷款窗口的成功增资,这些机制对最贫穷国家至关重要。

为了应对需要全球采取协调行动的全球性挑战,双方同意,世界银行与地区开发银行及其他国际组织应加强对以下问题的关注:通过提升农业生产力以及获取技术和食物以确保粮食安全;最贫困和最具挑战性环境中的人类发展问题;私营部门拉动的增长和基础设施;有效回应有关国家将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结合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