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与政策的论文(6篇)

形式与政策的论文篇1

【关键词】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对策

“形势与政策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开阔胸怀视野、增强责任感和大局观十分重要的途径”。不断加强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研究，不仅有利于青年学生健康成长，更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必然要求。

一、当前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没有从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视。高职院校主要任务是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各类技术应用型人才，大部分高职院校都很重视学生专业理论、专业技术知识的学习，忽视对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例如，在高职院校只开设《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两门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形势与政策教育由于课时少，一年当中就上那么几天，且课程又没有连续性，因而被许多高职院校领导忽视，将形势与政策教育当做可有可无。即使有些院校开设了这门课程，也未把形势与政策教育放在与其他思政课同等重要的地位，表现在将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相关事情放在宣传部门，而不是置于专门负责教学的教务处；学生上课也是几个班的学生挤在一起上，既不能保证学生出勤又难保证教学质量；从事教学的老师也是良莠不齐，这些都使得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质量大打折扣。

2、对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内容的选择上缺乏针对性。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每年都在变，没有固定教材。各个院校教学都是依据教育部下发的形势与政策教学要点，有的高职院校在教学内容上就是照搬照抄教育部下发的教学要点，而根本不考虑高职院校培养目标不同于本科院校，高职学生素质整体不高，其人文底蕴、思想政治理论基础更是落后于本科生的现实，不针对高职学生实际情况来有选择的确定教学内容，显然起不到真正的教育效果。

3、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方法简单，缺乏创新。目前多数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教育在教学方法还主要停留在教师讲、学生听阶段，小组讨论式教学、启发式教学等调动学生参与性、学习积极性的方法很少使用，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几乎没有。即便有一些老师使用多媒体教学，基本上也是在念课件，教学艺术性和语言表达能力又不好，使得整堂课淡然无味，学生要么睡觉、要么玩手机，因为是合班上课有些学生索性就不去。

4.在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上还没有形成一支稳定的师资队伍，且师资水平普遍不高。目前，多数院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师资队伍都是临时拼凑起来，包括各系部主任、书记、思政课的教师、辅导员甚至一些处室的工作人员，可谓人员构成复杂，水平参差不齐。这支队伍中除了思政课的教师外，其他人员都不从事一线教学，专业也不对口，再加之平常都忙于自己的具体事务，很难对形势政策教育这门课有深入的学习和掌握，所以，有的人就从思政课老师那里把教案拷贝过来，轮到自己讲课，就在那里照本宣科；还有的从网上下载一些视频，上课就是给学生放视频，学生感觉这课没多大意思，以后也就不愿上了。

二、提高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质量的对策

1.加强对形势与政策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形势与政策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院校务必从思想和行动上高度重视，改变以往由宣传部、学生处、教务处等多个部门管理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状况，归到教务处统一管理，制定严格的教学计划、明确教学要求、不能随意压缩教学时数，尽量实行小班教学，对教师队伍要严格把关，必须是通过试讲的老师才能上讲台，成立专门的形势与政策教研室，由专人负责教学管理，并提供必要的教学资金和教学设备与场所。

2.针对高职学生实际确定教学内容，不断创新教学方法。高职生人文素质相对本科生要低一些，因此，在教学内容设置上，依据教育部下发的形势与政策教学要点，结合高职生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及高职院校特点来有选择的确定教学内容。在教学方法上，针对“90后”高职学生的特点，授课时尽量运用活泼、感性的授课方式，借助多媒体等现代教育技术，通过一些生动形象的视频及图像资料，来阐释一些抽象的理论，相比空洞的说教更能吸引学生学习的兴趣，增强教学吸引力。可以提前收集一些学生感兴趣的热点问题，课上采取讨论式、启发式、互动式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对一些问题的思考，达到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效果。

3.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一支信念坚定、精通业务、乐于奉献、稳定、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提高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所以，首先要组建稳定且具有较高水平教学团队。应按照专职教师为主、兼职教师为辅的原则，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中选聘具备较高政治理论水平、教学能力强的老师组成专职教师队伍；以公开试讲的方式从思想政治辅导员、党政部门的人员中选拔具有一定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堂组织能力的人员组成兼职教师队伍。其次要不断提升教师授课水平。教育部关于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下发后，由“两课”教师牵头带领大家学习研讨要点，开展集体备课，吃透要点；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思政课教师上示范课，组织年轻教师观摩，以不断提升他们的教学水平；教师之间相互听课，交流授课经验，相互取长补短。此外，也应把形势与政策课师资队伍培训纳入学校整体师资培训计划，提供教师外出考察、参加专业培训机会，全面提升师资水平。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z].教社政[2004]13号.

[2]张心淼，任焕茹，张茹.高校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研究[J].保定学院学报，2012（5）：107―110.

形式与政策的论文篇2

【关键词】互联网+形势与政策模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10（2015）28-0039-02

一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创新的背景

形势与政策课程是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理论主渠道，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在高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形势与政策的课程建设，教育部社政司每半年编写一个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育教学要点。由于形势与政策课程是一门涉及领域广、内容动态性强的课程，同时又是大学生关注度高、与社会实际和大学生思想实际紧密联系、常讲常新的课程，因此课程的建设也就没有止境，必须针对课程的特点适时创新教学模式与教学设计以适应形势的变化，提高课程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21世纪人类迈进了信息革命时代后，我们又迎来了“互联网+”时代。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高职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教学模式，为课程教学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网络教育以其独特的优越性更适应自主学习，更适应高职教育。

学校形势与政策课程已循序渐进地进行了初步的规范性建设，制定了严格的课程标准，改变了以往课程开设随意性大、教学计划得不到落实的局面。但是，面对形势的发展变化，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第一，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组织运行上是单一的面授模式，效率低下，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目前非常急迫的师资问题。人文社科部教学团队专职任课教师不足，由于承担全校另外两门思政课教学已导致工作量严重超标，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只好大量聘请校内外的兼职、外聘教师组织授课，不仅教学成本高，而且不利于课程的开发和建设，课程教学计划与管理运行不能实现统一，直接影响课程的教学质量。

第二，单一的面授模式不适应高职校政企一体的工学结合教学模式的要求，无法保证学生的有效学习，无法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要。而“互联网+”时代教育理念的创新、教学模式的多样化，为满足学生多样化、自主性学习提供了可能。

第三，在单一的面授模式下，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设计理念落后，教师仅完成了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的文化知识传授部分，而对课程校园文化的实践、课程社会文化服务根本无暇顾及，不利于学生达到知、信、行的统一，无法真正实现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育功能。

面对新机遇、新挑战、新问题，就必须改变单一的面授或网络教学模式，更新教学设计理念，创新我校形势与政策教学模式。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就形势与政策教学模式创新进行了初步探索，摸索出符合高职学生特点且实效性强的“线上线下双轨并行的知行合一”教学模式。

二“线上线下双轨并行的知行合一”教学模式创新的基本路径

1.重构实效性强、针对性强的课程内容结构

针对单纯面授的弊端，学校对形势与政策课程进行结构化改革。形势与政策课程构建理论知识传授、课程热点探析及实践教学体验一体化的教学体系，其中理论知识传授――观看网上课程视频占教学内容的50%；课程热点探析――人文大讲堂、翻转课堂占教学内容的30%；实践教学体验――课外实践活动占教学内容的20%。通过线上课程与线下课程的多样化教学模式的创新，优化教学组织，实现教学内容的重构、教学模式与教学设计的创新、多视角的科学评价体系的建立，突出高职生养成教育，实现理论与实践、素质与能力、内化与外化的相互支撑、相互转化和相互服务，使学生健康成才。

2.理论知识传授――构建情境与交互并行的网络授课模式

形势与政策理论知识传授采取网络授课模式。通过与网络公司合作，引进国内知名大学知名专家学者授课，通过整合最优质的资源，把最精彩的教学过程呈现给学生。知名专家学者在网络授课中创设不同的文化情境、问题情境、资源情境、活动情境，使学生形成对课程的认同感、归属感，更加方便学生自主学习、愉快学习、合作学习。通过科学合理的交互设计，通过师生交互、生生交互、人机交互的设计，激发学生的情感、反应和学习动机，让学生积极地投入学习中，主动在交互中获得理论学习成果，提高学习的效率和质量。

3.课程热点探析――构建共享课堂模式

传统的课堂教学或单一的网络观看视频模式，课堂上以教师讲授、学生听课为主，课后以学生作业为主，重在知识传递，不重视能力培养。学校在设置网络线上学习的同时，加大了线下老师与学生的互动交流。通过设置见面课，采取集中释疑、小组讨论、知识竞赛、辩论赛、实践作品展示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促进知识到能力的内化，寓教于乐。大大提升思政教学的实效性、趣味性、针对性，通过围绕教学重点、难点以及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结合课程内容改革需要，开设涵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党的建设研究、形势热点研究等方面内容的人文大讲堂，有效弥补线上网络学习因时间有限而致内容有限的弊端。老师通过生动的讲解、激情的感染，实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育人功能，增强了学生的发展后劲，提高其高远的人生境界。

4.实践教学体验――构建理实一体化模式

实践教学体验是课程理论向实践转化的重要环节，是思政教育内化于心与外化于行的桥梁。实践教学体验，将实践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与第二课堂教育相结合。以网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为基础，结合教育教学实际情况，开展经典阅读、校园调查、社会调查、专题研讨、影视观摩、专题研究活动、志愿服务、课外活动等多样的实践教学形式，实现实践育人的教育目标，以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学生每学期按照课程教学要求至少参加1次实践教学体验活动。理实一体化模式打破了传统面授模式的弊端，也突破了目前网络学习中理实脱节、只知不行的瓶颈。此教学模式的有效实施，打破了传统面授模式中存在的师资不足、课堂容量有限、教学秩序混乱的弊端，也突破了目前全国形势与政策网络学习的瓶颈――只是教授教学录像的重放，不能有效地组织社会实践，学生不能做到学中做、做中学。通过创新模式让学生真学、真懂、真信，入耳、入脑、入心，达到学生“真心喜欢、终身受益、毕生难忘”的课程教学目标。

5.考核模式多元化――构建综合全程考评模式

为客观全面地评价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采取多元考核。将形势与政策课学生成绩评定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理论知识传授考核。理论知识传授考核实行自主学习、自主考核，不统一安排考试时间、地点，学生必须在课程规定的学习时间内自主完成网络课程所有环节的学习。理论知识传授考核采用百分制，理论知识传授环节考核占课程综合成绩的50%。

第二，课程热点探析考核。人文社科部根据不同课程，每学期推出涵盖思想政治教育类、心理健康教育类、人文素养教育类等内容的系列知识讲座，学生自主选择，每人每学期至少参加1次知识讲座。知识讲座（人文大讲堂）考核采取现场参与和微信参与相结合，参加讲座的学生通过南职院人文社科部微信平台参与互动，评定成绩。知识讲座成绩评定实行百分制。现场参与的得70分，现场参与且参与微信互动的得90～100分。学生必须亲自参加知识讲座，杜绝任何形式的抄袭、搭便车等行为。一经发现，成绩记为零分。课程热点探析环节考核占课程综合成绩的20%。翻转课堂通过教学成果的各类展示，获得10%的成绩。

第三，实践教学体验考核。每学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至少设置1项综合实践教学项目，面向全校学生开放，学生自主选择，每人每学期至少参加其中1次实践教学。实践教学考核采取现场参与和微信参与相结合，现场参与包括参加比赛、组织管理、观众参与等形式，微信参与包括微信讨论、点评等形式，以南职院人文社科部微信平台进行统一考核，评定成绩。

课程最终考核成绩由观看视频、完成作业、参与讨论、在线考试、社会实践教学成果、人文大讲堂、翻转课堂活动参与等组成，以学生自我评价为主，结合人机互评、师生互评、生生互评，突出教学评价全程化、评价主体多元性、考评结果科学化，凸显了形势与政策综合全程考评模式的特色。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增强了形势与政策教学的生动性和多样性。充分利用互联网相关联的网络课堂，把文字、声音、图像、动画效果融为一体，通过线下各类活动的设计，通过师生互动营造出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活泼的教学氛围，能够使学生身临其境，发动眼耳鼻舌身全方位地接受信息，大大地提高形势与政策教学的实效性。

形式与政策的论文篇3

决策模式是决策体制、决策程序和决策方法在决策理论上的一种综合反映。在美国，关于“精英决策模式”与“多元决策模型”的争论，一直是政策科学讨论的热点话题。然而，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或政策制定模式往往是由该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以上两种决策模式均不符合中国国情。探索我国政策决策模式，对我国政策决策做出理论概括，无论对于我国政策决策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于我国政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诸因素

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与另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往往存在着很大差别，这些差别是由一系列因素所决定的。这些因素主要有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结构等等，下面我们将对上述诸因素及其与政策决策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第一，我国经济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个社会结构好象是一座极其复杂的建筑物，它有自己的基础，又有自己的上层建筑。经济结构属于基础的范畴，它在这个结构中处于决定者的地位，而政策决策属于上层建筑的内容或范畴。由于上层建筑处于被决定者的地位，因此，政策决策模式也必然为经济制度所决定。那么，我国现有的经济制度具有什么特征呢？简言之，就是以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这就表明，我国的经济结构是一种“一与多”并存的结构。所谓“一”，就是一种所有制即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主体；所谓“多”，就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这种“一”与“多”并存的经济结构，必然地决定着我国的政治结构也有相应的特点，从而必然地决定着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型也相应地具有这些特点。

第二，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及其对政策决策模型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该国政治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各国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政党政治，而政策过程只不过是政治系统的一种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事实上，在当代绝大多数国家，政党在政策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的政策，或者是由执政党所直接制定与执行的，或者是由执政党所操纵的。在不同国家的政治系统中，由于政党制度的不同，因而政党在政策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从而各国的政策决策模型也存在很大差别。美国政策科学家詹姆斯·E·安德森在谈到这种区别时指出：在多党制国家（例如美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党更多的是作为各种特定利益的经纪人而非倡导者存在。在某些一党制的政治系统（如前苏联）中，政党是制定政策的主导力量。”［（1）］我国的政党制度，一方面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有着重要区别，即不是多党制。这种区别决定了我国的政党组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是以利益团体代表的身份出现的，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不是“多元化”的。另一方面与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一党制相区别，所实行的是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这种区别决定了我国各政党组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是“群言堂”，即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不是“一言堂”式的，而是民主型的。并且由于我国政党制度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政党制度的特点，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民主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在我国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中，正如我国的经济结构一样，实现了“一与多”的统一。这种“一与多”统一的特点，同样会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

第三，我国政权组织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政策是国家政权机关的重大决策。在不同的国家，国家政权具有不同的组织结构。一般说来，国家政权的权力主要有以下三种：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应地现代国家政权机关也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类：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无论哪个国家，这三类机关都参与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里，由于国体和历史传统、具体国情不同，这三类机关的结合方式、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是不同的。正是由于这种不同，决定了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所起作用的程度不同。也就是说，由于国家政权组织结构的特点不同，决定了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政策决策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种政治制度下，政权组织结构是一个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权力条件下的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两者分工负责制。也就是说，国家权力不是分立的，而是统一的，即统一于国家权力机关，这就是我国政权组织结构的统一性特点。另一方面，在行政、司法均由权力机关产生、并向权力机关负责、受权力机关监督的前提下，行政与司法又是相互独立的，两者实行有效的分工负责制，并且司法机关又一分为二，即分为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以达到互相制约的目的。也就是说，我国的政权组织结构又具有分工制约的特点。这样，在我国政权组织结构中，前一个特点的实质是“一”，后一个特点的实质是“分”，分即多。因此，从我国政权组织结构看，也体现了“一与多”的统一或一体化，这种“一与多”的一体化也必然地要在我国的公共决策模式中得到体现。

第四，我国政治文化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政治文化结构是由各种政治观念所组成的系统，其中核心的内容是意识形态。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结构是由该国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中，这种相对独立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具有一定的反作用。政策过程作为政治系统的一个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必然地要受到政治文化结构的影响作用。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结构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我国的政策文化结构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结构模式。在这个结构模式中，“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2）］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这是指导思想，我们必须用这一个主义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但统一人民的思想，不等于禁锢人民的思想。我们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允许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行学说与言论自由。主张一切属于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3）］。虽然我国在这方面的实践上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毕竟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这种方针中的“一”与“百”的关系，也充分体现出“一”与“多”的统一或一体化。政治文化结构的这种“一与多”的一体化的特点，也必然地要在政策决策模式中得到反映，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

二、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的特点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我国政策决策模式，无论从经济基础、现有政策决策主体的结构还是从政治文化结构看，均具有“一与多”一体化民主的特点。我们姑且将这种政策决策模式称之为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这种决策模式主要有如下几个具体特点：

（一）这种决策模式是民主的，它有着“多”方面的参与机制。一种决策模式是民主的还是独裁的，主要看这种决策模式能否为政策决策过程提供广泛的参与机制。从历史上看，封建主义的政策决策模式是典型的独裁模式，政策决策权集中在皇帝和少数官僚手里，广大人民群众无法参与决策过程。资本主义的政策决策过程总的说来要比封建主义的政策决定过程民主得多。但是，正如精英决策模式所指出的那样，即使象美国这样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也只是少数精英人物的民主，政策决策并不反映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意志，而只是反映少数所谓杰出人物的利益。而我国的这种一与多的一体化民主决策机制，则为各党派、各阶层和广大劳动人民参与政策决策过程提供了广泛的参与渠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党派、群众团体和广大人民均可通过自己的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大会等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也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和信访等途径参与政策决策过程。在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中，充分体现了“一”与“多”的统一。把“一”与“多”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创造出的一种现代民主形式。一体化中的“多”既是民主的前提，也是民主的表现形式。

（二）这种政策决策模式所提供的民主机制，是一种有效的民主机制。这种有效性主要表现于多的统一性。在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中，有“多”的存在，但这种“多”又没有导致“多元化”，而是实现了“多”的统一，这种统一性保证了民主的有效性。西方有些学者把民主化与多元化联系起来，甚至把民主化等同于多元化，认为只有多元化才是民主，否则就是专制。他们据此把象美国这样的多元化国家称之为民主制国家，而把象原苏联（甚至包括中国）这样的国家称之为专制国家。这里除了有意攻击之外，还有一个关于“民主”的认识问题。其实把民主化与多元化等同起来的公式并不成立，就是美国这一公式也遭到了严厉批评。有人认为这种多元化民主“对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威胁”［（4）］。因为按照这种理论，多元化国家不可能有统一的价值观，权力的高度分化可能损害公共秩序，甚至会导致国家的瓦解。也就是说，这种民主的多元化与民主的有效性可能是矛盾的，而失去了有效性的民主，其意义就值得怀疑了。所以，我们认为，民主化与多元化之间的结合，未必就是最好的结合。也就是说，民主并不简单地等于“多”，而“一”与民主之间未必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相反，“一”与“多”相统一的一体化，不但较好地解决了政策决策过程中的民主问题，而且也较好地解决了民主的有效性问题。因为在这种决策模式中，虽然决策主体具有“多”的性质，但决策主体“多”的方面都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出现的，彼此之间并不存在你争我斗的关系。同时，由于“一”的存在并处于某种特殊的地位，能够对“多”起一种领导或指导作用，这就保证了“多”的活动能够有秩序地进行，从而保证了民主的有效性。

（三）在这种政策决策模式中，“一”与“多”的相互结合构成了一个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一”与“多”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主导和从属的关系。具体说来，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一”是“多”的前提。例如，在政党组织结构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民主党派；在政权组织结构中，国家权力机关的存在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存在的前提，没有国家权力机关就没有从属于国家权力机关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政治文化结构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前提的，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第二，在“一”与“多”的矛盾统一体中，“一”处于主导地位，“多”处于从属地位。例如，在政党组织结构中，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而各民主党派处于被领导地位；在政权组织结构中，国家权力机关处于主导地位，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处于从属地位；在政治文化结构中，马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处于被指导地位。第三，“一”的活动对“多”的活动具有一种导向性作用，而“多”的活动是在“一”的指导下围绕着“一”的活动而展开的。例如，在政党活动中，共产党的活动对各民主党派的活动具有一种导向性作用，而各民主党派的活动则是围绕着共产党的活动而展开的。这样，在整个政策决策系统中，各子系统的活动就能够做到“活而不乱”、“民主而有秩序”，形成一种沿着既定方向而又有规则的运行方式。因此，这样的一个政策决策系统实现了民主性和有效性的统一。一方面这个决策系统充满了活力，它使社会中各组织、各阶层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政策决策过程中享有充分的民主；另一方面，这个决策系统中的各子系统的活动又是围绕着决策过程有秩序地进行的，保证决策过程民主的有效性。

三、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的理论意义

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的提出，对于科学地、正确地分析我国的地方政策决策过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第一，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为科学地合理地解释我国的政策过程提供了理论前提。要解释一种政策过程，就必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政策到底是由谁制定的？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制定的？这是任何一个政策理论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美国学者在解释美国政策的形成过程时，虽然产生了各种理论，但在回答上述问题时主要有影响的观点是如下两种：即精英决策论和多元决策论。前者认为政策仅仅是少数精英制定的，并且认为政策仅仅反映少数人的利益，而广大群众则是“愚氓”，他们是被排斥在政策过程之外的。显然，这种观点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我们不能用它来解释我国的政策过程。后者认为政策是社会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承认普通群众对政策过程也有影响作用，甚至认为群众也可以通过参与利益集团达到参与政策制定的目的［（5）］。这种理论看来很“民主”，但它仍然不能用于解释我国的政策过程，因为这种理论是以“多党制”、“政治多元化”为前提的，因而这种理论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也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相反，我们提出的“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在理论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是一致的，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群众等基本理论原理，又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具体化为当代的政策理论。在实践上，它既能比较合理地解释我国目前的政策过程，又能对我国的政策决策起指导作用。

第二，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为科学地合理地解释我国的民主政治过程提供了理论支持。就民主的本质而言，马克思主义已给予了明确的回答。但是，就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而言，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特别是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对实践上已存在的民主形式进行高度的理论概括。目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我们暂且不谈它的实质，就它的具体实现形式而言，绝大多数都是采用多元化形式。据此，我国也有少数人误认为民主化就是多元化，或者说民主只有多元化一种形式。显然，这种观点无法解释发生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则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进行了科学而又合理的解释。今天的中国社会无论是从政党制度、国家政权体制，还是从政治文化看，都是“一与多”的统一体，如政党制度的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国家政权体制的一院制下的行政、司法分工负责制，政治文化方面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我国政治过程正是在这种“一与多”的统一中体现出“一体化民主”的特点。

第三，“一体化民主论”的理论模式为预测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趋势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我国在经济体制方面将坚定不移地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也必然会向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问题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有什么特色？其具体实现的途径是什么？正如市场经济模式不仅仅有资本主义一种模式一样，民主政治模式也不应该只有资本主义一种模式。既然可以存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那就也可以存在一体化的民主政治。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一体化民主是一与多的统一。因此，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建设，不在于一与多的分离，不在于到底是以一代多还是以多代一，而在于使一与多结合得更好。“一体化民主”作为一种具有现代民主意识的政治模式，将代表着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方向。

注释：

（1）［美］詹姆斯·E·安德森：《政策决策》，华厦出版社1990年版，第55～56页。

（2）（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5、783页。

形式与政策的论文篇4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成人学习理论；教学研究

“形势与政策”课是国家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是一门十分注重理论教学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的课程，对于帮助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全面准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重要作用，是教育部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系中纳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2004年和2005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先后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课教育的通知»(教社政[2004]13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建设得到了重视，在课程规范化管理和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尤为受到关注，但对于课程教学方面的讨论稍显不足，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根据一些研究者开展的关于“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实效性研究，仅有不足四分之一的大学生对教学效果表示满意，目前课程教学依然以传统的“说教式”“灌输式”为主，教学效果甚微。[2]2015年7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下发«普通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教社科[2015]2号)，明确指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注重师生教学互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注重发挥实践环节的育人功能，创新推动学生实践教学；坚持课堂教学与日常教育相结合，创新发挥第二课堂的教育作用”等内容。因此，“形势与政策”课如何创新教学方法和组织模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其学习主动性，提高其学习效率及对理论的运用能力是符合当下高校思政理论课建设要求的重要议题。

一、成人学习理论

成人学习是一种改变由经验形成知识和行为的学习过程，是认知结构组织与再组织。成人比儿童具有更多的经验，对理解新鲜事物并掌握其认知结构具有更强的能力。成人学习有四个法则。第一，效果法则:成人在愉快的环境和氛围中学习，效果最佳；第二，联想法则:成人更愿意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强化对认知对象的掌握；第三，有备法则:成人往往在有需求的时候才会选择学习，强调学习的目的性；第四，练习法则:成人需要通过大量实践练习来加深对学习内容的印象。成人在学习过程中更愿意接受指导性学习，更愿望交流、反馈，主动性和参与性突出。当成人的兴趣和经验得到满足时，其学习动机就会被激发出来。大学生已属于成人的范畴，成人学习理论可以适用于“形势与政策”教学实践中，根据成人学习的法则和特点，有针对性地设计课程，满足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和需求，有利于激发其学习动机，提高教学实效性。此外，美国学者埃德加·戴尔提出的“学习金字塔”模型也能给予“形式与政策”课教学设计很好的启发。按照运用不同学习方法的学习者在两周以后还能记住所学内容的比例(详见图1)，直观地展示了不同学习方法的学习效率。他指出，学习效率在30％以下的方式都是个人学习或被动学习，包括“听讲”“阅读”“视听”“演示”，而学习效率在50％以上的都是团队学习、主动学习和参与式学习，包括“参与讨论”“做中学”或“实际演练”“向别人讲授”或“立即在实际中使用”。由此可见，学习方法不同，学习效果大不一样，教师的教学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

二、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目的

“教社政[2004]13号”文件明确了“形式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就是要着重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教育；进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教育；进行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教育；进行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3]紧接着，“教社政[2005]5号”文件明确了“形式与政策”课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中的定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中4门必修课承担着基本理论的教学任务，而“形势与政策”课则承担着将理论与现实对接的重要任务，着重培养大学生应用基本理论发现、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求教学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和学生思想实际，通过最新国内外热点难点焦点事件的解析，帮助大学生了解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将知识内化成为思想，从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帮助学生实现健康、全面的发展。高校“形势与政策”课不仅在传授知识，更在传授方法，引导学生在实践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历史，学会用普遍联系和全面发展的方法观察形势，用因果联系挖掘事物的本质，了解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把握形势发展与政策制定的必然趋势，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做到真与善的统一。[2]因此，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更加需要重视学习者的主体性，更加需要调动其参与的积极性，强化其对方法的应用体验，帮助其实现知识的内化，并获得审视判断形势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说教式”“灌输式”的传统教学是很难有效达成本门课程教学目的的，而成人学习理论的观点与实现“形式与政策”课教学目的的要求较为吻合，增强课程的参与性、实践性、互动性，改变学生原来由经验形成的知识结构和行为，全面提升“形式与政策”课教学的实效性。

三、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组织

在成人学习理论的指导下，针对大学生的特点和学习需求，明确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任务和目的，可以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两方面进行具体的教学设计和实施，增强课程教学的吸引力和实效性。

(一)教学内容的组织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所涉及的教学内容多而广，时效性强，课程时间跨度大，但每个学期安排的课时却很有限。因此，精选教学内容是上好“形势与政策”课的核心环节。根据成人学习法则中的联想法则和有备法则，大学生学习更愿意接受与他们现实生活贴近，特别是与他们成长发展息息相关的内容。因此，“形势与政策”课程内容要以问题为导向，更多地回应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从与大学生切身相关的问题引导到当前社会、国家发展形势，从分析形势具体到解读政策，最后教育落脚点仍然要落回到大学生摸得着、够得到的实际生活中。授课教师要善于选取现实中的案例，尤其是大学生身边人身边事，以小见大，增强大学生对党和国家政策的认同。政策解读不接地气，不但达不到好的教育效果，甚至会遭到大学生的抵触。课程教学内容的组织从选定主题开始，即确定具体的教学目的和主要内容，然后以此作为内容主线，筛选各类翔实的支撑论证素材。根据成人学习的特点和学习金字塔中不同学习方式的学习效率排序，“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需要多种教学方法的组合，尤其是要开展师生互动教学，因此，教学素材的数量要丰富，形式要多样，如图表、视频、翔实的数据和完整的案例，这样才能满足不同教学方法对素材使用的要求。此外，“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具有较强的时政性，教学素材必须来源于正规的官方媒体和渠道，是国家和社会对外正式公布的数据和事件，能够正确代表国家和社会主流的观点，切不可随意在网络中搜索、下载未经证实的素材内容。

(二)教学活动的组织

教学活动组织实质上是指教师组织引导学生主动作用教学内容的过程及其方式。时间和空间都极为有限的传统课堂教学活动已不能满足目前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求。学习金字塔中更为高效的团队学习、参与式学习、体验式学习等方式需要不断拓展课堂教学的空间和时间。因此，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活动应充分利用高校的现有资源，以课堂教学为主体，辅以网络课堂、实践课堂，形成立体化的教学模式，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满足大学生的学习需求，提高课程的教学实效性。利用互联网延伸形势与政策教学的时间和空间，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微话题讨论、优秀视频和读物推荐、学习成果分享、教学答疑等活动，进一步丰富教育资源，创新教学方法。形势与政策教育还要与校园文化活动、寒暑假社会实践活动、青年志愿服务活动等第二课堂活动结合起来，使学生在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中，在广泛接触社会的实践中增强对国家、社会发展变化的感性认识，加深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和思考。课堂教学应着重发挥主导教学的作用，以教学主题引导网络教学和实践教学中的各个环节，形成层次丰富，内容联系紧密的教育活动链。同时，还要注意及时收集学生在参与各个教学活动中出现的典型案例和问题，在课堂教学中给予充分的分析与评述，倡导、鼓励正确的学习方法和价值取向，及时指出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和错误的观点，进一步巩固和升华教学成果。建立立体化教学模式符合“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目标的要求，也符合具备成人学习特点的大学生的学习需求，有利于提高本门课程教学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王包泉.全国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建设与教学研讨会综述[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7):116－117.

[2]苏琪.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实效性研究[D].太原:山西农业大学，2014:14－15.

[3]周树辉.全国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开设情况的调查与思考[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1):127－129.

形式与政策的论文篇5

决策模式是决策体制、决策程序和决策方法在决策理论上的一种综合反映。在美国，关于“精英决策模式”与“多元决策模型”的争论，一直是政策科学讨论的热点话题。然而，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或政策制定模式往往是由该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以上两种决策模式均不符合中国国情。探索我国政策决策模式，对我国政策决策做出理论概括，无论对于我国政策决策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于我国政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诸因素

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与另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往往存在着很大差别，这些差别是由一系列因素所决定的。这些因素主要有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结构等等，下面我们将对上述诸因素及其与政策决策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第一，我国经济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个社会结构好象是一座极其复杂的建筑物，它有自己的基础，又有自己的上层建筑。经济结构属于基础的范畴，它在这个结构中处于决定者的地位，而政策决策属于上层建筑的内容或范畴。由于上层建筑处于被决定者的地位，因此，政策决策模式也必然为经济制度所决定。那么，我国现有的经济制度具有什么特征呢？简言之，就是以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这就表明，我国的经济结构是一种“一与多”并存的结构。所谓“一”，就是一种所有制即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主体；所谓“多”，就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这种“一”与“多”并存的经济结构，必然地决定着我国的政治结构也有相应的特点，从而必然地决定着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型也相应地具有这些特点。

第二，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及其对政策决策模型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该国政治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各国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政党政治，而政策过程只不过是政治系统的一种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事实上，在当代绝大多数国家，政党在政策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的政策，或者是由执政党所直接制定与执行的，或者是由执政党所操纵的。在不同国家的政治系统中，由于政党制度的不同，因而政党在政策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从而各国的政策决策模型也存在很大差别。美国政策科学家詹姆斯·E·安德森在谈到这种区别时指出：在多党制国家（例如美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党更多的是作为各种特定利益的经纪人而非倡导者存在。在某些一党制的政治系统（如前苏联）中，政党是制定政策的主导力量。”［（1）］我国的政党制度，一方面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有着重要区别，即不是多党制。这种区别决定了我国的政党组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是以利益团体代表的身份出现的，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不是“多元化”的。另一方面与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一党制相区别，所实行的是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这种区别决定了我国各政党组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是“群言堂”，即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不是“一言堂”式的，而是民主型的。并且由于我国政党制度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政党制度的特点，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民主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在我国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中，正如我国的经济结构一样，实现了“一与多”的统一。这种“一与多”统一的特点，同样会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

第三，我国政权组织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政策是国家政权机关的重大决策。在不同的国家，国家政权具有不同的组织结构。一般说来，国家政权的权力主要有以下三种：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应地现代国家政权机关也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类：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无论哪个国家，这三类机关都参与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里，由于国体和历史传统、具体国情不同，这三类机关的结合方式、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是不同的。正是由于这种不同，决定了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所起作用的程度不同。也就是说，由于国家政权组织结构的特点不同，决定了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政策决策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种政治制度下，政权组织结构是一个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权力条件下的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两者分工负责制。也就是说，国家权力不是分立的，而是统一的，即统一于国家权力机关，这就是我国政权组织结构的统一性特点。另一方面，在行政、司法均由权力机关产生、并向权力机关负责、受权力机关监督的前提下，行政与司法又是相互独立的，两者实行有效的分工负责制，并且司法机关又一分为二，即分为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以达到互相制约的目的。也就是说，我国的政权组织结构又具有分工制约的特点。这样，在我国政权组织结构中，前一个特点的实质是“一”，后一个特点的实质是“分”，分即多。因此，从我国政权组织结构看，也体现了“一与多”的统一或一体化，这种“一与多”的一体化也必然地要在我国的公共决策模式中得到体现。

第四，我国政治文化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政治文化结构是由各种政治观念所组成的系统，其中核心的内容是意识形态。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结构是由该国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中，这种相对独立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具有一定的反作用。政策过程作为政治系统的一个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必然地要受到政治文化结构的影响作用。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结构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我国的政策文化结构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结构模式。在这个结构模式中，“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2）］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思想）。这是指导思想，我们必须用这一个主义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但统一人民的思想，不等于禁锢人民的思想。我们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允许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行学说与言论自由。主张一切属于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3）］。虽然我国在这方面的实践上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毕竟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这种方针中的“一”与“百”的关系，也充分体现出“一”与“多”的统一或一体化。政治文化结构的这种“一与多”的一体化的特点，也必然地要在政策决策模式中得到反映，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

二、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的特点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我国政策决策模式，无论从经济基础、现有政策决策主体的结构还是从政治文化结构看，均具有“一与多”一体化民主的特点。我们姑且将这种政策决策模式称之为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这种决策模式主要有如下几个具体特点：

（一）这种决策模式是民主的，它有着“多”方面的参与机制。一种决策模式是民主的还是独裁的，主要看这种决策模式能否为政策决策过程提供广泛的参与机制。从历史上看，封建主义的政策决策模式是典型的独裁模式，政策决策权集中在皇帝和少数官僚手里，广大人民群众无法参与决策过程。资本主义的政策决策过程总的说来要比封建主义的政策决定过程民主得多。但是，正如精英决策模式所指出的那样，即使象美国这样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也只是少数精英人物的民主，政策决策并不反映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意志，而只是反映少数所谓杰出人物的利益。而我国的这种一与多的一体化民主决策机制，则为各党派、各阶层和广大劳动人民参与政策决策过程提供了广泛的参与渠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党派、群众团体和广大人民均可通过自己的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大会等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也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和等途径参与政策决策过程。在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中，充分体现了“一”与“多”的统一。把“一”与“多”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创造出的一种现代民主形式。一体化中的“多”既是民主的前提，也是民主的表现形式。

（二）这种政策决策模式所提供的民主机制，是一种有效的民主机制。这种有效性主要表现于多的统一性。在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中，有“多”的存在，但这种“多”又没有导致“多元化”，而是实现了“多”的统一，这种统一性保证了民主的有效性。西方有些学者把民主化与多元化联系起来，甚至把民主化等同于多元化，认为只有多元化才是民主，否则就是专制。他们据此把象美国这样的多元化国家称之为民主制国家，而把象原苏联（甚至包括中国）这样的国家称之为专制国家。这里除了有意攻击之外，还有一个关于“民主”的认识问题。其实把民主化与多元化等同起来的公式并不成立，就是美国这一公式也遭到了严厉批评。有人认为这种多元化民主“对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威胁”［（4）］。因为按照这种理论，多元化国家不可能有统一的价值观，权力的高度分化可能损害公共秩序，甚至会导致国家的瓦解。也就是说，这种民主的多元化与民主的有效性可能是矛盾的，而失去了有效性的民主，其意义就值得怀疑了。所以，我们认为，民主化与多元化之间的结合，未必就是最好的结合。也就是说，民主并不简单地等于“多”，而“一”与民主之间未必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相反，“一”与“多”相统一的一体化，不但较好地解决了政策决策过程中的民主问题，而且也较好地解决了民主的有效性问题。因为在这种决策模式中，虽然决策主体具有“多”的性质，但决策主体“多”的方面都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出现的，彼此之间并不存在你争我斗的关系。同时，由于“一”的存在并处于某种特殊的地位，能够对“多”起一种领导或指导作用，这就保证了“多”的活动能够有秩序地进行，从而保证了民主的有效性。

（三）在这种政策决策模式中，“一”与“多”的相互结合构成了一个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一”与“多”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主导和从属的关系。具体说来，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一”是“多”的前提。例如，在政党组织结构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派；在政权组织结构中，国家权力机关的存在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存在的前提，没有国家权力机关就没有从属于国家权力机关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政治文化结构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前提的，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第二，在“一”与“多”的矛盾统一体中，“一”处于主导地位，“多”处于从属地位。例如，在政党组织结构中，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而各派处于被领导地位；在政权组织结构中，国家权力机关处于主导地位，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处于从属地位；在政治文化结构中，马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处于被指导地位。第三，“一”的活动对“多”的活动具有一种导向性作用，而“多”的活动是在“一”的指导下围绕着“一”的活动而展开的。例如，在政党活动中，共产党的活动对各派的活动具有一种导向性作用，而各派的活动则是围绕着共产党的活动而展开的。这样，在整个政策决策系统中，各子系统的活动就能够做到“活而不乱”、“民主而有秩序”，形成一种沿着既定方向而又有规则的运行方式。因此，这样的一个政策决策系统实现了民主性和有效性的统一。一方面这个决策系统充满了活力，它使社会中各组织、各阶层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政策决策过程中享有充分的民主；另一方面，这个决策系统中的各子系统的活动又是围绕着决策过程有秩序地进行的，保证决策过程民主的有效性。

三、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的理论意义

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的提出，对于科学地、正确地分析我国的地方政策决策过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第一，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为科学地合理地解释我国的政策过程提供了理论前提。要解释一种政策过程，就必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政策到底是由谁制定的？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制定的？这是任何一个政策理论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美国学者在解释美国政策的形成过程时，虽然产生了各种理论，但在回答上述问题时主要有影响的观点是如下两种：即精英决策论和多元决策论。前者认为政策仅仅是少数精英制定的，并且认为政策仅仅反映少数人的利益，而广大群众则是“愚氓”，他们是被排斥在政策过程之外的。显然，这种观点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我们不能用它来解释我国的政策过程。后者认为政策是社会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承认普通群众对政策过程也有影响作用，甚至认为群众也可以通过参与利益集团达到参与政策制定的目的［（5）］。这种理论看来很“民主”，但它仍然不能用于解释我国的政策过程，因为这种理论是以“多党制”、“政治多元化”为前提的，因而这种理论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也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相反，我们提出的“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在理论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是一致的，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群众等基本理论原理，又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具体化为当代的政策理论。在实践上，它既能比较合理地解释我国目前的政策过程，又能对我国的政策决策起指导作用。

形式与政策的论文篇6

当前形势下要提高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实效性，必须重视教学话语创新。但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还面临课程话语权不高、形式创新弱化话语创新、教师缺乏话语创新能力、教学话语体系脱离学生核心关切等多重困境。克服上述困境，不但要从体制机制上保障课程话语权，而且应不断提高教师的话语转换能力，重视对网络话语的整合与引导，还应使教学话语贴近学生的核心关切，从而达到提高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实效性的最终目的。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课；话语创新；形式创新；话语权

DOI：10.15938/ki.iper.2016.05.014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6）05-0066-03

新世纪以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学生获取信息与形势政策解释的渠道更加多样化，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时效性不再明显，[1]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在时事话语方面的“垄断”地位渐失。社会思潮借助网络等现代传媒，深刻影响着当代大学生。[2]如何整合纷繁复杂的海量信息，将党和国家理论性和政策性较强的文件话语转换为学生容易接受的教学话语，构建符合当代大学生学习、生活和情感需求的话语体系，就成为提高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实效性的当务之急。

一、话语创新与形势与政策课教学

话语是人们交流、传播知识或思想的载体。但话语又不仅仅是知识和思想传播的媒介，还常常参与知识和思想的重构。话语总是随着社会历史、话语实践场景、话语参与主体等的变迁而不断转化更新。因此，话语创新在具体的知识和思想传播实践中就显得非常重要。课堂教学是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知识和思想传播实践，话语创新对课堂教学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是以话语为媒介，使学生在与教师的话语交流中正确判断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全面准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话语创新是增强形势与政策课堂教学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提高教育实效性的重要途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话语创新主要体现在转换、整合、提升和对接四个层面。转换是指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将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文件话语转换为有感染力、影响力和渗透力的课堂教学话语。整合则是指要将网络化、碎片化的关于国家大政方针、国内外形势发展和社会热点问题的争论性话语，经过解析和建构，形成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大学生思想特征的正面话语。提升则是指要将学生不成熟或错误的思想认识和话语体系提升到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高层次话语。对接是指把经过转换、整合、提升后形成的话语，以合适、恰当的方式与学生的思想特征和关注点融会贯通，真正达到入耳、入脑、入心的教育教学效果。

上述四个方面相互结合，构成了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话语创新必不可少的四个环节，但其核心主要体现在教师的理论厚度和能力水平上。然而，从当前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实际情况看，要真正做到以上四个层面的话语创新，还有不少现实困难需要克服。

二、当前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话语创新面临的困境

1.课程本身的话语权缺乏机制和体制上的保障

教社政[2004]13号文件对形势与政策课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必修课地位作了进一步明确，并强调要重点加强该课程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如对教学计划的编制，教学组织的建立，学时的保障，学分的考核要求等都做了明确规定。但在高校实际教学管理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全面有效的落实。一些高校还未把形势与政策课作为一门课程落实在学校总体教学计划和教学安排中，而是用大型讲座形式来替代有计划的小型课堂教学；有些学校虽然在教学计划和教学安排中有所体现，但又缺乏操作层面的具体措施，课程设置和教学安排的随意性和变动性较大。这使课程缺乏应有的话语权，造成师生对该课程不够重视，课程教学的效果很难提高。

2.教育教学实践中把形式创新等同于话语创新

虽然不少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已意识到教学话语创新的重要性，但往往在教学实践中把形式创新等同于话语创新。在当下的课程教学中，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大多都引入了多媒体教学，课件中插入了丰富的视听资源，课堂教学语言也变得生动有趣了很多。这些新教学方法的引入，使课堂教学信息量大增，教学形式更具多样化，在一段时间内确实对学生产生了吸引力。但过不了多久，学生就陷入一种形式化的审美疲劳中，对教师的努力视若无睹。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教师过分依赖多媒体教学，未能有效整合海量的碎片化信息，师生之间难以形成深入有效的话语互动，学生汲取不到各类信息背后深层的理论养分，使课堂教学逐渐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照本宣科，久而久之，学生难免觉得课堂教学苍白、乏味。[3]说到底，这种教学革新只是形式上的革新，教师仍然是课堂教学过程的唯一主体，学生仍旧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教学的模式并没有真正改变。

3.教师的理论分析和思想引导能力不足，缺乏话语创新意识

教师专业化水平不高，政治理论素养、知识结构和教学引导能力等方面的不足，使他们普遍缺乏话语创新意识。首先，教师的政治理论素养不高，缺乏阐释重大政治时事的能力。政治理论素养，是教师保持政治敏锐性，提高政治洞察力，确保正确政治方向的重要前提。目前不少学校由辅导员、团学等管理部门教师兼职上课，许多教师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政治理论培训和学习，在应对重大政治时事上还缺乏应有的理论支撑。其次，教师知识结构单一，很难应对复杂的课程内容。从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来看，现实与历史问题兼有，宏观与微观问题并重，涵盖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学科，涉及面广，综合性强，体现出多学科交叉渗透、互相融合的特性，这对任课教师的话语转换和创新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求教师应具有多元的知识结构。

4.传统教学话语体系无法积极应对大学生的核心关切

教学实践中，有的教师成了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传声筒，课堂教学传达多于解答，对大学生自身成长成才的内在直接需要重视不够，对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热点问题的人文意识和现实关怀解读不够，致使学生感受不到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背后所体现出的深层次人文和现实关怀，满足不了学生的思想、生活和情感需要。

同时，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与学生的话语进行有效对接，教学话语刻板、僵硬，缺乏针对性、启发性和感染性，忽视了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影响了学生学习主动性的发挥。不同的学生由于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不同，对于同一事物的认识和评价，对不同的思想观念、社会思潮的态度也会不同。学生对不同事物和社会现象认识的差异性是教师应予关注的问题。但是当前多数高校单一化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缺乏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不能满足学生对形势与政策学习的多样化需求。这就使不少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性认识不清，从而影响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三、增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话语创新能力的对策思考

1.完善管理体制和领导机制，增强课程话语权

形势与政策课教师要深刻领会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的相关文件精神，积极向学校主管领导和课程管理部门反映情况，积极协同相关部门落实中央文件精神，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建设。邀请学校主要领导每学期至少参与一堂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工作，使学校领导协同相关管理部门共同提升形势与政策课在学校课程体系中的话语权。同时，每个高校都应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专兼职教师队伍。尤其是要形成一支稳定的专职教师队伍，长期负责课程建设和各种专题报告的协调工作，保障形势与政策课的规范化、学科化发展。

2.增强教师的话语创新意识，提高话语转换能力

作为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性和理论性是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特征。它要求教师必须具备宏观的理论视野、深刻的政治洞察力和综合分析能力。形势与政策课教师要努力增强话语创新意识，善于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国内外形势发展的热点问题进行深度的理论讲解与生动的事实分析，引导学生以正确的政治立场来客观、理性的认识和理解重大理论问题和社会热点问题，激发学生的政治热情，强化学生的社会担当意识。

形势与政策课教师要提升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话语转换和创新的实效性，首先，必须加强理论和政策学习，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和过硬的政治素质。如果教师缺乏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便很难做到居高临下地分析和处理政策、文件等教学内容，讲课就很难做到融会贯通，也就不可能使教学话语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4]其次，形势与政策课教师要善于独立思考，引导学生理性分析问题。教师必须具备独立思考能力，不能人云亦云，要能够使“要点”语言、政策语言转换为有效的课堂教学语言，激发出学生理性思考能力，切中学生的情感共鸣点。

3.掌握网络话语权，提高话语整合与提升能力

当代大学生的话语体系与网络话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网络话语兼具解构既有话语体系和建构新话语体系的双重功能。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必须重视对网络话语权的掌控。教师必须学会利用网络平台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程内容的话语权。现在大学生对网络平台非常熟悉，如果教师不能够与他们共享网络平台、运用网络语言进行对话交流，便很难提高课程教学效果。

形势与政策课应围绕某些社会热点事件的变化，针对大学生的政治态度及意见表达的多变性、随意性与无导性特征，进行思维方法的传授与行为实践的指导，使大学生在面对网络舆论时，能够立足于正确的政治立场，采取理性的应对态度，保持独立思考的认知原则，客观公正地得出正确结论，形成正确认识。[5]在教学实践中，首先，要围绕教学专题，把握网络舆情热点，对背离实事、偏离方向的网络话语进行客观深入的剖析、解构和整合，使学生对事件的来龙去脉、未来发展趋势等有客观的认识和了解。其次，可以通过课堂教学对话、网络平台交流、小组讨论沟通等形式，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提升学生话语水平，使学生的思想认识符合教育目的。

4.积极回应学生的核心关切，提升话语对接能力

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实践中，首先，教师要充分重视与学生的平等交流和沟通，开展对话性教学，引导他们发挥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积极参与课程教学。其次，教师还应及时了解不同阶段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和情感、利益需求，关注他们的核心关切，有针对性的帮他们解答社会发展和个人成长中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其三，教师要有参与大学校园文化生活的意识，了解学生在校园现实空间和网络虚拟空间中的学习、生活、交往和娱乐方式以及他们的思想、心理和行为特征，学会运用学生常用或认同的话语与学生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不断探索理论话语、“要点”话语、政策话语与学生话语之间的差异与联系，实现两种话语体系的有效对接。

参考文献

[1]李斌雄，等.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述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2）：100-111.

[2]邱柏生，等.从社会思潮的影响特征看如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J].思想理论教育，2010（17）：53-58.

[3]李铁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主体性因素的激发[A].上海市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协作组编.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实践与创新[C].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