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的历史和文化知识(6篇)
故宫的历史和文化知识篇1
[摘要]新中国成立到“”开始的17年中，北京在改造旧有博物馆的基础上筹建了一批新型博物馆，从而形成了共和国首都博物馆体系的雏形。但是，由于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北京的博物馆建设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过失误与曲折，留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研究共和国十七年北京博物馆的发展，有利于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于今后博物馆的发展也有诸多启示意义。
“共和国十七年”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无产阶级”开始之前的17年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博物馆获得新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首先从接管、整顿和改造旧有的博物馆开始，以故宫博物院和历史博物馆为重点，于1952年底基本完成；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北京地区逐步创造条件筹建了一批新型博物馆，到1965年底，北京地区已经拥有各类博物馆、纪念馆15座，基本上形成了共和国首都博物馆体系的雏形。
共和国十七年，北京博物馆发展形成了一个高潮，但是，由于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北京博物馆建设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失误与曲折，从而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尤其是“左”的错误，严重影响了博物馆应有的工作秩序和正常发展。研究共和国十七年北京博物馆的发展状况，有利于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于今后博物馆的发展也有诸多启示意义。
一、发展概述
1.接管和改造旧有博物馆
北京第一个正式博物馆，是由著名的教育家、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倡议，经过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先生的热心筹划，于1912年7月在北京国子监旧址筹建的历史博物馆，这也是由国家创办的中国第一个国立公共博物馆。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北京地区又相继筹建了交通博物馆（1913）、古物陈列所（1914）、地质矿产陈列所（1916）、天文陈列馆（1933）等博物馆十余处，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1925年10月10日正式开放的故宫博物院。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博物馆代表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初创阶段，对于表现古都北京的精神风貌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一时期政局不稳，经济发展落后，人才匮乏，导致博物馆得不到应有的发展。此外，由于战火的破坏和社会动乱，北平解放前夕，北京地区的博物馆萧条冷落，多数已经难以继续维持，只剩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勉强支撑，博物馆事业已濒临绝境。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19日，北平市文化接管委员会派代表钱俊瑞、陈微明、尹达、王冶秋正式办理接管故宫博物院事宜。3月2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尹达、王冶秋接管北平历史博物馆。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政府根据中央文化部提出的博物馆应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开始对旧有博物馆进行改造。改造工作以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历史博物馆为重点，确定各博物馆的性质、方针和任务，改革机构，改造原有的陈列内容，整顿文物库房管理，加强群众宣传工作，努力清除旧时代的影响。
（1）故宫博物院的改造工作
1949年4月，故宫博物院新的业务方针确定为：“要利用文物为教育人民之工具，以启发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并协助国家建设事业为工作之目标。”1951年，根据新的时代要求和历史经验，调整了院内结构，改变了过去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三馆鼎立的局面。古物馆被分为保管、陈列两部，保管部专司文物藏品的保管，并开始文物的清点和整理工作；陈列部专事陈列展览，先后布置了《清代革命史料》《帝国主义侵华史料》等展览。新设群众工作部，增加了为观众服务的项目。图书馆不变，文献馆改称档案馆，其他有办公处，下设人事、行政、工程、守护四组。
除了调整院内结构，故宫博物院还进行了古建修缮和院容整理。针对当时情况，博物院制定了“着重保护，重点修缮，全面规划，逐步实施”的古建维修方针，定出了古建修缮的近期计划和长远规划。为了保证古建安全，上世纪50年代还陆续在院内高大的宫殿建筑上安装了避雷针。此外，故宫博物院对紫禁城内外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清理和整顿，1952年6月开始清运院内各处积存的渣土、垃圾，9月疏浚院内金水河。院容清理工作于1952年底基本结束，共清理垃圾18.3万立方米。
对于故宫博物院的改造工作是符合新的时代方向和社会发展需求的，有利于博物馆功能的发挥，对于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协助国家建设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2）北京历史博物馆的改造工作
对于北京历史博物馆的改造主要表现在对博物馆陈列的改造。民国时期，历史博物馆的陈列看起硌笱蟠蠊郏但内容却是零乱不堪的。1951年，中央文化部确定了北京历史博物馆的陈列方针，即：“中国通史陈列要以科学的历史观点和方法，将中国按年代、事件、人物布置陈列；设立物质文化专题陈列室；陈列中应贯彻科学性、思想性和艺术性。”新的陈列方针逐渐改变了过去那种零乱不堪如同摆古董摊式的陈列布置，按照历史发展规律进行新的科学的陈列设计，使得文物展品与时代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
到1952年底，北京地区基本完成了对旧有博物馆的改造，使旧博物馆在本质上发生了根本变化，开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对博物馆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2.筹建新型博物馆
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1952年底，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筹建新型博物馆的任务也提上日程。新型博物馆的建设“打破老的建馆程序，采取边筹建边开放的方式，充分发挥其社会效益，满足社会对精神文化日益增长的需求”。新馆建设主要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1）“一五计划”时期
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执行。通过学习苏联莫斯科地志博物馆的经验，北京市开始筹备建设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计划建成反映北京自然、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面貌的综合性地志博物馆。1954年，筹备处正式成立，限于当时的条件，基本陈列工作从“社会主义建设之部”着手准备。此外，徐悲鸿纪念馆（1954）、北京鲁迅博物馆（1956）、周口店中国猿人展览馆（1953）以及北京天文馆（1957）也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
在这一时期，博物馆以社会教育作用为主旨，通过各种陈列展览开展革命传统教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普及科学知识，现实教育的意义大于历史教育。
（2）国庆十周年献礼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决定在首都建立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也决定在北京兴建军事博物馆，迎接国庆十周年。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三大馆在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各方有效配合，建设任务顺利完成并准时开放。
除了三大馆的建设，国庆节前竣工的博物馆还有北京自然博物馆（1958）、中国地质博物馆（1958）、定陵博物馆（1959）、民族文化宫博物馆（1959）、农业展览馆（1959）。这些博物馆加上稍后建设完成的中国美术馆（1962），不仅完善了北京的博物馆体系，而且也是建国十周年首都改造与建设巨大成就的反映。这些博物馆规模较大，设备先进，专题性强，藏品丰富，有利于更好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到1965年底，北京地区共有各类博物馆、纪念馆15座（表一），其中既包括社会科学类博物馆，也包括自然科学类博物馆；既包括综合类博物馆，也包括专题类博物馆；既包括地志类博物馆，也包括全国性博物馆。总之，经过17年的建设，共和国首都的博物馆体系已具雏形。
二、建设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明确提出：“博物馆事业的总任务是进行革命的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博物馆使人民大众正确认识历史，认识自然，热爱祖国，提高政治觉悟和生产热情。”1956年，总理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强调：“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必须加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工作。”1961年3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其中指出：“文物保护工作是一项重要工作……切实保护文物对于我国的科学研究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及向广大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起着重要作用。”在党和政府的支持鼓舞下，博物馆工作者刻苦学习，努力工作，积极开展活动，使得共和国十七年间北京博物馆工作呈现出一派繁荣局面。这一期间，北京地区的博物馆在陈列展览、藏品保管、科学研究，以及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发挥社会效益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
1.陈列展览工作
陈列展览是博物馆工作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在于普及知识，教育民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背景之下，博物馆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明确博物馆的陈列原则，在丰富多彩的展览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陈列体系，使得陈列展览工作更具科学性。
以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为例，17年间，故宫博物院共举办大小展览116次，基本上形成了“宫廷史迹”和“历代艺术”两大陈列体系，既有相对稳定的固定陈列，也有短期的临时展览和出国展览；中国历史博物馆共举办大小展览52次，其中《中国通史陈列》作为基本陈列，从原始社会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为止，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通过大量文物展示了中国的悠久历史和古代灿烂文化，改变了过去零乱不堪的陈列模式，使得陈列更具科学性，更好地反映历史发展规律。其他博物馆也根据自身特点设置了基本陈列和临时陈列，并且举办了丰富多彩的陈列展览，北京天文馆举办展览23次，军事博物馆举办9次，农业展览馆举办7次，首都博物馆筹备处举办5次等。
2.藏品保管工作
文物的保管与收藏是博物馆的基本功能，做好藏品保管工作是为博物馆建设打好基础。这一时期，文物保管工作基本贯彻“妥善保管，提用方便”的方针，把集品和传世品分别登记保管。在党和政府的密切关注下，博物馆工作者通过各种渠道搜集了大量价值较高的文物，尤其是革命文物；此外，还对旧有博物馆的藏品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并对藏品划分了等级标准，完成了一级藏品的科学编目，同时改进了保管方法，健全了保管制度。
以中国革命博物馆为例，从1950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成立，到1961年7月博物馆正式开放，这一阶段藏品的搜集工作围绕着各个时期的陈列缺项及馆藏缺项进行有计划、有目地的征集，并且根据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的指示，制定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划分文物等级的标准，对藏品进行了绝品、珍品、常品的划分试点工作。1961年7月正式开放以后，首先确定了入馆文物的初步鉴选程序，确立了藏品总账系统登记制度以及藏品编目草卡审批制度，修订了藏品分类排架方法，设立了时期、物名、人名等8套供管理和检索用的卡式目录。这些做法不仅规范了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而且为博物馆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其他博物馆也在这一时期根据自身特点对藏品的保管工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3.科W研究工作
学术研究是博物馆的基本功能之一。共和国十七年问，北京各博物馆在整理文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相关的科学研究工作。以鲁迅博物馆为例，1958年编辑出版了《鲁迅手稿和藏书目录》三册，从1959年起，又陆续编辑出版了四编《鲁迅先生手稿选集》，1960年整理出版了鲁迅遗编《俟堂专文杂集》，1962年又与上海鲁迅纪念馆合编《鲁迅收藏的中国现代木刻选集》。这一时期，其他博物馆，尤其是自然科学类博物馆也取得了一定的科学研究成果。
4.群众工作
博物馆的群众工作是博物馆实现其教育职能的重要手段，同时又是博物馆与群众联系的纽带。17年间，北京各博物馆相继成立群众工作部，培养和组织了专业的讲解队伍，认真做好群众参观接待和宣讲工作，并且不断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努力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
以故宫博物院为例，1951年群众工作部成立后不久便组织起了一支30多人的知识青年队伍，并将他们培养为共和国的第一批博物馆讲解员。为了更好地做好参观接待工作，博物院降低了票价，并在辅导参观的导游图之外，于开放路线醒目处设置全院或分院参观路线图，从而将故宫复杂的庭院和陈列室清晰地呈现于观众面前。从1958年到1961年，群工部举办了故宫宫殿与文物图片流动展览，工作者深入郊区和外省工地、农村，有时还会背上幻灯深入偏远地区的矿山、部队进行放映、宣传。这些活动普及了知识，教育了群众，在当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其他博物馆也在这一时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群众工作。
共和国十七年问，北京博物馆的工作者在实践中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在陈列展览、藏品保管、科学研究以及群众工作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不仅直接推动了北京博物馆工作的繁荣，也为全国博物馆的发展树立了典范，为日后博物馆，尤其是新时期博物馆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存在的问题
共和国十七年间，北京博物馆建设形成了一个高潮，但是由于受到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问题，留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
1.“左”的错误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经济进入恢复时期。1953年6月，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随着三大改造的顺利实现，以及“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党内“左”的思想也在滋生，政治上出现“反斗争扩大化”，经济上掀起了“”和化运动，忽视客观发展规律，夸大主观能动性的冒进情绪逐渐反映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文化事业的北京博物馆工作也受到了影响。
（1）指导思想出现偏差
“左”的错误使得个别博物馆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偏差，主要表现为忽视博物馆自身应有的特点，造成同类博物馆之间陈列的雷同。以故宫博物院为例，共和国十七年间，故宫博物院贯穿着一个指导思想，那就是将其建设成为历代艺术乃至古今中外艺术史性质的博物馆，而忽视了其作为明清皇宫的基本特点，在陈列展览方面突出艺术陈列，而在藏品保管方面，宫廷文物不受重视，有些甚至被处理掉了。这种指导思想上的偏差长时期影响着故宫博物院的发展。
（2）政治挂帅，突出红线
“政治挂帅，突出红线”是1959年9月22日中央书记处第159次会议上讨论博物馆的展品陈列原则和开放问题时提出的。这一指导方针过分强调博物馆工作要服务中心任务，从而影响了博物馆应有的工作秩序和正常发展。
以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为例，《中国通史陈列》作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在处理某些历史问题时有些不够实事求是，特别是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另外，盲目地追求教科书的章节，勉强去表现那些不大适合用文物等形象资料表现的历史内容，如比较抽象的生产关系、意识形态等，过多地使用图表、书照、美术作品、文字说明等辅助展品，这不利于博物馆语言的发挥，从而影响了陈列效果。中国革命博物馆基本上是以思想为主线，以党内斗争为核心，以党的自身发展为基本内容的革命史陈列，这与一部全面的、完整的、科学的革命史陈列相差很远。
（3）“反右运动”的干扰
1957年的反斗争扩大化使北京博物馆工作也受到干扰，许多业务骨干被错划为“”分子，下放到偏远的农场劳动，这使得博物馆的许多正常工作因缺少业务人员而无法展开，严重影响了博物馆的正常发展。
2.建设主体单一化
共和国十七年间，北京博物馆完全是由政府（或总政治部）高额资金投入建设的，投资主体单一。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由政府大规模集中投入建设，北京博物馆“无论在建筑、设备实施的标准，还是专业人员的配备方面都是处于高起点起步的”，这对于博物馆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建设主体的单一化使得北京博物馆在类型上不够丰富，表现在建筑风格上比较单一，缺少特色；陈列内容政治色彩偏重，离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较定的科研成果，但总体而言科学研究工作还很不到位，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时期博物馆工作片面强调宣传、教育，对科学研究工作不够重视，另一方面，科研力量比较薄弱，从事博物馆工作的专业人才匮乏，加之“反右运动”的干扰，许多业务骨干被错划为“”分子，从而使得相关的科研工作无法展开。
4.缺少国际交流与合作
这一时期共和国的外交局面尚未完全打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也陷入恶化。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博物馆建设“更多的是向苏联学习和借鉴东欧部分国家的经验”，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交流很少，缺少充分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应该说，博物馆工作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从交流与合作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改进自身的工作。由于这一时期缺少国际交流与合作，北京博物馆的工作模式与国际标准化、专业化的博物馆工作模式存在较大差距。
这些问题既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反映，也是应当记取的教训。
四、对今后博物馆工作的启示
共和国十七年间，北京博物馆建设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出现过失误与曲折，留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研究共和国十七年北京博物馆的发展对于今后博物馆建设也有诸多启示意义。
首先，博物馆发展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因此在博物馆的建设过程中需要根据博物馆民众是必要的，但是应该尽量避免其他人为因素或是政治因素的干扰，保持博物馆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独立发展。
其次，博物馆作为非营利性质的公共事业机构，由国家主导建设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国家主导建设的同时也应该鼓励支持其他类型的博物馆建设，如高校博物馆、社区博物馆、企业博物馆等。由国家主导建设，多种类型的博物馆共同发展才能使博物馆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充分发挥博物馆的各项功能，满足观众的不同需求。
再次，加强博物馆的科学研究工作。这一方面需要博物馆工作者从认知角度提高对博物馆科研工作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需要重视对博物馆从业人员的培养，加强博物馆人才队伍建设，增强科研力量。科研人员要充分利用博物馆的宝贵资源，使博物馆真正能够为科学研究服务。
最后，发展博物馆工作，必须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一方面要勇敢走出去，在国外举办各项文化展览，展示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另一方面要积极请进来，在国内举办国际著名博物馆藏品展，让国人了解世界，开阔眼界。此外，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可以学习国外先进的工作经验和办馆理念，开展文物科技保护和培训专业人才，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特点创新工作模式，提高办馆水平，打造具有世界水平的一流博物馆。
故宫的历史和文化知识篇2
近年来，恶搞之风盛行。本来，以颠覆的、滑稽的无厘头戏说娱乐圈的人和事，引大家开心一笑，在娱乐化时代也无可厚非。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恶搞范围从娱乐圈扩大到学术界，恶搞对象从娱乐人物事件转移至中华传统文化。北大教授李零出书，称孔子是一个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北大博士作文，认为李白是“唐朝第一古惑仔”；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也被部分学者称为“凶图腾”“丑图腾”，说“龙”的样子太可怕、太霸道，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要推倒重立；还有学者说唐僧虚伪、诸葛亮奸诈、岳飞是奸臣、秦桧是忠臣、刘备无义、关公好色等等。从恶搞国产大片到恶搞红色经典，再到恶搞传统文化，从网络世界蔓延到学术界，恶搞之风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恶搞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的多元价值观让人无所适从的现状。恶搞的背后，是我们精神层面的生存困境――很多人心中失去了信仰和道德底线，缺少了值得敬畏的东西。当偶像和经典不断被颠覆，并且这种颠覆行为颇受欢迎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它对当下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底线构成了极大威胁。当传统文化被扭曲化、游戏化，文化的脊梁一个个被消解之后，中华文化如何挺立？当神圣、崇高都被我们打倒了的时候，我们还能到哪里去寻找精神家园呢？
【主题解读】
“传统”指的是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主要指意识层面的文化和思想道德等，是与“现代”相对的一个概念。“传统”，经过时间的检验和汰洗，很多因素至今仍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我们依旧要遵从；因为“世代相传”，某些传统观念可能与现代社会不太相适应，但在当时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从历史的角度上看，值得我们尊重；“传统”又是“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往往是一个民族的基因和烙印，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身份标志，也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理由――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更值得我们敬畏。“传统文化”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内涵，同时也是思想道德的载体或表象，我们说“敬畏传统”，大多是就敬畏传统文化而言的。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曾说：“世界上有古无今的文化很多，有今无古的文化也很多，而有古有今的文化则很少，像中国这样波澜壮阔的文化传统简直是独一无二的历史现象。”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稳定性和统一性，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刻都未曾分裂和瓦解过。中国传统文化又具有兼容性，内容形式丰富多彩。中国传统文化又蕴涵着巨大的生命力，从生成之初就具备了与时俱进的变革机制。伴随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病愈演愈烈，现代人更需要从传统中汲取智慧，获得启迪。
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目前存在两类需要引起注意的不良现象：一是经济利益至上导致侵害传统文化及载体的事件屡屡发生，或者恶搞传统文化和文化经典；二是近年来出现的传统文化热潮中，又出现了争夺名人故里、肆意炒作负面文化等现象。从实质上说，这两种态度都对传统文化缺乏敬畏之心。在俄罗斯，人们不会因为普希金与人决斗而死，就贬损他的人格，编派他的绯闻；在英国，人们不会无聊地把莎翁作品戏而说之，也不会在把名著搬上银幕时，胡编乱造而脱离历史常识及时代认知……对待传统文化，我们要心存敬畏，心存感恩。正如当代一位作家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于我，于我们，就如同宗教，我对它充满虔诚和敬畏”。
【素材集锦】
经典不容随意删改
2010年年末，山东省教育厅要求各地加强对传统文化等专题教育内容的管理，遵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认真甄别和筛选优秀传统文化，不可不加选择地全文推荐如《弟子规》《三字经》《神童诗》等内容。其理由是，带有糟粕性的内容流入校园，会扭曲学生的价值观念。无独有偶，另据媒体调查报道，湖北省也有部分学校对《三字经》蒙学教材文本进行删节：“昔孟母，择邻处”被删掉，认为暗藏了“环境决定一切的意思”；《劝学诗》中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也被删除，认为这是对教育价值的歪曲等等。山东、湖北教育部门随意删改经典的做法，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舆论一致要求教育部门尊重经典。
【感悟】毫无疑问，产生于上千年前的传统经典，必然包含某些让现代人难以理解的内容。但在经典的整体文本中，这些内容是有其内在价值的，不容随意删节。删节这些内容，就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经典之上，大大降低了孩子们诵读经典的价值。诵读经典不仅是为了让孩子们记住几句人生格言，而在于让孩子们理解传统。传统本来就是复杂的，我们不该指望它清澈如水。而复杂的经典恰恰可以训练孩子们的思考能力，教师完全可以引导学生对这些内容进行思考、讨论，让孩子既体悟祖先们的生活和价值，又知道如何面对现实生活。
文物古迹“变身”的冷思考
2011年5月11日，央视名嘴芮成钢发表微博称“故宫的建福宫已被某知名企业和管理方改造成了一个全球顶级富豪们独享的私人会所，现有500席会籍面向全球限量发售”。北京故宫由此卷入舆论漩涡，引发广泛关注。几乎同时被媒体曝光的南京“美龄宫”（原“国民政府主席”寓所），也因在宋美龄别墅内大办婚宴而被口诛笔伐。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南京宋美龄别墅，2001年就被确定为部级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变身高档餐厅，在“宋美龄别墅”五个烫金大字下迎来送往。同为国家重点文保单位的承德避暑山庄也陷入了一样的尴尬处境。据悉，在承德避暑山庄内，一座私人豪华会所――“皇家会馆”即将开门营业，仅为少数会员提供专属服务。
【感悟】一部分人试图通过包装和运作，实现文化遗产公益价值“变现”，于是，宁静的古宅被觥筹交错声所搅扰，在少数客人享受殊荣的同时，文物资源保护场所的凝重感却降低了。对中华文化瑰宝，我们应该有神圣的责任感，文物被异化或“量化”为钱之后，对文物、文化的敬畏之心就丧失了。
南宋皇城遗址成“地王”
经过25轮竞拍产生的杭州“地王”，竟是南宋皇城遗址。2011年5月5日，在一片声讨之中，杭州市政府叫停在遗址之上“动土”一年之久的豪宅楼盘。“地处杭州城市中心，原南宋皇宫内，比邻即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西湖，坐倚名胜遍布的凤凰山，是南宋皇城遗址保护区内唯一出让的住宅开发用地……”这是绿城西子房地产有限公司对御园项目的自我介绍。更为触目惊心的是，南宋皇城遗址距离现有地面只有三四米，而楼盘目前开挖的地基深达十余米，在施工过程中还不时挖出南宋皇宫的建筑构件，如宝相花纹方形地砖、云龙纹石雕门廊残件等，破坏已然造成。有学者指出，2000年杭州市的《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明确规定了南宋皇城遗址范围，这个楼盘所属地块正是南宋皇宫太子东宫所在，在部级文保单位上面动土，是不折不扣的“违法施工”。
【感悟】宝贵的文化资源被特权与利益裹挟，暴露出了当前社会急功近利、道德滑坡、“一切向钱看”的倾向。此类事件不仅糟蹋了文化，还隐藏着极大的社会矛盾。这一系列恶果的起点，就是对传统文化缺乏应有的敬畏。
扭曲的名人故里争夺战
近年来，名人故里归属权的争夺战可谓如火如荼。2010年端午节，湖北的秭归和荆州同样以屈原故里自居，并进行大规模祭祀仪式，两地学者及网友旁征博引、各抒己见，口水战不断升级。电视剧新版《三国演义》的热播，让大小乔故里的争夺走上前台，甚至让诸葛亮躬耕地的归属争议升级。该剧第三十二集中明确提到，诸葛亮的躬耕地在襄阳(襄樊)，这引起了河南南阳方面的强烈不满，有团体发起了“拒看新《三国》，还我卧龙岗”的万人签名征集活动，参与者在卧龙岗当众砸烂电视机以示拒看《三国》。其他著名的名人故里争夺事件还有：山东滕州和河南鲁山因“墨子故里”相争，山东龙口和江苏赣榆为“徐福故里”打擂，四川江油、湖北安陆、甘肃天水甚至要为争夺“李白故里”对簿公堂。此外，远古的黄帝、炎帝、伏羲，以及老子、西施、魏征、杜康、赵云、曹雪芹，甚至牛郎织女、孙悟空、嫦娥、西门庆等虚构人物都被各地争夺。
【感悟】争夺名人故里需要一种对历史和文化的基本尊重，现在许多做法确实远离了这一历史文化初衷。许多地方的名人故里争夺战，其内涵已经离牢记历史意义越来越远，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明确的经济意义，完完全全把历史名人当成了经济发展的垫脚石。这种名人故里争夺战，引导的是一种“一切向钱看”的不良风气，而不是对名人的敬畏和敬重。这种对于历史和文化的扭曲需要全社会的反思。
中国传统节日的尴尬
随着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快速转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发生了改变，对传统节日的认同感不再强烈：曾历经千年而不衰的文化积淀逐步流失，仪式感日渐淡化，节日正演变为简单的假日，或是商家吸金的噱头。从2008年1月1日起，清明、端午、中秋被增设为国家法定节假日，翻开了中国传统节日保护的新篇章。这一改变固然对保护民族传统节日起到了积极作用，却也面临着“鸡肋”的尴尬境地：文化传承的断层，导致增设假日的初衷并未真正实现，节日出现“假日化”趋势。中国传统节日习俗多种多样，如春节的祭灶、扫尘、放鞭炮、贴春联、挂年画，端午的祭祀、划龙舟、悬艾叶菖蒲，清明节的踏青、插柳等，人们通过这些行为表达愿望、敬畏自然、亲近血缘、怀念祖先、体现价值观，它们是节日文化的重要支撑。然而，在现代文明背景下，节庆活动的简化导致仪式感淡漠，节日文化内涵大打折扣。
【感悟】中国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载体，保持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融注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要重振传统节日精神，首先应厘清我们对传统节日的模糊认识，挖掘、拓展、传播传统节庆的文化内涵。
穿越剧和宫廷剧将被政策逼到墙角
顶着“篡改历史、过度戏说、扎堆泛滥”的种种骂声，收获着居高不下的收视率，2011年最火的穿越剧和宫斗剧，终于在岁末被政策逼到了墙角，面临重新洗牌。国家广电总局欲出新限令，严控穿越剧、宫廷剧热。从2012年1月1日起，古装宫廷剧、穿越剧恐将告别卫视黄金档。
故宫的历史和文化知识篇3
2011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到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参观“故宫历代文物珍品展”。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北京市东城区区委书记杨柳荫，区委副书记、区长牛青山，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夏树军，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馆长陈四光等领导陪同参观。
2009年3月30日，刘淇书记来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参观时，就很关心珍品馆的建设与发展。关注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与研究，希望珍品馆能够举办更多、更好的展览，更有效地承担起弘扬民族文化的重任，使祖国璀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更广泛地传播。2010年11月19日晚，刘书记在第五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上参观“北京礼物”展览时，对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馆长陈四光提起筹备故宫展览一事，明确提出希望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举办故宫珍品展。在刘淇书记的亲切关怀下，在故宫博物院、北京市东城区委区政府、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的共同努力下，“故宫历代文物珍品展”做为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的开年大展，于2011年1月20日在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如期开幕。
展览吸引了外交部、中科院、北京市政协、清华大学等多家单位参观。北京市东城区区委、区政府、区人大、区政协及东城区的其他企事业单位也参观了展览，并对展览的顺利进行给予了大力支持。北京市东城区区委书记杨柳荫、区长牛青山，北京市政协常委、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牛继升，外交部前驻厄瓜多尔、科威特、智利的三任大使91岁高龄的丁浩先生等领导亲自莅临指导，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各大媒体对展览进行了全程报道。
刘淇书记一进展厅，就被第一件展品――金器“金累丝万年如意”所吸引，得知因2011年为“辛卯”年，故这柄如意是特为本次展览准备了带有“辛卯”字样的如意时，频频点头；看到“画珐琅开光三羊开泰纹手炉”、“画珐琅袱系纹瓶”等展品时，指出通过艺术品展示出的文化交流结果是最直接的；看到“耀州窑刻荷花盘”，便感慨作品表面的釉色极好、极漂亮，询问现在的工艺特征能否达到，得到肯定的答案后，很是高兴；在青铜器展区，连连称赞“夔纹兽柄铜F”等工艺品做得“相当地道”，并就青铜器的制作年代、出土年份、保存方法等问题与郑欣淼院长和陈四光馆长进行了交流；当他听到讲解员说到“黄套红玻璃双龙戏珠纹缸”中的双龙设计很难得，原因是古代自诩“真龙天子”的皇上认为在易碎的琉璃器皿上刻有龙的图案不吉利，故在琉璃工艺品中有“龙”的造型为数不多时，刘书记诙谐幽默地说：“看来古代帝王也蛮有忧患意识的嘛，可惜用错了地方。”在参观过程中，刘书记不断了解参展艺术品的工艺特征，关心展品的保护工作，更关注古代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如何完美地传承和发展的问题。
参观结束后，刘淇书记感谢故宫博物院对此次展览的大力支持，并希望故宫博物院能够与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继续合作，把这项工作长期开展下去，让更多的故宫珍品能够走出故宫，服务大众。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欣然应允，表示一定要将这项工作完成好，不辜负刘书记的殷切希望。刘书记提出：在文博会上，博物院展出的其馆藏复制品，数量之多、品种之全、质量之高令人称道，应加强北京这方面的相关工作。牛青山区长当即表示：北京礼物旗舰店就在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的一、二层，一直致力于此项工作，正在研究产品的进一步开发与创作，力图把古代工艺品巧妙的创意和精美的制作工艺在其开发的“北京礼物”中完美呈现出来，用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刘书记很是欣慰，鼓励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馆长陈四光：要利用北京礼物旗舰店的规模优势，与故宫博物院合作开发旅游纪念品。同时强调：北京要发展旅游业，就是要突出特色，展示最高端的技术成果。最后，刘书记不忘叮嘱杨柳荫书记、牛青山区长和陈四光馆长，一定要做好安全工作，把故宫展品安全送回。陈四光馆长代表珍品馆赠给刘淇书记“北京礼物”――“百福剪纸”，做为此次参观展览的留念，感谢刘书记对珍品馆的关怀与支持，祝刘书记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刘书记欣然接受并表示感谢。
二、影响巨大――文博界、工艺美术界、收藏界等社会各界反响热烈
此次展览，预定展期为三个月，可从展出实际效果看，出乎主办者预料的火爆。珍品馆五层展厅，面积800余平米，就是这个不大的展厅，平均每天要接待参观“故宫历代文物珍品展”的观众近600人次，最多的一天为1083人次，截至目前，已有六万余人参观了这个展览。他们当中来自文博界的专家学者，因不愿放过近距离鉴赏研究珍贵文物的机会而流连忘返；有来自全国工艺美术界的行家，希望故宫珍品能够赐予其创作的灵感，使古代艺术品堪称完美的技艺能够运用到现代工艺品的开发上；还有收藏界的资深收藏家和票友，认为故宫珍品展为自己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养眼”机会。对提高自身鉴赏水平大有裨益；更多的参观者仅仅是怀着对民族文化的敬仰与热爱，扶老携幼，来到珍品馆，走进“故宫历代文物珍品展”。
从厦门远道而来的乔老先生兴奋地向珍品馆的工作人员询问着展品的工艺特征，他说，能够如此近距离地欣赏国宝，感受传统文化所带来的震撼，也算是得偿所愿了，并直呼不虚此行。
相比较普通参观者，许多有备而来的各界人士更多的则是关注传统工艺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外交部的老专家们一生走南闯北，阅历丰富。到珍品馆参观这个展览。也是深有感触，纷纷表示：这个展览，再一次地印证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澳籍华人爱德华，陈先生说，在国外也有类似的展览，展咱们中国老祖宗的东西，可那是什么，那是抢来的东西，让人看着很不舒服，非常地不舒服。回到北京。来到这里，有一种看自己家里宝贝的感觉，不一样，真的不一样。这恐怕就是人们常说的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血脉情缘吧。
“故宫历代文物珍品展”带给公众的不仅是传统工艺品的璀璨，更有历史的沧桑。来自浙江台州的冯先生在珍品馆留言簿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看了“故宫历代文物珍品展”后，能加深对自己祖国和民族五千多年的漫长文明历史和文化内涵的认识和感悟，领略到封建王朝，特别是清朝康雍时期皇宫内极具历史和艺术价值珍品的风采，虽然120件展品仅是故宫博物院一百八十多万件馆藏珍品中的沧海一粟，但每一展品无不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散发着灿烂的艺术魅力，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品赏。从参展珍品中，我领悟到：皇权在握，毕竟是一时的欢娱，最终都是过眼云烟，功过是非，留待后人评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生在世，就要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实现自身的价值。即便当时地位尊贵如皇上，如果逆历史潮流而动，只是凭借把玩珍品来排遣心中寂寞，那么想来。即便帝王，心中也是忧郁和空虚的吧。历史的变迁也证明了这一事实，康乾盛世之时，已潜伏着清朝末世的危机，康乾之后，大清帝国便开始衰落，这就是历史的事实，谁也无法否定和挽回。这是我参观这些故宫珍品展之后，在获得陶冶文化艺术情操之外的另一大收益。
故宫的历史和文化知识篇4
一、故事化的“使用与满足模式”
卡茨等人在1974年论述了对媒介使用与满足进行调查研究的基本逻辑：“具有社会和心理根源的需求，引起期望，即大众媒介和其它信源(的期望)，它导致媒介披露的不同形式(或从事其它活动)，结果是需求的满足，和其它或许大都是无意的结果。①”受众中心论的实质就是传播活动要以满足受众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传播受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和信息，反映他们的呼声、愿望和要求②。
纪录片《台北故宫》的副题是《故宫国宝在台北》，这个组合就包含了故事的结构、节奏，决定了它的跌宕起伏、张弛有序：讲述了一段人与物的传奇，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一则故事，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再也找不出类似的传说。就像当年台湾解禁之初看大陆影片无论内容如何只要听到乡音就激动地嚎啕大哭一样，60年的隔离与遥望，大陆同胞太需要了解台北故宫的一切珍宝和国宝后鲜为人知的文物流迁史，更需要了解那一代人对于中华瑰宝的拳拳守望和赤子之心。纪录片《台北故宫》就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台北故宫》这部纪录片，仿佛带观众走进了一个奇幻的世界，从青铜到玉器，从玉器到文献，同时还讲述了那群护送故宫文物的守望者的故事，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很细节很深入地还原给观众。
现代人对历史的感悟，最能产生共鸣、最能感到激动的文学样式是什么？是故事。是蕴含在故事里的或欣喜或悲切或高亢或低回的场面。这些经典场面令人感慨唏嘘、荡气回肠。记住了一个故事，也就记住了一段历史。故事是一个民族深沉的集体记忆，容易走进读者的心灵世界，它使读者在随着故事的主人公的命运起伏跌宕之时，不知不觉地与中国历史文化进行了“亲密接触”。《台北故宫》碰触到一个个与国宝迁徙交错的命运故事，成为整个纪录片除国宝外最震撼人的环节：为了将张大千的78幅敦煌临摹壁画装上已经超载的飞机，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杭立武，万般无奈之下从飞机上卸下了自己的3件行李，行李当中有他毕生的积蓄20多两黄金；故宫博物院元老之一那志良到台湾后一直劝说大家不要买木质家具，以免回北京时扔了可惜……
要提高传播效果,必须遵循双向传播的本性,尊重受众的要求、反馈,真实地反映受众的心声。《台北故宫》选取生活中最动感情的人和事，将编导新的情感倾注其中，并及时抓住情感的高潮点加以渲染，把特定人物特殊情感置于特定情景的特定事件之中，使观众通过人物感觉到纪录片的情感力量。
二、市场细化，有效传播
受众中心论中使用与效果模式是考察受众到达、选择和欣赏的情况，这一模式考虑了收看群体的因素，即在家中人们通常与亲友一起收看电视的事实，收看群体的组成结构本身即可能影响节目的选择③。《台北故宫》的播出时段避开了传统意义上的黄金8点段，12集每天固定的播出时间是10点22分，这其实是在充分考虑了受众的心理、生理状态情况下以具有一定艺术品位的知识分子为观众定位的市场细化。
因为从人的状态来看所谓黄金8点档这是晚饭后一天中最想与家人一起放松休闲的时候，适合收看的是情节离奇曲折又热闹的肥皂剧；而10点22分，“晚间新闻”刚过，一天的喧嚣就要结束，知识分子开始冥神静思，与心灵对话。《台北故宫》春晓解说的声音放松、抒情，有第三角度，有历史感，又有温暖的特质。观众在春晓的娓娓道来中可以感受到，台北故宫的珍藏不是简简单单的文物，而是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文化、艺术、哲学和人生，那些古物已经并不仅仅是一个个物件，它们是我们祖先的身影，是他们对生活的应然期待，是他们对自然的本真感怀，是他们对爱和美的执著沉醉。听着她的解说，观众仿佛穿越了时空，畅游于千年文明之中，心随之远去，如沐春风，如痴如醉。为了提高收视的有效性，《台北故宫》在节目编排上将历时性的时间发展和共时性的空间展开结合在一起，通过对台北故宫与国宝迁台岁月相互交错的叙述，每集都采用相对散点式的视点，将几个关键的时段和场景分置在不同的节奏点上，以设置的叙述逻辑将其联系成整体，使12集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每集又是可以单独欣赏的个体。
在信息时代，受众的选择和需求也日渐多样化，受众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也日趋多样化，信息传播呈现多元化趋势,
电视传播的命运已经与受众的需求捆绑在一起,受众中心的思想进一步确立。受众的需求成为把握传播方向、结构传播内容、组织传播形式的重要法则④。大众传播是点对面的传播，采用“广播”模式，单向、线性传播，这种线性传播选择性差、保存性差、稍纵即逝，缺少收看的随意性。受众无从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也无法对节目播出的全局进行掌握。为了弥补这一遗憾，在电视媒体播出的同时新浪网专门开设了《台北故宫》专题并有全部的高清视频在线同步播出。珍藏版dvd6碟装《台北故宫》和12碟装的《两岸故宫》（含纪录片《故宫》）也重组上市。2009年2月3日，该片总导演周兵撰写的同名图书《台北故宫》面世，范曾先生题写书名，白岩松、陈鲁豫、柴静、郭长虹联袂推荐。持久而有效地多媒体传播形成了具体话题性事件的效果，进一步促进了《台北故宫》的有效传播。
三、科技打通传统与现代
诚如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讯息”，传播技术确已经实实在在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纪录片本身也运用了很多科技、时尚元素来使今天的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来走近《台北故宫》，毕竟历史文化是需要面对芸芸众生的，这样由浅入深，更能达到将知识传授于民众的文化目的。
编导运用了许多富有高科技含量并极具想象力、创造力的手笔来展示国宝：将电脑动画cg古代绘画和电脑技术结合起来，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上的情景被制作成动态的飞鸟、流水，甚至配以潺潺水音，使原本静态的国画中的云彩在动、瀑布在流、水中的月影在移，产生了富于动感的视觉效果；将珐琅彩瓷碗上小丘奇石、珍禽异兽、山水环绕的亭台楼阁的画面动态地铺展开来，让人惊叹于珐琅彩瓷器诗、书、画三绝的美誉确实名副其实；对人见人爱的翠玉白菜的展示则从一块平淡无奇的半是翠绿半是灰白的硬玉开始，用3d手段让我们看到能工巧匠一刀刀将其剔刻成新鲜、翠绿的菜叶以及可爱的小虫的过程，使人产生一种跨越千年与古人直接对话的感受，更加赞叹古人的智慧与高超技艺。对于大家普遍觉得入门门槛太高的书法艺术的展现也同样是亲切平易，介绍三希帖之首王羲之的《快雪晴时帖》时，画面上情景再现的是一个现代青年坐在电脑前回复友人的邮件：山阴县张先生，刚才下了一场雪，现在天又转晴了，想必你那里一切都好吧……用我们现在大家都熟悉的方式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与帖子相关的背景知识，让大家可以无障碍地尽情欣赏书法艺术之美。对历史、对中华文化的亲切感，就如同千余年前的王羲之在小雪初晴时节，挂念远方友人而作《快雪时晴帖》，那么自然而然，那么暖心窝子地油然而生。
在采访者的设计上除了文物专家外还专门邀请了一些对文物不是那么精通但却有无限热情的文艺界的文物爱好者，也没有用太多极其专业刻板的知识，通过深浅适度、雅俗共赏的呈现让更多普通人对我们国家的文明文化感兴趣。特别是对在两岸三地拥有无数青少年粉丝的周杰伦和80后新生代演员桂纶镁的采访，利用偶像效应直接、迅速地沟通了传统与时尚，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人走近传统文化的无限可能性。
“受众的权利和作用正在得到越来越充分的重视和满足,‘人本化’的观念不仅在媒介的传播内容上要有体现,在媒介运作的各个环节和方面也越来越多地有意识地关注和施行⑤”。没有受众的需求就没有电视传播的生存,不确立受众中心的思想电视传播就不能健康地发展。这也是《台北故宫》的成功告诉我们的。
参考文献：
①(英)丹尼斯·麦奎尔(denismcquail)，(瑞典)斯文·温德尔(svenwindahl)：《大众传播模式论（第2版）》，祝建华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17
②鄢光让，向寒松：《应大力提倡受众中心论之三》[j]，《当代传播》，1999(3)：23—25
③（英）丹尼斯·麦奎尔(denismcquail)，(瑞典)斯文·温德尔(svenwindahl)：《大众传播模式论（第2版）》，祝建华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21
④张晓锋：《解构电视——电视传播学新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3.2
故宫的历史和文化知识篇5
故宫博物院跟故宫区别如下：
1、从历史角度讲：故宫是现存最古老的古代宫殿建筑群；故宫博物院是现代人为了便于管理和保护故宫而建立管理机构；
2、从文化角度讲：故宫里陈列着古代的文化精髓；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用其知识和对古文化的了解对古物加以修复；
3、从现代作用角度讲：故宫供以人们参观，了解历史；故宫博物院目的是修缮这些精髓物品并给予保护。
（来源：文章屋网）
故宫的历史和文化知识篇6
600年的明清皇宫历史、80年的博物院历程，蕴含深厚的中华灿烂历史文化的故宫将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焕发勃勃生机。“数字故宫”的全貌是什么？故宫如何在信息化的支撑下更好地发挥教育公众的作用？近日，本报总编辑孙定与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中心主任胡锤进行了深入交流。
“数字故宫”有两大内涵
博物馆的信息化和信息化的博物馆构成了“数字故宫”的主体。虽然都是基于信息技术，但前者基于现实的博物馆，服务于实体的博物馆:而后者则完全建立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可以是独立的空间。
孙定:随着故宫百年大修工程的深入进行，“数字故宫”逐渐走进公众视野。与以往博物馆基于内部办公、馆藏文物管理的信息系统不同，“数字故宫”越来越贴近公众服务。那么，“数字故宫”的整体构成是什么？该从哪些方面来理解？
胡锤:您的感觉非常敏锐。博物馆的信息化正面临着向公众服务转型的新机遇，谁能抓住这些机遇，谁就能抓住信息化的新方向。
故宫博物院的定位不应该仅仅是历史遗迹，更主要的是承担了社会教育责任、具有丰富展示品的综合性博物馆。因此，“数字故宫”的构成有两大部分:一是博物馆的信息化，二是信息化的博物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主要是基于博物馆的现实平台，以博物馆自身的管理工作、以辅助实物展示为核心的信息系统建设。故宫从1992年开始的信息化都是针对内部管理建设的信息系统;而今年的文化展示平台建设则是面向公众服务转型，以便更好地凸显故宫博物院作为社会教育机构的重要意义。
信息化的博物馆常常被称为“数字博物馆”或者“虚拟博物馆”，它是一个基于实体博物馆的数字化信息，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实现文化教育功能的站点。故宫博物院网站是它的载体。在开展文化展示平台建设的初期，首先厘清了人类在认知过程中实和虚的关系。每个人的认知过程都是虚实结合的，虚从实中来，回到实中去。在数字博物馆的建设理念中，“虚”是指通过网络传播的信息，它要能帮助观众在思维中建立起相关文化知识的框架;但是仅接受别人加工过的信息并不能代替自己对事物的准确认知，最终还要引导观众回到实体博物馆中去，通过自身接触实物的体验，建立起观众自己的知识体系。因此，“数字博物馆”或者“虚拟博物馆”的建设并不以代替实体博物馆为目的，它与实体博物馆共生，并相得益彰。
孙定:您所勾勒的框架让我们清晰地了解到“数字故宫”的全貌。在刚才的描述中，您反复提到了为公众服务。2008年，中央把繁荣文化产业作为一项国策。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我们欣喜地看到了众多博物馆的变化，从年初的博物馆免费政策的出台，到各大博物馆纷纷推出针对公众的个性展览。这样的转变将给博物馆信息化带来怎样的发展机遇？
胡锤:您说得非常正确。我刚刚从美国考察回来，发现国外博物馆的观念和中国不同。在中国，博物馆往往被当成一个收藏宝物的大仓库，而没有真正成为社会教育的机构。
故宫博物院每年有1000万游客，其中很多人是抱着猎奇的心态匆匆一逛。故宫博物院享有紫禁城壮丽辉煌的建筑，明清两代皇朝积聚和建院80多年来入藏的一百多万件传世珍宝，可是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看懂了在故宫博物院内常年展示的几十个不同内容的文化展览所揭示的中华文化的灿烂光华？不得不说这是中国的悲哀，也是故宫博物院的悲哀。
令人高兴的是，近几年我们看到中国的博物馆正从“收藏”向“教育”转型，您所说的向公众服务转型就是博物馆向教育机构功能的回归。这给博物馆的信息化建设工作带来了新的任务和全新的发展空间。
以故宫博物院为例，以前，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内部平台建设上，是为了用信息化管好故宫的藏品。现在，我们则更注重在为公众服务上，通过信息化手段帮助公众了解故宫所蕴含的深厚历史文化，将故宫变成普及文化、传播文化的阵地。我们今年一直在忙碌的文化展示平台就是这样的载体。
从内部管理到公众服务
在文化展示平台的基础上，博物馆信息化即将完成从内部管理到公众服务的蜕变。
孙定:您刚才提到的文化展示平台，让我们深刻感觉到，这绝不仅仅只是一些导览终端，更代表了故宫理念的变化。正在建设中的文化展示平台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信息化与故宫历史文化的结合体？
胡锤:文化展示平台主要是刚才我提到的博物馆信息系统中面向公众的信息载体。以前面对公众的服务仅有一个网站，面向参观者提供的基于数字技术的信息服务几乎没有。如果连院内观众的服务都不到位的话，虚拟空间的网站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我们开展文化展示平台的目标有三方面:第一，让没有来过故宫的公众知道故宫博物院是什么，使潜在的参观者了解故宫不仅仅是紫禁城，更是博物院;第二，服务于莅临博物院的观众，让他们知道在博物院内什么位置可以看到哪些展览。每个人对信息的获取是有选择的，通过浏览导引和展陈信息，能帮助观众从故宫浩瀚的文化展示物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文化内容，而不再是随着人流“大拨哄”式的粗放式浏览;第三，服务来到每一处专题陈列室的观众，帮助他们了解每一件展品背后的知识，获得更深刻的感受。
对这三类人群，我们将采用不同的信息技术手段，提供有针对性的信息服务。
针对第一部分人群，将通过网站的形式，开展故宫博物院基本知识、展览信息的公告，提供馆藏文物以及相关学术内容的数字信息。
针对第二类人群，将在入口附近设立信息屏，通过精心制作的视频短片告诉游客故宫博物院是什么。除了主题短片，还将在即将完成第一阶段大修的太和门和院内主要的通道旁设立触摸式信息屏，为来我院的观众提供导览服务。
针对第三类在展馆内驻足的参观者，准备采用喜闻乐见、知识信息量大的展览主题视频片，帮助观众了解展览的主题。
孙定:您向我们展示了信息技术与古老文化相结合的美好画卷，让我们体会到，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故宫正焕发出勃勃生机。其实，早在文化展示平台之前，故宫就已经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信息化之旅，从文物影像管理系统到古代建筑信息管理系统。在博物馆信息化方面，故宫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路？
胡锤:故宫的信息化源自1992年，摄影室利用文物影像目录管理系统将几十万张照片资料管理起来。1998年，资料信息中心正式成立，文物管理是故宫各项管理工作中最重要的项目。因此，我们首先是用信息技术把“账”管了起来。
故宫有着逾百万件藏品，然而多年来手工抄卡片的原始方法，使得文物账目管理混乱，账物很难厘清。经过调研，我们决定从当时已经初步成形的“文物影像管理系统”入手，扩展成可以支持全院文物管理工作的“文物管理信息系统”，完成了一百多万条故宫院藏文物总账的数字化工作，这也是故宫第一个能够直接服务于业务管理工作的信息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