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非遗的方法范例(3篇)
传承非遗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刑法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为重要特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对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当鼓励和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刑法保护，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该继承人需不需要刑法的特别保护，我个人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刑法保护的需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需要收到刑法的特别保护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非物质遗产传承人需要履行特殊的义务，我们在法律上常常讲，权利和义务是相对应统一的，一个人承担的义务越重，那么他享受的权利应该是更多。根据《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要承担的义务包括根据相关文化主管部门要求提供技艺要领、技术资料，这就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放弃对该项技艺的绝对私有，将来面对的极有可能是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享资源，这项义务的履行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丧失极为宝贵的资源。传承人还应该毫无保留地向学徒传授技艺，这是一项巨大的牺牲和奉献。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本身具有数量极其少，不可复制性的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今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继承人，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消失，虽然说我们国家已经在不断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采取了一些行政措施，给挤了一定的经济支持和技术上的指导，但是这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传承断代的局面，因此，传承人的数量还是极少数。非物质文化遗产绝大多数都是缺乏时取资料而依靠传承人口口相传使得技艺得以保留，传承人的作用就显得更加的突出。在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承人仅仅就那么一两个人，如果连这一两个人都因为一些原因受到伤害或者丧失生命，损失最大的应该属于国家文化的灭失，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如何让保护国家的这种文化资源权利，最基本的就要保护好这项文化的传播者。
以目前的刑法规范看来，对于传承人的保护并没有特别的规定，仅仅可以按照普通公民的相关待遇来规定，也就是说按照目前刑法来说，如果对传承人做出故意伤害行为甚至是剥夺生命的行为，尽可以按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对犯罪者实施制裁，但是这样并没有凸显出这种故意行为的相当严重社会危害性，没有凸显出刑法对于传承人这个特殊身份的保护。
二、刑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方式
在现实生活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的行为方式包括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刑法如何在这两个罪上面实现对传承人的特殊保护？我认为对于故意伤害和故意杀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的行为，应当从重处罚。我们分析一下适用故意伤害罪、故意杀害罪从重处罚的犯罪构成要件：
主体是一般主体。
主观方面要求是故意。故意包含着意志因素和认识因素。我们都知道“明知”属于故意的认知要素，明知的内容一般来说都是日常工作中的事物。对于故意伤害、故意杀害的一般行为，主观上要求行为人是故意，明知其行为可能造成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是对于故意伤害、故意杀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行为，不仅要求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一定的危害结果，而且要求行为人明知犯罪对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因为我们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区别于一般的公民，也就是说此时是针对特殊主体的犯罪，必须要求行为人对其身份有所认识。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犯罪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所做出的犯罪行为，我们在此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特殊身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犯罪时是否适用从轻、减轻处罚。根据我国现行刑法，根据犯罪者身份的不同适用从轻、减轻规定的，包括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精神病人。从这个方面看来，这些人都是在认知上未发育完全或者是发育存在障碍，在生理上都具有一定的缺陷或者是机能的退化。但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本身虽然具有一定的数量上的稀缺性和价值上的不可替代性，但是我们综合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如果不属于前面所提到的三类人，那就不可基于其特殊身份而得到从轻、减轻处罚的特殊保护。
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利用自身便利条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破坏的，是否应该适用现有普通罪名并且从重处罚。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和其所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智力载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转换为实物或者成果的中转站，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枢纽，因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相对于一般人来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具有更直接的优势和更重大的责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此除了故意、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之外，不能适用渎职类犯罪的规定。如果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经个人申请后被认定为部级的项目代表性人物。
参考文献：
[1]徐辉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律保护机制探讨》，《民主与法治》，2008年1月。
传承非遗的方法范文篇2
关键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体育；概念；法律保护
中图分类号：G80-054文章编号：1009-783X（2017）01-0132-05文献标志码：A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10月颁布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随之正式成为官方术语和操作概念，在人类文化遗产的范畴中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体育非遗”）生动地呈现了各民族人民的生产习俗、生活风貌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人类社会的历史遗存，更是民族文化中丰厚的精神养料，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但长期以来，由于人为和非人为因素，世界各国体育非遗不断遭到损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这一现象愈演愈烈，尤其是在偏远落后的地区，一些体育非遗项目已经消失或濒临灭绝。学界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应时而兴、亟待解决的课题进行了探索，围绕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已非常丰硕。鉴于此，本文从概念与内涵、价值、保护、传承和发展5个方面对体育非遗研究进行梳理，以期为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建言献策。
1.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进展
1.1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与内涵的研究
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与内涵的探讨，学界基本遵循了一致的解释路径，认为体育非遗是“体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2个概念的交织，该类别文化遗产必须同时满足“体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要素；但基于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国内外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体育”概念与内涵的解读不尽相同，至今没有形成共识。体育非遗尚存在概念与内涵不清、类别归属不明的现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些具有体育属性的项目，例如维吾尔族达瓦孜、塔吉克族鹰舞等，其类别归属传统体育、杂技、民俗还是民族舞蹈难以准确定位。
李凤梅认为体育非遗可以理解为被某一区域人口或固定群体主要用于健身、娱乐、祭祀、竞技等目的所遗存的各种身体活动形式和知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物、器具和文化空间。彭金城认为体育非遗是世代传承、体现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的形式及相对应的文化空间，包括传统体育技术、动作要领、表演艺术、文化精神等内容。实际上，体育非遗最核心的内涵不是外在的物质表现形式，而是文化持有者在表演和创作过程中含有的特殊内蕴和技艺。从承载主体“文化持有者”的角度来看，体育非遗是“活”的，因而对体育非遗概念与内涵的认识应该是动态的，它随着时间和实践的绵延不断诞生出新的内涵。
1.2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研究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包括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精神价值、科学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目前，相关研究集中于文化价值、教育价值和经济价值等方面。孙健等以传统蹴鞠运动为研究对象，研究认为传统蹴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软实力”主要表现为文化的自信力与凝聚力、沟通力与协调力、传播力和感召力。李成银等认为，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在于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民族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马磊认为，河南省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族传统体育历史价值独特、文化价值内涵丰富、文化传承的原生态性突出、现实意义重大。
通过整理相关资料可以看出，体育非遗价值研究正处于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第一，针对体育非遗价值的研究还处于较为分散的状态，尚未形成系统，研究时应当从多角度、不同层面，根据不同需求进行具体研究。第二，缺乏对体育非遗价值多样性与关联性的研究。在探讨体育非遗价值时，我们应该从主体和客体2方面加以考察，不仅要认真研究体育非遗本身，而且要认真地研究体育非遗背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1.3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项艰巨复杂的文化工程，要求不同领域的学者和保护工作者结合自身专长，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索。目前，体育非遗保护研究主要集中于保护主体、保护内容、保护方式、保护成效评价等方面。白晋湘针对体育非遗保护的有限性，从分级保护体系、法制保护机制、博物馆、数据库、文化持有者、文化空间等方面提出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万义认为体育非遗保护需摒弃“原生态体育”的保守理念，厘清保护对象与保护边界，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注重各生态系统间的动态平衡。张春燕从法律保护的视角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体育非遗法律保护中存在的问题。袁育霞认为将武术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其保护与发展提供良机，并基于此提出武术的保护策略。
近年来，围绕体育非遗保护的研究非常活跃，部分学者力主“原生态”地保护体育非遗，这种“原汁原味、回归本源”的主张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因为所谓的“原生态”是相对而言的，刻意追求理想中绝对的“原生态”只会是劳而无益，必须以发展变迁的观点考察体育非遗的原生态、本真性。事实上，体育非遗保护的真谛不在于“原生态”“非物质”或是“物质”，而在于“非物质“物质”之间人的生活态度。
1.4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研究
体育非遗传承研究涉及传承项目、分布区域、历史渊源、基本内容、传承谱系、基本特征、濒危状况、主要价值等多个方面，主要集中于体育非遗传承现状、体育非遗传承原则、体育非遗传承制度和体育非遗传承路径。牛芳等以徽州嬉鱼灯活动为个案，对徽州民俗体育非遗传承特性、传承危机进行研究，提出相应的传承策略。张庆武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探讨华佗五禽戏传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应完善华佗五禽戏管理体制、增加经费投入、加强教育传承和传承人保护等。王书彦等从制度角度入手，对体育非遗传承人的认定存在申报审核制度难以规避地方不当利益、传承人评审标准模糊等问题进行探讨。
从以上对体育非遗传承的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基本采用了“经世致用”为主导的学术研究范式。“经世致用”的宗旨在于密切关注社会问题，敢于面对社会问题，致力于济世安民。近年来，体育非遗的研究表现出尚实务实的特点，有效地促进了体育非遗传承工作的顺利进行，并根据非遗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合理引导；但相关成果以定性研究为主，得出的结论难免带有主观性，对一些重点问题关注度不高，例如体育非遗的群体传承、教育传承等方面研究不够深人。
1.5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研究
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正确理解应是具有良好的造血功能，并具备自身的特色。具体来讲，就是要求文化持有者“向内求深度，向外求广度”，向内求深度是指要保持体育非遗自身的文化特质，寻求文化自觉，向外求发展是指开拓视野，不断学习和吸收先进的内容。目前，体育非遗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体育非遗发展现状、体育非遗发展诉求、体育非遗发展路径、体育非遗发展前景等方面。苏雄针对粤西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大教育投入、发挥媒体作用、保护民族传统体育环境等建议。杨建营等介绍了浙东内家拳发展概况，认为要厘清内家拳保护、传承与发展等环节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以使该系统工程的工作得到有序开展。郭玉成从传统武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文化发展等方面，总结相关研究成果，认为传统武术的发展应有别于西方体育，走“文化回归”的特色之路。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人们从不同视角对体育非遗发展进行了探析，为体育非遗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但此类研究多是理论上的应然性内容，与体育非遗运行实践中的实然尚有差距。第一，在体育非遗自身发展方面，研究人员没有充分尊重传承群体在内的大众自我选择，缺乏与他们展开有效的沟通，相关学术成果与传承群体、地方民众的认同度相差甚远，使体育非遗发展研究成为高级理论的低级运用。第二，缺少实证研究。“思考”“构想”和“建议”的思辨式研究偏多，基于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不足，尤其是细致入微的成功个案研究十分缺乏。
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综述
2.1国外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起步较早且脉络清晰
美国、欧洲、日本等在体育非遗领域的研究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历经多年发展，其理论体系与实践经验都较为成熟。相关体育非遗研究，主要来源于《国际博物馆》（MuseumIntemational）、《国际遗产研究期刊》（InternationalJournalofHeritageStudies）、《非物质遗产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JournalofIntanaibleHeritage）等。
在体育非遗理论的建构与探讨方面，美国起步较早，研究成果较为显著的机构包括史密森尼民俗和文化遗产中心、美国民俗中心、国家艺术赞助基金等。始于1967年从事传统知识及艺术的研究、展览与保护工作的史密森尼民俗节就是由前者举办，创立之初非常重视学术性研究和地域文化权利的体现。为方便文化持有者以自己的方式宣传独特的文化，史密森尼民俗节所有的体育非遗活动都安排在国家广场的草地上或临时搭建的舞台上，使得文化持有者和包括体育非遗学者在内的参观者在较为轻松的活动气氛中面对面直接交流。与文化持有者之间的平等对话，保证了访谈的高效，提升了研究者对体育非遗的认识深度。史密森尼民俗和文化遗产中心主任K.Richard认为，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实行中的分离和各自领域的分隔削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有效性。RNettleford针对体育非遗迁移现象，分析在迁移中造成的遗产流失、衰亡原因，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登录制度起源于欧洲，有关体育非遗理论保护与传承的经验性研究在欧洲也较为成熟。波恩大学、乌尔姆大学等高校尝试将体育非遗项目纳入学校体育活动，为体育非遗研究注入了活化剂。值得借鉴的是德国学者在研究体育非遗项目时，往往选择很小的事件和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然后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探寻事物的发展规律。例如LKong教授从个案的实证出发，运用田野调查法从不同角度阐述文化全球化对体育非遗的危害，各民族应从自身实际出发，促使本民族文化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追根溯源，欧洲体育非遗保护与研究工作的成功得益于“文化遗产日”的设立。每年9月的第3个周末，40多个欧洲国家的居民举家出动，朝圣般地参观文化遗产，增强了民众保护体育非遗的意识。
经^数十年探索，日本等在体育非遗传承研究方面，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有日本学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在于重视传承人的技能本身，由于传统体育技能等具有“无形”特点而难以把握，因而传承人也被包括在无形文化遗产的范畴。学者M.Shimada认为，日本Soma-Nomaoi（相马野马追）的成功传承主要得益于控制机制的规范化，在保护传承人、保存项目形式的同时对项目内容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盘点国外体育非遗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建构与探讨；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宣传与管理研究；3）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历时性、建议性与反思性研究；4）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保护与传承的经验性研究。
2.2国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逐渐成形但关注不够
随着体育文化的广泛传播和体育产业化进程的加速，体育越来越受到相关学科的广泛关注，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角审视传统体育随之成为中国体育研究的一个独特领域。目前，国内已有诸多学者从不同研究视角对体育非遗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从研究理论视角出发，例如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学、法律保护的角度；从研究层次上看，主要有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从研究视角的维度，可以分为多维视角和单一视角等。根据具体问题，研究者通常会选择适宜的研究视角。
宏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是从全社会或整个国家的视角出发，以―些宏大的、整体的体育非遗理论问题为研究对象，强调包容性、概括性和整体性，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保护》、《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体育文化的传承》等，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体育文化之间的关系，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启示。也有学者尝试将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民俗体育文化的保护置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进行研究，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我国少数民族民俗体育文化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王晓在其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若干思考》、牛爱军等在其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兼与王晓同志商榷》中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民族传统体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类别归属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激发了广大学者对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关注。
中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一般是以局部区域、某一民族或某一项目群的体育非遗为研究对象，例如《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和发展》、《我国朝鲜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和《传统武术：我们最大宗最珍贵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后者出自程大力教授之笔，是中国真正意义上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研究传统体育的开山之作，截至2016年3月6日，被引267次，在2682篇非物质文化遗产类核心期刊论文中被引频次稳居前三。中观研究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两者之间联系的纽带，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宏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只有借助于中观研究，经过中间过渡才能在微观中得到良好体现；微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也必须经过中观验证，才能具有宏观推广的价值。
微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是以对某一项目、单个因素或最小体育非遗单位集合体进行的具体研究。研究者采用微观研究，其目的在于对具体的体育非遗项目进行更为详细的解析和定位，例如《灵的皈依与身的证验――河北永年县故城村梅花拳调查》、《维吾尔族传统体育项目达瓦孜的传承与变迁》等。或是通过个案进行细致翔实的研究，对某一个或多个典型案例进行描述、分析和反思，例如《农村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困境及其救赎――以盐城地区义丰龙舞及楼王莲湘为个案》等。由于微观研究的个案研究是针对具体的体育非遗问题，研究的代表性和解释力不足以成为行之有效的推广模式。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体育非遗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其一，从单一角度思考问题的研究居多，从整体上系统思考体育非遗问题的研究较少（例如，研究过程中将宏观研究、中观研究、微观研究三者融合，相互补益）；其二，历时性研究和建议性研究较为常见，反思性研究明显不足；其三，缺乏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难以把握相关项目的发展历程、社会结构和影响因素。
3.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展望
3.1完善田野调查方法，形成研究的时空张力
自英国现代人类学代表人物Haddon首次运用田野调查以来，该研究方法历经完善与规范，逐渐成为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重要调查方法。体育非遗研究借鉴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至今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对其理解和运用还不够深入。第一，研究人员在使用具体方法时对田野调查的共时性存在误读，把进入实地之前所整理的文献资料当成调查的参照，反复印证前人成果，缺少实地调查的探索发现。第二，部分学者将体育非遗田野调查研究的性质定位为定性研究，研究中使用的资料收集方式拘泥于定性方式，较少考虑到定量的方式（例如样本抽样调查等）。第三，部分研究的田野调查时间不足一个农业周期或牧业周期，难以真正了解一种文化现象。基于此，在资料收集和分析方面，广泛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范式；在调查研究的视角上，将宏观、中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以确保调查对象的信度和效度；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要形成研究人员与调查对象之间的时空张力，切实保证研究的真实性。
3.2法律保护与教育传承并行，延伸实证研究广度
通过法律手段保护体育非遗是最为有效的保护方式，但国际上关于非遗保护方面的正规法律并不多见。我国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于2011年2月颁布，总体来看，体育非遗的法律保护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须待进一步完善。在法律保护过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问题所在，通过实证检验，揭示在体育非遗法律保护中各种内外因素对其产生不同影响的深层次原因和原理。体育非遗教育传承既是一种发展，又是一种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对培养年轻一代集体意识、文化认同、民族自尊等具有特殊优势，能引发人们对民族生存精神和生存智慧的再认识，被视为现代社会保护体育非遗的一种有效方式。要实现体育非遗教育传承的突围与跨越，就必须打破民间与学校文化主体间“身份有别”的观念，实现体育非遗资源对流，优化课堂的文化空间；因此，强化教育传承实证研究，把践中积累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具体实践，将是体育非遗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3.3扩展研究的主位视角，提高文化持有者参与度
体育非遗承载的主体是文化持有者，充分尊重文化持有者对自我文化的认同态度或真实情感是体育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第―要义”。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政府、经营者和文化持有者之间的博弈关系使得处于弱势的文化持有者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话语权遭受剥夺，其主动参与度较低。而缺乏文化持有者的积极参与，所有体育非遗工作都会徒劳无功，因此，要扩展研究的主位视角，促进政府、经营者和文化持有者换位思考，满足体育非遗持有者的利益诉求，提高他们的参与度。首先，必须把体育非遗研究中受到冷落的文化持有者邀请回来，与他们展开有效的沟通，将体育非遗、发生情景和文化持有者构成一个动态系统进行研究；其次，尊重文化持有者的主人地位，逐步引导他们客观地看待自身传统和生活方式，传承体育文化精华；再次，借助政府和媒体的力量，宣传体育非遗的原真性文化内涵，树立文化持有者的民族自信心。
3.4阐释体育非遗本体理论，加强不同学科整合
体育非遗形式多样，内涵丰富，阐释体育非遗本体理论是学界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研究者应发掘已有研究优势，全面分析体育非遗的概念、内涵、特征、价值和分类体系，为构建体育非遗理论体系进行积极的探索。体育非遗研究涉及到体育学、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需要整合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整合。为保证多学科综合研究卓有成效，需做到以下3点：第一，鉴于不同学科拥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适用范围，多学科综合的体育非遗研究必须兼顾各学科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对相关学科进行融会贯通。第二，不能生搬硬套相关学科的研究结论，只有在不同学科的共同点上找到可以互补的前提，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多学科的有机整合。第三，跨学科研究中严谨对待每一条资料，充当使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资料得到相关学科的相互印证。
传承非遗的方法范文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国家及地方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来凤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取得了显著成就。但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起步比较晚，我国的非物资文化遗产保护仍存在一系列问题。本文以恩施州来凤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分析其存在问题并对此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措施。
关键词：来凤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对应措施
来凤县位于湖北省西南部，隶属于武陵山区恩施州土家苗族自治州，该县是由17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多民族聚居地，主要以土家族、苗族、侗族为主，它所拥有的丰富的民族文化和独特的民间技艺，正在逐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来源。来凤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已经受到当地政府及人民的高度重视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我国起步比较晚，来凤县政府及人民在保护非物质遗产过程中，仍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
一、来凤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卓有成效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申报是挖掘、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手段之一。目前，来凤县已经形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品名录四级体系，即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3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1项，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9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68项。其中，有关来凤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国家及相关政府部门重视、大力支持的申报项目。如：摆手舞、南剧、地龙灯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途径：来凤县文体局在国家拨款的支持下，组织人员深入乡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普查，经过分析、整体有关数据、资料，并向相关级别申请，形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代表。第二，个人、企业老板向有关部门主动申报的非遗项目。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场所正在完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场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保存和传承的基本条件。根据来凤县的“十二五”规划项目的要求，来凤县的相关部门在建立有关文化场所的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主要表现：第一，土家文化集成区即民族文化中心、民族体育中心、仙佛寺佛教文化中心）的建设。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经费初步保障
经费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要保障之一。依据来凤县“十二五”规划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投资计划表可知：针对与制作技艺相关的非物质遗产基础设施的扩建，国家及政府并没有提供经费支柱，它们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自筹和招商引资两个方面;而有关“以国家为主，企业为辅”的公共事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及维护，它们的经费来源，除了企业自筹、招商引资外，主要是靠上级的专项经费。除此之外，有关申报成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州委、州政府也提供项目经费。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措施得到加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键。为了提高人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保障非物质遗产传承人的生活，吸引更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我国政府再次加大了对传承人的保护力度。主要表现：我国政府提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补助经费。目前，我国有关传承人的补助经费可分为四个等级（国家、省级、州级、县级），补助经费的标准分别为：部级代表性传承人的补助经费为每人每年8000元或10000元，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补助经费为每人每年2000元或3000元，州级代表性传承人的补助经费为每人每年1200元，县级代表性传承人的补助经费为每人每年600元或800元。以来凤县为例，来凤县的部级代表性传承人（1位）每年的补助经费为10000元，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3位）每年每人的补助经费为3000元，州级代表性传承人（13位）每年每人的补助经费为1200元，县级代表性传承人（49位），每年每人的补助经费为600元。除此之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无其他补贴。
（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形式多种多样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断挖掘与保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的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如民间自发传承方式、学校教育传承方式、演艺传承方式、节日性传承方式、生产性传承方式等。
民间自发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主要方式。民间自发性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特点：首先，它与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其次，不需要大量成本;最后，具有易操作性。如来凤县最具有影响力、传承效果最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摆手舞。
学校教育传承方式是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娃娃抓起的有效途径。据了解，在“十二五”期间，为了普及传承土家摆手舞，来凤县的文体局、县教育局等相关部门联合组成专班编写摆手舞乡土教材，编排摆手舞健身操，制作光碟发到各中小学校，并在中小学开设了摆手舞课程，部分学校还不定期的举办摆手舞大赛。
演艺传承方式是文化交流的体现，是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出去”的主要方式。近几年，来凤县的非物质文艺遗产的表演不仅走出县、走出了州、走出了省，而且走向了世界的舞台。据统计，2006年6月，在来凤举办全州首次地方戏汇演。2009年，来凤土家摆手舞在上海东方明珠广场进行了多场表演。2010年，我州第一次参加湖北省戏剧“牡丹花”奖颁奖演出，来凤南剧演员龚敏荣获“牡丹花”奖等。
节日性传承方式是体现民族特色、民族风俗习惯的具体表现。近几年，为了抢救、保护及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组织、县市及乡镇党委、政府积极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庆活动。据初步统计，湖北省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暨第二届来凤・中国土家摆手舞文化旅游节将于2014年10月20日至25日同时举行。“一会一节”将展现来凤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风采，主要展示了神秘的祭祀活动，气势壮观的万人摆手舞，具有特色的土家民族服饰等。
生产性传承方式既能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又能为当地人们提供就业机会，保障人们的生计。依据来凤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四级体系的统计数据，可知：来凤县生产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17项，如列为省级的土家族织锦编织技艺、油茶汤制作技艺、来凤漆筷制作技艺、凤头姜制作技艺4项;列为州级的土家绣花鞋（垫）1项;列为县级的油糍粑制作技艺、大头菜制作技艺、竹棒烟杆包嵌制作技艺等11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市场相结合，即给企业家带了利益，也给人们提供了就业的机会，为国家减少了就业压力，是我国最具有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在以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中，需更加重视。
综上可知，来凤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受到国家、当地政府及人民的重视，并通过采取一系列相应措施（项目的申报、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费的保障、传承人的保护、相关课程的开设、表演、传承形式的多样化等），取得了相应的成就。但由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起步比较晚，仍需要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予以保障。
二、来凤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部门
文体局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但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却缺乏独立性、规范性。目前，很多县级以上地方的文体局设立了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但几乎都不完善，具有“一个单位，两个牌子，统一人员，职责混乱”的特点。如：来凤县文体局虽增加了“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这个牌子，但却缺乏实质性意义和整体规划性，主要表现：第一，管理及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事务的人员并没有变动，每个人的分工并不明确，职责并不清晰。第二，所有的经费统一由文体局管理，缺乏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政预算部门。
（二）缺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人才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关键，但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步比较晚，以致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人才（无论是管理人员，还是传承人）处于空前匮乏。来凤县文化馆虽挂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这块牌子，但却没有配备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专业管理人员。目前，来凤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人员来自于文化馆的所有人员，缺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知识。其中，主要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的人员仅有2名，工作职责：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为主，文化馆的工作为辅;而其他人员的职责：以文化馆工作为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为辅。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角度来看，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人才。以来凤县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来凤县虽然有部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3项，但保护最好，传承最好的仅有摆手舞一项;除此以外，其它两项虽也受到国家的重视，但在传承的过程中仍存在着困难。原因：第一，并非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第二，传承人愿意教，但缺乏学习的继承者。要吸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者，国家及政府首先要保证继承者的生活、生产来源。而目前无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还是《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其保护及补助的对象仅是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而缺乏对非物质文化继承者的保护与补助。
（三）缺乏保护及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费
近几年，国家虽然多次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费投入，但仍不能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播。主要表现：第一，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补助经费太少，无法维持基本生活。如：南剧、地龙灯等，虽已经申请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但由于学习南剧、地龙灯难以维持生计，大家都不愿意学习，而是选择到外地打工。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项经费预算的法律保护存在不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仅规定了人民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费财政预算，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费预算机制。
（四）缺乏权衡非物质遗产创造者与传播者的利益分享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决定了权利主体难以确定，利益的分享难以权衡。以来凤摆手舞与重庆酋阳的摆手舞为例，据历史记载，摆手舞起源于来凤县百福司舍米湖，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潘光旦来到了舍米湖发现了此处的摆手舞，并且学习了摆手舞，将其传播与周边地区，传到了重庆酋阳，随着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重庆酋阳“以摆手舞之乡”的称号，申请为重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改进措施
（一）以法律为基础，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机构
完整、规范的机构才能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序进行。以来凤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为例，首先，有关部门需要补充、完善非物质文化中心的基础设施;其次，在来凤县来文体局原有的规章制度，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制定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特殊规定;第三，在不违背《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法律基础上，国家及相关部门应明确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工作人员的职责、赋予非物质文化中心部分权利并将其写入法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费的专项预算权、管理权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费如何使用的知情权等。
（二）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专业人员
人是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是文化传承的关键因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过程中，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不仅要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人员的知识素养，更要注重培养专业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者来讲，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通过考试，招收具备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知识的专业性人才;第二，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者的职责，提供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者带薪学习的机会;第三，除了管理和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相关内容外，尽量避免安排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做其他的事情，以保证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第四，提供足够的调查经费，既有益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又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提升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素养。
（三）增加县级的配套经费，进一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必须以良好的经济基为保障，但根据我国已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政策可知：我国市、旗县区两级并没有设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项经费，以致阻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的开展。面对此现象，国家及相关部门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首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经费纳入市、旗县区两级财政预算;第二，在不违背国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政策下，设立市级和各县区级的保护专项经费;第三，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团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资助，逐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良性投入机制。第四，县级文体局制定对代表性传承人的补助办法，对家境特别困难的传承人给予资金补贴。
（四）建立相关制度，平衡创造主体与传播者的利益分享
利益分享制度是建立公平的基础之上，是减少利益之争的有效措施。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建立利益分享的相关制度，需要从两个角度考虑：一方面，制定强势主体与弱势主体间的利益分享制度。如：制定组织与个人间的利益分享制度;技艺传承人与企业的利益分享制度等;另一方面，制定不同领域却享有共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平等主体间的利益分享制度。以“来凤县与酋阳县‘摆手舞之乡’的名号之争”为例，酋阳县虽因最早申请而获得了“摆手舞之乡”的称号，来凤县也随即申请了“摆手舞之源”的称号，但对于来凤县的人民来讲，无疑感觉不公。由此可知，制定利益分享制度是必不可少的。结合调研，经理性分析，其制定利益平衡的具体措施，主要有：第一，制定申请专利的企业家（传播者），赋予传承人（创造者）相应的报酬的条例，并将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第二，根据国家已有的法律规定和相关政策，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特点，制定出相关条例，并将其纳入相关国家政策，甚至是法律条例中。
综上可知，要解决来凤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们不仅要建立健全来凤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障机制、经费体制及利益平衡机制，而且要采取多种手段培养大量的传承人。（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
参考文献：
[1]司马俊莲.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法律保护的特点、问题及完善对策探讨[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
[2]严永和.论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之制度制衡[J].文化遗产，20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