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方向(6篇)

劳动经济学方向篇1

劳动力是商品生产的关键要素，也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性要素。劳动力在参与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与自然发生联系。劳动与生态或者人与自然的关系向来是经济学、哲学和生态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等著作中都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更是奠定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哲学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之间既是统一的也是对立的。他说: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在这种关系中，劳动都起了关键的作用，劳动是人与自然的中介。他同时又认为，人从原始的人与自然的合为一体中分离出来从而区别于动物，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于是就以一种对立的方式展开了。而且马克思注重从劳动异化的角度理解人与自然的对立性，他认为人与自然的异化其实也是人自身的异化，是劳动异化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之后的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马尔库塞、阿格尔、威廉莱斯等人则对消费环节的生态异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是消费异化和不合理的消费方式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如福斯特、詹姆斯奥康纳、佩拍、高兹等学者则认为，生态问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卡逊在《寂静的春天》(1962)一书中从消费过程带来的大量污染引起生态失衡、破坏自然生态价值出发，肯定了自然本身的内在价值，否定了传统的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1972)一书则认为受生态环境破坏的影响，生产过程和经济增长将达到极限。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认为劳动力作为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要素，通过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再生产过程(消费过程)与生态环境产生关联，且存在正向生态逻辑和逆向生态逻辑两条逻辑路径。在正向生态逻辑下，通过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资源能源的合理使用，对社会生产产生双重的正而影响，形成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良性发展状态;在逆向生态逻辑下，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对生态环境破坏和资源能源的不合理使用，对社会生产产生双重的负而影响，形成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恶性发展状态。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在物质交换和生态制约下形成紧密相关的闭环，使得正逆生态逻辑体现得更为充分，经济和生态之间的正反馈效应更强。

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观念创新，如积极利用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构建生态价值补偿机制，倡导生态消费和绿色消费观，加快两型社会建设等，使劳动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逆向生态逻辑向正向生态逻辑转化，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良性发展，真正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劳动经济学方向篇2

【关键词】劳动经济；现状；发展趋势

一、研究背景

劳动收入是居民收入的来源之一，劳动收入可以通过消费和投资这两种主要途径来影响经济的发展。中国刚建国时，片面追求收入的平等分配，大大打击了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导致我国经济发展较为缓慢。改革开放后，“按劳分配”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有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近些年来，劳动经济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人口数目很大，农村人口比重较高农村劳动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劳动收入在中国经济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却有下降的趋势。这一相互矛盾的现象对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另外，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的经济也极具特色。中国经济的特征主要有：面对非常大的国际经济压力；国内经济的各项宏观指标有所下滑，宏观经济增速逐渐放缓；对部分领域的投资增速下滑；居民消费难度加大；输入性通货膨胀导致价格上涨等。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着很多威胁，如何突破重围，实现经济增长成为当前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劳动经济是中国经济的重要部分，所以劳动经济也要考虑这些挑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究竟应该何去何从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在全面认识中国劳动经济的现状的基础上，分别分析制约与促进劳动经济发展的因素，探究中国特色劳动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可以帮助有关部门寻找更加高效的劳动经济发展策略，促进中国特色劳动经济甚至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

二、中国劳动经济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经济逐渐走向正确的道路，取得了不错的发展，已经和建国初期的劳动经济状况想去甚远。中国劳动经济的现状如下。

（一）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不断完善

在各相关方的努力下，我国的国民经济体系不断的得到了完善，很多新型科学技术也应用到了劳动经济的发展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的劳动力得到了释放，与此同时，城市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劳动经济已经成为部分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我国国民经济体系越来越健全。

（二）农业经济发展促进劳动经济发展

由于我国巨大的人口数量，导致人均耕地面积较小，农民靠种地所得收入不多，难以有效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甚至导致农村收入与城市收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由于科技的进步，农村劳动力有所剩余，农民可以离开农业生产，进入城市发展。进城务工人员的存在推动了中国劳动经济的优化，使劳动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总而言之，农业经济发展促进了劳动经济发展。

（三）乡镇企业增长速度慢

与城市相比，我国的乡镇经济增长也较为缓慢，难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足够大的吸引力，这样就进一步导致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乡镇企业是乡镇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乡镇企业大多起步晚，起点低，经验不足，导致乡镇企业的质量良莠不齐，一些差的乡镇企业被社会经济所淘汰，更进一步导致了乡镇企业的吸引力不够，形成恶性循环。

（四）农村劳动力素质制约劳动经济发展

基于前三点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是劳动经济的重要影响因素。由于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他们的整体素质较低，这增加了农村劳动力融人城市各行业的难度，在城市中发展的农村劳动力被迫处在一个弱势地位，最终制约了劳动经济的发展。

（五）经济环境制约劳动经济发展

阻碍劳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经济环境的制约。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不可能完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所以农村以及乡镇必须思变，从内部解决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尽管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我国城镇化发展依旧处于起始阶段，还存在诸多问题，使农村以及乡镇无法妥善处理剩余劳动力，对劳动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

（六）制度环境制约劳动经济发展

阻碍劳动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制度环境的制约。回顾以往，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我国一直在实行的，这导致了城市更多的进行工业发展，而农村更多的进行农业生产。另外，城乡间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导致城市和农村的劳动力不能面对公平的竞争环境，降低了对劳动力的资源配置的效率。更有甚者，有些地区为了照顾城镇下岗职工，甚至出台了很多不利于农民工的政策，导致很多已在城镇工作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清退，严重阻碍了劳动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产生社会问题。

三、中国特色劳动经济的发展趋势

中国的劳动经济现在面对的状况不容乐观，但值得欣喜的是，国家、社会等各相关方都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劳动经济的发展问题，并对这个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中国的特色劳动经济的前景非常光明。那么，中国特色劳动经济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呢？

（一）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向“人才红利”

众所周知，中国由于庞大的人口数量，其实可以享受到很多“人口红利”，即由于众多的劳动力数量而带来的好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口红利”很难有效且长久的促进劳动经济的发展。中国劳动力市场必须转向“人才红利”，才能取得长期且可持续的发展。

“人才红利”要求充分利用人的才能，解决好人们就业难的问题。现在，大学生的数量越来越多，很多大学生难以找到工作，形成人才过剩的现象。而与此相对应的，对农民工的需求逐渐增多，拥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成为稀缺。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劳动经济需要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充分挖掘每个劳动力的优势。

（二）“国际劳动”成为新趋势

中国的国际交流越来越多，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都越来越多，政府、跨国公司逐渐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相关部门应该加快产业之间的对接合作，利用其他国家的优势，促进我国劳动经济的发展。

（三）劳动者倾向于创业

以前，我国劳动者的就业更多的是“被动就业”，劳动者对这样的工作的积极性较低。但是现在，国家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国的劳动者开始向主动创业转变，这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为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促进劳动经济的发展，政府应进行相关的改革，激发市场活力，教育方面则应进一步完善创业创新的教育体制，市场应打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法律应提供必要的保障。

（四）公平就业

随着劳动者意识的觉醒，劳动者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越来越想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公平就业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实现公平就业，在法律法规方面，应提高相关的制度保障；在劳动者思想层面，应该提高所有工作人员的维权意识；在第三方力量方面，工会组织等第三方的谈判权利应得到充分发挥；在市场方面，应该深化相关的体制改革。

（五）劳动者行业状态转变为“体面劳动”

以往，我国劳动力的成本十分低廉，导致我国工人处在产业价值链的低端，遭受到很多压榨，却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识去改变这种局面。但是，现在我国的产业结构逐渐得到了优化升级，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现在以及未来我国的劳动力可以从事“体面劳动”，得到更高的劳动报酬以及福利保障，有效促进了我国劳动经济的发展。

（六）集体主义

长久以来，我国奉行的是具有从属性的个体劳动关系，导致劳动者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经常单兵作战，不懂得合作。集体劳动关系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可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现在逐渐被社会所认可。

为完成向集体主义劳动关系的转变，相关的法律政策应该得到完善，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在协商机制中的作用，劳动者也应加强集体劳动关系的意识。

（七）劳动关系向“合作”转变

员工持股计划目前在中国已经被广泛应用，不仅对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对员工具有非常大的激励作用。企业员工以前只是单纯的“打工者”，现在却逐渐向“合作者”的角色转变。

四、总结

对劳动经济的发展趋势进行研究，首先要考虑劳动经济的现状，然后再结合政策等因素对劳动经济发展进行探究。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劳动经济，中国的经济状况非常特殊，国情也和其他国家差别非常大，中国的劳动经济，可以称为特色劳动经济。本文就是基于中国劳动经济的现状，研究了中国特色劳动经济的发展趋势。

中国劳动经济的现状是：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不断完善；农业经济发展促进劳动经济发展；乡镇企业增长速度缓慢；农村劳动力素质制约劳动经济发展；经济环境制约劳动经济发展；制度环境制约劳动经济发展。

在这样的劳动经济现状下，中国特色劳动经济的发展趋势是：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向“人才红利”；“国际劳动”成为新趋势；劳动者倾向于创业；公平就业；劳动者行业状态转变为“体面劳动”；集体主义；劳动关系向“合作”转变；雇佣时间向长期发展。

通过本文对中国特色劳动经济发展趋势的研究，政府、企业等相关机构可以在顺应发展趋势的前提下，结合各自的特点，制定出适宜的经济发展策略，来有效促进中国特色劳动经济的发展，进而提升中国经济水平。总而言之，本文对中国特色劳动经济发展趋势的研究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参考文I：

[1]杨宜勇，张强.当代中国特色劳动经济的变化特征[J].中州学刊，2016，（10）

劳动经济学方向篇3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刘易斯拐点”的形成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在其《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根据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所设计的模型，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二元就业结构，是与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二元生产结构的变化相一致的。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工业部门的产值和利润会相对上升，所需要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多；而农业部门的产值和利润会相对下降，所需要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少。根据刘易斯所创立的要素配置模型，由于在农业部门中存在着过剩的或者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其实际生产率很低，甚至为零。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会将大量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扩张提供无限劳动力供给。而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地向工业部门转移，就会有效地抑制工业部门劳动力价格上涨，促进工业资本的积累。随着工业资本的积累，又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吸纳和有效利用从农业部门转移过来的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与其相对应的，在农业部门中，由于过剩劳动力的减少，而产量没有减少甚至还有可能增加，农业劳动的绝对生产率和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农业劳动的效益和报酬也会跟着提高，农业劳动与非农业劳动的比较利益就会趋于平衡，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就会逐渐减缓下来，直至相对稳定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

我们可以把“刘易斯拐点”概括为劳动力供给过剩向劳动力供给短缺的转折点。即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直至枯竭。其理论逻辑是，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向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一直持续到把沉淀在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完毕，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为止。“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是人追逐工作，即使不涨工资，劳动力也会源源不断地供给着；“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是工作追逐人，不涨工资就找不到员工。“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的关系。“刘易斯拐点”的显现，是“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前兆。需要指出的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着眼于剩余农业劳动力向外转移，即依靠城乡之间的外部分工，来转移剩余农业劳动力。目前我国已有2.45亿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这种转移的结果虽然也给农民带来增加收入的效果，但是，不仅没有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别，还扩大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别（即从1986年的1.7倍扩大到2010年的3.3倍）。客观地说，刘易斯在其所创立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型所得出的结论，即随着剩余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必然会导致城乡劳动力比较效益的均衡，并没有被我国的实践所证明。这就涉及到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质的差别。

二、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我国二元劳动力市场、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被扭曲为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即把二元经济结构制度化。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经济赶超过程中，政府主导型的财政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发展经济的起步阶段，发展中国家既可以选择模仿发达国家曾经经历过的发展模式，又可以选择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如果是选择前者，就必须实行扭曲要素价格的财政政策。即依靠政府强制性制度安排，人为压低劳动力价格、土地使用价格、资本使用价格。并以此为代价承接国际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实现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国民经济之所以能够以年均9.7%的速度增长，没有承接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和国际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是不可能做到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揭示这么一条定律，就是在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某一种生产要素投入的持续增加，所带来的收益是逐渐递减的。而资本与劳动力是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两个最重要、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如果经济发展中仅仅有资本要素的积累，那么，不可避免地就要受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经济发展速度就会趋于下降。相反的，如果经济发展过程和人口红利产生过程相吻合，则可以通过劳动力要素的积累，延缓资本报酬递减阶段的到来，从而创造出有利于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近乎无限供给和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获得超常规发展，还在于实行高积累的财政政策，和近乎无限供给的低成本劳动力价格（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与扭曲的要素价格体制相联系的财政制度与政策，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制度性的分割状态，在城市中表现为市民劳动力市场和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分割。市民与农民工的划分，是客观上存在的城乡制度性差别在城市的复制。农民工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第三元。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农民工赖以形成和存在的制度基础。由于城乡分割的制度性差别，农民工即使与市民何出等质等量的劳动，其报酬和福利差别仍然相当大。这种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界限，主要体现在由于制度性歧视而造成的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的差别上。据有些专家测算，目前全国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待遇与市民的工资福利待遇约相差5倍左右。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民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资本原始积累，除了尚未完全消失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还借助于农村劳动力的近乎无限供给，和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格局，把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强制性保持在很低的水平。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化战略的延续。我国工业化战略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通过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强制低价收购农产品，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为加快工业化提供积累。这种政策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从而也强化了工业化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这就为我国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创造了条件。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产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产业分工表现为垂直专业化分工。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特点是，同一个产品从研究、开发、生产到销售、消费等往往要通过数个国家的生产与经营环节。从产业环节看，高端环节主要集聚在发达国家，而产业的低端环节则主要集中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主要形式是“三来一补”。所谓“三来一补”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定货、来件组装和补偿贸易。在当时的背景下，如果不从国外（境外）引进原材料、技术设备和销售渠道，是很难迅速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三来一补”正好把这三大要素送上门来。这些要素与我国廉价劳力、土地结合起来，形成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低成本的基础上。它既是以劳动力低成本为基础，又强化了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要从这种路径依赖的惯性中摆脱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况且，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只能说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当一部分资源还直接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当地方政府还担负着经济建设职能，即还没有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必然要把效率放在第一位，“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便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相对于农村和农业，城市和工业是经济增长极，能够高效率拉动经济增长。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扭曲状态、农村居民在收入分配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也是顺理成章的。工业化与财政支出的“双重城市偏向”以及“城市化先于农村”的发展战略，使得城乡之间的差别以及农民工与市民的差别一直处于刚性的胶着状态。我们对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艰巨性、复杂性，必须有足够的认识。

三、“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倒逼着”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依靠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拉动国民经济长达30多年的高速度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的时期。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一个国家在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程中的某段时期，社会总劳动力在总人口中出现较高比例，再加上出生率的下降，形成总人口中“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人口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带来劳动力比重提高、储蓄率提高的效果，从而引起的经济高速增长，就称为“人口红利。”简而言之，“人口红利”是指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占较大比重，相反的，抚养人口比重较低（1982年至2000年我国总抚养比例下降20%）。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种人口结构更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增长。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宽松的人口生育政策加上期间的无政府状态，造成我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期。这个期间出生的幼儿到80、90年代，就进入劳动年龄阶段，大量劳动力进入就业期；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严格节制生育政策导致出生率的迅速下降，使得这部分劳动力需要供养的子女明显减少。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辅以低抚养率就会带来高储蓄率，并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提供最重要资本条件和劳力条件。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供大于求），辅以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压低农民工劳动力价格，使企业能够在低成本的基础上获取较高利润，刺激着企业迅速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拉动经济的高速度增长。由于人口红利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和高储蓄率，使得高储率带动高投资率进而带动高增长率的经济增长过程得以维持较长时间。虽然目前我国还处在人口红利时期，但离开“刘易斯拐点”已经不远了。2007年我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负值。即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由2006年的1491万人，猛降到2007年的894万人，并以此为转折点，呈逐渐下降趋势。据研究人口问题的专家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的时间，大约出现在“十二五”末期到“十三五”初期。这就不难理解，2003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暗示着我国已经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转变为“结构性选择”的时代。2010年，我国新增的农民工人数仅在200万人左右，这就必然强化未来企业普工短缺的趋势。劳动力供给短缺必然带来劳动力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2010年，我国农民工工资比2000年上升一倍以上。农民工工资的较大幅度提高，首当其冲的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的主要是农民工，其平均工资水平的不断上涨，对其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必然产生推动作用。况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总成本中，劳动成本所占的比重很大，对劳动力价格变化的反映特别敏感。农民工工资的较快增长必然成为“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推手。即随着普通工人工资的持续上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竞争优势逐渐削弱，产业升级便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当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着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必然会对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就必须加大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产业工人的培训力度，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但是，要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对社会所带来的冲击（特别是就业的冲击）也是相当大的。地方政府必然采取各种措施延缓这种转型的过程。我国当前出现一种特殊的现象，即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与产业结构相脱节。这种脱节现象表现在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明显超越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学校大规模扩大招生。1999年高等学校招生人数扩大到160万人，此后每年以平均两位数的速度递增着，2008年招生规模达到599万人。从2010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受教育水平结构看，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供给1000多万人，全日制大学毕业生供给630多万人。高中以上文化教育程度（包括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已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的主体。但占绝大比重的低附加值企业对初中教育程度以下的劳动力需求仍然居高不下。这就反映了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增长速度超前于企业的需求速度，出现鲜明的反差。这就不难理解，2003年以来，一方面是农民工的供给越来越短缺；另一方面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越来越尖锐。当然，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与大学专业设计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脱节，也有一定的关系。

劳动经济学方向篇4

劳务经济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以优势的劳动力资源，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在常驻户口以外地区，从事劳务活动，获得经济收入，从而带动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经济形式。劳务经济的人格化是农民工，农民工创造劳务经济。劳务经济是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巩固和壮大县域经济的重要途径，对于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意义。

(一）劳务经济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实质是收入问题。由于农业比较收益的低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巨大和第一产业就业空间的局限，提高农民收入问题自然而然地演变为如何合理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尤其是非农就业问题。因此，充分发挥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务经济，就成了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有效途径。以部级劳务经济示范基地――信阳市为例，近几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部分，劳务经济的贡献率都在50%以上。

（二）发展劳务经济有利于推动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农村劳动力资源向城市流动，并不是单向的资源流出，在劳动力外出的同时，必然形成另一个对应的资源流动，即他们打工的收入作为货币流，会相应回流到输出地。2004年，信阳外出务工人员为家乡挣回纯收入达110亿元，占信阳市国民生产总值的25.33%，是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9倍。劳务经济的收入直接增加了当地的经济总量，解决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问题，提高了当地的消费水平，反哺了当地的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金融业等产业及社会福利事业，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劳务经济的发展也加快了农村工业化进程。由于外出务工人员与产业工人融为一体，经受市场经济的洗礼和城市工业文明的熏陶，适应了现代生产方式下的管理模式，积累了管理经验，掌握了技术和市场信息，开阔了视野，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形成，为农村工业发展奠定了人力资源基础与技术基础；许多外出务工人员通过辛勤劳动和精心经营，积累了资金，加速了资本形成，为农村工业发展奠定了资本基础。他们返回家乡创业，带回了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及市场信息，成为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的一支新生力量和脱贫致富的带头人。

（三）发展劳务经济有利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

首先，劳务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一方面，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减少了农业生产人口，推动了土地有序流转，有利于外出人员的责任田向种田能手集中，提高了农业集约化程度和边际收益，促进了优势农产品的专业化、规模化和区域化生产。另一方面，外出务工人员带回的资金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

其次，劳务经济的发展不仅创造大量的物质财富，而且有效地改造了外出务工人员的精神世界，促进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大量农民外出务工，脱离了小农经济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受到现代工业和城市文明的熏陶，接受了市场经济的洗礼，开阔了眼界，开启了心智，更新了观念，学到了技术和本领，提高了各方面素质，成为适应现代社会的新型劳动者。

第三，劳务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村管理体制变革和基层组织建设。人口大规模的转移流动，推动了城乡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逐步演变，促进了政府的管理创新和社会变革，加快了以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重点的政治文明建设。外出创业成功人士回到乡村，成为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带头人。

第四，劳务经济的发展既促进了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又促进了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发展劳务经济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收入，相当一部分投入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极大地改善了乡容村貌和农民的生活环境。据统计，信阳市2004年农民从劳务收入中投入到乡村公路、学校、医院、自来水和住房建设上的资金达60亿元。95%以上的农户家里装有固定电话，80%以上的家庭有彩电、冰箱、洗衣机、摩托车和拖拉机，在劳务经济发达的地方，80％以上的农民建起了楼房，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道风景。

提升劳务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为提升劳务经济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首先，转变思想，提高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根本问题是农民增收，农民增收关健是充分就业。各级政府应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把发展劳务经济作为农村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把劳务经济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抓好抓实。

其次，统筹谋划劳务经济，拓宽劳动力转移渠道。（1）大力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实现剩余劳动力由种植业向林、牧、渔、副业的转移，促进农业内部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2）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引导农民进入农村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和各种服务业，实现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就地转移。（3）加快城镇化步伐。统筹城乡经济发展，落实“小城镇，大战略”，加速发展一批产业密集、商贸发达、承载力强的精品小城镇，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发展劳务经济的重要途径。（4）大力发展国际劳务合作。目前全球劳务市场有1亿左右劳动力需求，而我国每年输出只有50万人，市场潜力巨大。各地要把涉外劳务输出作为支柱产业来抓，积极开拓国际劳务市场，形成国际劳务品牌。

第三，强化服务，优化劳务经济的发展环境。（1）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健全政府劳动保障管理体系，构建覆盖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信息网络、职业技能培训网络和政府公共就业服务网络。（2）强化政府在发展劳务经济中的责任和服务职能。（3）发挥农民工工会的作用，切实维护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按照“源头建会，属地管理”的原则，加强在输出地组建农民工工会工作，强化政府维权服务责任和农民工维权意识，创新双向维权机制。（4）加强“金桥工程”建设。在外出务工经商党员集中地建立党组织，让外出党员“离乡不离党，流动不流失，转岗不转向”，为家乡的建设架起“金桥”，实现输入地和输出地互动双赢。

（二）以品牌战略提升劳务经济，不断提高知名度

劳务品牌是一个地方劳务经济发展的标志，是提升劳务经济的客观要求。实施劳务品牌战略，首先，扩大劳务输出规模。劳务输出要形成规模，就要求政府在服务过程中，做到有序组织、培训到位，只有这样才会形成自己的劳务优势，最终占领市场；其次，增强劳务特色。各地要根据自身条件，结合市场需求，找好劳务市场定位，形成“一县一品、一乡一业”的劳务经济特色，把劳务经济做出特色。第三，提高劳务质量。劳务品牌的核心是劳动力素质，具有一定规模的、有自己特色的、高素质的劳动力，才具有市场竞争力，才能形成劳务品牌。

（三）筑巢引凤，精心构建回乡创业经济平台

第一，继续放宽市场准入政策。认真落实已出台的对民营经济的各种优惠政策，充分发挥驻外机构在吸引外出务工经商人员返乡创业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逐步形成外出务工和返乡创业、招商引资的双向流动；第二，加大财政、金融对返乡创业的支持力度。特别是要支持返乡创业人员投资兴办的科技型、外向型、农产品加工型等创业项目。尽快建立贷款担保体系。参照下岗失业人员创办企业的政策，给予一定的税费优惠，以调动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积极性；第三，努力改善创业环境。在返乡创业人员集中的区域，设立返乡创业园区，加强水电路和基础设施建设，规范收费项目，表彰和奖励回乡创业成绩显著人员，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

（四）坚持以人为本，深化体制改革，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第一，建立公平统一、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按照城乡一体化的思路，逐步建立城乡劳动者自由流动、自主择业、平等就业的新型就业制度，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间有序转移，逐步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是发展劳务经济的必然要求。要消除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制度、体制和政策性分割，建立公平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发挥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的作用；按照政府指导、市场主导的原则，积极引导发展劳务中介组织，建立规范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强化就业服务和劳动力市场信息服务，建立网络化的劳动力市场；要加强劳动力市场管理，加大执法监察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行为。

第二，加快制度创新步伐。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降低农民进城门槛；调整土地政策，在保持原有土地承包关系的前提下，实施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离，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与社会保障权益的合理转换机制；合理分配教育、培训、医疗等资源，为农村劳动力流动提供全方位的公共产品服务；加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和就业能力建设，缩小城乡劳动者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差异，开通城市社会保障与农村社会保障的对接通道，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险。

（五）加强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为提升劳务经济提供人力资本支持

首先，要整合各类培训资源，建立市场导向的教育培训机制和多层次的培训体系，发动社会各界参与劳务技能培训和输出工作。其次，坚持“市场引导培训，技能促进就业”的原则，实行就业指导、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一条龙服务，努力扩大“订单”培训。再次，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建立“政府主导、多方筹措”的投入机制，把农民工的培训纳入各级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多渠道筹措培训经费，解决好劳动力“学得起”的问题。

（六）提高劳务经济的组织化程度，建立劳务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

劳动经济学方向篇5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性质特点表现形态

一、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在对劳动生产、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并发挥作用过程中表现出的稳定的、独特的属性。它既蕴涵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社会价值共性,又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特殊价值个性。

1.依存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依存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及其程度,它随着人类社会主导类型经济形态的更替和特定国家中心任务的变迁而改变其自身作用的质与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呈逐渐上升的发展轨迹。循用潘懋元教授的观点①表述为:“农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游离于经济活动之外;工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处于经济活动边缘;知识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被提高到经济活动的中心”。造成上述景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这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它们的生产要素分别为:土地和劳动力(以数量为主);资本、劳动力(数量和素质并重,以数量为主)和原材料;知识、科技和劳动力(以素质为主,包括思想政治等非技能性素质)。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社会占主导类型的经济形态,取决于这种经济形态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①潘懋元教授原观点为:农业经济时代,大学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工业经济时代,大学处于经济社会边缘;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大学被推向到经济社会的中心。参见潘懋元、刘振天:《发挥大学中心作用促进知识经济发展》,载《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6期。)资源与生产要素,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等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限度。由此不难瞥见,伴随着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劳动者的素质、精神性因素在劳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呈线性攀升。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也逐渐彰显。

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之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与我国正步入工业经济社会进程,少数行业进入了知识经济行列,而且知识经济还必将成为我国主导经济形态是紧密相连的。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可以预见,在一个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社会里,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将会得到更加广泛的体现,也会被更多的人所认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科技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对经济、科技的发展更为突出和重要。”①而提高人的素质(主要是非技能性素质),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精神转化为物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和核心使命。这从一个视角说明了其经济价值的发挥程度与经济形态的更替是紧密相连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中心任务由政治性任务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从1992年(此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人们开始重视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此后,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日益凸显,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研究也日趋深入。江泽民同志指出:“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服务和保证这个中心任务的完成。经济建设要搞上去,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政治条件和政治保证,社会不稳定,经济就搞不上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保证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②

2.间接性

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形态结构中,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归属于间接性价值之列,即与智能教育、科技教育等直接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往往是通过改变构成经济活动的中介环节或相关因素来实现的。“教育和经济效益并非是一种直接的线性关系,也就是说,教育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和产生经济效益,它往往需要经过一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经济活动之后,才能产生经济效益。”③这种间接性具体表现在要素、环节和过程、机制等层面。

(1)要素、环节层面。思想政治教育一般是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中的以下有关环节、因素为中介来发挥其经济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能够形成、培育的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思想(思潮)、经济制度、经济道德、科技精神等,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劳动者与经济组织、劳动者和劳动者以及经济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劳动者除了智能技术以外的素质,特别是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等和潜能发挥程度、劳动态度(含积极性与创造性)、动机水平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科技意识,效益观念与时间观念等等。

(2)过程、机制层面。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实现中的过程、机制的间接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潜能的发挥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个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内化阶段。教育者将社会要求的政治思想、道德规范等传递给受教育者(劳动者),影响受教育者(劳动者)的情感、意志和动机,激发其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外化阶段。受教育者(劳动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发下,把与劳动、生产有关的精神性因素变为实际劳动行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提高劳动生产率,产生了物质价值(经济价值)。这个“价值”是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活动的“物化”④。在这个阶段,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劳动者这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也就是以间接的途径参与了创造物质价值(经济价值)。马克思指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⑤这个过程、机制示意图如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物质价值(①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6页。②《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学习出版社,2000年,第8-9页。③范先左:《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8页。④项久雨:《论思想道德教育价值的表现形态》,载《江汉论坛》2003年第2期。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0页。)

3.多端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多端性,即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既可以表现为宏观层次对整个国家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也可以表现为中观层次对某个经济组织、团体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还可以在微观层次对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施加影响。

(1)宏观层次。江泽民同志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只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政治优势,才能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正确发展方向……从而为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提供强大动力与保证。”①

(2)中观层次。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中观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一个经济单位、组织和团体等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层次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群体价值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表现。而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管理理论”,则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中观层次的经济价值提供了学理支撑。“文化管理强调企业与员工、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信念、利益、目标远景等的协调一致性,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信仰、道德、习俗和礼仪等文化要素的作用,实现对人的规范作用……从而显示出较强的协调力和控制力。”②

(3)微观层次。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依赖于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全面教育。“只有全面教育,才会有劳动者全面素质的提高,否则,仅仅重视劳动者智能的培养,忽视对其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和劳动态度等方面的引导、培养。教育的经济价值就会降低,甚至是负数。”③就劳动者的主观世界而言,受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劳动价值观)、道德观、心理素质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效益观念和时间观念等制约。而培育、提高劳动者的上述观念、素质和品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功能。

4.两面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两面性具体表述是,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形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发挥影响既可以是维护性的,即维持和保存社会既定的经济态势;也可以是变革性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孕育和发展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充当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导。这种变革既可以发挥正面的积极功能,就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也可能是负面的消极功能:阻碍、束缚、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当前,使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其正面的积极功能,一方面要重视优秀民族文化的承扬,使那些对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在这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变革功能,主动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方向保证、营造环境、参与管理、精神动力激发等四个方面内容。

劳动经济学方向篇6

关键词：劳动经济学；经济发展；新价值

劳动关系问题是我国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之一。劳动力问题的研究，不仅正在趋向经济学研究当中，而且劳动经济科学理论已日益成为我国制定各项经济社会政策的主要依据。免费提供在当代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国家经济正在向世界经济转化，做为一种发展趋势。都将进人世界经济活动的大竞赛、大角逐之中，二是对即将到来的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所有国家都有一个迎接挑战、缩短距离，让自己的经济发展能够在新的起点上腾飞的严峻问题。影响这两个挑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经济学角度看，主要是看有没有一支高科学研究、高技术开发、高生产效率的现代化高素养的劳动人才大军。国际经济的争夺看上去是市场的争夺。而实质上是劳功人才的争夺。劳动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本，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新价值观念。各国政府为此都加强了智力投资，积极地改善和提高劳动力素质。同时，他们越来越认识到：有一支现代高素养劳动人才大军是基础，而建立和形成一种适宜的劳动关系是条件，没有这种相宜的劳功关系，再高素养的劳动力也不会形成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甚至反会导致劳动力经济的萎缩。

而没有劳动的经济活力，也就没有整个经济社会的生机。可见。劳动经济问题，劳动关系的处理，涉及到人们的一生，影响着劳动者的现在与将来的活动。这就在客观上，使人们渐渐地、然而又是极深刻地发现，一个国家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大半取决于它在处理劳动力及其劳动关系时取得成功的程度，并愈加感觉到对于社会劳动关系的建立、发展，社会劳功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劳功者收入分配，劳动经济环境、条件等一些重大劳动经济问题，必须有一套完善的、科学的方法来加以解决和改善。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的生产活仗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劝，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有一个合理组织劳动者的劳功，通过劳功，生产出产品或是提供劳务，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在客观上，任何一种社会条件下，国家都要履行其经济职能。通过制订相应的经济、社会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分配社会劳功。比如建立什么样的劳功关系，让劳功者以怎样的方式与生产资料结合，劳功过程及其劳功协作如何组织与分工，实行何种劳功报酬分配原则，制定怎样的制度、规则、纪律来处理相应经济关系等。这一切工作都是首先通过制定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政策表现出来。而这些政策制订的理论依据，则主要是来自于劳功经济研究的成果，来自于劳功经济理论科学原理。社会实践表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尤其是关于劳动力、劳功组织方面的经济、社会政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每一个劳功者的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及其发挥的程度，从而直接影响到生产劳为的经济社会效益的高低。所以，在理论上，不仅经济学家们称劳动经济学是极有价值的、实证性的政策科学，在实践上，任何一个国家也都历来十分重视劳功力问题、并把它作为制订和完善各种政策的基础和依据。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曾经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建立的国家，称之为“劳动共和国”，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理论体系，又是建立在对劳动问题的研究基础之上的，并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社会主义国家研究劳动经济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研究劳动经济现象，解决劳动方面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势。我们正是通过对社会主义劳动经济科学的研究，发展和完善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坚持着社会主义道路，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