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政策论文(6篇)
财税政策论文篇1
一、辩证地看等国际税收竞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主权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政府在运用宏观政策管理经济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变化的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际税收竞争,它的存在使得主权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直接效应就体现在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税制改革普遍采取减税政策和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税收竞争趋势有直接的关系,国际财税理论界也加强了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因此,必须对国际税收竞争的这些影响深入加以分析。
一方面,国际税收竞争尤其是恶性税收竞争的目的在于吸引非居民税基,把生产要素与经济活动引向本国。优惠的税收措施将会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经营地点的选择,从而使富有流动性的资本、金融及其服务业从高税负国转移到低税负国。如果各国都竞相参与减税竞争而未受到任凭约束,流动性较强的经济活动将从各国税基中消失。进而,国际税收竞争会扭曲税负的分布,引发新的不公平。在现代社会中,税收不仅是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补偿,同时也是作为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财力。因此,在经济活动国际化的背景下,各国必须确保税收收入的相对稳定。如果不是通过减少财政支出来弥补上述税基受侵蚀造成的财政损失,则只有对流动性弱的生产要素及经济活动课以重税。显然,这种税收负担的转移降低了税收制度的公平性。
另一方面,利用包括减税在内的税收竞争手段参与国际竞争属于一国主权。一国有权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课税安排,包括其税收优惠措施的设置。尤其是在全球资本市场已基本形成,各国货币政策运行受损的情况下,税收政策更是成为各国实现短期稳定和长期结构调整的重要工具。因而,主动减低税收负担参与国际税收竞争,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同时防止本国资本外流,发展国内经济,也是提高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手段。研究发现,那些选择通过向其他企业和公民征收较少税收收入进行竞争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得更快,而选择由高税收筹集资金的大政府和更多服务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就要慢一些。可以说,国家之间合理的税收竞争已成为一国有效分配资源的可选择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外,适度国际税收竞争也将有利于税收中性原则的贯彻。通常认为,高税率、歧视性的课税范围和不规范的税制内容都将作用于经济,影响纳税人的决策和行为,从而破坏税收中性。而在税收竞争潮流的冲击下,各国纷纷实行了一系列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对经济活动包括对劳动、储蓄和投资的扭曲作用。如果基于全球视角,将全球视为一个共同市场,税率的降低带来的全球性税负减少从整体数量上削减了税收的额外负担,从而使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优化,提高了国际经济效率;扭曲作用的削弱还源于税基的扩大。税基的扩大拓宽了税收政策工具调节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歧视性课税范围对纳税人经济行为的诱导作用。
因此,必须坚持对税收竞争进行客观、全面、辩证、发展的理解:税收竞争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下国际税收关系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这是税收国家主权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过度的税收竞争将反而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因而走“税收竞争----税收协调”之路是未来国际税收关系应取的趋向。简言之,坚持国际税收竞争的辩证观是考察宏观税负问题的重要也发点。
二、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新态势
当前国际税收竞争已出了不少新动向,而这与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与国际经济形势日趋严重这两方面密切相关。最近几年,国际资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美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繁荣,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了许多变化。美国近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所谓“新经济”乐观氛围下带来的股票市场价格上扬开始了价值回归的过程,金融市场动荡不断。欧洲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各国自身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有确定性而增长乏力。日本则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而陷入长时期的衰退,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来说,金融危机造成的阴影还未退去,出口乏力和内需不足依然严重。
在这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市场也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谋求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刺激国内投资和需要,拉动经济增长。而税收工具则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重要组织部分。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减税运动。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税收竞争已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环节。
就发达国家而言,其减税的主要目标是刺激国内市场消费和投资,振兴经济。美国国会于2001年第5月底通过了今后10年内减税1.35万亿美元的法案,其重点是削减个人所得税。在全部减税金融中,个人所得税占近65%。这一减税法案希望不仅能拉动消费而且将对技术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加拿大在2000年的财政预算中制定了一个五年的税收计划,这项计划将减税580亿加元。其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与其他减税的措施,期待在未来5年内使加拿大公司税率与西方主要工业国税率大体持平。法国在2000年9月开始在今后三年中采取一系列减税措施,减税总额估计高达1200亿法郎。减税涉及到个人所得税、公司税、汽车印花税、石油内部产品税以及社会保险分摊费等五个税种。德国在2000年5月通过了一揽子措施来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的方案,规定到2005年为止,每年削减450亿马克的税收,以此来促进德国的经济增长。而日本也于近期考虑采取包括减税在内的各种措施,以刺激低迷的股市和增强消费信心。
就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而言,其减税主要是为了吸引外资流入,以解决金融危机过后经济重建过程中出现的资金供给的巨大制品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量资金的问题。东南来国家的减税和税收优惠的实施力度尤为强劲。印尼政府在2000年提出了以税收优惠为核心的新的外资政策。新加坡对生产和研究开发领域的设备投资采取了减税政策,较大幅度地降低了外资企业的税负。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政府吸引外资的新政策也基本上是围绕新一轮减税的竞争而展开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巴西、匈牙利、俄罗斯等也纷纷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减税和税收优惠政策。发巴西允许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而制定自己的税收优惠政策,各州可根据实际情况向外资提供高于联邦政府确定的优惠政策等。
总而言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供求矛盾的加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进行新一轮的减税改革,一求吸引外资,二求刺激国内经济。这种减税运动客观上造成了国际税收竞争的加剧。这说明,在新的经济环境中,税收政策越来越成为政府对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减税是和税制规范和优化结合在一起的。税收中性、收入公平分配以及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等多重原则之间的有效结合日益成为各国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过程中所致力实现的目标。
三、应对国际税收竞争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性
研究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态势的现实意义是多重的,这不仅包括我们应积极应对国际税收竞争挑战,合理适度地运用税收竞争政策,也包括应加快税制改革与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笔者在这里要说明的主要观点是,我们应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从税收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中的内在作用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财税背景这一新角度,来研究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什么是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不少学者都发表了很好的观点,在笔者看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至少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效应的最大化,二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风险的最小化,三是这一政策的适时调整乃至转换。从总体上说,我国自1998年以来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加以完善。其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是有目共睹的,从中国特定历史条件出发,以发债作为主要形式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这既表现在我们对这一政策实施妆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又表现在我倦该政府执行中对政策取向与政策组合的合理选择。其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控制,这几年的实践也已证明是成功的。中央对于这种带有阶段性、应急性特点的财政政策,已经明确指出并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在发债空间的把握、国债项目建设质量的保证、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与防范通货膨胀新苗头并重、短期财政政策运用与财政资源长期可供给性的协调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其三,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是一政策持续成功的重要方面,这几年成功的实践包括了对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体措施的选择、与稳健货币政策等相关政策的配合等。与此同时,我们对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与长期财政平衡观的辩证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并逐步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来研究在一一历史条件下积极财政政策的转换问题。
在充分认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也应看到,从如何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这一特定角度出发,特别是随着积极财政政策运用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现有的政策组合选择中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许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提出了不同的建议。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完整的财税政策组合,积极财政政策必须充分考虑税收作用。只有充分发挥税收作用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可持续性才是完备的,因此应将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内在化于积极财政政策之中,并结合税收这一内在因素的外部环境变化来调整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税收在近年来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与宏观调控中已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提供了财力支持,我们实行了鼓励投资与消费的一系列税收措施,出口退税体制的不断改进与运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应。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并论证了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暂时不采用减税手段作为积极财政政策方式之一的客观性。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从税收角度来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我们要充分注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清醒认识以举债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积聚的财政风险,认真探讨对宏观税负水平进行必要调整是否会有助于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最大效应。
具体说来,适时考虑运用一定减税方式来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组合,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前述国际税收竞争加剧带来的外在压力,这一环境变化要求我们要适当降低宏观税负水平。笔者认为,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进行税制改革和适度减税是保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重要环节。其一,适当减税将有利于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的更好发挥,税制设置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因素,一个良好、有效的减税方案可以增加企业的活力,从而在增加产出扩张经济的同时,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取得动态的同步增长。其二,应将减税和规范税制的改革同步进行。针对我国当前现实,减税有可能在短期进一步加万里我国的财政困难,因此,必须深化税制改革,规范税制,加强征管,有效保证必要的税收收入。其三,考虑到国际税收竞争的压力,适当减税,参与合理的税收竞争可以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地位,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下对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减税、规范税制和扩大公共开支相互配合、同步实施的做法将会加强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体现政策工具相机选择的稳定性,从而提高财政安全度,并达到在中长期有效发挥财政调控职能的作用。
在合理适度减税和规范税制改革的具体操作上,一是应减轻企业所得税负;二是加快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的步伐;三是减免高新技术产业税收负担;四是适当降低消费税税率,鼓励汽车和住房等耐用品的消费;五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扩大征收范围,实行分类和综合所得税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体系;六是在降低税率和取消个别税种的同时,适时开征一些新税种,加强税收对经济的调控职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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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政策论文篇2
一、财政竞争究竟是福还是祸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公共经济学文献里争论比较多的理论问题,经济学家们都想搞清楚财政竞争是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率。最早的一些学者如Tiebout(1956)认为财政竞争改善了地方政府支出效率,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就如同市场竞争一样提高了辖区居民的福利,从而提供了有效的公共服务。…随后,Oates(1972)却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地方政府为了在引资中争胜可能会竞相压低税率从而导致了公共支出水平低下。【2JOates的这一惊人发现使得很多学者纷纷在理论和实证上致力于研究财政竞争与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效率的关系,但是,他们基本上讨论公共支出规模上的无效率。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学者研究发现财政竞争会导致地方政府支出的结构无效率”。其中Keen和Marchand(1997)最早在其文章中详细论证这一观点,他们把公共支出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进入辖区居民效用函数的公共服务支出,另一类是进人企业生产函数的公共投入支出。[31由于公共投入提高了企业的生产力,与企业的私人资本形成了互补,在资本完全流动和居民无法迁移的假定下,理性的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会把过多的支出向有利于企业的公共投入倾斜,而花费在改善居民福利的公共服务支出却很少。这种由于财政竞争导致的公共支出结构的系统性扭曲被称之为支出的结构无效率”。之后,在Keen和Marchand(1997)的基础上,许多经济学家从理论拓展和实证检验上来论证财政竞争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但是,这些理论分析主要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假定地方政府是仁慈型”政府,这就导致了对地方政府目标函数的刻画过于理想化,而在现实中地方政府目标往往表现自利性”和公利性”的冲突,二是对于要素流动和地方政府税基的假定过于简单,这就忽略了地方政府进行财政竞争时政策工具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在研究国外文献的基础之上,国内学者也开始集中探讨同样存在财政竞争背景的中国地方政府支出结构所呈现出的特征。特别是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在安排支出结构上表现出明显的偏向性: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热情高涨甚至过度供给,而在人力资本和公共服务上则缺乏动力、供给不足,这导致了普通百姓的住房难、上学难和看病难等社会民生问题越来越严峻。理论和实证检验上研究财政竞争和地方政府支出结构之间关系的文献主要由乔宝云(2005),【41傅勇和张晏(2007),【53龚锋和卢洪友(2009),[61乔俊峰(2010)"】等所做的工作。这些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得出了基本一致的观点:在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和中央决定的官员任免制度的政治背景下,我国的部分财政分权(partialfiscaldecentralization)必然会导致地方政府偏好于经济建设支出,而最能提高一个地区居民福利的科教文卫支出则无疑被忽视,甚至被其他支出所挤占。可见,国内文献基本上都是在研究地方政府支出结构时把财政竞争与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竞争结合起来分析,并没有把财政竞争单独剥离出来,从而片面地就推断出财政竞争导致了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偏向,这使得财政竞争遭到更多的是断章取义的反对和非议,而不是全面、客观的理论研究和正面评价。综上所述,为了更好地理解财政竞争及其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这里主要尝试研究两个问题:一是通过全面、客观地分析财政竞争理论的起源和演变,建立一个尽可能全景式反映财政竞争的理论模型,从而重新理解财政竞争的理论本质;二是通过拓展模型的建构使我们认识到财政竞争的有效实施需要相应的制度环境作为保障。二、理解财政竞争:基本争议与理论本质(一)什么是财政竞争?财政竞争是近年来公共经济学最活跃和最具争议的研究领域,许多学者都对这种财政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学术兴趣从而积累了大量的相关文献。但是,每一位学者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解读,对于究竟如何界定财政竞争的概念,大家都众说纷纭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见解。财政竞争最早也被称之为税收竞争,所以后来学者们在其文献里经常把两者相等同。RobertTannenwald(1999)在税收政策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ofTaxPolicy)中把税收竞争定义为显性的和隐性的:一方面,地方政府积极参与显性的税收竞争,他们通过制定和设计相关的税收法规旨在以此吸引企业、居民、求职者与消费者向其辖区转移;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参与隐性的税收竞争,他们为了减缓辖区间对抗竞争的程度转而追求其它的税收政策目标,比如说平等、中立、简单、收入充足率和税收输出等。”LujWil—son和Wildasin(2004)基于税收竞争形式多样性、内涵与外延的大小差异性对其定义进行了界定。首先,从最狭义的角度看,税收竞争是指同级地方政府为了吸引资本和劳动等流动性税基而采取的政策选择从而影响了地方政府间财政收入的分配。由于竞争主体都是同级水平的地方政府,所以这种形式的税收竞争通常也称之为横向税收竞争。其次,从比较狭义的角度看,税收竞争还包括不同层级政府间的竞争,这种税收竞争称之为垂直税收竞争。最后,从最广义的角度看,税收竞争是指在征税安排上政府间任何形式的非合作博弈行为。p1(二)财政竞争的效率悖论:囚徒困境”还是抑制利维坦”基于Oates(1972)提出地方政府参与税收竞争可能会出现公共支出低效率,Zodrow和Mieszkowski(1986)及Wilson(1986)最早建立一个标准的税收竞争模型来解释产生这种现象的经济机理。在ZMW模型中,他们假定在开放的资本市场下,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资本流人竞相降低资本税率,最终导致了税率过低和地方公共物品提供不足。这个模型的结果我们在许多文献里通常被称之为打到底线的竞争(racetothebottom)”,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博弈论的囚徒困境”有异曲同工之处,即地方政府的行为是理性的,但是,由此导致了整个社会的非理性。¨叫从ZMW模型出发,Bucovetsky(1991),Sinn(1994),Brueckner(2000)等许多学者对模型进行修正和拓展,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财政竞争所带来的负面效应。#p#分页标题#e#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税收竞争有害论以来,许多经济学家和税法学者在其影响下,也极力鼓吹税收竞争有害论,宣扬税收协调,税收竞争有害论似乎成了主流观点。但是,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家们认为税收竞争是否有害取决于我tfl女n何界定地方政府的行为,如果假定地方政府是仁慈的,只为辖区居民谋福利,那么过度的税收竞争确实有可能导致财政无效率。然而,Niskanen(1971)认为现实中公共部门由许多的官僚和政治家组成,他们追求着自己的个人利益,比如获得更多的权利和影响力、更多的下属和更高的工资等,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们就会企图扩大公共部门的预算规模。基于Niskanen的预算最大化模型,Buchanan和Brennan(1980)提出了利维坦假说”,即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就如同私人部门的竞争一样,有效地限制了公共部门通过掌控公共资源实现自身利益的寻租行为,从而自动遏制政府规模的膨胀。【lu此后,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税收竞争对于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其中最具代表的是RichardTeather(2005)在其专著《,11leBene-fitsofTaxCompetition))中,分别从经济增长、资本市场有效性、企业发展和政府行为等角度阐释了税收竞争的积极推动作用,并指出学者、组织和政府机构抨击和反对税收竞争的做法将危害整个社会。综上所述,税收竞争对于一国经济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自从该理论提出之日起便产生了激烈争论,始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我们相信这种效率悖论”的产生会更加吸引经济学家们对税收竞争的深入研究。(三)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税负竞争还是支出竞争?在早期税收竞争文献中,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主要是通过税率手段所表现出的一种策略博弈行为,即在给定其他地方政府税率水平的基础上,某个地方政府该如何决定其税率。但是,现实中地方政府吸引资本流入并不是仅仅靠降低税负,通常也会通过提高公共支出水平来增加吸引力,所以研究财政竞争只把税率作为政策变量是不合理的。Wildasin(1991)认为正如在研究垄断竞争模型中,厂商之间除了考虑产品的价格还要考虑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一样,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竞争也要同时考虑税率和公共支出。基于上述考虑,他通过运用博弈论方法把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看作是两阶段博弈:第一阶段,各个区域的地方政府从税率和公共支出水平两个政策变量中选择一个;第二阶段,给定第一阶段的决策选择,各个地方政府决定相应的税率或公共支出水平。Hauptmeier(2008)认为地方政府之间的引资竞争可能会同时考虑运用税率和公共支出水平作为政策工具,因为现实中公共支出有助于提高私人资本的生产力,于是私人资本在选择投资区域时会同时权衡当地的税负和公共支出水平。通过理论分析,推出二元的反应函数ti=Z(£f,gi)和gi=丘(£f,g,),然后基于德国1100个市级数据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进行实证检验,我们发现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竞争并不像以往文献中所描述的那么简单,而是更具多样性和灵活性:如果某个区域降低了税负,那么它的邻居可能不仅仅会调整税负水平,也会考虑提高它的公共支出水平,比如增加基础设施、扩建公路网络等。【12]PatricePieretti(2009)进一步从理论和经验上考察了当地方政府存在人13数量和区域规模的差异时,它们在进行财政竞争时如何理性地选择政策变量。研究发现,当资本流动的成本较低时,大辖区通过提供较高的公共支出水平可以在进行财政竞争时比小辖区能够获得较大的比较优势;当资本流动的成本上升到一定的幅度时,小辖区不必仅靠低税负来吸引资本流入,也可以通过高水平的公共服务来留住企业;但是,当资本流动成本过高时,小辖区的税收天堂”政策无疑是一种占优的策略行为。¨到基于上述文献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地方政府在进行财政竞争时,会根据辖区的自有禀赋在各种条件约束下基于成本一收益的考虑作出最有利于本辖区经济发展的理性选择。(四)全面认识财政竞争的理论本质财政竞争从表面上看是一种普遍的辖区间竞争行为,但实际上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学机理作为支撑。一方面,从地方政府出发,不管是为了自身利益还是公共利益,它总是通过选择各种政策工具(其中主要是指公共支出政策)来吸引生产要素向其辖区内流动以获得最大化的经济增长,而资本和劳动力是辖区间争夺的焦点。由于公共投入提高了企业的生产力,与企业的私人资本形成了互补,所以地方政府为了吸引资本而增加公共投入支出,同时为了吸引劳动力的迁入提升人力资本而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另一方面,从资本和劳动力出发,企业通过权衡资本生产力来选择投资的辖区,而劳动力则会根据就业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作出是否迁移的决定。为了更加形象地阐释,我们可以用图l来表示财政竞争、公共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三者的内在联系。由图l可知,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竞争内生出相应的公共支出结构从而形成了资本和劳动力供给水平,最终决定辖区内的经济增长。所以,一旦把财政竞争置于一般均衡的视角之下,我们发现,地方政府为了在短期内快速发展经济可能会在公共支出方面偏向资本。但是,这种扭曲只是暂时的,因为资本生产力的提高会越来越依赖劳动力的互补,为了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必须在公共支出上给予劳动力平等的地位从而被迫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顺应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律。三、模型(一)基准模型我们假定在财政分权体制下除了一个中央政府以外,存在着许多具有相同初始禀赋的竞争性的地方政府。每个地方政府都可以运用税率和公共支出政策工具实施有效的财政竞争来吸引资本的流入,其中公共支出包括公共投入支出P,和公共服务支出PC,。基于Keen和Marchand(1997)及Haupt•meier(2008)的研究,公共投入支出Ⅳ有助于提高私人资本的生产力从而进入生产函数,而公共服务支出PG有利于增进消费者的福祉从而进入辖区居民的效用函数。#p#分页标题#e#其经济含义为在实现均衡时,公共投入支出所产生的边际产量小于公共服务支出所带来的边际效用,而在最优情况下,两者应该是相等的。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为了引资而进行的财政竞争必然会选择一种扭曲的公共支出结构,即公共投入支出过多,而公共服务支出偏少。以上结论与Keen和Marehand(1997)所推导的结果完全一致,由(8)式我们可知,地方政府只要从公共投入支出中转移一部分到公共服务支出,整个社会就能获得帕累托效率改进。(二)财政均等化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在上述基准模型中,我们假定政府间具有平衡的财政关系,然而现实中一方面由于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和行政能力的不同,同级地方政府之间往往财力相差悬殊从而导致了财政能力的横向不平衡,另一方面由于在财政分权体制下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划分不对称从而导致了财政能力的纵向不平衡。根据Buettner(2006)和Hauptmeier(2008)的研究,我们可知通过运用基于财政均等化的转移支付,中央政府可以降低财政外部性从而有助于改善地方政府支出结构效率。为此,我们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引入财政均等化机制:g=Y—OK,其中K为地方政府的财政税基,毋为边际贡献率,,,为不考虑税基的中央转移支付总量,g为考虑财政均等化的实际中央转移支付。命题l:基于辖区财政均等化制度下,中央转移支付总量虽然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不确定,但是,与财政税基相关的边际贡献率的提高会促使地方政府重新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从而降低公共投入支出的比例,这说明中央政府如果能够有效地构建财政均等化制度,那么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并不会导致财政支出结构的扭曲。(三)劳动力完全流动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劳动力完全流动是指所有辖区居民可以根据自身偏好和辖区福利环境通过自由迁移来实现效用最大化,即在达到均衡位置时,任何辖区给居民带来了相同的效用。四、结论通过详细地梳理了财政竞争的基本争议,我们更加理解了财政竞争背后的经济机制和理论本质,从而厘清了财政竞争和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内在联系。基于理论模型的建构,我们发现,只要中央政府提供合理的制度安排,比如说保证财政均等化的转移支付制度和有利于要素流动的户籍制度等,财政竞争就不会导致公共支出结构扭曲。其实,地方政府支出结构扭曲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财政竞争负外部性。所谓财政竞争负外部性是指地方政府进行财政竞争时强加给对方的成本,从而造成公共支出的无效率。正如市场主体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产生市场外部性一样,财政负外部性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各级政府追求自身财政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我们可知制度安排是实现外部性内在化的最好途径,因为它可以激励和约束经济人的行为从而消除外部性。所以,为了纠正地方政府财政竞争所带来的公共支出结构扭曲,中央政府应该提供合理的制度安排,以保证财政竞争的有效实施,而不是片面地反对财政竞争,因为财政竞争在本质上是一个中性概念。
财税政策论文篇3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写作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财税政策论文篇4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
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总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美〕坎贝尔等著,朱平芳,刘宏等译.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林毅夫.现代增长理论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财税政策论文篇5
任何一个国家政权的有效运行,都要由财政税收的保障。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持久稳定都有赖于良好的财政税收管理,它是国家财政体系的关键之所在。我国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在逐步完善,但是在目前的状态中还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久而久之势必会影响我国财政事业的发展。下面简要分析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一)、体制运行还不够健全,有效控制也没有很好地进行管理。财政税收工作同时受到业务和行政的制约,在财政税收管理进行过程中,这样就会造成一定的弊端。部分管理工作者会目无法纪,为了自己的私利违背原则,做出影响财政税收管理顺利进行的事情。有些地方,税收人员不断削减,管理机构也在日益减少,使得管理力量单薄,而且缺少了组织的稳定性,工作人员缺少工作的激情,无法带动先进的管理。
(二)、财政税收的管理的监督监管不到位。税收管理体之中缺乏有效可行的监督机制,这会造成一种无责任和危机意识的状态,导致违法乱纪现象时有发生。
(三)、民主管理的形式在体制上只是空有口号并没有完全落实。部分地区不能落实民主管理制度,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政务公开,即便有形式上的民主小组形式,但是并无实际意义。选举几乎都是大领导内定,不能通过民主决定,造成管理人员不够专业,无法以身正则,起不到任何监督监管作用。没有很好地要求,财政税收工作就不能很有序的运行。
(四)、在目前的税收系统中资金效益并没有得到完全的优化。即便在制度上将收入和支出分成两个部分,但是实际还是混为一谈,一起运行。而且在专项资金调用时需要层层过关,分批拨付,这就直接影响了资金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效益,从整体来看,各部门之间的权利、责任和利益没有完全有序化,分工不够明确,致使我国财政税收管理资金效益得不到提高,造成严重的浪费现象,阻碍了我国财政税收管理的快速发展和创新。
二、改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创新之举
(一)、财政税收的管理体制需要完善,必须要根据实际的需要整改体制。就目前状况来说,我国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依然不够健全完善,并且在这个体制的建设中始终循环着集权分权,而且影响深远。在财政税收的管理上,目前我们的状态是很疏忽的,工作人员对于管理的认知观念也是比较淡薄。要改变这一局面必须要加强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整改,并将此工作作为现行财政工作的最主要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强化制度规范,加强法律权威;同时财政税收管理秩序也要稳步的落实,做好财务管理机制的完善,对于债务管理要加之强化,避免出现不正常的债务现象,使得财政税收管理关系处于健康、和谐的关系之中,能够有效的促进其适应时代的发展。
(二)、财政税收管理工作中的主要执行者是工作人员,因此提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并加强绩效评估,深化体制整改的强度只管重要。税收管理工作要想取得很大的成效就需要由综合素质高的工作人员。人是管理运作的主要传达方,因此为了财政税收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必须要加强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为此,我们必须要形成成文的规章制度,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定期的培训以强化行动观念。并且对于财政税收的专业知识以及培训材料,要加强规范创新,优化知识结构,使得管理服务与理论指导相统一,提升整体的协调能力和办事效力,为大众提供优质的服务。同时要做到有效的精兵简政,尽量减少繁冗机构,降低自身成本支出。绩效评估对于提高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有着良好的作用,因此在税收管理工作也实行绩效评估,会大大提升工作人员形象,提高工作积极性,提高财政管理工作的效率。
(三)、收支是财政税收的体现,收入和支出要有明确界定以避免出现混乱管理的现象。管理中会有很多的经济措施,对于收支的管理要利用好可行措施,建立一整套可行方案和体系。在人员管理上要认真做好收支项目的分配,根据实际情况和市场需求,遵循一定的原则明确收支范围的定义,科学确定税负比例,并且合理配置各种税收服务领域,推进区域公共服务均衡化的发展;还要明确财政税收管理职责权限,进行相关的职责划分,逐步把财政税收管理归入预算管理范围之内,同时调整在税源转移以及跨区域分配过程中出现的不公现象,降低市场或者国家政策等因素对于财政税收收入的影响。财政税收工作要想稳步健康地发展,就必须要有一个长期的健康机制,因此我们要为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好税收机制的运作。
(四)、资金作为财政税收的体现,必须要提高使用效益。我国的财政税收一般都是用在公共事业上,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要提财政税收资金的有效使用,使其发挥有利的效益。财政税收管理部门要整合财政税收资源,公开化、透明化财政税收,加大对潜力事业的扶持,并为了信息的有效传递,为了资源的共享做好一个共享机制。在这个过程中,管理部门要适当的照顾基层发展,现在基层发展需求的扶持比较渴望,税收资金在这一方面会有很高的效益体现。最重要整个资金的使用过程要有一个完善的监督机制的管理,以最大化资金的使用效益。
三、结束语
财税政策论文篇6
由我国服务外包市场规模和承包能力来看,服务外包行业在我国尚属于幼稚产业,主要特点为起步晚,缺乏专业技术人才、市场规模不足以形成效应,与印度、爱尔兰等国相比竞争力尚低,急需要国家政策的关注和扶持。从111号文试点政策到正式“营改增”几乎都遵从了现行增值税的相关规定,仍然沿用现有规定增值税进项税的抵扣机制或简易计算方法、纳税人义务发生时间的确定等。他将服务外包的主要业务纳入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范围,大大降低了在岸服务外包成本。但我国现存的服务外包税收政策依然存在着众多问题,首先,全国尚未建立起统一的税收政策体系,地区间的税负不平等阻碍了服务外包业的平衡发展,也不利于在全国范围内使每个地区根据自身不同发展优势形成差异性竞争的良性竞合模式。其次,税收覆盖范围还不够全面,税收力度与服务外包发达国家相比依然较小,例如一直颇受争议的对于软件和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标准,由于门槛过高,实际上纳入其范围并可以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少之又少,另外对于服务外包出口优惠政策的缺失也影响了出口企业的积极性,不利于形成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第三,税收政策偏向于离岸服务外包给予其更优惠的税收政策难免会导致在岸外包发展限制,面向国内广大的在岸外包市场依然应该成为促进我国服务外包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最后,对于服务外包技术人才的所得税政策和相应优惠政策也没有发挥对高端人才引入的导向作用以及针对于服务外包行业相关基础设施产业的配套税收优政策的缺失也成为阻碍服务外包业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二、影响承接服务外包的因素和国外服务外包业财税政策启示
A.T.Kearney公司的调查数据显示,主要吸引服务外包因素的作用比例如下:财务环境(补偿成本、基础设施成本和税收与规制成本)占40%,人力资本(积累外包技术经验、劳动力规模消耗率)大约占30%,商务环境(国家环境、基础设施、知识产权安全)也占30%。税收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节的重要手段能否通过合理方式是上述因素变得更加优越和有吸引力是每个追求发展服务外包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在这里值得我们借鉴的是服务外包业发展较早的印度、菲律宾和爱尔兰。印度所形成的良好服务外包环境和高素质的专业化人才队伍源于印度各级政府对于制定扶持服务外包业的财税政策达成了广泛和较早的共识,鼓励企业进入产业园区的“五免五减半”政策,鼓励技术研发和进口在关税上实行进口零配件和资本货物免税。爱尔兰政府则以优惠税率形成了欧洲“低税港”,地方税收范围仅包括商业财产以及较低的个人所得税,使得其外包产业发展势头迅猛。菲律宾也凭借其较低的企业所得税和丰富的可抵扣项目以及关税的减免政策使服务外包行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三、我国服务外包业财税政策的改革建议
(一)实行全面和统一的税收政策政策应既不偏向某一地区又不偏向某一具体外包服务形式(离岸和在岸),这样既有利于资金在广泛地区的充分流动,使地区间形成自身差异化优势,从而形成全国外包行业的竞合。不但要关注离岸外包也要关注国内服务外包行业市场,从而使国内、国际双向推动我国服务外包业发展。
(二)加快、加强外包服务园区建设,加大优惠力度加快和加强服务外包业园区建设要求对相关配套基础设施产业提供相关的优惠措施,并制定更大的税收优惠政策是企业早日进入园区从而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如对园区内企业实行“五免五减半”的政策,对进行持续投资的企业,在接下来的5至十年内依然保持优惠税率的政策。既要扩大优惠幅度又要延长优惠时间。同时对于享受优惠的标准设置应该秉承使更多外包企业享受优惠获得发展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