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表现(6篇)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表现篇1

其实，早在去年11月IMF宣布人民币将被纳入SDR货币篮子之后，就有美国媒体直言，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它已不再像最初成为世界霸主时那样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在2008年那场从华尔街掀起进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要求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呼声从未停止。如今，“一美独大”的国际金融体系正在逐渐失去拥趸，加快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国际金融秩序合理化，成为世界共同的期待。

危机之后，美国的自救行动更让其他经济体看清这种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潜在的巨大风险。从2008年11月至2012年9月的近4年间，美联储先后宣布3轮量宽政策，借助大规模的非常规宽松货币刺激措施，压低基准利率，刺激经济增长。这实际是通过印钞，使美元汇率不断下跌，由此把危机转嫁给世界其他经济体，让别人为它的债务埋单。

而受这种负面溢出效应影响最深的，就是金融体系相对脆弱、对美元过度依赖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几轮量宽导致资金在国际市场大进大出，对金融稳定构成威胁，而新兴经济体的市场动荡尤为明显。如今，美国经济已经展露复苏气象，美联储也宣布退出量宽，而新兴经济体却因以逐利为目的的热钱的大量撤离以及长期存在的经济结构性问题，依然深陷经济低迷。这也让它们意识到，改变对美元的过度依赖，改革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刻不容缓。

另一个同样迫切的现实是，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已经不能反映全球经济格局发生的变化。

进入21世纪之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改变，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发展迅速，尤其是中国，对于世界经济新增量的拉动作用突出。然而与此相应的是，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权很小，它们的主张和要求得不到很好的表达和接受。

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遗产的IMF，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其成员国份额一直被批评为无法代表新兴经济体崛起的现实，SDR货币篮子的代表性也因种类和份额的僵化日益下降。这不利于世界经济稳定、均衡、公平的发展。向多元化发展的世界经济需要多元化的货币与之匹配，也需要一个更为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

2014年7月，金砖国家宣布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简化相互结算和贷款业务，从而减少对美元和欧元的依赖。2016年1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开业，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重点支持亚太地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这些新成立的国际金融机构，为全球的发展和稳定进行融资，提供金融安全，正是现在世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导的新国际金融机构的出现，成为近年来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明显变化。

随着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这两个“不听命于国会山的新国际金融机构的建立”，种种迹象表明，英美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时代就要终结了。

而如今，人民币作为新兴经济体货币首次入篮，并且权重超过英镑和日元，占据第三的位置，更被视作世界经济的全球治理吹入的一股新风，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有益补充。

过去过分依赖美元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在逐渐向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方向发展。

彭博社认为，随着人民币朝着与美元和欧元一样成为顶级世界储备货币迈出最大一步，全球经济可能进入一个更加稳定的时代。

未来，发展中国家的权重继续提高，国际金融体系向多元化、多极化方向发展，是公认的必然趋势。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表现篇2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政府职能；中国

一、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内涵

早在15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预见性地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的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A.麦格鲁对全球化的特征做了这样的描述：全球化是指超越构成现代世界体系的民族国家的复杂多样的相互联系和结合。目前国际上公认的经济全球化的简单定义是指人类的经济活动空间超越国家主权版图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全方位的沟通、互动和合作，并日益加强的客观历史进程及趋势。今天我们所说的经济全球化，是指二战以后全球的由物资、劳务、资本和技术构成的国际市场的融合。

随着以信息革命为特点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经济全球化以势不可挡的气魄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品质，其主要内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全球经济市场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是在资本主义主导之下进行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进一步延伸；对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实质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目前，在180多个主权国家中，绝大多数采用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经济市场化。因此全球化是全球经济的市场化和市场经济的全球化。

（2）国际经济活动活跃。目前的国际经济活动实质上是资本、技术、通讯、管理以及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劳动力之间的自由结合，由于经济全球化，世界上各国、各社会之间多方位互相联系而形成了现代世界系统。首先，国际资本市场有了空前的发展，在金融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在贸易领域，人们预测，到2005年，世界商品和劳务出口总额将占世界生产的28%.此外，国际经济活动不仅在数量上不断扩展，而且在质量上也在日益提升。

（3）国际经济组织作用显著。国际经济组织主要是通过实施组织管理和制定规章制度作用于经济全球化活动。1995年WTO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等构成的全球经济的宏观制度和调控体系已经基本构筑完成。同时，世界经济规则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世界市场的运行秩序。

（4）国际信息网络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和多媒体技术的普及使规模空前的资金流动成为可能，使经济信息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共享，使资源和财富的配置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促使世界市场联系日益紧密。

（5）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领导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集中体现形式，它直接组织公司内部的全球生产配置和贸易交换。跨国公司本身也在迅速地全球化，即它们在海外的利益正在超过其母国的利益，甚至将其重心和总部移到母国以外的地区。

经济全球化整合了世界的资源和财富，实现了资本、技术、管理、信息和劳动力的优化配置，为世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是，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由于世界市场的高度关联性而引发的全球性危机的危险也越来越大。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至今影响尤存，“9.11”事件的冲击遍布了世界每一个角落。但是，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结果，已经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潮流，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回避或抗拒。因此，任何一个不想被世界抛弃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必须使本国的经济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勇敢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方向，制定正确的应对策略和发展战略，最终达到壮大自己的目的。

二、政府职能概述

正如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所说的那样：“在世界各地，政府正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全球经济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使我们再次思考关于政府的一些基本问题：它的作用应该是什么，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好这些事情。”政府的作用应该是什么，是政府职能的问题；政府如何做好这些事情，是政府管理方式的问题。政府职能是根据社会需求，政府在国家和社会管理中承担的职责和功能。政府管理方式主要是政府实现其管理职能的手段和方法，通过管理方式政府职能由理想变为现实。

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政府职能，它主要强调市场优先，政府职能主要是弥补市场不足。如美国学者安德森提出，政府应该有七项基本职能：提供经济基础；提供各种公共商品和服务；协调与解决团体冲突；维护竞争；保护自然资源；为个人提供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最低条件；保持经济稳定。萨缪尔森指出：在一个现代的混合经济中，政府执行的经济职能主要有四种：确立法律体制、决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影响资源配置以提高经济效率，建立影响分配收入的方案。

凯恩斯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大规模经济危机后深刻反思了政府和市场机制的关系，得出了私人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的著名论断，即：当经济面临某种外部冲击时，市场力量并不足以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水平，经济将面临一个痛苦而缓慢的调整过程，主张通过政府干预防止国家经济的崩溃。但针对经济全球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看法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管理的全球化和主导政治与社会管理的民族国家之间将发生分裂，其代价是削弱民族国家的功能，导致民族国家逐渐失去权力。他们认为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实质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最终导致国家政府管理的弱化，以至终结。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抛弃。

[NextPage]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国际资本流动性的日益增强、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日趋频繁、市场全球化、地区和国际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组织的功能加强及国际竞争的日益加剧等并未真正损害政府的权力，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并未减少，这些因素反过来强化了政府管理，促进了政府作用加强。实践证明，经济与社会生活越复杂，越需要加大政府的调节力度。

三、我国政府管理的思考与对策

经济全球化要求确立政府职能市场化的地位。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有这样一段话“有效地政府———而不是小政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这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政府的作用是补充市场，而不是代替市场。”根据WTO的要求，对政府职能重新定位，就是如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主要体现是“放松管制，收缩政府的经济职能”。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表现篇3

关键词：全球化；发展；特征

中图分类号：D0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1-0038-02

一、全球化含义新解

1.国外学者对全球化概念的定义。目前，国外学者基本上是从全球化在各领域各层面所表现出的全球性特征来进行概念界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经济的角度对全球化做了如下概括：“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通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加强”[1]45。马歇尔·麦克卢汉在《传播探索》一书中运用“全球村”（globalvillage）一词来形容人类可以克服自然因素的障碍，利用先进的通信技术实现全球范围的通信和联系，这是从信息通信的角度来描述全球化的。埃利亚斯、罗伯逊等人则从文化和文明的角度，把全球化视为人类各种文化、文明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未来的文明、文化在内容、形式越加一致性的发展趋势。费舍斯通认为全球文化相互联系状态的扩展也是全球化进程的表现形式之一，它可以被理解为导致全球共同体即“文化持续互动和交流的地区”的出现[2]108。著名的罗马俱乐部从危及人类共同命运的全球性问题角度，认为全球化是人类在环境恶化、核威胁等共同问题下达成的共识。沃勒斯坦认为不平等交换形成了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3]460-465，这是从体制角度解析全球化概念最具代表性的论述。安东尼·吉登斯将全球化的过程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在协调的同时发生碎化的不平衡发展过程，是一种偶然的辩证过程，一种矛盾的过程，“因为它不是把一系列变化总括起来按照一个统一的方向来行动，而是由相互对立的趋势构成”[4]60。可见，国外学者对全球化概念的界定涉及了多个领域、多个层面。实际上国内学者对全球化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

2.国内学者对全球化概念的定义。李慎之可谓是国内最早关注和研究全球化的人物，他认为真正的全球化应该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科学、技术等领域的全球化。周敏凯认为，全球化是各国打破国与国之间的制度差异、地理障碍、文化隔阂、民族矛盾等束缚，达成一个国际社会都认可的、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通行的规则，在这种规则发挥效果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全球性效应。纪玉祥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出发，认为资本主义文明搭乘了经济全球化这趟顺风车，其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全球性特征是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成果表现出来的，同时资本主义的矛盾也随之扩展到全球，使得全球化成为一个矛盾体，甚至认为全球化是流行于世界的疟疾。还有的学者则简单笼统地把全球化定义为资本主义化，即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方式、价值理念、生活方式等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或者说是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化的过程或西化的过程。

综合国外和国内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全球性问题等全方位、多领域的动态发展过程，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世界大潮流。同时它是一个整合和分散两种不同状态同时存在的矛盾集合体，它既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化或西化的过程，也不是把全球各种事物简单叠加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产生冲突、在冲突中磨合，在多元差异中通过动态的发展寻求共存与一致的世界性的发展过程。

二、全球化的时代特征

全球化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却概念模糊的时尚名词，它也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多领域的复杂多变的过程，其发展进程呈现出进步与落后、文明与暴力、共性与个性并存的特征。这种全球性特征的出现是长期量变所造成的阶段性质变的结果。本文主要从新时期全球化的表现形式、全球化的运动属性、全球化涉及的领域、全球化产生的效果与影响四个方面来分析全球化的时代特征。

1.全球化的同一性与多样性可以共存共生。从根本上来说，全球化是经济的全球化，它是各国的经济突破一国和地区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优化整合、资源配置和相互依赖的过程。不同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分配制度在全球性的市场中相互碰撞、相互借鉴。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一些有益经验进行了学习、吸收、利用，根据本国国情加以改造，以此来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随着科学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世界已然成为一个可以实时联系、方便沟通的“地球村”，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价值理念进一步交流、交融、交锋，在相互借鉴中一些生活方式（例如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信用卡的普及、提前消费的观念、闲暇娱乐的方式等等）、价值取向已经表现出全球性特征，并呈现出日益加强的趋势。许多国家在吸收、借鉴他国经验并为之所用的基础上，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共性和同一性的一面，然而在这个全球化的趋同过程中，他们也保留了本国传统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文化理念，表现出民族性和多样性的特征。另外，经济的肆意发展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以温室效应最为突出）、国与国之间军事竞争所埋下的核武器的威胁、世界性的疾病等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也呈现出同一性的特征。

2.全球化发展的动态性更为突出。全球化不等于全球性。全球性是指一种静止的状态，而全球化则主要是指一个逐步走向全球性的过程，是一个时间和空间多维互动的过程。从时间上来看，全球化体现的是一个动态过程。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促使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资本主义从垄断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空前发展，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并且这种趋势还将延续下去；从空间上来看，全球化的动态特征体现在全球化的发展在地理位置上的推移。全球化的发展是先从欧洲、美洲再发展到整个世界的，因此它不是一下子就使世界呈现全球性的现象，而是一个从个别国家或地区走向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动态发展过程；从其产生的影响和效果来看，全球化的动态过程体现在它推动了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维度、多领域的大发展、大繁荣。欧洲航海者的“地理大发现”促使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些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5]254。第二次科技革命促使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和确立，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组织模式、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逐步蔓延至世界的各个角落，成为其他国家竞相学习、模仿的对象。以互联网为主要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是目前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科技革命，这次科技革命打破了地理空间的阻隔，促使经济、政治、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空前发展，并且这种趋势还将不断渗透和深化在全球的各个角落和领域。

3.全球化突破经济领域日益呈现出多维度、多领域的状态。全球化打破了地理空间的障碍，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已经不是原来单一的经济领域的全球化，而是一个朝着政治、文化、科技、社会多维度、多领域方向发展的综合体。在经济上，全球化表现为生产资料、资本、服务、技术、产品在全世界范围的自由流动，这种活动方式促使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优化组合，使得世界各国彼此依赖、互相依存，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促进和推动了国家间其他领域的交流和发展，为减少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加深国家间的合作往来起到了促进作用，其中跨国公司就是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在政治上，全球化表现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扩张，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国际政治问题的协商和妥协、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力量并存、核武器的威胁、恐怖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等政治问题、政治现象、政治冲突和矛盾在全球范围的呈现；在文化上，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不同国家和民族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价值理念等方面的互相交融和整合，呈现出“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特征，但也存在着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冲突和对抗，同时也有人认为文化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普世价值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可口可乐化、麦当劳化；在社会层面，全球化表现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各种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利益与共的现实性问题。

4.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全球化既有推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加深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与交往、促进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和理解、缓解具有全球性社会问题的冲突和矛盾以及人类利益与共的现实性问题，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消极影响。

首先，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国际金融组织制度、规则的制定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表现出对发达国家利益的倾向性；对于发展中国家，则制定了更为严格、苛刻的条约，这种天生的不公正、不公平导致了发达国家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占据相当大的优势。据世界银行统计，发达国家人均GDP与发展中国家人均GDP的差距从1983年的43倍扩展至2000年的60多倍。可见，经济全球化并不像理论上所说的那样利益均沾，发达国家始终站在经济获益圈的中心位置，而发展中国家则处在半边缘或边缘地带。至于风险，则必须共同承担。发达国家出现的金融危机波及到了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在危机面前，他们不仅要同等、公平地分担风险，还要努力为出现危机的发达国家疗伤。

其次，政治全球化最大的负面效应表现为民族国家的被侵蚀和被削弱。最典型的就是美国打着“人道主义”和“普世价值”的旗号，声称人权高于，用武力干涉他国内政，这种“新干涉主义”的实质其实就是殖民主义的别称和幌子。

再次，全球化在文化层面表现为它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使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价值理念、消费习惯等相互交流、交融的速度和广度大大提高，一些文化内容和形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接受，但是其中不乏有一些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等错误、腐朽的思想文化，它们通过带有价值倾向性和引导性的大众传媒手段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一些西方国家利用多元文化偷换概念，试图淡化意识形态，在文化多元化的幌子下大力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受到了严峻的冲击和挑战，甚至面临沉寂的危险。另外，全球化的发展还会加剧生态环境、传播性疾病、气候恶化等全球性问题，严重影响了和谐世界的构建以及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

[2]M.费舍斯通（Featherston）.GlobalCulture：AnIntroduction[J].Theory，CultureandSociety1990，（7）.

[3]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表现篇4

内容摘要：本文针对世界经济共同周期下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一系列的计量研究，通过选取1978-2008年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及7个样本国的经济数据作为数据来源，利用相关分析法、图表比较法对中国经济在该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协同性、差异性特征进行研究。本文通过对这两个特征的研究，得出了相关结论以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文章认为：第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周期高度同步且协同性在增强，与发达国家周期协同性在减弱。第二，中国经济周期逐渐从过去的短周期向中周期过渡，周期持续时间不断延长，波动幅度减缓，波峰和波谷的位势从高位型向中位型转变。第三，为了避免经济波动大起大落，政府的宏观调控仍会以微调为主，调控手段将多样化，调控重点逐渐从总量调控向结构调整转变。以期为未来中国的经济宏观调控提供一定的依据。

关键词：共同周期经济相关分析法协同性差异性

研究背景

世界经济共同周期是一种经济波动现象，是将整个世界的经济活动作为一个个具有理性的个体而组成的整体，具有阶段性特征及协同性特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国家之间存在经济周期的共振现象，也存在经济波动的传播行为。随着中国经济开放度的逐步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为此有必要对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以及不同代表国经济间的波动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基于此，本文通过多个国家和较长时间跨度的分析证实了中国经济周期特征，发现了经济发展趋势的协同性和隐藏于国家群体之间的差异性，从而为准确地把握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规律性和特征性，为做出更好的经济决策提供依据。

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为了研究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共同周期下的特征，本文中中国经济增长率所采用的数据以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为起点，截至2008年，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世界经济增长率数据来源于历年《国际统计年鉴》；样本国选择不同发展阶层、不同地区的国家，本文主要选择美国、日本、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巴西和南非作为样本国，样本国家数据除美国外全部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时间跨度从1978到2008年，都以2000年不变美元计算，美国的数据来自BureauofEconomicAnalysis网站。

（二）方法定义

针对中国经济在世界共同周期下的不同发展特征，本文利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分别进行计算、比较与分析。

方法一：滚动相关系数法。该方法是基于固定样本长度的滚动相关系数法来使用分析，本文主要使用该方法计算出滚动相关系数，进而分析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周期之间的动态相关性。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假设i国的经济共同周期的指标序列是{sik}，j国的经济共同周期的指标序列是{sjk}，在样本范围内的滚动相关系数定义如公式1所示：

（1）

其中，Cov表示方差，var表示变量。

方法二：交叉相关分析法。该方法是基于两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研究，本文主要使用该方法计算中国与另一样本国间的经济发展相关系数，分别计算多个不同的样本国数据，根据交叉相关系数大小进行排序比较进而分析出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与中国相关度高、中、低的国家类型（规定交叉相关系数大于0.7的为高相关度国家，交叉相关系数在0.4至0.7之间的为中相关度国家，交叉相关系数在0.4以下的为低相关度国家）。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假设中国经济变量组为U，样本国经济变量组为V，利用数学方法分别对这两组变量进行线性组合，把这两组变量化为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即令x=（U1，U2，...，Um），y=（V1，V2，...Vn），计算x和y之间的交叉相关系数r，则标准化U和V的相关系数定义如公式2所示：

（2）

其中Cov表示方差，var表示变量，R为变量间转化的常数。

研究分析

（一）协同性

在世界经济共同周期中，中国的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就是协同性。所谓协同性，是指世界各国的经济周期由于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出现的经济行为的同步性，表现为一个国家与该整体经济活动所呈现出来的经济波动，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经济周期的共振现象，还存在经济波动的传播行为。为了更加深入的分析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本文从定量的角度，运用中国与世界经济相关系数分析，采用滚动相关数法，考察二者间的相关性。

首先，针对特定的数据来源，绘制从1978-2008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与世界经济增长率曲线图，如图1所示。

通过图1中的波动振幅变化规律可知：从宏观上看，世界经济周期的波动位势比中国的稳定，这是因为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大更高的提升空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投资率始终保持较高水平；从微观上看，中国的波动变化规律是先动荡后稳定，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还在探索经济发展之路，故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具有动荡性。但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逐渐强大并形成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故具备稳定的经济发展趋势；世界经济在1994-1998年出现大的波动是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而导致的经济衰退。

其次，利用方法一的滚动相关数法，计算出中国与世界经济相关系数值，绘制成表格与图形如表1和图2所示。

由图2可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滚动相关系数一直在0.5左右波动。在1997-2001年期间相关系数是负值，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当时正是体制转轨以及国有企业改革最艰巨的时期，另一方面是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的诸多国家的经济动荡，使得这段时期两者之间的经济周期的相关程度是负值。进入21世纪之后，两者的滚动相关系数又突然升高了。因此，总的来看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相关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从研究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协同性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关性经历了由强到弱，再逐步转强的过程，中国经济的持续性比世界经济稍强，但中国经济的波动幅度较大且滞后于世界经济波动，对世界经济存在较强的依赖性。

（二）差异性

在世界经济共同周期中，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差异性。所谓差异性是指国家之间经济波动的非同步性，可以用不同国家的发展经历的跌宕起伏来理解。通过对差异性的研究可以进行类别的归类，同时为把握国家今后经济发展的方向提供依据。

本文选取的样本国有针对性的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亚洲国家和非亚洲国家两大类，分别考察这些国家在我国改革开放推进阶段（1978-1992）、改革开方深化阶段（1993-2008）的同步相关性。根据特定的数据源，利用文本方法二交叉相关分析法公式依次计算中国与各个样本国之间的相关系数，具体的数据见表2与图3。

通过对图3的观察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中国与发达国家（美、英、日）、发展中国家（马、新、巴、南）周期的同步相关性呈现不同的类型，在1998年前中国与发达国家周期的相关性高于与发展中国家的周期相关性，总体而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周期的同步性高于与发达国家周期的同步相关性，并且在2000年以后差异性更加明显。

中国与亚洲国家（日、马、新）经济周期的相关性逐渐增强，而与亚洲以外国家（美、英、巴、南）经济周期的相关性下降。这一现象反映了中国政治上重视亚洲国家、经济上地区一体化程度提高的事实。中国的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向具有很大的区域性特点，中国与亚洲地区经济周期协同性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与其他学者研究结果一致。

结论

本文利用1978-2008年的经济数据，重点研究分析了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共同周期下的协同性和差异性两种特征，并对出现该特征的原因做相关分析，同时也为中国经济所处于的位置及发展趋势做好相关依据。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周期高度同步且协同性在增强，与发达国家周期协同性在减弱。第二，中国经济周期逐渐从过去的短周期向中周期过渡，周期持续时间不断延长，波动幅度减缓，波峰和波谷的位势从高位型向中位型转变。第三，为了避免经济波动大起大落，政府的宏观调控仍会以微调为主，调控手段将多样化，调控重点逐渐从总量调控向结构调整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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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海红.基于共同周期的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协同性特征的测算[J].统计与决策，2012（11）

3.宋玉华，周阳敏.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与非协同性研究综述[J].经济学动态，2003（12）

4.刘金全.投资波动性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性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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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恒，陈述云.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态势[J].管理世界，2003（3）

7.方明.中国经济周期的独特性[J].宏观经济，2008（10）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表现篇5

一、发展的“钟形曲线”

战后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既有辉煌的成绩，也有痛苦的失败。根据战后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实绩，大致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为工业化的起步阶段，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为高速发展阶段，70年代后期以来为停滞—衰退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留下了一条“增长—衰退”的钟型曲线。这条钟型曲线集中反映了战后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基本状况，是我们研究与认识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规律时必须首先承认和尊重的基本前提。

第三世界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在1956—1960年为4.9%，1961—1965年为5.1%，1966—1970年为5.6%，1971—1975年间为6.6%，1976—1980年为4.5%，1980—1990年为2.6%，1990—1994年竟为–0.11%。第三世界国家在60年代和70年代前半期经历了高速发展的15年，这是奇迹般的15年。

但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陷入了停滞和衰退。80年代对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是“失去的十年”，对98个第三世界国家的统计表明：80年代中有10个发展中国家平均GDP出现了负增长，占总数的10.2%。90年代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更加严峻。在被统计的102个第三世界国家中有35个在1990至1994年间平均GDP出现了负增长，占总数的34.3%。（WorldBank，1996）最近，巴西全国经济开发银行公布的研究报告《80年代的巴西经济》(1999)中指出：从1990年至1999年的10年间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1.7%，比“失去的十年”的80年代的年增长率2.9%又进一步下降了。90年代对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将意味着又一个“失去的十年”。

从“奇迹的15年”到“失去的20年”，一条钟型曲线，赫然展现了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曲折与艰难，它也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需要深入思考和认真回答的问题——为什么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走过的是一条先增长，后衰退的道路？其中的规律性是什么？

二、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条件的转化

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发展受到了经济全球化及世界经济体系的制约。

在50年代前后，概括起来说，第三世界国家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一般具有三个有利因素：其一，具有发展工业、服务业的较广阔的国内市场空间；其二，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其三，具有较好的外部经济环境。正是这三个关键性的因素在第三世界工业化初期，对推动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第三世界战前的经济形态大多是落后的农业经济，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独立后实行工业化的初期，在外国资本进入的推动和市场需求的拉动下，工业和服务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其次，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初期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国内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进入工业化生产提供的高额利润率的支持。

第三，在工业化初期，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在与发达国家的经贸往来中，以极其低廉的自然资源、原材料换取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因此，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很强，客观上也有利于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初期发展。

但是，第三世界的工业化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运动也是当代资本国际循环的一部分。资本国际循环既有促进第三世界工业化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随着介入资本国际循环程度的加深，不利的因素逐渐导致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障碍。从内部结构看，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加入国际分工与资本国际循环后，经过近50年的发展，尽管在绝对意义上经济有所增长，但经济、社会结构并未随之得到优化，甚至遭到了劣化，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

——产业结构内部，农业、农村的衰退，造成工农业发展失调。在历史上，西方国家通过殖民化解决了早期工业化发展中的工、农业的结构性矛盾。但是，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第三世界国家却无法重复西方的作法，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主要是内向性的，大多具有剥夺农业和农民的性质，并最终导致了农业的衰退。当前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衰退主要表现在粮食危机上。战后初期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尚能保持粮食的自给自足，进入80年代后粮食紧缺日益加剧并发展为粮食危机，非洲大陆爆发了震惊世界的。90年代以来粮食危机依然没有明显缓解，甚至范围还有所扩大。联合国粮农组织曾对90个发展中国家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有70个国家的粮食状况趋于恶化。农业、农村的衰退导致国内市场发育缓慢甚至出现萎缩，反过来为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障碍。

——工业体系内部出现了“双重化”的结构分化趋势。这一现象在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要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显得尤为突出。“出口导向”是许多拉美国家和部分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在70或80年代以来采取的主要发展战略，也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然而，过分依赖海外市场、特别是西方市场，却使本国和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内部出现了不均衡的变动。如韩国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经常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结果产生了国内生产结构双重化的效应，即导致了出口型产业的过度膨胀和内需产业的相对萎缩，为经济波动埋下了隐患。

以韩国的半导体业为例，80年代末在国际市场需求的刺激下，韩国企业大量投资半导体生产，并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助。但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半导体市场转向萧条，韩国庞大的半导体出口业顿时陷入困境。有人估计，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受此影响高达20%，与半导体业相关的金融机构也受到严重牵累。经济过度开放，过度依赖外资和海外市场，阻塞了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链的自然延伸，使产业发展空间趋于狭窄，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一旦国际市场上风吹草动，发展中国家就难免出现经济波动。

——社会结构分化，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是以所谓的“比较优势”加入国际经济的分工体系的，然而“垂直分工”依然是这一分工体系的结构特征。那么，发展中国家究竟有什么样的“比较优势”呢？说到底是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资源，包括人力和自然资源。这也正是发达国家所需要的和看中的。这样的“优势”正好把发展中国家送入国际垂直分工的底部，在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不发达的发展”。

战后，第三世界国家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大都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分化，收入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199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文发展》报告指出：1965年至1980年间，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约为2亿，而1980年至1993年，这个数字上升为10亿。另据联合国拉美委员会的统计表明，60年代被视为工业化样板的拉丁美洲国家，70年代以来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一直在拉大，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现象均在发展。70年代初期，拥有社会总收入一半左右的富有阶层占总人口的10%，而到90年代初期占总人口5%的富人就拥有社会总收入的50%；另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比重从70年代初期的42%上升到目前的60%左右。墨西哥的最高和最低收入差距相差25倍。巴西50年代确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相当于410雷亚尔，1992年最低工资标准降至70雷亚尔，巴西有11.6%的劳动者的月工资只达到这个标准。

80年代以来，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为基础的。1985年至1991年，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四国的制造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1.48%，比同期四国的第三产业平均增长率高3.5个百分点。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了大量西方资本，扩大了出口，但并没有带来本国技术水平的升级。虽然这些国家的工业化程度虽在一定阶段内有所提高，但却付出了沉重代价——经济剩余大量向西方发达国家转移，进而加剧了本国的社会分化，最终损害本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以泰国为例，泰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谓不快，1989年至1995年是泰国经济增长的高峰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9.4%，危机前泰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超过2500美元。但泰国真正富有的只是占人口20%的高收入阶层，他们的收入在国民收入所占的比例高达55%，而最低收入的20%人口只拥有国民收入的4.6%。

社会分化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国内市场和内需产业的需求约束，造成了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有效需求不足，并进而使剩余资本大量转向金融、房地产投机。社会分化实际上是东南亚地区泡沫经济膨胀的深层原因。

——国际贸易环境恶化使第三世界工业化有利的外部条件日益减损。在工业化初期，发展中国家以极其廉价的原材料及粗加工产品与发达国家交换，自然“经济互补性”很强。但随着部分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加强、生产能力和产品档次一定程度的提高、技术含量一定程度的增长，对发达国家形成了压力。南北经济关系中互补性相对减弱，竞争性相对加强。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并使第三世界国家深受其害。以至于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今后不再会有新兴工业国家了，由于世界贸易环境的改变，依靠外向型经济走向工业化的道路已经不能通行。（Broad，1988）

农业衰退、工业结构“双重化”、社会分化和国际贸易环境恶化，构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陷阱。这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世界经济体系中一种特殊的发展现象。如果说第三世界面临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的话，我们认为：它具体的意味是“发展陷阱”有可能最终断送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三、第三世界工业化停滞可能的后果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各国之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地带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出现停滞与衰退，势必对于“中心”地带产生反馈，势必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乃至全球经济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对“中心”的反馈

第三世界工业化停滞对于西方和全球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个复杂的问题，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观察与深入的研究。根据80年代以来可以观察到的情况看，经过初步研究我们认为：在世界经济体系“”产生的问题与危机，可能将依以下三个步骤对于“中心”产生影响。

首先，在发生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普遍放慢甚至衰退的情况下，第三世界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场所、产品市场的作用下降。这一阶段“”表现出对于“中心”的经济重要性下降。这一趋势自80年代以来已经较为明显地出现。60~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一直在稳定增长，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是资本净流入地区。其中当时经济增长迅速的拉丁美洲国家吸引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第三世界直接投资的50%。进入80年代以后，特别是随着拉丁美洲国家发生债务危机，经济发展处于停滞、衰退状态，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迅速减少，并出现了资本回流现象。1984~1988年发达国家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直接投资减少了50%。发展中国家占西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比重中的份额，从60年代的20%，下降到80年代中期的10%。（陈雨露，1997）8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资本流向东南亚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增加，但1997年东南亚爆发危机以来又大幅度减少。在国际贸易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下降。8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5%左右，目前下降到20%左右。版权所有

其次，第三世界作为西方发达国家投资场所和产品市场的作用下降，加剧了西方的资本和产品的过剩，对于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的“泡沫化”起了促进作用。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第三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实际经济物品的生产，而相形之下西方经济日益“泡沫化”，即在经济总量在继续以较高速度增长的情况下，实质性物质生产活动却在日益下降。

以美国为例，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实物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萎缩。以1967年的按人口平均的产出量为基数,1990年同1967年相比，按人口平均的资本货物的产出量，化肥下降了21%，建筑机械下降了46%，油田机械下降了67%，工业建筑下降了63%，海洋运输船只下降了5%；按人口平均的生活资料的消费量，纺织品下降了66%，鞋和皮革制品下降了70%，轿车的生产量下降了43%，住宅建设下降了13%，学校建筑下降了50%，医院建筑下降了17%；按人口平均的中间产品的产出量，水泥下降了73%，粗钢下降了43%，硫璜下降了89%，铜下降了95%，镍下降了98%，铝土矿下降了98.5%。(Larouche，1995)

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长期存在巨额贸易逆差。据美国统计摘要提供的资料，构成美国外贸巨额逆差的主要是矿物燃料和制成品的入超。其中矿物燃料的入超是美国外贸逆差中最大的一组产品，主要包括原油、石油制品和天然气等。90年代初这三项产品中的贸易入超均在450亿美元以上，1990年竟高达578亿美元。其次是制成品贸易的巨额入超，主要是运输工具及零部件、轻工类产品、电器类产品等等。上述情况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国民经济结构的转型，重点转向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毕竟也反映了在整体经济活动中实物生产下降的事实。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表现篇6

一、剪不断、理还乱，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分析

我们如果把世界经济看作一个系统，那么这个系统便是典型的非线性系统。非线性系统复杂多变，并且变化极不均匀，普遍存在着混沌运动。混沌的长期行为不可预测，只要系统处于混沌区，我们就无法对它的长期行为做出预测。①现实表明，经济全球化进程日趋复杂化，许多国家的经济工作者都有同感，即科技愈发展，经济愈发达，经济活动愈难以操作，人们认识事物和控制的能力似乎越来越有限。索罗斯最终把他的基金更名为“量子基金”，是受到量子物理学中“测不准原理”的启示，他深感金融业“毫无量性可言”。美国桑塔非研究所在复杂系统研究方面具有领先地位，这一自称诞生于秩序和混沌边缘的学科认为，必须改变自牛顿以来主导科学进程的直线与简单化的思想束缚，充分认识世界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进化的复杂系统，现有科学尚无法解释和驾驭，而复杂系统具有将秩序和混沌趋于平衡的能力。②在世界经济这样的非线性系统中，系统内部的元素——众多主权国家、经济集团之间的分化组合、政治经济的相互渗透，使世界经济形势经常漂浮不定、动荡不安。尽管可以通过系统各元素或各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使系统暂时稳定下来，而更多的时候则由于系统各元素或子系统间的竞争引致系统的波动，一旦条件成熟，这种波动在关联作用下就会形成巨波，一旦波动得以放大，就会引致系统离开原来相对稳定状态，诱发很多冲突，产生很多矛盾。

首先是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之间的矛盾。世界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大都选择市场经济，消除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体制障碍，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市场经济具有优化资源配置、带来较高经济效益的功能，但也会出现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等市场失灵现象，迫切需要一个“世界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纠正市场失灵。现有的三大世界经济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都难以承担世界政府角色，造成宏观调控的缺位。于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演绎成一系列具体的矛盾，如各国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和可调节与全球经济的无计划和少调节之间的矛盾、跨国公司的严密组织和科学管理与世界市场的盲目扩张和混乱之间的矛盾、世界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与世界市场容量有限之间的矛盾、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各跨国垄断集团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尖锐化，导致世界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并导致世界经济的起伏不定、动荡和危机。

其次，民族性与全球性之间的矛盾。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将变得更复杂，并发展成一个悖论。这个悖论表现在：在全球化进程中，一方面，世界性逐渐融合、消融了民族性。高科技手段、市场经济和资本的顽强扩张力超越了国家的疆界、个性、差异，增强了世界的统一性、整体性，同时各个民族和国家间的联系不断加深和扩展，跨国活动和跨国主体的急剧增加，超越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和边界，民族国家原有的稳固地位受到了挑战。另一方面，世界性强化了民族意识，增强了民族性。有趣的是，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全球化态势愈益明朗的情况下，民族主义却表现得异常活跃起来。不少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出现了民族独立或正在争取独立的现象，甚至出现了由于民族冲突加剧引发的战争，如原苏联的部分地区，原南斯拉夫、中部非洲以及部分西方国家的种族冲突等。民族间的互动、民族意识的消长、民族主义凸现与困顿，也许正是经济全球化浪潮赖以表现的基本事实。第三，经济全球化与两极分化的矛盾。二战以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生产水平、经济实力在总体上不仅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扩大了，而且差距极为悬殊。1950年第三世界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64美元，西方发达国家人均为3840美元，相差23倍；1980年低收入国家的人均总产值为245美元，西方发达国家达9684美元，差距扩大到39倍；1994年低收入国家人均为2520美元，而西方发达国家则高达23420美元，西方发达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差距扩大到94倍。全世界最富有的三个亿万富翁的财产，加起来已经超过最不发达国家中六亿多人口所拥有的财产。全世界20%的富有者消费着66%的各种商品和服务，而20%最贫困人口只消费世界财富的1.3%。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发展中国家内部贫富差距也在进一步扩大。第四，经济全球化与生态危机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愈来愈明显地显露出来，空气、水的污染，森林、植被大规模破坏，土壤沙漠化严重，化学废物遍地都是。科学技术一方面创造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辉煌，另一方面很多技术以疯狂的形式掠夺自然，地球正在失衡，很多动植物正在人类的虎视之下走向毁灭、灭绝。此外，经济全球化还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失业与难民、爱滋病与毒品、债务与粮食危机、跨国犯罪与全球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系统内部元素运动的无序性，相互竞争的复杂性导之系统内部矛盾的多样性。总之，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矛盾复杂多样，层出不穷，真有点剪不断、理还乱。

二、推波助澜、指数式放大，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危机效应

一个可能发生振动行为的系统，如果其振动频率与环境中某个振动系统的频率一致或接近，系统就会发生共振。由于外部系统的节奏同系统的运动节奏一致，将以最高效率向系统输入能量，若系统阻力很小，就会使其振幅不断放大，俗话所谓推波助澜，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就系统内部看，某个局部的振荡往往会引起其他局部的振荡，因而不同局部被整合为一个系统后，很容易出现共振，发生非线性指数放大的现象，所谓病来如山倒，也是这种情形。

经济全球化时代，由于人为的疆界与藩篱逐渐消失，人类的经济生活逐渐形成一个全球紧密相联与相依的整体，经济活动不再以国家为基本单位，而是具有十足的跨国性。经济全球化的吸纳与穿透力，将所有可以创造价值的人才、资金、商品与信息整合为无障碍、无疆界与无时差的单一经济体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系统，各国经济可看作全球经济系统中的子系统。全世界所有国家、地区与群体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福祉，均深受这个全球经济体系的扩张、收缩与震荡的影响，无法抗拒，无由遁逃。在世界经济这个大系统中，国家经济子系统的开放性是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迫切需要从系统外获取能量，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国际分工的加剧又导致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子系统对其外部环境的依赖性增强，从而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从系统外获取更多的能量。同时，国家经济子系统为了取得内部的有序，也必须把系统产生的熵排放到外部经济环境之中，以降低自身的熵，这又使国家加快同外部环境在物质和能量上的交换。从外部表现上看，国家经济子系统同外部经济环境相互作用就表现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与竞争、贸易合作、跨国投资等。在世界经济这个复杂系统中，有很多元素处于无序状态，比如国际金融，大约有超过100万亿美元的衍生金融品在寻找机会盈利，进行股票交易的投机商们借助高科技，利用许多政府高度依赖外国资本的心态，大肆进行金融炒作，兴风作浪。④而一旦得手，便迅速蔓延，殃及世界，发生“蝴蝶效应”。1960年，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文兹发现了著名的“蝴蝶效应”，他指出，在一个混浊一体的气象世界里，当各种客观条件具备时，一只小小的蝴蝶在最佳时间和最佳地点煽动一下翅膀，就有可能掀起世界另一端的台风或龙卷风。世界经济系统的波动是系统发展或有序化的诱因。系统的波动就是对系统稳定（相对稳定）状态的偏离，这种波动之所以会导致系统的改进是由于世界经济系统的非线性作用。毫无疑问，经济系统是一个非线性系统，系统的整体效应不能由系统的部分和求得。在这样的非线性系统中，系统内部元素的相互作用使系统具有了整体性行为，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微小的波动所形成局部的关联得以放大，形成整个系统的波动。1997年夏在东南亚发生的金融危机，很快波及到周围的地区，对亚洲经济造成程度不小的冲击，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场危机很快冲出亚洲，向世界扩散，先是俄罗斯经济形势的急剧动荡，后有巴西的金融危机，还有很多西方国家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冲击。由于没有完全开放，中国经济系统作为世界经济系统的子系统，其振动频率与其他系统不完全相同，这是中国避免发生金融共振的重要原因。中国在这次危机中顾全大局，保持人民币不贬值，为遭受危机打击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无私帮助，但自身也不可避免地承受了巨大的牺牲，在外贸和国际投资方面也受到了十分明显的冲击。经过多方努力，系统的波动才慢慢平息下来，处于暂时的稳定状态。

三、仗势欺人、恃强凌弱，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对称现象

系统都是由很多要素组成的，每个要素由于在系统中的位置、地位不同，在系统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贝塔朗非认为，一般系统常有中心部分或主导因素，它们在整个系统中起闸柄的作用，决定着其他部分和整个系统的行为。协同学的创始人哈肯提出支配原理，断言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一个或几个序参量支配所有子系统的演化行为。⑤在世界经济这个大系统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这个系统的组成元素，每个国家的经济系统是这个大系统的子系统。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不同，相互关系排列组合不同，所以在世界经济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充满了不平衡、不平等。事实上，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权利的优劣序列，甚至这种序列特征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突出——即排序靠前的发达国家以其在资源配置和游戏规则制定方面的优势来推行，并使其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具有先发优势，这种优势是长期积累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除了体现在物质力量上，更体现在对正在形成的全球规则的主导作用上。现有的主要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基本上都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形成的，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对发展中国家实行信息歧视，没有供发展中国家发表观点的有组织的论坛，更没有让发展中国家发表自己见解的机会，制定出来的规则缺乏透明度，在内容和动作上暗含着对西方国家的倾斜。现在这些规则正在向全球规则转化。仔细分析一下目前对世界影响较大的重要国际组织，可以发现，凡涉及到关键的经济决策和重大利害关系的问题，其决定权完全在大国特别是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手中。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谁出了钱，谁就有权决定游戏的规则”。例如，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所提供的资金占18%。因此，它就拥有五分之一的否决权，而在该组织采取每一个重要措施时，美国还拥有几乎完全的否决权。在世界银行中，迄今为止，行长全是由美国人担任，按规定，一切重大问题应由成员国投票决定，股份越多，表决权越大，美国拥有的表决权超过数十个发展中国家拥有的表决权。在世界贸易组织内，重大决策必须首先征得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四国的同意。所以，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抱怨说，世界性的经济组织只是发达国家的御用工具，是他们推行其价值观念、经济模式乃至政治模式的“代言人”，他们只考虑其自身的利益与需要，很少考虑不发达国家的利益与要求，毫无公平可言。例如，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应该向发达国家流动，发达国家的技术、资金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但国际规则是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他们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退一步讲，即使是经济全球化的规则是由那些规则制定者按照世界各国的情况平均加权后制定出来的，也同样存在着形式上的平等而实际上的不平等。这是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这种貌似平等的全球化规则面前，竞争的起点不同，结果不言自明。如果以拳击比赛作比喻：一边是超重量级，一边是最轻量级，它们之间的胜负，不战自定，更不用说规则有利于前者了。有人说，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好比是一辆在高速公路奔驰的豪华轿车与一辆在泥泞小道行使的马车进行比赛，这是很有道理的。

在世界经济这个系统中，联结各个子系统的纽带是市场经济。由于缺乏有效的全球宏观调控，完全放任的市场经济犹如霍布斯哲学中的丛林主义，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规则，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实践，“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即强者越来越强，弱者越来越弱。由于经济全球化规则的扶强抑弱，导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不可能公正、平等地往来，发达国家更多的时候是仗势欺人、恃强凌弱。这种不平等、不公正主要表现在资金流向、贸易更多地向发达国家倾斜，以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时，既得利益不公正，也不公平。正如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的那样：世界上不存在对任何人都有益的事物，经济全球化并不能均衡地同时对每个人给予某种回报。

收稿日期：2002-06-06

【参考文献】

①②⑤苗东升：系统科学精要[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