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的区别(6篇)

东西方文化的区别篇1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及一些发达国家信息化指数的统计，结合西部地区信息化水平进行比较.对西部地区信息化的现状，存在问题和时策进行了一些探讨。

信息是一种处于深人和发展中的社会现象，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研究机构和人员对信息化发展趋势作了非常深人的研究。美国是推动世界进人信息化时代的主要发源地，世界信息化的迅速发展，对各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996年，国务院信息化领导小组拟定了《国家信息化“九五”规则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规定了将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作为国家信息化的核心任务和信息化建议的关键，本世纪启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既是巨大的经济变革进程，也是探刻的社会变革进程，在西部大开发中，既要有政策，资金保障，也要有信息人才保障。最近，国家教育部拨款9亿元，支持西部高校网络建设，这对提高西部信息化，将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研究当今世界信息化发展态势及分析方法，针对西部信息资源的发展现象进行比较，从中得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提出几点对策，对西部地区信息化的建构，也是不无益处的。

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我国信息化的不断深入，对信息化水平的测算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世界上一般采用两种测算方法:即波拉特法和信息化指数法。波拉特法的核心是将信息部门从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逐一识别出来，并将信息部门分为一级信息部门和二级信息部门两大类，识别的标准是根据各种经济活动和信息的形态转换的相关程度而确定，一级信息部门和二级信息部门的区分标准是看其经济活动的结果—产品和服务是否在市场上直接出售，根据此法可测得一个国家信息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GNP中的比重及信息产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我国利用波拉特法进行定量化研究还比较少;另外，由于我国长期以来沿用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MPS)，其中包含了大量重复计算的因素，测算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还有待提高，不具有国际比较的意义。而信息化指数法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角度，研究信息的社会化和社会化信息所引起的经济格局的变更。其基本观点是:信息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活动中不可缺少的资源要素，信息是生产力，信息社会是继农业、工业后的又一种新的人类社会形态。1965年，日本学者建立了对信息化进行中最有代表性的活动指标，包括人均年使用函件数、人均年通话次数、每百万人每天报纸发行数、每万人书籍销售网点数、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每百人电话机数、每百万人电视机数、每百万人计算机指数、每百人中在校大学生数、第三产业人数百分比、个人消费和杂费的比率。这些指标不仅是具体的，而且是可以测度的，基本上从各个侧面反映了信息化程度的总体水平。具体测算方法是采用算术平均法(即11项指标变量权重相等)，以某国或地区某年的各项指标数基年的荃数.权重为100，然后将被测地区某年的各项指标值分别除以基年的各项指标值，再分别按大类累加除以项数，求得各大类的平均指数，最后，将各大类平均指数相加除以4（共四大类)，其降数即为最终所求的代表社会信息化水平的“信息化指数”。依据这一方法测得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信息化指数见下表:

根据信息化指数测得我国部分省、市、地区的信息化指数可以看出，香港特区信息化指数为22287(1998年)，远远高于全国145.3(2000年预测数字)的平均水平。我国信息化水平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突破性的发展，信息化水平1995年是1990年的5倍，1996年又是1995年的3.2倍，1997年为1996年的1.9倍，可以肯定地说，我国加人WTO后，信息化水平将发展得更快。我国计算机普及率和上网率的迅速提高，是促成信息化水平迅速提高的重要原因，说明选择互联网用户作为测算指标的正确性，亦可发现我国与发达国家的信息化水平的差距，从下表可以看出我国与美国差距最大的是每万人互联网用户数。

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区域间不平衡性，东西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已经影响到包括东部地区在内的整体经济的发展，由此影响到我国的信息产业结构和信息建设在区域间呈现现梯度与布(局)的特点，即仁要集中子东部地区，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发展还比较缓慢。去年，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课题组，受国家信息化推进工作办公室委托，研究并初步建立了我国信息化水平评价体系，对我国及各地区信息化水平进行了初步测算分析。该课题根据信息资源、国家信息网络、信息技术应用、信息技术与商业、信息化人才、信息化改革法规和标准等方面共25个指标，设置了一套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此测算国家及各地区的信息化水平。结果表明，我国2000年信息化指数为145.3，其中，北京、大津、福建、广东处于第一集团，贵州、云南、西藏、甘肃排在最后，其信息化指数平均分为28，约为最高地区的1/5。而信息化的发展水平和地区科技教育发展水平息窟和关，据中国科学院有关部门参照国际通行的研究体系，对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和知识发展指标进行研究表明，东西部知识发展指标差距大于人均GDP差距。1998年，西部人均GDP相当于东部人均的41%，而综合知识能力指标仅相当于东部的35%。而且三大类衡量知识能力的指标即获取知识吸收知识及交流知识的能力中，最关键的获取知识及交流知识的能力差距更为明显，都分别相当于东部平均水平的14%和31%。西部地区每万名劳动者中，中专以上学历及初级以上职称尚不足100人，不到东部及南方沿海地区的1/10。西部信息通道的阻塞，信息的稀缺，知识发展的落后及科技人才的相对匾乏，已经成为制约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瓶颈之一。

互联网是衡量一个国家信息水平的重要指标体系，西部地区互联网技术应用于信息资源建设近年来取得了突破进展，但与东部地区相比，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

（1)网站。网站是信息资源的集散地，从网站数量上可以看出一个地区信息能力和信息资源的占有能力。由于网站与域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从关于域名的统计中我们已经看出东西部在网站建设上的差别，虽然互联网发展只有几年的时间，西部地区的网站数量已经远远落后于东部省区。其统计数字如下:

域名是网站的标识，网站是收集、整理、传播信息的集散地，域名的数量标志着一个地区信息数字化的程度。表中可以看出，域名主要分布在北京、广东、上海等东部省区，西部省区中，四川、云南、陕西较多，而其余省区数量少，占的比例也很小。

（2)购买的数据库、电子书刊。购买数字化的信息数据库和电子书刊是文献信息机构增加信息占有量的最直接的途径，但商品化的数据库和电子书刊从价格上来说一般较贵，需要大量投资。从1996年的图书经费统计中可以看出，西部地区文献信息机构在图书经费上与同时期的东部省区差别就已经比较大，近几年来，东部地区尤其是上海地区的图书经费增长幅度很大，西部省区的大多数文献信息机构的经费并没有太大的增幅，在数据库和电子书刊方面的购买力自然也就很弱。很多文献信息机构由于经费的原因，对一些很好的数据库和电子书刊只能望洋兴叹。

（3)自建的特色数据库、电子书刊。数据库和电子书刊的生产是一个崭新的系统工程，需要对整个生产过程甚至销售过程有一个统筹规划，需要在人力和物力上有比较大的投资，同时通过销售才能体现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西部地区在经费上比东部要差，因此投资生产有一定规模数据库和电子书刊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事实上，近年来西部地区很少生产出有影响的数据库和电子书刊，从销售上来说，东部地区尤其是北京地区在数据库和电子书刊的销售上往往面向的是全国市场，因此占了很大的优势。

抓住西部大开发机遇，促进西部地区信息化发展，这是实现西部地区经济腾飞和社会繁荣的重要环节，要充分认识在现代社会中信息资源对国民经济所起的关键性作用，高度重视信息资源的建设、开发和利用。首先，要在观念上来一个大的转变，要充分重视科学和教育的作用，“七一”讲话指出，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世界生产力和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我们必须敏锐地把握这个客观趋势，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地区，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参与西部开发的省、市及企业集团同样需要了解当地的历史、地理、语言文化以及相关的信息资料，可见，西部开发需要强有力的信息服务支持，这就需要从观念上加以认识，从战略的高度认识科学技术和项目在西部开发中的地位和作用。

其次，要加大政府对西部地区的政策投人及资金投人的力度，加快西部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十五”期间，国家将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并着力加强现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这将极大促进西部信息化的发展。随着我国加人WTO，信息化的脚步明显加快，实际上，跨国公司在西部IT领域已从电子商务、软件开发、IT产业关键性上游产品的开发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这些举措都将对西部信息化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东西方文化的区别篇2

关键词史前时代欧亚草原文化交流

古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交通路线被通称为“丝绸之路”，它大体上可以分为四条：横贯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之路”（或称“草原通道”）；出河西走廊过中亚沙漠的“绿洲之路”；越过云贵高原到达印度及东南亚的“西南丝绸之路”；经南海到达东南亚、南亚及更远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1]。总的说来，绿洲之路的研究做得最多，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近年来也开始兴起，对其它两条交通路线的研究则比较薄弱[2]。本文根据近年来国内外的一些新成果与新资料，对迄于公元前2千年代的草原之路进行一些探讨，以引起学术界对此问题的重视。

一

不同地区之间的交往，首先是由自然环境所决定的。就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理条件而言，要进行东西方向的交往，是极其不易的。在北亚[3]，寒冷的苔原和亚寒带针叶林很难适合人类的生存；在中亚，高耸入云的崇山峻岭和荒芜干燥的戈壁沙漠，构成了一道道巨大的天然屏障，阻碍了人们的来往。只有欧亚大陆大约北纬40度到50度之间的中纬度地区，才比较有利于东西向的交通。这是一条东西横贯的草原地带，它起自蒙古高原，向西经过南西伯利亚平原和中亚北部地区，进入黑海北岸的南俄草原，直到喀尔巴阡山脉为止。在这一大片延绵不绝的狭长草原上，除了阿尔泰山脉及哈萨克丘陵地带外，地势都比较平坦，气候、植被等自然条件也基本相同。所以，这是一条联接东西方的天然通道，它的西端与中亚及东欧相联接，它的东南端则可通往东亚文明的中心———中国中原地区。东西方的最初交往，主要就是通过这个通道实现的。

现代人类学表明，大概在250万年前，在非洲诞生了最早的人类，这就是能人。大约距今将近200万年前，出现了直立人。直立人的起源地很可能还是在非洲，但他们出现不久，就逐渐走出非洲，向欧亚等地扩散[4]。

直立人带着相同的石器文化从非洲来到欧洲与亚洲，因此欧亚大陆的早期石器文化有着明显的共同特征。后来，东西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并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文化可以分为五种技术模式。第一种技术模式又称奥杜韦技术，以石核制品（如砍砸器）为特征。此技术发源于非洲，并且随着直立人的扩散传播到欧洲与亚洲，它是东西方共同拥有的文化基础。大约150万年前，非洲出现了第二种技术模式，又称阿舍利技术，其特征是大型两面器，特别是手斧。此种技术约于60万年前传到欧洲。大约15万年前，欧洲出现了第三种技术模式，又称旧石器时代中期59技术，或者称作莫斯特工业，其特征是比较先进的石核修整技术，特别是一种被称作“勒瓦娄哇方法”的石核预制技术。大约距今3万5千年前，欧洲出现了第四种技术模式，又称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它以石叶为特征。第五种技术模式则是中石器时代的技术模式，以细石器为特征，出现在一、二万年前。西方的旧石器文化经过了从第一种技术模式到第五种技术模式的全部发展过程。与此相反，在东亚的旧石器文化中，一直以砍砸器为主，第一种技术模式始终占主导地位，并延续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第二种技术模式与第三种技术模式并不存在，特别是缺乏像手斧这样两面加工的石器。只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出现一些类似于西方第四种技术模式和第五种技术模式的因素。半个多世纪前，美国考古学家莫维斯根据东西方早期旧石器文化的差别，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认为旧石器早期的东西方文化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文化圈：西方文化圈以手斧为特征，我们姑且称之为“手斧文化圈”；东方则没有手斧，而是以砍砸器为特征，可称之为“砍砸器文化圈”。东西方文化在旧石器时代就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与传统，莫维斯的这种理论为国内外学术界普遍接受[5]。

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就已经在草原通道上进行活动了。蒙古最早的旧石器遗存，可以上溯到距今13万年到10万年前，相当于欧洲的里斯-维尔姆间冰期[6]。草原通道上的早期旧石器时代技术与欧亚大陆其它地区一样，最初都属于第一种技术模式，以砍砸器为主。如前所述，在非洲与欧洲，继第一种技术模式而起的是阿舍利技术，此种技术还传播到了高加索地区、西亚和南亚。而在东亚地区，依然以第一种技术为特色。但是在蒙古的亚赫山，却发现了典型的阿舍利手斧。这也是目前所能肯定的、整个远东地区唯一发现阿舍利技术的地点。这样，在蒙古的旧石器早期文化中，就存在着两种技术传统，一种以砍砸器为代表，另一种则以阿舍利手斧为代表[7]。出现在蒙古的这种阿舍利技术，很可能来自中亚，是沿草原通道传入的。

蒙古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也表现出许多类似于欧洲及中亚的特征，而与东亚地区不同，因为“蒙古旧石器时代中期阶段，存在着一种以勒瓦娄哇和莫斯特类型为特征的石片文化”[8]，而东亚则缺乏勒瓦娄哇和莫斯特技术。蒙古的莫斯特技术，应当是从中亚经草原通道传入的[9]。这样，在蒙古的旧石器文化中，与中国一样，存在着第一种技术模式，而且这种技术模式的长期延续，还反映了与中国北方的联系[10]。但是，与中国不同的是，由于蒙古正处于草原通道之内，所以这里不断地出现大量的来自西方（中亚与东欧）的文化因素。正如前苏联考古学家所说的那样，早在旧石器时代，“蒙古便是各民族间通行道路和文化接触的一个远古交汇点，使中亚、西伯利亚、满洲、中国和印度互相联系”[11]。在阿尔泰地区的旧石器文化中，勒瓦娄哇技术同样十分明显[12]。阿尔泰地区的这种技术无疑是从西方经草原通道传来的。

位于草原通道之内的还有南西伯利亚平原地区。有人曾认为，人类进入西伯利亚活动的时代可以上溯到大约70万年前[13]。但这一过早的年代并不可靠，无法使人接受。实际上，在西伯利亚还找不到确切无疑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西伯利亚最早的遗址属于卡尔金（Kargin）间冰期（3万3千年到3万年前）和萨尔顿（Sartan）间冰期（2万2千年到1万1千年前），早期的人们可能来自中亚，也可能来自蒙古，还有可能来自欧洲[14]。所以，这里的旧石器文化，既有与蒙古及中国相同的因素，也有来自中亚与东欧的因素。东西方不同文化因素的混合，使得学者们很难澄清西伯利亚的旧石器文化发展线索[15]。在西伯利亚的旧石器遗址中，最能反映文化传播的是安加拉河畔的马尔它（Malta）及其附近的布莱特（Buret）遗址，其年代大约为距今1万5千年前。这里发现的石器与乌克兰及德国北部的奥瑞纳文化石器相同，是一种独特的石叶工具。此外，这两个遗址中的其它一些文化现象，也与欧洲的相类似。例如，这两个遗址都发现了一些用兽骨雕成的女性雕像，有的，也有穿衣服的。这种女性雕像，特别是雕像，在东欧的奥瑞纳文化中很著名，在西欧一直到比利牛斯山都有[16]。据研究，这种女性雕像很可能起源于东欧，然后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17]。女性雕像在西伯利亚的发现，说明了这个地区与东欧的文化联系，这种联系正是通过草原通道而得以实现的。

二

大约一万多年前，冰期结束，全球气候变暖，进入了全新世。随后，出现了以农业与畜牧业为标志的新石器革命，人类从采集天然食物发展到生产经济阶段。在西亚，公元前9000—公元前7000年之间已经开始种植大麦、小麦并饲养绵羊、山羊等。在中国，至少在七、八千年以前已经出现了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聚落，主要农作物是粟、稻，主要饲养的动物有猪、狗和鸡等[18]。新石器革命导致人类历史产生了一系列巨大变化，并最终进入文明时代。在西亚，这个历史发展过程基本如下：公元前6千年代，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3500年开始产生国家；公元前3千年代末，青铜器开始流行[19]。在中国，大约在距今4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突然出现”了铜器。相对西亚而言，中国的铜器出现得较晚。就目前的考古材料而言，中国早期铜器“很可能通过史前时期的‘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20]。如果这个推测正确的话，那么，这里所说的“丝绸之路”应当是指草原通道，因为由新疆通往中亚的绿洲之路在距今3000年前并不存在[21]。

农牧业出现后，逐渐向其它地区扩散，最后传播到草原地带，形成了一种混合经济。例如，在草原通道西端的南俄草原，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7000年到6000年前）虽然出现了农牧业，但主要以采集与狩猎为主。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6000年到4500年或4000年前）则是农业、牧业、渔猎和采集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后来，由于不断干燥的气候难以适合农业经济，导致农业村落数量减少，规模缩小，而游牧经济却日益重要起来。到了距今4500年至4000年左右，游牧经济在草原地带获得了主导地位[22]。在蒙古，游牧文化形成于公元前3千年代后半期至公元前2千年代前半期[23]。近来有学者在探索我国北方游牧经济的起源问题时，也认为北方游牧业是从中原的家畜饲养发展而来的，至青铜时代才形成完整独立的游牧经济形态[24]。

这样，从公元前3千年代后半期开始，游牧经济逐渐成为草原通道所特有的一种经济形态。在这条游牧经济带的北面是狩猎经济，南面则是农业经济。众多的游牧民族在草原通道上纵横驰骋，由于它们的流动性很大，所以自然而然地接触到各地的不同文化，并将这些文化传播开来。于是，东西方文化就在草原通道中汇聚。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以位于草原通道中部的米奴辛斯克盆地及其周邻地区为例。

米奴辛斯克盆地最早的铜石并用时代文化称为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evoCulture，约公元前3500—2500年）。这时的人们尽管还不知冶铜，但已用天然的红铜打制一些饰物及生活用具，并开始制陶。畜牧业已经产生，主要饲养牛、马及绵羊等。农业可能也已出现，但渔猎及采集还占有重要的地位，石器依然大量地被使用。其居民在人种上属古欧罗巴人种，与东欧的居民相似[25]。阿凡纳谢沃文化与中亚的扎曼巴巴文化（ZamanbabinCulture）以及黑海北部草原地带的竖穴墓文化（PitGraveCulture）都有密切的联系。例如，这里出土的一种斜纹图案陶器，实际上是南俄草原的典型陶器；还有狭颈平底罐等陶器，也与南俄草原的有关联[26]。所以有人甚至认为阿凡纳谢沃文化是南俄草原文化的东支[27]。

到了公元前2千年代，草原通道及其东西两端周邻地区都进入了发达的青铜时代。在东端的中国，公元前17世纪商王朝兴起，公元前14世纪盘庚迁殷，公元前11世纪周灭商。在草原通道的西部，在乌拉尔南部地区主要有图尔宾诺文化（TurbinCulture），在黑海北岸则是木椁墓文化（Timber-graveCulture）[28]。在草原通道中部的米奴辛斯克盆地一带，阿凡纳谢沃文化被奥库涅夫文化（OkunevCulture）所取代。这种取代不仅是文化上的更替，而且还包括居民成份的变换，因为奥库涅夫文化的居民属蒙古人种。在奥库涅夫文化中，青铜器已相当常见了。大约从公元前18世纪开始，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Culture）逐渐代替了奥库涅夫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与奥库涅夫文化没有多少联系，它的居民是操印度-伊朗语的欧罗巴人种。继安德罗诺沃文化而起的是卡拉苏文化（KarasukCulture），它一般被分为早晚二期：卡拉苏期（公元前13—11世纪）和石峡期（公元前10—8世纪）[29]。

在公元前2千年代草原通道的青铜文化中，有一系列明显的特征不仅表明整个草原通道的游牧文化具有很高的统一性，而且还表明草原通61道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以前人们普遍认为，欧亚草原上各民族的共同文化特征是青铜器、马具和野兽纹，现在看来，除了这三项特征外，至少还应当加上鹿石与石人。马具问题比较复杂，当另文专论，这里不展开讨论。

1．鹿石与石人

鹿石是一种碑状石刻，因上面刻有鹿的图案而得名。鹿的造型呈格式化，鹿嘴尖长如鸟喙；也有的鹿石上刻着其它动物，如马、羊或猫科动物等；还有的鹿石上没有动物图案，而是刻着圆环、刀剑、腰带等纹饰。鹿石一般竖立在墓地中，面向东方。鹿石反映了草原游牧民族的宗教意识，特别是萨满教信仰。鹿石流行于青铜时代，有人认为其上限约在公元前13世纪，下限则可定在公元前7-6世纪。鹿石广泛地分布在欧亚草原上，在蒙古、我国新疆、高加索地区、南西伯利亚以及南俄草原都有分布，尤以蒙古为多。在如此广阔的地域上，不同地区的鹿石也表现出不同的地区特征，一般可以分为三类：全亚欧类型（非动物类型）；萨彦-阿尔泰类型（接近自然的写实性动物图案）；蒙古-外贝加尔类型（带有图案化了的鹿纹样）。

石人，或称草原石人，是用石头刻成的人像，它可以分为两大类：随葬石人和墓地石人。随葬石人发现于死者的墓室之中，一般比较小，有的上面还钻有小孔，利于系绳佩挂。随葬石人是死者个人所用的物品，置于墓内可能具有护身避邪、保佑死者与生者的意义。墓地石人则是竖立于墓地地面上的大型石人，一般面向东方，平常所说的草原石人多指此类石人。墓地石人主要有祖先崇拜的意义。石人在草原通道上相当普遍，从蒙古到新疆、南西伯利亚、中亚及南俄草原都有。石人存在的时间也延续了很久，公元前2千年代初的奥库涅夫文化中就已经出现了随葬石人和墓地石人，其中随葬石人产生的时间可能要略早于墓地石人。草原通道上石人存在的下限则可晚至公元11世纪[30]。

关于草原通道上鹿石与石人的起源问题，至今尚不清楚。笔者认为，鹿石与石人很可能源自欧洲，因为欧洲早在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4000—2500年），就出现了一些碑状石刻，主要集中在法国南部、意大利北部以及南俄草原[31]。鹿石与石人在欧亚大陆北部的分布，正是东西文化传播的见证。

2．青铜器[32]与野兽纹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欧亚草原上的青铜器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有人曾将这些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青铜器统称为“斯基泰艺术”。这种含糊的统称无疑是不正确的，因为许多青铜器在年代上都要早于斯基泰人；而且，这些青铜器也并非斯基泰人所独有。实际上，散布在辽阔的欧亚草原上的青铜器，在流行的时代、分布的区域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在中国北方，这类属于草原游牧文化的青铜器过去曾被称作“绥远青铜器”或“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现在被有些人称为“北方系青铜器”、“中国北方青铜器”或“中国北方青铜文化”[33]。

在公元前2千年代欧亚草原的青铜文化中，中国北方青铜器与南西伯利亚卡拉苏文化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主要器物有：青铜短剑，以铜柄与护手（格）铸为一体为特征，剑身与柄之间有凸齿；管銎战斧，此种战斧除了有较长的管銎外，还具有刃狭身厚的特点；青铜小刀，刀身与刀柄连铸，刀身与刀柄之间有舌状突，刀背呈弧形；铜锛，锛的后部有銎；弓形器，此种器物用途不明，有人认为它是系在腰上用来系挂马缰的，有人认为它是弓的辅助工具，也有人认为它是用在旗帜上的[34]；此外，还有带耳铜斧以及一些青铜饰物等。

欧亚草原上的青铜器，具有一些共同的游牧生活特征，如青铜器上多有环或钮，以便悬挂。从艺术上看，这些青铜器的纹饰也非常相似。例如青铜短剑及刀柄上往往饰有各种动物，这些动物一般双眼突出，两耳竖起，动感很强。在国外，欧亚草原上的这种动物纹饰被称作“野兽纹”，我国学者则称之为“动物纹”，因为在这些动物形象中，除了野兽外，还有家畜[35]。

上述这些具有共同特征的青铜器在草原通道上分布很广，从中国北方到黑海沿岸都有。特别是乌拉尔南部地区图尔宾诺文化中的塞伊马（Seijma）类型青铜器，与克拉苏文化青铜器及中国北方青铜器有不少相似之处。而且，有些类似的青铜器还出现在中国中原地区的殷墟文化中。这样，就产生了殷墟文化与草原通道青铜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

本世纪50年代，前苏联考古学家普遍认为，来自中国北方的移民带着青铜技术来到了米奴辛斯克盆地，并与当地的居民融合，创造出了克拉苏文化。但他们的这种观点在进入60年代后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他们认为是乌拉尔南部地区的塞伊马类型青铜器通过草原通道向东传播，最终影响了中国殷墟文化[36]。我们在不久前出版的一些著作中，还可以常常看到这类说法[37]。

那种认为塞伊马类型青铜器影响中国的观点，其基本前提是将塞伊马青铜器的时代定在公元前16-13世纪。现在看来，这个年代过早了。塞伊马青铜器实际上是与克拉苏文化并行发展的，有人将其年代定为公元前11-8世纪。所以，从年代学上看，塞伊马青铜器不可能影响中国的商文化。同样，中国商文化也不可能直接影响塞伊马青铜器，它们之间的文化联系只能是间接的。此外，克拉苏文化也不是由来自中国北方的居民创造的。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克拉苏文化居民不是大陆蒙古人种，而是中亚类型的欧罗巴人种，很可能说原始伊朗语[38]。因此，中国中原地区与南西伯利亚的米奴辛斯克盆地之间不可能有直接的往来。“如果说商周之际中国北方的某些部族确实有向北的迁徙活动，那末这一活动地域也只限于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地区”[39]。我们知道，在外贝加尔地区，考古学家曾发现了中国所特有的陶鬲[40]。

在中国北方地区，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直接接触融合。中原殷商文化通过中国北方青铜器而影响草原通道上的青铜器，草原通道上的青铜器也通过中国北方青铜器而影响殷商文化。而且，草原游牧文化中的许多青铜器最先出现在中国北方地区，然后分别传播到草原通道上的其它地方以及中原地区。例如，殷墟出土的青铜短剑、小刀、管銎战斧、弓形器以及一些饰物等显然来自北方青铜器。同样，北方青铜器也受到殷商青铜文化的影响，例如北方青铜器中铜斗的产生、啄戈结合体的出现，等等[41]。草原通道上广为流传的青铜器，实际上有着不同的起源地，有的产生于中国中原或北方地区，有的源自米奴辛斯克盆地或黑海北岸，还有的可能源于中亚甚至西亚[42]。在目前的条件下，要确定每一种青铜器的真正源头，要确定不同青铜文化互相影响的实际过程，还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

三

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使欧亚草原成了最早沟通东西方的一条通道。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已经在草原通道上生息，并通过草原通道往来迁徙。旧石器时代草原通道的基本特点是：1．整个草原通道本身特有的文化特征不明显，相反，草原通道上的文化大多与周邻地区相似。总的说来，“俄罗斯平原上的遗址，表现出明显的类似于欧洲旧石器晚期文化的特点；高加索及中亚的材料，显示了与中东的联系；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的材料则使人们得以追溯与日本、中国及新大陆文化序列之间的密切关系”[43]。就草原通道西端而言，与中亚的联系要超过与东欧的联系。2．草原通道是东西方诸多文化的交汇点。而且，蒙古与阿尔泰地区的考古资料表明，草原通道中来自西方（中亚与东欧）的文化因素要多于来自东亚的文化因素。3．东西方文化交流极其微弱。东西方文化汇聚到草原通道后，很少向草原通道以外的地区传播。具体地说，来自东亚的文化因素最远可能影响到西伯利亚南部地区；来自西方（中亚与东欧）的文化因素一般也传播到蒙古高原，只有极少数西方文化因素渗透到中国北方地区。例如，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一些第四种与第五种技术模式因素，就可能是通过草原通道传播而来的[44]。还有人认为，草原通道在人类抵达日本的过程中也曾起过一定的作用[45]。

从新石器到青铜时代，草原通道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主要表现在：1．整个草原通道具有明显的共同文化特征。随着游牧经济的产生与发展，草原通道逐渐成了一条独特的游牧经济带，介于游猎经济带与农业经济带之间。草原通道在地理条件与经济形态上的一致性，决定了它在文化形态上也具有强烈的共性。2．东西方文化通过草原通道进行比较频繁的交流。这种文化交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是东西方游牧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从中国北方到黑海沿岸广泛存在的共同文化因素就是这种交流的结果。其次是中原地区通过草原通道与西方进行的文化交流。公元前2千年代，中原地区与西方的文化联系可能已经远达乌拉尔南部地区，殷墟青铜器与塞伊马类型青铜器的一些共同之处就是这种联系的证明。另据报道，前苏联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院长在乌鲁木齐召开的“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介绍说，在乌兹别克斯坦以南的一些古墓中发现了中国丝绸的碎片，其年代约在公元前1700年到1500年之间[46]。如果这个报道无误的话，那么，这些丝绸应当是经草原通道输入到中亚地区的，因为此时绿洲之路尚未开通。总之，至迟在公元前2千年代，中国北方游牧地区与黑海沿岸之间已经存在着一定的文化交流；中国中原地区已经通过草原通道与欧洲的最东部发生了某种文化联系。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联系”，并不是直接的交往，而是间接的影响，即都是以诸多中间民族为媒介而进行的。

对于草原通道的研究目前还做得不多，许多问题尚不清楚。特别是由于草原通道横贯好几个国家，这就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多困难。本文只是根据已有的材料初步考察了草原通道在东西方交往中的作用，而要彻底弄清，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尤其是不同国家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各个相关学科的综合研究。

注释：

[1]周菁葆：《丝绸之路研究丛书》总序，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起陆续出版。

[2]关于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可参阅梁州：《十多年来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8期；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考古》1999年第4期。

[3]本文根据我国学术界的习惯，将亚洲分为6个大区，即北亚、东亚、中亚、南亚、东南亚和西南亚。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地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693页。

[4]吴汝康：《对人类进化全过程的思索》，《人类学学报》1995年第4期；龚缨晏：《关于人类起源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94年第2期；侯亚梅等：《东亚和早期人类第一次大迁徙浪潮》，《人类学学报》1998年第4期。

[5]戴尔俭：《旧大陆手斧与东方远古文化》，《人类学学报》1985年第3期；林圣龙：《中西方旧石器文化中的技术模式的比较》，《人类学学报》1996年第1期；王幼平：《中国早期原始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及其成因》，《国学研究》第三卷。

[6][10]M.Shackley,PalaeolithicArchaerologyintheMonglianPeople’sRepublic,ProceedingsofthePrehistoricSociety,vol.50,1984,pp.23-34.

[7]A.P.Oklandnikov,ThePaleolithicofMongolia,EarlyPaleolithicinSouthandEastAsia,editedbyF,Ikawa-Smith,MoutonPublishers,1978；《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8]《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43页。

[9]D.Sinor,TheCambrigeHistoryofEarlyInnerAsia,pp.54-55,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11]《考古学参考资料》（1），1978年，第101页。

[12][45]关矢晃：《近年来俄罗斯阿尔泰地区的考古学状况》，《华夏考古》1997年第4期。

[13]A.P.Okladnikovetal，Ulalinka,theOldestPalaeolithicSiteinSiberia,CurrentAnthropology,Vol.23,No,6,pp710-712,1982.

[14]A.B.Dolitsky,SiberianPalaeolithicArchaeology,CurrentAnthropology,Vol.26,No．3，pp.361-378,1985.

[15]S.A.Vasil’es,TheUpperPalaeolithicofNorthernAsia,CurrentAnthropology,Vol.34,No,1,pp.82-92,1993.

[16]E.M.Shimkin,TheUpperPalaeolithicinNorth-CentralEurasia,ViewxofthePast,EdtitedbyL.G.Freeman,pp.193-315,MoutonPublishers,1978.

[17]江上波夫：《关于旧石器时代的女神像》，《北方文物》1987年第4期。

[18]《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477、701、704-706、712-720页。

[19]《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339-401、494-495、533-534页。《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67页。

[20]安志敏：《试论中国的早期铜器》，《考古》1993年第12期；《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的青铜文化遗存》，《考古》1996年第12期；还可参阅孙淑云等：《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7期。

[21]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国学研究》第一卷；陈良伟：《试论北亚诸文化圈与晚古草原通道》，《西北史地》1987年第4期。

[22]P.M.Dolukhanov,UpperPleistoceneandHoloceneCulturesoftheRussiaPlainandCulturesoftheRussiaPlainaandCaucasua,AdvancesinWorldArchaeology,EditedbyF.Wendorfetal,Vol.1,AcademicPress,1982,pp.323-358;A.Sherrattetal,TheCambridgeEncyclopediaofArchaeology,pp.252-256,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0.

[23]江上波夫：《新石器时代的东南蒙古》，见?口隆康主编：《日本考古学研究者中国考古学研究论文集》，香港东方书店1990年版，第3-35页。

[24]佟柱臣：《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游牧经济起源及其物质文化比较》，《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3期。

[25]马克西缅科夫：《关于米奴辛斯克盆地青铜时代分期问题的现状》，《考古学参考资料》（6），文物出版社198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2-3页；D.Sinor,TheCambridgeHistoryofEarlyInnerAsia,pp.79-80.

[26]M.Gimbutas,ThePrehistoryofEasternEurope,partI,pp.67,84,92,PublishedbythePeabodyMuseum,1956.

[27][31][38]J.P.Malloryetal,EncyclopediaofIndo-EuropeanCulture,p.4,544,326,FitzroyDearbornPublishers,1997.

[28]M.Gimbutas,BronzeAgeCultureinCentralandEasternEurope,pp.24-26,Mouton&Co,1965.

[29]马克西缅科夫：《关于米奴辛斯克盆地青铜时代分期问题的现状》；《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15-16、23、248-249页。

[30]以上关于鹿石与石人的内容主要参见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王博：《新疆鹿石综述》，《考古学集刊》，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32]在公元前2千年代，代表欧亚草原游牧文化共同特征的青铜器主要是武器。进入公元前1千年代，又有青铜?等器物。由于本文所涉及的年代范围止于公元前2千年代，所以对其它器物不予讨论。关于青铜?的综合研究，可参阅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附章”。

[33]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上编），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

[34]秦建明：《商周“弓形器”为“?缌濉八怠罚?犊脊拧罚保梗梗的甑冢称凇

[35]乌恩：《中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36]吉谢列夫：《苏联境内青铜文化与中国商文化的关系》，《考古》1960年第2期；M.Gimbutas,BronzeAgeCultureinCentralandEasternEurope,pp.105-112.

[37]例如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4页；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张广达等：《天涯若比邻》，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13-14页；芦苇：《中外关系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39]乌恩：《中国北方青铜文化与卡拉苏克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研究》（二），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40]奥克拉德尼科夫：《贝加尔湖一带的新石器和青铜时代》，《北方文物》1996年第2期。乌恩：《朱开沟文化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41]林?V：《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

[42]卢连成：《草原丝绸之路-中国同域外青铜文化的交流》，见上官鸿南等主编：《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3]S.A.Vasil’evTheUpperPalaeolithicofNorthernAsia，CurrentAnthropology,Vol.34,No.1,1993.

东西方文化的区别篇3

Abstract:CAFTAhasbeeninitiallybuiltin2010,GuangxilinkingChinawithASEANasanimportant"bridgehead"inCAFTAwillfaceanewsituationafterthefoundingofCAFTA,whichwillhavesomeimpacton"TwelfthFive-Year"developmentinGuangxi.Inthispaper,onthebaseofSWOTanalysis,exploreGuangxi'sdevelopmentstrengthsandshortcomingsontheprocessionofbuildingtheCAFTAandtheopportunitiesandchallengesfacedbyGuangxiafterthebuildingofCAFTA.ThenproposecountermeasuresofanopencooperationbetweenGuangxiandASEANafterthefoundingofCAFTA,inordertoprovideusefulcountermeasuresandproposalsof"TwelfthFive-Year"developmentinGuangxiafterthefoundingofCAFTA.

关键词:CAFTA;广西;东盟;SWOT分析;对策

Keywords:CAFTA;Guangxi;ASEAN;SWOTanalysis;countermeasures

中图分类号:F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20-0049-02

0引言

于2010年1月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ASEANFreeTradeArea,简称CAFTA)已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广西地处CAFTA的中心地带,是中国唯一与东盟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省区,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一个重要的“桥头堡”。在CAFTA建成后广西面临新的形势,系统、全面的分析广西与东盟开放合作的优、劣势及机遇与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广西与东盟开放合作的应对策略,对于CAFTA建成后的广西“十二五”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CAFTA建设进程中广西发展的优势

自CAFTA启动以来,广西借助CAFTA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01年至今,东盟已连续10年成为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2009年前三季度,广西与东盟贸易总值为31.05亿美元,占广西整体贸易的33.9%。CAFTA建设进程中,广西取得的发展与自身的五大优势紧密相关。①区位地理优势。广西位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西南端,是中国唯一与东盟既有陆地接壤,又隔海相望的省区。广西也是中国唯一具有沿海、沿江和沿边优势的自治区,北部湾经济开发区更是CAFTA的重要推动力。②合作平台优势。从2004年起,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永久落户南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论坛”也将于2010年在南宁举办,中国―东盟合作的“南宁渠道”逐步形成,广西作为中国―东盟交流与合作的枢纽和前沿地位更加显现。③产业互补优势。广西与东盟国家尤其是与东盟的新成员国(缅甸、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等四国)地域相近,气候相似,但在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两地在产业上具有明显的互补性。④边境贸易优势。广西凭借沿边口岸优势,大力发展边境小额贸易,拓展与东盟各国特别是与越南的边境贸易市场。⑤文化传统优势。广西地处中国大陆与东盟中南半岛的结合部,与东盟国家路相连、河流相通、历史文化渊源相近,民族亲缘关系密切,习俗相似,需求偏好类同,两地经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民间人际关系密切广泛。

2CAFTA建设进程中广西发展的劣势

CAFTA建设进程中,广西与东盟国家的开放合作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广西与东盟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向纵深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①区位优势未体现。在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中,广西与东盟各国贸易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区位优势未充分体现。2008年,广西对东盟的贸易额仅占全国对东盟贸易额的1.72%。②贸易发展不均衡。长期以来,广西对越南的贸易依存度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而广西在与其他东盟国家的贸易额则普遍偏低,呈现国别差距较大、贸易极不均衡现象。2008年,广西对越南贸易总额占广西对东盟贸易总额的78.2%。③贸易结构不合理。目前,广西与东盟的贸易关系仍处于低级贸易阶段。广西与东盟的贸易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数量扩张型增长,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在进出口贸易中占主导地位,而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出口中处于次要地位。④部分产业受冲击。由于东盟国家地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以生产和出口热带和亚热带农产品为主,与广西具有相近的自然条件,但其热作条件又明显优于广西,自2004年1月1日实施CAFTA早期收获计划以来,东盟对广西的部分产业特别是农业产生了较大冲击。⑤企业参与不充分。据中国社科院和广西社科院的相关调查,涉及CAFTA的企业政策利用率最高只有10%,广西企业申请原产地证书的也不多,企业参与相当不充分。

3CAFTA建成后广西面临的机遇

CAFTA建成后,广西作为CAFTA的前沿阵地,将拥有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多抢占先机的机会,其建成对广西来说是一次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标志着广西的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时期,将给广西带来广泛、巨大、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①有利于扩大经贸投资。随着CAFTA的建成,关税减让以及投资贸易便利化的实现,将为广西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注入新的动力。②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CAFTA建成后,广西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将一些处于产业链末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一些欠发达的东盟国家,在满足这些国家需要的同时,实现自身的产业升级。③有利于企业进军东盟。CAFTA建成后,将有利于广西企业“走出去”,开拓东盟市场,更好地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CAFTA建成后,东盟国家的投资政策和投资环境将更加宽松、规范和透明,有利于“走出去”的我国企业与东盟国家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④有利于多区域的协作。广西作为CAFTA的前沿阵地,以其优越的区位地理优势以及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代表的众多平台等优势,必将吸引更多的国家以及国内兄弟省市的来广西参与开放合作,广西也将成为国内外投资的热土。⑤有利于多领域的合作。CAFTA建成后,将有利于广西加强与东盟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生态、金融服务和社会事业等多领域的开放合作,使广西与东盟的合作进入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放的新时期。

4CAFTA建成后广西面临的挑战

机遇总是伴随着挑战,面对着CAFTA建成带来的种种机遇,我们也应看到伴随CAFTA建成,广西所面临的挑战。①来自基础设施合作的困难。CAFTA建成后,首先需要着力解决的就是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问题,其中建设南新走廊是关键。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方面均需要改建或新建,这些项目的建设,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协调合作,要想顺利建成,还是有很大难度。②来自东盟优势产业的冲击。由于东盟各国的热带水果、谷物等与广西的许多农产品具有同质性,广西的热带水果、蔗糖、橡胶等农产品受到较大影响。这一状况在CAFTA建成后,由于关税的继续减免,将进一步持续。③来自双向投资方面的隐忧。随着其他省份与东盟国家双边贸易的发展,东盟国家对于投资中国有了更多的选择,这无疑会直接分流广西吸引外资的来源。另一方面,由于东盟局势和南海问题仍有许多不确定性,这无疑增加了广西对东盟投资的风险和困难。④来自国内其他省份的威胁。CAFTA建成后,广西对东盟出口的工业产品也面临其他省份特别是发达省份同类产品的竞争,这些无疑都会对广西与东盟的合作构成一定的威胁。⑤来自协议具体落实的挑战。虽然中国与东盟国家已签订了《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和《投资协议》三大协议,但是这些协议的具体落实还要接受进一步的考验。

5CAFTA背景下广西发展的SWOT矩阵及对策分析

面对机遇和挑战,广西要增加战略意识、竞争意识和忧患意识,按照务实合作、全面推进的原则,采取更新的举措、更新的服务、更新的务实合作方式,全面提高与东盟开放合作的机制化、常态化水平。综合上述分析,得出表1。

基于上述对CAFTA建设进程中,广西优劣势的分析和CAFTA建成后,广西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分析,得出上表所示的SWOT矩阵,分别得到SO、ST、WO、WT战略思路。SO战略:巩固已有区域、平台及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增强多区域、多领域的合作;ST战略:积极拓展自身优势,加快建设北部湾,积极应对来自东盟及国内其他省份的挑战;WO战略:加强中越的贸易同时,积极推进广西与东盟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WT战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宣传力度,企业积极应对。具体而言,得出如下几点CAFTA区域国际开放背景下,广西与东盟开放合作的对策与建议:

5.1加快建设北部湾,积极推进“两廊一圈”2008年初,国务院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把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但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所处的地理区位、资源优势和目前的发展现状是很不相称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在CAFTA建成后需继续加快建设的步伐,进一步扩大自身优势。同时北部湾又是“两廊一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涉及“两廊一圈”中的“一廊一圈”,与越南海陆相通,越南对广西的贸易比重占到了近八成,积极推进“两廊一圈”在中越合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5.2基础配套服务便利,以起航“一轴两翼”对于与“两廊一圈”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一轴两翼”在广西对接东盟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要想“一轴两翼”能顺利起航,首要解决的就是基础配套服务的问题,其中,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建设都是其中的重大项目。广西可牵头联合南新走廊相关国家组成合作小组,协商建立合作机制,早日协调完善配套设施服务,打通南新走廊,使之成为中国―广西对接东盟市场的最便捷的陆路通道。

5.3巩固提升创新平台,为进军东盟打招牌CAFTA建成后,广西作为中国与东盟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将更加突出。众多平台落户广西,为广西企业进军东盟提供了相较其他省份的抢占先机的优势,政府大力宣传的同时,广西企业也要及时、认真的学习掌握CAFTA的各项政策法规,充分利用众多平台,与东盟多签订项目,多达成机制。

5.4重视提升文化旅游,增强合作领域交流在刚刚结束的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广西旅游业共签约了约200亿元的投资项目,其中,在签订的国际经济合作项目中,旅游业签约占总签约金额的35%,旅游业首次超过制造业,成为第六届东盟博览会的最大亮点。不仅是文化、旅游产业,CAFTA建成后,广西要进一步加强与东盟的科技、教育、卫生、生态、金融服务和社会事业等的开放合作。如东盟各国在南宁建设中国―东盟商务办事处基地,这也为广西与东盟在多领域开展合作提供交流合作平台。

5.5积极推进产业升级,打造沿海的新一极广西与东盟的贸易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广西与东盟贸易在广度与深度方面的拓展,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升级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内容,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根本要求。当前,我国东部地区部分产业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广西可以有选择地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实现经济发展。同时,广西也可以较低成本将一些低层次而一些东盟国家又需要的产业转移出去,在国际区域范围内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广西产业结构,提高产业在东盟市场的竞争力。

可以说,广西从未像今天这样处于多种重大机遇叠加的交汇点上,从未像今天这样越来越多地聚焦着国内外参与开放开发的热情目光,从未像今天这样可以赢得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CAFTA的建成,广西必将成为中国沿海经济发展新一极!

参考文献:

[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知识手册[M].商务部国际司.2007.09.

[2]卢光盛.云南、广西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比较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9,(1):81.

[3]佘伯明.推进广西与东盟贸易向广度与深度发展的对策[J].东南亚纵横,2009,(4):76.

东西方文化的区别篇4

关键词：台前方言方音概况语音特点

台前地处豫鲁交界之地，南、东、北三面分别与山东省的郓城县、梁山县、阳谷县接壤，呈犀牛角状插入山东境内。1964年前，其境域为山东省所辖，属寿张县一部分。1964年并入范县，划归河南省。1974年又与范县分治，成立台前工委，1978年正式建县。从行政区划的沿革及现有的语音实际看，台前方言带有过渡地带的性质，属中原官话的兖菏片。①

台前县辖区面积虽不甚广大，然而随黄河岸势东西延伸，地形狭长，加之其复杂的历史地理境况，使它受外埠语音的影响有所不同，内部也便产生了些许差异，大体可分为东西两区。②东区有吴坝乡、夹河乡和打渔陈乡东部；西区有清水河乡、侯庙镇、后方乡、马楼乡、孙口乡、城关镇和打渔陈乡西部。两区在语音方面的主要不同点是：东区没有舌尖后音[t?、t??、?]，而西区舌尖前音、舌尖后音分明。③

笔者系土生土长的台前人，家住方言西区的农村，读大学前几未离开过台前县域，故能说接近纯正的台前方言。此外还有两位合作发音的村民：王春东，男，1962年生，高中文化程度，务农，居方言西区；姜传生，男，1958年生，初中文化程度，务农，居方言东区。

一、语音概况

（一）声母27个（含零声母）④

p玻p?破m摸f佛刷v晚

t道t?特n那l里

ts子ts?此s斯z热?儿

t?知t??吃?师

t?九遵抓t??求村踹?鸟?休孙

k哥k?开x喝?袄?容

Φ啊鱼闰

（注：1.方言东区只有24个声母，没有舌尖后音[t?、t??、?]。2.[?]发音时摩擦较轻。3.[?]发音时卷舌明显，末尾自然带出央元音[?]。）

（二）韵母41个（不含儿化韵）⑤

?资吃师i衣西低u布入书y女

yu猪粗塑

a啊妈发ia呀家虾ua蛙瓜华ya抓爪髽

?哥波说i?耶铁列u?窝国桌y?药锁学

?哀海帅i?矮街鞋u?歪帅怪y?拽踹搋

?袄饱烧i?腰条消

ei累塞麦水隔笔墨勒摘uei对会威yei最脆碎

ou欧丑走iou忧流秋

?安难栓i?烟莲田u?端关船y?全远蒜

?恩真顺i?因林新u?温魂顿y?晕均孙

a?昂方双ia?央江良ua?汪光荒ya?庄窗壮

??亨耕争i?英平令u?翁中东y?拥穷雄

（注：1.方言西区有韵母36个，方言东区有韵母40个，东区较西区多了[ya、y?、yei、yu、ya?]5个撮口呼韵母，而少了韵母[?]。2.[yu]韵母来自精组普通话读合口单韵母[u]的字，收尾时舌位后移，[y]更像是一个介音，读音比较含糊不清，读如[you]。⑥3.普通话e组韵和o组韵中的主要元音在台前方言中都读作央元音[?]。）

（三）声调4个

阴平13天山风

阳平42白杨晴

上声55品雨我

去声312秀燕梦

（注：1.去声结尾的曲折不到3，与2的距离更近。2.方言东区的阴平调稍带曲折，起始位置接近2，可以记作213。）

二、语音特点

（一）声母特点

1.方言东区，古知、庄、章三组（除合口擦音外）与古精组开口洪音合流，今音均读作[ts、ts?、s]，如“知识”作[ts?13s?42]。古精组合口多读撮口，今声母作[t?、t??、?]，如“遵”读作[t?y?13]，“村”作[t??y?13]，“孙”作[?y?13]。古知、庄、章三组合口塞擦音字也大多读作撮口，今声母作[t?、t??]，如“抓”读作[t?ya13]，“踹”作[t??y?312]。

2.方言西区，古知、庄、章三组（除合口擦音外）今音作[t?、t??、?]，而古精组字无论开口还是合口，今音都作[ts、ts?、s]。这与北京话的古今声母演变规律一致。

3.方言东、西两区，古知、庄、章三组的合口擦音字声母都读作[f]。如“书、双”分别读作[fu13][fɑ?13]。

4.止摄日母字（除开口三等外）今声母读作[z]。如“日”读作[zi312]。而止摄开口三等的日母字声母读作舌尖后边音[?]，如“耳”读作[??55]。

5.古影疑两母开口一二等字的今声母读舌根浊擦音[?]，如“袄”读作[??55]，“安”读作[??13]。

6.古喻母通摄合口四等字的今声母读半元音[?]。如“容”读作[?u?42]。

7.台前方言中保留了古娘母字和古泥母字的分化状况，今音分别作[?]和[n]。[?]拼细音，[n]拼洪音，互为补充。如“鸟”读作[?iao55]。

8.台前方言中，古合口微母字不同于普通话读零声母，而作唇齿音[v]。如“晚”读作[va?55]。

（二）韵母特点

1.古止蟹摄合口三等非组如“飞非废”等字韵母均作[i]，如“飞”读作[fi13]。

2.古梗摄开口入声二等帮见系字和古曾摄开口入声一等端系字韵母都作[ei]，如“拍”读作[p?ei13]，“隔”读作[kei13]，“德”读作[tei42]，“墨”读作[mei312]。

3.台前方言东区，由于古精组合口多读撮口韵和古知、庄、章三组合口塞擦音字也大多读作撮口韵，所以撮口韵要比普通话的多。一般地，只要有合口呼韵母就有相应的撮口呼韵母的存在。

（三）声调特点

古入声清声母和大部分次浊声母字今读阴平；古入声全浊声母字今读阳平。这与中原官话的古入声分化规律是一致的。

本文初稿曾得导师周志锋教授指正，谨致谢忱。

注释：

①关于台前方言区的归属，存有争议。李荣《中国语言地图集》

（1987）把它归入带有北方官话性质的中原官话（Zb）。《台前县志·方言志》未明确其归属，只是说“台前方言颇接近鲁西南西菏片方言，同属北方话中的中原官话”。《河南省志·方言志》则把它归入中原官话下的郑汴片。钱曾怡等《山东方言的分区》，他们根据古知庄章今声母的读音把台前与郓城、菏泽等地区一并归入山东方言的西鲁片。贺巍《中原官话分区（稿）》在《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基础上把中原官话独立出来，并重新划分片属，把台前方言放在了山东方言区较为集中的兖菏片里面，我们以为这很符合台前方言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本文暂采用贺巍《中原官话分区（稿）》中的观点。

②具体来说，夹河乡、吴坝乡和打渔陈乡东部与阳谷县张秋镇、阿

城镇及东阿县刘集镇、关山乡语音相似；马楼、清水河两乡大部分与郓城县北部语音相仿；侯庙镇西部、清水河乡甘草堌堆一带与范县东部语音接近；城关镇、孙口乡、后方乡、侯庙镇东部、打渔陈乡西部与阳谷县寿张镇语音大致相同。然而随着东西交往的密切，东、西区语音之间的差异正趋于模糊。

③关于东、西区的不同点，《台前县志·方言志》还说明一点：

“东区不分尖团音，西区分尖团音。”但我们根据台前方言的现实状况认为，老派东区方言存在分尖团的现象，到现在除个别词语外已经不再区分尖团。

④《台前县志·方言志》记录了声母24个。

⑤《台前县志·方言志》记录了韵母42个。

⑥《台前县志·方言志》将[yu]韵记作[you]，看成和[ou]相配的撮

口韵。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中国语言地图集[M].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1987.

[2]邵文杰.河南省志·方言志[M].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纂.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3]贾传棠.台前县志[M].台前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4]唐作藩.音韵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王彦.梁山方言音变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2005.

[6]贺巍.中原官话分区（稿）[J].方言，2005，（2）.

[7]钱曾怡，高文达，张志静.山东方言的分区[J].方言，1985，（4）.

东西方文化的区别篇5

[关键词]区域史；东亚史；区域识别；区域划分；历史分期；区域互动

长期以来，有关东亚史的研究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国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各种版本的东亚史、远东史、东洋史著作纷纷问世[1]3―5，但不可讳言的是，这些著作，或按照国别史排列，体现不出东亚作为一个地区的共同性和特殊性[2]2；或出于特殊的政治目的，存在对历史事实的曲解[1]4―5；甚至对东亚应该包括哪些国家和地区的看法都很不一致[1]3。2006年，由长春出版社出版的《东亚史：从史前至20世纪末》一书，首次采用区域史视角，将东亚作为一个单位进行研究[1]5，在东亚史研究方面作出了新的有益的尝试。捧读之后，获益良多，突出地感到该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

《东亚史》一书在编纂体例上最大的特点，在于“打破了传统的按国别叙述的编纂方法，把东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叙述”[2]2，即首次将东亚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区域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对区域的识别，作为区域史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一个能自我说明问题的单位”。因此，“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的区域的空间范围，不能是对自然地理空间的任意切分，而必须是一个能自我说明问题的单位所覆盖的地域”。而所谓“自我说明问题”，是指其历史具有特殊性、连续性与完整性。“自我说明问题的单位”，至少应该在自然地理、文化要素、历史进程等三个大的方面具有特殊性、连续性与完整性，这是识别区域的三个基准[3]3。

《东亚史》一书，开宗明义在“绪论”中对东亚的范围进行界定：涵盖中国大陆与海岛以及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在内的15个国家和一个地区，即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蒙古、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外加亚洲俄罗斯地区[1]3。这种“15+1”所构成的东亚地区，在自然地理上构成了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单位。“大体上讲，东亚的自然地势是以青藏高原为中心，向北部、东部与南部展开，形成一个扇形结构，扇面的内环是二级台地地区，中环区是三级台地地区，外环区是海岛区。正是作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与其北部中国新疆地区的沙漠带一起，构成早期人类非常难于穿越的地理阻隔，将东亚与亚欧大陆的其他部分分隔开来，形成相对封闭的区域地理环境，这是东亚历史发展具有特殊性的重要原因”[1]7。

文化要素方面，上述“15+1”所构成的东亚地区，在长时段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东亚文化圈。“也许我们可以将文化理解为人类的存在方式。生存方式上具有特殊性、连续性与完整性的人群所活动的地域，也就构成了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的区域。由于生存方式几乎包括人类社会的全部内容，无法以之作为可操作性的标准，在研究中我们不得不从中选取若干种文化的重要方面即‘文化的要素’作为识别区域的标准”[3]4。日本学者西攵ㄉ最早提出，东亚文化圈的要素或文化特征主要是：汉字、儒学、佛教、律令制度。中国学者多数支持这种观点，只不过在术语上，有些中国学者是把律令制度称为中国式的典章制度。秦汉以后，以册封和朝贡贸易为媒介，中国与东亚其他民族和地区一直进行文化的互动。7―8世纪，在大量吸收中华文明的基础上，东亚各国的文化开始趋同，东亚文化圈最终形成[1]146。

此外，上述东亚地区的发展具有独特的历史进程：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发展不具备同步性与同质性、内部的互动频率远高于与区域之外的互动频率。“作为当代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并列的世界三大文明之一，东亚文明走过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进程。在古代，东亚各国曾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封贡体系、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在欧美势力进入以前，东亚内部也早已形成了半封闭的贸易圈，作为一个独特的世界，东亚各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并具有相当大的共性”[1]5。同时东亚地区内部的人种、语言也具有一致性。因此上述东亚地区完全符合识别区域的各项基准，将东亚作为一个单位进行研究，完全符合历史和现实的情况，进而可以正确、深刻地理解东亚各国的历史，对东亚的历史进行整体的把握。

二

《东亚史》一书不仅首次将东亚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而且首次将东亚内部划分为七个亚区，并进一步识别了其中的核心区与过渡区。依照区域史研究理论，区域是分为不同层级的，不同层级的区域识别要从自然地理、文化要素、历史进程这区域识别三大要素出发[3]5。区域史的研究，首先要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确定进行哪一层级区域的研究，然后再依据这一层级上的自然地理、文化要素与历史进程这三大要素识别出不同的区域，然后才可以开始对特定区域的研究或对若干区域组成的结构的研究[3]6。《东亚史》一书，正是从区域史的角度出发，将东亚视为一个整体，作为最高一级的区域，并依照区域识别三大要素，将东亚内部划分成七个不同的亚区，即黄河流域区、长江流域区、蒙古草原区、青藏高原区、天山南北区、东北亚区与东南亚区[1]7―9。

上述七个亚区中，黄河流域区、长江流域区与东北亚区三个区域的文化共性更为明显，共同构成东亚文化圈的核心地带。而其他四个区都是东亚文化圈的核心区与其他文化圈的接触地带，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在文化上具有过渡性。天山南北是东亚文化与中亚、西亚文化的过渡地区，青藏高原是东亚与南亚文化的过渡地区，东南亚早期是东亚文化与南亚文化的过渡地区，14世纪以后，逐渐变为东亚文化与西亚伊斯兰文化的过渡地区，蒙古草原则是游牧文化的代表，但一直深受东亚文化的影响[1]9。

一般认为，划分核心区与过渡区的方法，最早由文化人类学家威斯勒提出，其在《人与文化》中系统地阐释了“文化区”的观点。认为“文化区”是指一个地理上的空间单位，即该处可见到的相似的一种文化或多种文化。威斯勒认为，文化是由各个层次的单元所组成的一种完整的结构，包括多种层次，分为“文化特质”、“文化丛”、“文化型”、“文化带”、“文化区”等。所谓“文化特质”，也就是文化的最小单元，是指一个部落成员的“生活模式”或思想与行为的“集合体”；比“文化特质”高一层的单元叫做“文化丛”，它是由一系列相关的“文化特质”组成；比“文化丛”更高一层的单元则是“文化型”，它是由“文化丛”在中心观念的内聚力作用下，在时空中凝结成的一个持续存在的“型式”；所谓的“文化带”，是指一个文化区内依文化特质标准的不断减少而划分成的许多不同的地理范围，它是以一系列相关的“文化丛”互相结合，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并且占有一定的地域；而在一个“文化区”内则有诸多个相关联的“文化丛”，并且在其“文化中心”地区，文化特质标准最显著，在“边缘文化”或“离心文化”区，文化特质较淡薄[4]44―45。

在威斯勒“文化区”的观点中，“文化丛”是识别“文化中心”地区与“边缘文化”或“离心文化”区的标准。在此我们借用西攵ㄉ提出的东亚文化圈的四要素（汉字、儒学、汉传佛教、律令制国家）作为识别东亚核心区与过渡区的“文化丛”，各个“文化丛”皆可以解析为若干个“文化特质”。如“汉字”可以解析为建立在汉字基础上的文学、人名、地名等，“律令制国家”可以解析为国家体制、司法体制、税收体制等。即“汉字”作为一个“文化丛”包含所有文学相关的“文化特质”，“儒学”作为一个“文化丛”包含所有统治思想相关的“文化特质”，“汉传佛教”作为一个“文化丛”包含所有宗教相关的“文化特质”，“律令制国家”作为一个“文化丛”包含所有和政治相关的“文化特质”。黄河流域区、长江流域区与东北亚区三个区域自身的文化特质显然与上述“文化丛”相重合，其余四个亚区，以蒙古草原区为例，从历史上看，蒙古草原的民族主要分为匈奴、突厥、东胡三大族系，各民族使用本民族文字，对儒学的受容程度明显不及黄河、长江流域以及东北亚地区，信仰的佛教亦不是汉传佛教而是藏传佛教，同时匈奴、突厥、蒙古等民族在步入国家形态后，不是仿照中原建立律令制国家，而是采用“两翼制”建立草原帝国。同理，青藏高原区、天山南北区的文化特质基本与上述“文化丛”不重合，东南亚区虽使用汉字、提倡儒学，但早期信奉印度宗教，后期信奉伊斯兰教，且较少建立律令制国家，文化特质亦与黄河、长江流域以及东北亚地区不尽相同。

综上，《东亚史》对于内部七个亚区的划分以及对核心区与过渡区的识别是完全正确且有着重要意义的。识别核心区与过渡区的重要意义在于，我们所要研究的区域的核心部分，区域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连续性与完整性在核心区有着明确而充分的体现，区域史研究的重要任务――研究特定地区的历史发展规律和该地区的特殊性，主要靠对核心区的研究来完成。而研究区域间的互动关系，则需要靠对过渡区的研究来完成[3]7。这就为我们从事超越国别史的区域史研究、思考区域与国家究竟是什么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由于中国在长时段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整合了上述七个亚区中的黄河流域区、长江流域区、蒙古草原区、青藏高原区、天山南北区的全部，以及东北亚区与东南亚区的各一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在政治上成为“联结东亚七区的国家”，又因中国在文化上的核心地位，使得东亚文化呈现出“核心―外缘双重环状区域结构”[1]9。因此，中国的历史进程必将对东亚的历史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

《东亚史》一书实际上是一部集通史和区域史研究优点于一身的创新之作，其内容既包括五千年来东亚整体区域与各个具体区域的历史，也包括各个区域之间互动的历史。该书匠心独运，首次以东亚区域结构的变化特点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将东亚史划分为七个时期：①早期东亚世界（远古―公元前3世纪末），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东亚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这一时期只有中国与其他地区的互动，还谈不到国家之间的互动[5]95。中国领有东亚核心地区，“经历战国时代的扩张后，华夏先民的势力东达大海，西限青藏高原、新疆沙漠，向东西两个方向的发展已达到地理环境的极限”[6]37。②区域结构形成时期（公元前3世纪末―8世纪末），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出现了中国之外的东亚其他国家。东亚在中国之外第一个形成的国家是匈奴帝国，而且匈奴帝国作为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自形成之日起就与农耕帝国秦、汉相对峙[1]10，秦朝向北的发展受到了蒙古草原游牧文化的拒斥，不得不以长城划定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界线[6]37，而这一农耕―游牧明确界线的出现，使得核心区与过渡区的差距不断扩大，这条分界线成为影响东亚格局、影响东亚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随后，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中南半岛以及东南亚各主要岛屿上，逐渐形成了中国之外的成熟国家，盛唐时期，中国采用羁縻统治的方法，确立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封贡关系，建立了一种东亚古代国家之间的粗略的秩序[1]10。③多族多国竞相发展时期（8世纪末―13世纪末），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东亚各族各国取得了大发展，各族各国自树意识增强，东亚文化开始呈现出多元的特点[1]11。辽中期以后，辽金与高丽之间的封贡关系在册封、使节往来频度、交往礼仪等方面都已经出现了制度化的规定，标志着辽金与高丽之间的关系已经由之前的简单的封贡关系（羁縻统治）步入到制度化封贡体系的模式之内。“作为古代东亚世界国际关系模式的封贡体系，其起源可以上溯至辽中期，或者准确地说，可以上溯至11世纪初”[7]117―124。但是，由于这一时期东亚处于大分裂时期，决定了制度化的封贡体系无法在整个东亚地区得到实行，但辽金与高丽间封贡关系的制度化，为东亚封贡体系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④封贡体系时期（13世纪末―1874年），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东亚古代特殊的国际体系――封贡体系的最终形成，并以封贡体系为标志，东亚形成了新的区域结构和新的国际秩序[1]11。封贡体系既顾全了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又照顾到中国无法将东亚纳入一体统治的政治实际，使中国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一个切合点。同时，面对中国实力的威慑和朝贡贸易的利益以及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心理认同，名义上的从属关系对东亚各国来说也是容易接受的[6]38。直到近代，东亚封贡体系同时面临内、外两个方面的冲击，逐渐走向全面瓦解，之后东亚进入到⑤条约体系时期（1874―1945年）、⑥二战后冷战时期（1945―1992年）、⑦后冷战时代（1992―）[1]11。

该书“从东亚地区整体的视角出发，按照分期和分区，从古至今、由近及远、先后有序地叙述东亚各时期的历史，即采取分区叙述与分国叙述相结合，以分区叙述为主的编纂方法；以地区内国家和民族的互动关系，特别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为侧重点”[2]2。书中既有核心区及核心区之下各地区发展状况的精到论述，又有过渡区及过渡区之下各地区发展状况的展示；既有核心区内部各地区互动的论述，又有边缘区内部各地区之间的互动以及核心区与边缘区互动等问题的研究。更有将东亚作为一个整体，论述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关系的章节。如第六章东亚与世界关系的滥觞、第十章东亚与世界关系的发展等。从而最终完成了以核心区与过渡区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为基础，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核心―外缘双重环状区域结构，以东亚区域内部互动以及东亚与外部世界互动为发展模式的东亚整体史的建构。限于文章篇幅，书中其它独到新见之处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东亚史》首创区域史视角下的东亚史研究体系，在区域识别、区域划分、历史分期、整体区域研究及各部分具体区域研究、区域内部互动及外部互动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新的独到的见解。正如朱寰先生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样，“《东亚史》是我国学术界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东亚地区的历史专著，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2]1。又如陈景彦先生所言，“作为国内第一部东亚通史，作为区域历史编纂方法的一种新的尝试，该书对编写东亚史乃至其他区域史都是有借鉴意义的。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在东亚区域化进程涉入‘深水区’的今天，中国的学人们在东亚通史的研究方面走出的这一步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5]95。

参考文献：

[1]杨军，张乃和.东亚史[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6.

[2]杨军，张乃和.东亚史.序[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6.

[3]杨军.区域中国：中国区域发展历程[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7.

[4]杨军.文化人类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5]陈景彦.可贵的创新，明显的缺憾――评《东亚史》[J].史学集刊，2006（5）.

[6]杨军.中国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2）.

东西方文化的区别篇6

关键词：文化产业；联动式；培养模式

1东西部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发展环境差异分析

国际间高等学校的合作办学被视为高等教育水平的重要手段之一。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作为引导。但是对于文化艺术这种土著性比较强的产业来说，其人才的培养主要还是基于国内高校。由于东西部地区不同的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基础，导致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地域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也直接影响了东西部高校的社会环境。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

1.市场形成机制不同，导致高校定位不同

东部地区地处中国沿海一带，基础设施和条件较好，经济发达，信息便利，人均收入较高，文化市场也相对成熟。近年来文化产业发展较快，尤其是表现在文化体制和文化产业的市场机制的转换方面总体上要比西部地区完善和健全，城市对文化产业的带动作用也十分明显。中国西部主要包括12个省，大部分地处经济欠发达地区，而且多数属于少数民族省份，长期以来由于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资金、人才和科技实力等条件的限制，文化产业的发展总体上相对于东部地区来说要缓慢一些。

东部地区人均GDP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相对比例分别是47.3%；40.4%和68.2%。东部地处沿海发达地区，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与市场经济结合得较为紧密，市场化程度较高；西部地区的文化产业则更注重依靠政府的行政推动作用来加速发展，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因而，东部高校的文化产业主要定位于中小型文化创意企业人才培养。而西部则主要定位于为政府或国有企业开发的文化创意企业或文化创意项目进行人才培养。

2.文化资源不同，导致人才培养环境不同

从文化产业的存在形态来看，西部地区主要是利用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尤其是民族文化资源）来发展文化产业，形成资源型文化产业的特点。东部地区的发展则利用自身区位优势和条件，侧重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产业价值的提升上，是一种以创意型为主的文化产业模式，产业发展重在与个人创造所形成的知识成果对社会的贡献率和影响力。例如上海近年来先后举办了大量的与文化艺术有关的各种艺术活动，如上海艺术节、上海电影节、上海国际旅游节等；邀请如俄罗斯马林斯基芭蕾舞团、日本宝琢歌舞剧团等一些世界著名艺术团体来沪演出等。这些重大文化活动不仅使上海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得到极大地提升，而且也带动了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数据显示，2011年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约达1940亿，比上年增长15.8%，占全市GDP约达10%。2012年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突破2000亿，占全市GDP达到10.6%左右。

3.教育投资偏向性差异，导致文化产业人才就业趋向不同

教育投资的差异，导致西部文化产业人才匮乏。现代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不仅人口数量，而且人口质量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也具有重大影响。政府和民间资本对东西部地区人才培养投入不均衡，是导致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首先，从各地区高等学校学生人数来看，2000年东部地区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占全国的48.02%，西部地区仅占21.27%；招生数东部地区占全国的46.19%，而西部地区仅占21.82%，比全国总人口的28.5%要低近7个百分点。近年来这一情况虽有改善，但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短时间内难以改善，因此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情况很难变化，甚至有差距加大的趋势。

从以上可知，东部的优势恰好是西部的劣势，西部的优势恰好是东部优势发挥作用的基础。同时，东南沿海经济发展又是促进、带动西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只有东西部互相支援、协调发展，才能形成培养体系的良性循环。

2联动发展模式对西部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推动作用

1.弥补人才培养体系的短板

从目前的文化产业教育层次结构情况看，西部地区尚未形成高职（高专）――本科――研究生这种“金字塔”式的人才层次结构，而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要求、企业人才需求的当务之急是需要大量的操作型文化产业人才和综合素质强的高级管理型人才。而目前西部的人才培养体系里缺乏的正是高职和研究生这两部分稀缺人才。从2004年开始我国先后有近百所高校开设了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其中包括211工程大学4所和985工程大学8所。从开设本专业的数量分布来开，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的差距并非绝对明显。但是从人才培养模式的形成来看，特别的研究生级别的高素质人才培养方面，学生的综合实力远远落后与东部。同时东部地区的民办教育相对发达，社会力量的融入使得文化产业管理人才的培养能够准确对接社会需求。联动式培养模式的建立，可以使人才的培养层次更加全面与系统，进而弥补西部在此方面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