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趋势分析(6篇)

人口老龄化趋势分析篇1

关键词：老龄化；经济增长；VAR模型；实证研究；山东省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3-0115-03

收稿日期：2013-09-25

作者简介：崔丽英（1987-），女，山东滨州人，硕士研究生，从事经济计量分析研究；陈晓卫（1967-），女，四川成都人，教授，博士，从事经济计量分析研究。

老龄化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因人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而使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和人口年龄构成老化的社会发展过程[1]。21世纪，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人口问题，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正严重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2]。

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低生育率在短期内有效控制了人口的数量增长，同时，中国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较高的储蓄率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但是，长期的计划生育引起了人口有机结构的改变，导致中国人口结构严重老化[3]。近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形势非常严峻[4-7]。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人口总数已达13.7亿，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为1.19亿，占全国总人口的8.87%[8]。在发展中国家范围内，中国是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社会对老年人的养老和医疗费用投入不断加大，社会养老、医疗卫生事业负担过重、家庭养老开支加大、劳动力资源出现地域性不足和结构性短缺，其势必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9～10]。阎坤认为，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和劳动力资源相对减少，劳动力内部年龄结构高龄化。到2022年，中国新增劳动力将会减少，劳动年龄人口高龄化，将会出现个别岗位空缺、部分资源闲置的问题[1]。因此，本文研究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就更具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以山东省为例，基于经济计量VAR模型，通过Eviews计量分析软件，探讨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定量关系。

一、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现状分析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及进步，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医疗和卫生条件得到逐步改善，人口平均寿命逐渐延长，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老龄化人口数量剧增，人口趋于老龄化。山东省作为中国东部沿海的人口大省和经济大省，人口老龄化问题更不容忽视。2000年，山东省65岁及以上人口为730.85万，占全省人口总数的8.12%；2010年和2011年分别为9.84%、10%，高龄老人比重不断升高，2000年山东省老年人口中高龄老人占14.6%，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19.31%，而且各市高龄老人比重均超出全国平均水平，人口高龄化态势显著。

二、数据来源

研究人口老龄化的著述比较多，本文参考众多文献选取了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地区人均GDP）的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老龄化人口比重作为度量人口老龄化水平的指标。文中数据均选自中国统计年鉴年度数据。

三、单位根过程和协整检验

VAR模型，即向量自回归（vectorauto-regression）模型，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VAR模型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VAR模型常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从而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形成的影响[11]。

通常的经济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为了避免对非平稳时间序列操作产生的伪回归问题，在进行回归分析前首先对变量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若不平稳，则要求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两变量的趋势图（如图1所示）：

从上图变量的变化趋势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人均GDP的增长率和老龄化人口比重两变量总体趋势上是平稳的。下面进一步通过ADF单位根检验来验证变量的平稳性。

ADF单位根检验的函数形式为：

Δyt=α+ηyt-1+■βiΔyt-1+υt

原假设H0∶η=0，时间序列yt至少存在一个单位根，该序列为非平稳序列；H1即为序列平稳。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协整分析是判断不平稳序列间是否存在一致稳定的关系。首先用最小二乘估计（OLS）方法对回归方程χt=α+βyt+υt进行估计，得到残差序列εt=χt-■-■yt，再用ADF法检验残差序列εt的平稳性。

从上表的结果看，两原始变量序列在5%的置信水平下是平稳序列。因此不需要再对两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分析。

四、VAR模型的构建及检验

基于地区人均GDP增长率和老龄化人口比重构建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模型的滞后期结构确定准则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根据相应的评价标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5个评价指标（LR、FPE、AIC、SC、HQ）中由AIC、SC、HQ都得出应该建立滞后2期的向量自回归模型。所以本文选择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滞后期的滞后期为2期，所以本文构建向量自回归VAR（2）模型。

利用已给数据对构建的VAR（2）模型进行最小二乘（OLS）估计，结果显示：AIC和SC两信息准则的计算结果都比较小，说明模型整体的解释力度较大；对模型进行AR根稳定性检验，检验结果（见图2）显示VAR（2）模型的单位根都在单位圆内，即模型是稳定的。

综上，我们的VAR（2）模型通得过稳定性检验，可以进一步进行脉冲响应分析。

五、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

脉冲响应函数是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冲击的反应。具体的说，它描述的是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

通过Eviews计量分析软件，绘制出经济增长（GDPZZL）和老龄化规模（LLHBZ）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如下所示，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

从上图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给GDPZZL（经济的发展）一个正向的冲击，会给LLHBZ（人口老龄化规模）带来正向的影响，然后逐渐减小趋于平稳；在首期GDPZZL（经济的发展）对LLHBZ（人口老龄化规模）的冲击没有做出响应，当期给LLHBZ（人口老龄化规模）一个正向的冲击，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正向的影响，并且在第二期达到最大，随后迅速减小趋于零。说明经济的发展促进老龄化的加剧，且老龄化的加剧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引起经济的增长，但近期的作用都不大。

方差分解描述的是VAR模型中各变量的冲击对系统变量动态变化的相对重要性，主要思想是将系统的预测均方误差按其成因分解为自身冲击、其他变量冲击所构成的贡献率，从而了解各变量冲击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为了分析老龄化规模对经济发展冲击作用的贡献大小，用Eviews做出经济发展方差分解的结果。

通过结果可以看出老龄化规模对经济发展的冲击在逐渐增大，在第9期达到最大值25%，且趋于平稳状态。可见老龄化规模的扩大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的发展。

六、结论和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GDP增长率和人口老龄化规模之间的VAR（2）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得出短期人口老龄化水平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潜在的负面影响、长期来看老龄化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的结论。

人口老龄化规模的扩大导致劳动参与率降低、劳动力资源相对减少、老年人的养老及医疗费用需求增加和家庭养老开支加大等问题，这将严重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老龄化问题会愈加严重，因此，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要把老龄化问题提到重要的位置。

由此提出以下几条政策建议：

1.要充分利用现有丰富劳动力所形成的“人口红利”，将高额的储蓄转化为投资，积累社会财富，为积极应对中国的老龄化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2.制定弹性的退休年龄，对身体素质和业务素质较高的优秀老年人才实行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伯鲁母（Bloometal）的研究表明，年龄超过65岁人口的消费将超过收入。他们的消费需要外部的支持，这无疑增加了国家的负担。因此将那些过了退休年龄，但身体素质和业务素质依然很优秀的老年人继续留在工作岗位，让其继续放光发热，不仅为经济建设做出贡献，还减轻了政府的养老负担。

3.实施老年人口再就业政策，提高劳动参与率。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内劳动力的质量和规模，有研究显示50岁以上的人口将更倾向于依靠前半生的储蓄来支付开支，由此引发社会的资本存量下降，制约经济的发展。因此，社会给有能力的老年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工作岗位，让其实现再就业。

参考文献：

[1]谢静.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D].厦门：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2]翟振武.中国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矛盾分析[J].人口研究，2001，（3）：1-7.

[3]张裕洁.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D].长春：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4]康彩霞，王宏.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险制度的影响[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0，（19）：106-107.

[5]张车伟.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后果及其战略对策[J].湖南社会科学，2006，（4）：87-91.

[6]苏永刚，吕艾芹，陈晓阳.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和健康养老模式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3，（4）：42-47.

[7]李新华，王成新.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与对策[J].聊城大学学报，2008，（3）：83-86.

[8]张桂霞.加拿大老年人口状况及发展态势[J].热带地理，2011，（5）：526-530.

[9]邱红.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及相关政策研究[J].求是学刊，2011，（4）：65-69.

人口老龄化趋势分析篇2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城镇养老服务业指数平滑法GDP支出核算法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之一。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老年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在1999年，中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目前，我国处于加速老龄化阶段。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60岁以上人口1.78亿，占比已达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反映出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形势对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劳动力资源由丰富走向短缺；家庭养老功能弱化；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压力增大；提高了社会负担的系数；老龄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为应对日益加剧的老龄化问题，《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了积极发展养老服务业的主要任务：重点发展居家养老服务，大力发展社区照料服务，统筹发展机构养老服务，优先发展护理康复服务等。养老服务业是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个人等服务主体围绕老年人所开展的各类服务的集合。它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养老服务业包括围绕老年人的吃、穿、住、医、行、娱乐、保险等所有相关产业，具体来讲有：老年用品制造零售业、养老房地产业、居家养老服务业、养老保健医疗服务业、养老保险理财业、养老教育服务业、养老精神文化娱乐业、养老人员培训业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养老产业；狭义养老服务业专指为老年人生活保障和生活照料所开展的服务业，通常指民政部门所开办或监督管理的养老机构、居家养老服务等，其中包括一部分由政府主办，专门为“三无”、五保老年人服务的纯福利性质的养老事业（徐铁南，2010）。本文所指的养老服务业是指广义养老服务业。在人口老龄化形势下，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不仅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逐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目标，还具有重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本文通过建立一种GDP支出核算法和指数平滑法的组合方法来对我国养老服务业及其对GDP的贡献进行测算，探讨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前景和对经济的影响。

研究现状

养老问题一直是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随着近年来我国老龄化的不断加剧以及我国政府对养老服务的重视，我国学者对养老服务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如龙书芹、风笑天（2007）、焦亚波（2010）和周宇（2010）等对老年人养老服务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唐咏（2010）、王婷等（2007）、曹煌玲（2011）、王佳（2011）、刘珍益（2012）等对我国发展养老服务业过程中面临的障碍及其对策性建议进行了研究，并探讨了养老服务体系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对于发展养老服务业的经济效应的研究，如顾国爱等（2010）研究表明我国老龄事业发展对农村消费、投资以及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甚微，对经济领域的影响力有待提高。辛本禄、高和荣（2012）研究表明要大力发展以物质和服务消费为导向的老龄消费产业，从扩大消费内需入手，使之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与重要增长极。

当前关于养老服务的研究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方面是集中研究我国快速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模式选择问题；另一方面是集中养老服务体系发展面临的障碍及其对策性建议。而对于发展养老服务业的经济效应的研究较少，并且大多着眼于理论上的探讨，通过创新方法或建立模型进行测算和评价的实证研究则更为匮乏。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GDP支出核算法和指数平滑模型对“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养老服务业的产值及其对GDP的贡献进行实证测算，在建立一种综合预测方法的同时，分析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前景和对经济的影响，以期为政府及全社会投资发展养老服务业提供参考依据。

研究方法

（一）GDP支出核算法

GDP支出核算法是从最终使用的角度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最终成果的一种方法，包括最终消费支出（用C表示）、资本形成总额（用I表示）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用NX表示）三部分。计算公式为：

GDP=C+I+NX

本文选取GDP支出核算法对我国城镇养老服务业的产值及其对GDP的贡献进行实证测算，由于我国养老服务业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不涉及进出口业务，所以我国城镇养老服务业的产值可简化为城镇老年最终消费支出和城镇老年资本形成总额之和。而城镇老年最终消费支出和城镇老年资本形成总额则需要指数平滑法进行测算。

（二）指数平滑法

指数平滑法又称指数加权平均法，是由美国学者布朗（R·G·Brown）于1959年首先提出来的。这种方法实际上是加权的移动平均法，它是选取各时期权重数值为递减指数数列的均值方法，克服了移动平均预测法没有充分利用时间序列的全部数据的信息和对参与运算的N个数据等权看待的缺点（吴小华，2007）。指数平滑法通过某种平均方式，消除历史统计序列中的随机波动，找出其中主要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分析，且过程清晰、计算便捷，在工程、经济和管理等方面的预测中被广泛应用。常用的指数平滑法包括一次指数平滑、二次指数平滑和三次指数平滑。本文根据数据特点选取二次指数平滑法，用S表示指数平滑值，第t期一次指数平滑值记作St（1），二次指数平滑值记作St（2），计算平滑值的递推公式如（1）式所示。

（1）

其中，Yt是第t期指标实际值，α是平滑系数（0

在第t期的一次、二次指数平滑值都计算出来之后，要计算二次指数平滑的预测值，则还需要算出两个参数at和bt，其计算方法如（2）式所示。

（2）

于是，便可利用线性预测模型计算出第（t+T）期的预测值Yt+T，如（3）式所示。

Yt+T=at+btT（3）

指数平滑法的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首先，根据数据特征选取指数平滑法。一般可根据原数列散点图呈现的趋势来确定。如呈现直线趋势，选用二次指数平滑法；如呈现抛物线趋势或经二次指数平滑处理后仍有曲率时，应用三次指数平滑法。

其次，确定初始平滑值。时间序列的观察期大于15时，初始值对预测结果的影响很小，可以第一期观测值作为初始值；若观察期小于15，初始值对预测结果影响较大，可以取最初几期的观测值的平均数作为初始值，通常取前3个观测值的平均值作为初始值。

再次，确定指数平滑系数α。平滑系数α介于0到1之间，当时间序列呈现较稳定的水平趋势时，应选较小的α值，一般可在0.05-0.20之间取值；当时间序列有波动，但长期趋势变化不大时，可选稍大的α值，常在0.1-0.4之间取值；当时间序列波动很大，长期趋势变化幅度较大，呈现明显且迅速的上升或下降趋势时，宜选择较大的α值，如可在0.6-0.8间选值，以使预测模型灵敏度高些，能迅速跟上数据的变化；当时间序列数据是上升（或下降）的发展趋势类型，α应取较大的值，在0.6-1之间。实际应用时，需根据具体时间序列情况，在大致确定额定的取值范围后，取几个α值进行试算，比较不同α值下的预测标准误差和平均绝对误差，选取预测误差最小的α。

最后，预测计算。根据确定的初始平滑值和平滑系数，应用选取的指数平滑方法进行预测计算。

城镇养老服务业对GDP贡献的指数平滑预测

（一）指标选取

根据研究目标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人均资本形成额、人均最终消费支出和城镇老年人口三个指标，根据2003-2010年的数据，通过指数平滑法测算出其在“十二五”期间的数值以及我国GDP的预测值。然后，算出我国城镇老年资本形成总额和城镇老年最终消费支出，并进一步根据GDP支出核算法，求出我国城镇养老服务业产值及其在我国GDP中所占的比重。各指标间的数量关系及其含义，如表1所示。

其中，资本形成总额是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获得减去处置的固定资产和存货的净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两部分；最终消费支出是指常住单位为满足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从本国经济领土和国外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支出。它不包括非常住单位在本国经济领土内的消费支出。最终消费支出分为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

（二）我国GDP的指数平滑测算

1.指数平滑法的选取。对2003-2010年我国GDP数据画散点图，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我国GDP有着明显且稳定的上升趋势，所以对于“十二五”期间我国GDP的指数平滑测算选取二次指数平滑法。

2.指数平滑系数α的确定。由于我国GDP呈现上升趋势，根据指数平滑系数的选择方法，选取0.6、0.7、0.8和0.9进行二次平滑预测，预测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中可以看出，不同的α取值经平滑预测所得的结果精度相差很大。随着平滑系数α取值的增大，平滑结果越来越趋近于实际值，即误差越来越小。即随着α的增大，预测结果的准确性有增加的趋势。因此，取α=0.9对“十二五”期间我国GDP进行二次指数平滑测算。

3.“十二五”期间我国GDP的测算。按照（1）式的指数平滑递推公式，对我国GDP进行二次指数平滑测算，其计算结果及误差如表3所示。

由表3中可以算出，当α=0.9时，时间序列预测的误差百分率平均值为4.68%，预测效果可以满足要求。根据二次指数平滑预测模型（3）式，可以得到我国GDP的预测公式：Y2010+T=400910.0+54539.8T，如2011年的预测值为Y2010+1=400910.0+54539.8×1=455449.8。因此，可算出“十二五”期间我国GDP的预测值，分别为455449.8、509989.6、564529.4、619069.2、673609.0亿元。

（三）我国城镇养老服务业对GDP的贡献预测

参照我国GDP的指数平滑测算步骤，分别求出“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城镇人均消费支出和城镇老年人口，根据GDP支出核算法对我国城镇养老服务业产值及其对GDP的贡献进行预测，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中可以看出，“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养老服务业产出分别为30966.71、37603.47、44883.37、52806.39、61372.53亿元，占当年GDP的比率为6.80%、7.37%、7.95%、8.53%、9.11%。可见我国养老服务业在GDP中占有较大比重，并且有明显的递增趋势。随着我国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到来，我国养老服务业产值也必将快速增加，逐步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发展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一个长期稳定的产业，应对老龄化的同时也在支撑和促进经济发展。

结论及建议

综合运用指数平滑法与GDP支出核算法预测的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养老服务业在我国GDP中占有较大比重，并随着我国老龄化加剧以及老龄产业的不断发展呈现递增趋势，具有很大的发展潜能。因此，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剧以及对养老服务的重视，养老服务业将得到迅速发展。

实证结果也表明，发展养老服务业不应是被动地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将之视为国家发展的负担。相反，积极发展养老服务业，以社会化方式推进，以产业化模式来实现，能够在有效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同时，增加就业，并形成产业链条，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发展与投资养老服务业，无论对于政府、市场、社会组织，还是家庭、个人等是一个挑战的同时，无疑也是一个不错的机遇，需要整个社会的协作。

另外，本文是通过间接的指标数据进行测算研究的，无论是研究指标、数据的获取还是测算模型的选择均有较大限制。而随着《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颁布实施，我国养老服务业也将得到迅速发展，制定专门的统计指标与有效的评价体系，以便学者对其进行各个方面的研究，从而发现问题、找出原因、制定对策、引导发展，这对我国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将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徐铁南.城镇养老服务业的经济效应分析[N].2010年民政论坛—论坛报告，2010-11-19

2.龙书芹，风笑天.城市居民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对江苏四城市老年生活状况的调查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7（1）

3.焦亚波.上海市老年人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0（19）

4.周宇.养老机构发展呼唤创新—基于北京市海淀区养老机构的调研[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5）

5.唐咏.从社会福利社会化视角思考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行为[J].甘肃社会科学，2010（3）

6.王婷，李珏玮，张英.公办养老院存在的必要性[J].中国老年学杂志，2007（12）

7.曹煌玲.中国城市养老服务体系研究—以大连市为调查分析样本[D].东北财经大学，2011

8.王佳.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对策研究—以河南省为例[D].武汉科技大学，2011

9.刘珍益.论我国养老服务的发展和产业化[D].浙江财经学院，2012

10.辛本禄，高和荣.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兴消费产业研究—以老龄产业为例[J].西北人口，2012，33（4）

人口老龄化趋势分析篇3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老年住宅；投资风险

中图分类号：F293.3文献标识码：A

一、重庆老龄化的趋势及对社会的影响

（一）重庆老龄化趋势。根据国际上通用的标准，当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人数占国家总人数的7%或60岁以上的人数占总人数的10%以上时，即标志该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近年来，中国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老龄化渐渐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的一个趋势，也成为重庆人口发展的一个趋势。截至2009年，重庆常住人口2，859万人，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有325.35万人，约占总人数的11.4%，表明重庆已成为老龄化的城市，且人口出生率比2008年降低0.2%，死亡率降低0.1%，可见未来几年重庆老年人口有增加的趋势。

（二）重庆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重庆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不仅对老年人自身带来了问题，同时也给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也带来了诸多问题。

1、对重庆养老负担的影响。我国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此外随着重庆老年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使重庆成为一个“未富先老”的城市。重庆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速，其结果必然是加大了重庆社会养老和医疗服务的压力，如老年人口的数量增多，势必导致养老保险费用的增加等，此外，老年人患病的几率增大，对城市医疗服务体系提出了挑战。

2、对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重庆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使劳动适龄人口数量急剧减少，劳动适龄人口逐渐老化，尤其在2025年到2040年之间，是重庆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时期和人口高龄化的高峰时期，低龄人口的数量减少，老龄人口的数量增加，人口老龄化加速，其结果使得重庆成为一个老化程度较高的城市。而劳动适龄人口的数量直接影响城市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到时劳动力人口数量减少，进而使重庆经济发展缓慢和劳动生产率降低。

3、对老龄产业的影响。重庆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使老年人的寿命增长，老年人口的数量也不断增加，老年人对社会的需求将越来越大，将会形成一个竞争性弱，开发潜力较大的老年市场。又由于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需求特殊性，就要求了老年消费市场的多元化、多层次。老龄产业的发展将会成为重庆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将会为重庆经济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4、对消费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影响。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市场为满足老年人的精神和物质需求，将会不断的开发老人医疗用品、生活用品、保健用品，以及老年旅游、老年大学等产业，拓宽老年消费市场，尤其是在高龄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对社会消费需求将明显增大，因而，人口老龄化很可能对城市的消费结构和经济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5、对税收、储蓄及收入的影响。重庆人口老龄化加剧，使得劳动力人口数量减少，而劳动力人口是税收的主要提供者，进而影响国家税收收入；老年人口的数量增加，使得老年人口平均抚养费增加，养老负担系数提高，劳动力人口的养老费用支出大大提高，这样就降低了银行储率；在城市人口结构和就业率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人口数量减少，受赡养的人口数量增多，税收、储蓄减少，这些都将导致生产总值下降，进而影响收入分配。

二、重庆老龄化背景下的老年住宅供需分析

（一）重庆市老年住宅现状

1、重庆现有的老年机构较少。截至2008年底，重庆市约有养老机构1，255所，床位64，374张。主城区养老机构的入住率接近100%，部分受欢迎的老年公寓存在排队一年以上才能入住的情况。可见，重庆养老机构远远不能满足重庆老年人的需求，养老住宅的发展空间很大。

2、重庆现有的老年住宅面积普遍偏小，且户型设计落后。设施功能单一，未完全按照老年住宅施工标准进行建设，不能满足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生活功能要求，未体现以人为本的关怀。

3、重庆现有的老年住宅设施落后，且人员素质不高。重庆现有的老年住宅大部分是传统的福利院、养老院等，其配套服务设施落后，休闲娱乐更为落后，且医疗服务不完善。同时，重庆现有的老年住宅中缺乏大量专业的护理人员，除了要对老年人身体上的照顾，还要对老年人精神上给予关怀。

（二）重庆市老年住宅市场需求量分析。截至2009年，由于社会转型、政府职能转变、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养老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难以满足日益壮大的老年人群，特别是迅速增长的“空巢”、高龄和带病的老年人的医疗需求。根据对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情况调查，截至2009年，重庆市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超过3%明确提出要入住养老机构，超过7%的老年人需要养老服务。由此可以测算得出，现有的养老机构远远不能满足重庆老年人的需求。随着重庆经济的发展、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高，老年人对老年住宅的需求将会逐步提高。

（三）重庆市老年住宅市场供给量分析。截至2008年底，全市有城乡养老机构1，255所，床位64，374张。其中：城镇福利院、社会福利中心、老年公寓等203所，床位23，983张（国办94所，床位13，160张；社会力量办109所，床位10，823张），但2008年重庆65岁及以上的人口有319.39万人，仅按5%的老人选择机构养老计算，全市还有接近15万张的床位缺口，可见养老床位供求矛盾突出，已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且重庆老龄化趋势加重，老年人口的数量日益增多，养老机构的不足与老年人需求的增多之间的矛盾将会日益明显。

三、重庆老年住宅投资风险及对策

（一）政策风险。老年住宅带有的一定的社会福利性质，因而政府的政策扶持对老年住宅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房地产商投资开发老年地产首要考虑的因素。一般而言，政府会在土地的取得、贷款政策、税收等方面给投资者提供一定的优惠条件，投资者获得政府或多或少的政策扶持和鼓励，但目前有关老年住宅的支持政策太少，且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不能落实到位，如老年住宅使用水电气，仍按照商业住宅收费标准；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较难得到减免；相关税收政策优惠较少等，政府没有及时采取一些如给予老年住宅建设的专项拨款、税收优惠和资金援助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老年住宅的发展。

站在开发商的角度，建议开发商应熟悉国家关于老年住宅方面的政策，积极主动地去争取政府的优惠政策，就建设用地、养老服务设施、财务税收与费用等方面积极与政府进行洽谈，争取一定数量的资金扶持，减免相关行政费用，降低项目建设中的政策风险。

（二）市场风险。市场的需求直接决定了项目的存活。市场需求量很大时，项目发展的空间就很大，反之，项目发展空间较小，项目存在市场风险。老年地产项目作为一个新兴的地产市场，必然面临新兴市场所要面临的市场风险。家庭养老作为中国最传统的养老模式，其养老理念在社会生活中牢牢占据统治地位，在很多老年人眼中，把老年住宅和养老院、福利院区分不开，认为去老年住宅居住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在一些子女看来，则是一件不孝顺的事。可见，老年住宅尚未被社会真正认可与接受，此外，老年住宅市场化程度较低，尚未形成一套完善的运行管理机制，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养老住宅的发展。

项目开发商应做好项目的市场宣传工作，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宣传项目是以老人为本的建设宗旨，项目建设的目标是为了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减轻年轻子女的负担。要破除“只有孤寡老人才入住养老机构”、“送老年人入住老年住宅为不孝者”等陈旧观念。同时，项目开发者保证项目优质完成，在老年市场逐渐树立自己的品牌，适应市场的需求，为以后进一步的开发老年住宅做好准备。

（三）经济风险。老年住宅项目入住人群主要是老年人，因而项目要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切身需要和人性化设计，才能受到老年人及其子女的热捧，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老年住宅不仅需要一个“无障碍设计”的生活空间，还需要有相应的生活配套设施如医疗配套设施等，其投资额一定高于其他一般的房产项目。项目投资额度较大，资金的回收期就会较长，项目运行管理中的财务管理难度也会加大，项目经济效益的平衡点就很难把握，使得项目存在一定的经济风险。

开发商在争取政府有关费用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可向银行申请低息贷款，差额部分向政府争取补贴。另外，可以发挥社会力量，建设老年人事业基金，通过慈善会、红十字会、志愿者协会等慈善机构社会融资渠道筹措一定数量的老年住宅资金。

（四）运营管理和人才风险。入住人群的特殊性使得老年住宅项目开发完成后的运营管理绝不是一般房产项目的物业管理，老年住宅项目的后期运营管理更需要多种专业化项目（如医疗护理、学习娱乐等）的管理。老年人作为主要的入住人群，需要专业的医疗护理和体贴入微的服务，因而老年住宅项目运营管理要求较高，项目运营需要大量素质较高的专业性的护理人员和服务型人员。

建议项目建设时应注重个性化服务理念，体现“以老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招聘一批具有专业资质的护理人员和素质较高的管理人员，保障提供服务的质量。定期进行员工培训，不断提高员工素质，同时，可加强非专业人员的培养工作，加强员工储备，使得项目建设专业性高，从而形成良好的品牌效应，使项目进入良性循环。

（五）设计和施工风险。老年住宅的建设存在设计和施工风险。项目的设计直接关系着项目建设的功能，从而影响市场需求。老年人这一特殊的群体，对住宅的功能要求自然不同于一般住宅的功能，对住宅功能的要求更加具体化、细节化，且由于老年人在收入水平、家庭观念、思想观念、知识水平、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时，对老年住宅的功能需求就会有所不同，老年住宅的设计就存在多样性变化的倾向。由于项目投资额较大，项目施工过程中存在资金是否按时到位的风险，存在进度风险、施工安全风险等。

项目设计前，应对老年人对住宅功能的要求进行市场调研，调查对象尽量范围广，了解不同层面老年人的多样需求，避免在住宅使用中出现一些制约性的住宅功能问题，使项目满足更多老年人的多样性需求。在项目施工期间，应加强项目成本控制、进度控制和质量控制，进行适当的记录，保障项目按期并保质保量地完成，以达到项目建设的目标，降低项目的施工风险。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重庆老龄化现状及老年公寓初探.

[2]2010年重庆统计年鉴.

[3]乜堪雄.人口老龄化对重庆经济的影响与产业对策[J].探索，2005.6.

[4]重庆市社会养老服务项目建设专项规划（2009年-2010年）.

[5]曹建芳.对新形势下养老服务体系的探讨[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07.11.

[6]刘艺容，门佳蓬.老龄化-发展我国公寓养老的可行性分析与对策探讨[J].中国集体经济・社会视野，2010.2（下）.

[7]宋言奇，韩卫关.关于苏州市公寓养老发展的调查与思考[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7.13.

[8]由春桥，刘娜.哈尔滨市老年公寓行业发展存在问题研究[J].实践与探索.

人口老龄化趋势分析篇4

[论文摘要]在对上海市老年人口信息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老年人口高龄化将是未来30年上海人口老龄化的主流。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的发展具有顶端高龄化、高速高龄化和规模高龄化等特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对未来上海社会建设和养老模式的影响。

一、老年人口高龄化的概念和内容

老年人口高龄化(agingoftheaged)概念是在人口老龄化(agingofpopulation)概念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在国际上，人口高龄化一般是指年龄在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theoldestold)占全体老年人口(≥60或65岁者)的比例趋于上升的过程。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笔者倾向于将“老年人15高龄化”界定为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趋于上升的过程，其衡量指标为高龄化系数即高龄老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比例。在国际上，老年人口高龄化现象开始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1998年10月，在联合国“99国际老年人年”的启动仪式上，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指出：“世界人口在老龄化的同时，老年人口本身也在老龄化”。据国内学者的预测，全球高龄人口绝对数将从2000年的6900万发展到2022年的1．32亿、2050年的3．7亿，同时，全球高龄人口占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也将从2000年的16．5％发展到2022年的18．9％、2050年的25．4％。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高龄化现象开始逐渐从老龄化进程中分离出来，无论从外在表现来看，还是从内部成因来分析，老年人口高龄化现象可以说是人口老龄化的某种“质变”。笔者因此认为，需要对相互联系的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高龄化这两个概念加以学理上的区别和界定：首先，在增长机制方面，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婴儿出生率的下降即少子老龄化，而老年人口高龄化则在于老年人死亡率的下降，即在老年人存活率上升的条件下，老龄化从以生育率下降为主导的“底部老龄化”转向以死亡率下降为主导的“顶部老龄化”，其结果就是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其次，在外在表现方面，人口老龄化更多是指全体人口的老龄化(agingofpopulation)，而高龄化则是指老年人口自身的老龄化(agingoftheaged)，是通过老年人口进入高龄人口数量的直接增加而形成的绝对老龄化现象；最后，在时间序列方面，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惯性推移”效应，将对高龄化产生“高龄洪峰”现象，存在一个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关系，一般情况下也可将高龄化称之为“二次老龄化”。

二、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现状及发展特点

1．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现状

上海市作为全国老龄化水平最高的地区，1979年在全国各大城市中率先形成老年型人口结构。经过近30年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截至2006年底，上海市户籍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80．97岁，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275．62万，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0．1％。据上海市统计局的预测，上海比全国提前1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且老龄化水平越来越高的趋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6年以来，上海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平缓发展的同时，老年人口高龄化发展趋势加快。截止2006年末，高龄人口已经达到46．78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3．4％，占老龄人口的比例已达15．97％。在1996—2006年这10年间，上海市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绝对数从24．8万人增长到46．78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6．41％，大大高于同期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49％的年均增长率，而其中百岁及以上超高龄人口的年均增长率更是高达17．52％，从1998年的208人增长到2006年末的680人，成为高龄人口中增长最为迅猛的群体。

据笔者的预测从2000—2030年这30年将是未来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迅猛发展的时期，可以称之为“高龄洪峰”时期。如表1所示，在这一时期内，高龄人口增长率将大大提高，绝对数将从2000年的29．9万人发展到2010年的59．1万人、2015年的80．6万人、2030年的204．7万人；高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2000年的2．27％发展到2010年的4．25％、2015年的5．67％、2030年的13．43％；高龄人口占老龄人口的比例将从2000年的12．40％发展到2010年的20．73％、2015年的26．25％、2030年的53．33％。到2030年，上海市高龄化将接近峰值。

2．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发展的三个特点

上海市是全国老年人口高龄化最早开始的地区，在2000—2040年之间，全国范围仍处于由低速老龄化阶段转向高速老龄化阶段的时候，上海已经在老龄化平稳发展的同时开始了“二次老龄化”，并进入高速高龄化阶段。在未来30年，上海的老年人口高龄化发展趋势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顶端高龄化：高龄化本质上是老龄人口自身的老龄化老年人口自身也在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引发了全球老年人口高龄化的讨论。从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产生的成因来看，老年人死亡率下降对高龄化的贡献率最大，即基于老年人生理年龄延长而使日历年龄延长，显示了高龄化发展从“底部老龄化”转向“顶端老龄化”的发展态势。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使老年人口的死亡率下降和存活率上升，老年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造成高龄老人绝对数的大量增加。与此同时，上海市生育率水平的长期平稳发展，使其对高龄化的作用减弱。因此，老年人口自身的老龄化是高龄化的主导因素。

(2)高速高龄化：高龄化的速度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将非常迅速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与国际上公认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日本接近。日本成为老年型人口仅用了22年时间，而我国也只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老年人口高龄化而言，人口老龄化洪峰的发展态势，将在人口结构金字塔产生“惯性推移”效应，即由“老龄洪峰”推移到“高龄洪峰”，对高龄化速度产生人口结构意义上的催化。笔者对上海市高龄化发展的简单预测就反映了这方面的冲击，从1996年到2005年这10年时间，高龄人口的年均增长率是老龄人口的4．3倍，因此，高龄化的洪峰态势较之老龄化更加严峻。

(3)规模高龄化：随着高龄化速度的加快，高龄规模将非常庞大上海市是一座拥有1778万常住人口(截至2005年底)的大型城市。在高龄化迅猛发展的未来30年中，高龄人口将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非常庞大的规模。假定在上海市总人口数维持不变、婴儿出生率保持当前水平、少儿抚养系数基本不变和老年抚养系数不断上升的前提下，迅速增加的高龄规模将使老年供养系数加速上升，并面临因抚养难度系数增大而使劳动年龄人口负担更大压力的局面。因此，高龄化所产生的规模效应是巨大的。

总之，通过对上海未来30年“高龄洪峰”的分析可以看出，顶端高龄化、高速高龄化和规模高龄化是上海未来高龄化发展趋势的三大特点。除此之外，不同步性、不规则性、累积性强也将是高龄化的特点。在对高龄化应对策略分析中，要格外注意这三大特点，同时结合其他特点加以研究。

3．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发展阶段分析

据笔者的简单预测显示，从2000—2030年这30年将是未来上海市“高龄洪峰”时期，而从2030年开始，老年人口高龄化的发展趋势将从迅速增长转向平稳发展，并一直延续到2060年。这个发展态势是由于1950—1980年这30年生育率居高不下和死亡率迅速下降造成的“人口生育洪峰”所形成的人口结构金字塔“惯性推移”效应决定的，将会从1950—1980年的“少儿洪峰”推移到1970～2000年的“中青年洪峰”、1990—2022年的“老龄洪峰”、2000—2030年的“高龄洪峰”，2030—2060年则属于高龄洪峰向静止型人口过渡时期，在2060年后形成生育率和死亡率两低为特征的静止型稳定人口类型。具体如下：

从表2可以看出，笔者依据人口惯性推移效应所形成的高龄洪峰所划分的6个阶段之间，没有严格的时间界限，在时间序列上连续的每两个阶段各有10年过渡时期，这主要是考虑了人口惯性推移过程中可能存在诸如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等的实际偏差。随着各个阶段惯性推移的发展，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之前生育高峰所形成的“少儿洪峰”，推移成“中青年洪峰”，再推移成“老龄洪峰”和“高龄洪峰”，最后推移成“洪峰过渡”和“洪峰结束”；相对应的人口结构金字塔分别为：人口金字塔、人口菱形塔、人口倒金字塔、人口方形塔4种理论上的理想人口结构图。具体表示为图1。

三、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的影响及其挑战

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的迅速发展及逐渐增大的高龄老人群体，对上海现行的老年社会服务模式形成严重的冲击。由于高龄老人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自理能力下降，长期经常性照料需求急剧增加，而长期照料提供者将由家庭转向社会，因此，老年人口高龄化对老年社会服务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之成为未来需要加以完善的重要问题。总的来看，未来老年人口高龄化的影响及其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居住方式的变化和家庭观念的变化

在上海这样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城市里，传统家庭观念受到冲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家庭居住规模的缩小，二是家庭人际关系的转变。随着城市人口流动频率的加快，一般情况下，子女选择单独居住方式，使家庭居住规模缩小，在造成老人家庭类型中空巢家庭比例上升的同时，空巢家庭的持续时间较之以往也增长了。随着居住方式的变化，家庭内部人际关系也在发生转变，父母与子女之间保持一种“有距离的亲子关系”，这种亲密关系是有限度的，子女无法全面负担起传统供养父母的责任，对父母的长期照顾也是有限度的。同时，高龄化所形成的3代甚至4代人际关系，在“高龄老人一低龄老人一中青年子女”之间使中青年子女照顾老人的任务增重，而年轻一代赡养老人的价值观念也开始淡薄。2006年末，上海纯老年人家庭为78．92万，占老年人总数的28．56％，其中单身独居老人l7．24万。

2．需要长期护理的老人增加和未来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困境

如前所述，高龄化在未来30年的迅猛发展，其直接后果就是高龄老人预期寿命的大幅度延长，高龄老人绝对数的大量增加。高龄化所造成老年人存活率大幅度上升，将再次形成三代甚至四代、五代同堂的家庭规模，使中青年子女的长期照顾对象增加。与此同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独生子女家庭大量增加。“4—2一l”3代共存的倒三角型家庭结构被认为是独生子女家庭的典型结构。虽然他们不一定居住在一起，但在代际关系上形成4个老人、2个中年人、1个青年人共存的形态。随着高龄化趋势的加快，在这个青年人完成婚姻之后，可能和伴侣共同面对8个高龄老人、4个低龄老人的长期照顾重任(在假设家庭内部老人全部存活的前提下)，增加了他们的经济和精神负担，他们将无法独立承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家庭结构以及家庭子女减少到极限所引发的家庭养老支持问题，将成为社会所关注的焦点。

3．长期化、重度化和多样化的高龄老人照料服务需求增大

在高龄老人群体不断壮大的同时，其中生活无法自理、需要长期照料的失能或失智老人也随之增加。低龄老人依靠养老金和夫妻问互助可以单独生活，高龄老人中则可能因为老年痴呆症等慢性疾病而使需要重度长期照料的人数迅速增加。同时由于老年人经济支付能力的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对照料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多，对照料服务供给也提出多样化要求。据同上海情形相似的日本人口统计资料，“1995年时65岁以上老人中每千人即有194．5人日常生活需要协助与照护”，而在70岁以上老人中，这个数据是221．9人，在80岁以上的高龄人口中，这个数据将更大。

4．女性就业者的增加和长期照料服务提供的减少

一直以来，女性在高龄老人的家庭照料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上海年轻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逐渐增加，劳动参与率不断提高，中年女性就业、再就业和兼职的比例也非常高，因此妇女花费在家庭中的时间在不断减少。工作与家庭分离的职业妇女，在长期照料服务提供方面，不但照料时间无法保证，而且照料质量也在下降。这种变化的直接结果是长期照料提供的减少，使得依靠儿媳、女儿长期照顾高龄老人的传统家庭照顾方式崩溃。

5．老年抚养系数上升和老年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

人口老龄化趋势分析篇5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济；成都

1.研究意义

人口老龄化的定义是年轻人口减少、老年人口数量增加的趋势，一个地区随着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人口生育率、死亡率陆续下降带动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所以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是息息相关的。目前，成都市人口老龄化不仅呈加速发展趋势，还呈现出高龄化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对本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越加深刻。

2.国内外研究现状

2.1国外研究现状

首先掀起了对老龄化研究的序幕的是刚进入工业社会后的法国，是由于成为西欧国家中生育率持续下降老化最显著的国家。

人口老龄化研究最早一般是从老年人口群体特征的现状探讨为出发点，针对老年人自身的问题如生理、心理和社会角色等方面展开论述，主要是研究老年人面临的实际问题及相应对策，以此为基础逐步形成了后来的人口老龄化理论。其中首次提出了“人口老龄化”这一概念的是在Pearl（1940）发表了《人口的老龄化》一文中。

而从经济学角度对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兴起是从二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了《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影响》，文中阐述了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2.2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研究老龄化其实开始得很早，我国两千年前的《素问・上古天真论》，就是研究人的衰老和抗衰老问题的老年学说。随着我国步入老龄社会，国内对老人问题的研究逐步加强。中国老龄问题研究主流之一是以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学为基础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老年社会学作为新兴的社会学分支异军突起。老年社会学有其独特的研究范围和对象，老年社会学主要是研究同社会学的联系。当今老龄问题研究的主流是“积极老龄化”问题。

3.成都市人口老龄化现状

成都，简称“蓉”，别称“蓉城”，是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西南地区的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自古以来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拥有部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所以分析人口老龄化对成都市经济发展影响有重要意义。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成都市65岁及以上人口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增长52.47%，为136.43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比重也由7.96%增加到了9.71%。

虽然成都市的老龄化水平比四川省10.95%低1.24%，但相比全国平均水平8.87%高出0.84%。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未来10年成都市将进入人口快速老龄化阶段。根据成都市统计局分析指出，成都市55-64岁的人口有160万人，而未来十年平均每年将有16万人进入老龄人口，预计2022年成都市老龄化水平将突破15%。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必将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和压力，对成都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

4.成都市人口老龄化特点

4.1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我国人口总量仍在增加，但自然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6.7%。降至2012年的0.1%，有关资料显示，成都市65岁及以上人口早在2001年占总人口已达到8%，年龄结构已向老年型转变，进入老龄社会。成都市老龄人口在不断增长的趋势下还呈现出了高龄化趋势。而人口老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死亡率呈上升趋势，出生率呈下降趋势，自然增长率递减甚至出现负增长。可是例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比重由5%上升到7%，一般需要历经几十年甚至近百年的时间。

表1

单位1978198019902000201120122013

出生率%10.311.213.19.69109.04

死亡率%66.16.46.64.69.96.33

自然增长率%4.35.16.73.14.50.12.71

4.2老年人口数量大

四川省65岁及以上人口为8807545人，而成都市老年人口占四川省15%左右。同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0-14岁的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5.49%，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的比重上升1.75%。可见成都的老年人口数量庞大。（表2）

由表3可以看出从80年代到2000年，成都的人口年龄结构中少年组的变化趋势最为明显，从30.26%降低到2000年的16.43%，两个数据比较而言，后者约是前者的50%。一方面是总人口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是出生人口数量的减少，一升一降使得少年组的比例下降最显著。通过图3可以看到的是作为主要劳动力的中年组的人口所占比例正处在一个缓慢增长的时期，在逐渐达到峰值后，很有可能会是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下降，这都表明了我国的“人口红利”窗口期所剩时间已然不多。一个城市正常的人口年龄结构中按国际标准，60岁以上人口应低于10%，而65岁以上人口应低于7%，而截至2014年底，60岁以上人口已突破20%，成都市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近14%。

表2

年别项目2000年2010年

总人口规模（人）1124427214047625

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人）8948201364348

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例（%）7.969.71

表3

年别年龄段所占比例1982年2000年

1―14（万人）30.26%16.43%

15―64（万人）64.71%75.61%

65岁及以上（万人）5.03%7.96%

4.3成都市人口老龄化进程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生育率下降都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而其实施导致的生育率下降具有超前于经济发展的特点，在成都，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值得关注的是，2001年，成都市人口年龄结构已经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进入老龄社会。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成都市人口老龄化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8.87%高0.84个百分点。未来10年成都市将进入人口快速老龄化阶段。而2012年，武汉市生产总值（GDP）为8003.82亿，人均生产总值（GDP）79079.75元，成都市生产总值（GDP）为8138.94亿，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只有56836.17元，换句话说，成都市的人均生产总值要依靠大量人口支持。所以说，成都市快速的老龄化进程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大环境下进行的。而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也会随之加重老龄化的进程与经济发展不同步的矛盾。

5.人口老龄化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

5.1对于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会直接导致主要劳动力比例的下降，造成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从而影响着就业结构的变化，冲击着经济发展。同时，老龄人口的再就业也会影响青年劳动力的就业，由此人口老龄化也会加剧日益增长的应届大学生和就业岗位有限的矛盾。

5.2对于消费结构的影响

人是消费的终端，不同的年龄结构对于消费结构也是不同的。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社会将会由生产性社会向消费性社会转化。因为老年人口主要是消费人群。而同时更多的生产成果用到消费上，使得社会和家庭的抚养负担加重这，也会造成再生产投人的减少。

5.3人口总量的持续增长

随着经济发展，老龄化进度的加快，成都市即将面临劳动力减少的尴尬，成都市多年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有利的人口结构以及充足的劳动力数量，而面对即将到来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如何妥善地使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必然成为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老龄化问题提高了社会负担的系数（劳动人口与被抚养人口的比例），也同时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6.针对成都市人口老龄化现状的对策及建议

6.1建立健全养老保障制度

6.1.1进一步扩大养老保障覆盖面，建立新的农保模式，解决农村养老问题。

对于成都而言，应该统筹城乡，先行先试。成都市就此可以大胆探索充分发挥创新实干精神。也可以学习类似《珠海市农民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过渡办法》的相关文件，在全市开始建立健全农保制度。

6.1.2倡导个人家庭养老。

四川省的经济水平决定在现阶段还需要继续提倡家庭养老，特别是在农村，继续发挥家庭养老功能，提倡健康的养老方式，完善具有尊老敬老传统优良品德的养老体系尤其重要。

6.1.3建立健全城镇社区老年服务体系。

在城镇，考虑日益增长的老龄化趋势，应建立健全老年人服务体系，使老年人能就近得到陪伴、护理、紧急救护等各种服务，并为老年人群学习、文体等社会活动的需求提供条件。

6.2提高老年人口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和作用

老年人中仍有很大一部分是有体力，有知识，有经验的高素质人才，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可以一部分化解家庭社会在养老方面的矛盾，把他们的“余热”变成社会财富，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可相对延长退休年龄。

结论

成都市作为一个未富先老的发展城市，必须积极应对老龄化现象，充分把握“人口红利”的时间机会，对于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状况来说，在兼顾扶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应积极进行经济转型，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此同时抓住最后的劳动力低成本时机。当然尤为重要的是要转变观念，建立健全养老机制，将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力资源利用起来，解决养老问题的同时也发挥老年人的作用。从根本上解决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压力。（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黄志坚.江西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对策研究[D].江西景德镇：景德镇高等专科学校，2011.

[2]刘雪飞.成都市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9.

[3]游端云.龙岩市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D].福建农林大学

[4]奇瑛.四川省人口老龄化的现状趋势特点及对策分析[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

[5]丁海英.温州市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对策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大学，2011.

[6]杨玉水.贵州省人口老龄化的现状趋势特点及对策[J].贵州文史丛刊，2004，（10）：10-12

[7]何景熙；青健；李晓梅.成都市人口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口数据的初步分析[R].成都：西部发展研究，2013.

[8]封佼佼.“十二五”河北省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及其应对思路[J].经济研究导刊，2013，（08）：5-6

[9]长治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山西统计信息网

人口老龄化趋势分析篇6

关键词：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队列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6-0003-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6.001

ChineseElderly’sMainEconomicResourceandCohortChange

DUPeng，XIELili

（SchoolofSociologyandPopulationStudies，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Abstract：Duetothelimitationofdataandanalyzingmethod，previousstudiesofelderly’smaineconomicresourceareinsufficienttoanswerthefollowingtwoquestions：first，whendoestransitionbeginbefore60？Second，howdoestheeconomicresourcechangeasthe2000cohortofelderlygrowingolder？Thisstudyusesthe6thcensusdatatodemonstratethetransitionaltrendofeconomicresourcebyanalyzingdatafromtheageof45.Moreover，tracethe2000cohorttoanalyzethechangesofmaineconomicresourceto2010.Theresultsshowedthat：1）theproportionofChineseelderlyrelyonpensionsexperiencedaladderliketransition；2）60to69wastheimportantperiodofchangeandgraduallybecamestableafter75.Inurbanarea，therankoflaborincomeandpensionswitchedat60forming“scissorlike”distribution，whileinruralarea，therankoflaborincomeexchangedwithfamilysupportforming“sandglasslike”distribution；3）theolderpeoplehadbetterselfsupportcapabilitieswiththedevelopmentofsocialsecuritysystem.Thestudyindicatesthattheincomestructureofolderpeoplecannotonlyreflecttheirfinancialsituation，butalsoembodythenationallevelofsocio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olderpeople；maineconomicresource；cohortstudy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从1994年开始关注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变动情况，现有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运用横截面数据比较老年群体内部的主要生活来源差异。如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异[1～3]、低龄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的差异等[4～5]；二是运用不同时期的数据比较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变化。不同学者们利用1994年、2000年和2010年的全国调查数据分析[6～8]，发现老年人对子女供养的依赖性在逐步减弱，主要生活来源的结构从单一来源转变为三大支柱，且主要依靠子女供养、劳动收入和离退休金的老年人口比例也在随着时间发生改变。

尽管现有研究已经勾勒出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大致结构，但或因为数据，或因为分析方法的限制，两类研究在分析上都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在利用横截面数据开展的研究中，大多采用60岁作为分析起点，这对于分析进入老年期后主要生活来源的状况固然没有问题，但却不能呈现出一些重要的转折点。例如，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近一半（47%）的60岁城镇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是离退休金，但是以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比例具体是从何时开始低于离退休金的我们不得而知，而两者的交叉点对于研究提前退休现象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又例如城镇女性在60岁时依靠劳动收入的比例已经远低于家庭供养和离退休金，仅为18.4%，其主要生活来源的结构转变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这就需要将现有的分析年龄往前推移，并且采用单岁组进行分析，而现有研究并没有做到这么细致。

另一方面，在分析主要生活来源的变化时，已有研究是将不同时期的相同年龄组进行比较，这种比较更多体现的是老年人内部代际更替带来的变化。例如，由于新进入60岁的老年人在早期的受教育程度、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比10年前60岁的老年人有所改善，使得依靠离退休金和劳动收入的比例有了明显提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同一批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否会发生变化？例如，2000年60岁的老年人活到2010年70岁时，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否保持不变？依靠子女供养的比例是否会提高？现有的研究并不能回答这些问题。

针对上述发现的两点不足，在本研究中，笔者将利用2000年和2010年的普查数据，以45岁作为起始年龄，采用单岁组分析不同性别和城乡之间主要生活来源的差异，以期呈现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结构的整体趋势和转折点。此外，运用队列分析方法，将从2000年活到2010年的老年人视为一个队列，分析该队列老年人10年间主要生活来源的变化情况。

二、数据与定义

本文使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45岁为分析起点。在2010年的调查中，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分为劳动收入、离退休金养老金、失业保险金、最低生活保障、财产性收入、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和其他，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将失业保险金、财产性收入和其他归为一类，最终划分为劳动收入、离退休金养老金、家庭供养、最低生活保障和其他五大类。

2000年的调查中规定“未工作者主要生活来源”问题一共有6个答案选择，分别为退休金、基本生活费、家庭其他成员供养、财产性收入、保险和其他。为了跟2010年进行对比，将基本生活费归为最低生活保障，财产性收入、保险和其他都归为其他。需要注意的是，在2000年的调查中只针对没有工作的老年人调查主要生活来源，而本文考虑的是全部老年人的生活来源，因此只能将劳动收入作为仍在就业的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这一推论虽然不是直接调查主要生活来源的结果，但从各方面的数据分析看，还是比较接近实际的情况[9]。

三、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现状

1.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总体情况

从总体情况来看，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的主要生活来源仍然由家庭供养（40.7%）、劳动收入（29.1%）和离退休金养老金（24.1%）组成，以这三种形式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老年人占全部老年人的93.9%。虽然2010年我国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仍然集中在家庭供养、劳动收入和离退休金养老金这三大支柱上，与2000年的普查结果相同。但与10年前相比，各部分所占比例出现了明显变化。依靠家庭供养和劳动收入的老年人比例与2000年相比均降低了3个百分点，而值得注意的是，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的老年人比例比2000年的19.6%增加了4.51个百分点。此外，依靠最低收入保障的老年人比例从2000年的1.6%增长到3.9%，提高了一倍多，成为各种主要生活来源中变化最大的一类[10]。

图12000年和2010年分年龄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

数据来源：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下同。

从分年龄的情况来看，不同年龄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存在明显差异。劳动收入是低龄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如图1所示，随着年龄增高，劳动收入所占比例下降，劳动收入与家庭供养相交于67岁左右，之后家庭供养成为最主要的生活来源。与2000年相比，离退休金养老金呈现出“阶梯状”趋势，分别在50岁、55岁和59岁前后有明显的提高，这主要是受我国退休制度的影响，女性工人50岁退休，女性干部55岁退休，男性一般是60岁退休。由此可以推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和退休制度不断完善，新进入老年期的人口年轻时工作的比例会提高，以离退休金养老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阶梯状”趋势会越来越明显。加之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个体在进入老年期后对家庭供养的依赖会逐渐减小，老年人的经济独立性会逐步提高。

2.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的性别差异

我国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老年人以劳动收入为主的比例最高，达到36.6%，其次是离退休金养老金和家庭供养，比例分别为28.9%和28.2%。而女性老年人则主要依靠家庭供养，有52.6%的女性老年人生活主要来源是子女或者其他家人的经济支持，比男性老年人高出24.3个百分点，见图2。可见女性老年人的经济独立性相比男性更低一些。

图22010年分年龄、分性别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

从分年龄情况来看，男女之间的这种差异就更加突出。男性在69岁以前都主要依靠劳动收入维持生活，而女性从62岁开始依靠家庭供养的比例就超过了劳动收入。在85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中，60%的男性高龄老年人依靠家庭供养生活，而女性高龄老年人则高达78.3%。在离退休金养老金方面，男女也有显著差别。男性从50岁开始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的比例出现缓慢上升，从58岁左右开始经历一个陡然上升的过程，60岁以后增长趋势又趋于平缓，维持在30%左右。这种变化正好印证了提前退休现象的大量存在，排除一些特殊工种允许55岁退休，有超过10%的男性至少在57岁左右就提前退休，而提前退休不仅加剧了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矛盾，还是人力资源的一种浪费。因此，在讨论延迟退休的同时，首先应该整顿提前退休现象。相比之下，女性提前退休的现象并不突出，以离退休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口比例在49～50岁之间经历快速提高，之后便趋于平缓，维持在20%左右，直到70岁左右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这主要跟过去妇女工作参与率低有关。

3.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城乡差异

在城镇，全国以劳动收入、离退休金养老金、家庭供养和最低生活保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老年人的比例依次占老年人口总体的12.9%、50.1%、31.4%和3.1%。农村各主要生活来源相应的比例为41.2%、4.6%、47.7%和4.5%。从图3可以清楚地看到，城乡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构成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在城镇，是由劳动收入、离退休金养老金和家庭供养形成的三根支柱，而在农村则主要依靠劳动收入和家庭供养两大生活来源。

图32010年分年龄、分城乡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

在城镇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中，以劳动收入为主的人数比例随年龄增长而逐渐下降，而以离退休金养老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老年人比例在45岁到73岁之间呈上升趋势，之后趋于平缓，两者在60岁交汇形成“剪刀型”分布；而以家庭供养和低保为主的人数比例则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增加。中国农村中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中，以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数比例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下降，以家庭供养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数比例则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上升，两种来源此消彼长，在68岁交汇形成“沙漏型”分布（各占大约45%）。以离退休金养老金或低保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数比例虽然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上涨，但其基数和上涨幅度都非常小，其比例在各年龄段中均低于10%。

从城乡分性别的情况来看（见图4），城镇男性中老年人生活来源更主要依靠劳动收入和离退休金养老金，各个年龄对家庭的依赖都低于城镇女性。从年龄分布来看，城镇男性的劳动收入和离退休金养老金构成的“剪刀”开口比城镇女性大，交汇点在60岁左右，比女性的55岁延后了5年。农村男性的主要生活来源构成了一个左大右小的“沙漏”，劳动收入和家庭供养的交汇点在70岁，之后，家庭供养为主的比例取代了以劳动收入为主的比例，成为农村男性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中国农村中老年女性的主要生活来源随年龄变化的趋势与农村中老年男性基本相似，但与农村中老年男性不同的是，农村女性“以劳动为主”和“以家庭供养为主”的人数比例变化呈一个均匀的“沙漏型”分布，两者的交点比男性年龄低，大约在65岁左右，在此前后，劳动收入和家庭供养比例此消彼长。值得注意的是，65岁以后的农村女性老年人的自我经济供养能力最弱，其享受离退休金养老金的比例甚至低于以最低生活保障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比例，因而农村女性老年人应该成为最受关注的老年人口群体。

四、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队列分析

在过去的分析中，由于受到数据的限制，研究者往往使用图5的方法分析主要生活来源随年龄增长的变化。但是这种比较方式并不能准确反映年龄的影响作用，因为使用横截面数据的比较，不能排除时代和老年人口代际更替的影响。例如，在利用2010年的数据比较60岁和70岁组的老年人生活来源的变化时，由于新进入老年期的老年人出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其受教育程度可能更高，女性老年人年轻时参加工作的比例更高，进而享受离退休金养老金待遇的比例可能更高，经济独立性更强。尽管从图5和图6来看，两种比较方式的变化趋势是相似的，但是用图5这种方式分析主要生活来源随年龄的变化并不准确。更好的方式是使用图6中的相同队列进行比较分析，例如2000年60～64岁的主要经济来源结构与2010年70～74岁的主要经济来源结构相比，可以更有效地排除老年群体内部代际更替的影响，减小误差。

为了进一步说明两种分析方式的区别，笔者在表1中将队列变化与截面数据变化进行了对比。其

图42010年分年龄、分城乡、分性别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

图52010年分年龄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

图6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队列变化

中，“队列变化”是指从2000年活到2010年的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与10年前相比发生的变化，“截面变化”是指2010年各年龄组与同年上一个10岁组相比发生的变化。可以看到，两种方式比较出来的结果存在明显差异。以队列方式分析时，各年龄段劳动收入的减少比例比用2010年截面数据分析减少的比例更大。以70～74岁组为例，2000年60～64岁的老年人到2010年时，主要依靠劳动收入的比例为18.1%，比10年前减少了31.9个百分点。若同2010年60～64岁组的老年人相比，则比同年年轻10岁的老年组低30个百分点。虽然从百分数来看差异很小，但这说明，2010年新进入60～64岁组的老年人依靠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比例较2000年60～64岁组的比例小，结合离退休金养老金比较就会发现，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新进入老年期的老年人享受离退休金养老金的比例有所提高而产生的。因此，如果单纯看年龄的影响，老年人随年龄的增加依靠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比例减少幅度更大。其他类型的生活来源也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尤其是离退休金养老金的变化，如果以队列分析，各年龄组的比例都有一定提高，这可能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和新农保的普及有关，造成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原来没有社保的老年人获得了社会保障。而如果以截面数据比较，整体变化并不明显且有减少的趋势，这是因为新进入各个年龄组的老年人经济独立性更强，造成变化的原因主要是新进入各年龄组的老年人。又如依靠家庭供养，虽然从队列和横向的比较来看，比例都是随着年龄提高有所提高，但是截面的变化明显大于队列变化，也就是说，如果使用同一年的数据分析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随年龄增大的变化，则可能夸大年龄提高对家庭供养依赖性增大之间的关系。可见，使用同一年的数据分析主要生活来源随年龄的变化存在一定的误差，使用队列的分析方式更为准确。下面笔者就以队列的方式分析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变化情况。

如果把2000年活到2010年的老年人作为一个队列来分析，将其与2000年相比，最突出的变化是以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老年人口比例大幅度下降（25.4个百分点），与之相对应的是依靠家庭供养的比例明显提高，比10年前提高了16.7个百分比。相比之下，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老年人口比例比较稳定。

从分年龄的情况来看，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在75岁以后逐渐保持稳定。在此之前，主要是劳动收入与家庭供养此消彼长的变化。60～69岁是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重要转变时期。处于这一阶段的老年人由于健康可能出现较大变化，使得其参与劳动的能力减弱，主要生活来源从劳动收入转变为家庭供养，其中农村老年人受此影响更为突出，尤其是农村高龄老年人。从表1可以看到，7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生活来源虽然相对稳定，但是依靠劳动收入比例下降的同时，依靠最低生活保障的比例提高幅度最大，由此可以推测，有相当数量的高龄农村老年人由于健康问题不得不停止劳动后，转为依靠低保生活，这部分老年人面临健康经济状况差、无子女供养的多重危机，政府应该给予重点扶持。

分性别的统计数据表明，从2000年到2010年间，男性和女性老年人依靠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比例都有大幅度下降（见表2），尤其是男性老年人变化最为明显，比10年前下降了26.5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大部分女性退出劳动的时间都早于60岁，这与前面分析的女性收入来源转折点吻合。对于女性老年人而言，尤其是高龄女性老年人，对家庭供养的依赖仍然十分突出，但75岁以上的女性老年人10年后依靠家庭供养的比例减少了2.8个百分点，这主要与高龄女性老年人丧偶率高，以及女性老年人在经济方面对老伴的依赖有关，可见婚姻对女性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和最低收入保障的老年人口比例都有一定提高，这些变化主要与近10年来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城乡低保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密切相关。但由于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筹集资金难，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和农村养老保障水平还有待提高，依靠这部分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老年人生活仍然十分困难。

五、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我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45岁为起始年龄，分单岁组对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构成进行了全面分析。同时结合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从队列的角度分析了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随年龄增长的变化。总体而言，2010年老年人口的主要生活来源仍然以家庭供养为主，但是与2000年相比，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和最低收入保障的比例有了明显提高，老年人的经济保障水平有所改善。

我国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老年人以劳动收入为主，而女性老年人则主要依靠家庭供养。从变化趋势来看，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受退休制度影响，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的比例都呈现出阶梯状变化趋势，男性在58～61岁之间快速提升，女性在50岁左右快速提升。

在城镇，离退休金养老金是老年人最主要的生活来源，农村则依靠自主劳动收入。不管在城镇还是农村，老年人的自养能力相对过去都有所增强，但增强的方式不同。随着城镇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城市老年人的社会养老程度提高，超过一半的老年人可以依靠自己的离退休金养老金来维持日常生活。但在农村，由于养老观念改变和人口流动的影响，加之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滞后的原因，许多老年人不得不依靠自身劳动来获得经济收入，因而，他们的实际经济状况可能较差。从分年龄的变化趋势来看，城镇老年人依靠劳动收入和离退休金养老金生活的排位在60岁时出现交换，形成“剪刀型”分布；而农村老年人来源单一，以劳动收入和家庭供养为主的人数比例此消彼长，在68岁交汇形成“沙漏型”分布。

通过比较两种分析方式，文章指出，考虑到老年人口内部的代际更替，以往利用同一年数据分析主要生活来源随年龄增长的变化存在误差，虽然总体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会夸大高龄老人对家庭供养的依赖。从队列分析的结果来看，60～69岁是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重要转变时期，这与老年人的健康变化有一定关系，而农村高龄老年人受此影响最为突出。75岁以后，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逐渐保持稳定，但由于女性丧偶率高于男性且对老伴经济依赖强，因此，高龄老年妇女丧偶后如果没有其他家庭成员提供经济支持，很容易陷入贫困和老无所养的困境。

此外，分城乡的分析结果为提前退休现象提供了数据支持。队列分析发现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和最低收入保障的老年人口比例比10年前有一定提高，这说明我国老年人社会保障的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进展，由于扩大了参保条件和覆盖范围，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享受到社会养老保障。可见，老年人的收入来源结构不仅可以反映出老年人的经济状况，还可以体现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今后在开展相关研究的时候，可以进一步挖掘主要生活来源变化背后的原因和带来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杜鹏.中国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现状与变化[J].人口研究，2003，（6）.

[2]杜鹏，武超.1994～2004年中国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变化[J].人口研究，2006，（2）.

[3]王红丽，丁志宏.我国老年人主要经济生活来源的变迁分析――基于性别的视角[J]，兰州学刊，2013，（1）.

[4]同[2].

[5]姜向群，郑研辉.中国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及其经济保障问题分析[J].人口学刊，2013，（2）.

[6]杜鹏，武超.中国老年人主要经济来源之分析[J].中国社会工作，1998，（3）.

[7]同[1].

[8]同[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