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6篇)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篇1
在中国中小企业目前融资的方式中，有48.41％的中小企业选择采用内部融资的方式，38.89％的中小企业选择通过银行信贷等间接融资方式来扩大生产规模，而选择通过直接融资等其他形式来筹资的中小企业不足13％，其中仅有2.38％的中小企业首选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进行融资，而发达国家，通过企业直接融资的比例为70％。
虽然当前间接融资是中国中小企业的首选融资方式，但因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规模小、实力弱、信息化程度低、管理水平差、缺乏有效抵押物，信用信息不完整等问题，使银行、担保公司等金融中介机构以中小企业为交易对象时，信息征集成本高、交易成本高、资金回收风险大。同时，金融中介机构多以企业经营历史、硬资产为评价标准，对中小企业未来发展前景缺乏完整的评价体系和充分的采信度。
这必然导致中小企业间接融资的成功率、满足率偏低。而PE、VC等新型投资机构，在选择投资项目时，会更多关注企业的发展潜力和所处领域的发展空间，能使成长性的中小企业有更多融资机会。但由于PE、VC等机构大多设立于大城市的中心区，与处于次中心区、甚至郊区的小企业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沟通成本高等问题，又很难快速、大规模地承接中小企业融资需求。
要培育直接融资、间接融资“两条腿”走路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构建多元化的资本市场，丰富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建立能满足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双重需求的融资服务平台，是至关重要的，也是迫在眉睫的。同时，这类平台的建设及使用，还能有效提高中小企业信息化水平，同时，使中小企业有更多机构获得来自PE、VC等机构的经营及资本利用方面的辅导，使中小企业的信息化水平和管理水平得到提高，促进企业成长。这样既发挥了资本杠杆对推动企业快速发展的最大效用，又在一定程度上辅助了政府对企业健康成长的培育。
间接融资服务为中心平台
在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市场环境以及中小企业自身条件下，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通过银行等第三方融资机构获得间接融资仍然是企业获得资金的主要渠道。而且当前很多融资平台也是围绕着银行等这类间接融资机构的融资或借贷流程展开的。
信息技术与各行业的融合发展已是大势所趋，金融行业也不例外。这种情况下，未来的融资服务平台必然要在信息技术强有力的支持先与其他各类平台实现广泛互联，只有这样的融资平台才能够实现银行的信贷评估系统与企业ERP系统、CRM系统、SCM系统无缝互联互通，银行可以方便地获取真实有效的贷款企业信息，并对企业的资产能够动态监控；通过与税务管理系统的互通，可以了解企业的纳税情况，这样使银行放贷能够掌握客观的依据。
同时，通过这样的平台，企业能够充分展现自己，及时了解银行的产品服务，尽快打通资金诉求通道。由此可见，这样一个完整的、能够面向所有企业的融资平台除应囊括供应链融资的条件和资源外，必然还要包括信誉评估、担保、审计、政策导向等功能要素，融资服务平台的概念如图1所示。
融资服务平台面向供应链，各条供应链上的中小企业通过ERP系统接入平台。
平台为自身拥有ERP的企业开发可扩展的接口，为不具备ERP的企业提供ERP定制和ERP租赁服务，使其与平台对接。基于供应链与ERP系统的平台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可以囊括更为广泛的服务类别，提供一站式的在线服务，能够实现从原料开始直至成品交付的资金流、信息流、物流全过程监控、追踪与追溯，帮助中小型企业在订单交易每个环节上信息透明，及时、准确、方便银行随时进行针对特定中小企业物流、资金流的状态进行监控和评估。从而使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放贷过程大大缩短，并确保交易源头信息的准确性和更高的放贷可操作性。这样，银行更容易从系统的客户清单中发现信用记录好的企业，进而与其发生借贷业务；而企业在提高贷款概率的同时自身的信息化水平与管理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相关风险投资服务
风险投资是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资源，它与资本市场紧密相关。资本市场为风险投资提供金融支持；风险投资又为资本市场提供高质量的上市公司，推动资本市场向纵深方向发展。因此，营造和谐的风险投资环境对构建多层次的企业融资体系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般来讲，一个完整的投资过程由投入过程、培育过程、推出过程三部分构成。每部分涉及到的工作如图2所示。
风险投资环境必然是建立在当前融资体系基础之上的，当前以银行借贷等间接融资模式为基础建立的融资平台可以通过其拥有的征信评估系统等体系结构能够为风险投资商提供大力支持。征信系统主要提供信息采集、信息匹配、信用查询等功能。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篇2
[关键词]国有企业主导；对外直接投资；金融发展；信贷配给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结构特征。作为转型与增长双重考虑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正经历一个更均匀融入世界的过程。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878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三。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结构与发达国家呈现显著差异，国有企业在全部资本输出中占主导地位，投资行为主要由在国内拥有垄断优势的国有企业进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实施以来，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占比始终保持在60%以上，2006年更是一度达到81%，2012年仍占投资流量的近50%，凸显了投资主体的结构单一。
是什么导致了国有企业主导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特征呢？是资金来源不足限制了非国有企业投资么？似乎不能这样说。实际上，中国存在巨额居民储蓄与企业储蓄。最近数年，相比美、法、日、韩及墨西哥等国，中国社会总储蓄与GDP之比、企业储蓄与GDP之比及政府储蓄与GDP之比都保持最高水平（Kuijs，2006）。1990-2012年，中国社会储蓄总额与GDP之比从36%上升到64%，其中企业储蓄与GDP之比从10.2%上升到26.3%，增幅达一倍以上，因而很难说是资金来源不足限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那么是什么导致了非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偏少呢？
我们试图从金融发展视角来解释这一现象。伴随对2007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金融因素及更为现实的市场缺陷被更多地纳入经济学理论和模型中进行讨论。传统理论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理论，还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理论，多从微观视角进行讨论，关注宏观因素的较少（周业安，1999；张少华，2005；仇娟东，2011），对金融发展与国际间资本流动关系的讨论更少，罕见关于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讨论，因而我们的研究恰逢其时。
一、文献回顾
与本研究关系最密切的文献集中在企业跨国经营融资难与保险机制缺失的应对方面。资金不足与风险担保机制不健全是企业跨国经营中的两大“瓶颈”（虞瑾，2006）。首先是融资难。目前提供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性融资支持的仅有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国银行，但其服务多集中在对外贸易方面，投放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仍较少（肖楠，2007），而国内企业信用评级机制的不完善则进一步提高了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融资的难度。其次是保险机制缺失。中国海外投资遍布全球近200个国家，企业的跨境经营受到商业风险与政治风险的双重影响，2012年叙利亚内战给中方带来的巨大损失就是一例。我国海外投资保险起步较晚，直到2001年才出现了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保的海外投资险，但其业务范围仍倾向于贸易。
市场失灵情况下必须以“看得见的手”弥补这一失灵。政府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力最早体现在Kojima与Denning的文献中。在Heckscher-Ohlin资源禀赋理论基础上，Kojima（1977）提出政府应推动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其后的Denning（1981）投资发展周期论则明确提出了制度、法律及市场机制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
近期文献亦强调了政府对跨国企业金融服务所呈现的显著制度化特征。建立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乃至财税政策等渠道成为主要对策（Sansing，1996；Hufbauer等，2001；全操，2004；张翼飞，2007；王艳，2007；郭丽，2008；廖一榕，2008）。其中，黄金印（2004）的最优控制模型证明，财政政策不但能够改变资本存量，而且能显著改变投资边际收益。李庚寅（2005）与王逸（2008）则明确提出，跨国投资战略转变与税制优化目标应放在对“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激励上，重视投资税抵免对投资规模、区位与产业的引导。
目前对策性研究都强调了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及优惠财税政策的重要性，认为政策性金融的出发点是国家和社会利益最大化，提供融资和保险等金融服务是“走出去”战略有效实施的重要环节，也是世贸规则所允许的政府扶持行为（杨爱梅，2008；Yan等，2010）。政策性金融具有资金“虹吸”效应，它先市场而行，将资金投放到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产业，表明国家意图，进而引导其他资金参与（白钦先，1993；肖楠，2007）。
我们认为已有研究存在以下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是政策性金融难以全员覆盖企业跨国投资融资需求。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政策性信贷“僧多粥少”，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权宜之计很难从根本上扭转跨境投资的融资难与保险机制缺失局面。二是政府主导的信贷配给可能带来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国有企业与监管部门间天然的联系可能惯性地带来政策性信贷对国企的有偏配置（张磊，2010）。三是金融自身的发展可能意义更大。金融发展是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需要、是分散风险的需要、是国企改革的需要，更是宏观调控的需要（李炜，2007）。
二、引入金融中介的企业跨境投资规范分析
即f（PR）=f（A、φ、δ、mps）。显然，对外直接投资决定于A、φ、δ、mps等系数，而这些系数则决定于金融发展水平。其作用途径主要有4个：首先是提高存量资本配置效率，其次是提高新增资本配置效率，再次是通过提高储蓄资本转化率加快资本累积速度，最后则是帮助经济甄别出可能实现创新的企业家（Patrick，1966；Gree，1960）。“此意义上的信贷供给要求经济体系适应企业家的目的和需要，此条件下的循环才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
三、中国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检验
（一）动态面板模型GMM检验分析
由于对外直接投资明显受前期投资经验与收益的影响，因而动态项存在较大内生性可能，同时其他解释变量也可能由于惯性出现内生性问题，计量结果可能出现严重上偏。因而我们采用系统GMM检验，将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LOFDI）引入检验。
1模型、数据与方法。
（1）模型设定。由前述理论分析构建检验模型如式（17）。
（2）变量选取与数据采集。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OFDI）。解释变量5个，分别为：①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LOFDI）；②金融发展规模指标金融相关率（FIR），取FIR=全社会存贷款总额/GDP；③货币深度（M2），取M2/GDP，以度量经济中以货币为媒介进行的交易比重；④金融市场效率指标储蓄投资转化率（SCR），取SCR=贷款/存款；⑤考虑到开放经济假设，将汇率（EXCH）引入模型，取历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值。控制变量4个，分别为：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FIXINV），取历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②高校毕业生规模（STUCENT），计算公式为STUDENT=高校在校生人数/地区人口；③历年国内生产总值（GDP）；④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量（FDI）。
各变量数据为2003-2012年除以外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别采自各年度《中国对外贸易年鉴》、《世界投资报告》、《对外直接投资公报》、《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及《中国统计资料60年》。
数据处理。首先将数据转化为人民币计价单位；其次剔除价格因素，以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对外直接投资额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进行平减，以GDP平减指数对GDP平减；最后为降低异方差可能，将各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由于篇幅所限，各变量统计性描述结果未予报告。计量工具为Eviews7.2工具包。
2动态面板模型GMM检验结果分析。经多次估计，优选获得模型（1）到模型（6），详见表1。其中，模型（1）包含全部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模型（2）到模型（6）则是在排除共线性因素后的结果。
广义矩估计的有效性依赖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可以看到，SARGN检验P值较大，说明GMM检验中的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AR（2）的P值表明差分后残差无二阶序列相关，因而工具变量有效。系数联合显著性WALD检验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解释变量系数为0的原假设，表明模型总体线性关系显著。同时，模型（1）到模型（6）的R2从0.630337增长到0.938032，有显著提升，因此方程估计结果值得信赖。
总体上看，金融市场发展程度都对中国OFDI产生显著影响。LNSCR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最大，弹性达到了3.3614，强调了储蓄投资转化率对本国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影响，这与Dunning（1981）的投资发展周期论相一致。
各显著解释变量中LNSCR的显著影响较大，弹性达到3.3614，LNFIR的影响则较小，弹性为0.048945。排除共线性因素后，LNFIR与LNSCR在方程3、4、5、6中与LNOFDI显著正相关，而LNM2在排除共线性因素后的方程3、4、5、6中却表现为显著负相关，这是出乎我们预料的。后面我们在Geweke检验中讨论其可能成因。另一个出乎意料的是，LNM2在排除共线性后的模型3、4、5、6中都与LNOFDI负相关，其原因可能为信贷规模的扩张不如合理的信贷投向机制更有效率，Boyreau等（2003）、Allen等（2006）及林毅夫（2008）等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讨论中亦提出过类似结论，即不具有效率优势的国企获得较大比例信贷配给的状况带来了经济增长趋缓。而LNEXCH与LNOFDI关系的不显著则可能源于中国长期实行固定汇率。控制变量中值得注意的是LNFDI，它在各方程中起到显著正向作用，支持了关于引进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相互促进的认识。
（二）Geweke因果分解检验
Geweke因果分解检验（Geweke1982）可以深入检验x对y的因果关系、y对x的因果关系及x与y的即时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
1长期中LNOFDI与LNM2间存在显著单向因果关系，但无即时因果关系。（1）长期中LNOFDI是IAVM2的原因而LNM2不是LNOFDI的原因。这表明资本流出对金融市场提出了新要求，促进了货币化程度提高，但货币化程度提升并不能促进资本流出，两者尚未形成良性互动。其原因可能在于对M2/GDP的分析必须结合M1/GDP进行。M1/GDP稳定增长下的M2/GDP才反映金融机构的长期资金供给，否则资产泡沫、不良贷款等资本非有效性因素等都会影响对于M2/GDP的分析（Bando，1998）。中国M2的增加多表现为资产货币化，而流向实体经济的较少，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更少。（2）长期中LNOFDI与LNM2两者间即时因果关系较弱。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走出去”初期的中国企业多为政府主导型对外直接投资（姜亚鹏，2011），且在相当长时间里表现为技术援助与国际合作，所以本国M2影响并不很显著；另一方面，资本化进程的深入引起货币需求上升，进而引起M2/GDP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对外直接投资资本。
2长期中LNFIR与LNOFDI间存在显著单向因果关系，但无即时因果关系。（1）长期中LNFIR是LNOFDI的原因，LNOFDI不是LNFIR的原因，对外直接投资对金融发展的反馈达63.7%，表明金融发展对对外直接投资影响较强，而后者对前者影响较小；（2）两者间缺乏即时关系的原因可能在于：正规金融的效率改进未能及时反映到对外直接投资上。中国金融中介市场具有显著的结构单一特征，很多企业只能依赖于内源融资和非正规金融市场，这为非正规金融市场形成提供了条件（白当伟，2004），亦带来了LNFIR与LNOFDI间即时关系的不显著。
3长期中LNSCR与LNOFDI存在显著单向因果关系，但无显著即时因果关系。（1）长期中LNSCR是LNOFDI的原因，说明LNSCR有效地促进了LNOFDI的发展，而后者则不是前者的原因则可能源于储蓄投资转化率不高；（2）两者不存在显著即时因果关系的可能原因在于，中国近年来激增的对外直接投资多依赖民间借贷，所以短期看LNSCR波动对LNOFDI的影响不大。
4无论从长期还是即时来看LNFDI与LNOFDI间都存在显著双向因果关系，这与前述GMM检验结论一致。两者间短期因果关系相对于即时因果关系更大的可能原因在于：无论改革开放之初还是最近十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相对引进外资规模都较小，虽然有即时因果关系，但长期中相互影响较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中LNOFDI是LNFDI的原因，这支持了Buckley等（2007）关于引进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协调发展的观点。
综上，金融发展规模及金融市场效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长期中都有显著相关性，但没有即时因果关系，这显然与传统金融理论关于金融是经济增长引擎的认识相悖。早在1781年，Hamilton就提出“作为最令人愉快的经济增长引擎，银行通过方便大型项目融资在英国工业革命进程中起到关键作用”，Hicks（1969）亦强调真正引起英国工业革命的是金融创新而不是通常所说的技术创新，“金融创新通过向大型项目融资提供了工业革命前就已存在的技术实现其价值的条件”。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长期与短期现象的背离呢？我们认为是中国长期金融发展不足造成的。McKinnon等（1973）的金融深化理论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历了长期的金融抑制向金融深化的过渡过程，中国金融发展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尚有显著差距。这一差距表现之一就是正规金融市场对跨境企业融资需求反应的时滞，直接导致难以获得支持的企业转而求助于非正规金融，因而出现了前述中国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长期与即时关系的背离。
四、信贷配给下的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优势形成
实践中，伴随金融抑制的是事实上存在的信贷配给，而这可能带来了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优势。长期的金融抑制带来中国金融市场制度设计尚不够完善（Buckley等，2007；Morck等，2008）。主要表现在金融市场准入限制、负利率与储蓄增长并存以及贷款方向扭曲等方面，这直接导致银行业竞争不足及行业集中度较高（李辉，2008）。‘这些特征带来了储蓄投资转化率不高与信贷资源紧缺，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主导的诱因之一。
前文第二部分规范分析显示，金融中介通过影响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及资本产出比3个途径来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这一影响过程是递进的。
（一）金融抑制导致对外直接投资金融资源相对有限
一方面，金融抑制带来了储蓄挤出。面对金融抑制带来的长期低于通胀率的人为低利率，储蓄者不但得不到储蓄回报，反而可能上交通胀税。这直接导致边际储蓄率下降，政府不得不通过“保值储蓄”等资源动员来弥补储蓄挤出。另一方面，人为低利率导致银行惜贷，偏好风险规避型资产，经营保守。两方面的结合进一步导致跨境投资资金支持不足。
（二）金融资源不足导致了低效率的信贷配给制
面对人为低利率，金融资源供不应求，这直接减弱了金融资源配置过程的投资鉴别功能，只能由政府主导进行信贷配给。在信贷配给环境下，投资者实际上是用投资向监管方“购买”投资环境，这一扭曲的投资者甄别机制使得实力强的投资者得到较好的投资环境，实力弱的投资者面临较差的投资环境，其投资需求也被压抑（罗长远等，2003），表现为不同企业跨境投资能力的差异。
（三）信贷配给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有企业主导的诱因之一
信贷配给偏爱国有企业带来了信贷资源配置失效。一方面，作为内生变量的经济政策，一旦被置顶，就会在政治、经济的相互作用下沿着自己的轨迹演变（Krueger，1988）。利益集团的存在会带来显著道德风险，中国经济中金融资源和商业机会的分配是按照从国有到集体再到民营的顺序进行（黄亚生，2003），这直接反映为国有企业所面临的低利率与民营企业受到的信用约束。另一方面，关系性金融以及银行信贷风险鉴别能力弱化带来了政府的兜底预期。此预期下国有企业无破产压力，往往拖延还贷甚至不归还贷款，强行占有受配给地位，这加剧了民营部门融资难，加剧了市场道德风险，降低了信贷配置效率（Auki等，1997、1998；王跃生，1999；Allen等，2005）。而国有企业资本回报率较低的事实则进一步降低了金融市场效率（Dollar等，2007），这凸显了国有企业低成本资金优势及政府对经济的强力控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Buckley等，2007；Merck等，2008）。此机制下，国有企业自然主导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五、结论与建议
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影响，金融约束与实际上的信贷配给抑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金融发展不足给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融资成本高、投资风险分散难及投资主体结构单一等问题，因此，必须以市场方式推进金融服务自身的完善与发展。
鉴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受到储蓄规模、储蓄投资转化率、经济发展水平及对外开放度的显著影响，建议从以下四方面加强建设：
1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统一领导机制，明确监管方与金融机构的职责划分，减少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及财政补贴等短期行为对商业金融的替代。商务部、财政部及人民银行工作重点应放在对外投资的审批、日常监管与信息服务方面，而金融市场的功能则应放在融资便利与海外投资风险分担方面。
2全方位构建对外直接投资金融与保险的市场化体系。这一体系不应仅仅包括政策性金融，更重要的是推进金融深化，进一步明确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工，构建多层次、宽领域、分阶段的金融支持体系。监管方应针对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海外投资实行差异化支持政策，构建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协调互补的新型金融结构。融资服务方面，可以通过国家信用手段满足企业“走出去”的初期资金需要，发挥政策性金融的“虹吸”效应，引导商业性资金参与。其后，随着商业性金融不断进入，政策性金融应择机退出。保险方面，应着重创新保险品种，扩大保险覆盖面，增设政治险，使跨国企业不仅仅能“走得出”，还能“走得稳”。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篇3
(1)直接性。在直接融资中,资金的需求者直接从资金的供应者手中获得资金,并在资金的供应者和资金的需求者之间建立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
(2)分散性。直接融资是在无数个企业相互之间、政府与企业和个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或者企业与个人之间进行的,因此融资活动分散于各种场合,具有一定的分散性。
(3)信誉上的差异性较大。由于直接融资是在企业和企业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或者企业与个人之间进行的,而不同的企业或者个人,其信誉好坏有较大的差异,债权人往往难以全面、深入了解债务人的信誉状况,从而带来融资信誉的较大差异和风险性。
(4)部分不可逆性。例如,在直接融资中,通过发行股票所取得的资金,是不需要返还的。投资者无权中途要求退回股金,而只能到市场上去出售股票,股票只能够在不同的投资者之间互相转让。
(5)相对较强的自主性。在直接融资中,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融资者可以自己决定融资的对象和数量。例如在商业信用中,赊买和赊卖者可以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决定赊买或者赊卖的品种、数量和对象;在股票融资中,股票投资者可以随时决定买卖股票的品种和数量等。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篇4
关键词：直接融资模式比较研究借鉴
一、前言
企业的直接融资主要是指没有金融中介机构作为资金直接提供方介入的一种资金融通的方式，企业在直接融资的模式下，在一定的时期内，资金盈余方以直接交流沟通的方式与资金需求企业达成协议，或是通过资金盈余方在金融市场购买资金需求企业所发行的有价证券，再将货币资金提供给需求企业使用的一种方式。
二、我国企业发展直接融资的意义
直接融资作为一种媒介储蓄与投资，促进资本形成的有效机制，企业发展直接融资对深化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具有积极地促进作用。我国企业发展直接融资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健全金融市场体系、缩减企业投资成本、拓展企业融资渠道等方面。
（一）健全金融市场体系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发展和扩大我国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将会对证券市场的完善起到推进作用。
（二）缩减企业投资成本
我国的企业长期以来大多采用间接融资的模式，当企业经济效益处于低谷时，往往因间接融资带来的还本利息等债务而产生极大的负债压力。而采用股权直接融资的方式，企业一般只需支付红利与股息即可，由于不用还本，也有效缩减了企业的投资成本，并降低企业资产的负债率。
（三）拓展企业融资渠道
如果企业融资仅仅通过银行贷款获得，融资渠道单一，资金风险集中。贷款市场由于限制因素比较多，尤其是在信贷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可能导致企业流动资金周转不畅，严重时可能造成资金链断裂。直接融资模式可以逐步摆脱短、中期融资单纯依靠银行贷款的局面，提高融资灵活性，增强企业融资的稳定性。
三、企业直接融资模式的比较研究
企业直接融资模式作为间接融资的对称，是指没有金融机构作为中介的一种资金融通的方式。直接融资主要是指企业以债券、股票、证券等作为主要金融工具的一种融资机制。根据我国的政策及融资方式的不同，达到上市标准的企业较容易在资本市场中获取直接融资。
（一）以股权为主导的融资模式
股票IPO的上市已经成为了企业直接融资的主要渠道，从国内现状来看，大型企业大多已经上市或正在上市，因此采用股权融资已经成为此类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新股的发行可为企业创立一个可持续的融资平台，当企业上市之后，只要IPO资金的使用情况与盈利能力符合相关要求，便可以配股、采取增发等方式来筹集股本。例如，对需要通过资本扩张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和资产重组的上市企业而言，其可通过定向增发收购母公司、同类企业、关联企业的优质资产而实现直接融资。企业采用以股权为主导的融资模式时，必须要根据资本市场的融资要求来严格履行相应义务，对制度完善、信息披露、收益复利增长等加以重视，并全力维护股东的利益，保护良好的信誉，促进可持续的融资能力。
（二）以债券为主导的融资模式
近些年来，我国企业大多通过发行债券（含债务融资工具）的形式进行直接融资，如上市企业可通过证监会发行企业债、公司债，或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国有企业也可通过发改委发行企业债。
上市企业或国有企业的企业债、公司债融资主要是用来补充项目建设资金，一般需要对项目适用产业政策等进行严格审核，期限多在5年以上。中期票据可用于生产经营、归还贷款、项目建设等方面，期限一般在3―5年之间。短期融资券大多用于归还短期贷款或生产经营，使用期限大多在1年之内。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在注册通过后在两年有效期限内循环发行，信用评级在AA级以上的企业还可分别计算净资产40%的注册额度。
以债券（含债务融资工具）为主导的融资模式，债券发行利率与发行企业的行业发展状况及主体信用评级相关，评级AA+级以上的企业往往能够拿到央行基准利率下浮10-30%左右的优惠利率，而银行贷款的利率较高，融资额度小，因此企业采用以债券为主导的直接融资模式，具有良好的经济实用性。
（三）以资产证券为主导的融资模式
将企业资产证券化主要是指企业通过在货币与资本市场发行证券进行筹资的一种融资方式。企业将自身优质资产进行处理，以向市场发行证券的方式进行交易，从而实现直接融资的目的。如企业的应收账款、销售收入、抵押债券、商业票据等具有稳定现金流性质的资产均可作为发行证券。
企业的资产证券化实际上是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结合的一种产物，通过对资产证券化融资模式的合理使用，有利于企业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还可增加企业资产的流动性。企业在采用以资产证券为主导的直接融资模式时，相关的监管部门需严格控制和防范金融系统风险，保障其能更好地推动企业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经济的稳定。
四、企业直接融资模式的借鉴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融资模式的发展主要以间接融资为主，近年来才开始发展以股权、债券、证券等为主的直接融资模式，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日益完善，直接融资模式也在不断发展与完善。企业直接融资模式具有长期性、集中性、直接性、流动性等特点。我国一些大型企业以股权、债券、证券为主导的直接融资模式，均可为国内其他企业的融资结构、融资模式提供理论性依据与借鉴。
基于我国未采用与发展直接融资模式的企业，一般是还未上市或将要上市的企业，以及一些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与我国大型企业相比，由于主体地位尚不稳定、融资环境不宽松、融资渠道较狭窄等因素的影响，直接融资的理论与经验还不能够完全应用于其企业的融资体制与改革实践当中。因此，以上企业在借鉴大型企业直接融资模式的同时，也要对照本企业的实际情况，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选择出适合自身经济发展的融资模式。在对直接融资模式合理选择的基础上，也需调整本企业的的融资结构、完善融资机制、发展资本市场，以利于直接融资模式的有效发展。
（一）调整融资结构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内部资金的比重也在不断提高，在对大型企业直接融资模式成功发展的借鉴当中，也应根据这些企业的融资结构对本企业融资结构进行合理地调整。
（二）完善融资机制
针对我国现状，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企业自我积累能力严重弱化，内部融资匮乏，这与我国的融资机制和经济体制的不完整有关系。为能更好地发展直接融资模式，应通过规范企业融资行为、确立法人财产权、规范内部资金补偿制度等方式来完善企业内部融资机制，为企业能够顺利取得外部融资打好基础。⑶发展资本市场。为缓解企业的资金困境，应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通过对资本市场机制的充分利用，促进社会闲置资金向资本性资金的转变。
五、结束语
随着我国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企业采取直接融资模式也代表了国内企业融资的趋势与走向。我国企业应根据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外部经济与金融形势的变化，选择最适合本企业的直接融资模式，并通过对融资模式的合理应用，促进企业的长效持久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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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篇5
【关键词】农村金融生产性资金支出非生产性资金支出
一、引言
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支出的传导途径可以分为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直接途径是指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民直接的信贷支持，农民有了信贷资金的支持，便有能力支出生产以及生活的费用，本文选用农村信贷投放规模XD表示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支出的直接途径指标，其中XD=（金融机构农业贷款+金融机构乡镇企业贷款）/CPI。间接途径是指农村金融发展促进了农村经济整体的进步，由此带动的农民支出水平的增加，间接途径本质上是金融发展促进农村环境，农村环境带动农民支出。因此本文选用间接途径指标HJ=“农村GDP/农村金融总资产”，指标含义为平均每单位金融资产带动的农村GDP数量。其中农村GDP=（第一产业总产值+乡镇企业增加值）/CPI；农村金融总资产=（农业存款+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CPI。农民资金支出包括生产性资金支出和非生产性资金支出，其中ZC1（亿元）表示农民生产性资金支出=（农村居民家庭经营费用支出+购买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农村人口/CPI；ZC2（亿元）表示农民非生产性资金支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税费支出+财产性支出+转移性支出）*农村人口/CPI。为了消除物价水平的影响，上述变量除以了以1987年为基期1的CPI数据。本文数据采用1994-2010年时间序列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乡镇企业统计年鉴》。
二、实证分析
本文将检验我国农村实际情况是否具有理论上的两种传导途径，如果与理论相符，则分析两种传导途径对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的影响。
（一）传导途径存在性的检验
首先对方程1：LnZCi=c+aLnXD（i=1、2）做简单回归，如果系数通过t检验且方程通过F检验，则说明存在直接途径。然后对方程2：LnZCi=c+aLnXD+βLnHJ（i=1、2）做简单回归，如果方程系数通过t检验且方程通过F检验，并且方程2的拟合优度大于方程1，则说明存在间接途径。
由表1回归结果知道，4个方程均在1%显著性下通过t检验与F检验。方程2.1的拟合优度大于方程1.1，方程2.2的拟合优度大于1.2。这说明了我国农民的生产性资金支出与非生产性资金支出都受到两个渠道的影响。
（二）传导途径对农民支出影响的测算
以上分析证明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支出存在两个传导途径，下面分别基于状态空间模型测算两个传导途径对农民生产性资金支出和非生产性资金支出的影响。首先需要基础检验（包括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性检验），通过基础检验之后变量才可以建立状态空间模型分析。
（1）基础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检验结果表明，变量都是二阶单整，即LnZC1、LnZC2、LnXD、LnHJ都是I（2）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来检验变量，由检验结果知，LnZC1、LnXD、LnHJ存在三个协整向量，表明两个传导途径与农民生产性资金支出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LnZC2、LnXD、LnHJ存在两个协整向量，表明两个传导途径与农民非生产性资金支出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因此可以考察他们之间的定量关系，为状态空间模型提供了依据。
（三）传导途径对农民支出影响的分析
（1）直接途径对农民资金支出的影响。图1显示了直接途径对农民生产性资金支出以及对农民非生产性资金支出的动态影响。总体上看，Sv1、Sv2都是正数，说明了直接途径确实起到了促进农民资金支出水平的提高。分别来看，1996年到2000年，Sv1、Sv2分别从样本区间的最高点1.155、1.419，大幅度下降，至2000年Sv1为0.568，减小了0.587，Sv2也减小到样本区间的最低点0.568。在此期间，东南亚金融危机席卷我国，使得直接途径对农民资金支出影响大幅下降。2000年后，Sv1、Sv2都缓慢上升，但基本在0.56-0.68之间，上升速度缓慢，截止到2010年，Sv1为0.676、Sv2为0.684。在此期间，我国城市部门快速发展，大多数金融机构发放信贷资金偏向于城市部门，使得我国农村金融部门缓慢发展，Sv1、Sv2的缓慢增长体现了这一点。
（3）直接途径与间接途径相互比较。Sv1与Sv2相比较、Sv3与Sv4相比较，发现从1997年以后，Sv1始终小于Sv2、Sv3也始终小于Sv4。这说明了无论是农民的生产性资金支出和非生产性资金支出，受到间接途径的影响比受到直接途径的影响要大。这反映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从总体上促进农村经济水平的提升，相比较金融机构直接发放信贷给农民，更能促进农民的转型。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得出的结论有：实践表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农民支出存在两种传导途径，通过直接发放信贷来提升农民支持的直接途径，通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来带动农民支持的间接途径，两种途径都能促进农民的支出水平；单看直接途径，其更能促进农民的非生产性资金支出，说明了我国农民拥有较高的非生产性信贷需求；单看间接途径，其更能促进农民的生产性资金支出，说明了我国农民更加依靠经济环境进入来提升自身生产。3、两种途径相比较，间接途径更能促进农民支出水平的发展，说明了依靠金融力量促进农村经济环境的进步，更能提升农民的转型。
由此可以得出启示：在长期实践中，我国金融机构对农民直接的信贷不足，有限的金融机构信贷难以满足农民在转型过程中扩张的信贷需求，使得我国农村依然处于金融需求大于金融供给的局面。本文研究表明，增加金融机构对农民的直接信贷固然是有好处的，需要扩大对农民的信贷支持，但是这种扩大并不是一味的发放贷款。金融是为经济所服务，某些贫困的农民并没有达到能依靠金融的力量来帮助其脱贫致富的条件，相应的，这类贫困群体需要依靠农村经济的发展来提升其经济能力，当经济能力达到某种程度后才能依靠金融的力量来发展。因此，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路径是需要走上一条富裕群体带动中等群体、中等群体带动贫困群体的道路。国家需要加大对农村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的农村群体的信贷支持，通过增加生产信贷来提高农村生产能力，增加消费信贷来带动农村商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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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篇6
摘要：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金融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的过程中，直接融资方式发挥着重大作用。作为企业融资的重要方式，直接融资在我国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直接融资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充分认识到直接融资的现实意义，并明确直接融资的发展思路，能够加快直接融资的发展进程，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保障。
关键词：直接融资；现实意义；发展思路；金融体制
1、发展直接融资的宏观环境及客观条件
我国早期的金融运作过程，为了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需求，主要以间接融资方式为主。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这两种融资形式，能够反映出资金从盈余部门向短缺部门的流动方式，这两种融资方式中，直接融资的特点是筹资速度，筹资金额大，但需要较为完善的市场环境。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体制改革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直接融资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在金融市场上，也形成了短、中、长搭配合理的结构体系，企业建设债券的发展规模稳定提高，并在我国的金融市场形成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的新型局面。我国融资体制改革的方向，应当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来决定，因此融资体制改革应当以市场经济和资本市场作为基础。但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和资本市场并不完善，因此仍是以间接融资为主，我国目前的直接融资规模较小，需要长时期的大力发展，而我国资本市场的积极发展，也为我国直接融资带来较大的发展空间。
直接融资发展的客观条件主要是社会资金具有供应充足、增长潜力较大等特点，近些年我国居民储蓄的增长，以及居民手中现金的增加，随着资本运作方式的不断完善，存款分流到直接融资市场也更为普遍，因此我国直接融资的规模具有非常大的市场潜力。并且我国加强了对宏观调控经济手段的运用，也具备了引导居民资金从储蓄转为投资的能力。积极增加社会经济市场化的程度，能够充分保障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
我国产业经济的发展对于资本市场具有较大需求，企业在工业化进程加快的时期，想要抓住机遇快速发展，将会有更为强烈的资金需求，并且许多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具有生产周期较长、需要长期资本投入等特点，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并不能只依靠内部资金积累，而企业获取信贷资金需要较多条件。因此资本市场需要发展直接融资方式，让直接融资方式具备相应的规模和完整结构，有效地解决企业资金困难的问题，帮助企业快速扩大资本市场，发展市场经济。
2、发展直接融资的现实意义
2.1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过程，也会出现新型的发展要求，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的生产周期较慢，因此并不能依靠内部资金积累，来完成企业发展，而政府拨款和银行借贷的方式，则具有较多限制条件，金融中介的运作方式，并不能并不能快速的筹集大量社会闲散资金，无法满足产业发展的资金需求。而发展直接融资能够为企业提升较大的融资空间，为企业的资金运作提供保障，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2.2推进投资体制改革
发展直接融资，能够促进许多新金融品种等发展，有利于为建立项目资金制度提供推行条件，并强化投资项目法人责任制和投资风险约束机制从而推进我国的投资体制改革，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融资渠道的完善。
2.3改善资金配置格局
我国早期的计划经济环境中，政府能够通过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对社会资金进行强行动员，而国家财政的发展方向垄断着全社会的资金配置功能，决定了社会资金的分配过程。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国民收入分配开始向个人与企业倾斜，政府组织资金和财政配置资金的能力开始下降，银行成为社会融资的重要方式。而直接融资方式能够优化社会资金配置，并提高社会资金的运作效率。更适合金融体制改革的发展需求，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直接融资作为市场化投融资方式将更具重要意义。
2.4缓解企业负债问题
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并且经济效益较低。严重的负债问题制约了这种企业的发展进程。而根据调差报告显示，我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远高于国外企业的平均水平，根据我国的财政能力和宏观经济政策需求，降低企业负债率需要扩大直接融资的规模，让企业通过资产重组的形式进行产业资本结构调整，从而将企业的债务转化成股权形式，盘活存量资产，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2.5进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
通过分析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现实基础可以发现，我国公众的投资意识较强但缺少相应的投资技能，投资工具的品种较为单一，并且规模较小。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缺乏强力的监管体系。发展直接融资能够改善资本市场结构，加强企业产权的约束和管理，提高企业资本运营能力，满足企业的资本需求，有利于资本市场的繁荣发展。
3、发展直接融资的重要性
根据我国市场经济投资不足的需求，发展直接融资能够有效的提升企业资金的筹集水平。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但许多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也相应暴露出来，投资增幅偏低阻碍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我国投资增长因素主要是部分企业的整体效益不高，并没有较强的资金积累能力，而一部分企业的债务负担较重，并不具备良好的信誉。因此我国社会经济的投资需求较为强烈，发展直接融资，能够缓解企业资金不足的问题，通过多种投资形式，将社会存款余额转化为直接投资，为社会经济的发展筹集建设资金。
4、直接融资的现状及政策思路
4.1直接融资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的直接融资方式得到了快速发展，但融资规模较小、融资品种较小等问题，仍然制约着我国直接融资的进一步发展。群众的投资意识不强，国际通过宏观调控手段，提高了居民直接融资意识，但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投资意识方面仍具有较大差距。这主要是由于居民对于资金市场并不熟悉，没有充分的认识，群众缺少对于直接融资市场风险的了解，并不能在资金市场中，实现资产增值。而我国的证券交易市场缺乏有效的统一管理，并不能发挥出主管部门的整体优势，并出现许多部门直接相互矛盾的现象，导致资金效益外流，产权交易不规范，影响直接融资手段对资产存量的优化功能。
4.2直接融资的发展思路
我国直接融资方式发展的首要因素，应当是加强融资方式的体系建设，加强宏观调控手段，拓展社会直接融资渠道，充分运用直接融资手段，进行多渠道资金筹集，从而满足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加大直接融资的工作力度，有效的监控金融形势，改善社会金融资产结构，减轻居民储蓄的增长压力，还应当加强上市企业的资信监督，保障社会公众的资金安全，从而促进直接融资的稳定发展。完善交易网络和信息系统，加强直接融资的基础和载体，强化资金市场，让交易中心更为规范，加强证券交易网络的影响力。积极组织直接融资的发行工作，通过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有效解决企业发展资金不足的情况，拓展直接融资的服务范围，在现有交易流通的基础上，规范产权交易，加强社会存量资产，促进直接融资的结构调整，为我国基本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在经历十年的持续快速发展滞后，我国的资本市场又迎来了重要机遇，“新国九条”的，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进行了总体部署，直接融资将与间接融资协调发展，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防范并分散金融风险。
结语
近些年我国公司债券发展较快，并且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加深，企业的规范运作具有更高的需求，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进程的规范化，也将加强市场直接融资工作，进一步加快资金市场的繁荣发展。（作者单位：辽宁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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