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人文主义的认识(6篇)
对西方人文主义的认识篇1
关键词：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市民社会；有机知识分子；阵地战
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他在共产国际和意大利领导革命工作时，不幸被反动当局逮捕，被判长期监禁，最终病逝于狱中。在监狱中，葛兰西没有停止对革命前途的思考与探索，仍写出了大量著作。在《狱中札记》一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以“文化领导权”为核心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思想，对后世影响重大。认真研究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挖掘其丰富的当代意蕴，对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理论意蕴
（一）文化领导权的前提与基础――市民社会“自愿的”同意
在葛兰西笔下，文化领导权的确立不是统治阶级单方面自上而下的“文化操纵”过程，而是一个在从属阶级积极参与过程中不断获取他们同意、认可的过程。葛兰西提出“完整的”国家学说，主张“国家的一般概念中有应该属于市民社会概念的某些成分”，即认为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胄的领导权，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是两者的有机结合体。政治社会主要是由政府、军队、警察、法律国家机器构成的，市民社会则是指包括教会、行会、社区、学校等不受国家支配的相对自主的社会团体。前者主要是靠带有强制性的“统治”发挥作用，而后者的作用方式则表现在凭借市民社会主要团体积极同意而取得道德和哲学的领导，即文化领导权，属于上层建筑。无产阶级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在夺取政权之前夺取文化领导权，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仍须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这样才能使国家政权得到稳固。
（二）文化领导权的组织与传播者――“有机的”知识分子
葛兰西认为，文化领导权的获取与巩固离不开知识分子，特别是“有机的”知识分子的组织与传播。在葛兰西那里，知识分子并不单指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全民都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又可以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是指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凭借文化的持续传承在表面上不依附任何社会集团从而保持相对稳定地位的知识群体，但实际上总是与特定的社会集团发生联系。有机知识分子是指与新的社会集团相联系，鲜明地表达自己阶级思想的人，具有积极性和社会干预性。值得强调的是这里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广义上单纯掌握知识，具备知识分子能力的人，而是那些切实掌握了知识财富并参与领导上层建筑的人。作为统治阶级的“管家”，有机知识分子的真正职能在于鲜明表达阶级立场的同时，制定符合本阶级需要的意识形态体系，并通过文化进行教育和传播，从而指导和组织本阶级和人民群众，为从属阶级向领导阶级转化创造条件等。
（三）文化领导权的夺取方式――阵地战和教育
“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像现代战争的堑壕配系，在战争中，猛烈的炮火有时看似可以破坏敌人的全部防御体系，其实不过损坏了它们的外部掩蔽工事，而到进军和出击时刻，才发现自己面临仍然有效的防御工事。在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中，政治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葛兰西认为这个有效的防御工事就是市民社会，在市民社会如此发达的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采取大规模的运动战是行不通的，必须通过长期而艰苦的阵地战，在市民社会领域对资产阶级思想阵地不断实施“分子式入侵”，逐步从攻克一个接着一个的市民社会机构（例如学校、出版社、群众性的宣传工具、工会、家庭等），最终彻底瓦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夺取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权。同时，需要强调的是知识分子教育职能的发挥是“阵地战”开展的重要环节，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获得，实际上就是知识分子，特别是无产阶级“有机的”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对社会成员进行教育的过程。因此，无产阶级必须高度重视教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学校教育，而是具有普适性的，这种教育关系存在于整个市民社会，适用于每一个人同他人的关系。教育的权威来自社会的公信力，因此教育的方式不再是传统的外部教育灌输的被动过程，取而代之的是无产阶级内部“批判性的自觉”与无产阶级“有机的”知识分子外部教育塑造结合的过程，是一种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理论特色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是在意大利革命运动的实践和现实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主张通过培养无产阶级“有机的”知识分子和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达到夺取文化领导权的目的。其理论主要有以下三大特点：
（一）赋予市民社会新的内涵，体现了理论与时俱进的发展性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就是市民社会。”这表明在葛兰西之前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市民社会是属于经济基础领域的，是从经济关系中产生的。但葛兰西依据当时对西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提出市民社会概念，丰富和扩大了原有市民社会的内涵，认为市民社会是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又独立于经济关系的，是与政治社会相并列的文化、伦理、意识形态等范畴，是介于经济社会与政治社会之间的特殊领域。葛兰西对市民社会概念的新观点并不是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文明的高度成熟带来的必然结果，是对社会现实发生变化做出的深刻反映。葛兰西能够根据社会现实发生的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及时的做出理论概括，并赋予旧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体现了其理论与时俱进的发展性。
（二）强调夺取文化领导权，表明了理论立足实际的实践性
在对市民社会赋予新的内涵的基础上，葛兰西提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首先夺取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在西欧共产主义运动屡遭失败的背景下，葛兰西将东西方的社会结构特征加以比较，得出在市民社会基础比较牢固的西方夺取文化领导权比获得政治领导权更为紧迫、更为重要。并且关于如何进行革命实践活动，葛兰西针对西方革命活动的实际和客观需要提出了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具体措施和途径，以及一整套完整的文化革命的基本策略。葛兰西是西方共产主义运动中为数不多的，既是著名理论家，又是亲身参与并领导革命活动的实践家，他提出实践哲学的著名观点，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其理论既来源于实践，又用来指导新的社会实践，充满了鲜明的实践性。
（三）提出塑造“有机的”知识分子的方法，彰显了理论以人为本的人本性
在文化领导权的组织与传播者问题上，葛兰西强调塑造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分子以及对人民大众实施理论的教育和感染的重要性。他指出：“要不断提高人民中越来越广泛的阶层的智力水平，换言之，要赋予群众中无定向分子以个性。这意味着要努力培养出一种新型的知识分子的精英，这种精英直接从群众中产生出来，而且还同群众保持着接触，可以说，变成女服胸衣上的鲸骨制品”。葛兰西认为：每一个公民都是知识分子，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具有履行知识分子职责的能力，因此可以先培养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即“有机的”知识分子，这些“有机的”知识分子是从人民群众中来又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知识分子，他们充分发挥自身在意识形态传播方面的重要作用，争取更多的从属阶级向领导阶级转变。关于争取人民群众文化领导权方面，葛兰西认为对人民群众的教育不仅仅是单纯的外部的理论知识灌输，更加关注人民群众内心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认同与支持，只有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同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的理论教育相结合才能夺取并巩固文化领导权。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强调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更加关注人本身的发展，彰显了理论的人本性。
三、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主义认为：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的基本条件。无产阶级政党作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必须和无产阶级的一般群众区别开来，走在阶级的前列，坚持对革命运动的领导权。那么，“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然而“革命的理论不会自动在工人阶级内部产生”，需要从外部“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使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实现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已带领人民走过了90多年风风雨雨的历程。从诞生之日起就高度重视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及时向党内外人士和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主张、理论观点，用共产主义信仰汇集共识，凝聚力量，为党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日益激烈，西方敌对势力向我国输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思潮，企图颠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一些干部群众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全党面临着精神懈怠的危险。历史和现实都要求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正确发展方向。今天，回顾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挖掘其深层的时代价值，对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要启示。
（一）拓宽意识形态传播领域，获得人民群众普遍赞同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取得胜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原因。同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能否成功，能否获得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同与支持，与其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能否与人民群众保持最紧密的联系息息相关。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而不仅仅是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因此，意识形态的传播要重视大众生活领域，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原则，满足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民群众的多元化的文化需求，使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更加充实，从而获取人民群众最普遍的赞同和支持。要以正面宣传为主，坚持社会主义主旋律，不断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关注民生热点，化解矛盾、消除疑虑；倾听民众心声，急民众之所急，切实解决好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当前，全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这就要求意识形态传播者要深刻阐述“中国梦”提出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用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来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全国各民族的力量，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有利条件。
（二）创新意识形态传播方式，避免僵化教条式的理论灌输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品质。理论创新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关键所在。在葛兰西看来，虽然“灌输”是无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文化领导权的一个重要原则，但是并非只是知识阶层外部教育“灌输”方式，而是将无产阶级内部“批判性的自觉”与无产阶级“有机的”知识分子外部教育相结合的过程。列宁在强调“从外面灌输”时也是非常注意避免教条式的硬性灌输，他认为，脱离实际的理论说教“可以说是一文不值”，理论要为民众所接受就必须与民众的实际生活相结合。当前，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同程度上还存在脱离实际、空喊口号、形式主义、等思想倾向。这些危险倾向的出现与我们自身在意识形态宣传上存在的问题是分不开的。因此，当前，我们在推进理论武装工作过程中，一方面，要关注民众生活领域，立足社会实际，以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目的，深入人民的日常生活，紧紧围绕群众的实际需要进行，使无产阶级世界观与人民实际生活有机融合。另一方面，联系社会环境新变化，适应时代新需要，加强对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的研究，不断创新意识形态宣传方式，除了继续发挥学校、出版社等传统媒体在意识形态宣传过程中的作用之外，更要注意利用微博、微信、人人等大众传媒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所具有的潜移默化的思想渗透作用。
（三）重视意识形态教育工作，培养无产阶级有机的知识分子
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发挥了关键性的链接作用，特别是有机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传达着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是统治阶级文化领导权斗争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社会呈现了利益主体多元化、诉求多样化、冲突复杂化的特点，各种西方社会思潮不断冲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致使部分民众价值观发生扭曲，表现为重利益轻道德，重个人轻集体等方面，因此加强意识形态教育工作，培养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显得格外重要。一要增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知识分子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工作中的重要力量，肩负着向普通民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职责，因此，知识分子要认同主流文化，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弘扬民族精神，探索和创新传播方式和途径，向民众传输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增强民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二要提高党员的综合素质。党员是党的肌体和细胞，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靠千千万万的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的。因此，党员作为执政党的有机知识分子，更应当增强自身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深入学习并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不断提高领导和组织能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逐步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追求。三要重视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焦点已经转移到了青年一代的身上。大学生作为年轻的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和构成，是实现中国梦的主力军和生力军，他们价值取向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方向。因此，大学阶段要重视意识形态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武装青年学子，同时还应真正的投入到教育实践中，要从书本中走出来，以实践为主导，向人民群众传输正确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在提升自己中也提高大众的思想文化修养。
【参考文献】
[1]葛兰西.狱中札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潘西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对西方人文主义的认识篇2
关键词：修辞批评、文学性、哲学反思、中国古代文学理论
修辞批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被视为文学批评的最重要的一种形式。西方文学批评始祖，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贺拉斯，其批评理论的建构，都与其对修辞的理解和阐释密切相关。修辞批评强有力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8世纪，在这之前，它一直是西方批评分析的公认形式。而在中国，从孔子起，就立“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主张“修辞立其诚”、“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以“比、兴”言诗，把文学批评理论的基础牢固地建立在修辞分析上。但是，这种公认的批评形式，在近代，随着浪漫主义诗学的兴起，却受到贬斥和放逐，修辞批评几乎成为实用批评的代名词。而在中国，由于受到近代西方文学理论和观念的影响，修辞批评也被视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东西，在很长时期内受到轻视和忽视。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西方批评理论在经历了浪漫主义的情感表现诗学和形式主义批评的作品本体崇拜阶段之后，再一次把眼光投向古老的修辞批评，并试图在古老的修辞批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修辞批评形式。比如，特里·伊格尔顿就认为，现代文学批评理论需要一种新的修辞批评，这种修辞批评正来源于“文学批评”的最早形式，即修辞学。希利斯·米勒也认为未来文学批评的任务，“将会是调和文学的修辞研究与现在颇吸引力的文学的外部研究之间的矛盾。”保罗·德曼也认为，19世纪期间随着浪漫主义诗学兴起的传统修辞形式名誉的一落千丈，只是暂时的现象，因为现代批评的发展，愈来愈明确地显示出可能产生一种新的修辞学，“它不再是规范性和描写性的，而是多多少少能够公开提出修辞格意向性的问题。”西方修辞学的复兴，还不仅仅表现在文学批评领域，而是表现在哲学和社会政治生活公共领域等方面。加拿大学者高辛勇博士在谈到西方现代修辞批评理论的复兴时认为，西方现代批评的许多模式都植根于过去的修辞学传统之中，现代学者普遍认识到，语言的一般修辞特征(特别是比喻性)，是文学和哲学话语根深蒂固的特征。所以，修辞性已“变成近年来文学与哲学阐释方面的中心议题。”
与西方批评理论的转向相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有的学者也注意到修辞批评的重要性。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王一川，他明确把修辞论转向看成是认识论、感性论和语言论美学转向后的中国美学的第三次转向，认为这种转向成为摆脱当前中国美学困境的一种必然选择。他所说的修辞美学转向，实际上也是针对文学理论和批评而言的，他所提出的内容的形式化、体验的模型化、语言的历史化、理论的批评化，对我们认识修辞批评在中国当今文学批评理论中的价值是很有启发的。但是，从总体看，当今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对修辞批评仍是漠视的，我个人认为，修辞批评对当今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反思文学与文学性的问题，更好地认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价值。下面，我就这两个问题具体谈谈。
一、修辞本性的哲学反思与文学性问题
要认识修辞批评对于当代文学理论的价值和意义，首先应从哲学高度对修辞本性有清楚的认识。西方现代批评理论对修辞的重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已认识到，修辞作为一种话语实践，不单纯是一种言辞上的美化，而是涉及到人生存本性和思维本性。“修辞”(rhetoric)这个词，在古希腊文中写着“rhetorike”，原意是指如何使用语言的技艺，主要针对对象是具有说服性的论辩演说。西方古典修辞学对修辞的理解并没有局限在演说形式和风格技巧范围内，而是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修辞与人类生活、话语实践、真理表现的关系。高尔吉亚是西方最早的修辞学家，从他所留下的两篇修辞学范文《为帕拉墨得辩护》和《海伦颂》可知，它涉及到语言的地位，“physis”(自然)与“nomos”(习俗)、现实性与可能性的关系诸多问题，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深刻的哲学论文。柏拉图就认为高尔吉亚等修辞学家提出了“可能性比真实更值得重视”的修辞哲学问题。柏拉图所理解的修辞也是与哲学相关的。从表面上看，柏拉图肯定辨证术而否定修辞术，认为修辞术只知道技巧而不能表现真理，贬低了修辞，而实际上，他是把修辞提升到哲学智慧的高度，认为只有具有哲学智慧的人才能把握真理，并试图从中发现一种新的修辞学的基础。所以，加达默尔说，柏拉图的修辞学著作如《斐德罗篇》等是“致力于赋予修辞学一种更深刻的意义并使之也得到一种哲学证明的任务”，并认为“这种修辞学与其说是一种关于讲话艺术的技艺学，毋宁说是一种由讲话所规定的人类生活的哲学”。亚里士多德则把“修辞”定义为“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到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明确肯定修辞术与辨证术一样都可以表现真理。同时，他还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提出纯粹科学、技术与实践智慧(phronesis)等知识形式的区分，认为修辞所涉及的不是一种确定性和普遍事物的知识，而是非确定性和关于个别事物的知识，与人类的善，与人类的实践行为密切相关，这些都进一步明确了了“修辞”的哲学品质，使“修辞”超越单纯的语言形式技巧而成为人类生活行为和哲学思维的一部分。
西方现代修辞学理论对修辞本性的哲学认识，正是承继了古典修辞学的这一传统。不过，在对修辞本性的哲学认识上，西方现代修辞学与古典修辞学也有很大不同。在古典修辞学那里，修辞学被视为是与逻辑学既相关又对立的学科，逻辑学关心的是命题的真伪问题，修辞学则是论辩的艺术，是关于命题的可能性和可信性的问题。但是西方古典修辞学在强调修辞与逻辑既相关又对立的同时，还发展出一种倾向，那就是将逻辑与哲学和认识论相联系，而把修辞看成是一种方法和技巧的学科，轻视和排斥修辞在认识真理和表现真理中的作用。柏拉图认为修辞知道技巧而不能表现真理，亚里士多德认为逻辑是对真理的论证，表现的是完全的真理，而修辞是对可然性问题的论证，不能表现完全的真理，实际已隐含着一种修辞在表现真理方面不及逻辑的倾向。这种倾向，在西方近现性主义哲学家那里更是发展到极致，修辞被完全排斥在真理认识之外。比如，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就明确宣称，修辞学的一切技术都只能暗示错误的观念，都只能动摇人的感情，迷惑人的判断，完全是骗人的，与真理无关的东西。而西方现代修辞学理论则不然，它认为人在本质上就是修辞性的，真理从哲学本体意义上说，它不再是绝对的、超越具体现实的存在，不再是人们逻辑思辩和形而上思辩的产物，而是与人的活动，与人对世界的理解和交往相关的。真理是人们努力获取的东西，而不是先验存在的东西，因而不可能脱离人们的修辞本性和话语行为。肯尼斯·博克是西方现代修辞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在《动机修辞学》中把修辞定义为人使用来形成态度和影响行动，认为人总会象征性地对他所生存的环境作出反应，所以人从本质上也就是象征或修辞的动物。美国新修辞学的代表人物约翰斯顿则把修辞定义为“唤起及维护交流所需的意识”，认为修辞作为体现的人的本性的方式，渗透到真理和客观事实中，真理则离不开人的心灵参与和交流传播，因为“事实永远不能为自己说话，它们的对与错总是由陈述这些事实的情景中的修辞环境来证明。”另一个代表人物司各特则明确提出真理是人类创造的、修辞本质是认知性的观点：“人类必须将真理看作不是固定的、最终的，而在各种我们身处其中并与之相适应的环境中不断被创造的……在人类的事物中，修辞学是一种了解事物的方式：它是认知性的。”加达默尔则提出诠释学的真理观，并认为这种真理观正来源于一种修辞学智慧，与修辞学的真理观之间存在着同一性，因为它们都是对绝对的、可以作形而上思辨和准确阐释的真理观的否定，都是人的实践智慧的体现而非逻辑理性的证明。这些观点，可以说从根本上颠覆西方传统的视真理为绝对的、客观的理性主义真理观，充分肯定了修辞在认识理解世界和真理发现中的作用。
西方现代修辞学这种理论观念也充分体现在其文学批评实践中。西方现代修辞学以对修辞本性的重新认识而解构了传统的真理观，将修辞看成是体现人的生存本性和认识真理的重要方式，将修辞的范围扩展到人类所有的领域和言语行为中，以此为出发点，它对文学问题也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西方现代修辞学对文学本性认识和反思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不再把文学看成是一个不变的实体和独立自足的东西，而是关注文学与话语实践的关系。话语理论实际上也是西方现代修辞学理论的一个基石，正是话语的研究，使文学超越了自身，指向更大的行动和社会实践领域。伊格尔顿明确把修辞学称为话语理论，认为它关注的不是诗歌或哲学、小说或历史等一类作品的语言表达，而是社会整体中的话语实践。他说：“我的观点是，最好把‘文学’视为一个名称，人们在不同时间出于不同理由把这个名称赋予某些种类的作品，这些作品处在一个米歇尔·福柯称之为‘话语实践’的完整领域。”德里达则特别强调哲学话语与文学话语在修辞学意义上的同一。他认为，任何标榜文学的自由和独立而排除哲学思想的写作都是危险和有害的，文学作为一种不受制约的修辞本身就反映着某种哲学意愿。解构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保罗·德曼也明确地把文学看做一种话语修辞，认为文学实际上是附属于修辞学的，体现着修辞的认知本性。他说：“文学代码，是本身并非代码的某一体系即修辞学的次代码。因为，修辞学不能同它的认识论功能割裂开来。”他还提出语法的修辞化与修辞的语法化的观点，反对西方传统的逻辑优越论，反对将语法等看成是正确表现逻辑和修辞的形式而认为修辞对语法的越轨有可能导致意义的含混不清的观点。他认为修辞不能纳入语法的轨道，它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打破语法模式寻求意义概念清晰统一的幻想，修辞不仅比语法更富有创造性和个性色彩，而且还可以打破西方长期以来将文学与现实混淆起来的美学意识形态的迷思。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海登·怀特则试图将历史话语中的修辞与文学想象统一起来。他认为历史学家在处理材料时，总是在貌似客观的叙述中加入个人理解和文学想象的成分，体现出文学想象和修辞的特点。与逻辑因素相比，文学想象和修辞在历史叙述中的作用更为重要。
西方现代修辞学对修辞本性的哲学认识和批评实践，对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性这些有关文学研究的最基础问题，有很大的启发。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以一种绝对的、确定性的思维模式来看待和理解文学问题，认为文学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人类其它活动，有着自己明确边界的活动，这种活动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想象虚构，以审美活动为中心的。我们并不否定这种看法的合理性。想象虚构、审美性等的确是文学的重要特性。问题在于，这种想象虚构性、审美性的文学规定一旦脱离了文学的历史存在，脱离了文学的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它能具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回顾文学研究的历史，不难发现，被人们称之为文学现象的历史，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很悠久，迄今已有两千多年。但是，将文学看成是审美、情感、虚构想像的文本的观念的出现，则是近一百多年的事，它是与浪漫主义文论的兴起和对情感性、想象性、审美性等价值的强调密切相关的。文学的特殊性和文学性问题的提出则更晚，它是随着专业性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兴起，由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雅各布逊首先提出的。雅各布逊认为，文学研究要想成为一门科学，就得首先明确文学研究的对象，而文学的对象并非是传统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所强调的作家个人生平、心理和社会意义，而是“文学性”，“即是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他和其他的俄国形式主义者都把文学性限定在文学的语言层面，认为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文学的语言形式，是文学语言不同于其他语言的特殊性。不过，俄国形式主义远没有解决文学和文学性问题，他们所说的文学性，只是西方诸多关于文学和文学性的理解中的一种，远不能概括文学的全部。根据史忠义先生的概括，西方学者针对“文学性”提出的定义，可以分为五大类：形式主义、功用主义、结构主义、视文学的本体为虚构、强调文学叙述与文化环境关系的定义等。实际上，这五种定义也远没有概括出西方有关文学和文学性理解的全部，像精神分析，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关于文学和文学性的理解和规定并没有包括在内。中国古代将文学看成是想象、虚构、纯审美的事实则更晚，它大致是起于王国维等人引入西方文学观念，将小说、戏曲等推上文学的正宗地位以后。即使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章炳麟《文学总略》那样反对从纯文学角度规定文学的著作。事实上，有关文学本体的规定和文学性的定义无论怎样全面，都无法准确地描述文学现象存在的事实。因为，文学是历史和现实的存在，文学性的定义也应该随着历史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决不可能存在永恒不变的定义并用这样的定义把文学的历史和现实封存起来。伊格尔顿曾说，文学不是一个稳定的实体，它“是一个由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理由而在某一时代形成的构造物。”文学是人们建构的产物，它不可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和语境，不可能离开作家和接受者积极主动的心灵参与与创造，不可能不受到社会制度、习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德里达在《称作文学的奇怪建制》一文中说：“没有任何文本实质上是属于文学的。文学性不是一种自然本质，不是文本的内在物。它是对于文本的一种意向关系的相关物，这种意向关系作为一种成分或意向的层面而自成一体，是对于传统的或制度的——总之是社会性法则的比较含蓄的意识。”文学从它最基础的意义上说，应该被看成是某种社会传统、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法则的体现，而非纯形式、纯审美的存在。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我赞成把文学看成是一种修辞和话语实践。文学作为一种修辞和话语实践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被陈述的东西，是一种言语事实，具有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意识形态特征，是作者与读者、创作主体和鉴赏主体充分对话和交流的产物。从修辞和话语实践角度来理解文学，我们必须承认文学超越想象、虚构和个体审美体验的重要性，承认文学所潜含的丰富的社会意识形态内涵，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对文学特殊性的理解，并不能只限于文学自身，而是应超越文学自身，进入更广阔的社会人生和语境交流领域。
将修辞提升到哲学本体的高度，将修辞看成一种话语实践，看成是对真理的认识和表现，实际上也会对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文学的意蕴和表达有新的认识。修辞批评在近代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之所以被放逐，被贬低为实用批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不能从哲学本体的高度认识修辞，把修辞只看成是一种美文辞，一种形而下的语言技巧，一种与表达内容无关的东西，否定修辞像逻辑一样，也体现了人的思维本性，具有认识和表现真理的可能。而从哲学高度认识修辞的本性，修辞就不再是一种与表达内容无关的形式技巧，而是与逻辑一样，是人们认识真理、表达内容的重要形式。有论者说：“修辞的本体性质在逻辑语言终止的边界上才开始显现的，并与逻辑语言构成并列对应的两个表达向度，”这一看法是很有道理的。这也就是保罗·德曼所说的“修辞功能突出于语法和逻辑功能之上的语言运用”。在逻辑所不能达到的地方有修辞，修辞与逻辑构成了人类思维的二元对立与互补，修辞不像逻辑那样具有思维的确定性，指向文本的确定意蕴，而是更多地指向文本的不确定性意蕴，这种不确定性也可以说是开放了逻辑认识的边界，为人们更好地认识生活和体验生活提供可能。修辞的这一特点，也正说明了‘它与文学的姻缘关系。文学具有只可意会和不能言传的特点，具有信息的隐藏性和飘浮不定的特点，这正好切合修辞的表达。修辞可以说是文学的根本特征，正是因为有修辞，有对文学语言修辞特征的认识，人们才能从熟知和习见的常规思维中突围出来，以一种新的感知和思维的眼光来看待文学，更好地理解文学的意蕴。
从修辞批评角度来理解文学和文学性的问题，还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内容，那就是我们可以避免许多有关文学本质命题规定的无谓争论。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从语法逻辑的角度，习惯以一种确定性的思维方式，把许多本应属于修辞学意义上命题，理解为逻辑意义上的真命题，真陈述，结果导致许多无谓的争论。比如，“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这一命题，就不属于语法逻辑意义上的真命题，而是一个修辞学的命题和陈述。如果按照罗蒂的说法，它也可以说是建立在西方哲学镜像式思维传统基础上，是一种隐喻而非真实的陈述。艾布拉姆斯以“镜”与“灯”的两种隐喻性说法来概括西方批评的传统，“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这一命题显然是属于“镜”这一文学的隐喻传统。我们说“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实际上是假定了这样一个前提，即我们可以镜子般的心来准确地再现和反映现实。这一命题，如果站在修辞学的立场上，以“反映”为喻，说文学可以像镜子一样去反映现实，在文学与生活、主体与对象之间建立一种可能的或者说或然的关系，是可以的。但并不能因此从逻辑上严格界定文学，把文学只看成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如果按照法国新修辞学和比利时列日学派修辞学中的零度和偏离理论看，任何话语陈述都可以看成是对作为零度形式存在的语言系统和规则的偏离，都具有某种“示差性”，那么“文学是生活的反映”的这一陈述本身就包含对所指称对象的偏离，绝不能说提出“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这一命题就等于把文学的功能只局限为反映生活和准确地再现生活。弗莱在谈到到西方人最重视的“隐喻”修辞格运用时说：“隐喻从语法上确认A即是B，但同时又提示，谁也不会愚蠢到竟然相信A的确等于B。因此，‘A是B’这个陈述既不是逻辑的，也不是反逻辑的，而是对应逻辑的。”“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说法，我们都可以看成是一种隐喻的说法，从修辞学而不是从逻辑学意义上理解。“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隐喻修辞，它说明文学与生活，与意识形态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但决不能简单到“是”与“不是”的关系上。如果要从逻辑意义上理解，也应如弗莱所说，它既不是逻辑的，也不是反逻辑的，而是与逻辑相对应的，用保罗·德曼的说法，可以看成是对逻辑的突破和补充。这些命题最终所揭示的意义应该是文学与生活、与意识形态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的辩证关系，而不是将文学与生活，与意识形态等同起来。
二、修辞批评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价值的再认识
我们今天强调修辞批评，并不是简单地与西方文学批评对接，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发掘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价值。修辞批评，与近几十年我们不断地套用的西方许多批评模式不一样，它不是船泊货，不仅是西方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一种重要批评形式，在中国古代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西方批评理论中常有一种倾向，将修辞学与诗学对立起来，其实，修辞学与诗学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和区别，它们都要以语言为媒介，都要打动人们的情感，都要考虑文本语言组织创造和读者、听众的接受意识和效果，实际上是很难分开的。修辞学与诗学这种同源关系，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表现的更为明显。中国古代由于缺乏严格的学科分类观念，并没有形成西方那种纯文学、纯审美的文学观念，所以更加重视语言修辞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对文学的审美特征有着深刻的认识，但就其主导观念而言，不是以审美为内核的而是发生在广阔的语言文化背景中，是文以贯道，文以宗经，礼制典策为文，修辞润色为文，以语言文字的系统构成和表达功能而非纯文学(抒情、叙事、戏剧)的区分为特征。这一点，我们从刘勰《文心雕龙》中所表现出来的以原道、宗经、征圣为本，主张弥纶群言，强调语言修辞的文学观念中就可以强烈感受到。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相比，特别是与西方近代强调审美、想象、虚构的文论相比，应该说是更靠近修辞批评的一种批评理论。
另外，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之所以更靠近修辞批评，具有修辞批评的特色，还在于中国语言自身的特点。汉语是典型的孤立语言，词与词之间没有很明显的语法联系，所以，它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发展出一种将语法、逻辑与修辞的对立，并把语法、逻辑的作用强调到极致的倾向，而是更重视修辞的作用。郭绍虞先生在他的《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中之所以提出“语法修辞结合”的观点，也是看到了这点。他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说：“我写这部书的意义，当然重在说明汉语语法必须结合修辞的论点。环绕这个论点，于是从汉语特征讲起，谈到汉语语法的简易性、灵活性与复杂性，说明汉语语法决不能受洋框框格局的影响和束缚，否则不会适于实用。同时又指出了汉语的音乐性和顺序性，从而更强调汉语语法必须结合修辞和逻辑才能发挥它的实用意义。”郭先生这一看法与保罗·德曼有相似之处，都强调语法与修辞的结合并把这种结合看成是对语言意义的解读而非某种言辞的修饰和美化。但德曼是站在哲学认知意义上的对西方传统语言观和真理观的颠覆，而郭先生则是从汉语语言特点自身而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
对西方人文主义的认识篇3
【摘要】红色精神代表着党和人民的奋斗历程，催人奋进，尤其是面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情况下，高校更应该拿起红色精神教育这把利器，有效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弘扬和继承红色精神，主导高校意识形态。本文对红色精神教育与高校意识形态的内涵、特点，以及红色精神教育在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中的具体价值进行了阐述，有较强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红色精神意识形态
红色精神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所形成的革命精神、建设精神和改革精神的总称。
一、红色精神与高校意识形态的内涵及特点
1.红色精神的内涵。红色精神分为革命精神、建设精神和改革精神，反映出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参与斗争和发展的智慧，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本质体现。红色精神具有先进性、民族性、大众性、时代性和开放性，是实践发展的深刻总结，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
2.高校意识形态的特点。高校意识形态要紧跟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要积极发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动员并团结高校师生树立正确的意识形态，形成主流意识性太大凝聚力量，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同时，高校意识形态要具有包容性，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统领地位和导向性的原则下兼收并蓄，允许多种意识形态存在。同时以主流意识形态整合多种意识形态，让广大师生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在整合、引领过程中，消除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引导师生认同主流意识形态。对外来文化或其他意识形态的合理成分进行有选择性地批判吸收，博采众长，在兼容并蓄中整合创新，打造自身特色。
3.提升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提升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是当前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首要任务和核心内容。提高高校师生，尤其是大学生们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和支持，是营造高校思想文化h境，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维护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快递发展，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加剧，干扰着大学生的思想，高校要提升抵御错误思想干扰的方式方法，让广大师生对马克思主义学懂、会用，有效建设高校意识形态安全，为建设社会主义大学保驾护航。
二、红色精神教育在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中的价值体现
红色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真实写照，在高校开展红色精神教育，是有效提升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途径，构建中国特色文化，还可以有效抵御西方意识形态对高校的渗透。
1.红色精神教育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
高校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首先就是要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红色精神教育是一种鲜明的中国特色价值导向，可以凝聚人心、催人奋进，因此，红色精神教育与意识形态安全紧密联系，有助于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抵御各种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误导，使广大师生能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2.红色精神教育可以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侵蚀
西方国家一直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尤其在看到我国蓬勃发展之后，西方国家将这种发展视为一种“危险”信号，对意识形态的渗透更加愈演愈烈，在高校这片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人的热土，西方国家更是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渗透，将西方意识形态进行美化，增强吸引力，实质上这也是西方国家一贯的妄的手段。
通过意识形态的渗透，吸引高校师生对西方的生活、文化，乃至所谓的民主政治制度产生兴趣，试图改变高校师生的政治信仰和道路，蒙蔽高校师生的理性认知和判断。红色精神教育就是将高校师生拉回正确的轨道上，加强对社会主义情感的认知，增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通过红色精神的洗礼、红色经典的净化，激起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建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上的自豪感和优越感，增强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揭露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目的，坚决抵制一切有损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言论的蛊惑。
党的十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根本在于繁荣社会文化，提升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软实力，强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精神根基。
红色精神教育对西方意识形态侵蚀渗透进行了有效回应，有助于疏导非主流意识形态。红色精神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和思想力量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只要我们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意志和毅力，一如既往地传承、弘扬红色精神，让人民群众辨明是非、辨清方向，我们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侵蚀就会有“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定力，牢筑主流意识形态的防线，把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让大学生们认清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态势和真面目，自觉维护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
3.红色精神教育有助于高校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随着世界各国之间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各种社会思潮竞相激荡，纷呈多样的思想文化交织碰撞。高校应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大学。
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在于让人民群众接受、认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红色精神教育有助于大力宣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
对西方人文主义的认识篇4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概念
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中国学术界和理论界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无论在引进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著作上，还是在自身的研究成果上，都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这些成绩对推动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方面跟西方还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这些差距不仅体现在翻译出版、队伍建设等“硬件”方面，也体现在解放思想，创新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上。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关于什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目前学术界有不同的回答，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答案，笔者认为这个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渊源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所以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得回到特定的历史中来看待这个问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方的俄国了沙皇的专制统治，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是与此同西欧的革命却都失败了。对于失败的原因，卢卡奇等人认为在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丧失，于是，他们总结出的结果是俄国式的革命方式在西欧是行不通的。20世纪50年代，法国的大思想家海诺·庞蒂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作基本概括时，第一次把卢卡奇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此后，他的想法才慢慢地被世人所接受。
在当代总共有四种的不同的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1.纯粹地域性概念
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既包括西方国家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包括西方国家共产党的理论。
2.非地域性的意识形态概念
凡是超越第二国际科学社会主义、第三国际列宁主义、第四国际托洛斯基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论它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可以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
3.纯思想内涵的概念
在地域性概念前提下，强调特定思想内涵，突出它与列宁主义的对立，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向列宁主义政治体系挑战的哲学理论体系。
4.纯主题概念
在地域性概念前提下，强调主题转换，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政治经济问题转向文化与意识形态问题，认为它既包括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又包括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那么，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会有如此多的理解？原因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变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长达80多年的历程中经历了三个时期，在时代针对不同的问题出现了思想倾向和重点各不相同的许多流派。
1.20世纪20-30年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期
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还处在萌芽阶段。卢卡奇等人在寻找革命失败的原因，探寻革命未来的发展方向的道路上，形成了不同于列宁主义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由于当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还没有形成一种主流的思想，即使在国际共产主义内部也有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所以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没形成一种社会思潮。
2.20世纪30-60年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鼎盛发展时期
这个时期出现了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流派。
3.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进人了转向期
这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多元化发展，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分化，并出现了分析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等。他们重点探索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生态危机等问题。在研究过程中，由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转向了非马克思主义。
三、如何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
1.要以更加客观的态度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地位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最后在中国发展，这其中经历了一段的认识过程。在将近30多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中国的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从开始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到最后对它的认识越来越理性和客观，后来一致认为它是一门科学的学说，同时也承认它们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就非常的正确了，其实我们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定性和定位上还是存在一些认识的误区。从现在的高校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占的篇幅很少，本来马克思主义的教材在高校中就不是很多，再加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占的篇幅过少，最后导致现在的大学生对是否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不甚了解。
关于如何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曾经有一种思想，他们人为地以制度来划分正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非正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划分就非常的带有主观主义色彩，而忽视了客观实践，当年在苏联，也有很多学着认为李森科的遗传理论是正确的以及黑格尔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动的观点曾被认为是“正统的”，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所以这种带有主观的以某一种东西来划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正确的结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有一种，之所以会出现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人们对它的认识角度不同，结果对它的解释也会不同，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有一种，并没有多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我们应该抱着一种包容的态度，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
2.要在具体的历史背景和语境中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是当时西方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西方化的结果，也是西方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的结果。所以，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的理论层面上，不能仅仅研究其表面的规律，我们应该深入下去，结合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语境，把握其固有的发展规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去研究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思想上有着巨大的差异，其中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笔者认为双方所处的时代不同，造成了双方的历史背景不同，这是双方思想上存在巨大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同理，我们不能把苏联思想家李森科的遗传理论是正确的以及黑格尔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动的观点曾被认为是“正统的”仅仅当成是简单的思想家之间的想法不同，而应该把两者放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中去思考。
西方独特的语境使马克思主义贴上了“存在主义的”、“结构主义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黑格尔主义的”“分析的”、“实证主义的”、“后现代的”等等标签，这是西方所特有的，跟西方发达的思想文化有这巨大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跟西方各式各样的思想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这也就直接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家那里就出现了“变种”的现象。其实西方马克思主义被贴上各式各样的标签并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有意而为之，而是西方非常发达的思想发展的产物，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各种西方的西方相互碰撞、相互吸引，就产生了各式各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3.要把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作为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依据
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近20年来，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使得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探讨，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归功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上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如关于物质理论的研究，关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的研究等等，都与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和观点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反过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巨大发展，又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取得了进步。但是我们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存在一些不得不承认的突出问题，那就是我们的研究缺少创新，现在的研究基本上跟着西方的研究思路在走，缺少自己独创性的思维，以至于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上，被西方牵着鼻子走，没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如何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一直都是学术界和理论届讨论的最多的话题之一。在这里，笔者认为，要想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把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依据。我们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把马克思主义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去加以分析和理解，只有这样，才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做出比较客观和令人信服的评价，才能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交流中碰撞出火花，获得一定的话语权。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发展和继承马克思主义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生，我们应当学好、学通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将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好宣传和传播的准备，同时也为了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做好理论准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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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人文主义的认识篇5
1.1摹仿论的内涵
关于摹仿论﹙Mimesis﹚的最早论述可追溯至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它是文学批评中最古老和最根本的一个理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摹仿论有许多重要的论述，从许多方面来说，西方文学批评史是对这些论述的重复，只不过以不同的术语表达而已”［1］。柏拉图认为所有的艺术都是对自然的摹仿，而自然本身是对形式﹙Form﹚的摹仿，所以艺术是对复制品的再复制，摹仿并不能让我们理性地或更好地认识世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艺术家不仅仅是摹仿者，还是一个运用理性的创造者。摹仿不是让艺术品像镜子一样再现自然世界，而是通过某种媒介物﹙比如语言或颜料﹚来完善自然世界。因此，摹仿是一门技艺，一种知识，有自己的内在规律和目标，人类只有通过摹仿才能认识世界。当代学者马修•波托斯基﹙MatthewPotolsky﹚在《摹仿论》一书中认为文学领域有3种摹仿：修辞性的摹仿﹙RhetoricalImitation﹚、戏剧﹙Theatre﹚和现实主义﹙Realism﹚。贝尔西的批评对象是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和现实主义，尤其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关系密切，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乐观地相信通过语言和图像，人类能够准确完美地再现外部的客观世界和人类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与现实主义联系最紧密的文学体裁是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出现的小说。现实主义小说在19世纪达到鼎盛时期，它是当时法国最主要的文学体裁，巴尔扎克和龚古尔兄弟是法国现实主义小说最杰出的代表；英国则诞生了狄更斯和萨克雷这样举世闻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现实主义认为文学作品要以现实为基础，描写生活、反映生活，文学应该是对现实的典型表现。为此，现实主义注重在细节描写上准确地和外部现实相一致，逼真﹙verisimil-itude﹚可以说是现实主义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当然，现实主义文学是复杂多样的，它也融合了其他非现实主义体裁，比如传奇和浪漫剧。解构主义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曾经说过：“《匹克威克外传》是一个真花园，里面有虚构的蟾蜍。”［2］但是，不管有多复杂，所有的现实主义文学都遵循一个隐含的前提：小说摹仿现实。这种观点认为现实预先存在于文学作品之外，“现实主义建立在一个潜在的共识上：现实存在于语言网络之外，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实体﹙historicalmateriality﹚，我们对这个实体的认识总是不完整的，但是我们能够通过语言来拓展和交流这种认识”［3］。
1.2贝尔西对摹仿论的批评
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认为摹仿论是错误的。德里达认为“文本之外无物”，所以也无从“摹仿”。贝尔西没有这么极端，她认为：“后结构主义者没有﹙通常而言﹚怀疑世界的存在，他﹙她﹚们的焦虑是，到底有哪些东西我们能很肯定地宣称自己已经了解了。”［4］71也就是说，问题不是“什么存在”，而是“什么可以说存在”。贝尔西不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但也认为，若没有语言，存在亦无法被理解。没有语言，世界只是一块没有固定意义的疆域。它“可能被感知为一个连续统一体﹙continuum﹚，而语言将它划分成各个实体，这些实体在人的感知中似乎也成为自然的、各不相同的了”［5］57。也就是说，语言区分或者说划分﹙differentiate﹚了连续统一体，区分﹙differentiation﹚的结果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世界或者现实。在贝尔西看来，世界是有意义的，而意义只来源于语言，因此没有超越语言的世界。小说摹仿现实﹙世界﹚，等于小说摹仿通过语言建构起的现实﹙世界﹚，就等于小说摹仿了语言。由于小说本身就是由语言构成，所以这种观点是一种同义反复﹙tautology﹚，是没有意义的。贝尔西的思想来源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能指﹚并不是一个外在事物的系统命名法﹙nomenclature﹚或标签，语言符号没有临摹或反映外部世界，它甚至和外部世界没有任何关系；而是通过自身的否定区分性﹙negativedifferentia-tion﹚对感知进行区分，并由此产生意义。索绪尔在讨论语言的同一性时举了街道的例子：“一条街道为什么能够从头到尾重新建筑还仍不失为同一条道路呢？因为它所构成的实体并不纯粹是物质上的。它以某些条件为基础，而这些条件，例如它与其他街道的相对位置，却是跟它的偶然的材料毫不相干的。”［6］也就是说，此街道名称的意义来源于和另一街道名称的关系———否定的、相互不同的关系，而不是来源于构成此街道的物质材料。因此意义和物质世界无关，而是来源于语言系统本身。
1.3贝尔西的后结构主义认识论
贝尔西认为后结构主义的源头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后结构主义的历史就是索绪尔的思想被后人以不同的方式采纳的故事，尤其是被二战后的法国人”［4］10。同时，她认为后结构主义并非一个思想运动，也不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后结构主义被用于命名一种理论或者一组理论，它关注的是人类、世界和实践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实践是指意义的生成和再生成。”［4］5从这个角度讲，它首先是一种哲学上的认识论，然后才是文学和文化批评。索绪尔认为符号由所指和能指组成，所指和能指都是非物质的心理现象，能指是指音响形象﹙soundpattern﹚，所指是一种概念﹙concept﹚；语言则是由符号构成的系统，“对索绪尔而言，语言符号是完全非物质性的———尽管他不喜欢用‘抽象’来形容它”［7］。索绪尔认为书写是独立的、次要的和附属的符号系统，和书写相对应的是音响，而不是概念。因此，书写和言语﹙音响﹚的关系就如同能指和所指的关系，用德里达的话说，书写是“符号的符号”﹙asignofasign﹚［8］。后结构主义和贝尔西都拓展了能指的范围，认为书写也是一种能指。贝尔西在《批评的实践》中说道：“在索绪尔的理论中，语言是一套符号系统。一个符号是由一个能指﹙音响形象或书写形状﹚和一个所指﹙概念﹚构成的。”［5］54在《后结构主义简介》﹙2002﹚中，她进一步说道：“索绪尔把符号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能指，声音，单词，短语或者相对应的图像；其二是所指，即符号的意义。”［4］11贝尔西其实是延伸了索绪尔的能指概念。由此，贝尔西认为语言从广义上来讲包括所有的表意系统﹙signifyingsystems﹚，除了单词和图像，还包括象征物。相应的，“意义并非只来源于单词，图像、地图、交通信号灯和手势都有意义不管这些指示物是说出的、写下的、画出的或物质的，这些指示物都在表达意义，而我们要学会解读这些意义”［9］44。肯定能指的物质化是贝尔西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标志着她的思想属于后结构主义。同时，肯定能指的物质化也为贝尔西后来从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打下基础。
2颠覆表现论———语言和主体
2.1表现论的内涵
如果作品的意义不是来源于现实，那么作品的意义来源于何处？在作者那里吗？表现论﹙Expres-sivetheory﹚就持此观点。表现论认为作品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和情感，作者是作品意义的可靠来源。表现论的兴趣聚焦于作品和作者之间的关系，最常见的方式就是从作者到作品。为了了解作品，它常常去了解作者的家庭情况、性取向、婚姻、工作、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社会阶层等。18世纪英国作家萨缪尔•约翰逊的传记批评《英国诗人的个人生活》﹙TheLivesoftheEnglishPoets﹚是表现主义文学批评的开山之作；除了传记批评，表现论还包括早期的精神分析学批评和早期的女权主义批评。表现论的出现和“作者”地位的提高有密切的联系。古希腊的柏拉图认为诗人只是缪斯的代言人，灵感来源于缪斯，疯狂的诗人只是诗歌的吟诵者﹙rhapsodist﹚，这种观点当然和古希腊口头文学的传统有关系，这时的作者﹙诗人﹚没有原创性。中世纪的作者主要是指使用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学者。他们扮演了好几种角色：誊写者﹙scriptor﹚、编辑者﹙com-pilator﹚、评论者﹙commentator﹚和写作者﹙auctor﹚。他们总算获得一些威信，但是这种威信追根溯源是来自于上帝，而非作者本人。因此，中世纪的作者虽然受到尊敬，但也缺乏真正的权威性和原创性。现代意义上的“作者”概念和15世纪末出现的活字印刷有关系。虽然一些作家认为印刷术玷污了手稿书写的传统，但不可否认的是印刷术满足了图书市场发展的需求，给作者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为写作成为一门职业提供了保障，也提高了作者的社会地位。同时，印刷出版业的兴起导致版权的出现，英国在1710年第一次通过版权保护法，即所谓的安妮法﹙StatuteofAnne﹚，完成了版权从印刷特权到作者权利的变革。版权的发明肯定了一种新思维：作者是书籍这种特殊商品的创作者，因此也是它的所有者。这种思维极大地提高了作者的声望，现代意义上的“作者”概念在18世纪晚期终于形成。把“作者”推到巅峰地位的则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的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强调个人主义，亦受到洛克﹙Locke﹚经验主义的影响，认为知识的获取只能通过个人对世界的感知﹙perception﹚。这决定了浪漫主义诗人对作者，尤其是诗人自己在文学创作中扮演的角色有很大的期待。华兹华斯在《丁登寺》中写道：“因此，我仍如往日，喜爱草原、森林和崇山峻岭，喜爱这绿色世界的百态千姿，喜爱我耳目所及的森罗万象———其中，有仅凭耳目察觉的，也有经过加工再造的。”［10］耳目的功能不仅是“察觉”，而且还能“加工再造”，这凸显出作者﹙诗人﹚的强大力量。“柯尔律治甚至认为‘什么是诗？’和‘什么是诗人？’几乎是相同的问题。”［11］在研究浪漫主义诗学理论的经典著作《镜与灯》中，艾布拉姆斯﹙Abrams﹚认为18世纪英国的文学创作模式不再认为作品是对自然的反映或者对前人的模仿，而是强调作者就像一盏发出光芒的灯，是作品形成的唯一来源。“面对大自然举起的镜变得透明了，让读者可以深入了解诗人的思想和心灵。”［12］于是，作者被认为是一个自由的、具有原创性的天才，甚至神灵。作者﹙author﹚变成权威﹙authority﹚，成为理解作品意义的唯一仲裁人。由此可见，如何理解“作者”这个概念影响了我们如何阅读和评价作品。
2.2贝尔西对表现论的批评
20世纪以来，不少文学理论试图表现论，比如韦姆萨特和比尔兹利在1954年提出的“意图谬误”和20世纪70、80年代出现的读者批评理论。但是，在贝尔西看来，二者都没有从根本上达到目的，她认为只有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才真正达到此目的。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从语言学的角度批评了表现论：对语言﹙能指﹚的理解既不能参照客观世界，也不能参照所指﹙概念﹚；意义是能指指向另外一个不同的能指时留下的痕迹﹙trace﹚，而不是来源于作者的意识；由于所指一直被延异，无法触及，所以文本本身包含着一种不确定性﹙undecidability﹚。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并不是贝尔西关注的重点，1980年出版的《批评的实践》中就没有关于德里达的章节，和德里达相关的章节是在2002年的第2版中才被添加进去。贝尔西是通过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拉康的“主体”理论了表现论，“主体”﹙subject﹚是西方思想中极其重要的概念，贝尔西认为：“后结构主义往往会在某些观点上有极端的一面，但是在这些观点中，关于主体的论述是最令人愤概的﹙scandalous﹚。”［4］65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并不是我们和现实之间的直接关系，而是为了维持这种直接关系而产生的话语、图像和概念，我们生活在这种表象之中，并且通过这些表象来认识世界。但是这种认识乃是一种误识，阿尔都塞认为我们误识了这个意识形态中的世界，是因为我们无意识里想要这么做。意识形态通过询唤﹙hailorinterpellate﹚把实在的个体塑造成主体，意识形态并非抽象的，它存在于我们之中，发生在我们身上。法语原文“interpeller”有两个意思：第一，召唤，大声叫某人；第二，询问，质询。意识形态既引诱我们又强迫我们。意识形态以主体为基础，二者互相依存。阿尔都塞认为“除非通过主体和因为主体，否则就没有意识形态”［13］。而只有意识形态才具有把实在的个体塑造成主体的功能。个体受到意识形态的召唤和质询，甘愿选择了他们融入这个社会所必须接受的主体地位，成为主体﹙sub-ject﹚。“subject”这个英文单词在这里有两种含义：第一，自我，主体，主观；第二，臣民，臣服者。主体误认为自己是自主的和自由的，其实主体受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支配，是一个臣服者。贝尔西认为作者就是主体，作者貌似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实则不是。贝尔西也认同拉康的思想，认为主体是在语言中被建构的，个体只有在“象征界”﹙广义的语言﹚中采用了主置———即认为自己是万物之源、是自主的，这个主体才能产生意义。也就是说，意义来源于主体，主体由语言组成，因此，意义来源于语言，而不是主体的意识。由此，贝尔西认为作为主体的作者既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也不是作品本身意义的来源，表现论因此是错的。
2.3贝尔西的“主体”批评观
拉康认为个体一进入象征界﹙语言﹚形成主体，主体就必然是分裂的。贝尔西接受了此观点，她说道：“个体实际上经历了两次的分裂。在‘镜像阶段’，婴儿把自身认作别的东西，一个映象，外在于她这个感知的自我，由此造成被感知的我和正在感知的我的必然分裂。进入语言后，又必然出现强化第一种分裂的第二种分裂，即话语中的我、叙述主体与讲话者的我、表述主体之间的分离。这样就有了意识自我（即在话语中出现的自我）和说话者自我（只有部分地在那里表现）之间的矛盾。”［5］85“分裂的主体”这个思想给贝尔西的文学批评带来两个结果。第一，贝尔西偏爱富有分裂的主体的文学。她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和戏剧中有很多分裂的主体，因为文艺复兴是一个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对统一的主体这种观念心存疑虑，这个时期的文学也就成了贝尔西早期研究的重点。贝尔西在《批评的实践》中列举了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在波兹沃斯战役前夜从一个预言他死亡的噩梦中醒来时说的话：“怎么！我难道会怕我自己吗？旁边并无别人哪。理查爱理查；那就是说，我就是我。这儿有凶手在吗？没有。有，我就是；那就逃命吧。怎么！逃避我自己的手吗？大有道理，否则我要对自己报复。怎么！自己报复自己吗？呀！我爱我自己。有什么可爱的？为了我自己我曾经做过什么好事吗？呵！没有。呀！我其实恨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干下了可恨的罪行。我是个罪犯。不对，我在乱说了；我不是个罪犯。”［5］111112贝尔西认为这段独白中的句法将自身既视为主体又视为客体，其中的肯定﹙“我就是我”﹚和矛盾﹙“没有———有”，“我在乱说了；我不是”﹚都表明作为意义和行为来源的主体是分裂的。她的这种思想在1985年出版的《悲剧的主体：文艺复兴戏剧中的同一和差异》一书中得到更加详细的论述。第二，贝尔西提出以积极的读者为中心的阅读方法，贝尔西认为读者也是主体，但是她认为读者必须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不应该轻易地屈从于意识形态和作品内容的蒙蔽。拉康认为主体在被建构的同时，无意识也被建构并存在于主体分裂时形成的缝隙中。无意识是一种破坏意识形态控制的潜在力量，这使作为主体的作者具有与生俱来的抵抗力。“积极的读者”这个概念强调了“具体的个体和构成他们主体性的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5］5。
3阅读的策略：无意识和积极的读者
3.1现实主义的“询唤”
在贝尔西看来，读者在阅读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而古典现实主义小说却把读者询唤为主体，排除了让读者直接面对文本中的矛盾的可能性。贝尔西在《批评的实践》一书中以英国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为例批评了它的询唤功能，这种询唤功能具体表现在：第一，小说中的人物询唤读者，使之产生共鸣。比如阅读完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后，读者会觉得自己像科波菲尔一样是一个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人，是自己命运的最终控制者。第二，小说中的叙述者询唤读者。比如在《简•爱》中，叙述者就用“你”直接询唤读者，使之成为主体，读者通过主体的视角消解小说中叙事的矛盾，叙事于是显得合情合理。在贝尔西看来，这是“主体间的相互交流”［5］89，也就是说，除了读者，小说中的人物和叙述者也是主体。主体性是古典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古典现实主义完成了意识形态交付的任务，“这不仅在于它表现了一个作为意义、知识和行动来源的始终如一的主体世界，而且在于它向读者提供了一个作为理解和与理解一致的行动的来源的主置”［5］88。
3.2贝尔西的阅读策略
虽然贝尔西强烈批评古典现实主义，但是她并不认为仅仅因为古典现实主义是充满意识形态的、误导的，所以它就是坏的。贝尔西认为读者自己必须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不应该简单地屈从于意识形态的蒙蔽，这样即使是面对现实主义文学也能产生不同的读法。贝尔西认为积极的读者在阅读时不应该把重心放在作品内容的完整性和人物性格的统一性上，就如精神分析学家在分析病人﹙精神分析对象﹚的谈话﹙utterances﹚时并没有轻信谈话的主题内容一样。因为精神分析学家认为谈话的主题内容是精神分析对象无意识里设计好了来误导精神分析学家，甚至精神分析对象自己，以便逃避无意识里待解决的问题，拉康认为这些待解决的问题是无法或者不准满足的欲望。贝尔西认为文学阅读和精神分析一样，积极的读者要去寻找文本中存在的不连贯性和不确定性，“文本的不完全性，它明显显示但未能描述的省略，尤其是它的矛盾性”［5］137。这些东西无意间暴露出文本未说出或无法说出的担忧，即使是古典现实主义，它在企图生产一个连贯的虚构世界时，也会不由自主地暴露出不连贯性和矛盾性。因此，即便是面对现实主义文学，积极的读者也能读出有意义的内容。贝尔西认为这种阅读法的典型是巴特对巴尔扎克的古典现实主义短篇小说《萨拉西纳》﹙Sarrasine﹚的阅读。
4结语
对西方人文主义的认识篇6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产生及发展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是伴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国内外学者对其界说不一。概括地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本世纪20年动于德奥意，60年代遍及欧美的一股既不同于第二国际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又有别于第三国际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潮。而西马美学文艺学则是西马思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核心部分。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与此同时，西欧各国的革命却全部失败。于是，西欧马克思主义者纷纷从理论上进行反思，探讨西欧各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他们把革命陷于低潮的原因归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偏离歪曲了马克思的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机械化、教条化了。他们指责第二国际奉行一种机械反映论和经济决定论，忽视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在革命实践中的能动作用，削弱了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功能。事实上也是这样，正是伯恩斯坦们的错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工人政党纷纷倒向本国资产阶级，遂使革命失败。在这种情况下，西欧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重新理解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以适应变化了的西方社会形势的需要。1923年，匈牙利共产党人卢卡契发表了《历史与阶级意识卜书，系统地表述了上述意见。在该书中，卢卡契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源，提出了“物化”这一著名概念，以概括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异化现象。卢卡契把“物化”当作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病灶加以揭发批判，并提出以主客体辩证统一的“总体性”概念与之对抗。在卢卡契看来，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而人的解放是与人的主体性的确立、与人的自我意识的呈现，进而与阶级意识的觉醒联系在一起的。然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无所不在的异化（物化），使人的主体性被淹没了。为此，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克服物化意识，恢复人的主体性的过程。卢卡契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问世，标志着西马思潮的产生，该书也被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奉为“圣经”。此外，意大利共产党人葛兰西提出的摧毁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思想对西马的产生也有一定影响。1927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被发现，更为西马理论家重新理解马克思提供了契机。此后，西马理论家大多都循此方向，把变革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人的意识的解放，并因此都格外重视对当代西方文化尤其是哲学美学文艺学的研究。
我们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会自动长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无疑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变革社会离不开人的主体性的确立，这也无可非议，这本是马克思主义论题中的应有之义。但是，这一思想倾向却反映了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面对强大的垄断资本对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乃至人的日常生活的全面统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作出的无可奈何的选择。西欧社会变革究竟要采取何种方式？西马理论家所探索的道路也许还不是西方工人阶级和社会进步力量的最佳途径，但他们的探索无疑是严肃认真且面向实际的。事实上，在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白领工人的增多，工人阶级福利的改善，工人阶级地位的提高，与包括西马理论家在内的西方广大进步力量的努力奋斗不无关系。我们不能说，西马理论家以及西方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努力比不努力还坏，否则，我们将要犯“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我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变革的道路，只能由他们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和理论家，甚至包括严肃正直的资产阶级理论家们根据他们自己的社会现实来选择，我们不能代他们作出什么规划。
西方马克思主义自20年代问世后，在30年代，受到法西斯的迫害。但是，西马理论家们不畏强暴，转移到反法西斯国家，继续致力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尤其是对法西斯主义这一文化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进入稳定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在迈过自由竞争。垄断资本两个阶段之后，又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阶段。在这一阶段，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当年为卢卡契所揭露的物化现象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更为广泛、更为严重。“垄断资本”＋“科学技术”＋“国家干预”，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采取激进政治变革的希望更渺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于是被迫更加注重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发起攻击，他们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统治力量对人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面渗透的严峻现实，抨击发达资本主义文化的肯定性和同一性。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从一切可以利用的理论学说中吸取思想资源，如从德国古典哲学，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从现当代形形色色的社会哲学文化思潮中，寻找可以用来抨击当代后工业社会（或曰信息社会）里资本主义文化的东西，以此充实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中来，借以撼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其余的上层建筑。在此背景下，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众多分支模式，如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康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及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英美新左派的文化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在60年代、70年代以来的二十年时间里，发展成为学派众多、蔚为壮观的文化思潮。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作为整个西马思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西马哲学中衍生出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一般同时又是西马哲学家、社会学家。他们研究文艺决非仅仅是个人爱好，而是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样，有着严肃的使命感。不仅如此，由于他们大多具有较高的学位，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任职，全力研究资本主义文化尤其是文学艺术，所以，他们的文艺现显得更加深入，更有体系（就理论著作的形态而言）。一般地说，西马文论研究主要是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一场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开始起步的。论争的一方是卢卡契，另一方则以布莱希特、布洛赫为代表。卢卡契针对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和法西斯主义掀起的现实，从德国古典哲学的人道主义和德国古典美学的审美趣味出发，运用马克思的辩证分析方法（在他那里则具体表述“总体性”观点），努力倡导“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认为现实主义无论在文艺的审美效果、文艺的人民性、文艺把握现实的整体性、文艺的政治作用以及对文艺遗产的继承等方面都要优于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卢卡契指责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只注意了直接看到的支离破碎的现实，过分强调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孤立事件及其混乱，而没有挖掘出它的更深层的本质。他主张维护欧洲古典文化的延续性，极为推崇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赞扬20世纪罗曼·罗兰、托马斯·曼等作家，认为由于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塑造了有机地整合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存在与过程、主观与客观、历史与思维。内容与形式的文学典型，从而具有能够与异化现象相抗争的永恒价值和永恒特性。布莱希特、布洛赫、本来明等则认为现实主义的涵义应该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其形式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他们热情赞扬现代主义的先锋派艺术，认为其中有许多可为现实主义学习的东西。这场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而停歇。通过这场论争，西马文论家们深化了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尽管在价值观和审美趣味方面，卢卡契的理论显得过于传统和浪漫，但他强调文艺对资本主义现存关系非人化的抗议，强调文艺与人的解放的关联，却不无合理性和进步意义，对后来的西马文论家以直接而深刻的启迪。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各国的西马文论家，大多是沿着卢卡契的路线，也吸取了布莱希特等人的理论成果，对文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广的研究，并提出很多新的理论模式，如法兰克福学派的艺术与革命模式，萨特的艺术与自由模式，阿尔都塞学派的艺术与社会意识结构的模式等，到了最近，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伊格尔顿又提出了艺术意识形态论和艺术生产论相融合的模式。美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杰姆逊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研究，更呈现出将前人观点融汇贯通的趋势。总之，西马文论在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方面作出了许多艰苦努力，并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收获，如今已呈现出一个名家蜂起、群雄竞峙的格局。当然这其中也存在不少失误和偏颇之处。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特点
从我们前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产生、发展的简要追溯中就可以发现，尽管西马文论有种种不同的模式和学派，但由于它们有共同的社会历史文化基础，因而在哲学渊源、美学旨趣、价值取向及文艺本体观等方面呈现共同的特色。人们将会看到，这既是西马文论的优点，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同时又是其局限性。
（一）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文论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更注重社会文化批评，更加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
1976年，英国左派学者安德森在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论及西马思潮的特征时指出，西马所研究的主题已由正统马方思主义的政治经济转为哲学和上层建筑。我们说，这一评价大体上是准确的。当然，致力于研究文学艺术的西马文论家就更是注重文化批评，注重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研究。在这方面，西马文论家提出了意识形态的七种模式，即错误意识、领导权或阶级合法化、物化、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或文化工业、心理主体与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支配权的意识形态、语言上的异化等。究其原因，前文已经指出，这主要是因为西马理论家为了纠正机械反映论和经济决定论的错误，因而特别强调和张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中意识的能动作用观，并予以了尽可能大的夸张。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中的主要敌人，不是唯心主义，而是庸俗的唯物主义。于是，他们企图用“唯心主义的文艺复兴”来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进而在社会变革中真正发挥积极作用。注意西马文论的哲学基础，这是对其作出正确理解和评价的前提。在这样的前提下，卢卡契的“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对主体能动性、对文艺的美学功能、对文艺的社会使命及对文艺遗产的重视就不难理解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艺术革命论，萨特的“介入文学”观念，戈德曼对作家所属的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的强调，阿尔都塞、马歇雷、伊格尔顿关于文艺作为意识形态实践（或日再生产）的观点等等都只有置入西马文论的哲学基础上才能作出公允的评价。
撇开西马文论家重视文化批评、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的政治实践方面的原因不谈——因为对这方面的研究不是本文的重心——单就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科发展本身来说，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文艺确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属性，西马文论家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的性质、结构和功能，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大大深化了，这对文艺学研究是非常有益的。问题在于，这种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的过分强调，是否有点矫枉过正了？“唯心主义的文艺复兴”是否合乎马克思的辩证法？
（二）在美学趣味上，为抵抗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功利主义的日常趣味，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大多表现出一种人道主义至上的浪漫旨趣。
在前文，我们已经分析过卢卡契美学文艺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卢卡契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本质上是人的解放、人性的复归的学说，而艺术审美则是人向人道复归的必由途径。萨特甚至宣称，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一种关于历史的人学。自由是萨特哲学的首要原则，也是萨特文学理论的最高原则，他认为，作家——作为一个向自由的人们讲话的自由人——只有一个写作题材，那就是自由。写作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而阅读则是把自由还给了读者，阅读可以使读者在受到感染的激情与想象的瞬间变成他们本来会成为的那种人。如果说卢卡契、萨特还不失乐观地看待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力量，那么，本杰明似乎流露出某种困惑和悲观。本杰明以波德莱尔为例，专门研究了身不由己地被抛在资本主义文化市场的文化人，是如何在追求个人的自我意识与服从市场法则之间挣扎的令人同情的命运，他满怀忧虑和震惊的心情注视着他的同类在发达工业社会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游离与浮沉的悲剧，他不无辛酸地喟叹个人的体验、灵气、诗意在市场交换中一个一个地消散了。霍克海姆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使个体屈从于命运而沦为“非人”的处境也深感痛心，他认为，只有在艺术和审美活动中，人才能享受到精神上的自由。艺术犹如黑暗夜空中的星辰，犹如非人社会中的伊甸园。惟有艺术经验才能保存和发展人的自由精神，方能唤醒对自由的回忆，而这种回忆使流行的技术——功利主义价值标准成为偏见和粗俗的东西。阿多尔诺则对发达工业社会里艺术沦为资本主义工业体系中的一个生产部门极为愤慨。他认为，艺术要坚守人道主义立场，惟有通过自身的涅槃，通过成为“反艺术”（反抗流行艺术的先锋艺术），方能奏效。马尔库塞为了拯救后工业社会的单面人，甚至主张用弗洛伊德主义吁请人道的复归和人性的完满实现。戈德曼也对发达工业社会里不愿加入主流文化中去而追求终极价值的艺术家哲学家被挤到边缘地带而深表忧患。总之，西马文论家面对他们所处的社会境况，由衷地发出了人道主义的呼唤。他们既不能从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看到希望，又找不到更好地抗争发达资本主义物化的现实手段，只有从人道主义思想中寻找武器。他们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奋斗精神充满着极为深刻的悲剧性。
（三）西马文论家普遍强调维护艺术的自主性，反对机械反映论的文艺观。他们主张强调文艺与现实的超越关系和疏离关系，高扬文艺的批判功能和解放功能。
英国学者戴维·福加克斯把卢卡契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称为“反映模式”，同时又正确地指出了卢卡契心目中的反映不是简单的镜面图像，而是一个独立自足的结构。的确，这种建立在总体性的历史哲学基础之上的文学本体现，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相比有了较大的新颖之处。本杰明则断然抛弃了反映论，而提出艺术生产理论。不过，他在论及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生产状况时态度有些矛盾：既为小说时代的艺术韵味的丧失而深感怀念，又对大众传播时代的艺术生产方式的不断革新大加赞赏，认为后者可能导致人的经验的恢复和更新，从而奠定艺术的政治变革实践的生产力基础。阿多尔诺则宣称：“艺术对社会的冷漠，等于明确地对该社会的否定。”他以为，由于人受异化现实的控制，因而内心独白是必要的，只有通过艺术直觉，才能认识被现实经验所掩盖的事物真相。按照这个审美标准，他非常推崇先锋派音乐，因为它具有不受市场摆布的真正的超越品格和颠覆功能。马尔库塞也像他的前辈阿多尔诺一样，欣赏布莱希特式的“陌生化”艺术，但同时又把文学上的伟大的激进主义者布莱希特与伟大的保守者瓦莱里联系在一走，认为二者都试图证明否定的合理性。在这方面，马尔库塞似乎更接近卢卡契，认为优秀的古典艺术作品具有肯定和否定、镜映与超越双重性。在马尔库塞看来，艺术的自主性源于美学形式。伟大的经典艺术作品无不创造了一个与日常生活世界既相关联又相疏离的完整的独立世界，它保存了那种对美好、充实的生存的渴望。阿尔都塞认为，真正的艺术是一种实践，它运用自己的生产工具，对意识形态素材进行加工，生产出来的不是科学的认识，而是可以使读者从中觉察到意识形态虚妄性的结构，阿尔都塞的艺术现给马歇雷和伊格尔顿以深刻的影响，后者进一步发展了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生产的理论。戈德曼关心的是文学结构与社会精神结构之间的关系，他不主张在作品形式与社会经济结构之间进行简单的比附，而是强调二者之间借助社会意识结构这个中介而形成的辩证关系。至于萨特，更是明确指出：“实在的东西永远也不是美的，美只是适于想象的事物的一种价值，它意味着对世界本质结构的否定。”不过，他又认为，艺术和审美仅仅是“召唤我们自由的幻觉”，单靠写作来要求自由是不够的，必要时必须拿起武器。
（四）鉴于资本主义物化生产对文艺领域的渗透和控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普遍展开了对当代大众文化的批判。
艺术和审美向来被认为是一块自由的天地，这种传统思想在德国古典美学家和唯美主义艺术家那里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但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艺术的纯审美”并不是自明的。相反，艺术和审美历来就未摆脱不受干扰的命运。比如，卢梭就有近代文明不利于艺术和审美的论述，黑格尔、马克思则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艺术生产相敌对的论述。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处的时代，艺术受商品化干扰的程度更广更甚。卢卡契所说的物化就包括了艺术论为商品的含义。物化使资本主义社会里从事艺术活动的人们为现金交易关系所支配。而照本杰明看来，发达工业社会的艺术家如果不加入市场化的行列，甚至即使是加入了市场化行列，也逃不脱“波希米亚流浪汉”一样的命运，被挤到无足轻重的边缘性位置，
因为艺术家的沉思、冥想、激情、直觉、幻想在由流水线构成的现代企业中无关紧要。到了法兰克福学派，则专门研究了他们称之为“文化工业”的现象。在他们看来，由于大众传播手段的迅速发展，当代大众文化全面崛起，使工商业和文化联成一体，形成所谓“文化工业”。这表明，后工业时代的商品生产对文化的渗透无孔不久了。文艺创作在这种无所不在的商品化中被纳入了统一的市场件系，从而失去了否定性和批评性。对于大众文化的态度，除本杰明表现出某种有保留的赞赏之外，几乎所有的西马文论家都持激烈的反对态度。他们对大众文化展开了激烈抨击，因为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具有诸多的消极后果，即：第一，大众文化迎合商品化走势，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性。在“文化工业”体系中，艺术家沦为资本家赚钱的工具，艺术家失去了主体性，艺术失去了启蒙力量。第二，大众文化生产的标准化、齐一化，导致了个性的扼杀，不仅扼杀了艺术创作的个性，而且也扼杀了艺术欣赏的自主性。用伊格尔顿的话说，大众文化一直忙于毁灭多数人的敏感，或者照马尔库塞的话来说，大众文化造就了单向度的人。第三，大众文化是一种支配力量，具有强制性。阿多尔诺把真正的艺术和大众文化分别喻为电话机与收音机。前者允许用户扮演主体角色，可自由地表达思想；而后者把所有的参与者都变成听众，并且命令他们收听对所有的人一样的节目，它缺少选择，不能对话。第四，大众文化的兴起表明，资本对人们的统治已渗透到劳动者的业余时间，在这里，闲暇成为劳作的延长，旨在恢复精力，以便应付次日的机械工作。文化活动失去了精神享受的性质，“快乐变为无趣”。第五，大众文化的消费性掩盖了其中包裹着的意识形态内核。资产阶级通过大众文化对人的控制，找到了一种比抽象说教更有效的意识形态工具，找到了一种比暴力统治更有效的国家机器。
应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是激愤而又深刻的，他们确实道出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种种弊端。但是，把大众文化描绘得如此一团漆黑，却让人难以完全接受，因为当代西方大众文坛上毕竟产生了大批具有深刻社会价值的脍炙人口的杰作，大众艺术生产手段也不断推陈出新，为丰富人类文化宝库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大众文化对于密切文艺与生活、文艺与读者的关系也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促进作用。不过，尽管如此，西马文论家对大众文化的批评意见却对我们不无警醒和借鉴意义。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给我们的启迪
西马文论已走过了差不多七十年的历程，并在20世纪世界文论史上占据了显赫的地位，无论在世界的西方或东方，人们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影响和力量。记得萨特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世界上不可超越的哲学，我们也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是当今不可超越的美学文艺学，因为它所表现的时代还没有过去。何况，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还在充满生机和活力地向前发展。从美国田纳西大学副教授罗伯特·戈尔曼新近主编的《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一书中所收录的200多位西马理论家来看，入选人员的国度涵盖了世界上刀个国家，其中有近一半的人还活着，最年轻的只有四十多岁，从事美学文艺学研究的不下五十位，这其中还不包括英国中年学者伊格顿（1943——）。这也说明西马文论还在发展，并且其前景十分乐观。
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何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呢？依我们的看法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当代社会的现实生活（包括文化生活）中获得了源头活水，并向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学说实行开放，将其吸收同化到自己的体系里来；从西方各民族传统文论中发掘养分；并且对经典的或前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采取非教条主义的态度，以人类解放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原则，只要是自觉探索人类解放道路的都可以接纳在马克思的旗帜之下，从而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呈现出百花争妍、万紫千红的崭新面貌。西马文论的发展历程，给我们建设有当代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以深刻的启迪。
启示之一：对待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思想要采取非教条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西马理论家们的成功之处，首先在于他们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敢于大胆地审时度势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相反，如果他们固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现成的结论，甚至把它们当作神学教条一样的东西加以对待，那就难以设想西马哲学美学文艺学会取得现在这样的成果。所以，只有解放思想，破除禁锢，才谈得上坚持与发展的问题。在早期西马理论家卢卡契的心目中，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传统或日内在精神仅仅涉及马克思所运用的辩证的方法，而不是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命题式结论。卢卡契的这种理解是否准确尚待商讨，但他的理论勇气和胆略由此可见一斑，而他所取得的理论实绩在西马文论家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如今，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承认他的理论之博大精深。与卢卡契的成功经验相反，前苏联、东欧有些理论家固守师训，不知变化，结果导致了今天这种干脆抛弃马克思主义而另起炉灶的极端局面。这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确应引起我们认真思考。今天，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面临的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遇到的。因此，我们只能根据自己面临的实际情况，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甚至是马克思的立场上，而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我们观察问题的显微镜和放大镜，推进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最终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说明问题，更主要的是能够解决问题。
启示之二：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说采取开放的态度，无论它们是本族的还是异族的，古典的还是现代的。
人类社会几千年来，诞生了璀璨群星般的思想家，创造了无数优秀的思想财富，马克思及其学说无疑是其中最耀眼最伟大的。但是，倘若我们把马克思孤立起来，封闭起来，那就会窒息马克思主义，断送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所以能有今日之实绩，就在于他们信奉马克思但不迷信马克思，更不搞唯马独家，而是以开放的态度吸收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如卢卡契对德国古典美学家康德、席勒、黑格尔等人的继承，对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和韦伯思想的吸收，对文化人类学家弗雷泽的成果的借鉴等，无疑值得我们参考。其他的西马文论家也无不如此，如萨特将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甚至是法国启蒙思想的一些观点充实到马克思主义中来。法兰克福学派对德国古典美学和弗洛伊德主义的接纳，阿尔都塞学派对结构主义的吸收等，尽管其得失不一，但都使西马文论获得了活力和生机。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设之所以取得了建国以来最好的成绩，离不开我们这些年对我国古代美学文艺学及西方美学文艺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但是，在这方面我们还很不够，我们应该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之下，以更宽容的精神对待传统文化，以更开放的胸襟对待外来文化。
启示之三：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要面向当代文艺实践，而不能满足于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有真正的活水源头。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给我们的一个强烈印象就是无不洋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他们的理论都是针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现状有感而发。我们搞有当代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必须有时代气息，搞出来的东西不能让人感到是几十年甚至是几百年几千年前弄出来的。当前，我们最基本的实际就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此相适应，也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在这方面，可以借鉴西马，但不能照抄西马，否则就会像当年照抄前苏联一样自食其果。西马文论家所谈的问题如文艺商品化问题在我国目前也可能或正在产生，但这不是我们的主要矛盾，我们的文艺商品化程度不是太高了而是远远不够，我们更现实的问题是各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文件发展水准从整体上看还不够高，文艺的商品化对我们传播现代文明有更大的正面效应。因此，尽管我们从现在起就要防止其负面效应，但不能完全像西马理论家那样对文艺的商品化大加抨击相反，西马文论家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的宽泛的理解，对文艺的自律性和文艺的人道主义精神的重视，倒更有助于开拓我们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