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生活的概念(6篇)
智慧生活的概念篇1
为了扩大赛事的传播，传媒公司也不遗余力，为索契打造了一个多终端数字告示同步宣传平台。冬奥会期间全程播放现场赛况，其他相关商业广告也同时出现在终端屏上。该联网宣传平台的设立，不仅可以让无法前往赛场观看比赛的市民哪怕在户外也能通过大屏幕直击现场，在帮助运动员、志愿者及观众等顺利抵达索契的环节中还充当了路标的作用。
而等到冬奥会结束，这些大大小小的播放终端或用来播放视频广告，或作为智能终端，继续为市民服务。事实上，不惟大型赛事，越来越多的数字告示系统在城市各个领域或职能中扮演起更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平安城市、智慧城市建设如火如荼的当下，在交通、公安、医疗、教育、物流、景区、社区等智慧城市的各个应用领域中，数字告示已经不限于广告等信息，而是作为大尺寸的智能终端，开始在智慧城市体系中展现能量。
数字告示与“高大上”的智慧城市扯得上关系吗？
有人大概会质疑：数字告示与“高大上”的智慧城市扯得上关系吗？
诚然，在种种对智慧城市的描述中，无不氤氲着高端气息，但抽丝剥茧，建设智慧城市的目的无非基于如下愿景：通过构建信息基础设施服务于城市，支撑政府管理、企业经营，并服务市民生活，使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更加美好。
如此，从服务民生的角度来看，数字告示与智慧城市非但扯得上关系，而且“交情”从智慧城市刚刚孕育之初就已经建立起了。例如地铁站设置的具有自动查询、充值和地图功能的一体机；医院内集预约、查询、叫号等功能于一体的智能化系统；银行的智能查询、缴费、打印终端；图书馆的读者自助式服务终端；购物中心设置的查询和导购系统……都可以接入智慧城市体系中。显然，诸如此类的数字告示应用，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
从智慧城市的整体架构而言，这些确实只能算细枝末叶的部分，但也正是这些智慧城市的“神经末梢”，保证了智慧城市体系的完善，让智慧城市更“接地气”，也是检验智慧城市达标与否的重要指标。
智慧城市“落地”有多难？
基于智慧城市建设发展愿景，智慧城市绝不仅指城市管理、运营的智慧化，最终还需要体现在公共及社会服务能力上，就这一点，目前的情况还不容乐观。
“‘按一个键叫来出租车’在无锡已经实现”。――新华网2013年12月30日在其新闻《智慧城市概念落地试点城市“智慧”蜕变》中对无锡智慧城市建设成果“点赞”。
智慧生活的概念篇2
世博会是展示人类生活各领域高新技术和文化创意的舞台,探索和指引着人类未来生活形态的发展方向。上海世博会之所以受到举世瞩目,不仅在于其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更在于其所设定的主题和召开的时机。上海世博会举办之际,正处于人类飞速推进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在急剧城市化的过程中,各种城市病也如影随形,人口膨胀、能源消耗、医疗卫生、公共安全、发展就业、环境污染和交通拥挤等问题日益凸现,极大地考验着人类的智慧。作为近年来对人类城市发展关注和探索的重要成果,智慧城市的概念逐渐被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公众所接受。上海世博会正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样板,预示着未来智慧城市已向我们走来。
所谓智慧城市,就是在充分运用和借助智能型高科技手段的基础上,将城市运行的各个核心系统有效整合起来,以一种更理性、更智慧的方式运行,进而创造更加美好的城市生活。智慧城市建设涵盖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智慧的交通、医疗、居住、教育、环境和科技等等。智慧城市建设是一种看待和认识城市的新角度,是一种发展城市的新理念。其实质是要营造更加美好的生存空间、更加合理的生活方式以及更加宜居的城市环境,让在城市中生活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实现消耗最少的成本满足最大的需求,并根据个性化的要求得到最个性化的满足,从而获得更好的工作、生活、学习和休闲环境。目前全球许多城市已经开始在这种新理念的统领下,逐步尝试建立起各种智能化系统推动智慧城市建设。
上海世博会非常关注城市文明和未来发展的命题,对未来智慧城市建设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理念的绝佳实践者。其“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与智慧城市建设理念完全相通,希望集中全世界的关注和智慧来共同探讨和反思人类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各种共性问题。作为上海世博会主题馆之一的城市生命馆,以形象的展示,揭示了城市生活各系统相互间的有机联系,阐发了“城市是一个活的生命体”的现念,这正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出发点。城市未来馆也以梦幻般的意境表现,将“智慧之城”作为5个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之一提出。城市最佳实践区,汇聚了世界各地的城市运行改良方案,以直观的形式充分展示人类在城市发展中的独特智慧,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思路。城市最佳实践区所探索的智慧城市发展理念,深化了人们对智慧城市建设的认识,为未来城市发展提供了范本。可以说,世博园区本身就是一个小城镇,提供了走向智慧之道的城市发展的样板和明证,其设计、建设和运行都使其成为展望智慧城市建设的最好窗口。在园区里,你会看到智慧的交通,智慧的场馆展示,智慧的能源管理,智慧的金融和商业系统等各种面向未来城市生活的解决方案。世博会正是未来城市的缩影和人们美好生活愿景的体现,而其所展示的智慧城市建设的理念和方案也最终要应用到后世博时代真正的社会生活之中。
城市发展不能靠小聪明而需要大智慧,人类智慧也要在城市生活中得到进一步的表现。智慧与智力、智能、聪慧、聪明等概念既相互联系,又有根本性区别。它兼具人文性、价值性和实践性,强调真、善、美的结合。因此,智慧城市的概念不仅仅是一个科技范畴,首先是一个伦理范畴,体现着价值关涉和精神关怀。城市建设需要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但科技只是手段不是目标。智慧城市要求实现科技与人文的完美结合,其最终发展目标就是要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和世博园区的成功运营,表明我们已经完全具备智慧城市建设的实力和能力。上海世博会的成功将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新起点和新坐标,而世博大幕缓缓落下后,智慧城市建设也将成为后世博时代城市发展的新方向。
智慧生活的概念篇3
这样精深博大的事业需要清晰的建筑学和目标明确的选材，整体和自己的主导的陈述意图才不至于在精微部分的细节上从视线中消失。博德[的思想]集中在造成“整体区分”的位置[复数]上，它们对于由他的工作所突出的在思想的各个时代的思想形态[复数]的整体性是不可放弃的。因而，宗旨不是时间历史-全书式的总体性，而是按照事质来划分的整体性。各个思想家乃至他们的位置对于思（denken)是“建筑工具”，这种思把自己本身理解为一种“建筑性的”思，更专业地说：一种“理性关系建筑学的”思。
在整个建筑学中，博德区分三种各自作为整体来理解的精神历史阶段：（1）从古希腊直到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历史，（2）在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那里达到顶峰的现代和（3）接下来的“次现代”[submoderne]（博德优先选择的措辞）或者后现代。博德所关心的是突出在这些阶段之间的每一次“切割”的彻底性，而不是在往往不加追问地设置为前提的哲学“运作连续性”的意义上，通过效用历史和问题历史的视角化把这些阶段“粘贴起来”：这样的方式只是掩盖了[如下事实]，思在每一个时代都遇到各不相同的理性使命。
就博德的首要的哲学关怀正是这种区分而言，因而需要划分各个使命的清楚界线乃至各自所完成的思想[gedachten]的清楚界线。作为在个别阶段内的位置[复数]（所谓rationes[理性关系]）的区分原则和建筑原则，一种三分式起着重要作用，博德从海德格尔的用语“思想之事的规定”那里借来这种三分。一个位置让自身由此来得到规定：它是从（一）思，（二）从[思之]事还是从（三）前两者的规定来取其开端，接下来的两个其它关系项[termini]的顺序是如何构成的。每三个位置亦即rationes[理性关系]组成一个形态[figur]，它的联系每一次由这些关系项的一位来承担并且完成。这种抽象的结构原则已经指出理性这一概念的基本的内容上的区分[复数]，博德的全部工作围绕着理性地运筹和继承这些区分：“自然理性”（对于现代：“技术理性”）从作为第一关系项的思乃至认识来发展自身，“世界理性”（“mundane”）的形态[复数]围绕着其ratioes[理性关系]中的事-关系项，而“概念把握的理性”[die“coneptualevernunft”]或者“形而上学的理性”每次皆从规定开始。[2]
在献给西方之思第一阶段的《形而上学的拓扑学》（=tm）中，博德阐明“自身不再运动的形而上学”，为的是“在形而上学之知中寻访开端性的理性的或者‘开端的’思想的原则，而原则首先为历史性的。”（tm49）。这里他发现一个基本模式，这让他把形而上学的历史分为三个同等的时代：时代所特有的智慧形态[weisheits-gestalt]每一次都走在形而上学的思的前面，这就是说，一种非哲学的知，一种关于人的规定的知先行于哲学。在否定的乃至排斥的关系中，自然理性处在这种智慧的对立面，自然理性从自己的经验或者更确切地说从观察中提出一种知，并且试图占据原始智慧的地位。这种自然之知最终表明自身没有根据，同时带来原始的已知[的知，gewussten]的约束性的危机，这导致理性与自身相区分。区分是这样发生的，理性作为“概念把握的”[conceptuale]（“形而上学的”）通过自然哲学的知而和原始的sophia[智慧]“结合”：这种衔接的发生是由于概念把握的理性赋予丧失约束力的智慧以相应的“逻辑”和与之不可分的确定性，这意味着，把智慧建立在相应的原则上并且将它带到第一科学——形而上学——的形式中。在这种由概念把握的理性所造就的对智慧中的已知[的知，gewussten]的保护或者掩护[bergen]中，理性显示为在哲学的词义[“爱-智慧”]上的理性，形而上学显示为真实的“爱-智慧”：“形而上学知道自己从它的每一个开端上就是爱-智慧。在它的每一个时代它皆以此为目标，这就是把智慧本身呈现为科学，并且是以这种方式：智慧是给所有理性[vernuenftigen]去知晓的礼物。”（tm442）
为了适应并非由理性所造就的智慧之知，为了能够恰当地“用概念来继承”[concipieren]智慧之知，理性必须特地规定自身，把自己作为概念把握的或者形而上学的理性与自己作为自然的理性区分开来。所以，到黑格尔为止的哲学历史在博德的阐述中最后只有通过理性本身的区分运动才能够把握。因而，对海德格尔的问题“什么是形而上学？”的回答与其把注意力转向一种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对象规定（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区分）或者神学（最高存在者的学说），不如将注意力放在作为思想形态的形而上学理性或者思辨的理性上，放在由这种理性所缔造的得到论证的洞见的统一性上，这是对一种在源泉上并非由理性所造就的知的洞见。
把这种结构原则应用在由博德的工作所突显的智慧形态[复数]的三分式[3]和与智慧形态[复数]相联系的形而上学的时代[复数]上，其组织构成如下：缪斯之知出现在第一时代（荷马，赫希俄德，索伦），知的核心内容在所是[wasist]和所应是[waszuseinhat]的同一性上，这种同一性以神性的决议为依据。与这种得到启示和神性担保的关于如其所是的约束性的智慧相对立，自然理性出现在宇宙论的形式中（阿纳克西曼德，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一种以观察为依据的知否定上述智慧。然而正是这种纯粹的人的洞见的不完满导致这样一种危机，在危机中形而上学的理性首次以巴门尼德的形态而出现并且把那种孤绝的[daseine]存在者[巴门尼德的另一准确的说法是：如其是/wieesist。]规定为约束性和完美洞见的结合原则。柏拉图的善的理式处在认识论的完美中，在这里亦如在亚里斯多德的作为第一科学和神学科学的形而上学那里——有不动的推动者作为理性的纯粹现实性，缪斯智慧的具有约束性的已知[的知，gewusste]最终在变化了的形式中找到科学的掩护[bergen]。结论是：“第一时代的形而上学用“让”[lassen]的方式来完成可以洞见者和所应是的相同性[selbigkeit]，让kosmos[宇宙]存在——这是它最后的思想。而亚里斯多德没有忘记，他在开端上须感谢谁：他的荷马。”（tm165）
在形而上学的中间时代（在博德这里中间时代包括[从亚历山大大帝到奥古斯都的]晚期希腊文化和晚期古典）新约智慧的福音（对观福音，保罗，约翰）打破已经先于它而存在的教条的、怀疑论的和奥秘的哲学之知，哲学企图“以自然的方式，也就是由自己本身而成为智慧”（tm205）。奥古斯丁关涉到基督的智慧或者sapientia[“智慧”的拉丁文]，但却不是通过上述自然的世界智慧，而是通过时代的第一个形而上学的位置自身，这就是普洛丁。普洛丁否定了基督智慧，把最终为单纯的和不可言说的原则给予了中间时代。中间时代的哲学用奥古斯丁的爱-智慧（amorsapientiae）接受了原则的规定，与这种爱紧密联系的是“践行真理”，作为精神的行动，在这里人的精神是上帝的镜像。在结束的位置上，托马斯的神学显示自己是“中间时代的形而上学的科学”（tm301）：作为神性的科学（scientiadivina）它通过启示的中介在自然理性的前提下和人的第一科学联系起来。在这个合题中，自然之光在它的认识能力中始终依赖于给人们去信仰的articulafidei[信仰的宣告]，神性启示的智慧为概念所继承并且被掩护在科学的稳定性中。
核心的智慧在最后的时代为形而上学的理性所继承，它是在艺术（米朗凯基罗），宗教（路德），自然理解（布鲁诺，培根，伽俐略）和公民的诗中（卢梭，席勒和荷尔德林）所宣布的对自由的知和情感。这种前-形而上学的自由的确定性现在依赖于一种形而上学，它在纯粹以自然因果性为依据的观察方式面前保护自由的确定性，把自由确认为必然设置为前提的理性理念。这个最后时代的完成也是形而上学历史的完满，它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实现了，特别是在《逻辑学》中，它呈现了形而上学的“完满的体系”（tm27）：“没有什么在任何较早的形而上学中……的思辨，不在这部著作中被接纳，更有甚者：在其中被创造并且从方法上巩固下来。”（tm44）在这里纯粹概念变成知的理性中介，自然和精神在理性中介里结合起来，具体说是以这样的方式，在物理自然和精神自然的理论框架里（《哲学全书》）最终有效地允许概念把握的理性成为其自然对应物的主人，理性表明自身与自然是一体。理性在自身的区分因此而回溯到一个唯一的原则，它最后在黑格尔的现实的理性[vernuenftigkeit]乃至理性的现实性的用语中也扬弃了任何存在和思想的差异。
尽管已陈列出呈现各个时代的结构原则，博德在这里仍然看到自身的理性使命，看到一种形而上学理性的特殊形态正在形成，一方面是在原始智慧的形式中的关联点，另一方面是事、思和规定的基本关系[复数]每次都在变化。形而上学是一个整体，这是因为时代每次所完成的[使命]把理性与自身的区分在上述基本关系中带往穷尽自身的结束。“形而上学的共同事业”（tm50）合情合理地完成了。随着黑格尔，形而上学“关闭起来”，其完满的历史不是别的，就是爱-智慧的历史，因为：“所呈现的种种关系的结果让人认识到，人的规定已经完成，一如形而上学把它从原始的知的形态[复数]中掩护起来。”（tm686）
博德在《现代的理性结构》（=vgm）中致力于后黑格尔的现代，现代在核心处的标志是对作为纯粹理性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彻底拒绝，在理性科学中理性“事实上不和别的，只和自身打交道”（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版708）：世界理性在现代充分发挥其关键作用，并且“追求‘从事情上’得到规定，抵达‘事本身’[复数]，事作为某种无法扬弃的与世界理性不同的东西对于它[指世界理性]是‘被给定的’。”（vgm689）现性也不再作为概念把握的而关涉到一种并非由它造就的知，而是面向三大“全体性”：历史，世界和语言，现性与它们处在一种直接的关系中，这就是说，不再通过自然理性或者理性概念中介的关系。现代世界理性对先行给定者的省思可以分为三大形态，在这三大形态内每一个位置（或者ratio[理性关系]）皆完成了上述三大全体中的一个。这种双重的三段论[triadik]与ratioterminorum[理性关系的关系项]及其事、思和规定的变化顺序的动机密切相关，是现代整体的建筑学原则。第一个形态，对科学[复数]的省思，其标志是在内部发挥作用的理性的功能性或者操作性，每次进入省思的全体性由此显现为具有技术规定性的整体：相互关涉的思的技术语言（弗雷格），统一的自然现实性的世界（石里克），最后是科学的问题状况的历史（库恩）。这里，现性作为技术的是形而上学时代的自然理性的一种继续，然而不再有对应的概念把握与之相区别，以至于科学[复数]最终不断地陷入技术的内在本性[inhaerenz]。随着这种自然理性和技术理性的连续性假设，博德同时突出与海德格尔的命题的区别，这个命题就是技术之思是形而上学理性的遗产。
如果形而上学或者概念把握的理性还在现代有地位的话，那么，似乎在第二种省思中，它以解释生活为目的：在历史性生活的解释学（狄尔泰）和世界意识的现象学更新（胡塞尔）中，难道不正是在这里一种先行的赋予[vorgabe]被理性所继承并且由此建立了一种新的第一科学了吗？但是，这里必须注意先赋[vorgabe]的区别：形而上学时代的智慧[先赋]提出真理的要求并且以内在的理性[vernuenftigkeit]为标志，这种理性呼唤出哲学的理性[vernunft]，而现性的先赋是“无理性的，体验的生命……，一如它在历史、世界和语言中展示自身并且总是被阐释出来那样”（vgm231）。因此，不再可以把这种被体验的生命的“众说纷纭的”[“doxischen”]形态放到逻辑上透明的科学统一性中，而只能放在一种奠立意义的理解学说中，理解在这里是对本身无理性的生命的理解。这种从根本上不同的逻辑表明现代解释学之思只是对概念把握理性的“模仿”[simulation]。维特根斯坦对社会生活的语言性的省思给上述“形而上学的余烬”（vgm188）一个结束，哲学概念的规范区别在语言游戏的多样性中灭亡了，语用的理性[vernuenftigkeit]在一种logondidonai[讲故事][4]的形态中显示自身，这种理性在被制定的生活形式中，在消除任何论证的呼喊——“我正是这样来做”——中被取消了。
博德在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那里，在由他们实现的对人的创造性本性的省思中看到现代的完成（现代的“核心省思”）。在这个“非哲学的核心省思”中（vgm362），与哲学史的鸿沟最大化了，对人的规定的追问并非从先行的智慧之知中表达出来，而是从人的本质经验中说出来，人的本质不仅向外部是创造性的，而且也正是鉴于人自身是创造的。然而核心省思的经验表明这种创造性却在历史和当前被系统地歪曲了：在资本的自我兑现过程中创造性本性贬低为商品（马克思），意志的价值创造为否定生命的基督教道德所否定（尼采），在纯粹技术的理性中结束的形而上学之思的自我遗忘（海德格尔）。所有这三个位置都回答了这种“缺失-经验”和与此相连的人的创造性本质的“困境”，答案是必要的人与自身在将来的区分：共产主义的人，超人和领受死亡的人的此-在。这第三种省思形态的世界理性突出了存在先于思想的不可扬弃的先行性，与黑格尔的现实性和理性的同一性原则处于彻底的对立和否定中。彻底拒绝一切思辨哲学，指明即将来临的迄今之人与自身的区分，在这里现代的世界理性竭尽了自己的明辨力量；它也完成了其划时代的理性使命，其结果是：现代显现为一个整体。
以变化的目光关注业已完成者，博德结束了对历史（哲学或者形而上学的历史）和世界（现代省思的世界）两大“全体性”的工作，此后尚待完成的是理性关系的建筑学与语言及当代或者次现代之思的交锋：以建筑的方式，博德要用以整体为目标的三段式建筑学阐明次现代的看来似乎不可简约的多元主义，他把无序的次现代（梅洛-庞蒂，福柯，德里达），结构的次现代（雅考普森，巴特，列维-斯特劳斯）和分析形态（莱尔，奥斯丁，达米特）区分开来。接下来最后一步应该是对在西方智慧形态[复数]中给予尺度的“言语”的尊崇和评价，至此，博德的思想自身最终作为爱-智慧而圆满结束。
博德的事业在当今的哲学风景线上当然显得像一块漂流石般孤独，作为敢于体系化的思想的见证，它现在就自身方面屹立在其自身使命的完满之前，“理性地谈论理性”（vgm16）。它以时常夺人心魄的西方之思的建筑学面对读者，这种建筑学无疑地要求矛盾。每一次交锋在这里都应该把博德下面的话铭记心上：“因为批判不在原则上也就不在整体上造成区分，所以它停留为学术活动，这种活动没有超出诸如牢骚的价值。”（tm46）
贺伯特·博德的重要著作：
《形而上学的拓扑学》，卡尔·阿尔贝出版社，弗莱堡/慕尼黑1980。(书店已售完)
topologiedermetaphysik,karlalber,freiburg/münchen1980.
《现代的理性结构》（缩写vgm），弗莱堡/慕尼黑1988。(书店已售完)
dasvernunft-gefügedermoderne,freiburg/münchen1988.
《历史的建筑工具——希腊和中世纪哲学论文演讲集》，格哈特·迈尔编辑整理，维兹堡：科尼希豪森出版社1994。380页，42.——欧元
bauzeugdergeschichte,aufsaetzeundvortraegezurgriechischenundmittelalterlichenphilosophie,hg.v.gehaldmeier,würzburg:königshausenundneumann,1994.
智慧生活的概念篇4
“智慧城市”不是概念,更不是盲目追捧新兴技术的“面子工程”。城市信息化要真正从应用出发,让信息化为城市居民的便利生活发挥作用。
城市,是人类文明精华的汇聚之地,数千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光芒在此交相辉映。然而演进至今,城市却遭遇各种挑战:人口膨胀、饮水卫生、安全隐患、环境污染和交通拥挤……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终将严重制约城市的发展。所以,用信息技术改善城市生活,改变城市形象势在必行。
在这样的背景下,建设“XX城市”成了时髦的理念。从2000年至今,先后就出现了“数字城市”、“无线城市”、“智慧城市”等概念。然而,名词虽有变化,但本质上并没有差异。
所谓“数字城市”,是指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要渗透到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个概念提出后,一直由政府机构主导推进。2000年时,中国近百名市长与IT精英聚首“21世纪数字城市论坛”,共商推动中国城市数字化进程大计。
而没几年,引进了美国“无线费城计划”的“无线城市”概念,又取代了数字城市,并活跃起来。
无线城市主要用无线网络来便利市民生活,除此之外,对于提升城市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提升城市的现代化水平,也有重要意义。此概念一出,迅速刺激了中国各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纷纷开始考虑建设此类项目。
然而,从无线费城计划算起,无线城市在全球范围内也发展了5年有余,如今看来,可以作为样本的案例却仍然少之又少。有些国家的无线城市项目在大规模宣传后甚至根本没有启动;而休斯敦、旧金山、芝加哥等城市宣布暂停该计划后,风光一时的Wi-Fi新创公司如Jolt-age、Cometa等被迫陷入倒闭的绝境。而在中国,除了厦门有较好的实施效果,在其他城市也并无多大进展。
就在此时,更宏观、更庞大的“智慧城市”概念又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它强调用云计算、物联网、传感网等高科技网络搭建城市的“智慧环境”。与前两者不同,智慧城市是由IBM公司提出并倡导的,主导者变成了企业而非政府主导,而且目前已经得到了许多城市的支持。
但笔者认为,无论数字城市、无线城市,还是智慧城市,都无非是城市信息化概念的诠释。而实践证明,凡涉及信息化建设全局目标的实施,都需要大量投入和较长时间,城市信息化建设也一样,需要明确的阶段性目标。特别是在前沿技术的应用上,无论物联网、云计算,或者三网融合,都不是几个企业就能搞定的,这还需要政府去协调、推进。
而已经开展了3、5年的数字城市、无线城市项目中,“夹生饭”大量存在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有效的全局规划。各行业、各部门、各单位都在进行信息化建设,导致重复建设,系统之间也不能连接起来发挥综合效应。
智慧生活的概念篇5
随着实践哲学的复兴，“实践智慧”（phronesis）逐渐成为哲学话语的一个关键词。
对于“实践智慧”这个词语，学者们已经有了许多考证和说明。在汉语读物中，较早专题考察phronesis的论文有洪汉鼎的《当代诠释学与实践智慧概念》、《论实践智慧》等。[1]考证较为详尽的是汪子嵩等著的《希腊哲学史》。在讲到巴门尼德时，该书对巴门尼德所用过的跟“思想”有关的几个词作了比较分析，它们是：noema、nous、phronein和logos。其中，phronein的词根是phren，phronesis的词根也是这个。该词根指的是心或横膈膜（midriff），有视之为思想器官的意思。赫拉克利特也大量使用以phren为词根的动词、分词、名词，并且混入了“深思熟虑”、“持重”、“慎重”等伦理性含义。该书作者认为：“在哲学上，nous引申为不牵动意志、目的的心灵活动，如积极理性、沉思等；而同心、胸膜相联系的phren，则引申为牵动意念和追求的理性，所以英文有译（指译phronesis，——引者）为prudence、practicalwisdom的。《希英大词典》将这个词作两类解释：一是广义的指目的、意向、思想、感觉、判断等，二是狭义地指实践智慧（practicalwisdom）和治理事务中的深思熟虑（prudenceingovernmentandaffairs）。WWW.133229.cOM”[2]
我想指出的是：最早考证该词的可能要算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而且他特别揭示了一层很重要的意思。在《克拉底鲁篇》中，苏格拉底说：“phronesis这个词可以表示phoraskairoeenoesis（运动和流变的观念），或许是phorasonesis（运动的好处），但不管怎么说，它与pheresthai（运动）有关。”[3]phronesis（智慧）不仅跟意志有关，而且跟运动有关，这对于我们理解这个概念应当大有裨益。当然，“苏格拉底”在同一个地方也说sophia（智慧）也跟运动有关，这两个“智慧”意思相近。这里涉及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的分歧，下文再议。
希腊语世界中对phronesis形成了最系统思想的是亚里士多德，其根本特点在于将phronesis和sophia明确区别开来，将前者视为专门在实践领域起作用的智慧而将后者视为专门在理论领域起作用的智慧。这是本文探讨的主题。
拉丁语用来翻译phronesis的词是prudentia。在拉丁语世界，托马斯·阿奎那承接亚里士多德传统，对prudentia作了最系统的研究，他的重要创新之一是将prudentia看成联系伦理德性和理智德性的枢纽。[4]
英语的prudence来源于拉丁词prudentia。德语的klugheit英译为prudence。康德把klugheit看作伊壁鸠鲁伦理学的核心，而把sittlichkeit（德性）看作斯多亚派伦理学的核心。[5]伊壁鸠鲁派跟亚里士多德传统接近，斯多亚派宗师苏格拉底。康德自己也是贬抑klugheit而尊崇dasmoralischegesetz（道德律）。
当代哲学家中，加达默尔是复兴和弘扬亚里士多德的phronesis最用力的人。他直接讨论的就是phronesis和sophia的差别，并且特别强调了维柯在发挥phronesis传统中的重要作用。[6]
这样一来，在phronesis一词的理解和使用上就有两种传统：一是从苏格拉底、柏拉图经斯多亚派到康德的传统，其特点是否定或贬低跟sophia完全有别的phronesis；一是从亚里士多德经阿奎那等到加达默尔的传统，其特点是肯定跟sophia完全有别的phronesis，伊壁鸠鲁派和维柯很靠近这一传统。
汉语对phronesis的译法有很多。上世纪30年代，严群译这个概念为“深虑”（prudence）。[7]向达所译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商务印书馆，1933年，上海）笔者未见。《尼各马可伦理学》在大陆近出的两种汉译本——苗力田译本和廖申白译本均译为“明智”，在台湾的高思谦译本译为“明智”或“实践智慧”。[8]吴寿彭的《政治学》汉译本译这个概念为“明哲”。[9]潘小慧译阿奎那意义上的prudentia为“智德”。[10]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译phronesis为“实践智慧”，他们主要参照的是ross等人的英译法。ross在其所翻译的nicomacheanethics中译phronesis为practicalwisdom而译sophia为philosophicwisdom，[11]有意凸显两种智慧之别，可谓用心良苦。显然，汉语的译法跟译者所参照的英译有关，也跟理解有关。在柏拉图的意义上，phronesis和sophia都可译为“智慧”，但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这两者固然也都是智慧，却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所以译为“实践智慧”应最确切，当然同时还须有译sophia为“哲学智慧”或“理论智慧”为之对照。在阿奎那的意义上，“智德”之译颇佳；在康德的意义上，“明智”之译已经有抬举之意了。
2．“实践智慧”概念在亚里士多德体系中的位置
“实践智慧”以及直接相关的问题在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著作中都有讨论，但较为集中的讨论是在其实践学科的几种著作和《灵魂论》中，其中《尼各马可伦理学》和《大伦理学》讨论最充分，《论善与恶》中也有精彩之笔，尽管这后两篇著作被认为可能不是亚里士多德的亲作，而只能算成他这派的作品。不过，单从跟“实践智慧”有关的论述看，这些作品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故本文放到一起讨论。
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思想和灵魂学说入手来定位其“实践智慧”概念。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和“潜能—实现”说，任何事物都由形式和质料两方面构成，并且都有一个从潜能到实现的发展过程。对有生命的事物来说，其质料无疑是其躯体，其形式则是其灵魂。植物的灵魂是营养，动物的灵魂中除了营养外还有感觉欲望，而人的灵魂中除了营养、感觉欲望外还有思想。[12]对人来说，思想是人的灵魂中有“逻各斯”的部分，亦即理性的部分；营养和感觉欲望是无“逻各斯”的部分，即非理性的部分，其中，营养部分既非理性又无所谓是否听从理性，感觉欲望虽非理性却有是否听从理性的问题。按希腊人的观念，任何事物的功用发挥出色就叫德性（arete），人的灵魂的各部分也就有德性问题。与灵魂的构成相应（撇开营养部分不看），人的德性也包括两方面：理智德性和伦理（道德）德性。理智德性包括理论智慧（sophia）、理解（seenesis）和实践智慧（phronesis），道德德性包括慷慨与节制等。前者可以教育而成，后者只能在行为中养成。[13]理智（dianoia）的共同特性在于求真，其方式有五种：技艺（techne）、科学（episteme）、实践智慧、理论智慧和努斯（nous，ross译为intuitivereason，直觉理性）。努斯求科学理论的前提之真，科学求推论性知识之真，理论智慧则是二者的结合，这三者都属于认知性的沉思，即理论活动（theoria），以始因不变的事物为对象。技艺和实践智慧都以可变的事物为对象，属于计虑打算性的理智，求的是生产和实践之真，其中，技艺指导外在器物的制作（poesis），实践智慧指导伦理和政治行为，即狭义的实践（praxis）。[14]
显然，实践智慧就是实践领域的智慧，既不同于理论领域的理论智慧，也不同于制作领域的技艺（维科后来将技艺发展为poeticwisdom，实即“制作智慧”）。实践和制作都属于可变的领域，不同的是：前者变化的根源在于人的感觉欲望中有一种自为性机制，后者变化的关键则在生产对象的可塑性。人的感觉欲望的状态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感情，包括喜怒哀乐等；二是能力，即感到喜怒哀乐等的能力；三是品质，对待喜怒哀乐等的态度和方式。喜怒哀乐属人之常情，能喜怒哀乐也是人之本能，没有人会因这两个层面的状态而被称赞或谴责。这点相似于《中庸》所谓未发之中。但是，当喜才能喜，当怒才能怒，且喜怒皆要有分寸，类似于“发而皆中节”之谓，这里面就包含了人的品质，有人的意愿和选择等自为性机制在起作用，存在着过、不及和中道三种可能。在这个层面做得恰倒好处就叫做有德性（确切讲为伦理德性），就会被称赞，而过与不及则都会受谴责。这些品质包括温和、勇敢、谦谨、节制、公正、慷慨、友爱等十四种，都是习惯所成，修养所致。“伦理学”（ethike）就是这种“习惯”（ethos）之学，德性也就是人的灵魂的优良习惯。[15]可见，实践是指把人自身变好的活动，跟制作是把物品做好的活动明显不同。
伦理德性是人的灵魂中感觉欲望部分的良善（agathon，指具体的善），是狭义的人的行为所追求的目的；而整个人生的最终目的则是生活的总体良善（tagathon），即生活得好、行为得好、德福双全，亦即幸福（eudaimonia）。对人而言，其可能实践地达致的最高目的就是幸福，幸福之上更无目的。神的幸福固然高于人的幸福，但这种幸福对于人来说最多只能在理论沉思中歆羡，而不能在实际生活中拥有。人的幸福是人所能获得的各种良善的总汇与和谐，这些良善既包括灵魂的良善（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也包括身体的良善（如健康、美丽）和外在的良善（如财富、朋友），还要有好运当头、神灵护佑。但这些因素中最能被我们自己把握住的、最应该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来达成的只有灵魂的良善，即德性。德性，特别是伦理德性一旦具有，甚至比科学知识的拥有还要稳定可靠。学到的知识可能遗忘，但高尚的品行即使在厄运中也闪烁光辉。幸福不是一个静止的终点，而是灵魂的合于完满德性的现实活动，包含着无数的具体行为和目的，并通过这些具体行为和目的而一步步实现出来。这好比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并完善游泳技能，——这就是潜能和实现的辩证法在实践中的体现。伦理德性既通过每一个行为来养成，又能帮助我们确定每一个行为的正确目的，而实践智慧作为一种特殊的理智德性，其意义就在于为我们计虑达到每一具体目的的正确手段，并且这种计虑要以对生活的总体良善的周全考虑为坐标。如果只有伦理德性而没有实践智慧，则良善的目标就会因为缺乏正确的手段而无法实现；如果只有实践智慧而没有伦理德性，则有效的手段就可能被错误的目的所利用，而服务于错误目标的聪明才智并不配称为实践智慧，因为它跟人生的总体良善是背道而驰的。伦理德性是灵魂养成的优良习惯，它可以保证我们的行为总是趋向正确的目的，尽管这种保证不像自然规律那样必然。伦理德性本身不包含计虑打算的功能，所以需要灵魂中理性部分的帮助。实践智慧是理智德性之一，其特长就在于理性地思考跟实践行为相关的种种因素，以寻求达到目的的最佳途径，尽管其思考结果不像科学命题那样确定。实践智慧不属于感觉欲望方面的优良习惯，其自身不具有保证行为人一定趋向正确目的的功能，所以它主要充当伦理德性的助手。不过，由于每一种伦理德性所确立的都是单一目的，实践智慧则要考虑整体的和终极的目的，因而实践智慧以其理智之光能使每一种伦理德性在达致幸福的整个过程中显明自己的位置和意义。就此而言，相对于伦理德性来说，实践智慧又不仅仅是依附性的，它还具有对于伦理德性的开显和整合功能。这类似于康德的知性范畴对感觉经验所起的作用，可表述为“伦理德性无实践智慧则盲，实践智慧无伦理德性则空。”伦理德性和实践智慧只有配合一致才可能为人生谋求到现实的幸福。城邦政治的意义和使命就在于为全体公民实现合于德性的幸福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保障。[16]
在《善与恶》中，对实践智慧概念有一个较在其他著作中更为完备的界说：“实践智慧在于深思熟虑，判断善恶以及生活中一切应选择或该避免的东西，很好地运用存在于我们之中的一切善的事物，正确地进行社会交往，洞察良机，机敏地使用言辞和行为，拥有一切有用的经验。记忆、经验和机敏，它们全都或源于实践智慧，或伴随着实践智慧。或者，其中的有些兴许是实践智慧的辅助性原因，例如经验和记忆，但另一些却是实践智慧的部分，譬如深思熟虑和机敏。”[17]
3．亚里士多德区分“实践智慧”和“理论智慧”的理由
要领会亚里士多德为什么提出实践智慧概念，最关键的是弄清这个概念跟理论智慧的关系。
在前面引用的柏拉图对话中，phronesis和sophia并无区别，并且这二者跟techne（技艺）也没有实质的区别，这三者都是人类理性在流变的世界中把握确定性的优秀品质（亦即德性）。据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对于智慧和明智并未加以区别，而是认为，凡是知道并且实行美好的事情，懂得什么是丑恶的事情而且加以谨慎防范的人，都是既智慧而又明智的人。”[18]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通常被概括为“德性即知识”，但如果放到亚里士多德的框架中去解读，应该再加两句话：“明智即智慧”（实践智慧统一于理论智慧），“道德即理智”（伦理德性还原为理智德性）。把德性归结为普遍性的知识，意味着只用把握普遍性的理论智慧就能同时解决认识和实践两方面的问题。沿着这条思路，柏拉图更进一步，将理论的目光锁定在对普遍的、不变的和独立的“相”（idea，eidos，通常译为“理念”）的追寻和把握上，比如，如果要在实践上真正成为“善的”，唯一正确的办法就是知道那个“善”本身。这条思路在理论上的根本困难在于无法将“相”的世界和具体事物的世界令人信服地联系起来，在实践上的根本困难在于这种主张无法获得符合其理论预期的操作成效。
亚里士多德主张“实践智慧”，所针对的就是这些困难。据我的理解，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最根基性的区分应是神人之分。如果有普遍、不变和独立品质的存在（on，“是”、“所是”），那一定是属神的或者说分有了神性的。人的灵魂中用于把握这种“所是”的品质就是理论智慧，这种智慧是人的灵魂中的神性部分。人拥有这种神性的理智，仅仅是为了以沉思的方式去接近神、摹仿神，求取类神（相似于神）的幸福。也就是说，这种智慧是高贵的，但却是非实践的。所有神性的存有都是不可改变的，人不能把不可改变的东西作为自己实践的对象。人自身属于动变世界，人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自为的动变，指导行为去应对动变的世界以求取相对稳定的幸福，需要一种特殊的智慧，即实践智慧，这是一种纯粹人性的或属人的智慧。神的智慧是单纯的，而人的智慧则由神性成分和人性成分混合而成，故人的本性是一种混合本性。[19]用实践智慧处理好纷扰的人事，可以为理论智慧腾出闲暇，使其更好地去做通神的工作，所以，实践智慧又被比作理论智慧的管家。[20]重视神人之分，这在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柏拉图那里是一致的，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神性不仅具有理论性，而且具有可实践性，甚至是实践性的源泉，而亚里士多德的神性则只有理论性，没有可实践性，实践性的源泉在于纯粹人性之中。当然，这并不是说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没有看到人性的混杂性，而只是说在他们看来人性的问题可以归根到底由神性来解决，二者是可通约的，相反，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性中的神性成分和纯粹人性成分是不可通约的，只能分类解决。
分类解决的思维方式是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精髓。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把“是”（on，或译为“存在”）分成十个种（genos）或范畴，并在许多地方都明确反对把“是”本身看成统一这十个种的更高的种。[21]在《后分析篇》中通过对三段论的细致分析，他得出了不同学科有不同本原（arche，或译“第一原理”）的“一种一科”（onegenustoonescience）原则。[22]这些分类思想与其神人相分的价值观互为表里，构成了一种迥异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思维方式，而其庞大又细密的学科分类体系正是这种思维方式所结出的果实。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亚里士多德倡言实践智慧的逻辑学和本体论根据。《优台谟伦理学》指出：“善”和“是”一样有多种含义，抽象的“善”本身正如抽象的“是”本身一样，即使具有理论意义，也不具有实践意义；实践中有意义的善必须可以操作，因而是十分具体的。[23]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也讲了同样的道理，并且对快乐也作了多角度的分类。[24]《大伦理学》仍延续了这种对“善”严加分类的观点。[25]对“善”进行分类，就好比将柏拉图的“善”的相打成碎片，幸福于是得以取而代之成为实践所追求的最高价值。跟“善”的相不同，人的幸福是不能理论地规定的，因为它无非是那些“善”的碎片靠诸多因缘在一生一世中凑成的一种非稳定的和谐状态。实践智慧所关涉的就是这种“凑在一起的东西”，[26]它的特长就在于根据每一个实践活动的具体情况协调各种凑在一起的因素。“善”的种类在实践上不可通约，就是说“善”在实践上具有异质性（heterogeneity，“种类不同”之意），这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学科的根本理论前提。正是这个前提使得“相”论在伦理学中遭到瓦解，使得用理论智慧解决实践问题的思路发生塌陷，从而为人生的“实践智慧”之需提供了一个理由。
亚里士多德区分“实践智慧”与“理论智慧”还有很多理由，但我以为上述理由是最重要的。
4．有关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概念的其他问题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概念还牵涉大量其他问题。这里暂列几种，供进一步讨论之用。
第一，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本体（ousia，或译“实体”）只能是个别，知识只能是普遍。这应该是区分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的学理原点，但亚里士多德自己没有明确讲过。这是有待我们深入挖掘的。[27]
第二，如果把分类原则贯彻到底，那么在实践方面就会走向彻底的个别主义，而在理论方面则以“作为是的是”（toonheion）为主题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就难以成立。关于“是”的分类理论和普遍之“是”的学问之间的关系，西方学界长期聚讼纷纭，至今未有定论，[28]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第三，实践智慧是一种针对个别性的智慧，这是亚里士多德反复强调的，但主张实践智慧的学说却是普遍性的，如是，伦理学、政治学等实践学科与其主张的实践智慧之间是否存在悖论？进而，关于实践问题的理论研究对实践本身来说是否还有意义？如果有，意义又是什么？对此，尽管亚里士多德有论述，但道理远未讲清、讲透，需要我们接着往下讲。
第四，按照今天流行的广义的实践概念，制作也是一种实践，其中也有智慧（即技艺），这种智慧跟实践智慧颇多相似之处，亚里士多德在讲实践智慧时也总是忘不了捎带讲讲制作的智慧，那么，这两种智慧究竟是什么关系？制作的智慧在一定条件下可否与实践智慧相整合？这也需要深究。
第五，“实践智慧”问题牵连整个哲学史，从这个角度切入，整部哲学史都要改写，各家各派都要重新理解和评价。这更是一项大工程了。
第六，总起来的问题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谓理论与实践（广义的实践）的关系问题。不管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纯粹理论领域的理论，还是以实践领域和制作领域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或准理论，它们作为对普遍性的认识跟实践、跟制作究竟是什么关系？有没有跟实践无关的理论？有没有跟理论无关的实践？普遍的理论跟个别的实践究竟应当如何关联？这些都是亚里士多德没有回答而我们不得不回答的问题。[29]
主要参考文献：
1．thebasicworksofaristotle,themodernlibrary,2001,newyork.
2．亚里士多德著：《范畴篇解释篇》，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北京。
3．亚里士多德著：《灵魂论及其他》，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北京。
4．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北京。
5．亚里士多德著：《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北京。
6．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北京。
7．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8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1994年，北京。
8．《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北京。
9．色诺芬著：《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北京。
10．康德著：《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北京。
11．加达默尔著：《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上海。
12．严群著：《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商务印书馆，2003年，北京。
13．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著：《希腊哲学史》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7、2003年，北京。
14．eleonorestump:aquinas,routledge,2003,newyork.
15．洪汉鼎著：《论实践智慧》，《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16．潘小慧著：《德行与伦理——多玛斯的德行伦理学》，哲学与文化月刊杂志社，2003年台北。
智慧生活的概念篇6
“智慧”一词是个古老的概念，内涵非常丰富.据《辞海》解释：“智”的意思主要有：①聪明；②智慧、智谋；③通“知”.“慧”的意思主要有：①智慧、聪明；②狡黠.“实践智慧”是由希腊文phtonesis翻译而来，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指出“实践智慧”是就那些对人类有益或有害的事情采取行动的真实的、伴随着理性的能力状态.对教师而言，教育实践智慧和理论智慧构成了教师教育智慧的完整统一.
教育实践智慧主要是指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形成的、有关教学整体的真理性的直觉认识.
它来源于教学经验，通过对具体的教学情境和教学事件的关注和反思，将感性的、表面化的经验提升，使其内化为教师的实践能力；也包括教师个人对教学的认识，经由个人领悟上升为个人教育理念的能力.本文强调要正确认识教师实践智慧的内涵，希望中学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中寻求智慧，经过其个体经验积累、体悟反思，以凝练表达的方式呈现其基本特征，而逐渐形成的指导教育教学工作如何做的一种综合能力.
1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教育大辞典》中认为：教育智慧是“教师面临复杂教育情境所表现的一种敏感、迅速、准确的判断能力.如，在处理事前难以预料、必须特殊对待的问题时，以及对待一时处于激情状态的学生时，教师所表现的能力.”
田慧生教授将教育智慧界定为：教育智慧是良好教育的一种内在品质，表现为教育的一种自由、和谐、开放和创造的状态，表现为真正意义上尊重生命，关注个性，崇尚智慧，追求人生幸福的教育境界.王鉴教授认为教育智慧是教育情境中的智慧性行动，是教育的实践语言――它是在教育时机行动的语言，是教师对教育情境的即刻的投入.教育智慧意味着教师在教育情境中能够保持瞬间的、积极的行动，从情感上、从反应上，由衷地行动.
徐继存认为：“教学智慧是一种关于教学饯行的知识，并以在具体教学实践活动中的饯行为自身的目的.”“将教学观念的改造与教学实践反思结合，才有可能趋向教学智慧的境界.”
林存华认为：教师智慧是“教师基于自己独特的个性，并在特定的教育情景中形成的对教育活动的批判性认识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杜萍认为：“教学智慧是教师个体在教学实践中，依据自身对教学现象和理论的感悟，深刻洞察、敏锐机智并高效便捷地应对教学情景而生成的一种达到融通共生、自由和美境界的综合能力.”
郭晓娜、靳玉乐认为：“反思教学是智慧型教师成长的必由之路”.教师的教学智慧是在自己的长期教学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反思、提升的结果.
吴德芳在《论教师的实践智慧》中提出，实践智慧通常有以下三方面的表现：一、就教学过程而言，实践智慧表现为对知识传授的超越.二、就教学方法而言，实践智慧表现为一种教学机智.三、就教师发展而言，实践智慧表现为对自我完善的不懈追求.它的基本特征有：一，动态生成性.二、不可言说性.三、独一无二性.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的邓友超研究员及李小红在《论教师实践智慧》中提出实践智慧有三层要义，强调追求教育合理性的追求.又强调对当下情景的感知、辨别与顿悟，还强调教育道德品性的彰显.
鞠玉翠认为，教师实践知识是回答“怎样做”和“如何做”的问题，是具有实践旨趣的知识.教师实践知识不是来自于公共领域和通过外部培训所接受的种种理论，而是来源于教师在专业知识场景（教育现场）中的，通过实践和体验所获得的“经验的全部”.甚至教师在成为教师之前，所经受的教育经历以及所产生的零星的、无意识的关于教育的认识，也被认为是教师个人理论的萌芽.
国内有很多知名物理教师，他们的教育智慧深深影响这一代人，署名为九月奇迹的作者就曾经撰文《追寻教学创新的脚步――黄恕伯老师教学思想简介》，详细的介绍了黄老师几十年来物理教育教学的实践智慧.这几年中学物理学会物理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全国中学物理教学名师赛”，每年都会选拔出很多全国级别的物理教学名师，这些老师各有特色各有专长，对物理教育教学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感悟，他们的实践智慧也是有待凝练表达的.
2国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最早集中论述实践智慧的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智慧由普通认识产生，不从个别的认识得来.”“智慧就是关于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在他看来，越是具有普遍认识的人就越有智慧，越是具有原理知识的人就越有智慧，因此，哲学家就是充满智慧的人.
以奥迪（Audi，R.）为代表的研究者们强调“真实的、伴随着理性的能力状态”，认为实践智慧就是追求合理性，深思熟虑和给出理由是其中两大关键.以里弗（Reeve，C・D・C.）为代表的研究者们则强调“采取行动一.认为实践智慧就是对情景的感知、辨别与顿悟.”为了确定自己处于何种环境，实际采取的是何种行动，“拥有实践智慧的人就必须具备实践感知”.“如果说感知仅仅是感知目前在场的，那辨别力则要求更加精致地抓住情景的特征”.实践智慧是一个“动态的、顿悟的、灵活的概念，可以称之为实践顿悟”.
美国心理学家斯腾伯格在创建其成功智力理论时提出了“实践性智力”的概念，他的“实践性智力”与“实践智慧”实为同一概念.他认为实践性智力可将思想及其分析结果以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加以实施，具有实践性智力的人“明白重要的不是已经拥有多少经验，而是能从这些经验中获得多大的收益”，“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定的实用性智慧，以适应周围的环境”.
英国近代哲学家洛克也提出，“我对于智慧的理解和一般流行的解释是一样的，它使得一个人能干并有远见，能很好地处理事务，并对事务专心致志”.在他看来，智慧是有德行的绅士所须具备的品质之一，具体表现在能够运用知识、经验、能力来处理实际的问题.由此可见智慧不是天生具有的，而是从实践反思与经验中不断获得的、合理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和能力，主要包括创新的智慧、发现的智慧和规整的智慧.杜威认为实践智慧就是一种深思熟虑（deliberation），能够深思熟虑的人就是最有实践智慧的人，deliberation来自拉丁文libera，其字面意思就是“权衡（toweight）”.要权衡好，就必须有刻度（scale）.引申开来，深思熟虑就是首先形成各种可供判断的备选方案，然后加以选择.在杜威看来，一个最有实践智慧的人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更广泛地、更细致地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从已经被注意到的东西中更谨慎地选择那些因素，这些因素恰恰指向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可见，实践智慧是个体在具体情境中应对不确定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素养，由个体的专业知识、敏锐的辨别力与良好的判断力、伦理意识及行动能力等构成.
这些不同理解分别刻画了实践智慧不同的规定性，只有把它们整合起来.我们才可以把握实践智慧的丰富内涵.上述关于教师实践智慧的研究文献，对我国教师实践智慧发展的研究具有指导和借鉴作用.但已有研究中多数从探讨教师实践智慧的概念，理论剖析等层面进行考察，注重对教师整体的研究，缺乏对教师定群体的理论和实证的研究.
3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国内外学者对有关教师实践智慧的研究取得一定的成果，反思已有的研究，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近年来关于教师实践智慧的国内外相关研究很多，概念的使用也非常普遍.然而，比较中不难发现，人们对“教师实践智慧”这一概念的理解尚存差异，概念内涵指向不一致，造成了论述上的偏差.
第二，近年来在新课程的引领下，国内许多学者开始关注新课程背景中的教师课堂教学行为及其实践智慧与知识的相关研究，其中，大多是从宏观上去描述与把握，而对微观的课堂生活场景中的相关研究态势不强，导致教师的实践智慧研究缺乏一定的课堂语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