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盈利模式(6篇)

贸易盈利模式篇1

离开卓越网的王树彤2004年创办了敦煌网。在内有阿里巴巴，外有eBay的态势下，她开创了“为成功付费”的外贸电子商务2.0模式，将外贸商务电子化升级为真正的电子商务平台。2010年，敦煌网平台交易额突破60亿人民币，2011年下半年起至今实现持续盈?利。

B2C、B2B，线上内贸、外贸，电商圈里摸爬滚打10多年的王树彤，在探索可持续盈利的电商模式上找到了自己的“丝绸之路”。这与当下一个季度便亏损高达近亿元的某些B2C企业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王树彤的逻辑里，创业者需要掌控企业战略方向和运营权，但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做赚钱的生意，因为只有企业赚钱才是证明自己模式创新的最佳方法。

这两年我们明显地感觉到B2C市场的泡沫，所有企业都走进了融资—扩规模—再融资—再扩大规模的泡沫式经营怪圈，盈利和企业基础建设已经无暇问津，也无人问津，所有相关企业在大潮裹挟下，无一幸免，企业身不由己被拖进去。不按这套游戏出牌就很快被淹没，按这个游戏走就要继续找投资人要钱。于是大家就赌，看谁能走赢这一轮。

这种不理性的游戏规则对所有企业都没有好处。有时候大家往往忘了生意的本质：赚钱，它验证了商业模式能否成立，由此再去扩大规模。

相比较而言，B2B领域看上去比较寂寞、不在舞台中央。而恰恰是这种寂寞，让我们有实践机会扎扎实实地建设平台。敦煌网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保持持续盈利，我认为这是对投资人最好的回报。当然，B2B领域也不像B2C那样近身肉搏，市场空间还足够大，大家保有差异化竞争的空间，保持相对良性。

从2005年上线到今天，我们建立起一个模式：把中国商家带到全世界，2013年把全世界卖家带到全球买家面前，2015年把全世界卖家带到中国，真正实现全球通?商。

如果说非典给了国内B2C、C2C市场一个机会，那么人民币升值、金融危机这些“坏消息”恰是外贸电商的机会。拿广交会来说，过去一个订单走6到9个月，外汇变化是最大问题，有可能生意做了最后赔钱；但网站只需要7到14天，大大降低了汇率变化的风险。买方也不需要再飞来飞去，挤掉了中间环节，直接和卖家对接，利润空间都在上涨。我们看到，中国外贸下滑的态势下，电子商务占外贸总交易额的比例高速增长，从2010年6%增长到2011年?7%。

外贸电商一定会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平台，因为它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中国中小制造的优势。我们整合资源之后，提供给卖家的物流价格最低可以打2折，但如果供货商单独去议价，折扣可能只有8折。外贸电商的发展空间巨大，目前只有100万中小企业卖家，太少了，而海外市场需求巨?大。

任何事业都需要走在大势上。过去是个人应用电子商务，未来是企业应用电子商务。所以，敦煌网正是走到了大势上。当然看到大势还远远不够，我们还需找准创新的时机和创新的模式。在创新上，我们一定要做池塘里最大的鱼—模式创新。

创新模式有风险有难度，但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当时敦煌做B2B左有阿里巴巴右有ebay，但我们找到了一个不同的切入点，制造了新的游戏规则，看到了巨头们没有找到的领域。敦煌网创造了中国乃至全球的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从传统的黄页式的信息平台到敦煌式的交易平台，这个模式正在成为电子商务的标准模式。模式创新就意味着你可以避开近身肉搏的商战，比如现在国内的B2C。

不过，模式创新最初一定会有很多非议，创业者需要顶住巨大的压力，有时要面对艰难险境。坚持、不撞南墙不回头应该是创新型企业家的性格。但坚持并不意味着要将价格战坚持到底，掉入泡沫式经营的怪圈。坚持，意味着要耐住寂寞，说服投资人的同时要回报投资人。

投资者是对基金负责的，创业者和投资者的合作是一个生意，为投资者赚钱是创业者的职业道德，这是第一位的。

国外像谷歌、ebay的职业经理人套路不适合中国。作为创业者，我开放心态，听取投资人建议；但同时我会坚持自己的企业战略方向，坚持对运营的掌控。这种坚持的前提是在投资合作的谈判中不要把投资人逼得太死，不要把所有便宜都占尽了，有时候吃点亏也是获取未来对企业战略、战术主动权的前提。

贸易盈利模式篇2

关键词:证券资本;国际流动;影响因素;流动性国际转换

中图分类号:F83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7)03-0039-04

一､引言

日本经济一直都是典型的贸易盈余､资本输出型经济｡关于1980年以后日本证券资本流出､流入额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影响的弹性方向,我们先从理论机制上做以下初步推测｡

1.证券资本流出额的影响变量可能包括贸易盈余､利差､汇率｡(1)贸易盈余｡贸易盈余规模对本体证券资本流出量发生正弹性影响｡(2)利差｡货币利率最直接的作用对象是银行借贷资本,外体减本体利差会对流出本体的银行存贷资金总量发生正弹性影响,接着,货币利率变化才会影响到证券资本二级市场收益率的变化,并由此影响到证券资本流动｡至于对证券资本流动的影响弹性如何,弹性是否和银行借贷资本相一致,则取决于证券资本之差与货币利差二者之间的步调关系｡以下,我们基于计量出来的弹性方向是否与银行存贷资金模式相同,将计量结果分称为“同于银行资金模式”､“异于银行资金模式”｡(3)汇率｡仅从证券资本作为一种“资本”而言,本币汇率会对证券资本流出额发生正弹性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否明显表现出来,还取决于其他因素的影响强度｡

2.证券资本流入额的影响变量可能包括以前时期证券资本流出､利差､汇率｡(1)以前时期证券资本流出｡日本贸易盈余在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各种资本;而国内证券市场发育却滞后于境外｡于是,初步推测,以前境外证券投资中的相当部分会套现为现金,并再次投向境内证券,前第n期证券资本流出可能对本期证券资本流入发生正弹性影响｡(2)利差｡本体减外体利差对流入本体的银行存贷资金总量发生正弹性影响;与利差对证券资本流出发生影响相类似,利差对证券资本流入的影响弹性既可能“同于银行资金模式”,也可能“异于银行资金模式”｡(3)汇率｡表征外币相对本币的汇率可能对本体证券资本流入额发生正弹性影响｡

为验证上述理论推测,本文拟选择1980-2003年间日本若干指标的年度序列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目标在于:辨识在此全部时期日本证券资本流出额､流入额的主要有效影响变量､影响弹性方向,诠释影响发生机制｡表1是我们实证分析将使用的1980-2003年间的日本数据｡对其中相关指标说明如下:(1)贸易盈余(TS)｡指的是同时包含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全部国际贸易盈余｡(2)美日利差(IGUJ)和日美利差(IGJU)｡美元利率(IU)采用美国3月期国库券利率,日元利率(IJ)采用日本公布的银行同业拆借利率;IGUJ=IU-IJ,IGJU=IJ-IU｡我们将以“计量获得正影响弹性”为标准来决定在IGJU､IGUJ中选择其一为自变量｡(3)美日汇率(e)和日美汇率(E)｡美日汇率e为美元兑换日元比率(:),表征美元相对币值;日美汇率E为100日元与1美元的兑换比率(100:,E=100/e),表征日元相对币值;我们将以“计量获得正影响弹性”为标准来决定在E､e中选择其一为自变量｡

二､证券资本流出额的有效影响因素辨析

我们计量和辨识的原则是:对于大致在1980-2003年间发生有效影响的变量,尽量合并为多元计量方程;同时,也尽量通过样本搜索,发现单个变量可能发生的阶段性影响｡

(一)指数式增长趋势和贸易盈余为有效影响因素

以t=1980,…2002为样本期,e(t-1980)､TSt为自变量,分别以S-outt､B-outt､S&B-outt为因变量,通过OLS计量得到方程(2.1)､(2.2)､(2.3)｡表2列示这3个计量方程的统计检验参数｡关键变量检验效果良好,其中方程(2.3)的R2adj达64.2%｡图1(1)为S&B-outt实际值与方程(2.3)拟合值的对照｡

(二)汇率不是有效影响因素

(1)就1980-2002年Et和S-outt､B-outt､S&B-outt之间进行相关系数检验,得正相关系数0.527､0.162､0.514｡(2)以S&B-outt为因变量,以e(t-1980)､TSt､Et为自变量,得计量方程(2.4);对照看到,计量系数b3统计检验效果差｡由此辨识,汇率和证券资本流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主要是同步关系,而非影响关系｡

(三)利差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了不同的弹性方向

通过搜索计量发现,就利差影响证券资本流出而言,将利差作为自变量添加到二元回归方程(2.1)-(2.3)之中构建三元回归方程,并不能得到有意义的计量结果,但若将样本期分拆为1980-1986､1985-1994､1995-2003三个大致相续构成全部时期的子样本期进行单独计量,却都能得到有意义的计量和检验参数｡其计量方程如(2.5)､(2.6)､(2.7)所示,这三个计量方程的检验参数如表3所示｡我们从这三个方程的计量系数看到:(1)1980-1986年样本｡利差对证券资本流出的影响弹性“异于银行资金模式”｡(2)1985-1994年样本｡利差对证券资本流出的影响弹性“同于银行资金模式”｡(3)1995-2003年样本｡利差对证券资本流出的影响弹性“异于银行资金模式”｡

三､证券资本流入额的有效影响因素辨析

我们按照类似方式,计量和辨识证券资本流入额的影响因素｡

(一)前若干年证券资本流出额､本年IGUJ是有效影响因素

由1985-2003年间连续年份数据组成样本,以计量效果最佳为标准,经不断尝试性计量,发现各证券资本流入额应引入自变量的情况是:

1.S-int,应引入自变量S-out(t-5)､S-out(t-4)､IGUJt,所获计量方程为(3.1)｡

2.B-int,应引入自变量B-out(t-2)､IGUJt,所获计量方程为(3.2)｡

3.S&B-int,应引入自变量S&B-out(t-5)､S&B-out(t-4)､IGUJt,所获计量方程为(3.3)｡

如表4所示方程(3.1)､(3.2)､(3.3)的统计检验参数｡方程(3.3)的R2adj达55.2%｡图1(2)为S&B-int实际值与方程(3.3)拟合值的对照｡

进行以下试验:将方程(3.3)中IGUJt自变量分拆为IUt､IJt计量,得到替代9629IGUJt的部分为10555IUt-9606IJt,其他计量和检验参数近似,表明国别短期利率确实是以利差方式在对投资主体决策发生影响｡我们注意到,就全部1985-2003年样本期而言,IGUJ对证券资本流入额影响的弹性属“异于银行资金模式”｡

(二)汇率不是有效影响因素

(1)就1985-2003年间et和以美元计S-int､B-int､S&B-int之间进行相关系数检验,得到负相关系数-0.521､-0.177､-0.574｡相关方向与“汇率影响证券资本流入”的理论假说相悖｡(2)以S&B-int为因变量,在(3.3)基础上加入自变量Et,计量得(3.4),(3.4)中的汇率回归系数的统计检验效果不佳｡总的来说,只能说日元升值与证券资本流入额增长之间发生同步关系,而非影响关系｡

(三)1985-1991年间利差对证券资本流入表现出阶段性影响

通过搜索计量发现,在1985-1991年样本上,利差影响证券资本流入S-int､B-int､S&B-int的统计检验效果较好｡以日美利差IGJUt为自变量,各证券资本流入额为因变量,计量得到方程(3.5)-(3.7),其计量系数和统计检验参数如表5所示｡从计量系数符号我们看到,在这一阶段,利差对证券资本流入的影响“同于银行资金模式”｡

四､总结与启示

通过理论推测和实证检验,我们发现:

1.证券资本流出总额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指数式增长趋势和贸易盈余｡

2.证券资本流入总额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前某些年证券资本流出总额､利差｡其中,当年证券资本流入总额受前第5､第4年证券资本流出总额的显著影响,当年股权证券资本流入总额受到前第5､第4年证券资本流出总额的显著影响,当年债权证券资本流出总额受到前第2年证券资本流出总额的显著影响｡

3.利差对证券资本流动影响的弹性模式在常态上表现出“异于银行资金模式”｡这意味着利差所导致的证券资本流动方向与银行信贷资金恰好相反｡不过,在1985-1994年样本和1985-1991年样本上,利差对流出额､流入额的影响表现出“同于银行资金模式”,其原因有待深入分析｡

4.汇率与证券资本流动额的变动之间表现出同步关系｡1980-2003年间日元相对美元的汇率币值的总体趋势是不断升值,这种升值与证券资本流出､流入总额二者的增长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同步关系,而非影响关系｡

目前,我国外贸连年大规模黑字,外汇储备攀升,这与日本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情况有类似之处,但我国证券市场的规模和开放程度却远不如那时的日本｡从日本的经验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中国一方面需要继续推动各种交易主体将贸易盈余转换为境外证券市场上的资本持有;另一方面,也需要培育､发展和开放自身的证券资本市场,这样,既可以为已经外流的证券资本提供回流市场通道,也便于各种交易主体通过内外市场开展流动性国际转换｡

特别需要摆正观念之处在于:扩充和开放本国证券资本市场当然会导致证券资本继续流入和带来外汇储备继续攀升的压力;但从另一方面看,只有存在开放型､大容量的本国证券市场,市场主体才会拥有流动性国际转换通道,他们在运用外汇资金对外证券投资的时候,才会相对没有还原为本国证券资产的顾虑｡由此,扩充和开放本国证券资本市场实际上也间接促进了本国的对外证券投资｡

参考文献:

[1]日本总务厅统计局.日本统计年鉴[M].1995-2004.

[2]PacificExchangeService[DB/OL].SauderSchoolofBusiness,TheUniversityofBritishColumbia.fx.sauder.ubc.ca.

贸易盈利模式篇3

关键词：

国有企业；对外贸易；发展阶段

中图分类号：

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1006801

国有企业，即国营事业或国营企业。在中国，国有企业还包括由地方政府投资参与控制的企业。政府意志和利益决定了国有企业的行为。我国国有企业通常分为特殊法人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国有参股公司等。相对于其它企业（私营等），国企规模多为大中型，且多涉及石油、化工、机械、电子、冶金和建材等重要产业。

1我国国有企业对外贸易的分类

（1）按货物移动的方向分：出口贸易、进口贸易、过境贸易；

（2）按交易商品的形式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

（3）按如何划分货物进出口的标准分：总贸易、专门贸易；

（4）按交易的方式分：直接贸易、间接贸易、转口贸易；

（5）按贸易货物的运送方式分：陆路贸易、海路贸易、空路贸易、邮购贸易。

2国有企业进行对外贸易的因素

2.1有利因素

（1）外部有利因素。

首先，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继续保持有利条件，有利于企业进行进出口贸易。其次，世界经济环境不断开放，为国际贸易提供了平台。再次，人民币币值稳定且略有上升，有利于我国企业进行对外贸易，尤其是进口贸易。最后，我国在加工、制造等方面长期以来有较为明显的优势，有利于进行转口贸易。

（2）内部有利因素。

首先，国有企业涉及行业多为石油、化工、电力等垄断行业，在发展对外贸易时，竞争对手较少，压价、恶性竞争等发生概率相对较低。其次，国有企业相对有其他企业而言资金、人力资源丰富，有利于发展对外贸易。再次，国有企业在进出口商品时，受到较少的贸易管制，因此更方便进行进出口贸易。最后，国有企业规模较大，有利于应对在复杂的国际市场。

2.2不利因素

（1）外部不利因素。

首先，世界经济环境仍存在众多风险，因此对外贸易风险相对较大。其次，我国产业结构仍需不断优化，再次过程中，如服装出口等行业的出口受到一定冲击。再次，人民币多次升值不利于我国企业进行出口贸易。另外，国际、区域间仍存在贸易壁垒，针对我国的贸易摩擦继续升温，对外贸易在很多方面仍受到管制甚至禁止。最后，非经济因素干扰仍明显存在。

（2）内部不利因素。

首先，国企不仅仅以盈利为目的，还有许多其他职能，因此在进行对外贸易过程中，不得不更多规避风险，也因此减少了盈利的机会。其次，某些国企自身存在“尾大不掉”的问题，不利于进行复杂的决策。最后，国企内部部门设置复杂、部门间相互制约，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快速便捷完成对外贸易中各项程序。

3国有企业对外贸易的影响

3.1直观盈利及亏损状况

每吨LNG国内市场价约为5600元。6万吨LNG售价约达到33600万元。若6万吨LNG全部及时出，售价高昂。但中海油为公布进口价格及履行合同的附加费用，且多则信息指出，中海油LNG价格到多、南浔下游买家。因此，没有证据表明巨额进口为中海油带来直观盈利。

3.2收益周期长短

对外贸易中，从前期准备至最终旅行合同，往往耗时较长。此次中海油进口6万吨LNG，花费时间较长，因此，收益周期较长。

3.3对企业内部产业的影响

中海油以形成了LNG勘探开发、野花、贸易、接收站、也太分销、销气管网、燃气发电、车船加气、城市燃气、卫星站、冷能综合利用等完善的产业链，且为方便接收进口，还在沿海地区建立了LNG接收站。因此，长期、大规模进口LNG促使企业内部产业链进一步完善。

3.4对相关产业的影响

首先，进口LNG可以为陶瓷业、玻璃、钢铁及公交车、出租车、渔船、渔政船等提供清洁能源及绿色动力。其次，LNG的进口，使得运输工具、装卸设备、管网等需求量增大，带动相关产业例如钢铁、机械等的发展。第三，中国海油甚至运用数字管道系统、气量管理系统等技术手段进行管理，在运用电子技术的过程中推进其发展。

3.5对周边经济、环境等的影响

为方便进口LNG的接收，中海油在福建简称并投产了LNG接收站，拉动了周边经济发展。

每吨LNG热值相约当于1.5吨原油、1.86吨标煤。186万吨标煤燃烧会产生约141290吨二氧化碳、1903吨二氧化硫。由此可见，进口6万吨清洁能源LNG，有利于保护周边环境。

贸易盈利模式篇4

刚刚走出危机的世界经济，现在又面临两个显然相互冲突的需求。一方面，实现全球宏观经济稳定的同时防止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弹，这要求我们避免经常账户大规模失衡，而这也正是世界经济在危机的前夕往往遭遇的典型现象。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重返高速增长，这要求恢复他们在交易物中所占领的世界市场份额。

满足这两个条件所面临的挑战，形象而集中地体现在存在争议的中美双边关系中。美国(和欧洲)决策者指责中国将人民币贬值，他们认为这是中国巨大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中国领导人顶住压力，担心一旦人民币升值会削弱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有损商品出口，并破坏经济增长。西方对中国的这种忧虑回答到，中国应该用国内需求取代国外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但是，如果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现代制造业的产品和其他贸易产品的供应，而不是服务业和其他非贸易业，那么我会这样认为，即中方的立场比评论家给予的建议更有说服力。

修复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的传统办法包括将扩大开支与货币增值相结合的办法，中国经常账户盈余一旦得到修复，就会使得经济结构逐渐远离交易品，并且转向非交易品。

这对中国和其他地区的宏观经济平衡可能大有裨益，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也将为中国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之大甚至可能危及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稳定。

其他国家期待拥有一个合理均衡的境外帐户，值得庆幸的是，这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存在固有的冲突。对于如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增长的关键不是他们的贸易顺差规模，甚至也不是其出口量，而是这些国家非传统交易品的产量。在国内需求(对于那些同样的商品)不断扩大的同时，非传统交易品的产量也能够毫无阻碍地不断增加。

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制订和实施相配套的政策以更直接地支持现代贸易。有了相应的政策，人民币升值就成为可能，贸易顺差因此消除。这样的政策与针对经常账户制订的宏观经济政策相结合，既可以实现外部平衡，又有利于现代贸易结构的转变。直接补贴贸易的方式要优于通过汇率进行的间接补贴，因为汇率本身也征收了贸易品的国内消费税。

增加贸易利润的途径有很多，其中包括减少非贸易投入的成本，通过适当且有针对性的投资为基础设施建设服务。然而，上述包括明确的贸易补贴措施在内的产业政策，很可能也会成为所有问题的一部分。因此，颇有深意的是，只要这些政策对贸易平衡造成的影响能够通过实际汇率的适当调整来抵消，那么外部政策环境将对这样的政策更加宽容。

对产业政策的放任，实际上是为更加严格的货币措施和外部失衡付出代价。

欠发达特性的经济增长：贸易发展与货币低估

日本、韩国、中国和其他经济增长的“巨星”拥有共同的经验：它们都是把发展战略建立在发展工业能力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根据当时各自相对的优势选择特别化的发展道路。它们在短期内各自成为制造业的超级大国，而且速度远远超过人们根据它们的资源禀赋所做的预期。中国出口规模的建立，采取了公共投资的战略和迫使外国公司转让技术的产业政策，因此中国的出口规模与比他富裕三四倍的国家不相上下。

然而，依据现有的经验，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是那些有能力迅速完成从低生产率(“传统”)到高生产率(“现代”)结构转型的国家。所谓的现代生产活动主要是指生产贸易产品，而且在贸易产品内，大多是工业产品(虽然贸易服务也明显变得日益重要)。换言之，贫穷国家致富的途径是生产富裕国家所需要的产品。

为什么向现代工业活动的过渡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原因我在《真正的汇率和经济增长》一文中讨论过，而且与二元经济模式的悠久传统相一致，即传统的社会边际生产力与发展经济体中的现代部分存在着一个巨大差距。即使非常糟糕的经济体也有经济活动――埃塞俄比亚的园艺业、印度的汽车装配业和中国的电子消费业――这些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与我们观察到的高级经济体的水平并非天壤之别。当资源从传统工业流向现代工业，整个经济范围内的生产率也随之大幅提高。

这些差距可能是缘于大范围的欠发达特性。我在《真正的汇率和经济增长》中将原因归为两大类。一是与体制缺陷有关，比如粗陋的产权保护力和脆弱的合同执行能力。在贸易活动中，这些体制缺陷将会表现得更加强烈。第二个原因涉及到与现代活动有关的各种各样的市场失灵和外部经济效果，例如知识溢出和协调失灵等等。在这两种情况下，工业活动和投资在市场均衡状态中供给不足。凡是向着各自的方向加速结构转型的任何举措，都将会提高经济增长率。

虽然成功国家所采取的实际政策不尽相同，但仍可以找出一些重要的共同要素。

首先，显而易见，健全的“基础”发挥了作用。但是我们要相当宽泛地理解这个术语，不将其与任何特定的政策联系在一起(例如当下时尚的“华盛顿共识”或管理方式改革等等)。

第二，所有成功的国家都遵循人们称之为“生产至上”的政策。这一政策旨在提高现代工业活动的盈利能力，加快资源向现代工业的流动。他们大大违背了过去抵制官僚作风、和减少经营业务成本的做法。此外，他们需要(或有时是取代)：支持新经济活动的明确的产业政策(贸易保护、补贴、税收和信贷优惠、政府的特别关注)；为促进贸易低估货币；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以保证信贷补贴、银行开发和货币低估。不可否认，产业政策往往是失败的。但同样不可否认，无论是在亚洲(韩国，台湾)或是拉丁美洲(智利)，如果没有工业政策，那些脱颖而出的国家就没有可能获得成功。与财政政策的情况一样，比如说教育政策，区分政策执行优劣的标准不是政策的存在和缺失，而是政策贯彻执行的技巧。

货币低估之所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是因为它本身即是一种产业政策。通过提高国内贸易活动的相对价格，增加了国内贸易的盈利能力，刺激了现代工业部门生产和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尤其那些与经济增长息息相关的举足轻重的部门。正如在《真正的汇率和经济增长》中的详细讨论，货币低估与高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战后数据的一个强有力的特征，尤其是对低收入国家而言。

与明确的产业政策相比，货币低估具有实践的优势。作为一种全面的政策，它不需要进行选择，具有较少的问题(寻租和腐败)。这可能正是货币低估在促进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但它也有一些弊端。就目前而言，最重要的是它也对国内消费税起作用(因为它会提高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这就是为什么它造成贸易品供给过剩――贸易顺差。最后一点是对中国国情的特殊意义。

人民币升值将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惩罚

中国并不总是有一个大的外部失衡或低估的货币。

事实上，在最近的10年前，中国经常帐户的盈余从未超过4个百分点(占GDP)。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曾一跃而紧逼这个水平。但此后持续下跌，直到2001年中国贸易形势才发生扭转。从2001年起，中国贸易顺差的上升不可阻挡，到2007年已经超过10％。我在《真正的汇率和经济增长》一文中使用过的货币低估指数同样在2001年见底回升，而后继续上升。有趣的是，也是在2001年，经过长达数年的谈判之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否一个巧合――在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之后，经常帐户的盈余开始扩大，人民币汇率低估开始上升?

也许不是。中国一直依赖明确的产业政策推动工业发展，但WTO成员国使得这些政策变得困难重重。上世纪90年代末前，中国的制造业被一系列多种多样的优惠政策所推动，包括高关税贸易壁垒、投资奖励措施、出口补贴、对外国公司的国内成分要求等等。作为进入WTO的条件，中国不得不逐步淘汰这些政策。近10年来，中国进口关税从90年代初名列世界前茅的辉煌下降到只剩下一位数字的水平。本地成分要求和出口补贴被取消。货币低估，或通过汇率进行的保护成为事实上的替代物。如果货币低估政策支持中国最近的发展，那么一旦允许人民币升值，中国将会遭受经济增长带来的怎样的惩罚呢(在工业补偿政策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之下)?在《真正的汇率和经济增长》一文中，我所做的分析表明，我记录的货币低估指数与年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026(我倾向于这是一种因果关系)。然而，依据中国的情况，这项估计达到0.086。这一个更大的数字，可能是由于庞大的剩余劳动力以及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生产力水平的巨大差距所导致。这意味着货币升值10％，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会下降0.86个百分点。

通过多笔账目，包括我自己的估算(建立在平均价格水平与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的调节相比较的基础之上)，中国的货币被低估了约25％。纠正这种低估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每年放缓2.15个百分点(=0.25x0.086)。即使按照中国经济最好的增长成绩的标准计算，这对中国经济也造成相当大的影响。最重要的是，经济增长的脚步急剧放缓将使中国的经济增长低于8％的临界点。中国领导人显然认为，此时中国有必要采取行动维护社会安宁和避免社会动乱。

没有人知道8％的数字究竟从何而来，它显然没有科学依据。许多中国专家认为，中国社会和政府有能力应对经济增长大幅下降所带来的问题。不过，即使把政治影响置而不论，如果世界上已知的最有效的消除贫穷的动力将经历显著地缓慢期，这仍将很难达到一个理想的结果。诚然，那些依赖出口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诸如德国、日本和韩国――最终不得不让本国货币升值。但是，中国仍旧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其收入水平勉强超过美国的十分之一。而且中国农村拥有庞大数量的剩余劳动力。此外，中国不得不承受前世贸组织时代没有一个国家遵守的工业政策上的严格限制。

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工业的多样性

实际汇率会影响到贸易平衡、出口供应和贸易品生产。那么，究竟哪一个才是通过货币低估刺激经济增长的渠道?

仔细考虑一下“出口”和“贸易”二者说法的不同之处。从长远来看，出口量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我们必须相信出口导致的知识溢出或其他溢出效应。上述这些都很难叙述，我只做了粗略解释，贸易在这些活动中是极为特殊的，因为正是在这里才发现更高的生产力活动。二者与出动本身之间的相关性和重要性大为不同。“出口溢出”依赖技术或市场的外部经济环境。当贸易品跨过国际边界时，市场外部经济环境便随之产生。“专门贸易”则与国际贸易是否确实发生无关。

在《危机后的增长》中，对于那些存在争议的机制，我做了仿佛“赛马”似的一系列比较。结合各个国家和不同时期的固定效应，以每五年为一个次时间段，我对经济增长回归量做了估计。除了固定效应，经济回归量还包括滞后的收入(针对账目合计而言)，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份额、本地生产总值的出口份额以及贸易盈余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

当把工业和出口份额囊括在一起研究时，二者都具有了统计学的意义。不过经过计算和推测，工业活动所能产生的影响比等值的出口份额强大两倍还多。每一份工业份额标准差的增加，估计都会提高1.6个百分点的增长。与此同时，出口份额的相应增长却仅仅能带动0.7个百分点。

事实证明出口份额的结果并不让人乐观。如果把研究样本只局限于90年代后的数据，或者把以较高的出口份额为标的对一些国家(例如卢森堡和香港)进行的相应观察包含在内，那么所得出的出口系数就变得微不足道。也许最重要的是，当我们把样本严格限制在发展中国家，出口份额系数就会稍微变得负向(在统计学意义上)，工业份额系数增长则具有重大意义。由此可见，在这场“赛马”比赛中，工业活动和出口导向型经济中有一方是绝对的胜利者。

工业份额和贸易盈余之间的竞争同样产生出一个绝对的赢家。一旦GDP中的工业份额受到控制，贸易盈余对经济增长亦不会施加额外的积极影响。对所有的样本而言，无论是90年代以后的数据，还是那些已经删掉巨大的贸易赤字或盈余的样本，或者是只局限于发展中国家的样本，这都是不争的事实。在每一个上述样本的运作中，工业多样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贸易盈余并非如此。

这对于已经沉迷于把贸易盈余和出口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意义一目了然：最为重要的是贸易品的输出(这里工业产品是)。如果国内贸易品的需要量能够伴随国内供给量的增加而增加，那么关键就既不是出口也不是贸易盈余。

不依赖贸易盈余的增长之路：工业补贴

让我们回去重新解释我在前面粗略描述过的潜在的增长动力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贫穷的国家，他们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在他们所拥有的资源中只有极少的部分达到现代高生产力水平。当从传统部门的低生产率转变到现代活动的高生产率的结构改革快速推进时，高速的经济增长便也触手可及。这一改革不是自动的、市场主导的过程，原因在于目前存在严重的市场和体制的失败，失败带来的损失被现代各部门以不同比例所承担。较低的国内储蓄水平和较高的资本成本常常成为改革的阻力，这也使得投资和结构调整变得疲软和缓慢。但是，更典型的问题是现代部门中个人与社会收益之间存在巨大的脱节。这些部门既受到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又存在协调失灵，而且由于法律和监管体制的缺陷不得不付出很高代价。这些缺点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先进经济体系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些问题的解决即使不经历几个世纪，也需要几十年的漫长过程。

所以，通过消除市场失灵和修复体制直接解决这些弊端是令人向往的。这一想法虽然被提上议程，但过于宽泛和野心勃勃，因此不切实际。如前所述，成功的国

家已经采取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通过其他一些措施提高现代工业的相对盈利能力，进而间接缓解种种限制。所有这些战略共同点是都具有贸易补贴的作用。

一旦透过这些策略进入其精髓，我们就会更加清晰地理解哪些是工作的中心，哪些是附带的次要事件。尤其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贸易补贴的策略不需要与汇率低估和贸易盈余联系在一起。它可以提高贸易品生产积极性，加之必要的大幅增加利润的途径，这样就摆脱了贸易不平衡带来的波及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溢出问题。货币低估政策实际上是征收国内消费税，与之不同，一项明确的贸易补贴政策(与保持外部平衡的宏观经济政策相结合)促进了国内消费的繁荣。

在实际操作中贸易补贴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正如我在《危机后的增长》一文中的讨论，有三大途径：(一)产业政策；(二)降低贸易品的投入成本，及(三)收入政策。适当的结合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所有这些都可以产生出可贯彻执行的实际政策。

原则上，工业政策非常适合解决手头的问题。它需要做的是增强非传统产品的相对盈利能力，而盈利能力面临着巨大的信息外部经济环境，协调失灵和存在缺陷的体制环境所带来的特别强烈的冲击。提高盈利能力正是良好的工业政策试图所做的。免税、定向信贷、工资补贴、投资补贴、出口加工区是产业政策实施的一些形式。这些政策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针对特殊的公司和部门，因此是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给予另一些人优待和特权。正是这些独特之处，使得工业政策存在理所当然的争议。但是，只要目标完成大致良好――只要关注的是国家基本能力的边缘的新的活动――那么上涨的潜力就很大。工业政策相对于货币低估的优势在于，它允许更多精细的微调和鉴别：传统贸易(如初级产品和一个国家已经建立的自己的工业产品)无需补贴，而且消费贸易品不需要纳税。

在某种意义上，贸易补贴可以跨越国界。虽然贸易品的最终供给量在总数上不会增加，但是以推进经济发展为目标的贸易品最终供给量将会增加。其他国家处于贸易品接受的另一端，如果依旧被动，那么他们自己的工业化的刺激机制将会削弱。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途径，也就是让一些国家使用“最佳的”产业政策，增加那些不使用这些政策的项目的成本。当一些国家采取措施缓解市场弊端时，那些并不是用来处理市场问题的其他花销增加了。因此，只要所有国家从他们的角度优化产业政策，就没有外溢抗衡。如果那些(发展中)国家也适当优化产业政策，棘手的出口溢出效应也会得到有效地中和。

贸易盈利模式篇5

(一)缺乏大外贸、大漉通、大市场的观念。由于出口剖汇构成井贸企业经营的重点及事实上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封锁等现象，使得外贸企业在对外出口贸易业务中首先考虑的是完成任务而不是提高产品的竞争力，都把目光钉在比较好情的：留级产晶上，造成商品大哉仳起被伏．这样地方外贸企业势必会走入单一经营的羊肠小道。虽然这部分企业也会根据国际市坜的信息来调整经营方向和经营布局，但是由于一个地区的商品结构，可供出口的商品数量又很有限，以及由于条块分謇I所产生的利益分配机翩不均等问题。这样所作的调整也只是在流通领域内做文章，没有充分注意和利用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和国际竞争规律等为自己服务，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来达到发展国内生产力，促进地方经济腾飞的目的。

(二)经营方式单一，自我发展乏力．经营方式单一、自我发展乏力的现状，已成为地方外贸企业的一个普遍现象而剩约着其发展，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虽然它的出现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但就现存的企业而言，现在还缺乏改变这种不台理现象．提高自身竞争能力和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手段．这里有两个原因；(1)现有企业规模狭小，无法把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两方面有机地统一纳入企业的经营之中，无法取得规模经济，伴随之而生的是自身得不到发晨，缺乏成本竞争的实力，也不具备强大的能力，无法抵稠消化可能出现的大的市场风险(2)功能单一，投资和融资的能力都较为软弱，在国家财力譬缺而不可能对外贸进行大规模投资的情况下，投有强大的资金实力，其他一切发展计划都将成为泡影．

(三)“造血”功能差。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个企业如果投有层出不穷的看家本颁或绝招来充实自身竞争的能力，那么地方外贸企业要取得进一步发展就会困难重重。就市场竞争要求及国外大的贸易企业相比，地方外贸企业在造血功能方面和竞争取胜招数方面几乎投有什么作用可言，即使有也是徽乎其徽的，根本无优势可谈。如何使地方外贸企业的经营体系发挥“造血功能，这是地方外贸企业今后努力的方向。现在的问题是，由于。造血功能差而导致地方外贸企业不思进取，同于现状，躺在老产品身上过日子，或是盲目随从，步人家后尘，被市场牵着鼻子走。这样的局面形成的后果是：一方面盲目决定生产要素的投入，浪费宝贵的资源，并使我国低度重复、结构雷同的产业结构和地区经济更趋于稳固，各地同类产品一齐涌向容量有限的国际市场，由此而产生低价竞错，肥水外流的令人深恶痛疾的现象。产业结构得不到改进，产品得不到升级换代另一方面，由于褥不到稳定的出口货源作保障，地方外贸企业难以建立多元化的经营体系，从而限制其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对外竞争，同时它也是我国履约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影响了我国对外贸易的信誉。

(一)树立效益观念-建立自负盈亏经营机制。经济效益的取得和自负盈亏经营机制的建立是相互相依，互为前提的。作为地方外贸企业，首先要树立效益观念，建立自负盈亏的经营机制。这里有两层涵义需要明确指出(1)经济效益来自国际市场．向国际市场要效益、要发展，应成为地方外贸企业自觉的行动-要大张旗敢，深人持久地使这一行动深入人心，坚持下去。那种靠在国家身上倒买倒卖，利用不正当手段来夺取的效益应使之绝迹，成为历史。我们的地方外贸企业应充分利用有计翅商品经济的整体力量的特点．参与国际市场，进行对外开拓，发展地方经济。通过地方经济的发展来推动我国对外羟贸事业的发展．(2)自负盈亏为企业建立面向国际市场的经营体系服务。自负盈亏在这方面应该有所作为。它主要通过动力机制、激励机制来发挥其作用。具体说，自负盈亏机倒是通过动力机制、激励机制来强化外贸企业的职能作用的。在市场上，价值规律、竞争规律有自身运行轨道．只有沿着运行轨道前进，企业才有生存的可能，也才会有生存的权利。因此-地方外贸企业只有面向国外市场，以国际竞争中的比较成本利益作为建立羟营体系的杠杆，别无其他选择。这样，过去鄢种以销包产只顾生产，不顾需求的现象就为经营体系所摒弃。唯有如此，企业能发展壮大。

贸易盈利模式篇6

关键词：外贸企业；贸易融资；策略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5-000-01

一、外贸企业运用银行贸易融资的现状

当前，在经济大发展的前提下，我国各大国有银行均开发了国际贸易融资业务，而且在开展了传统出具出口凭证等简单业务的基础之上更开设了复杂性更高的出口信用担保、保理、贷款等风险和收益更高的业务，为大中小型外贸企业扩大了融资渠道也即说明了我国外面融资形式具备多样性和复杂性，尤其是以国际间通行的贸易融资形式的出现，进一步扩大了我国对外贸易融资的便利性。而由于多数外贸企业规模较小，自身实力与信用度不足而且银行管理者对于外贸融资业务还不足的情况下，该项业务并未得到广泛的推广和运用，整体外贸融资业务还存在诸多问题，具体如下：其一，资金短缺面较广，从我国主要的外贸区域的相关报道中可以发现，超过半数以上的企业在资金方面处于短缺状态，唯有不足5%的企业能够获取银行的贷款；其二，资金缺口大，50%的被调查企业的银行融资不足企业资金需求的25%，可见，有九成中小企业的银行融资只能满足其资金需求的一半；其三，贷款难，被调查企业普遍反映贷款难，52.8%的被调查企业认为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难。

二、外贸企业运用银行贸易融资障碍原因分析

（一）银行方面

1.银行对发展贸易融资业务缺乏深入的认识

首先，我国诸多国有银行管理者对于外贸融资业务的认识和印象停留着高风险层面上，即使意识到该业务对于提升银行利润的重要性但心有忌惮，不敢于广发推广此类业务；其次，从银行业务量上而言，其主营业务是本国货币业务，国际业务比重占比较小，不论是业务资源还是人力资源方面不具备优势，使之不愿意在此业务之中投入过多的经历；再次，在盈利方面，多数管理者并未认识到其盈利的空间，认识作用性不大。

2.操作环节复杂，审批程序较多

外贸企业不能需要面临国内竞争还需面对激烈的国外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盈利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自身产品价值、国外政治经济环境、企业规模等，致使外贸经济具备一定的风险性，而银行不仅认识到这一点而且势有将之扩大化的趋势，认为国际贸易不仅风险系数大而且难以掌控，因此在贷款方面层层审批，手续繁杂。

（二）企业方面

1.企业实力不足且信用意识谈薄

我国沿海城市发展外贸经济较多且大都是家族企业，不论是企业规模还是注册资金均较少，市场竞争力不足。根据国家有关政策，生产企业注册资金50万元以上、流通企业注册资金100万元以上，即可申请进出口权，进出口经营权门槛的降低使得大量中小企业得以进入外贸行业，由于自身规模限制，中小外贸企业进出口额往往较小，少则几万亦多达数百万美元。

2.外贸企业的担保条件难以达到银行要求

因对外贸易的风险性，银行对外贸企业的贷款业务管理极其严格，致使多数企业与该项业务之间的要求差距较大，主要表现以下方面：其一，在担保方面，中小型企业难以找到大企业作为担保，而其他担保又不符合银行规定的条件；其二，在社会信用管理体系方面，不论是银行方面还是国家层面并未形成完善的管理体制，致使愿意为中小型外贸企业提供担保的资金极其缺乏。即使个别能够提供担保的企业，其担保费用亦是极其高昂。

3.对外贸易经营管理水平较偏低

对外贸易虽然具有一定的利润，甚至是高额利润但却是与高风险并存的，其经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仅考验着管理者的综合能力还考验着其承受能力。对外贸易融资业务是涉及到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经济法、银行信贷、外汇法规、外语等诸多知识的一项高技术业务，外贸企业在国际贸易融资业务方面的人才缺乏及人才的知识结构单一，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风险管理体系尚未建立，风险意识淡薄。

三、外贸企业运用银行贸易融资的策略

（一）改进审批决策机制以简化审批程序

国际贸易融资业务风险性固然不可必然，但任何贷款业务均存在一定的风险性，银行管理者因抛弃片面的认识。通过全面审核该项业务，不断完善管理体制，减少对该项业务的审批手续，为中小型外贸企业的发展提供相应的支持与帮助。

（二）贸易融资产品的整合、创新、包装和宣传

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日益兴盛的今天，银行现有的融资产品已经难以企业发展的需求，而且随着人民币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不断提升，我国对外贸易结算业务量日益增长且复杂性与形式更加多样，已非简单的资金的收付。因此，我国银行应当与国际银行保持同步发展，加强国际融资业务产品的研发和创新，不断推出符合企业发展求又具备可持续发展的产品。

（三）企业方面

1.加强与银行沟通联系

沟通是促进企业与银行之间业务合作的有力桥梁，是双方增进了解的必不可少的途径。外贸企业欲获取银行的贷款，则必须积极主动的了解银行在国际贸易业务方面融资产品的资讯和规定并做好与之的沟通，严格按照银行规定的要求提交相应的文件等，使银行充分的了解、信任、支持企业。

3.强化管理树立风险成本意识

外贸企业决策者、财务人员和业务员都要转变传统的经营观念，在大力转变经营方式、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营销方式的同时，树立国际贸易的风险意识，将风险成本纳入财务核算的范畴，建立相应的财务会计制度，从而真正将贸易风险防范纳入外贸经营管理之中。

3.加强信用建设树立良好商业信誉

由于国内信任危机的加重，绝大多数银行仅向规模大且优质的企业提供国际业务贷款，而中小型企业几乎不可能获取贷款。因此，对于规模偏小的外贸企业而言，应当从自身管理出发，树立诚信意识，将财务管理指标已经盈利指标等因素纳入到经营管理之中，以实际行动获取银行的信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