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区别范例(3篇)
小农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区别范文篇1
【关键词】黔东民族地区；县域农业经济；特色产业；农业现代化
县域经济属于区域经济范畴，是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行政区划型区域经济，其基本单位是县域。县域内绝大多数土地和人口属于农村，因此农业是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要“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要求“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继续调整农业结构，积极发展畜牧业，推进农业产业化，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壮大县域经济，推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事实证明，县域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县域农业经济的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推进小康建设，创建现代市场经济，实现国民经济全面现代化的最佳切入点和重要载体。
松桃苗族自治县位于贵州省东北部，地处湘、渝、黔三省交界，它也是黔东地区至今唯一保持苗族传统文化突出而显著的一个自治县。全县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是贵州省商品粮生产大县。全县行政区域总面积3400平方千米，耕地面积27250公顷，林地面积148553公顷，森林覆盖率48.8%。松桃县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贫困自治县，现有人口69.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65万人，非农业人口4.6万人，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33.4万人，占48%。松桃县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农业人口多、农村面积大、扶贫开发任务重，是一个典型的“老、少、边、穷”县。由于历史和自然、地理等因素的影响，松桃农业经济的发展对黔东民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一、松桃县域农业经济发展现状
在松桃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2009年，松桃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9.2万元，比上年增加2.71%。在县域范围内，农业总产值占县域经济总量的35%（见表1～表2）。
表12009年松桃县国内生产总值
单位：万元（资料来源：《铜仁年鉴2010》）
表22009年松桃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单位：万元（资料来源：《铜仁年鉴2010》）
松桃县的种植业是以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为辅的模式，主要农作物有稻谷、大豆、小麦、薯类和玉米，经济作物主要为烤烟、茶叶和水果等。近几年来，在大力发展种植业的基础上，该县整合资金，重点发展茶叶、油茶、中药材等主导产业和楠竹、食用菌、葡萄、蔬菜等特色产业，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见表3～表4）。
表32009年松桃县粮食生产总产值
单位：吨（资料来源：《铜仁年鉴2010》）
表42009年松桃县经济作物总产值
单位：吨（资料来源：《铜仁年鉴2010》）
除种植业外，松桃县的畜牧业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尤其是草地生态畜牧业。该县正着力引进新西兰高效农业发展模式全力打造“黔东草海”，大力发展草地生态畜牧业。到2009年末，全县大牲畜、生猪、羊的存栏数分别为72456头、333076头、79925只，畜产品肉类产量32137吨。虽然目前畜牧业发展还没有形成较大规模，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发展潜力和发展优势。
二、松桃县域农业经济发展优势
（1）自然条件优越，适宜农业生产。松桃县地跨东经108°36′～109°24′、北纬27°50′～28°30′，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春暖夏凉，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水热同步，无霜期长达280天左右，光照散射多于直射，特别适于农作物和各种优质牧草等绿色植物生长。松桃境内年平均气温15.7℃，昼夜温差处于猪、牛、羊等畜禽最佳生长温度范围，适宜畜牧业发展。因此，该县立体农业气候比较突出，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2）交通便捷，有利于打开外部市场。松桃县地处黔、湘、渝三省交界，素有“黔东北门户”和“一脚踏三省”的美誉。它东邻张家界风景名胜区，西靠重庆大都市，北临三峡旅游区，南依省城贵阳，其直通半径都在250公里之内。境内交通便利，通讯发达。“一纵一横一环八连线”的公路主骨架基本形成，铜（仁）秀（山）高等级公路，鲇秀、松吉、凤大三级油路贯通全境，通乡油路率达64%，通村公路率达63%；铜仁机场就在其大兴镇境内，现已开辟多条旅游航班；渝怀铁路入黔第一站松桃站已建成通车；杭瑞高速即将过境，运输能力逐步增强。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实施和沿海辐射西移，长江经济开发逐步向西推进及重庆大经济圈的建立形成，处于湘、黔、渝二省一市结合部的松桃，将以其独具的优越区位打开周边市场。（3）农业资源丰富，可开发潜力较大。松桃县种植业较之黔东各县来说具有一定的优势，是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县，其粮食作物水稻、玉米无论产量还是质量都高于其他各兄弟县。加之海拔落差大，立体型气候特征明显，生物多样性突出，农特产丰富，中药、茶叶、魔芋、珍珠花生、牛肝菌、薇茶等绿色产品在全国享有一定的声誉。林业资源富足，有林地14.8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48.8%，活立木蓄积465万立方米，水能资源丰富，极具开发利用价值。（4）依赖特色农业发展，比较优势农业可望形成。松桃县依托其独特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茶叶、油茶、中药材等主导产业和楠竹、食用菌、葡萄、蔬菜等特色产业，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加之政府积极引导，稳定农作物种植面积，大力推广优质品种，比较优势农业可望在近几年内形成。
三、松桃县域农业经济发展劣势
1．生产要素集中化的程度较低，农业结构呈小农结构特征。在黔东山地农业的条件下，由于农户居住分散、地块较小、工具简单，农业生产经营主要以农户的家庭经营为主。目前大多数农村仍滞留在“家庭单一经营、自我服务”为主的小农生产状态之中，生产要素集中化程度比较低，导致农户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突出，农民只能获得产中极其有限的利润，而不能最大限度地获取产前和产后多种利润，整个农业和农村经济还没有从根本上实现由生产型向市场型的转变。
2．农业耕作方式落后，科技力量薄弱，农产品附加值低。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黔东山区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一是基础设施较差，跟不上农业发展的要求，二是农业技术装备落后，农业生产主要靠传统手工方式进行耕作，机械化程度低。由于没有专业的农产品市场，致使分散经营的小规模农户难以有效适应市场的动态变化，观念里只有“种”和“卖”二字，没有现念，不注重农产品深加工和特色经营，生产表现出较强的盲目性和趋同性，致使农产品无比较优势，卖不了高价。
3．特色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发展支撑不足。松桃县主要是依靠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农业，缺乏对市场的认识和资金的投入，发展支撑不足，大部分优势资源没有形成产业化经营。农产品加工、转化、运销明显滞后，龙头企业极少且规模小，经济发展水平低。加之全县经济总量小、财政收入低，农业投入十分有限，农民收入水平低、增长慢，金融机构支持力度小，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
4．县域工业经济落后，经济基础薄弱，没有反哺农业的能力。县域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县域工业的支持，工业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动力。目前松桃县域工业经济落后，无法对农业的发展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护，农业投资严重不足，原有的农业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抗灾能力弱，农业发展缺乏后劲。除此之外，农村市场发育缓慢，特别是农村土地流转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农业经营规模过小、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耕地资源日益短缺等也是松桃县域农业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四、对松桃县域农业经济发展的建议
1．大力开发特色产业，逐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虽然松桃县目前正在着力发展特色农业，但许多项目还没有实现规模化生产、科学化管理、产业化经营，没有形成自主品牌。因此，应加大投资和开发力度，大力推广农业先进适用技术，提高优良品种和重大技术引进的水平，不断增强农业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要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注重开发农业的多种功能，发展高效循环农业，延长产业链，推进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建立符合松桃县域特色的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在经营模式上，应依据市场选择好区域内的主导产品，扶持建立生产该产品的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参与产业化经营，形成以市场带产品、产品带龙头、龙头带农户的经营模式，形成区域优势和产品优势。
2．建立原产地保护制度，开发松桃特色农产品。松桃拥有丰富的原产地农产品资源，如茶叶、花生、中药材等，但长期以来未能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为此，政府应继续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制定各项政策措施开发利用及保护优质农产品资源，逐步建立起原产地农产品保护制度，发展松桃特色农业经济，实现农户增收、经济增长。
3．着眼于发展现代化农业，打造优势品牌。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结合松桃县的实际情况，用现代化的经营方式发展农业，实行农业生产规模化、专业化、商品化还需很长一段路要走。在未来的发展中，应立足于松桃优势资源的开发利用，力争打造出适应市场竞争的优势品牌，推动农业的整体发展。
4．培养现代农民，用现代化科学技术武装农民。要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关键在于农民。没有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就得不到转化，农民抵御市场风险、把握市场机会的能力就难以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农业现代化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松桃县劳动力资源丰富，但整体素质偏低，大部分农民文化程度低，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因此，应加大农村教育投入，通过基础教育和农民专项技能培训，着力推进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加强农业科研、农技推广工作，将农民培养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5．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强化农业科技信息支撑和服务。农业现代化离不开信息化的支撑，农业信息化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没有农业信息化，就不可能有农业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实现农村的全面小康。农业信息化是改造传统农业、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加快农业信息化，抓住信息网络所能够提供的低成本、多样化、广覆盖的信息传播、知识扩散机遇，向广大农民传授各种先进适用的专业技术知识，提供多样化的信息咨询服务，这样才能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多领域开阔农民视野、提高农民素质、推进农业发展。
综上所述，松桃县农业经济的发展有其一定的优势，也有不可避免的劣势，作为黔东民族地区农业大县，该县农业经济的发展虽然不能完全代表该地区农业发展的状况，但对研究黔东民族地区的农业经济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在未来的发展中，松桃县应立足本地区实际，结合本地资源，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现代农业，走市场化农业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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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农地权益;积极性;地区差异
一、农民维护农地权益积极性的地区差异的表现
当前农民维护农地权益的积极性受经济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地区差异特点。经济发展好的城市及城郊农民维权意识高,维护农地权益的积极性高;远离市中心地区及偏远农村的农民农地权益维护意识较弱,维护农地权益的积极性低。这两类情况在我国非常之多,以下是相关案例。
2005年6月河北省定州市绳油村的数十名农民因反对低价征地,在荒地窝棚里“死守”土地。11日凌晨,这些农民遭到了二三百名男子突袭,造成6名农民死亡,51人受伤送院等(据《新京报》)。绳油村隶属河北省保定市定州市小油村乡,位于107国道定州段西侧,距定州15公里,距石家庄不足30公里,地理位置优越,土地经济价值高,农民维护土地权益的积极性高。
2009年11月4日上海迪士尼项目申请报告获国家有关部门核准。对于迪士尼项目首期动迁成本的60亿元,被征地的人只关心自己能从中拿到多少补偿。于是为了增加补偿额,当地村民大兴土木,趁机搭建大棚。甚至连有些六灶镇(离征地范围几公里之外)的人也搭起了假山(假山的补偿金比大棚高)。虽然村民的做法违规,但由于上海是个国际大都市,人多地少,地价高,土地价值大,特别是迪士尼落户后,川沙新市镇及周围地区瞬间成了“天价地”。所以当地农民土地被征收后,断了个财源,他们为维护农地权益不惜违规。
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洋溪乡的岩兜村是个交通不便,地势崎岖,人烟稀少,房屋分散的小山村,村中大多是留守儿童和老人,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土地大多荒置,土地的耕种面积占土地总面积额百分比很小,因为农业回报率低,农民耕种的收入少,所以土地价值很低。当调研人员问村民农地权益受损时是否会去维护权益,60%的人回答不会,30%的人回答不知道,10%的人回答会。数据显示大多数人采取消极接受事实的态度,不会主动维权。
地理位置优越地区因为土地地价昂贵,价值高,所以农民维护农地权益的积极性就大,而小山村的地理位置经济价值低,对于村中稀少人口而言,土地供过于求,价值很低,所以农民维护农地权益的积极性很低。不同的社会经济概况决定了农民维护农地权益积极性的地区差异的存在。
二、农民维护农地权益积极性的地区差异原因分析
农民维护农地权益的积极性呈现地区性差异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发展程度决定的。土地价格高低受当地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而农民维护农地权益的积极性主要是由土地利润决定的。土地带来的收益和成本的问题,直接影响了农民维护农地权益的积极性。
(一)受级差地租大小的影响
经济发展好的城市及郊区地理位置优越,但土地资源有限,土地需求量大,土地供不应求,价值高。而远离市中心地区及偏远农村的土地地理位置不好,土地需求少,而且农村可耕种土地面积与人口总数的比例较大,土地价值低,所以农民维护农地权益的积极性呈现地区性差异。土地有肥沃程度、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差别,所以等量资本投入生产条件相同、面积相同的土地,劳动生产率和产量收益不相同,土地带来的利润不相同。级差地租的产生,是由于个别资本利用了有利于提高土地生产力的自然条件,而比其他一般资本具有相对较高的生产率。经济发达地区的改善土地肥力措施设备比较完善,所以多数土地肥力程度更高。而且处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土地地理位置优越,为开发利用土地节省了运输费用,成本低,收益高,投资商投入同量资本相应会产生较高的利润率,因此取得超额利润。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投资商纷纷购买土地,而土地资源有限,当供给小于需求时,地价就会上涨,土地增值速度随供不应求的加剧而加快。土地的价值很高时,土地带来的收益高,当自身合法农地权益受损时,农民维权的积极性就高。相比之下,远离市中心地区及偏远农村地区地理位置差,交通不便,没有区位优势,投资当地土地的收益少,投入产出比低。而且农村限于经济落后,没有资金改善土地肥力,土地自然生产力逐年下降,传统农业产出低。所以土地给农民带来的经济效益少,土地价值低,当农地权益受侵犯时,农民维权的积极性不高。
(二)受人口密度的影响
远离市中心地区及偏远农村人口密度较经济发达地区低,地广人稀,再加上经济不发达,交通不方便,人口流动性差,人民生活水平低,对农产品的需求量少,对住房的需求量也小。农民产品大多是自给自足,生产过剩造成了资源浪费,也不能给农民带来增收,土地经济价值无法实现。再者是由于农民收入少,改善生活条件的能力低,生活简单,生活质量低,房地产业发展程度低甚至无法发展。所以土地除了耕种功能外基本无其他功能,功能的局限性导致了土地经济附加值低。土地在当地人眼中的地位不高,价值不大。所以农民对于维护农地权益的积极性不高。经济发达地区人口密度高,人口流动性高,农产品需求量大,农产品销售利润大,耕种土地的经济效益好。而且城市住房需求量大,房地产业利润高,促使房地产业迅速发展,开发商对土地的需求大,土地价值高,所以一旦农地权益受损,农民的维权意识高积极性也高。
(三)受产业结构的影响
据核算,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335353亿元,比上年增长8.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5477亿元,增长4.2%;第二产业增加值156958亿元,增长9.5%;第三产业增加值142918亿元,增长8.9%。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6%,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6.8%,下降0.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2.6%,上升0.8个百分点(中华人民共和国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由数据可知第二产业对一地经济发展的重要程度高于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农业对经济的贡献率低于工业。经济较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较完善,主要以工业、服务业为主,辅以农业。厂房、员工宿舍建设需要土地量大。特别是工业发展水平越高的地方,对产房的面积要求越高,而土地总面积有限,所以当发展产业对土地的需求量大于供给量时,地价飙升,土地价格昂贵。当自身合法农地权益受损时,农民的维权积极性就会更高。而偏远地区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种植结构过于单一,且限于技术水平农村无法发展“两高一优”即高产、高效、优质农业,耕地产出低,纯农业户收入渠道狭窄,不易增收,农民收入随农产品价格上下波动而波动,稳定性低。而且偏远农村由于村落的分散性,再加上土地地势高低起伏不一,农业的发展无法形成规模,更不可能建农场发展混合农业。土地带来的收入少。由于农村的第二产业发展基础薄弱且后劲不足,无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而且由于资金不足无法发展特色产业。土地经济效益低,无法满足农民追求稳定收入的生活需求,给农民带来的物质、精神享受都不高,土地价值低。所以农村如果不能优化传统产业结构,增加土地的利用价值,农民维护农地权益的积极性就不会高。受产业结构的影响,土地给农民带来的收益高低不一,农民维护农地权益的积极性也不一样。
(四)受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交易费用差异的影响
城乡二元结构是指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我国城乡经济发展主体不同,城市主要发展现代化大工业生产,农村则发展传统小农经济,城市的基础设施发达于农村,人均消费水平也远远高于农村,城郊农民收入也比农村农民收入高。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城乡农民维护农地权益的费用占农民收入的比例的大小不同。交易费用是指在一笔交易中,交易双方在买卖中产生的各种费用。二元结构的存在,阻碍了城乡农民平等的维护权益,也决定了维权的困难程度不同。当维权费用高于维权所带来的收入时,农民就会亏损,所以对于经济条件差的农民来说维护农地权益的交易成本很高。从个人利润最大化角度来看,农民不会去维权。而且农民法律意识不高,维权途径狭窄,成功维护农地权益的不多,所以农民的维权积极性低。相比之下,经济发展好的城市及城郊农民经济状况比较好,比较能承担起费用,再加上文化程度比较高,法律意识比较强,维权胜算大,维护权益的交易费用相对比较少,所以维权的积极性更高。
(五)受土地利用模式及经济效益差异的影响
远离市中心地区及偏远农村的土地利用模式单一,以种植业为主,回报率低,农民利润低,同时农民自己生产的农产品销售也受到实验室高科技农产品的替代效应的影响。出于对新生事物的好奇心理及购物者的从众心理,大众逐渐由购买农民自己生产的农产品转向购买高科技农产品,产生了羊群效应。农民自己生产的农产品的价格就会下降,由于农产品是必需品,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小于1、大于0,需求缺乏弹性,价格上升,需求量减少,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但是降价所引起的需求量的增加率小于价格的下降率,所以降价最终会使销售收入减少,农民的收入就会减少,从事农业的收入低,土地带来的效益不高。
再加上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防范意识的增强对农产品销售造成了间接影响。由于某些农民的农产品农药残余超标问题,市场上的消费者对农民摆摊销售的农产品质量信心下降,大多数消费者转向生鲜超市购买新鲜的蔬菜瓜果等农产品。使得农民摆摊销售的市场销售额下降,利润降低。迫不得已把农产品转卖给超市,超市从买卖交易活动中赚取价差利润,由于农民在交易中的被动地位,超市压低进价,导致农民收入不多,甚至收入小于支出。土地给农民带来的利益少,农民对于继续种植农作物的发展未来缺乏信心,所以土地的价值就不高,农民维护农地权益的积极性就不高。
而城市及城市郊区土地利用模式多样化,可以发展高科技农业、旅游业、房地产业等,开发途径多,经济效益高。并且城市未来发展前景广阔,农民对土地未来价格的心理预期高,所以不会轻易放弃维护农地权益。两地区土地的利用模式单一与多样之间的差异造成土地的需求量及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高低不一样,农民对土地的珍惜程度就不一样,维护农地权益的积极性就不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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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区别范文
内容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越来越大,本文将理论界对农业产业结构、农村劳动力转移、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等多个角度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各种观点进行归纳,并从不同角度对农民收入与城市圈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城市圈农民收入
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越来越大,理论界对农民收入与城市圈发展的关系分别从农业产业结构、劳动力转移、城市集群发展与产业结构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本文对此进行了归纳。
关于农民收入问题的研究
(一)不同角度关于农民收入问题的研究
1.从资源禀赋角度谈农民收入问题。王雅鹏(2008)等认为,在同样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下,生产收入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生产者所占有的资源及生产要素的多少。作为农民来说能给其带来收入的资源和要素无非是劳动力和土地。而资源(主要是耕地及其它土地资源)禀赋的先天不足,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首要约束因素。其次我国农民接受的低水平教育也是制约其收入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农民接受的教育水平的高低会影响他们的劳动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农村的人口素质普遍较低,其生产渠道因为其自身素质低而受到很大的限制,难以转入其他行业。韦鸿等认为,从我国农户拥有的资源来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土地、生产性固定资产、人力资本、储蓄和手持现金。这几大类资源是农户获得收入的主要渠道。在市场经济中,资源的多少决定收入的高低,农民拥有的资源数量稀缺,导致了农民收入低。
2.从农业结构角度来谈农民收入问题。张晓山提出,目前农业结构调整主要体现在各种农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减上,而不是在提高农产品质量、科技含量以及加工增值上,并且没有进入战略性结构调整的轨道。种植业的结构调整导致各地普遍积压粮食,上的大多是蔬菜、瓜果及少量的药材、花卉、苗木等。但调整后新上的产品又大都档次较低,一般是以初级产品的形式进入市场,同时农产品的结构调整并没有随着我国消费群体的扩张而扩张。城市消费者对农产品的消费有一定的刚性,而农民对商品性农产品的消费又非常的有限。因此,结构调整后新上的产品增加势必影响农产品的价格。
3.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角度谈农民收入问题。郭书田认为,改革开放前国家的劳动人事制度很少为农民考虑,农村劳动力的出路只有处在原地,到城镇就业被认为是盲流;改革开放后,农民进入市场经济的大学校,民工潮不断增长。农村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人均占有资源,主要是土地资源的数量很少,因而土地报酬递减的趋势也很明显,生产率提高缓慢而成本却迅速增高,其它措施都很难显著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增加农民收入。新阶段农业、农村问题的实质是农民的收入增长问题,而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深层原因是农村就业不充分。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这是世界各国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基本经验。而我国农民增收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在于向二、三产业和城镇转移农业劳动力比较难。
4.从思想观念角度谈农民收入问题。林光彬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在社会等级制度的影响下,一切按等级划分。不同等级的人享有不同的待遇,农民一般处在社会的最低层,处于相对被歧视的地位。而农村也是处于以城市为中心的边缘地区,各种条件都受到限制,农业在现代产业发展中也处于地位,往往是现代工业发展的牺牲品。
“三农”问题除与忽视和轻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现象有关外,也与人们对现阶段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偏差密切相关。其一,对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有所动摇,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工业服务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将越来越大,农业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正逐步减弱。农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逐步下降,很容易使人们怀疑农业的基础地位,以致轻视甚至忽视农业;其二,片面强调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贡献而忽视对其保护和支持;其三,对改革后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形势盲目乐观,对其进一步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估计不足(陈艳等,2005)。
(二)关于农村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研究
陈宗胜认为,在现存公有经济中存在着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两个部门之间的收入差别,两部门内部收入分配差别,以及两部门人口比重或人口工业程度对收入差别存在着影响;而影响部门内部收入差别的因素主要是劳动差别、劳动供求以及受资本等影响的剩余/生计比等因素。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进入较快发展阶段,两部门间的差别扩大,人口转移程度加快,劳动差别随着社会文化教育水平分布差别扩大和白领阶层的出现而扩大,从而导致收入差别相应扩大。其次,由于劳动者消费欲望的增长和产业发展使得积累降低、消费提高,生计剩余随之提高,从而剩余/生计比提高。在所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居民总体收入差别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出现了扩大的现象。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部分学者为主体,有中外学者参加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认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与经济发展有关,特别是改革以来城市非国有经济与农村非农经济的较快发展,是导致收入差别扩大的两个强有力因素。经济改革及经济政策也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别加大的重要原因。
另有学者从多重二元角度出发讨论我国居民的收入差别变动,认为我国居民总收入分配差别扩大的原因是由于经济二元结构和体制二元结构所致。
除上述观点外,王福重等人从所有制等方面分析,认为收入分配差别扩大的原因:一是目前我国多种所有制并存所致,二是市场缺陷所致,三是管理上的疏漏所致。
(三)关于收入分配政策建议的研究
“抓两端”这种观点简而言之就是在正常收入的范围内分配差别的扩大是公平程度的提高,政府不应过多干预。政府政策的关注重点应集中在两端,即在一端抑制非法和非正常收入,在另一端消除贫困。
“加快发展劳动力市场”,主要以赵人伟、李实等人为代表,这种意见认为,由于中国收入差别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城乡之间的差别和地区之间的差别,对于我国这样一种如此特殊的收入分配格局来说,仅仅依靠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是远远不够的。解决这一问题更为有效的方法是加快发展更加开放性、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平抑区域之间的工资率以及相应的收入差异。
“收入再分配调节”这种意见强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应运用宏观调节政策,特别是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协调地区经济的发展,缩小地区之间收入差别。杨宜勇提出了“初次分配为重点、兼顾再分配”的观点。即一方面应重点解决初次分配领域中的问题,以达到“公平竞争,提高效率”的目的;另一方面也要兼顾再分配领域中的问题,以达到“缩小差别,结果平等”的目的。
关于城市圈内农民收入问题的研究
(一)关于城市圈发展中农民城市化与农民收入分配的研究
吴锋、王红(2009)认为,都市圈作为区域城市群发展的一种形态,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从城市的空间拓展和功能协作等角度来合理协调区域发展及区域资源的配置。在形成过程中,随着都市圈空间不断的扩大和产业集聚过程对劳动力吸引的不断加强增大,导致了大量的农村居民向城市聚集,这个过程中大量的农民向市民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政策性隔离、都市圈发展进程中准备不充分、农民自身素质不高等问题;并提出了要科学规划都市圈的发展、大力推进政策改革和加大社会的人文关怀等建议。
黄肇漳等人认为,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催生出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对促进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农民工市民化既是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又是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要求。当前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有打工收入、社会保障、城市住房等经济因素。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加快,就要尽快建立农民工工资增长机制,逐步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推行农民工住房优惠政策等措施对策。
刘加顺、邓明然(2006)认为,我国政府对城市化的影响要远远大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基本上是一个自然推进过程,这个过程很少用特殊政策来干预城市化,企业的选址完全受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公民的择业和迁移受自身理性支配,可以在任何一个城市就业和住居,不受政府干预,政府只是制订政策和采取其他措施进行引导。我国的城市化一直是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化,在人口的迁移上与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我国的城市化政策一直限制大城市的发展,支持中小城市发展,并用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公民的自由迁移。政府干预下的城市化是一种扭曲的城市化,户籍制度延缓了城市化的步伐,鼓励就地城市化的乡村城市化模式造成了小城镇遍地开花的局面。这违反了城市规模经济的基本原则,造成中小城市聚集不经济,产生独特的中国分散型城市化以及城市发展体系中的断层现象,影响了都市圈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农民的收入。
(二)关于城市圈发展中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民收入分配的研究
曾侃融(2009)认为,在城市圈“两型社会”的建设中要跳出传统的产业模式,实现优化升级,符合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在城市圈产业结构发展中存在着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优、产业规模小和产业链条短、资源和环境压力大、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和农业发展粗放等问题,应该围绕“两型社会”的标准建设,按照政府引导、市场配置、突出重点、兼顾协调原则,突出工业主导,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壮大优势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协调发展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基本形成一、二、三次产业协调发展,与“两型”社会需求相适应的产业体系。
杨烨军、宋马林(2008)认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的增长有着显著的作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水平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会相应提高。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是农民收入增长变化的原因,即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的加快。加速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政策建议有以下几个方面:对农业要依靠科技进步,促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发展;对农村第二产业要以农产品加工业为重点,实现农产品增值;对农村第三产业要大力发展农村流通组织,特别是外销网络。要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奔小康的目标,都必须把大批农业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增加农村第二、三产业在农村经济中的比重,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
张根明、谭齐(2008)认为,城市群产业结构变动,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同互动关系。尽管城市群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都不具有平稳性;但就长期而言,存在着某种经济机制使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共同的变动趋势。因此,通过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从而控制经济增长的产业政策,对城市群具有积极效应。为此,要遵循“二、三、一”产业指导思想,最能有效地拉动经济增长的是第二产业;要遵循分工协作的产业发展思路;要加强与周边城市群合作,改善产业结构,提高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带动农民就业,促进城市群经济发展。
刘承良、田颖(2008)认为,分析武汉城市圈“1+8”中心城市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阶段,可以看出城市圈已经形成以主导产业为龙头的经济一体化态势,但产业经济基础城际差异明显,形成一定圈层分异,导致圈内农民收入存在很大差距。内圈层“鄂-黄-孝”城市群产业经济发展较快,基本处于工业化初中期的较高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相对外圈层(其它5个城市)更有竞争力。核心城市武汉表现最为明显,处于“一极集聚”的产业格局,空间极化明显;产业结构以二产为主体,工业化构成城市圈整体的产业经济基础,一产局部占重要战略地位,整体竞争优势不明显,二、三产向“质量型”发展,具备较强的产业升级拉动力。对于城际主导产业关联性不强、产业链群未能充分发育、区域产业经济一体化程度较弱的结构性问题,提出了武汉城市圈“一核三圈三带四链”的产业格局优化重组战略。
方创琳、蔺雪芹(2008)认为,城市群形成与发育过程就是其空间结构优化与整合的演变过程,也是产业不断重组和优化的过程。研究城市群的空间整合与合理化组织,有助于密切各城市之间的产业合作、结构互补,有助于为城市群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寻求良好的产业竞争与合作之路,通过城市群产业集群发展和特色产业带来促进农民就业,提高农民收入。
他们提出,武汉城市群空间整合过程中由“一核(武汉主核)、两环(武汉市区绕城高速外环和环武汉城市群准高速外环)、两带(由东北部与东部的桐柏-大别山和南部的幕阜山构成的两大区域生态屏障)、四轴(四条城镇与产业发展集聚带)”组成的点轴结构方案,由“核心圈、紧密圈、辐射圈”组成的圈层结构方案,由黄-鄂-黄东部产业-城镇组团、仙-潜-天西部产业-城镇组团、孝-汉-应西北部产业-城镇组团和咸-赤-嘉南部产业-城镇组团组成的组团结构方案和由“一主(超大城市武汉市)、一副(黄石市区和大冶市区组成的特大城市)、七节点(黄冈市区、孝感市区、鄂州市区、仙桃市区、潜江市区、咸宁市区、天门市区)”组成的形态结构方案;并且提出延伸汽车、光电信息、钢铁、有色冶金、石油化工、盐化工、纺织服装、造纸及包装、建材及建筑、农副产品加工10大优势产业链,建设具有区际意义的15个产业集群和7大特色产业带的产业发展与布局思路;同时,也相应提出了武汉城市群九大城市之间产业合理分工与协作方案。
参考文献:
1.王雅鹏.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理论基础探析[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2.陈艳,王雅鹏.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研究综述[J].江西财经大学报,2005(2)
3.吴锋,王红.我国都市圈发展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J].2008中外都市圈发展报告,200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