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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运作模式(6篇)

来源: 时间:2024-04-25 手机浏览

商业运作模式篇1

【关键词】移动互联网商业模式移动运营商

1移动互联网商业模式的概念和分类

移动互联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移动互联网是指用户能够通过手机、PDA或其它手持终端以无线的方式通过各种网络(WLAN、WiMAX、GSM、CDMA、WCDMA等)接入互联网,狭义的移动互联网是指用户通过手机、PDA或其它手持终端通过无线通信网络接入互联网。本文所指为狭义移动互联网。

目前,移动互联网上网方式主要有WAP和WWW两种,其中WAP是主流。WAP站点主要包括2类网站:一类是由运营商建立的官方网站,如中国移动建立的移动梦网,这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WAP门户网站;另一类是非官方的独立WAP网站,建立在移动运营商的无线网络之上,但独立于移动运营商。

关于商业模式的含义,理论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权威解释。本文认为商业模式是包括了产品模式、用户模式、市场模式、营销模式和盈利模式在内的一个不断变化的、有机的商业运作系统。其中,盈利模式是商业模式体系中最为核心的子模式,其他几个子模式最终的目标都是为了实现盈利模式。

随着移动互联网产业价值链的逐渐形成,其商业模式就成为了时下业界探讨的焦点话题。本文总结移动互联网主要有以下三种商业模式:

1.1内容类商业模式

内容类商业模式是指内容提供商通过对用户收取信息、音频、游戏、视频等内容费用盈利,典型例子如:付费信息类、手机流媒体、UGC类应用。

内容提供商可分为两种,官方内容提供商和独立内容提供商。官方内容提供商通过运营商建立的官方网站为用户提供信息内容,并由运营商代为收费,运营商提取一定比例的利益分成。计费的方式包括包月收费和按次收费两种,后者又可分为按照联网的时间、登陆的次数和发给用户信息的数量等方式。独立内容提供商则通过自己独立的WAP网站为用户提供信息内容,通过第三方进行结算,并支付一定的佣金。

该模式下内容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所有内容目录下的内容服务都可以收费。用户愿意支付费用的项目包括视频下载、游戏下载、音乐下载、电子杂志订阅等,每个收费的网站都会提供一部分免费的内容或免费的时段,这有助于用户试用后再决定是否对此服务付费。此种模式为目前移动互联网最主要的盈利模式,其中官方网站又占据着绝大部分份额。

1.2服务类商业模式

服务类商业模式是指基本信息和内容免费,用户为相关增值服务付费的盈利方式,移动IM、手机网游、移动导航和移动电子商务均属于此类。

移动IM最主要的运营模式是IM服务提供商和移动运营商合作,IM服务提供商开发IM业务平台和软件,并负责系统的运行维护;移动运营商则提供接入和计费服务。目前一般采用按使用计费的模式,对于短信方式,接收消息免费,发送消息收费;对WAP方式,一般按流量计费。对于服务提供商而言,以移动QQ为例,其基础业务基本不收费,但通过特定头像下载、会员服务等增值业务实现收入,现在广泛采用的“电子货币”也成为重要支付手段。

手机网游通过手机终端实现随时随地的游戏与娱乐,大部分的服务提供商采取免费注册的方式吸引游戏玩家。其收入主要来自增值服务,包括销售道具、合作分成、比赛赞助、周边产品销售等。另外对于游戏平台内的免费用户,推出游戏与广告相互融合的形式――广告游戏,游戏玩家为了提高游戏技能而不停地重复玩广告游戏,提高了广告的投放效果,并获得后向收费。

1.3广告类商业模式

广告类商业模式是指免费向用户提供各种信息和服务,盈利则是通过收取广告费来实现,典型的例子如门户网站和移动搜索。由于移动运营商对广告的限制政策,本模式更多的是由非官方网站采用。

和传统互联网一样,WAP门户网站和广告主之间通过PageView和点击率(hits)来构建双方的合作模式。相比于传统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在广告方面有很多的限制因素,最大的限制来自于手机的屏幕尺寸,过小的尺寸和较慢的传输速度无法向用户展示有吸引力的图片,同时用户支付流量费来阅读广告也并不符合商业常理。这就要求手机广告的内容一定要对用户有吸引力,同时通过手机用户深度参与讨论,直接促进广告产品的营销。

互联网的搜索业务主要靠竞价排名和广告链接收费,网络架构的差异以及手机屏幕和带宽的限制决定了移动搜索无法完全复制互联网搜索盈利模式,目前移动搜索市场的盈利模式尚未成熟。移动搜索服务商可以利用手机的便携性、移动性向用户提供简洁而有针对性的实用信息内容,从而不断创新盈利模式。

2移动互联网商业模式未来的发展趋势及主要问题

尽管移动互联网商业模式近年来不断创新,但总体来看依然不成熟。特别是广告类商业模式,由于手机屏幕和带宽的限制,目前还无法完全移植互联网的商业模式。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产业价值链的相关各方对移动互联网产业认识的深入,新的商业模式将会不断涌现,产业规模将会不断扩大。预计未来移动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发展将呈现以下趋势:

(1)价值链网络化

随着终端企业进入移动互联网业务领域以及互联网SP进入终端软件领域,促进多功能终端和应用导向终端的发展,将使得以移动终端为载体、不通过门户或搜索的移动互联网业务种类不断增多,这些业务简单易用、更新快捷,将获得各层次用户的青睐。业务种类的增多反映出社会专业化分工的细化,业务组成移动互联网产业价值链中的各个“结点”,每个结点都是一个功能模块。整个价值链体系将变得更加脉络清晰、有序,呈现出网络化结构。

(2)盈利模式复合化

新型移动互联网业务的盈利模式更加多样化,不仅可以凭借流量和内容向用户收费,而且可以实现后向收费,后向收费的广告模式将得到快速的发展。移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不会完全按照或依赖某种单一的商业模式,更多的是组合各种模式来适应市场的需求和自身的资源约束。在Web2.0时代,互联网上的内容主要是由用户创作,用户将自己原创的内容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展示,blog、视频分享、社区网络都是主要应用形式。由于用户参与到内容的创作中,与用户分成的模式也会逐渐占据一部分市场。

(3)市场主体多元化

目前运营商在整个移动互联网产业链中具有主导地位,他们的谈判能力来自于其庞大的用户资源。运营商不仅扮演着接入商的角色,还是服务提供商,同时对终端制造行业与内容提供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由此建立“WalledGarden”,把用户圈定为自己的特有资源。随着新一代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移动互联网产业价值链的不断延伸,传统的服务提供商与内容提供商的结构和组成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掌握优势资源或者拥有庞大用户资源的传统厂商进入了移动互联网领域,比如强势的媒体机构、金融机构以及传统互联网巨头,实际上市场主体多元化的趋势在全球已经不可避免。

在市场参与者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移动互联网商业模式在不断创新、不断成熟,但依然存在以下问题:

(1)在话音业务ARPU值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发展移动互联网业务正在成为移动运营商的战略重点。移动运营商应吸取固定互联网的教训,不满足于只做“管道”,而是要主导整个产业价值链,但是移动运营商在经营理念、组织架构、互联网业务开发能力等方面还存在很大欠缺。

(2)独立WAP站点从2004年开始启动,2005年进入快速成长期。由于市场发展过于迅猛和运营上缺乏明确的商业模式支持,中小型的、同质化的独立WAP站点经营惨淡。为了维持生存,很多独立WAP站点采用非法手段,造成垃圾短信、欺诈信息、色情信息泛滥,这种杀鸡取卵式的盈利方式严重影响了移动互联网的健康发展。

(3)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需要产业链中的移动运营商、内容提供商、服务提供商、终端制造商等各方共同支持,但目前产业价值链的相关各方协作能力不足,需要处于主导地位的移动运营商整合产业链的各方资源,促进产业的快速发展。

3移动互联网商业模式发展建议

3.1对内容提供商和服务提供商的建议

(1)加强内容创新,细分用户市场,提供个性化服务

内容提供商和服务提供商根据企业自身实力选择合作或者创新方式的同时,应加强资源控制能力和内容创新能力;只有拥有独特的内容,才能赢得运营商的推广资源,才能让用户持续地定购和使用。特别是在发展的初级阶段,移动互联网在资费还不能迅速下降的情况下,应对内容提出更高的要求。另外还要结合移动互联网的用户特点,加强用户需求和消费行为的研究,从而开拓细分市场,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

(2)注重盈利模式创新

目前大多数移动互联网内容提供商和服务提供商在盈利模式上采取前向收费的方式,因为后向收费由于手机屏幕和带宽等方面的限制,很难实现盈利。前向收费需注意模式创新,通过多元化的服务创造面向用户的收费新方式。

3.2对移动运营商的建议

(1)实行终端深层定制,把控渠道和零售界面

移动运营商应在利用终端定制杠杆进行业务深层定制的同时,加强对渠道和零售界面的把控;具体可先自行设计好支持新业务的终端,然后交由具有优势品牌的终端厂商定制。之所以选择优势品牌厂商合作,是为了分享其品牌效应。移动运营商应通过改善用户购买时的业务体验环节,有效推动对相应数据业务的推广和宣传。为保证终端厂商和业务提供者的积极性,可制定有吸引力的收入分成比例,利润分成与销量挂钩。对于终端零售商,可实行终端补贴的策略。

(2)由价值链的主导者转变为引导者与服务者

移动运营商由于掌控大量的用户,并积累了资金、计费体系等方面的优势,目前在价值链上享有主导地位。但随着传统互联网企业逐渐向移动领域渗透,移动运营商在产业价值链上的主导地位正日益受到严峻挑战。移动运营商要避免沦为管道商的命运,必须逐渐转变在产业链中的角色。移动运营商需要以用户需求为基础,加强与内容提供商、服务提供商、终端厂商等价值链相关各方的合作,采用合理的收入分配模式,调动整个价值链企业的积极性,实现“共赢、共发展”。为实现移动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壮大,具有诸多优势的移动运营商有责任也有能力成为产业链的引导者。同时移动运营商还应该是产业价值链的服务者,只有拥有了为用户服务的能力,才能在价值链中找到生存的空间,才能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商业运作模式篇2

关键词:商业地产;模式;完善

中图分类号:F2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1-0-01

商业地产,即作为商业用途的地产,是指各种非生产性、非居住性的房地产,包括办公楼、公寓、会议中心,以及商业、服务业的经营场所等,它在开发模式、融资模式、经营模式以及功能用途上,有别于住宅、公寓、办公楼等房地产形式。当前在全国房地产市场受到政策调控的影响下,住宅开发调整态势明显,发展商业地产不失为开发商的一种明智选择,因此完善商业地产开发与运营模式对于中国商业地产的健康发展十分重要。

一、我国商业地产主要开发与运营模式

⒈“纯销售”模式。即商业地产项目在建成后,开发商为了快速套现,实现资金回流,将物业分解并分别出售给若干中小业主,这种模式是我国中小型商业地产开发商的重要选择方式,并且在一些二、三线城市至今仍然是主流的开发模式。它大大缓解了房地产开发商在项目开发过程中的资金压力,同时降低了开发项目的资金门槛,有利于项目的开发运作,短期见效快。但是,单纯的商业地产出售由于业主众多而使产权复杂化,难以实行统一经营;所有权和经营权上失去整体性,难以实现商业物业的保值增值。

⒉整体租赁,不售产权的商业模式。整体租赁不售产权是只出租场地不出售产权的运作模式,一些规模比较大的百货商场和超市等所在的商业地产都采用了这种模式。对存有大面积空置营业用房的产权而并不打算分零销售的房地产开发商而言,往往采用这种商业模式。这样的开发商一般没有商业方面的经营人才,在商业地产建成后,无力自行经营,所以选择有商业经验的商家租赁其物业,以避免经营上的失误和商业经营中的风险。采用这种商业模式的开发商往往把核心竞争力集中在建筑和设计方面,对于商业经营很少涉及。对开发商的社会公关能力要求极高,开发商的收益一般较低。

⒊分零租赁,不售产权的模式。以这种模式进行运作的大型商业物业在国外一般称作SHOPPINGMALL,采用这种模式的商业地产规划设计与经营管理都应在统一的组织体系下运作,提供全业态的一站式购物服务以能够吸引各个层面的消费者,同时拥有足够数量的停车场地也是其主要特点。这种商业模式对资金的要求极高,招商、管理运营等方面的投入也极高,投资回收期较长。

⒋零售产权、整体租赁的返租模式。这种商业物业又称作“管理型商铺”,其根本特征是开发商拆零销售产权回收资金,通过长达10—2O年固定化、利率化的返租回报,将经营权从投资者手中取回,然后委托专业的商业管理公司进行物业的管理和经营,获取租金,回报投资者。管理型商铺既能够在短期内回收大量资金,又可以避免零售产权导致经营混乱的局面。对购铺投资者而言,管理型商铺省去了投资者出租的风险和收取租金的麻烦,投资收益较为长久而稳定,并使业主回避了市场形成初期较大的经营风险。从商业经营角度看,管理型商铺在整体经营上对于项目经营内容、商家品质、形象定位有着清晰的界定,有助于各经营商家人驻前对项目整体营运风格、发展前景的了解和预测,做出正确的决策。这是一种高收益高风险的商业模式,投资回报合同期较长,合同期内的发展状况难以预测,同时寻找有经验的商业管理公司方面存在难度。

⒌分零租赁经营、零售产权的返租模式。分零租赁经营、零售产权是一般中小型开发商在开发低层商业楼盘和商业步行街的作法,它一般将营业用房分隔成10-50平方米的小型独立商铺,既方便销售产权,又不影响经营,商铺由业主自营或自租。产权和经营权直接分散到客户,滞销商铺则可作为开发商自营物业。这种开发与运营模式对于开发商而言资金压力小、运作周期短、短期回报高。但各个商铺经营权完全分散,开发商或管理公司很难控制,经营风险很大。

⒍零租零售与整租不售两种方式混合的模式。零租零售与整租不售两种方式混合的模式可以这样来表述:部分只租不售、部分又售又租,出租部分起示范作用,以租带售。这种混合运作模式通过分零销售物业的黄金商铺产权回收项目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投资,并由投资者自行出租或自营,其余物业成为开发商的自有物业,引进大型超市、建材家具家居广场或百货公司保证巨量的人流和经营格局的统一。商业模式做到了强强联手,通过各种品牌组合,产生经营优势,有效控制了经营风险,对开发商而言也大大减少了销售压力。因其主力经营超市与精品百货的客户群体不重合,投资者风险较高,也大大限制了中小投资者的经营范围。

二、我国商业地产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⒈商业地产开发中存在着商业和地产结合的错位。地产商凭借多年开发住宅的理念,通常会采取将开发好的商铺出售出去的做法,以实现资金的快速回笼,并获得高额的投资回报。但规模较大的商业地产项目一旦被拆散成商铺卖掉,就很难实行统一的经营规划和管理。而且这种开发商采取出售的短期行为还加大了后期的运营风险。其次,在商业地产开发过程中,多数开发商都是由住宅开发转型而来的,开发理念没有能够迅速地转变。住宅项目是以解决消费者居住问题为目的,只要做好产品定位、保证工程质量,做好销售就可以保证利润。一些开发商获得地产开发权后,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没有考虑市场上有什么样的商业业态的需求;产品功能上则停留在住宅开发所能满足的基本功能,忽视了商业地产特有的功能需求。这种开发模式除了带来商业地产和商业经营的不适应外,更造成了网点布局的严重失衡。商业地产往往是先建设后招商,许多项目在选址、内部结构、仓储设施等方面无法满足商业经营的要求,形成大量无效供给,造成烂尾楼现象。再次,由于开发商对商业规律认识不够,对商业特性的把握存在偏差,造成市场定位不准,没有从商业的阶梯性和互补性来定位项目的业态和业种。开发商凭借非理性的感觉进行项目投资,在缺乏专业的市场研究和商业策划的前提下,在没有明确的目标、明确的客户,甚至没有明确将要对哪些业态进行组合的情况下就定方案,然后再考虑招商问题。其结果是没有有效地将地产同商业对接,造成两者间的严重脱节。

⒉商业地产开发无序,重复建设严重。一些地方政府为追求短期效益,注重形象工程不顾本地市场和消费需求,盲目加快对商业地产的开发。商业地产投资商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追求新的投资盈利模式,引发了大型商业网点发展高潮。因此,抢商机争项目,论证不充分,建设开发盲目,招商和项目定位与市场脱节,造成了阶段性、结构性、地域性的不平衡和网点布局的不合理,并引发就业、扰民、影响交通、破坏环境等一系列问题。这种投资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突出表现在网点店过剩,新型业态发育缓慢。在店址的选择和经营定位上,有的开发商和投资商缺乏科学性,重复建设造成了商业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加剧了同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同时,由于大量占压资金,可能引发资金链断裂的危机。

⒊商业地产建设缺乏资金支持。商业地产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我国商业地产融资渠道比较单一,主要就是依靠银行贷款。目前全国商业地产对银行信贷依赖水平在70%-80%左右,商业地产自筹资金比例很低。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背景下,银行贷款存在越来越多的限制,融资渠道相对单一的商业地产开发商将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同时,商业地产资金回收时间较长,这就造成了资金投入和回收的矛盾,从而产生了商业地产开发以售为主、“卖了就走”等短期行为,为项目随后的经营埋下了隐患。

三、商业地产开发与运营模式的完善

⒈重视项目策划。商业地产不能简单套用住宅“先设计后销售”的模式,而应该重视项目的前期策划工作。首先,对于城市的特点、城市的文化、消费习惯、消费结构,以及城市的未来规划与发展,进行充分有效的研究与调查,寻找该城市的商业发展空间、商业需求空间、商业业态布局,从而确定市场需求。其次,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包括总体定位、产品定位、面积定位、价格定位、投资人与租赁人定位等。再次,进行符合市场的概念设计与规划。概念设计一定要从商业专业角度进行专业设计,充分考虑未来商业经营者使用的需要,建筑规划要与这个城市的文化与习惯相符合。

⒉调整业务模式。商业地产开发商应改变惯有的思维模式,舍弃过去追求短期利益的想法。应建立适应商业地产开发与运营的业务模式,例如,可采用订单式商业地产开发模式,即预先与企业签订合约,得到其租约的承诺后再进入实质开发阶段。在地产开发中引入商业管理的经验,项目的开发应满足与企业发展战略相一致、经济、可行等原则。

⒊拓宽融资渠道。为了分散项目的资金风险,应该拓宽商业地产项目长期资金的融资渠道,改变过去单一依靠银行信贷融资的形式。从理论上讲,商业地产投融资的资金来源很多,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退休基金,信托公司等。可以探索信托、海外基金、商用物业“证券化”等新型融资渠道。可面向公众募集资金,它的特点是募集对象广泛,募集潜力巨大。或建立长期投资商业地产的基金、机构。除中小投资者和开发商外,各种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和机构投资者,也是商业地产开发和经营资金的重要来源。相对于商业银行的贷款而言,其它机构投资者能提供期限更长、规模更大的资金,更适合于长期投资。

⒋加强专业人才团队建设。人才队伍的缺失直接导致了我国商业地产公司在复杂的多环节项目开发运营过程中失利。国内院校没有商业地产专业,商业地产人才输出几乎为零,鉴于商业地产发展日益壮大,国内院校应开设相关学科为行业输送人才。另外,我国地产开发商普遍比较重视土木建筑类人才,而对商业类人才相对轻视。但是在商业地产开发中,商业与地产的地位是并重的。对于前期策划、招商、运营、资金运作都应培养专业的人才团队,并通过对国外成功项目的考察研究加强对商业地产项目的开发运作能力。同时还应注重培养复合型人才,有助于在复杂的商业地产项目各环节中起到沟通、协调、控制的作用。

⒌加强对相关服务行业的培育。在一个成熟的商业地产行业中,除了商业地产开发商,还应该有成熟的相关服务行业,如商业地产招商公司、地产运营公司、商业地产建筑设计院等等。成熟的相关服务行业体现出专业细分的特点,与商业地产开发商配合,才能最有效率的推动商业地产行业的发展。因此,我国目前的商业地产相关服务行业应建立起规范标准,借鉴国际经验提高自身服务的品质。

参考文献:

[1]王景权.商业地产典型模式解析[J].中国房地产,2011(07):18-19.

[2]王欣.初探我国商业地产经营模式及发展趋势[J].知识经济,2011(19):110-111.

商业运作模式篇3

近年来,国家确立了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过一系列货币政策工具操作,整体上基本达到了货币供应量适度增长,并以此拉动增长的目标。然而在部分欠发达地区,由于特殊的经济环境,以及商业银行经营战略和内部管理方式的调整,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与全国的整体情况有较大出入。本文以某市为例,实证分析当前货币政策在欠发达地区的实施效果及影响因素。

一、货币政策实施的基本情况及商业银行资金运作模式分析

截止2002年底,该市人口351万人,全年实现GDP236.8亿元,人均GDP6746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来,该市机构贷款投放连续出现负增长,2000至2002年全市贷款余额分别下降12.53亿元、2.80亿元、3.65亿元,2002年全市广义货币供应量H2仅增长9.77%,远低于全国同期16.8%的增幅。其直接原因是该市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近年来贷款余额持续下降,2000至2002年辖区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存款分别增加12.33亿元、13.99亿元、13.95亿元,贷款却分别下降17.51亿元、9.01亿元、2,77亿元。这与稳健的货币政策极不协调,与全国货币供应量较快增长大相径庭,造成一方面该市广大中小贷款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本地资金大量外流,对于该市经济、金融十分不利。

为增加信贷投入,当地人民银行加大了货币政策手段的操作力度,但总体上仍未达到货币政策目标的要求。一是大力投放再贷款,至2002年底支农再贷款余额已达3.35亿元,有效拉动了信用社的信贷投入,全市农村信用社2002年底贷款余额较2000年初增加7.66亿元,增长44.33%.二是积极运用再贴现政策,鼓励商业银行发放贴现贷款,但该手段操作效果不佳,2002年再贴现累计发生额仅579万元。三是加大“窗口指导”力度,坚持按季度召开金融形势分析会,多次出台指导性意见,督促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增加贷款投放,并建立了金融机构执行货币信贷政策约见谈话制度,对贷款工作不力的金融机构负责人进行谈话诫勉,但都未能达到促进信贷投放的目的。

为更为具体和深入地了解货币政策在该市的实施效果,现对某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该市分行(简称A行)资金运作的主要模式进行简要剖析。一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传统资金运作模式退出主导地位。2000至2002年,A行存款分别增加7.01亿元、4.29亿元、3.53亿元,近3年存款共增加14.83亿元,占同期全市新增存款总量的25.29%,而贷款余额则分别下降12.53亿元、4.52亿元、2.27亿元,近3年贷款余额下降19.32亿元,出现了存款持续增长、贷款持续下滑的局面,信贷渠道的资金运用功能严重萎缩。二是“吸收存款+贷款收回上存资金”成为当前该行资金运用的主要模式:2002年底,A行存款余额47.10亿元,贷款余额19.96亿元,存贷仅为42.38%.在大量资金无法通过信贷渠道有效运用的情况下,上存资金成为该行运用资金的主要选择。2002年底,A行上存资金余额达16亿元,较年初增加5.9亿元,上存资金增加额基本等于存款增加额和贷款下降额之和(3.53亿+2.27亿),新增可用资金几乎全部上存。三是“办理贴现在上级行转贴现”成为新的资金运作模式。A行2002年贴现业务发展迅速,贴现年累计发生额10.52亿元,同比增加10.09亿元,年底余额340万元;在上级行的转贴现年累计发生额10.37亿元,同比增加10.37亿元,年底余额为零。而与此同时,A行2002年底再贴现余额、年累计发生额均为0,同比分别下降289万元、2474万元。尽管该市货币供应量水平偏低,再贴现仍未发挥其推动银行扩大信用规模的作用。

二、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制约因素

(一)企业状况、社会信用环境和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政策共同制约了该市信贷投入。一是大型企业信贷需求下降,逐步退出信贷市场主导地位。该市有大型企业3家,是各国有商业银行的重点贷款对象。但近年来随着各大型企业基建投资基本完成,3家大型企业对贷款的需求呈持续下降趋势,2002年底3大企业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0.33亿元,较2000年初下降17.18亿元,在全市贷款市场中的份额由2000初的23.86%降至Z002年底的14.69%.二是中小企业不能及时弥补大企业退出留下的贷款市场真空。中小企业作为市场中弱势群体,抗风险能力差,在商业银行“大力发展高端客户、稳定和扩大中端客户、退出低端客户”信贷调整中以及信用评级中都处于不利地位,限制了其融资能力。三是不良的社会信用环境阻碍了贷款投放。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突出,至2002年底全市被列入逃废银行债“黑名单”的中小企业已达40家,逃废债金额2.98亿元,严重危害着各银行的存量贷款的安全性,这些因素都阻碍了新增贷款投放。

商业银行现行信贷管理政策制约了在该市的信贷投放。一是较小的贷款审批权限不利于放贷。A行仅拥有短期流动资金贷款的审批权,且是该行信贷调整的退出对象,对于作为该系统信贷调整重点的中长期贷款(不含消费贷款)没有审批权,每一笔中长期贷款都须省分行审批,对贷款投放产生了显著的不利影响,2002年该行中长期贷款净下降4911万元。二是较紧的贷款条件制约了贷款发放。如A行仅对AA—级以上的企业发放贷款,全市符合条件的企业仅20家,其中3家为贷款需求不断下降的大型企业,贷款对象被限定在狭小的范围内,贷款市场无法有效拓展。三是过高的质量目标和严格的责任追究抑制了放贷积极性。A行按照0.5%的不良率控制目标考核新增贷款,且实行严格的贷款责任追究制,放贷不慎会造成免职、下岗等严重后果,从行长到信贷员对放贷都慎之又慎。

(二)上级行的区域信贷结构调整战略和基层行的趋利性选择促成了该市各商业银行资金大量外流。A行由于存贷比例过低,资金宽松,本地信贷市场又难以及时有效拓展,急于寻找资金出路成为其资金外流的内因。A行系统确立了“信贷资源向经济环境好、信贷市场潜力大、资产质量效益好的行倾斜,加大从高风险区域信贷退出力度”的信贷战略,努力提高信贷经营集约化水平,这正好为资金外流提供了条件。A行上级行为有效集中资金以便重新配置信贷资源,2002年执行的系统内上存资金年利率高达3.96%。而同期贷款利率为5.312,对中小企业上浮302后为6.9%,据测算,若贷款损失及费用率不能控制在2.94%以内,发放贷款的收益将低于上存资金。因此,商业银行出于趋利性原因,除极少数黄金客户外,在贷款和上存资金之间更愿选择后者。A行2002年上存资金余额由年初的10.1亿元升至年底的16亿元,已接近其贷款余额,上存资金利息收入达5833万元,占其利息收入总额的33.98%,高安全和高收益为其资金外流提供了直接驱动力。

(三)商业银行宽松的资金状况以及缺乏竞争力的利率水平造成再贴现渠道闲置。在该市货币供应量偏低的情况下,再贴现本应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商业银行通过票据融资增加货币供应,但具有被动特性的这一政策工具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首先,A行有大量上存资金,因此不存在因自身资金紧张原因办理再贴现融资的问题。其次,出于资金成本考虑,A行在上级行办理转贴现和在人行办理再贴现的年利率分别为2.58%和2.97%,再贴现利率高出转贴现利率0.39个百分点,在两者之间转贴现是A行贴现资金来源的当然选择。其三,A行大量的储蓄存款的年成本为1.98%,低于再贴现利率0,99个百分点,因此,在自有资金和再贴现之间选择贴现资金来源,A行也会抛弃再贴现。其四,该市2002年贴现市场年利率不超过3%,用贴现票据办理再贴现的利差微不足道,有时甚至出现利率倒挂。正是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A行2002全年未发生一笔再贴现业务。

三、商业银行趋利性和地区差异性造成货币政策局部失灵

近年来,我国4大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造进程大大加快,提高资产盈利性和安全性是其首要经营目标,为资金寻找安全、高效的投资项目或地区,提高信贷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成为各商业银行基本信贷战略。若将商业银行信贷行为视为一个函数来考查,区域环境和货币政策则是这一函数的两大变量。在区域环境方面,我国区域很不平衡。地区间基础设施、政策环境、市场化程度、区位优势、信用建设、人员素质等投资环境存在巨大差距,从全国来看,区域环境变量十分活跃。在货币政策方面,不论在东部还是西部,不论在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当前准备金政策、利率政策等货币政策工具都基本相同,突出了全国统一性,缺乏区域灵活性。当前货币政策为商业银行信贷运作构建了一个全国性平台,在区域调控方面没有发挥变量的作用,而是成了一个定量,既没有给商业银行在欠发达地区增加信贷投放创造必要条件,也无法矫正商业银行从欠发达地区大量抽资的行为。在此情况下,区域环境成为影响商业银行在不同地区配置信贷资源的唯一的重要变量。商业银行利用其全国性吸收资金,利用其便捷的内部融资渠道集聚资金,然后将资金集中投放于区域环境较好的地区,造成了欠发达地区的资金外流和货币政策的局部失灵。该市4家国有商业银行2000至2002年存款增加40.27亿元,贷款下降29.29亿元,综合新增亏损、准备金存款增加等因素的影响,3年来4家国有商业银行资金外流60余亿元,是全市贷款持续下降的根源:

货币政策局部失灵,不仅限制了货币政策自身的作用发挥,而且也影响到积极财政政策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效果:近年来国家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财政转移支付等一系列积极措施,来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步伐+在这一过程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没有形成有效合力,在部分地区甚至相互冲突。以该市为例,2000至2002年,来自上级财政的划拨收入分别达9.82亿元、15.83亿元、23.51亿元,3年合计49.16亿元,占同期该市国库收入的62.43%,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仍不及当地4家国有商业银行资金外流规模,财政政策努力的效果在部门的反向调节作用下大打了折扣。

四、对货币政策统一性不足的基本评价及建立新型货币政策操作体系的设想

稳健的货币政策尽管在全国统一性的框架下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不能掩盖的是地区间货币政策实际目标被拉大了,形成了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流和银行信贷资金流在东西部间的“逆向流动”,削弱了财政等其他政策向中西部倾斜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积极作用,造成政策倾而不斜的局面。在欠发达地区。作为国家货币政策调节的对象——商业银行在原始的趋利性驱动下,其经营策略抛弃了货币政策的指导性,出现了“两张皮”现象,导致货币政策“推”、“拉”作用失效。由此产生了货币政策“倒逼”机制,也就是说,在欠发达地区保证货币政策意图有效实施的必要手段,要么通过制定一些强制性的经营指标,赋予行政性手段来保证实施,迫使商业银行被动接受货币政策的要求,但这与市场经济相违背;要么承认货币政策的现实不足,基于商业银行的趋利性和地区差异性调整货币政策调控手段,使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主动靠近货币政策要求,实现两者的统一。因此,货币政策打破当前全国统一性,承认地区间经济差别,建立以这种差别为基础的新型货币政策迫在眉睫。

本文所指新型货币政策是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动态的、结构上的均衡为目的,建立货币政策多级调控体系,既货币政策在地区间的实施效果应在总体货币政策目标上下波动。偏差应在可控制范围内,当这种偏差过大时,同级人民银行通过选择适当的货币政策工具予以纠正。新型货币政策操作体系应由三个组成部分,一个是货币政策区域实施效果评价制度的确立,一个是结构型货币政策的建立,一个是改善结构型货币政策实施对象所处的地区环。三个方面互动作用,互相支持,共同构成新型货币政策的操作体系。

(一)建立货币政策区域实施效果评价制度。按行政区域组成货币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人民银行、政府宏观经济主管官员、相关经济职能部门、商业银行和经济专家组成,按管理权限对辖区货币政策实施效果进行量化评价,同级人民银行根据评价结果自主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工具确保货币政策目标在本辖区的实现。

商业运作模式篇4

【关键词】职业技能竞赛;SWOT分析;商业化趋势

职业技能竞赛(以下简称“技能竞赛”)是职业教育的重要载体,是职教改革的风向标。近年来,各层次、各类型的技能竞赛的广泛开展,在引领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合理定位、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设置、尊技重能氛围的营造、实训基地建设的强化、校企合作的增强、学生评价标准的改革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随着企业参与技能竞赛深度和广度的加强,学校之间竞争的加剧,技能竞赛的开展出现了商业化的趋势。技能竞赛的商业化一方面为比赛注入了新的活力,扩大了技能竞赛的社会效应和企业参与的热情,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系列制约竞赛良性发展的问题。

一、职业技能竞赛商业化趋势存在的问题

1.功利化倾向:部分职业技能竞赛协作企业只是为了推广产品、实现广告效应,企业非专业人士介入技能竞赛科目的设计和过程,影响技能竞赛的科学性和公平性;有的学生和教师把技能竞赛当成获取奖金名利的捷径,与技能竞赛引领职教改革的初衷相悖。

2.竞赛机制缺乏一致性和连贯性:每年的技能竞赛的都由不同的院校来承办,协作企业也会经常更换,可能会出现换一个企业或换一种产品就一种比法的现象;技能竞赛组织领导不稳定,缺乏一致的标准,使得技能竞赛缺乏连贯性。

3.技能竞赛缺乏赛后的反馈与总结:技能竞赛的过分商业化使得部分竞赛的参赛者过于重视赛前的准备和比赛结果的名次,缺乏赛后的总结与对院校教学模式的反馈。

4.技能竞赛后劲不足:过分重视商业化带来的效益,就会冲淡技能竞赛的基础研究的动力和力量;如对缺乏技能竞赛机制的顶层设计、标准制定、科目的设计与改进、技能竞赛和教育改革与学生培养的良性互动等方面的研究,会使技能竞赛出现急功近利的现象,影响技能竞赛的长远发展。

鉴于此,我们需要引入SWOT分析方法,系统分析职业技能大赛的现状,力图从技能大赛的优势因素、劣势因素、机会因素和威胁因素全面把握其发展要素,探索职业技能竞赛良性发展的方向。

二、职业技能竞赛的SWOT分析

SWOT是一种战略分析方法,SWOT分别代表:Strengths(优势)、Weaknesses(劣势)、Opportunities(机遇)、Threats(威胁)。通过对被分析对象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等加以综合评估与分析得出结论,通过内部资源、外部环境有机结合来清晰地确定被分析对象的资源优势和缺陷,了解对象所面临的机会和挑战,从而在战略与战术两个层面加以调整方法、资源以保障被分析对象的实行以达到所要实现的目标。以下是以天津市周边企业和落户天津的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的协办企业为切入点,进行深入调研和走访之后,对影响职业技能竞赛发展要素的分析结果。

1.优势因素分析(S)

职业技能大赛的优势突出表现竞赛本身竞争性、创新性的属性。这使得竞赛平台中,高手之间,与机器、与评委、与教师、与选手之间形成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竞技场”,激励了“双师型教师”和“拔尖人才”的成长,并形成了优秀的教育品牌,推动了新技术、新知识、新方法在教学的引入,使得学校能够“根据竞赛反映的市场需求设专业,根据企业要求设内容,根据岗位要求练技能,根据社会评价检验质量,使教学改革成为学校发展的常态”加快了学校职业特色的形成。

2.劣势因素分析(W)

完善的规则制度是一项活动公平有序的保证,如果没有强制的制度约束,人们总是不免会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同层次的职业技能竞赛的不同参与者有着不同的利益目标。以技能考核为主的职业技能大赛相较高考而言,操作过程更容易掺杂较多的人为因素,背后存在着各方的利益博弈,有可能使竞赛偏离其本质,影响其良性发展。

3.机会因素分析(O)

发展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是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温总理曾指出,“在整个教育结构和教育布局当中,必须把职业教育摆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2年)》明确提出,要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技能竞赛和岗位练兵活动,不断完善人才评价发现机制。国家政策层面的大力支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需求,校企合作的日益深入,为职业技能竞赛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4.威胁因素分析(T)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以及现代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使得我国职业教育培养的“高技能型人才”需求激增。这对反映市场需求和职业教育改革方向的技能竞赛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竞赛项目的设置与社会岗位需求的联系要更加紧密;其次,竞赛内容不要再局限于对企业技术的再现与复制,要“源于企业,高于企业”,“源于真实,高于真实”,“源于实践、高于实践”;最后,竞赛设备的选择要有真实的生产的同时还要具有整合学习的功能等等。这些无疑对职业技能竞赛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三、职业技能大赛非商业化运作模式的探索

通过以上SWOT分析,职业技能竞赛应该把握好机会因素,在认识竞赛价值和功能优势的同时,理性辩证地思考竞赛商业化的负面因素,化威胁因素为动力,制定相应的政策管理制度,对其非商业化运作模式进行探索。

在非商业化模式下,政府教育部门要从宏观管理角度规范竞赛的发展方向,构建竞赛非商业化的约束机制,根据我国技能竞赛的具体情况,从政策上给予参与竞赛企业长期发展的优惠政策,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企业有了制度的约束,可以接受将大赛设备无偿提供给政府,以此获得某竞赛项目的冠名权或某项目的特许经营权,从而给双方都带来直接经济利益或商业机会,企业也就不再大肆直白地推销自己的产品,而是能够接纳采取迂回的方式,表现对学校(消费者)和教育的关注,为其开发无形资产奠定市场。学校要想使校企合作落到实处,就必须要关注企业的兴奋点,增强技术服务项目的水平,进而达到竞赛多赢模式。在这种模式的运作中,“政府统筹,企业支持,院校参加”多元整合,使政府—企业—社会——职业院校实现良性互动,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通过技能大赛非商业化运作模式充分体现了生命力。

商业运作模式篇5

众多商界人士介人之后,基金会的劝募、捐助呈现了渐趋浓厚的企业化特征。一些活跃的基金会不仅积极开拓专项活动、纪念品销售、新媒体等筹款渠道,也致力于通过市场营销改进劝募的技巧;在治理结构上,通过投资与运作部门的分离,基金会正向提升运作效率与透明度转变;中国传统的运作型基金会开始引入项目招标制,向资助型基金会转型;另一些基金会则变身VC或PE,孵化民间公益组织,并引入救助者接力助人的机制,让慈善链条化。商业慈善、慈善投资等新理念的确立,令慈善这一人类最悠久的社会传统之一变得日益商业化与可持续,从而有助于慈善资源获得最优配置。

中国财富总量的提升与富人阶层的日臻成熟,令慈善为越来越多富于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所践行。尤其是5・12汶川地震后,各大企业捐款中有相当一部分通过企业设立的基金会捐出或捐向一些大型公募基金会,各类基金会由此更广泛地进入人们的视野。

非公募基金会崛起,捐赠走向制度化

中国的基金会分为公募与非公募两种,二者的区别在于可否面向公众募捐。目前,国内的公募基金会多为半官方色彩的政府伙伴型基金会,而非公募基金会则多由企业出资设立,当然其中也有特例。由于网络与固定电话、手机短信成为募捐箱之外的有效劝募途径,拥有网络社区优势的腾讯获准设立了公募性质的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非公募基金会的崛起,始于2004年6月实施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对其身份的确认。按此条例,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元,而全国性、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则分别不低于800万元和400万元。为鼓励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2007年1月,国务院将其注册和捐赠免税的权利下放到省市政府,不少企业基金会因此选择在地方注册,如朱孟依捐出市值约10亿港元股份成立的合生珠江教育发展基金会在广东省注册;今典集团的苹果教育慈善基金会在北京注册。

随着财富的上升,中国企业家对于设立基金会的热情正在进发。截至2007年底,全国1340个基金会中,非公募基金会达436个,较上年增加24.9%,高于基金会总数17.1%的年增速。在地方上,非公募基金会更成为增长的主角,截至2007年底,北京的84个基金会中,非公募基金会达64个,占76.2%;当地2004年以来新登记的41个基金会中,非公募基金会37个。

也有不少企业选择在知名公募基金会名下设立专项基金或事业基金(二者区别在于是否有定向用途),一些明星发起的基金即如此。譬如李连杰发起的“壹基金”在中国红十字总会的架构下独立运作,李亚鹏与王菲夫妇发起的“嫣然天使基金”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简称“红基会”)主管。这些基金由此也可以面向公众募捐,如招商银行除捐资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简称“青基会”)合作设立“我和我的2008”专项基金外,还通过短信、网银、网络竞拍号召该行信用卡用户捐助;麦当劳与宋庆龄基金会成立的“中国麦当劳叔叔之家慈善基金”,亦在其餐厅内设有捐款箱。针对专项基金,一些基金会也有具体要求,如宋庆龄基金会规定,专项基金的协议捐赠金额应在500万元现金以上。也有非公募基金会尝试以专项基金方式筹款,如南都公益基金会名下设立了由许京骐夫妇捐助10万元的“许左群爱心基金”,其增值部分用于新公民学校的师生奖励。

成立基金会,不仅意味着中国富人的捐赠活动已从随机性的扶危济贫走向了制度化、规范化,也在资助方向上凸显了鲜明的企业特征与个人视角。如sOHO中国基金会实施的儿童美德工程,目标之一在于通过硬件建设让贫困地区孩子养成整洁的习惯,据潘石屹称,2008年下半年会选择十几所学校建几种类型的厕所,配上洗手设施和淋浴房,然后大面积推广;爱佑华夏慈善基金会近年则通过“爱佑童心”项目救助孤贫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并致力于成为这一领域全球最大的专业基金会;马明哲夫妇的“明园慈善基金”,将目标之一锁定金融教育;“嫣然天使基金”则全力救助贫困唇裂儿童。

基金会的设立同样有助于促进企业的形象建设与业务发展,海外跨国公司对此有丰富的经验。福特汽车通过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环保奖,将自身形象与环保相捆绑;国际知名投行高盛集团,1999年捐款2亿美元设立了高盛基金会,并于2001年推出“高盛全球领导者项目”,在全球大学生中挖掘未来领袖,获奖者有机会参加高盛全球领导力学院活动,与高盛高管在内的专家对话,而高盛也为未来发展铺垫了人脉。

劝募的技巧

基金会数量的跃升,带来了募款能力的竞争,尤其是企业纷纷成立专属基金会,分流了捐款的来源,也增加了公募基金会劝募的难度。从民政部的年检结果看,2006年被评为“基本合格”的25家基金会,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募资能力较弱。因此,基金会的多元化劝募、品牌打造、营销创新日见重要。

眼下,越来越多以慈善名义展开的筹款活动,如慈善晚宴、音乐会、球赛以及对捐赠书画、珠宝、不动产的慈善拍卖等。除现金外,捐助各种资源或技能,如交通工具、活动场地、宣传设计等也被提倡。各基金会也注重与企业结盟,在其营销推广中加入募款内容。富于号召力的明星更成为积聚捐助人的一大招牌,其中表现最出色的是李连杰壹基金。其年报披露,在成立第一年接受的1067.7万元捐款中,有19%由个人通过汇款、手机短信、贝宝(PAYPAL)和腾讯网络捐赠,而3个月之后,其个人捐款占比迅速上升至60%,网络支付也增加了财付通、支付宝、快钱等新渠道。壹基金还获得电影《赤壁》、瑞士名表DeWitt帝威合办的慈善晚宴募得的100万元善款,并吸引了微软、阿里巴巴、俏江南等企业捐资。

为拓展筹款渠道,壹基金从2007年开始主办专项筹款活动一“壹基金”杯慈善房车赛,2008年5月,以“汶川加油”为主题的第二届房车赛募得善款70万元。专项筹款活动方面,香港世界宣明会由众多明星参与的“饥馑三十”、乐施会的“毅行者”等知名活动,都有吸引赞助方和参与方的成熟模式。如以长徒步行筹款的“毅行者”,参与者兽4人一队在48小时内槽越100公里的麦理浩径,每队筹款不低于6500港元,完成者可获证书与赞助商提供的奖项。1986年以来,该项活动已筹得超过2.7亿港元善款。

吸纳会费、提供服务以及出售服饰、书、徽章等纪念品,也是基金会的典型募资手段。2008年7月,壹基金与万宝龙合作推出了30支限量版墨水笔,每出售一支万宝龙向壹基金捐赠

5000欧元。

劝募中,营销的方式也相当重要。以扶贫为主旨的乐施会,将子网站“乐施有礼”做成购物网站的格局,捐助者可购买若干份牛羊、柑树苗、沼气池、医疗箱、学校设施等礼物放入购物篮结账。这一方式不仅有利于提升捐助者的兴趣,捐款用途也简洁明了。

在学习让人乐意捐赠技巧的同时,国内各基金会也不断规范管理,降低管理开支,以打造良好的公信力,保证捐款来源的持续性。根据规定,国内基金会的行政费用可以在总支出的10%以内,这也符合国际上多数基金会的开支比例。而据红基会的审计报告,其2005-2007年的费用占比已从8.9%逐步降至4.8%、3%。在管理费用上,非公募基金会往往具有特殊优势,如宣称“以慈善推动财富的理性再分配”的爱佑华夏慈善基金会,在国内第一家实行零费用运行,其管理费由部分理事分担,所募善款100%用于救助项目。这在海外私人基金会中较为常见,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MelindaGatesFoun-dation,简称盖茨基金会)的管理费即多由盖茨本人捐赠。

公信力决定基金会募资的能力,而是否拥有卡耐基基金会所倡导的“透明口袋”,则是决定其公信力的关键。即使美国资格最老的慈善组织一有百年历史的美国联合劝募协会,也有过6名高层案涉150万美元的财务丑闻。为了帮助捐款者辨别慈善组织的良莠,慈善评级机构应运而生。2002年成立的慈善导航者(charitynavigator)网站,是目前全美最大的慈善评级机构,其依据最少连续4年的年报,为超过5000家慈善机构评定从无星到4星的级别,评估指标主要包括慈善机构在日常运作中是否对捐款人负责、如何定位以保证项目运作的持续性,并提供诸如“十大高行政开支慈善机构”(其中最高的开支比例占77.5%)、“十大好名声慈善机构”、“十大赤字机构”等排名。

为提高运作的透明度,国内基金会也引入了外部审计制度,从2005年开始对外公布审计报告,壹基金更坚持每季报告。2007年,民政部下属的民间组织管理局亦开始对符合条件的69家基金会进行了评级。

围绕慈善衍生的产业链上,还包括拥有全面的慈善数据库并从事慈善组织经营研究、人才培训等业务的美国基金会中心(FoundationCenter)等机构。正如资本市场上的中介机构,它们的存在也有助于慈善资源的有效配置。在慈善方兴未艾的中国,亦有类似机构萌芽。2006年11月,麦肯锡联合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奥美传播、君合律师事务所、摩托罗拉等企业成立“公益事业伙伴基金会”(Non-ProfitPartners,简称NPP),即着眼于打造民间公益产业的支持平台:匹配捐赠方、受助方、志愿者;协助公益组织募款及融资,为其提供免费的财务、推广、法律等援助。NPP还自建了一套对公益组织的评估体系:50%的得分来自社会影响力,30%来自组织能力,20%来自契合度。

以投资促进慈善

据民政部统计,2000年全国的社会捐款额为9.3亿元,2007年底这一数字已达132.8亿元。其中,民政部门接收50.9亿元、慈善会接收41.4亿元、各类基金会接收40.5亿元,此外,基金会还接收了折价10.2亿元的实物捐赠。这些资金如何安排?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公益支出不得低于上年总收入的70%,非公募基金会每年公益支出不得低于上年基金余额的8%。这意味着,公募基金会手中仍握有30%的募款,如果能够将其投资增值,无疑有利于扩大行善范围;对于非公募基金会,如果不希望基金缩水,其资产每年也需增值8%,这尚未计入通胀因素。由此看,即使作为非盈利机构,基金会的投资仍相当必要。

在中国,基金会原本多采取购买国债、银行存款的方式投资,随着中国进入减息周期,尤其是2002年2月一年期存款利率下调至最低点1.98%,一些大型基金会开始尝试介入资本市场。如宋庆龄基金会2006年末的长期股权投资为392.35万元,累计投资收益为1045.39元,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2006年的投资收益亦达81万元。但也有不少基金会对于投资比较审慎。2005年,参加年检的84家基金会投资收益共为3717万元,平均每家44万元,其中55家投资收益为零,10家超过百万元,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以828.56万元居首,第二的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近740万元,中国航天基金会以391万元居三,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紧随其后,投资收益为371万元,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则亏损32万元。1994年成立的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原始资金为2000万元,2006年捐赠收入1.5亿元,至2006年底,其累计投资收益已达1.12亿元。

根据各基金会的2006年年报,在全国性的企业非公募基金中,宝钢、香江、中远等基金会均有长期或短期投资,中远慈善基金会2006年亦出现在华夏平稳增长基金的持有人名单中,最多持有约2%的份额。南航等基金会的资金则以货币形式存在,其资金使用效率有待提升。

为实现资金管理的效益最大化,不少基金会委托专业公司理财。2000年前后进入资本市场的上海慈善基金会,同时委托数家公司进行资金运营,出于慈善目的,这几家公司均承诺:一旦出现亏损,将用赠款补足。由施正荣夫人张唯打理的施氏家族慈善基金会,将投资增值部分交由JP摩根打理,管理费为1-1.5%,资金支出则与汇丰银行合作。为求稳健,其主要投资政府债券与蓝筹股。收益目标为8%。这个2007年8月在香港成立的基金会,注册资金300万美元,主要资助方向为气候、环保、能源、文化遗产保护等。

合理投资-获取回报一部分收益用于慈善、剩余收益和本金继续投资,也是海外基金会的基本运作模式。2001年以来,盖茨基金会每年都将总资产的88-94%用于投资,捐出数额的占比则为3-8.5%。2005年以来,其投资收益已超过当年收到的捐款。2007年,其以381亿美元的投资获得了高达49亿美元的投资报酬,高于当年其收到的捐赠。包括来自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的131亿美元(2006年6月,沃伦・巴菲特宣布把1000万股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股赠与盖茨基金会,此后,他开始兑现每年捐赠股票总额5%的承诺,截至2008年7月,已分三次共捐出142.省略,除捐赠外,还介入私募投资领域,截至2008年5月,已投入8500万美元用于捐赠和投资,其中包括对利用太阳能的esolar和brightsource能源公司、利用风能的马卡尼电力公司分别投资1000万美元,以及与索罗斯经济开发基金(SEDF)、OmidyarNetwork等慈善机构共同出资1700万美元,在印度成立了一家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奉行商业慈善理念的另一个代表是eBay,其成立的慈善投资公司OmidvarNetwork致力于小额捐赠,向个人创业提供支持。

投资理念的创新,减少了慈善机构对于募款的依赖,但要靠盈利运作,也加大了对投资专家的需求。对于国内基金会而言,对投资、法律、专业项目管理人才的需求,也是一大瓶颈。

投资型资助引发慈善革命

给予也是一门艺术。在中国,传统的基金会往往以运作型基金会(Operatingfoundation)为主,即基金会利用所筹资金自行运作慈善项目。不过,作为一个复杂的实体,运作型基金会更容易受到公众的质疑,因此,在美国,这类基金会总数不到6%,相比之下,通过资助其他民间组织运作项目的资助型基金会(Grant-makingfoundation)数量越来越多。国内基金会也在向这一方向转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明确提出,要逐步由运作型转为资助型为主,通过公开招标或购买服务等方式实施公益服务,以提高项目的运作效率。

项目招标制是资助型基金会的主要运作模式,中远慈善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友成基金会等均采用这一方式。2008年6月,红基会也宣布拿出2000万元,面向全国公益组织招标。综合来看,其操作方式大同小异:首先,选择符合基金会方向的公益项目招标,并引入“项目听证会”和专业人士“陪审团”等制度进行评估,以便将标的给予运行效率最高的机构;其次,对项目实行合约化管理,在项目实施中对资金的发放和使用等进行监控;在项目结束后,则进行效果考察、评估。

秉持分工合作理念的项目招标制,催生了对慈善产业下游的民间公益性非盈利组织的需求。除如福特基金会那样对民间组织进行培训外,一些活跃的非公募基金会还将发起人的商业经验带入慈善事业的经营中,通过风险投资的方式培育具有良好项目执行能力的公益组织。作为中国内地首家慈善创投机构的NPP,率先对公益组织进行“风险投资”,目前其援助了南都基金会的新公民学校等项目。南都基金会则引入“风险公益”理念,将向公益组织提供的资金、管理和技术支持作为投资的资本,并参与其管理,在2-6年的投资期届满后,对其进行评估并实现退出。友成基金会更精细地提出,对种子期的公益组织扮演类似VC的角色,以参与式资助协助项目孵化;对运营模式清晰的公益组织及项目,则扮演类似PE的角色,主要提供资金和适当的指导,而不持有其任何权益。

通过投资让慈善延续的革命性理念,正形成一股席卷全球的慈善资本主义浪潮。在美国,越来越多基金会倾向于使用“使命投资”的模式,即基金会对捐助项目以极低的利息和利润进行贷款和风险投资。波士顿的“社会影响咨询者组织”对全美92家历史悠久的基金会的调查显示,2005年,进行“使命投资”的基金会有72家,而1968年只有1家;相关投资金额也由1968年的4800万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1.3亿美元。国内第一个以企业家名字命名的个人基金会王振滔慈善基金会,也在资助贫困大学生时采用类似方式:受助大学生须在工作后资助一名贫困学生,以使该基金变成“种子基金”,令受资助者的数量呈几何型增长。慈善投资者们期待,借此将单向的捐助关系发展为互动的多赢关系,实现社会性的“爱心接力”。

正如投资一样,基金会的资助也有失败的风险,有些资金或许难以落实到项目上,即使落实也可能效果有限,这更凸显了基金会投资眼光的重要性。

从富人慈善到平民慈善

在中国,企业家的慈善意识正在提升,然而慈善并非富人专利。香港乐施会2005-2006年度所筹约1.4亿港元款项中,超过93%来自个人。美国施惠基金会的报告显示,美国2007年慈善捐款创下3060亿美元的新高,其中74.8%来自个人,一半来自收入水平居国内前10%的家庭,在大多数年份,2/3的美国人会参与各种形式的慈善捐助。为了鼓励员工参与慈善,美国不少企业都设立了“捐赠匹配”制度:任何员工向合法慈善机构捐赠的款额,公司都会同比例向该机构追加捐款。而针对5・12汶川地震,谷歌加倍了匹配上限,据李开复透露,该公司还有6位员工承诺匹配其他员工的捐赠,他本人也对来自谷歌中国员工的捐款进行了同比匹配。从目前的公开资料看,国内仅腾讯等少数企业有类似举措。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的“圆梦2008”活动(沿奥运火炬传递路线修建2008个操场)中,搭建网络在线募捐平台的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进行了匹配捐赠――所有腾讯网友通过财付通每捐赠1元,腾讯匹配1元,网友每捐赠1000个QQ积分,腾讯捐赠2元钱。

2007年美国3060亿美元的慈善捐款,约占美国当年GDP的2%,而麦肯锡的调研显示,中国实际投入公益的捐赠仅占GDP的0.05%。随着慈善的平民化,中国慈善机构面临新一轮的增长。1987-2006年间,美国慈善机构增长的速度是商业企业的两倍。未来,掌握庞大资金的众多慈善机构,其投资与资助方向都将对社会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

商业运作模式篇6

关键词:绘画;海上画派;美术社团;笺扇店;润格

中图分类号:j1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1-0138-04

海派绘画是近代海派文化中的一种文化品类。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随着开埠为通商口岸,上海从一个海滨小镇迅速发展成为金融资本集中、工商业发达、人口众多、消费能力巨大的大都市。以金融、工商业为主导的特殊社会环境,也使海派绘画逐渐被纳入商品化的轨道。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上海艺术品消费市场的主体力量,已经转变为资本主义文化形态下的海派商人以及具有商人性格的海派市民,以往文人之间书画交酬的交易方式和传统文入画为官僚士大夫服务的创作观念,逐渐变为以绘画为社会职业的按劳取酬方式,也就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两大阶层的并列关系。近代海派绘画的商业运作,主要是通过美术社团、笺扇店铺、润格制度、书画交易中间人以及报纸杂志等传媒的宣传和广告等方式来实现的。书画家进行作品交易,逐步从过去狭小的社交圈走向社会化商品市场。

一、美术社团的经济功能及形式

经济功能是近代海派美术社团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过去雅集所完全不具有的功能。清末民初,随着上海政治经济关系向着资本主义方式转变,按劳取酬的经济机制在社会上普遍确立起来,过去作为“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画家们的生活变得困难起来,再没有过去吟风弄月就能换来温饱的生活了,上述一切,导致了海派画家们开始仰仗售卖自己的绘画作品来维持日常生活。他们在上海组建社团,除了有“保存国粹”、“合群立社”等想法外,最大的目的就是形成一个团体性的辅助书画家的经济机构,以此帮助他们适应上海绘画市场的竞争,其商业运作模式有以下几种:

一是中介销售。清朝末年成立于上海的“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光绪中叶),与传统的文人结社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该会不再纯粹是文人书画家畅情叙友、抒发逸情雅兴的俱乐部,而是在此基础上承载了中介销售的功能。《中华民国三十六年美术年鉴》记载:“……会员常把收藏的珍贵书画,到会里去陈列,供彼此的观摩。书画掮客也每晚拿大批的书画古玩去兜售。会里备有各会员的润格,代会员收件。新到上海行道的画家,总得请人引见这班先生们,替他代定润格和介绍吹嘘。”可见,从形态上来看,该画会性质接近于商业行会组织。

又如“上海书画研究会”也对画会帮助销售会员的作品作了这样的规定:“会中备有笔砚画具,兴到走笔,或书或画,作为寄售品,除照个人仿单例扣取一成外,加纸色费一成。本会代接书画家之件,限期须格外从速,以尽义务,其润笔悉照各家仿单扣取一成。”在这里,上海书画研究会就明确规定了自己作为一个中介销售,会员在会中作品销售以及代为会员销售其他画作的中介费用问题。像清漪馆书画会也曾规定:“本会书画等件,在会内动笔者提二成半,会外动笔而寄售者提二成。合作、独作均照比例派分。”这种详细的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会内的作品交易情况,严格体现了商业操作的规范和道德要求。

二是展览展示。近代的上海美术社团为给会员谋利、加强会员交流以及辅助公益等,经常会举办各种展览来扩大影响,展览活动在美术社团的活动中占据了主要的位置,从而成为实现美术社团经济功能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且为了在美术市场中扩大自己的竞争力,美术社团之间也常常通过合作展览以赢得更多和更大的影响力。比如豫园书画善会1922年10月28日举行的重九之日展览会,由杨东山、黄俊、汪仲山、唐吉生等人筹备,除会员作品外,另有上海书画会画家及侨沪日本画家的作品参展,展品千余件。这种书画展览为各种美术社团所采用,是美术社团展出会员作品、出售作品的常用途径。豫园书画善会还多次与其他美术社团合办展览,并曾在1923年1月2l日《申报》刊登了这样一个广告:“中国书画文艺联合会、上海书画会及书画善会积有名家书画甚多,兹以新年在即,各界欲求名家作品点缀春景,时不

及待,故为便利鉴赏家起见,特将现成作品数百件,就交通路一百零三号楼上中国书画文艺联合会开展览会,自今日起每日下午一时至六时任人人内观览,当场可购,并可指定任何名家托该社代求书画。”由此可见,这种类型的展览吸引书画家参加的重要原因,是其中所具有的商业运作功能,是通过这些功能的实现,帮助海派画家扩大影响、打开市场,在激烈的绘画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的位置。上海的近代美术社团,也因为这些功能的实现,而成为近代海上画派商业运作模式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二、笺扇店的普及

作为书画经营场所的笺扇店宋时称画铺,到清末民国时,已经在我国出现几百年了。当绘画作品进入流通市场时,它就具备了商品的一般属性,包括生产、流通、消费,因此,作为流通环节的渠道之一,笺扇店在中国书画市场形成过程中曾起过特殊的作用。

在近代上海,笺扇店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买卖双方的中介功能。清末民初,上海经营海派书画作品买卖的主要是笺扇店,海派书画家艺名的确立,作品的行销,影响的扩大,是和当时一些大的笺扇书画庄的推介分不开的。如当时的“古香室笺扇庄”、“九华堂笺扇庄”都为任伯年等著名海派画家设立了润格“标签”,按人物、山水、花鸟及书法的尺寸来明码标价。这在当时仍是很先进的商业经营模式,既是当时著名书画家的机构,又是古今书画家作品的中介机构,具有相当的商业运作性和权威性,这和当时欧美国家的画廊经营完全是接轨的。

第二,推出新人的商业运作功能。值得一提的是1868年11月,年轻的任伯年来到上海鬻画,由于人地生疏,画作无人问津,生活十分落魄,后经当时已颇为著名的海派画家胡公寿介绍,住进了“古香室笺扇庄”的楼上,以画扇为生,从此生活较为稳定,绘画环境也大为改善,凭借着他扎实的写实功力、精湛的笔墨造型和独到的艺术悟性,很快在上海打开销路,收入丰厚。可见当时的笺扇庄在扶植推出青年画家的商业运作过程中功不可没。

第三。为书画家提供宣传空间。在现代展览体制未建立之前,观赏名人字画往往都要到亲朋好友处,普通人很难有机会见到名人字画。笺扇店出现后,往往将名人字画悬于店中,既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又为书画家们提供了很好的宣传空间。笺扇店在解放后仍存在了一段时间,之后由于多种原因,经营书画的业务只有少数大店延续了下来。

三、书画润例模式的出现

润例又称润格,通过润例,买卖双方在交易活动中可以拥有一种共同依据的契约,这为近代海上画派的商业运作纳入货币经济轨道提供了可能。在近代以来化进程中,以润例为中介,在上海逐渐形成了一个成熟的书画交易市场,书画买卖不再局限于一种私下交易,而是成为了一种普遍性的商品交易活动。正是这种稳定的书画市场需求和大的商业背景,催生了海上书画市场。因此,书画润例的出现,无疑是海上画派商业运作模式中的标志事件。

海派绘画商业化使得海派画家制订润例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润例现象也已经被社会所普遍接纳,这就要求画家们制订出合理可行的润例,使之成为画家与艺术消费者之间共同遵守的交易原则。由于绘画作品作为特殊商品,其买卖活动与一般的商品亦不完全一样,因此,作为销售前的必要环节,订润的书画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或自订或请人代订润例,使得制订润例的形式丰富多彩。

其一是自订润例。自订指书画家自己制订润例。1913年,吴昌硕订《缶庐润目》:堂匾二两、斋匾八两、楹联三尺三两、四尺四两、五尺五两、六尺八两。横直整张,四尺八两、五尺十二两、六尺十六两、书画一例,条幅视整张减半、琴条四两、书画一例、册页执摺扇,每件二两,一尺为度,宽则递加,上记每两依大洋一元四角。

其二是代订润例。代订润例即是由他人、社团或店铺代为书画家制订的润例。分为前辈对后学的提携和老师推荐弟子,以及朋友间的互相推介。在书画市场上是否容易成交固然与价格有关系,但更与书画家名气或为其代订润例之人的名气有关系。于是由名家代订润例在当时成为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如1924年,吴昌硕为王个彩订《个籍润格》:“……其所作篆隶,郁勃纵横,参以猎碣,公方神意。……或有请其游于艺也而启之未能自信,余乃为订其例,书例:篆隶整张及条幅视花卉例减半,楹联照整张例,匾额尺以内每字一元,尺以外另议,磨墨费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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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民国初年,以笺扇庄为主的各类商铺、会所、社团,也纷纷为书画家制订润例:“清廷科举至1904年甲辰科而告终,七年后,辛亥革命,原翰林公星散,多以鬻字为稻粱谋,当时各大城市都有书画社及南纸笺商店,专营代客求购字画的生意,如北平的荣宝斋、天津的梦花室等,竞相给书画界名流印制润例,汇订成册,呈诸柜台,备顾客选订,店铺代订代收,按件只加收二成,称‘墨费’,其利薄如此,所以生意倒十分兴隆。”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润例使书画交易活动更加有章可循和简单便利,书画有了自身的价格定位,它在交易中所负载和凝固的价值进一步明朗化了,它实现了书画家所创作的作品的商业价值和某些人生价值。对于书画家来说,书画润例为书画家售画提供方便,书画家可以依此来把书画交易活动公开化和规范化。书画润例公开化之后,某种程度上必然广泛地受到社会舆论以及公众的监督,因此润例的公开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种不可随意更改的条律的意味,避免了一些人为因素对书画作品交易的干扰,令卖画行为进一步走向规范。对于书画购藏者来说,书画润例的制订,有利于购藏者更加自由地进行书画交易,因为当以润例的形式把书画作品的价值确定之后,书画的价值则由审美价值转化为商品价值,使书画购藏者可以更加自由和放心地选择艺术家的作品,同时也保证了买家在购藏的过程中看到作品明确的价格指向,并且依据润例来选择自己的投资和购藏对象。

四、报纸杂志等传媒的宣传和广告推销

上海的最大特点是发达的商业,而在现代社会中,商业活动则意味着竞争,在竞争中必然涉及商业运作,在运作过程中,如何将自己成功地包装和推销出去,也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包装和推销的诸要素中,广告就是一个很关键的运作手段。海派书画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书画家能较好地运用各种媒体进行有效的广告宣传和推销。

比如《申报》己卯年(1880)11月21日广告:“任伯年翎毛花卉真迹屏条四张,计洋二角,著色者五角,裱者加工洋四角五分;陆芝祥七言对,计洋二角,色纸二角五分,裱者另加工洋二角;行书中屏四条,计洋一角。”《申报》己卯年(1880)11月24日广告:“点石斋印售书籍、图画、碑帖、楹联价目,点石斋主人姜查启。徐三庚八分书外国笺纸对琴对三角,裱成四角。任伯年绘《骑驴图》立轴着色,洋一角,加洋二角五(与恽寿平同)。”《点石斋画报》光绪十一年(1885)五月第四十二号,石版印制任伯年作品二幅,明显地带有广告宣传的性质。

以上几则广告表明,当时已采用新兴的印刷技术印制海派书画家的作品,以供广大书画爱好者观赏。广告中所提到的任伯年、徐三庚等人当时尚在世,通过媒体,他们的声名迅速传播开来。

五、民间赞助

上海商人阶层作为上海社会的重要人物,与政界、文化界交往密切。他们与画家的交往很多是出于志趣相投。通过与商人的交往,画家能更快地与上海上流社会建立联系,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商人与画家的交往过程中,商人不但在物质方面赞助画家,而且凭借自己的社会地位、人脉和号召力为画家的艺术事业打开局面,帮助他们在上海立足。许多有天赋的画家正是在上海商人的赞助和提携下,在上海乃至全国声名鹊起。

但近代上海真正能够推动画家艺术事业发展,促进海上画派繁荣的是经济实力雄厚、处于社会上层、具有号召力的商业巨头。这其中,有几位赞助人影响较大。回顾近代海派绘画的发展历程,往往离不开社团支撑,而社团又少不了商人的赞助。如1873年起以上海为中心从事洋务运动的盛宣怀,参与经营轮船、申报、银行、铁路、煤矿、纺织等近二十家洋务企业,其对艺术赞助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在光绪年间,由他拿出经费投资创办的上海著名书画团体“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王一亭为清末上海三大洋行买办之一,兼营运输、保险、电器,并成为日清汽船公司总,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为此,他先后发起创办了“豫园书画善会”、“上海书画研究会”、“上海中国书画保存会”、“清远艺社”、“观海谈艺社”等。而且王一亭喜爱书画,与画家过从甚密,经常赞助和支持他们,这就使得画家们的生活安定下来,为他们的艺术发展奠定了基础。虞洽卿1894年开始先后在德商、荷兰银行任买办,同时期从事房地产经营并独资创设通惠银号,发起组织四明银行、宁绍轮船公司、三北轮船公司、鸿安商轮公司等,是

当时沪上声名显赫的领袖人物。他成立的“宁波旅沪同乡会所”是上海美术展览的重要场所。这一时期提携赞助画家的大商人还有很多,如严信厚、朱佩珍、席子佩、黄金荣等上海大亨曾经多次同各界名流一起为画家订制润例,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扩大画家的影响。

海派绘画的民间赞助队伍除了国内的商人,还涌现出了外商赞助群,他们对于有才华的艺术家如徐悲鸿等给予大力支持。自1862年之后,日本人逐渐侨居上海,他们经常购藏中国的书画作品。当时以胡公寿、张熊、张子祥为代表的上海知名画家与日本的古董商和文化人以及日本画家形成了一个中日书画圈,而且日本人回国后,还先后出版了《清人张子祥先生画谱》和《张子祥胡公寿先生画谱》等书册,扩大他们在日本的影响力。日本人赞助上海画家最成功、最具代表性且为人公认的还有对吴昌硕的支持。吴昌硕和他的弟子之所以有显赫的声名,和上海中外巨商的支持、为之声扬有重要关系。可以说,没有活跃在画坛上的赞助商人,也就没有良好的海派商业运作模式,也不可能出现那么多享誉一代的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