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关系(6篇)

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关系篇1

1.大学生心理教育与疏导的必要性

当今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节奏，由此带来的心理问题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思维活跃，易冲动急躁，近年来大学生因心理问题所引发的社会事件呈上升趋势，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了难以估计的损失和难以抚平的创伤。

目前社会面临经济转型、体制转轨、市场竞争、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等等，使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人际交往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变化。据调查显示[1，6]，大学生是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的高发人群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正受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关注和支持。

针对心理教育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也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和研究，同样也面临一些问题。目前，对于心理教育的理解、界定存在着种种误区。那么，何谓“心理教育”？目前国内学术界并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定义，但概括起来都从功能、要素、状态、过程、结果等不同侧面给出了定义[1，5，6]，英国学者尼尔森（R.Nelson）认为，心理教育不是“一元现象”，而是一个宽泛的概念。由此可见，心理教育是一项复杂而繁琐的工程。正基于此，如何开展心理教育研究，如何找到一个心理教育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已成为心理学教育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以目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和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为背景，综述了国内外关于心理教育研究的状态和趋势，分析了目前心理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心理教育可计算化方向，概括了基于社会计算方法的心理教育研究思路，以期探索大学生心理教育的内容、方法以及措施，为科学开展大学生心理教育提供可依赖的量化参考和依据。

2.心理教育研究现状

2.1定性研究

对大学生心理教育的定性研究主要体现在基础理论和实施措施与方法上。起步较早的是在基本理论研究方面，分别在心理教育思想、心理教育方向、心理教育目标以及心理教育的课程体系设置等方面进行了一些前瞻性的研究[1，2，4，5，6]，如崔景贵提出的心理教育面临的“四化六少”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对心理教育的发展历程、现状和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苏华从预防性、发展性、治疗性的角度概括了心理教育的目标层次；程才根等从智力、情绪、意志、行为、反应、人际关系等方面提出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标准。在心理教育的实施措施与方法上，国内外学者大多着眼于心理教育实践和心理健康状况两个方向。郑雪等针对心理教育的特点提出了心理教育课程的设置、方法与设计等问题；林昭雄提出了开展大学生心理教育开展的若干途径；还有学者提出了具体的心理教育方法，如合理情绪疗法、角色扮演技术等。而在心理健康状况研究方面，相关机构和学者不约而同地采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如河南医科大学对1286名新生进行了心理健康状况的抽样调查[3]，结果显示约四分之一的被调查对象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强迫、抑郁、焦虑、偏执和神经性症状，而且不同性别的新生心理问题存在差异。

上述研究系统阐释了心理教育的原理和作用，为心理教育的开展打下一定程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导，尤其是通过社会调查的方法获得了心理教育的一些数据，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然而，这些研究的关注点各不相同，既有从宏观角度研究心理教育，也有从微观角度关注心理教育的技术方法和细节，难以形成系统性、多层次的心理教育体系和规范，这也促使相关学者关注心理教育的规范化、标准化研究。

2.2心理范式研究

心理教育范式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其用结构化、标准化的方式为心理教育提供理论支撑[7]。上世纪60年代，美国库恩系统提出了范式理论，他认为某种科学理论之所以成为范式没事因为它能够被大多数人接受或承认。库恩的范式理论可从两个层次进行理解：从心理层面，范式是指从事某一学科的研究群体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的共有认知，这也是开展学科研究的基础；从理论方法上，范式是指特定时期内从事某学科所构建的理论模型或研究框架。库恩范式理论认为，以“反思、批判、吸收和建构”为主线，运用“现象学追问”和“解释学逻辑”，解读心理教育范式的内涵与外延，探寻心理教育范式的认知方式，反思心理教育范式的发展之路，提出构建心理教育范式的理论与实践策略。

针对心理教育范式问题，我国学者也进行了广泛思考，如沈贵鹏提出了心理教育的五种模式[4]，还有学者相继提出了七种模式及其整合模式。浙江大学[7]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心理教育范式的概念、发展历程、基本特征、实现框架和途径等，从根本上阐述了心理教育范式对于心理教育的规范化、标准化问题的重大意义和作用，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前景，为心理教育提供了新的视角。然而，这些研究仍旧停留在定性层次上，大多根据研究者的主观感受、认识或实践对心理教育问题进行分析，缺乏强有力的实证数据和量化指标来加以论证，这也是心理学者一直困惑的问题。

2.3定量研究的可行性和优势

有学者认为，心理教育是一个关注心灵世界的复杂系统。实际上，心理教育领域属于社会学范畴，可以说心理教育是一种社会复杂系统。长期以来，社会学家一直在发出这样的疑问：社会能计算吗？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兰德公司提出了人工社会（ArtificialSociety）的概念[8]，其核心是基于Agent的建模方法，其认为社会是由大量个体构成的复杂系统，可以在计算机中建立每个个体的模型，让这些个体遵循一定的规则相互作用，最后通过观察这些个体的行为来涌现社会现象。毫无疑问，人工社会方法的提出为社会系统的计算问题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思路。2004年，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王飞跃[9]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第一次系统提出了“人工社会（ArtificialSociety）—计算实验（SocialComputing）—平行执行（ParallelExecution）”的ACP社会计算方法，阐述了这一方法的基本原理、原则方法、应用方向与解决方案，以解决社会系统中不可准确预测、难以拆分还原、无法重复实验等复杂性问题。基于以上方法，从构建人的心理行为模型出发，社会计算方法与技术能够为定量研究心理教育问题提供一定的支撑。

3.面向大学生心理教育的社会计算思路

社会计算是一门现代计算技术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是基于社会科学知识、理论方法，借助计算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力量来帮助人们认知、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

社会计算的一个关键步骤就是要建立一个与实际系统相对应的虚拟人工系统，人工系统与实际系统平行运行，在运行过程中动态地从实际系统接收数据并作出相应，虚拟系统和实际系统之间构成一个相互协作共生的系统[10]。可以看出，社会计算方法首要的就是要对人的心理行为进行建模，这涉及到心理学、行为学方面的知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心理教育计算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结合、多领域协同攻关的科学问题。因此，面向大学生心理教育的社会计算问题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进行研究：

（1）大学生心理行为的抽样调查数据获取

大学生心理行为调查是构建心理行为模型的依据和基础。通过调查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了解大学生心理状况的水平，量化大学生心理行为与学业压力、人际关系、人生目标、就业压力等要素的关系，明确学生人口学特征与心理行为状态之间的关系，这些统计性的数据分析能够为构建大学生心理行为模型提供依据。

（2）大学生心理行为模型的构建

基于大学生心理行为的抽样调查数据和统计结果，可以构建大学生心理行为模型。模型的构建可根据数据的结构、稀疏性采用不同的方法。当数据为结构化的数据时，可用机器学习方法进行建模；当数据较多且结构性不强时，统计模型是比较有效的选择，统计模型首先假设心理行为变量服从一定的概率分布，根据样本数据计算统计量并估计模型参数值，从数据中得到模型；当数据稀疏时，通常采用知识推理的方法，其是基于领域专家知识构建模型，根据输入信息推理可能心理行为，常用方法包括逻辑推理、规划识别和专家系统等。

（3）针对校园的人工社会计算实验和演化

在构建大学生心理行为模型的基础上，可以在计算机上构建针对某一校园（或班级）的虚拟人工社会，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课题目标，设定多样化的实验脚本，观察人工社会系统的运行演化，并实时记录人工社会运行数据。最后，研究者可以从实验过程中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大学生心理行为的变化趋势，以检验心理教育的某种手段、方法对于大学生心理行为具有何种影响、产生何种效果，进而量化评估心理教育问题。

4.展望

大学生心理教育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心理教育具有服务个人发展、社会发展的两种职能，是心心交互作用的过程，也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本文试图用一种量化的角度去研究心理教育问题，分析了目前心理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心理教育可计算化方向，以期探索大学生心理教育的内容、方法以及措施，进而为科学开展大学生心理教育提供可依赖的量化参考和依据。随着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大学生心理教育问题势必引起广大教育工作的重视和关注，而对其开展量化研究存在许多值得探讨、值得思索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崔景贵.我国学校心理教育的发展历程、现状与前瞻.[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23（5）：56-60

[2]李莉.大学生心理教育过程中的阻抗及对策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0

[3]李幼辉.大学新生SCL-90评定结果分析[J].河南医科大学学报，1998，（4）：26-29

[4]沈贵鹏.五种心理教育模式探析[J].教育科学研究，2004，5：43-46

[5]佟月华.创建中国学校心理教育体系的设想[J].济南大学学报，2001，2：45-49

[6]严由铭.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华中科技大学，2006

[7]崔景贵.心理教育范式论纲[D].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浙江大学，2005

[8]EpsteinJ.，AxtellR.GrowingArtificialSocieties：SocialSociencefromtheBottomup[M].Cambridge，USA：MITPress，1996

[9]王飞跃.人工社会、计算实验、平行系统—关于复杂社会经济系统计算研究的讨论[J].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科学，2004，1（4）：25-32

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关系篇2

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心理现象的心理学分支。个体社会心理现象指受他人和群体制约的个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如人际知觉、人际吸引、社会促进和社会抑制、顺从等。群体社会心理现象指群体本身特有的心理特征，如群体凝聚力、社会心理气氛、群体决策等。

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受到来自两个学科的影响。在社会心理学内部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理论观点不同的研究方向，即所谓社会学方向的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方向的社会心理学。在解释社会心理现象上的不同理论观点，并不妨碍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应具备的基本特点。

一般来说，普通心理学是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客体包括自然客体与社会客体。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特殊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普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所获得的规律可以应用于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关系所获的规律也可以丰富普通心理学。普通心理学传统上着重于研究个体、个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社会心理学则着重于研究群体中的个体、群体、人与人、人与群体的关系。

社会心理学与个性心理学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复杂。美国心理学会迄今仍把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放在一个分支里。一般说来个性心理学是研究个性特质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涉及自然和教化的关系、涉及较稳定的心理特质，而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直接社会情境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对这个情境的解释的作用。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发现表明，直接社会情境的作用往往被低估了。

社会心理学的专题研究，开始于19世纪下半期。1860年出现了拉察鲁斯和斯坦塔尔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系列论文。此后，塔尔德的《模仿律》西格尔的《犯罪的群众》、勒邦的《群众心理学》等著作陆续出版，为社会心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08年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和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分别出版了社会心理学专著。这标志着社会心理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德国心理学家默德开创了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虽然用实验方法研究社会心理学问题，可以上溯到1898年特里普利特关于社会促进的实验研究，但真正开创、推广这个方向的是奥尔波特和默德。在他们之后，实验社会心理学才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成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流。

奥尔波特的著作《社会心理学》问世以后，社会心理学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1928年瑟斯顿提出了态度测量法，把由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开始并成为当时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的态度研究，提高了一步。1934年莫雷诺提出了社会测量法，用以测量群体内人际吸引和排斥问题。1938年勒温把场论引进社会心理学，提出了个人生活空间或场的概念，认为行为是个人特点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数。20世纪40～5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勒温的影响下，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群体影响和态度问题。

50年代，阿施等人开展顺从的研究。以霍夫兰为首的耶鲁学派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说服的研究。费斯廷格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这个理论成为60年代的研究中心。到了70年代，由海德的《人际关系心理学》一书奠定了基础的归因理论成了研究重点。80年代以来，认知社会心理学和应用社会心理学日益受到重视。

中国社会心理学在50年代以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过。早在清末民初，已有人介绍过作为心理学重要分支学科的社会心理学。20年代出版了勒邦的《群众心理学》、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导论》以及奥尔波特的《社会心理学》等重要著作的译本，中国学者自己也编写了一些社会心理学著作。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有所不同。早期的社会心理学侧重于研究大型群体和群众的心理现象，如拉察鲁斯、斯坦塔尔、冯特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塔尔德、西格尔和勒邦关于群众心理的研究。这些研究者所提出的某些思想直至今天还有影响，如塔尔德的模仿律、勒邦的群体极端化和个性消失的思想等。20世纪初态度的研究成为中心。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出现以后，社会促进的研究成为中心。以后，群体过程、说服、顺从、认知失调、归因等分别成为某一时期的研究中心。

美国是研究社会心理学最多且最有影响的国家，它的研究课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往往影响到其他国家。1980年，美国心理学家斯密斯等人对1979年美国主要社会心理学刊物发表的文章作过一项调查。这项调查表明，研究最多的是归因及态度和态度改变，论文达50篇以上；其次是社会和人格发展以及认知过程，达40篇以上。

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关系篇3

论文摘要：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之路一直是融各学科之所长，避本学科之所短的历程，众多学科在该领域内都找到了一席之地。在当今时代，当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日益走向体系层次的建构时，微观国际心理分析的解释力有多大，国际关系学与心理学是如何结合的，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尝试进行初步分析，并寻求出两个学科的结合点和可供进一步探讨的线索，进而期待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的方法进行丰富和延展。

一、国际关系理论学科的发展及融合

国际关系理论这门学科自20世纪初诞生以来，其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理论创新和发展动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其他社会科学的借鉴。国际关系学者需要研究和面对的是一个基于人的全部特性之上，多层次和复杂易变的世界，人类政治关系的历史绝非是先验式地决定的，更无法简单地从机械力学的角度进行论述。然而，人性（或者广义地说心理），既包括领导人的个性也包括大众的想法对外交以及国际政治的塑造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国际政治是人的事物，在关于国际关系本体论的争论中，卡尔多伊奇就曾说过：“国际关系理论是门关于人类生存的艺术和科学”，国际关系大师昆西赖特更是把该学科的具体研究内容确立为16个方面，并把心理学置于两大核心位置之一。但纵观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其分析与实践的核心往往集中在单位和体系层次，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异军突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向体系理论纵深发展。与此对应，个体分析作为单位的附庸始终处于学科发展的边缘，“个人在国际政治分析中从未成为一个常见的范畴”。事实上，国际冲突理论中一直存在着社会学和心理学两个分析路径，分别代表着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视角。

尽管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中并未占据主流地位，但它对国际政治现实和现象的解释力是不容质疑的，而这恐怕要归因于心理学这门学科本身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心理学是研究人和动物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的一门科学。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具有一个漫长的过去。心理学一词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关于灵魂的科学。对心理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哲学思想，在西方，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中叶，人的心理特性一直是哲学家研究的对象，心理学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19世纪中叶，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自然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科学的威信在人们的头脑中逐步生根。这时，作为心理学孪生科学的生理学也接近成熟，心理学开始摆脱哲学的一般讨论而转向于具体问题的研究。到19世纪初，德国哲学家、教育学家赫尔巴特首次提出心理学是一门科学。现代心理学是在1879年建立的，这一年，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在莱比锡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心理学从此宣告脱离哲学而成为独立的科学。当代心理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跨学科性。心理学和一些邻近学科的重叠，已使它们的某些部分难于区别。心理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分支众多、边界模糊的科学，也是兼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种属性的科学。

心理学与国际关系的结合是在一战后不久。第一次把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联系起来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梅里安，他在1925年发表的《政治学的新方面》代表了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国际关系领域普遍应用心理分析方法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现象。自5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研究经历了第二次大的论战，它是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之争。论战的分歧并非主题和内容，而是研究方法和模式。因此，比第一次论战更带有根本性。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方法是属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科学行为主义的方法论创新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场论战中，心理学本体论部分地继承了现实主义的物质主义和个体主义。一方面在“心灵、自我与社会”这一范畴中，心理因素建构了行为，这是个体主义，但它同时又兼顾了整体主义的本体，强调了人、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作用；另一方面，在传承传统现实主义的物质本体基础上，又偏重于揭示行为中的心理因素，于是又兼夹了理念主义本体的意蕴。因此，尽管心理理论本体意义的创新不多，但还是给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新的方向，同时，也为方法论上的创新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时期诞生了大批的国际关系心理学的著作，一些国际关系大师如卡尔·多伊奇等，也注重运用政治心理方法分析国际关系问题。目前，个体层面的心理分析是国际关系心理学的基础和核心内容，主要涉及决策层次的心理和生理学解释以及国际冲突的微观心理解释。

国际关系学与心理学的结合形成了国际关系心理学。无论从哪种研究路径看，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工程都是运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国际关系分析。与传统从权力、制度以及新近文化视角进行国际关系分析不同的是，国际关系心理学运用微观心理的分析框架和方法，探析了国家行为的心理学根源问题。

二、国际关系的心理分析路径

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是如何推演至国际关系的研究中的？是如何影响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历程的？因为国际关系理论描述，解释和研究的是处于世界体系内各国家和其他独立实体之间的多层次关系和多维性关系，以及冲突与合作，战争与和平的现象，从表面看来，“国际关系”、“世界政治”与心理的直接联系似乎不大，它们是由权力，国家利益，实力，国际格局等客观因素决定的。综合而论，二者的结合主要是从以下三个路径进行的。

1．国家是国际社会最主要的行为体，但国家的行为主体是个体。相对于个体概念而言，国家是一个抽象的实体，它并没有一种可见的行动表现。国家作为一个客观实体的抽象性决定了国家行为作为一个分析变量似乎难以把握。但国家行为终归要通过人这一个体的行为表现出来，个人在国际政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具体的国家领导人与精英才是抽象国家行为的实践者，参与者和主体。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个体尤其是重要的领导人或领袖建构了国家行为。这里，个体的心理因素与国家行为的关系就可以简化为个体心理与个体行为的关系，这也正是心理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在这种意义上个体行为等同于国家行为。于是，通过分析重要领导人和精英的个性和政治态度便可以揭示和预测与其相对应的政治行为和国家政策，这也使得个体行为的研究具有吸引力。

从目前学界看，以这一路径为出发点的多数学者用的是个体心理，认知心理，精神分析学说和医学心理等相关理论进行个人与国家行为的因果关系分析。另外，如果根据国际关系中层次分析法中的将国际社会分为个人，国家，和体系层次，进而将国际关系心理分为个人心理，国家心理和国际心理，那么该研究路径无疑与微观层次——个体心理的分析相一致。

2．第二种研究路径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概括，那就是“拿来主义”。该路径的研究是与其相应的理论假设是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得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并在一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支配下进行。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内在机制表明，理论的突破与增长又对原有理论的假设进行证伪和演进。理论知识的科学性和增长来源正是在于证伪性和批判。该路径的研究与国际关系心理层次中的中观层次——国家心理的分析是一致的。在国家层次，国家单位可以化约为有意图或“心理”的个体行为体，或作为一个理性整体，这一行为体与个体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同的反映模式和心理需求，可以说，国家是被看作一种放大了的个人，国家具有自我意识，是国际社会的意图行为体。基于此，对于人的分析在国家层次上同样具有适应性，可将其直接拿来套用。

事实上，每个人对国家的认识都源于对人性的认识，是将这种人的理念扩大到国家，进而形成对国家的认识。这种想法可以追溯到早期西方思想家，他们大多从人性中凝练出抽象原则和政治道德，并将之用在国家层次上，使国家具有人格的特质，理性和道德特征。例如，柏拉图对理想国的构建就是从个人正义出发，将个人正义扩大至城邦，从而论证了合乎正义的城邦原则。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的贪婪和对财富金钱的无止境的欲望造成了人与人的斗争，进而产生了国家，并使国家也带有这种人的欲望和个性。现代国际关系心理学也从多角度，多方面进行了论述。如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有包括生理，安全，归属，爱和自我实现在内的五种基本需求，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这些需求中探源，而国家也具有这种和人类似的需求，如国家安全，在国际社会的尊重和威信等。国家的不同需要也决定了国家的不同对外行为。另外，国际关系学者们正尝试从人际冲突中去寻找国际冲突的根源，将国际冲突看作是人际冲突的社会化结果。以上这些仅仅是学界研究一部分的初始化成果，当然，国家行为的原因是复杂的，将国家人格化并非一点问题都没有。但随着研究的发展和深入，这种路径与研究方法相信会占有一席之地。

3．心理学有着众多分支，且各分支的内容有时又有所重叠。心理学的研究主体——人，在各学科分支中具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抽象的人，具体的人，单个人，群体人等等。从主体属性来看，心理一般可分为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在国际关系心理学中，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个体心理首先是指政治个体，其行为与国家行为密切相关，因而主要代表的是国家领袖，决策者和社会精英。普通民众则通过社会心理来影响国家行为，这又属于另一个范畴，也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国际关系与心理结合的第三种路径。

社会心理是在社会生活中自发产生的社会精神现象。它是对社会存在的直接反映，直接与日常生活相联系，表现为感情、习惯、成见、倾向和信念等，具有自发性、不系统性、不定型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社会心理是一种心理，是内在过程，与“个体心理”，超个体的“社会性”精神实体以及“意识形态”等概念有所不同。社会包含多个群体，由于群体的性质、特点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类型的群体社会心理，如民族心理、阶级心理、职业（阶层）心理等，从而构成社会心理的横向类型结构。在国际关系中，公众舆论，身份与认同以及民族主义思想等社会心理因素对国家的对外政策与行为具有重要制约作用。尤其是现代大众政治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公众舆论对政策决策的影响。如果说在第一个路径中，个体心理要通过具体角色的行为（决策者）为中介进而影响国家行为，那么此处社会心理的因素对国际行为的影响则更为直接。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层次分析中，当把国家看作放大的个人时，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社会存在的精神现象（国际心理），例如决定了整个近代和现代西方国家的行为和西方国际关系的趋向是殖民征服和国家间战争的帝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崇尚征服和屠杀等国际心理也可看作社会心理的一部分，这里，宏观变量——国际心理的研究与该路径是一致的。

三、理论结合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国际政治归根到底是由人来进行的，人的本性和情绪都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国际政治的事态和进程。不论怎样借鉴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和途径，国际问题的研究都离不开人的历史哲学和主观的政治价值，即便是经济学这种比较严谨和规范化的社会科学门类，也无法完全解读个人和各种经济单元（公司、企业、政府部门等等）的复杂行为及其动机，无法说明市场的和非市场的各种现象。国际关系所研究的对象的丰富多样性，是再好的自然科学家和系统科学家也无法概括的。如果把国家仅仅当成无差别无个性的实体或社会及民众利益的代表对待，他们所讨论的国际政治的结构和内涵往往显得特别单一和单薄。心理学派的出现在方法论意义上是一次革新，开创了国际关系研究新的视角。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地理学方法论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分析只是一种宏观理论，而运用心理学、生物学方法的研究则创立了一种微观的视角。这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的一种延展，有助于国际关系学科体系的完善，使国际关系研究的人性化成为可能。

国际关系历史的发展看上去混沌不清，难以把握，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究其原因，还是人性在“作祟”，是由人组成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本质在作用。人的思维永远不是完美无缺的，人本来就是一半理性、一半非理性的动物，就像恩格斯说的，人始终是“半截子的唯心主义”。历史上的偶然性根源往往在于人的非理性和“犯迷糊”。可以说，没有人及其理性和非理性，就没有复杂性与偶然性，国际政治也就不会存在。

然而，任何理论只是在某一特定领域、特定时空和特定假定下具有解释力。微观心理分析并非无懈可击，它仍存在一定内在缺陷。首先，具体的国际关系实践和个案存在着许多突发的变量，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心理学研究中注重运用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其理论多来自于实验结果和动物行为研究，所以，盲目地将心理学的理论应用于政治事务的分析将导致研究的僵化和灾难。其次，我们可能无法确定个人行为的动力与动机是如何转化成群体和组织行为的动力和动机的，更不用说确定它们是如何转化成决定战争或和平的国家公共政策决策的动力和动机了。第三，现有的个体心理的研究、国家决策和危机的心理分析等大部分都拘泥于欧美文化情境，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素材的缺乏造成了该研究领域的偏向。建立在这种文化情境上的研究结论与成果，其普遍性受到质疑。最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科学化还是具有一定的限度。心理学中的因果关系体现的是一种必然关系，而国际关系是非常复杂、凌乱，各种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大量存在。因此，心理分析的微观理论应与体系分析的宏观理论相结合，这也正是关系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2][法]米歇尔·吉拉尔.幻想与发明——个人回归国际政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3][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4]彭聃龄.普通心理学[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5]朱智闲.心理学大词典[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6]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7]罗伯特·基欧汉.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8]王逸舟.个性，心理与国际政治[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4).

[9]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m].人民出版社,2001.

[10][美]肯尼思·w·汤普森.国际思想之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1][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m].商务印书馆,1988.

[12][美]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3][美]伦纳德·伯克威茨.社会心理学[m].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

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关系篇4

【关键词】精神卫生;卫生服务需求;安全;社会支持;学生

【中图分类号】R39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9817(2010)06-0656-03

CollegeStudents'AttitudeTowardPsychologicalHelpSeekingandRelationshipofSecurityandSocialSupport/ANLi-juan.PsychologyDepartment,HebeiNormalUniversity,Shijiazhuang(050091),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researchthecollegestudents'attitudetowardpsychologicalhelpseekingandtherelationshipofsecurityandsocialsupportingandtoprovideevidenceforguidingstudentstoeliminatepsychologicalrisks.MethodsAtotalof695collegestudentsweretested,usingquestionnairesabouttheindividual'ssecurity,socialsupportingandattitudetowardsseekingpsychologyhelp(ATSPH).ResultsThereweresignificantdifferencesbetweensex,thefemalescoredhigherthanthemaleinATSPH(P

【Keywords】Mentalhealth;Healthservicesneedsanddemand;Safety;Socialsupport;Students

近年来,随着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大学生的升学和就业压力也随之增加。相关心理健康调查数据表明,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检出率逐年升高[1-3]。高校虽然设有便利的专业心理服务机构,但其利用率并不高,多数大学生在遭遇心理问题时,不愿意向心理咨询专业人员寻求帮助[4]。江光荣等[5]调查发现,受试者在寻求他人帮助时,更倾向于向关系密切的人求助,只有当面临严重的心理困扰时,才倾向于向专业心理咨询人员求助。领悟社会支持是个体主观体验到的社会支持,它指的是个体感到在社会中被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情绪体验和满意程度[6]。个体得到社会支持的途径和程度会影响其遭遇到心理困境时求助的方式。安全感是对可能出现的对身体或心理的危险或风险的预感,以及个体在应对处置时的有力/无力感,主要表现为确定感和可控制感[7]。对自身问题不够重视、不相信咨询机构、学校对咨询的宣传力度、咨询人员资质等都是影响求助行为的重要原因[8]。该研究试图对大学生专业求助态度现状及影响其求助行为的个人心理特质进行调查,以便更好地指导大学生有效化解心理危机、促进心理健康发展。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对河北某高校在校大学生700人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695份。其中男生250人(35.9%),女生445人(64.1%);城市学生166人(23.8%),农村学生529人(76.2%);独生子女140人(20.1%),非独生子女555人(79.9%);班干部81人(11.6%),非班干部614人(88.4%);一至四年级学生分别为155人(22.3%),180人(25.9%),188人(27.0%),172人(24.7%)。

1.2方法主要采用问卷方法进行调查。(1)安全感量表(SQ):共包含16个项目。其中人际安全感因子共8个项目,主要反映个体对于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安全体验;确定控制感因子共8个项目,主要反映个体对于生活的预测和确定感、控制感。分数越高,安全感越强[9]。(2)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包括家内支持和家外支持2个因子。家内支持主要指遇到困难时感受到的来自于家庭内部成员具体的或情感的支持与协助;家外支持指遇到困难时感受到的来自于家庭外部成员如朋友、同事、领导等具体的或情感的支持与协助。采用1～7级记分法,得分越高,得到的社会支持程度越高[10]。(3)专业心理求助态度调查表[11]:参照Fischer和Turner1970年编制的专业心理求助态度量表,结合国内现有研究,编制专业心理求助态度问卷并在大学生中进行了信效度检验,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P

1.3数据处理现场回收问卷,筛除数据不全的问卷,将数据录入计算机,用SPSS17.0软件包进行处理。统计方法包括下检验,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等,检验水准为P

2结果

2.1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大学生专业心理求助态度比较女大学生的专业心理求助态度得分显著高于男生(P

对影响专业心理求助态度的主要变量(性别、城乡来源、是否独生子女、是否班干部、年级)进行交互作用分析,结果显示,在性别和是否班干部之间存在交互作用(P=0.025),而其他变量间没有交互作用(P值均>0.05)。对性别和班干部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行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男生班干部(66.66±8.54)和非班干部(67.09±7.67)在专业心理求助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337,P>0.05),但均显著低于女生班干部(76.00±9.59)和非班干部(71.90±8.39)(t=-4.57,P值均

2.2安全感、社会领悟支持与专业心理求助的相关关系见表2。

2.3多元回归分析为进一步研究各因素对大学生专业心理求助态度的影响作用,以专业求助态度作因变量,以安全感及其2个因子(家内支持、家外支持)为自变量,用逐步多元回归方法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剔除变量界值为0.10),结果见表3。

5个预测变量预测效标变量(专业求助态度)时,进入回归方程的显著变量有家外支持和人际安全。回归方程为:专业心理求助=0.394×家外支持+0.378×人际安全。

3讨论

调查发现,性别对大学生专业心理求助态度有重要影响,且性别与是否班干部之间有显著的交互作用(P

专业心理求助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总体来看,一年级新生求助态度最为积极,显著高于其他几个年级;二、三年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四年级求助态度最低。表明大学新生在刚刚步入大学殿堂时,由于适应而带来很大的心理困惑,如人际适应、环境适应、专业适应等,内心强烈渴望有专业的心理咨询为其提供帮助。但笔者临床咨询的经验表明,大学新生求助人群所占比例较低。这也就是说一年级新生有强烈积极的求助态度,但有较少的求助行为。提示只有通过讲座等宣传方式,增强大学新生对寻求专业心理帮助的正确认识,才能够及时、有效地帮助他们化解内心的压力。四年级学生面对就业等压力带来的心理困扰,专业求助态度却显著下降。一方面可以理解为随着年龄的增大,独立解决问题及求助途径增加;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面对心理压力和困境,内心有“无助”和“失助”的感受,觉得求助也解决不了什么现实问题,如就业压力和情感冲突。因此,对这一人群主动性的心理干预,如团体心理辅导是行之有效的解决其困境的途径。

该研究还显示,大学生的安全感、社会支持状况与其专业求助态度之间有显著的相关(P

4参考文献

[1]凌苏心,陈卫旗.广州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与教育对策.心理科学,2000,23(5):628-629.

[2]樊富珉,王建中.北京大学生心理素质及心理健康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1(4):26-31.

[3]吴先超,杨怀中.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高教发展与评估,2005,21(7):37-39.

[4]CIARROCHIJV,DEANEFP.Emotionalcompetenceandwillingnesstoseekhelpfromprofessionalandnonprofessionalsources.BrJGuidCounsel,2001,29(2):233-246.

[5]江光荣,王铭.大学生心理求助行为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3,11(3):180-181.

[6]NORRISFH,KANIASTRYK.Receivedandperceivedsocialsupportintimesofmodel.JPersonalSocPsychol,1996,71(3):498-511.

[7]安莉娟,丛中.安全感研究述评.中国行为医学科学杂志,2003,12(6):698-699.

[8]张宁,李箕君.心理咨询的现状调查.健康心理学杂志,2001,9(5):389-391.

[9]丛中,安莉娟.安全感量表的初步编制及信效度检验.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4,18(2):97-98.

[10]汪向东,王希林,马弘,等.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598-600.

[11]FISHEREH,TURNERJL.Drientationstoseekingprofessionalhelp:Developmentandresearchutilityofanattitudescale.JConsultClinPsychol,1970,35(1):79-90.

[12]梅锦荣,隋玉杰,曾建国,等.大学生的求助倾向.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8,6(4):210-215.

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关系篇5

关键词：心理和谐；心理健康教育；社会和谐；人文关怀；心理疏导

中图分类号：B840，G4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3-o005-07

1983年，我率先提出了“心理卫生”、“心理治疗”的概念，并希望在学校中倡导“心理健康”的设想。随着时间的推进，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大、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深入开展，诸如“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人的全面素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心理健康教育是提高学生心理素质的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逐步成为学校工作的共识，然而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有关文件仅指出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为指导[1]，但具体又用哪些思想作指导呢?之前并没有人论述过。

在2006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首次阐述了社会和谐与心理和谐的关系。“决定”指出：“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保健，健全心理咨询网络，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对之我们眼睛一亮，党中央用近百字论述心理健康和心理疏导问题，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是对中国心理学工作者的莫大的鼓舞。从中我们也找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具体指导思想。

一、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心理和谐

在学校里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为的是提高全体学生的心理素质，充分开发他们的潜能，培养学生乐观、向上的心理品质，促进学生的人格健全发展。所有这一切，正是体现党中央所提出的“心理和谐”的要求。所谓和谐，主要是指处理和协调好各种各样的关系，心理和谐与社会和谐是一致的；和谐社会的三个空间如“决定”所示，是自我关系、个人与他人关系和个人与社会关系。

从心理和谐角度说，围绕这三个空间，我们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必须考虑以下六大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硬件与软件的关系以及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以此达到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

(一)处理和协调好人与自我的关系

人与自我的关系，主要涉及自我修养的准则，如“信心”“谨慎”“勤奋”“朴素”等都是人与自我之间的和谐的要求。信心是人与自我关系的首要因素，它是指相信自己的愿望或预料一定能够实现的心理。

心理健康教育要求我们促进学生自我和谐的发展，引导学生正确对待自己，特别是培养学生的自信心，不仅使他们能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而且也进一步养成他们自信、自尊、自立、自强的品质。

(二)处理和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涉及个人与他人的人际关系，又称“人己关系”，包括友朋、同伴、同事、敌我、同志、亲子、上下级、长幼等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心理学注重人际关系的研究，当前，应该把孝道和团队建设问题放在人际关系的首位。

心理健康教育要求我们引导学生正确对待他人，培养他们团结合作的和谐心理。20世纪30年代上海中学沈亦珍校长提出的后来传到了我国台湾所强调的“德、智、群、体、美”中的“群”，就是指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三)处理和协调好人与社会的关系

人与社会的关系，即“群己关系”，包括个人与国家、民族、阶级、政党、社团、集体等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爱国主义是人与社会关系的核心。

心理健康教育要求我们在培养健康心理时，注重社会化的研究，引导学生正确对待社会，探讨学生爱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在具体的实施中，我们要坚持明国情、懂国格、树国威、知国耻、扬国魂的教育内容。

(四)处理和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涉及人类对自然进行认知和自然环境对人的心理及其发展产生影响的问题。它要求我们心理学不仅要注重“天人合一”的课题，而且还要处理好自然面和社会面之间的关系。

心理健康教育要求学生树立良好的环境观，促使学生形成爱护生命、爱护环境、爱护自然的品质。

(五)处理和协调好硬件与软件的关系

硬件与软件的关系，在心理学研究中原意是指要探索硬件与软件或机器与人的关系，主要研究计算机模拟心理过程、人机交互、人工智能等方面的问题，人与机器之间的和谐。而在社会生活中，“硬件”与“软件”的关系，主要是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

心理健康教育要求我们培养学生“人是第一要素”的思想，落实1998年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决定的文件所提出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坚忍不拔的意志，艰苦奋斗的精神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以促进他们从小立志，树立成为人才的远大理想。

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关系篇6

关键词大学生；心理素质；社会支持；父母教养方式

分类号B849

DOI：10.16842/ki.issn2095-5588.2017.04.004

1引言

心理素质是以生理条件为基础的，将外在获得的东西内化成稳定的、基本的、衍生性的，并与人的社会适应行为和创造行为密切联系的心理品质（张大均，冯正直，郭成，陈旭，2000）。很显然，心理素质是先天与后天因素、内在与外在因素相结合而形成的品质或特性。张大均，冯正直，郭成和陈旭（2000）曾对心理素质的结构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的分析，以心理素质涵义和实质的探讨为出发点，将学生心理素质归纳为认知因素、个性因素和适应性因素三个维度，具体化为二十二种成分。

社会支持是个体从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中获得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它调节着压力和身心健康之间的关系。众多研究均表明，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关系密切，如Erin（2016）发现，卵巢癌患者寻找社会支持作为应对机制，是保障其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胡军生和王登峰（2006）采用横向与纵向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192名大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可以有效预测被试两年后的心理健康状况。梁雅丽，姚应水，石玮和杨瑞（2013）通过对贫困大学新生的研究表明，消极应对方式是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负性因素，积极利用支持是促进心理健康的正性因素；还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可以通过心理弹性间接影响心理健康状况（宋广文，骆风，周方芳，2014），心理素质作为维护心理健康的重要条件，在心理健康机制中具有核心作用（王鑫强，张大均，2012）。已有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王沥滢，孟勇，王超明，2016）、同伴关系与自尊（刘广增，张大均，潘彦谷，陈万芬，马原啸，2016）、青少年父母依恋与抑郁（陈万芬，张大均，潘彦谷，程刚，刘广增，2016）等均对学生心理素质具有一定的影响。那么，社会支持对大学生心理素质有着怎样的影响？目前还未有与社会支持直接相关的研究。

父母养育方式是父母在抚养、教育子女的日常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行为倾向，是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的综合表现（李路荣，范兴华，2008）。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是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Dwairy，2014；Mark&Benjamin，2015），与父母关系融洽的学生在中年时期患躯体疾病的概率远低于不融洽的学生（Russek&Schwartz，1997）。父母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一任老师和重要他人，在孩子的心理素质发展及压力应对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父母教养方式对于大学生心理素质的作用及在不同条件下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决定考察父母教养方式与社会支持对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影响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明确在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形成过程中，家庭和社会因素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从而为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进一步提升大学生心理素质提供参考性意见。

2方法

21被

对320名本科在校生进行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为310份，其中男生103人（33%），女生207人（67%）；大一83人（27%），大二52人（17%），大三46人（15%），大四97人（31%），大五32人（10%）；文科63人（20%），理科85人（27%），工科45人（15%），医学92人（30%），艺体25人（8%）；城市户口119人（38%），农村户口191人（62%）；独生子女98人（32%），非独生子女212人（68%）；单亲家庭27人（9%），其中母亲抚养14人，父亲抚养13人，非单亲家庭283人（91%）。

22工具

221大学生心理素质量表

采用大学生心理素质量表，包含认知、个性和适应性三个分量表，共31道题，5级评分（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总量表及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是089、078、075和078（张娟，苏志强，张大均，2016）。

222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

采用简式父母教养方式中文版（s-EMBU-C），共21道题，其中拒绝维度6道题，情感温暖维度7道题，过度保护维度8道题。三个维度的再测信度在070～081之间，校标效度在082～093之间（蒋奖，徐峥嵘，蒋必菁，许燕，2010）。

223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采用肖水源（1994）修订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包含主观支持、客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共10个条目，其中主观支持4道题，客观支持3道题，社会支持利用度3道题。多年来，此量表被多次应用，有良好的信效度。

3结果

31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社会支持与心理素质状况

在父母教养方式方面，单亲家庭的大学生，除母亲拒绝维度外，其他维度均显著低于非单亲家庭（p

多因素方差分析显示，父亲拒绝维度在性别和专业上的主效应显著（p

32大学生心理素质、父母教养方式及社会支持的关系

父母情感温暖与大学生心理素质各维度及总分均呈显著正相关（p

结果表明，社会支持对心理素质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在父母情感温暖进入回归方程后，社会支持对心理素质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说明父母情感温暖在大学生社会支持与心理素质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006*251）/076=020。父母教养方式的中介效应模型，见图1。

4讨论

41不同被试变量中父母教养方式及社会支持的状况

家庭环境是个体出生后首先接触的微观系统，对个体的成长至关重要。本研究发现，单亲家庭的大学生，除父母拒绝维度外，其他维度均显著低于非单亲家庭，这与李娜（2010）、万国强（2006）的研究基本一致，即完整家庭的父母在教养方式上一致性更强，单亲家庭的监护人在给予孩子更多情感温暖的同时，也存在过度保护现象。男生在父亲拒绝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女生，这可能与社会和家庭对男生的社会角色定位有关，“穷养儿子富养女”、“男儿有泪不轻弹”等思想影响了父亲对男孩子的教养方式。此外，医学专业学生的父亲拒绝显著高于理科专业，说明医学生不但承担着繁重的学业压力，而且也承受着家庭更高的期望。

非独生子女的主观和客观支持显著高于独生子女，这是因为非独生子女有更多的兄弟姐妹，有更多的支持来源，而且在与兄弟姐妹的合作中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也更好。农村学生社会支持显著高于城市学生，可能与农村学生一旦考上大学会受到更多的关注与支持，学生也更能体会到自我价值，提升了主观支持有关（董增云，2007）。大一与大二学生社会支持显著高于其他年级，表明家长和老师更加关注低年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也相应地提供更多支持与帮助，有利于同学们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专业方面来看，工科生显著低于医学生，医学是个特殊的专业，不仅学制五年，毕业后还需规培，对学生的专业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因此，学校、社会、家长都很重视医学生的学习，并给予极大的支持和鼓励。

42大学生心理素质、父母教养方式与社会支持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父母情感温暖与大学生心理素质各维度及总分均呈显著正相关，并对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各维度及总分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父母拒绝和过度保护与大学生心理素质适应性维度呈显著负相关，并对心理素质适应性有显著预测作用。说明父母尊重、理解、关怀的教养方式有助有提升大学生的自信心和适应能力，提高大学生的心理素质水平；父母拒绝、过分关爱的教养方式会降低大学生的自我价值和抗挫能力，产生自卑、抑郁等不良情绪，不利于大学生的身心协调和适应性能力的发展，也与程灶火、金凤灿、王国强、张茹和刘新民（2016）对中国青少年心理素质的研究结果及Amina，Fons，Vande，Penny和Weny（2015）的印尼青少年心理素质的研究结果一致。大学生心理素质与社会支持的各维度和总分均呈显著正相关，社会支持各维度和总分对大学生心理素质及总分均有预测作用。说明学生得到的支持越多，抱负性水平越高，自信心和求知欲越强，挫折耐受性越强，无论是认知、个性还是适应性都能极大地调动起来，进而促进心理素质水平的提高。表明父母教养方式和社会支持是影响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外部因素，其中良好的父母教养方式和高水平的社会支持可以促进大学生心理素质水平的提高，不良的父母教养方式和低水平的社会支持不利于大学生心理素质水平的提高。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父母教养方式中父母情感温暖在社会支持与心理素质中有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0%，也即父母情感温暖通过影响大学生社会支持进而影响其心理素质。马存燕（2007）曾提出，父母教养方式与初中生感受到的社会支持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说明良好的教养方式有利于大学生乐观地看待事物，更容易感受到同学和老师们的关爱与帮助，也提升了大学生利用社会支持的信心和能力。父母教养方式作为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Dwairy，2014；Mark&Benjamin，2015），是通过培育孩子良好的认知能力、个性品质而对孩子的各项行为产生影响。父母对孩子情感的关怀可以促使孩子形成积极的心理品质，有更深刻的自我认识，有更高的自我评价和人际能力，能得到更多的客观支持，与此同时，对支持的利用度也大大提高，因而心理素质水平也较高。

因此，要提升大学生心理素质水平，社会要为大学生提供良好的支持系统，学校要注意提高孩子对支持的利用度，家长要学会用积极的教养方式，让孩子在一个有爱的、快乐的环境中成长。总之，在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同时，要积极发挥学校教育的主导作用、家庭的助推作用、社区的强化作用（张大均，冯正直，郭成，陈旭，2000）。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来推动大学生心理素质的提升，推进素质教育的进程。

参考文献

万芬，张大均，潘彦谷，程刚，刘广增（2016）.青少年父母依恋与抑郁的研究：心理素质的中介作用.心理科学，39（6），1282-1288.

程灶火，金P灿，王国强，张茹，刘新民（2016）.家庭环境、教养方式和人格对青少年违法的影响及影响路径.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4（2），287-292.

董增云（2007）.大学生人格特征、社会支持与学校适应的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

方杰，张敏强，邱皓政（2012）.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和效果量测量：回顾与展望.心理发展与教育，28（1），105-110.

胡军生，王登峰（2006）.人格特质和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模型.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4（4），387-390.

蒋奖，徐峥嵘，蒋必菁，许燕（2010）.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初步修订.心理发展与教育，26（1），94-99.

李娜（2010）.单亲、完整家庭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情绪适应的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

李路荣，范兴华（2008）.父母养育方式与大学生焦虑水平的关系.精神医学杂志，21（1），29-31.

梁雅丽，姚应水，石玮，杨瑞（2013）.贫困大学新生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关系.中国学校卫生，34（6），746-747.

刘广增，张大均，潘彦谷，陈万芬，马原啸（2016）.中学生心理素质与同伴关系的研究：自尊的中介作用.心理科学，39（6），1290-1295.

马存燕（2007）.初中生父母教养方式与社会支持的关系.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15（3），279-283.

宋广文，骆风，周方芳（2014）.学优生、学困生社会支持、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中国特殊教育，165（3），48-53.

万国强（2006）.单亲家庭与完整家庭初中生父母教养方式的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

王沥滢，孟勇，王超明（2016）.大学生心理素质与时间管理倾向、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4（1），51-54.

王鑫强，张大均（2012）.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模型构建对PTH和DFM的超越.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8（6），67-74.

肖水源（1994）.《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应用.临床医学杂志，4（2），98-100.

张大均，冯正直，郭成，陈旭（2000）.关于学生心理素质研究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6（3），56-62.

张娟，苏志强，张大均（2017）.大学生心理素质量表的修编及信效度检验.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待接收刊.

Amina，A.，Fons，J.R.，Vande，S.，Penny，H.，&Weny，S.（2015）.PerceptionsofparentingstylesandtheirassociationswithmentalhealthandlifesatisfactionamongurbanIndinesianadolescents.JournalofChildandFamilyStudies，24（9），1-13.

Dwairy，M.（2014）.ParentingstylesandmentalhealthofPalestinianArabadolescentsinIsrael.TransculturalPsychiatry，41（2），233-252.

Erin，M.H.（2016）.Qualityoflifeandmentalhealthamongwomenwithovariancancer：Examiningtheroleofemotionalandinstrumentalsocialsupportseeking.Psychology，Health&Medicine，21（5），551-561.

Mark，R.，&Benjamin，M.K.（2015）.AcrosssectionIinvestigationofparentingstyleandfriendshipasmediatorsoftherelationbetweensocialclassandmentalhealthinauniversitycommunity.InternationalJournalforEquityinHealth，14（1），1-11.

Russek，L.G.，&Schwartz，G.E.（1997）.Perceptionsofparentalcaringpredicthealthstatusinmidlife：A35-yearfollowupoftheHarvardMasteryofStressStudy.JournalofBehavioralMedicine，20（1），1-13.

Abst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