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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的重要性(6篇)

来源: 时间:2024-06-01 手机浏览

双减政策的重要性篇1

对于双减政策的个人感想

义务教育学校承担义务教育主体功能的定位被官方强力确认,原先校外培训机构自发构筑的、独立于义务教育学校体系之外的教培体系,将从根基上瓦解,成为各自为政的独立小单元。

义务教育活动的参与方,由原来的学校(教师)、学生、家长、教培机构四个主要参与方,直接减少为学校(教师)、学生、家长三个主体参与方,其中原本由教培机构承担的教育功能,被分配给学校、老师和家长,而立足减负宗旨,家长今后亦主要承担学生在学校以外的生活监护人职责,同时为孩子营造良好的家庭学习环境。

基于上述划分,义务教育学校今后将经历一段旨在提升教育效率的探索过程,首先是对校内教学人员职能与工时的合理高效配置,这是由于学生在校时间延长、教职工工作量陡增所致。其次,从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和手段等方面,要寻求更加便利化、精准化的资源来加以利用,如此才有可能兼顾不同能力的学生适应较为密集的学习节奏,确保教学效果得到普遍性提升。第三,在以智育为主的同时,德育、美育等工作也会占据学校的教学工作量,而不同课程间的占比变化亦是此消彼长的过程,这对学校精确设置、高效分配教学资源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对于教培机构而言,原先在节假日、休息日或寒暑假占用学生时间的情形已经一去不返,而学校教学日内学生放学时间变晚,亦令校外培训在运营时间上失去了长期稳定的可行性,故培训机构需要从对用户的服务时间获取这一根本角度出发,来谋划自身业务的延续。

以此为前提,摆在教培机构面前的路径有两条,一是开展上门私教服务,这种服务确切地说是原先一对一教学形式的翻版,原来是在线下机构开展一对一面授,以后则将教学场所设在学生家里;二是全力转向线上教育,依托在线便利,用一对一或小班形式,抓住学生课余碎片化时间开展服务。

当然,这种转变也推翻了大部分教培机构一直以来的运营逻辑。如上门私教形式,对于机构而言,极易沦落成中介,进而丧失对旗下教师的掌控力。再如,即使全面转向线上的任务完成,如何应对不同地域教育水平差异、取得更广地理范围的用户认可,考验的不仅是机构在一对一或小班教学方式运用上的灵活性,还有更好顺应监管,做好营销、售后等多层面业务的应变能力。

从家长层面看,会经历一个对子女教育的认知提升过程,主要是对自身教育理念的修正”。

不得不说,从人数规模上看,相对于学校教师和教培机构从业者,家长群体才是学生教育活动的最大参与方。一直以来,这个群体内部对于子女的学习,大致存在以下观念:教好孩子(主要指学习成绩)是学校和老师的事,和家长关系不大;孩子在学校之外应该补课,不能输在没开小灶”上;将孩子送入更好的学校,实施贵族教育”。其中,前两种可谓绝大多数普通家庭家长们的主流观念。

现在看来,今后家长既不能佛系地把孩子完全交给学校(尽管双减”政策面向家长端的减负力度空前巨大)——因为在双减”政策下,在学校一方尚未探索出普适性的重大工作成果前,完全寄希望于学校教育并不现实——也不能指望校外培训助力,毕竟背负重大商业化色彩的教培机构,首先需要应对生存这一极端现实问题。

反倒是,当前及今后的形势更加迫使家长要尽快完成自我成长。比如,对孩子课余学习问题的答疑,即便以前家长自己不会而找辅导老师,如今同样需要家长自己寻找解决办法,至于是自学(开个玩笑)还是其他方法,总归要家长来替孩子面对。总而言之,家长们会对双减”后的变化有诸多不适应,而这种不适应必须要家长自己来解决。

对于双减政策的个人感想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求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严格控制书面作业总量,保证学生睡眠时间;全面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坚持从严治理。

这被称作双减”政策。

文件要求,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大多数的家长表示欢迎双减”政策,认为同时也减轻了家长的负担。

校外各种名目的培训班,都需要资金的支持,看着其他孩子们都报了辅导班,自己的孩子不报,怕跟不上。迫于压力,只能自己省一些,不能苦了孩子。

再有,周末、寒暑假,孩子上辅导课,不论天气如何,刮风下雨、酷暑难耐,家长都需要接送孩子上下辅导班。大家现在普遍的感受是:现如今培养一个孩子太贵了,一年花几万元上辅导班都是正常的,有的甚至更多。也有一些家长表示担忧,虽说政策出来了,但是中考和高考还是要看成绩,培训机构依然有市场需求。不能在线下开培训班了,会不会转到线上或者是一对一的教学。

我们都知道,线上教学的质量和面对面还是有差别的,孩子的注意力,自控力,都对线上教学质量有直接影响。而且,一对一的私教课程,学费比大班课要高很多,无疑加重了家长的负担。另外,如果培训机构从地上”转到地下”,家长们还要四处去打听。这个暑假已经有多个在家中开班的辅导老师被举报,也证实了家长们担忧的种种问题。已经习惯了上校外辅导班的孩子们接下来如何安排时间,不虚度;家长们自由的时间相对少了,如何安排时间陪伴和辅导孩子,这些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双减政策的重要性篇2

11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强调,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

11月18日,在APEC会议上表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而在早前公布的中央“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也提出了“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的思路。

从“供给经济学”到“供给侧”改革

上世纪70年轫于美国的供应学派是“供给侧”经济硏究的先声,并在大约10年时间里成为日后有名的“里根经济学”的基础之一。供应学派的诞生建立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注重需求侧的管理,通过刺激需求达到经济调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货币政策。尽管凯恩斯主义被一再证明在短期内确实行之有效,但长期来看,味扩大需求会导致持续通胀,进而导致经济停滞。这正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世纪80年代上台时面对的局面。供应学派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弊端,提出了通过提高生产能力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通过刺激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张。基于这个基本认识,通过减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供给学派最鲜明的口号。

里根上台后,于1981年将供给学派的主张结合货币学派的主张一起运用,并分解为削减不包括军费在内的财政开支,对企业和纳税个人实施大规模减税,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等措施。

2013年,以贾康为代表的多位经济学者提出了“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强调以推动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着力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有效化解“滞胀”、“中等收入陷阱”等潜在风险,实现中国弥合“二元经济”、趋向现代化的新一轮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与质量提升。其基本政策主张是着重从供给端入手推进我国经济实现“双创、双化、双减、双扩、双转、双进、双到位、双配套”等八双。

“八双”的基本要点是:“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3“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双扩”,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和,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双转”,落实人口政策的转变,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双进”,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双配套”,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金融配套改革。

从需求管理到供给侧管理

除去新供给经济学派的努力,多位财经官员也于近日对“供给侧”进行了权威解读。

10月8曰至10曰,中央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在广东考察时说,要按照中央要求,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把增强企业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引导好社会心理预期,重航权保护和知i,口产权保护,完善商业法制,切实发挥企业家重要作用,着力营造抉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场环境。

11月14曰,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在北大经济观察报告会上指出,供给侧的结构改革的重点在于要形成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而“供给管理”,是指通过解除对人口、制度、土地、资源、金融、创新等抑制,增加有效供给。

徐林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创新的核心,一是要形成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在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方面,要从产权制度、国有企业制度、金融制度和财税制度的改革,来释放红利。另一方面是在发挥好政府的作用方面,需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政府管得过多,审批过多,监管过严,都会增加制度性交易成本。

11月18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财经》年会2016上发表主旨演讲,指出了我国的供给体系和结构存在的六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具有外向型,现在外需减少了,有些产能过剩了,转向内需,当然是一个方向,但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有些甚至可能无法转向内需。

第二,过去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供给体系,没有及时跟上国内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而变化了的消费结构。絲都看到的一个事实是,同一件产品出口的品质就高一些,卖给国内的品质就些,迫使很多中等歡群体出国买“中国造”。

第三,过去供给体系能适应排浪式消费,但满足多样化、个注化消费的能力相对比较差,总量上产能没有问题,但结构上存在着花色、品种、规格、安全ffi等满足不了消费需求这样一些问题,所以有些消费流向了国外。

第四,有些产业,产能已经达到了物理性的峰值,也就是说,价格再怎么降,产品也很难卖得出去,再怎么扩大投资,需求也很难消化现有的产能。同时有些产业,达到了资源环境约束的承载能力峰值,也就是说,如果以全球消费量为我们自己的产能峰值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忍受更加严重的雾霾。

第五,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一种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同时存在着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

第六,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有些方面的成本,不仅高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于高收入国家了。高成本是供给侧最致命的硬伤。

针对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提出的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杨伟民指出,从过去的思路相比,新增加了产业政策要准、改革政策要实这么两条,这两条也主要是针对供给侧和结构性问题。

其实,无论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还是新供给经济学的双创政策主张,创新无疑是位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地位。不过与本次“供给侧”的官方表述备受舆论关注相比,今年9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庁、国务院办公庁印发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所提出的建立创新政策协调审查机制和创新政策调查和评价制度则较少被关注。

“创新政策”提法的首次出现是2013年10月财政部部长娄继伟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国务院关于国家财政资金分配与使用情况报告》,“创新政策体系不够完善,与创新有关的产业、科技、知识产权、贸易、财税等政策缺乏顶层设计和有效衔接。”此外,娄继伟还指出,“促进技术供给的政策多,促进市场需求的政策少”。

双减政策的重要性篇3

许多研究表明,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方案虽比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有所改善,但仍有许多严重弊端而极不可取。本文对此进行分析,并提出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政策建议。人口老化和劳动力资源

基于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我和我的合作者们应用仿真模拟,对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将造成人口老化大大加剧和劳力资源加速萎缩。

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方案,2050年和2080年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虽比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低一些,但仍然高达28%和33.8%,分别比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高出9.4%和19.1%。2050年和2080年最需照料的高龄老人比例高达9.3%和13.4%,分别比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高出9.8%和14.4%。

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方案,18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虽比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多一些,但仍从2010年的9.4亿萎缩到2050年的7.6亿,到2080年萎缩到5.2亿;2030年以后,平均每十年减少劳力0.77亿;从2010年平均每8.1个劳动者供养一位老人,快速下降到2030年、2050年、2080年平均每3.6个、2个与1.5个劳动者供养一位老人,老年抚养负担分别等于2010年的2.2倍、3.9倍和5.3倍。而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下的劳动力资源和老年抚养比,相对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方案要好得多。出生性别比问题

因为农村地区现在和将来的双单独夫妇比例很低,只开放双单独夫妇生二孩政策在农村地区基本将维持现行的“一孩半”政策,即允许独女非双单独夫妇生二孩,而不允许一孩为男孩的非双单独夫妇生二孩。

然而,“一孩半”政策客观上产生“一男孩价值二女孩”的心理暗示导向作用,显著助长了重男轻女、产前性别鉴定与流产女婴,而造成出生性别比偏高;一孩半政策不允许一孩生了男孩、不会流女保男的夫妇生二孩,而导致二胎女孩数结构性减少,其影响占出生性别比超常部分35%以上。例如,20多年以来,一直实行普遍允许二孩加间隔政策的甘肃酒泉市、山西翼城县、河北承德市与湖北恩施州的出生性别比多年来一直保持在正常或接近正常范围,大大低于其周边一孩半政策地区。

基层计生干部告诉我们,那些不符合生二孩政策要求而千方百计想生二胎男孩者,很容易钻计生法规的空子;B超查出二胎怀的是女孩后,以自己避孕失败为借口找计生干部,要求人工流产,还向政府索要误工费、营养费、医药费等。如果计生干部不理睬,就去上访。更有甚者,查出怀的是女孩后,利用计生部门的举报热线,玩自己举报自己的把戏。计生部门往往为了降低“违法”生育的数量和比例,只好心知肚明地配合这种人流产女婴,事实上也成了性别比失衡的推手。计生工作难度与腐败问题

只开放双独夫妇生二孩政策将导致双独夫妇抚养四个老人与两个小孩,单独夫妇抚养三个老人与两个小孩,而非双单独夫妇抚养两个老人与一个小孩,势必造成双单独夫妇老少抚养比远比非双单独夫妇高的社会不公问题,而可能群起责问并要求政府予以补偿。

同时,只被允许生一孩的非双单独夫妇对政府可能更不满意,将导致这些夫妇以及他们家庭变成对立面,从而恶化党群关系,使计生工作难上加难。

中国发达城市生育水平很低,符合双单独生二孩条件的育龄夫妇很多。很多农村地区,生育率仍然较高,符合双单独生二孩条件的育龄夫妇很少,人们耳闻目睹发达地区很多夫妇被新的政策允许生二孩,自然会跃跃欲试。

于是,各级计生委不得不大张旗鼓,甚至不惜以行政制裁手段制止计划外生二孩,或干脆编假数;否则,“一票否决”政策环境下,为官者何以自保?毫无疑问,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政策将造成老百姓“攀比”心理,加大计划生育工作难度。我们为什么要把计划生育搞得那么难?

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或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政策,只允许部分人而不允许另一部分人生二孩,将继续滋生民众超生造假、一些政府部门编假数和用超生罚款敛财、走后门甚至行贿受贿等诸多腐败。与贪污盗窃、买官卖官、侵占国有和集体资产等腐败遭民众深恶痛绝截然不同,超生二孩产生的腐败治理难度特别大,因为很多干部和民众对它有同情姑息心态。独生子女高风险家庭

40岁-45岁母亲的独生子女因疾病、事故、地震海啸等天灾人祸先于父母死亡,则造成无后与孤寡老人;越来越多独生子女高风险家庭应对疾病、事故、天灾人祸的脆弱性,将严重危及社会和谐。

此外,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唯一性”和“小皇帝”地位,可能形成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难以适应艰苦环境和不善于与他人合作等心理缺陷,这也不利于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

建议尽快实行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全面无条件放开二孩可能因生育堆积而造成孩子入学难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建议卫生人口计生部门以基层社区为单位,通过调查摸底搞清楚:(a)已生一孩、希望生二孩以及近期可能生一孩的育龄妇女人数;(b)当地所有小学合计每年最多可招收一年级新生人数。如(a)显著大于(b),则确定适当的当前优先生二孩年龄,然后,每隔一年优先生二孩年龄下降1岁-2岁,条件成熟时,由民众自行选择生育年龄。对于(a)不显著大于(b),少生晚生已成社会习俗的城市发达地区,则可以一步到位全面放开二孩。

建议政府郑重地向群众承诺,无论在农村和不很发达的城镇地区,还是在很发达的城市,城乡普遍允许生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的新政策决不会再变,给群众一颗定心丸,彻底消除民众害怕因适当推迟而丢失生二孩机会的担心,以利于二孩政策平稳过渡;对模范执行适当晚育间隔生二孩者予以公开表扬奖励;对不符合晚育要求而怀孕二胎者予以批评教育,但对他们生二孩决不视为违法,决不罚款,不但允许而且要求其生下二孩,防止以不满间隔为由的性别选择流产女婴。

双减政策的重要性篇4

随着抗日形势的不断发展,对地主的政策也在改变。1936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指出,在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之后,仍分给以耕种份地及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⑤,这改变了过去地主不分田”的左”倾错误,不再肉体上消灭他们,而是给他们一条自食其力的出路,从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五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⑥的保证,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土地政策所做的重大调整,通过这个有原则性的让步来换取与的合作,其目的在于取消两个政权的对立,便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反对日本侵略”⑦。之后的5月,又进一步解释这一变化:为了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共产党愿意停止使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中国土地是属于日本人,还是属于中国人,这是首先待解决的问题。既是在保卫中国的大前提之下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那么,由暴力没收方法转变到新的适当办法,就是完全必要的。”⑧8月22日至25日,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正式提出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土地政策重大转变的完成。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能够适时地改变其土地政策,这一转变既适应了抗战的需要,也使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双减”运动下农村各阶层经济利益的再分配

减租减息运动后,胶东根据地各阶层土地占有的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土地占有更加分散,阶层划分的经济标准趋于消失。地主和富农作为农村社会上层,在运动的压力下纷纷低价卖地、赠地,甚至舍地。中农阶层缺乏向上发展的动力,基本上维持阶层的不变。贫雇农阶层分得了土地,减轻了地租和利息的负担。这种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不是源于传统的经济因素,更多的是非经济的政治因素。

(一)地主

双减”前,胶东地区的地主阶层占有和使用土地的状况如何?1946年6月,中共胶东区委曾组织力量,深入调查过社会各阶层的经济状况,其中保存了一些关于1937年以前和1941年之前地主占有与使用土地的资料。这些数据为我们分析减租减息之前胶东农村的土地状况提供了坚实的根据。在这里,笔者选取了三个地区的统计数据,分别是乳山县崖子区、牙前县郭城区和文登县高村区。地主阶层是减租减息运动的最大冲击者,它们变成了政治意义上的符号,丧失了原有的经济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胶东根据地地主的总户数锐减,现存地主的户均土地和人均土地的数量急剧减少。以牙前县郭城区、乳山县崖子区和文登县高村区为例,3个区地主人口比重从30年代中期的2%左右降到双减”时的0.2%左右,户均占有土地从137.2亩降到52,3亩,人均占有土地从14.4亩降到9.6亩,多数地主下降为富农和中农,甚至贫农。①牙前县郭城区的出租地主从30年代的9户减为1946年的2户,经营地主从22户减为4户。1941年前,该区30村中,9个村庄有地主,到1946年只剩下4个。②乳山县崖子区33个村,1946年仅7个村有地主。③其次,地主规模剧减,现存的绝大多数是户均50亩地以下的小地主,超过100亩的大中地主已经绝迹。1941年双减”前,牙前县郭城区和乳山县崖子区拥有100亩以下的地主占到总数的75%,到1946年,上升到100%,其中拥有土地50亩以下的小地主占到60%以上,100亩以上的地主已消失。④最后,地主的生活状况恶化,社会地位下降。在东海区母猪河平原,一些地主的粮食不足家用,只好卖地负债维持生活,甚至有的卖不出去地,只能卖房子、箱柜,换粮食吃。⑤文登县高村区万家庄梁姓地主,大人一般不愿到大街上,觉得抬不起头,小孩子到学校不敢说姓梁”。⑥

(二)富农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保护富农经济。随着抗战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最主要矛盾,减租减息政策在调整劳资双方利益的基础上,提倡吴满有方向”,保持富农阶层的稳定,鼓励中农上升为富农。然而,胶东根据地的富农阶层经过双减”运动,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的局面。据东海区母猪河平原大英、小英和二马3个村的调查,原有的24户富农中,下降的占37.5%,速度比地主尤甚”。在文登县高村区,富农的户数从1940年的286户下降到1946年的190户,户均亩数从42.6亩降到35.8亩,人均亩数从5.94亩降到5.03亩。①牙前县郭城区的富农从1941年的332户降到了1946年的255户。②乳山县崖子区的富农在1946年挨户调查时的户数比双减”前下降了26%。③一些富农虽未发生阶层下降,但在政策的影响,设法减少占有土地的数量,有的赠地和卖地,有的分家析产。据牟海南部村庄调查,捐地百亩以上的地主占该阶层的二分之一。④在威海,这种现象也较为严重。据羊亭区仅8个村的调查,地主舍地530亩;据桥头区的粗略统计,地主捐地2000余亩,港西区地主张惟春自己捐地100余亩。⑤牙前县长沙区长沙堡村富农尚同春,22口人、165亩5分6厘地,1942年被村中确定为特户,之后即分家,分出5户,其中4户仍是富农,一户分地21亩7分3厘,因没有劳动力而成为中农。⑥文登县高村区河西村富农周承功原有土地55.33亩、10口人,后分为三户:周承功4口人、11.56亩地,周元溪2口人、7.05亩地,周元陆4口人、8.2亩地(其他土地被赠出),上述三户皆降为中农。⑦中农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胶东地区的中农阶层不论人口还是土地亩数,都占到总数的30%以上,一些村庄占到一半,他们是小农经济的基础和柱石。胶县的农场面积甚小,每户平均亩数约在十亩以上,二十亩以下”⑧。招远县的自耕农,有五亩至十亩的耕地,全由自己耕作,完全自给自足的,这种人户,约占全县户数百分之七十。他们在农作之暇,也作一点副业,如木匠、瓦匠、或贩卖乡村应用物品等。他们田地的生产可以足食,副业所得则可帮助零用。”⑨民国《莱阳志》也记载,统县全境自耕农盖居十八”⑩。在减租减息运动中,胶东根据地的中农阶层基本上维持原有状态。据栖牟边、乳山县、牙前县和文登县等近百个村庄的调查,中农户均占有土地在15~20亩,人均土地仍在3亩左右,阶层升降的户数很少。在栖东县白洋区,1944年民主政权建立前有2097户中农,占总户数的34.3%。到1946年6月,上升为富农的有34户,占原中农阶层的1.62%,下降为贫农的有73户,占原中农阶层的3.48%。111940年根据地政权建立前,文登县高村区28个村庄有中农1765户,占该区总户数的35.1%。1946年7月挨户调查时,上升为富农的17户,下降为贫农的60户,95%多的中农维持阶层的不变。12

(三)贫雇农

双减”前,贫农阶层占有土地的比例在20%左右,雇农阶层的人口较少,占总人口的3%以下,也或多或少地拥有极小块土地,最贫者亦有自己的房子要饭的也有放棍的地方”①。该阶层在双减”中的变化最为明显:一是上升为中农甚至富农的较多。文登县高村区在1940年前有2797户贫农,到1946年上升为中农和富农的达到1077户,占原户数的38.5%。②乳山县崖子区由贫农上升为中农的有807户,占1941年以前原贫农阶层的42.01%,其上升原因主要是减租清算和副业生产,其中减租清算而导致上升的占到总上升户的36.45%。③海阳县郭城区战场泊村在双减”之后,富农和中农两个阶层下降,其下降户分别占原户数的35%、18%,而贫农和雇农两个阶层上升,其上升户分别占原户数的18%、38%。④二是购买土地数量的增加。1940-1946年间,据牙前县长沙区长沙堡村各阶层买卖土地的统计,贫农阶层从1942年以后买地数量逐渐增多,占同期买地总数的35%,部分雇农也开始买地。⑤牟海县崔家村在1943-1945年间,9户富农卖地24.6亩,没有买地的;18户中农卖地30.6亩,12户买地28.4亩;8户贫农卖地15.3亩,25户买地44.4亩。在各阶层中,只有贫农阶层买地量超过卖地量,且买地总量居各阶层之首。⑥

三、双减”运动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利益扩展

双减”政策给根据地大多数农民带来了较大的经济利益,他们成为了政策的受益者。原承租土地的中农和贫农阶层不仅可以少交地租,而且还能够廉价地买到土地或入租土地;雇农提高了工资,增加了收入;原负债户没有了高利率的负担。一些农户因此出现了阶层的上升。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土地政策,不仅改善了根据地中下层农民的经济条件,而且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地位。笔者认为,上述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但双减”运动的最大获利者应该是政策的制定者,或者说,中国共产党在某种程度上是最终的赢家。首先,双减”政策迎合了国共合作的需要,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以没收地主土地为主要内容,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来动员农民参加革命。一直到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始终把地主作为土地革命的主要对象,把消灭封建土地私有制作为目标。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民族利益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对土地政策进行了较大的调整,改变了原来对待地主和富农的做法,制定了减租减息政策。这既联合了农村上层地主和富农,又与的二五减租”相一致。在国共合作的大环境下,这项政策是合情合理而又合法的,政治上是站得住的。其次,双减”政策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建立一个稳定的、制度化的获取战争资源的渠道,中国共产党赢得了经济上的保障。抗战时期,胶东根据地政权的财政来源主要有田赋、公粮、捐税和临时性募捐。随着田赋征收工作的规范化,胶东根据地的田赋收入逐年提高。1938年至1942年五年间,田赋收入占财政总收入(不包括公粮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3.77%、7.7%、27.98%、53.06%、72.29%。⑦1942年8月,胶东区委遵循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的指示精神,制定了以产量为标准,以土地为计算产量标准,以户为负担单位,以人口为计算单位”的公粮征收办法,同时,确定公粮一斤,带征公柴二斤”①的公柴征收标准。1943年,田赋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下降为52.97%。②公粮收入在总收入的比重逐年增加,成为了根据地政权主要的财政来源。1943年,胶东根据地征收公粮25957970斤,占根据地产粮总量的7%,平均每亩负担公粮8斤13两,每人负担公粮22斤。③到1946年,胶东根据地人均公粮负担达到62.51斤,每亩平均公粮负担25.69斤,占亩均产量的17.13%。④胶东根据地的公粮征收工作取得较好的效果。1938年胶东区公粮收入为50万斤,到1942年达到5132万斤,1943年增加到8422万斤,1944年为10510万斤,1945年为13000万斤。1938年至1945年期间,胶东区粮食收入合计44116万斤,占山东根据地总数的41.87%。⑤但是,公粮及其附带公柴在一定时期成为了胶东根据地人民的主要负担,尤其是地主和富农。据胶东区党委调研室和财经处在1944年12月到1945年7月期间,对该地区埠后、小英、毕郭、迎驾山、半城、巨夼6个典型村进行了农民负担的调查,田赋负担占各村总负担的比例分别为31%、24%、25%、25%、27%、37%,公粮和公柴的负担较重,分别占到60%、64%、76%、62%、67%、53%。⑥在牟平县五区埠后村,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公粮负担有所差异。地主和富农的公粮和公柴负担占到家庭总负担的75%以上,中农和贫农阶层的公粮和公柴负担相对较轻。最后,双减”政策使根据地多数农民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培养了运动的骨干,实现了抗战时期的社会动员,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基本群众的支持。双减”运动得到了胶东根据地多数农民的拥护。据胶东根据地乳山县崖子区、牙前县郭城区和文登县高村区139个村的调查,减租减息前,中农及以下阶层的承租户有3505户、占3个区总户数的28.87%,中农及以下阶层的出雇户有1112户、占3个区总户数的6.95%。①地租的降低和工资的增加,三分之一的农民得到了直接的好处。同时,一些农民获得了间接的好处,他们原不入租土地,减租后可以低价入租。以乳山县崖子区为例,减租前中农承租户有391户,减租后上升到841户,②增加的450户除了一部分原贫农(即新中农)承租户外,大一部分是新增加的原未承租的中农。双减”政策所减少的地租是出租者的原来收益,所增加的工资是入雇者的额外支出。在胶东根据地,地主和富农一般占到出租户总数的三分之一、入雇户总数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不增加任何支出的情况下,通过双减”政策把地主与富农这些富有者的原收益转手送给农村中的中下阶层,达到了政治动员的目的。胶东根据地中下阶层农民在双减”运动中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好处,他们普遍改善了生活条件,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改变了精神面貌。在牙前县长沙区鲁家夼村,为地主扛活30多年的贫农周烽文有了19亩土地,高兴地说:要不着八路军来了,咱那行,该扛活还得扛活哇!”③牙前县榆山区榆山后村贫农唐玉山有了土地后,还打算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不行再要个三十亩二十亩的,我打算今年买个小驴”④。由于双减”政策的巨大推力,胶东根据地的农民获得土地后,提高了政治觉悟,参战、拥军、归队、缉私、防匪、备战等,均能获得群众热心参加及帮助”⑤。牙前县榆山区榆山后村贫农唐歧风说:今天不叫共产党八路军给做主,还敢和地主恶霸噹噹(斗理”)现在穷人有当家的,所以才敢翻身。”⑥牙前县长沙区长沙堡村张学胜作为抗属得地7.49亩,他说:咱不参军,谁参军,我不叫八路军,我这样还有好吗?儿参军以后,村里又给了一些地好过日子。”⑦双减”政策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既符合国共两党结盟的需要,又赢得了多数农民的支持与拥护,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根据地政权有了一个稳定的物质保障,财政收入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稳步地增加。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政治上的好处,又得到了经济上的利益,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四、衡量双减”政策的新尺度:暂时的积极与长远的消极

关于双减”政策的历史评价,基本上都沿袭着大致相同的模式:阐述政策实施的必要性,总结政策的积极性,很少涉及政策的消极性。不可否认,双减”政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发挥了社会动员的功能,解决了抗战时期根据地政权的财政困难,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但是,若从经济角度考察双减”政策,不难发现,该政策有着一定的历史消极性。双减”运动后,胶东根据地的土地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地主富农等出租户宁愿卖地、赠地而不愿意出租土地,贫雇农阶层无地可租;雇工工资的激增提高了农业经营者的生产成本,雇工大量失业;统一的借贷利率消灭了高利贷,也造成了富人惜贷、贫困者无钱可贷的现象。这些都是双减”直接带来的,似乎是政策的消极后果。实际上,对此要做认真的分析。双减”之后,由于地租的减少,出租户的地租收入在交纳田赋和公粮等负担后,所剩无几,尤其是负担相对较高的地富阶层。在胶东根据地,1942年执行减租政策后,地主一般的由出租而逐渐转卖(逃避负担)”

1.的现象不足为怪。据东海区母猪河平原大英、小英、二马村的调查,地主和富农毫无代价的舍出土地,所余的部分,大部分采取自耕的方式”,1941年(减租前)该村地主和富农出租土地分别为1643.9亩、244.5亩,合计1888.4亩,占出租总数的83.05%;到1945年(减租后),2个阶层的出租地分别为643亩、83.1亩,合计726.1亩,占出租总数的55.47%。在政策的冲击下,地富阶层的出租亩数下降了61.55%。

2.地富阶层在减租的压力下不愿意出租土地,宁肯卖地,甚至赠地或舍地,这是否影响到传统的土地租佃关系?影响到农业生产?这只说明地主在政策的打击下,通过这种方式以求自保。他们的行为只是租赁关系发生变化的表现,但没有消极性。因为从经济上削弱地主,是双减”本来可以预见的结果。地富阶层卖掉土地,购买者仍然要经营,农业生产不会受到影响。双减”之后,由于雇工工资的大幅提高,胶东根据地的地主和富农纷纷改变农业经营方式,少雇或不雇工人,失业人数增多。文登县高村区地主入雇工人的人数从减租前的104人下降到11人。

3.工资的提高导致了雇工需求量的下降,这是正常的市场规律。在政策的冲击下,富农将原来经营的土地改为出租,这与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吴满有方向”背道而驰,应该是政策的负面影响。同时,雇工的大量失业会加重这些家庭的生活负担,不利于根据地的社会稳定,这也可以说是政策的消极影响。但是,对此要正确分析其消极性。富农由于雇工成本的增加,被迫转变经营方式,这是他们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工资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随着农业经营成本与收益的比例关系的逐渐协调,这种现象会发生改变。此外,雇工失业在当时的胶东根据地也不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方面,雇工的人数在胶东农村人口中占有相对少的比例,失业率的提高不会造成过大的社会不稳定。据文登县高村区、牙前县郭城区和乳山县崖子区的调查,减租前3个区的雇工人数为643人,占全部人口的1%。

4.另一方面,即使对长工的需求下降,失业者还可以打短工。双减”之后,农村借贷活动停滞,一些农民告贷无门。

借贷困难给一部分农户的家庭生活和农业生产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民间借贷活动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在抗日根据地,双减”政策已经明确禁止高利贷,富人放贷大为收敛;第二,一些农民由于减租增资而增加了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婚丧、疾病、严重灾荒、青黄不接等突发性困难;第三,迫于形势,小额借贷转入地下,没有记录。据调查,减息后海阳县郭城区战场泊村私人交易多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利率高于政府规定的标准。借款有利者约计25%,月利一分至二分半,无息的都是借自亲友。

5.应该承认,减息政策导致农村借贷活动的减少,甚至停滞,存在着影响经济发展的消极性。然而,对于一些农户的借贷困难,根据地政府银行的农贷可以满足一部分农户发展生产的需求,以此部分弥补借贷资金的不足。北海银行东海支行1945年一年共放低利贷款28907933元,户数147124户,按全东海250万人口计算,每户平均5口人,折合50万户,贷款者约占总户数30%。这些贷款如按一年翻二次利(渔民、运输、小商贩、小手工业赚得还要多)计算,群众共可获利5780万元,改善其生活”。

6.据统计,自1942年1月至1946年6月止,北海银行发放农业贷款187171885元(1942年春耕贷款未统计在内),每年约有四分之一农户能够获得贷款。

7.评价双减”政策,要考察政策与客观经济规律的内在关系,从而揭示政策的消极性。封建土地关系存在了二千多年,最终的命运必将被更理想的土地关系所取代。但是,在20世纪中期的中国农村,传统的土地关系是否有着存在的合理性,这不是简单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能回答的,其存废有着内在的经济规律性。租佃关系是地主与佃户之间以土地使用权转移为核心的买卖关系,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通过这一行为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在土地所有权被少数人拥有的前提下,租佃关系有着存在的必然性。今天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合法流转似可说明这一问题。业内学者对农村土地租佃关系作了经典的解释:土地的租佃关系是根源于土地所有权而来的,因此一般情况下它是人们划分社会阶级的主要依据。中国革命要废除封建生产关系,传统的看法中租佃关系就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种看法当然没有错,但是可能不全面。在小农经济的条件下,租佃关系不仅代表地主与佃户两个对立的社会阶层,而且是无地少地农民向田主租赁土地使用权的一种买卖关系,是关于土地经营权的社会交易规则的体现。小农经济正是通过租佃关系实现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与调剂,提高土地利用率,满足无地少地农民生存的需要,所以租佃关系是小农时代的主要经济法则。”

④因此,调整传统的租佃关系,不是在短时期改变它,而是将地租率限制在一个合理的标准内。佃户的反抗和社会的动荡多源于地租以外的超经济剥削。雇佣关系是富农与雇农之间劳动力的买卖关系,是解决农村中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在地少人多、土地占有与使用不一致的社会里,这是一种基本经济法则。调整雇佣关系,关键在于工资水平与经济以外的人身依附关系。雇工工资水平一方面由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程度所决定,另一方面与农村用工习俗相关。不可想象,过低的工资能够在一个地区长期存在,假若如此的话,雇工会理性地选择其他出卖劳动力的方式,雇主会雇佣不到工人。过高的工资水平只能破坏雇佣关系的平衡,限制富农经济的发展。借贷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社会经济现象,由于高利贷的存在,近代农村的借贷关系不仅表现为资金的融通,更主要的赋予了革命的内涵,暴利和暴力是农村借贷关系的代名词。调整借贷关系,其目标是将利率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政府的作用要引导民间借贷活动,禁止高利贷行为。20世纪前中期的胶东农村,农户借贷资金的来源主要是商店和钱庄,几乎没有现代的银行和合作社,月利率普遍在二分以上,都属于政府规定的高利贷范畴。统一的利率标准,只能造成无钱可贷的状况。

五、结语

双减政策的重要性篇5

一、认真领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与实质

20__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20__年12月,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同志要求“政法机关要更加注重运用多种手段化解矛盾纠纷,更加注重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并明确指出宽严相济是“指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制的严肃性,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必须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对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严厉打击,什么犯罪突出就重点打击什么犯罪,在稳准狠和及时性上体现这一方针;另一方面,要充分重视依法从宽的一面,对轻微违反犯罪人员,对失足少年,要继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有条件的可适当多判一些缓刑,积极稳妥地推进社区矫正工作”。这里明确界定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指出了从严从宽的工作方向。20__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全面系统地阐述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具体体现,首先必须体现“严”,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严打”方针,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同时区别对待,对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人员,多开展教育感化工作。使轻罪与重罪分别依法得到妥当的处理,做到既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又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以获得刑罚效果的最大化。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旨在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可见,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并不是对“严打”方针的弱化和否定,而是新形势下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密切结合,是对“严打”方针的有益补充。

二、正确认识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意义

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稳定是和谐的基础,和谐是稳定的最高境界。公安机关执法实际中,在坚持严打方针的同时,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既能有力地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律的权威,又要充分运用依法从宽的刑事政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不仅集中力量打击了严重犯罪,还从根本上缓解了社会冲突,减少了社会对抗,促进了社会和谐。

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利于强化人民警察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求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不能仅靠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来保障依法办案,在执法中必须转变执法理念,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核心,调和人权保障与利益保护之间的关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宽严适度、有据,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正是落实了维护社会秩序与保护人权,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的理念。

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利于立法宗旨的实现。对于严重刑事犯罪,该从重的要坚决从重,对于具有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该兑现政策的要依法予以从宽处理。如果因为严打而不兑现政策,就会导致犯罪分子丧失对国家法律的信任度。坚持宽严相济,能够产生积极的、正面的社会效果,能够实现严格执法与热情服务,执法形式与执法目的,追求效率与实现公正的有机统一。

三、公安机关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几点建议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公安刑事执法工作中如何运用,具体应把握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突出“从严”,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社会丑恶现象。首先,必须长期坚持“严打”方针,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发展。多年的“严打”实践证明,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是遏制犯罪急剧上升的有效措施,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因此,公安机关必须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严打”方针,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真正把“严打”方针贯彻到日常执法工作的各个环节。其次,要根据公安部的部署,加大对黑恶势力、严重暴力犯罪,多发财犯罪,经济犯罪和犯罪等五类犯罪的打击力度,立足本地的社会治安实际和违法犯罪特点确定打击重点,坚持集中整治与日常严打相结合,增强严打斗争的及时性和针对性。第三,要充分运用劳动教养措施,对那些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欺行霸市,或者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群众、恶习较深,扰乱社会治安稳定的,该劳教的坚决予以劳教。此外,对于、吸食注射等十分突出的问题,加大整治力度,通过收容教育、强制戒毒等手段集中打击社会丑恶现象。

另一方面,要突出“从宽”,深入探索公安执法过程中的应对措施。

第一,把好案件源头。刑事案件的立案必须具备有能够证明犯罪事实的基本证据,符合法定立案标准,该立则立,不该立的/!/不立。根据现有材料尚不足以做出立案决定的,进一步开展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作出是否立案。如果扩大立案范围,随意立案,会给当事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如:某市曾发生某学校教师周__因涉嫌一事被立为刑事案件,周__在被公安机关传唤、讯问后,觉得丢失了面子,一时想不通而自尽。经公安机关调查,案件不存在,根本不够立案。

第二,推行刑事调解。所谓刑事调解,是指犯罪发生之后,经由公安机关或其他调解人使受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对刑事责任问题达成的协议,受害方不追究加害方的刑事责任,加害方则可能为此对受害方进行物质性赔偿等。刑事调解制度给冲突双方解决矛盾提供了机会,能够有效地减少和消除矛盾,尽可能地减少

法院判决后的消极因素,有助于在全社会增进和谐协调的社会关系。刑事调解制度在实体上能够确保被害人的实质利益;在程序上提升了被害人在刑事追诉程序中之参与地位;在法理上合乎刑事追诉经济原则,有利于提升加害人社会责任感。它旨在提升被害人和犯罪人的满意度,降低再犯率,它与我国传统的调解制度所蕴涵的“和为贵”的理念相一致。轻伤害案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邻里纠纷、家庭纠纷、日常琐事引发的,加害人往往是出于一时冲动,事发后又追悔莫及。一般来说,此类案件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双方的激愤情绪小,具有调解基础。如能调解结案,则能让亲情得以维系,让家庭得以稳定,让邻里得以和睦,让社会得以和谐。对此类案件,我们在及时全面调查取证的同时,尽力做加害人和被害人双方的调解工作,促成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对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得到执行且符合其他撤案条件的轻伤害案件,一律予以撤销案件。如某派出所办理的齐某故意伤害案,调查取证情况充分证明齐某涉嫌故意伤害罪,但本案双方当事人系亲戚关系,若简单地刑拘、逮捕,可能导致日后两个家庭矛盾进一步激化。后经了解,双方都有调解的意向。于是办案民警就调解问题给双方做了一些教育工作,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双方的矛盾得以化解。但对达不成调解协议、加害人无悔罪表现、不是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轻伤害案件,则坚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运用刑事调解的案件范围,应当严格控制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章第4条规定的八类刑事案件范围内。不能滥用刑事调解,杜绝、放纵犯罪行为的发生。第三,慎用羁押性强制措施。我们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坚持区别对待,对严重的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从严处理。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过失犯罪,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慎用羁押性强制措施,做到当宽则宽。对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适用取保候审措施,也为将来法院对其从轻定罪量刑打下良好的基础。如,有的犯罪嫌疑人按照其犯罪情节很有可能被判处拘役或缓刑,按正常程序刑拘、逮捕、、判刑,犯罪嫌疑人可能被羁押达半年以上,最终的判决结果可能体现不了对其从轻处罚,造成形式上的从轻,而事实上未予从轻,更没有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情形。

双减政策的重要性篇6

全民减税的主要内容

奥巴马与共和党达成减税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为:小布什时期个人所得税税率不变,并延续两年。对于美国的家庭而言,在未来两年年均收入49777美元的家庭,每年将继续享有2142美元的减税。对于年收入311330美元的家庭,每年可减税9318美元。

降低政府收取的社会安全福利税(薪资税),所有上班族的社会安全福利税将减税一年,税率由目前的6.2%降为4.2%。实施新的税率后,年收入4万美元的人,一年可多收入800美元。如果一个人的年收入是5万美元,每年可多领1000美元的工资。年收入7万美元的人,一年可多收入1400美元。年收入在106800美元以上的人,每年最多可多领取2136美元的工资。

遗产税,按照以前的设想征税起点为100万美元,税率为55%。而新的减税方案则是将遗产税征税起点定在500万美元,税率为35%。这一改变,明显对富人向自己的后人转移资产有利,而且很多富人在死后恐怕根本不需要缴纳遗产税。根据预估,按照新的遗产税方案,2010年美国只有3500人可能会缴纳遗产税,而联邦政府的此项税收会减少250亿美元。

大学学费抵税,有孩子上大学的家庭,每年可以最高获得2500美元的抵税额。每一个儿童每年的1000美元的抵税额也将继续延长两年,只要是夫妻年收入在11万美元以下、单亲家庭年收入在75000美元以下的家庭都可享受这一抵税优惠。

长期失业者的救济金再延长13个月,目前美国850万长期失业者每周领取的失业救济金约为302美元。但各洲的标准有所不同,最低的州失业者每周可领取119美元,最高的州每周可领取420美元。资本收益和纯益税维持在15%不变。对雇主来说,明年企业的基本投资将免税100%,目前是50%。

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

奥巴马和共和党达成减税协议主要是将小布什时期的减税政策再延续两年,前总统小布什在8年执政期间,共有三次大的减税举措,其中以2001推出的经济增长和减税法规模最大,根据该法美国纳税人在10年中可减少1.3万亿美元的纳税额,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模第三大的政府减税行为。

小布什减税政策推行后,从2003至2010年,个人所得税税率分成六等,新增加了最低税率10%,而美国收入段的缴税税率都进行了下调,分别为15%、25%、28%、33%、35%。除了降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外,布什减税政策还包括:每名儿童的课税减免由600元提升到1000元,这对孩子多、收入低的家庭特别有利。恢复双收入家庭10%的税收抵免,扩大税率10%档的范围。消除所谓婚姻惩罚税的负面效应,一对已婚夫妇可享受单身纳税人的双倍税金减免。鼓励小企业再投资,小企业可享受的折旧减免金额从2.5万美元上升到10万美元。取消对股息的双重征税,结束对公司所得的双重征税。

小布什执政期间,美国所有家庭,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向联邦政府缴税的税率都大幅下调,减税政策涵盖所有阶层。但由于美国富人缴纳所得税的绝对金额比例大,富人纳税税率降低,对富人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穷人,因此小布什的减税政策也被说成是对富人有利。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时提出的减税政策与小布什减税政策最大的不同点是对于富人不减税,而只为中产阶级以下的社会阶层减税。然而在共和党的强大压力下,奥巴马也只能做出让步,2011年至2012年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继续维持在2003年至2010年的水平,富人的最高税率仍是35%。

四分之一高收入人群占纳税主体

根据美国税务局的统计,2007年美国年收入最高的前1%人群,他们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联邦征收个人所得税总额的40.42%。年收入最高的前5%人群,他们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联邦征收个人所得税总额的60.63%。年收入最高的前10%人群,他们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联邦征收个人所得税总额的71.22%。年收入最高的前25%人群,他们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联邦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总额的86.59%。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产阶级上层和高收入家庭是美国政府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来源,美国个人所得税八成多是来自占美国家庭总数四分之一的最富有和高收入家庭。

由于奥巴马的妥协,在未来两年,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仍将延续,所有纳税人依旧按照小布什时期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来缴税。按照税率,依15%以下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家庭应属于中低收入家庭,而按25%、28%、31%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家庭属于中产阶级家庭。可纳税收入在68000至137300美元之间的双亲家庭,个人所得税税率为25%。可纳税收入在137300至209250美元之间的双亲家庭,个人所得税税率为28%。而一旦家庭的可纳税收入的税率到达33%以上,这样的家庭在美国就属于高收入或是富人家庭。可纳税收入在209250至373650美元之间的双亲家庭,个人所得税税率为33%。可纳税收入超过373650美元的双亲家庭,个人所得税税率为35%。谁是延续减税政策的赢家和输家

奥巴马万般无奈下与共和党达成减税协议对美国、家庭、失业者和雇主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实施的结果将使联邦政府在2011年减少4500至6000亿美元的收入,这会进一步加重政府13.8万亿美元财政赤字的负担。

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美国民众的个人所得税和薪资税,2000年,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为2,025万亿美元,其中60%是来自于个人所得税,32%来自于薪资税。2003年,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下降为1,783万亿美元,个人所得税收入占政府收入的比例也下降到52%,但薪资税所占比例上升到40%。2009年,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为2,105万亿美元,个人所得税收入占政府收入的比例仅为50%,而42%来自于薪资税。

个人所得税是联邦政府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两年减少9000亿美元的收入,论输家最大的当属联邦政府,这将使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更加雪上加霜。其次,的自由派对奥巴马的妥协深表失望,这加剧了内部的不和,也使得奥巴马在一些关键性议案上只能走上与共和党不断妥协的道路,同时也会遭遇同党人士的不断批评。如果从面上来看,全体纳税人也是大输家,联邦政府庞大的赤字最终是要纳税人买单。

说到赢家,共和党无疑拔得头筹,小布什的减税政策得以延续、上班族的薪资税削

减、遗产税起征点提高,这些都是奥巴马不愿见而共和党却是要得到的结果。高收入者自然也从新的减税政策中受益,每年收入缴税可少缴近5%的收入,这对有钱人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富人和退休者也会从新的减税政策中得到实惠,资本利的税率维持在15%不变,对于拥有较多金融资产的人而言,等于是政府在获利回吐。中等收入家庭当然也是受益者,年收入5万美元的人,一年可少缴税1000美元左右。延长失业救济金领取时间对失业者来说是个好消息,同时小企业享受的减税优惠,也对这些企业的发展有利。最后,股票市场会被打上一针强心剂,民众的投资会更易于转向股票市场。

减税计划对复苏产生正面效果

奥巴马和共和党达成的减税协议所付出的代价是在未来两年政府仅税收一项就将少收入近9000亿美元,当然从刺激经济和解决就业问题上,减税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美国所有家庭从减税上会获益5443亿美元,如果细分,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下的家庭共减税4630亿美元,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共减税815亿美元。延长失业者领取失业救济金13个月,联邦政府将为此多增加支出565亿美元。社会安全福利税一年削减2%,联邦政府会减少1117亿美元的收入。中低收入家庭课税扣除,联邦政府将会减少83亿美元的收入。小企业的税收优惠,联邦政府将会减少690亿美元的收入。遗产税征税起点提高和降低遗产税税率,联邦政府将减少收入680亿美元。

美国经济学家认为减税计划会对经济的进一步复苏产生正面效果,其中最主要的理由是民众和小企业口袋里的钱多了,民众的消费将会增加,企业也有基础增加新的雇员,从而从消费和就业扩大两个方面拉动美国经济。经济学家预估,社会安全福利税的降低将为美国GDP明年的增长做出0,7%的贡献,同时在未来2年增加72万个就业机会。不过,自由派人士仍认为全民减税政策受益最大者是富人,低收入家庭获利不大,这犹如富人吃肉、穷人喝汤。自由派智库的研究称,新的减税政策平均下来每个纳税人虽说每年可少缴税3000美元,然而1%的富人一年平均可少缴税77000美元,而20%贫困的人一年获益平均只有396美元。

奥巴马面临内外压力

白宫官员表示,奥巴马与共和党达成减税计划在今后两年内将减少约9000亿美元的收入。为所有上班族削减社会安全福利税旨在使工薪族能领到更多薪水,增加消费。这项减税措施将取代包括在去年刺激经济措施中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主要税务优惠。

不可否认,这一协议是奥巴马在减税政策上对共和党做出的重大让步,奥巴马一直主张只为年收入20万美元以下的个人及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下的夫妻减税,不得让更富有的人享有减税。在宣布与共和党达成减税框架协议后,奥巴马称这个协议只是暂时为所有阶层收入者减税两年,而不是共和党要求的永久性减税。奥巴马并为他的这次政策转向提出辩解,他表示如果国会僵持不下达不成协议,2011年所有美国人都要加税,这对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家庭不利。典型的美国家庭的税负将增加3000美元,这可能使美国经济再失去100多万个工作机会。

美国人如何看减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