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学的特点(6篇)

经典文学的特点篇1

关键词：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综述

古典文学是民族发展的历史，是民族精神的血脉，是民族文化的源泉；是志士仰天长啸的一首歌，是文人邀月共饮的一杯酒，是侠客仗剑扼腕的一腔血；是一幅画，是一个梦，是一份情。

古典文学的研究是一个割不断的历史过程。回顾19世纪中叶以来的古典文学研究，从《诗经》、《楚辞》直到唐诗、宋词、元曲等，都有引人注目的成果。然而，在这个政治思想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革命没有像文学创作那样引人注目。首先这是由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和新文学创作相比，古典文学的研究显得有些沉寂，它面对的是过去的历史，而不是变革的当下和发展的未来。这使得从事该领域的学者多遵循前代的老路，仍做着考证、注疏的传统工作，同时仍在沿用传统的诗话、词话或评点等方式对文学典籍进行解释。概括来说，做19世纪中末叶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多数人属于旧式学者。他们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文化的教育，有良好的学问功底，可以说是中国最后一批在封建文化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学人，外来文化还没有对他们的学术产生影响，他们的古典文学研究还带着浓郁的传统文化色彩，尚未显现太多变革的气象，他们基本上属于那个时代的守旧派。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20世纪是社会变化最大、发展速度最快、最曲折复杂，也最激动人心的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在20世纪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古典文学研究，在中国一直是显学，它传统深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取得了新的与时代相适应的成就。回顾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性的内涵，大致可以归为两方面，一是西方性，二是人民性。西方性是指古典文学研究者多运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及文学研究方法来关照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对象，它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进程。这种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形成了古典文学研究传统，应该说，西方视角和方法构成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思维模式和研究传统，对古典文学研究者产生了深刻影响；人民性是指“五四”以来，在鲁迅等人的倡导下，古典文学研究者从平民大众角度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性风气。“人民性”作为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一个特有的概念与术语成为了一个历史性的阶段性的概念，构成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性进程的重要内涵。到90年代后期，古典文学研究进入了多元化研究格局。此时，“创新”与“特质”成为主要方面，即尽力形成自己的研究个性，在评价标准上试图有新突破。“无用之用”的研究目的进入研究者思想，多元化格局由此大显。

进入21世纪已有八载，古典文学研究在多元化的格局中推进很快，一批中年学者成果坚实，年轻学者锐利四射。可以说，古典文学研究队伍的青黄不接与断层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但在新世纪里，古典文学研究的态势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去思考。

纵观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归为三种，即宏观研究方法、微观研究方法和打通古今中外研究方法。

宏观研究方法更多注重思辨色彩，古典文学的宏观研究有三个出发点：一是研究我国民族文学特点以继承优秀传统；二是了解文学发展规律以促进当代文学的发展；三是研究民族文化特性以提高民族自信心。宏观研究是古典文学研究学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提倡这种研究原因之一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在宏观研究方面比较薄弱，需要加强；其二，宏观研究中理论比重较大，推进古典文学研究，开创新局面，需要对几十年来研究领域中一些重大理论观念问题作一番清理；其三是希望抓住带有全局性的课题，促进古典文学研究水平的总体提高。宏观研究对于打破旧的研究格局有很大帮助。首先，人们尝试用史学、哲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理论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武器；其次，在方法论上有重要意义。宏观研究在思考、探索的过程中，是将研究对象当作一个整体、一个体系来研究，更多考虑事物间的关系、事物内部与外部的联系等问题。

适合用宏观研究方法的人，首先要有灵气，思想比较活跃；其次，知识面要广，知识积累丰富而且牢固；再次是必须对某一事件有深入而且独到的思维；第四是要有独特的方法。宏观研究方法的优点在于，它能够启发人的思维，在研究过程中，新的思想与新的观点会层出不穷。缺点则主要表现在，主观的东西太多，缺乏有力的证据。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有李泽厚、刘再复、刘晓波等。

微观研究方法，又叫传统国学（中学、汉学、国粹）研究方法。这是一种比较稳定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词章之学（如训诂学等）、考据之学（历史范畴）、义理之学（如古典哲学、宗教等）和经世之学（曾国藩提出）。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在于，研究者的功底相当扎实，资料丰富，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缺点主要体现在，微观研究的格局过于狭小，启发性也较小，固步自封。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使用此种方法的，建国前有王国维等；建国后有傅玄宗、袁行霈等。乾嘉学派主要也是利用这种方法，注重从字词句章进行微观研究，从考据入手。

经典文学的特点篇2

关键词儿童；儿童视角；经典诵读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编码A

文章编号2095-1183（2016）11-00-02

人类要发展，不仅要面向未来，还应该回望过去。回望人类文化的原点，追寻前人的智慧，能从中获得启迪和力量。经典诵读作为一种时时回望文化源头的活动，其关键不在于要不要读经典，而在于要读什么样的经典，以及如何读经典的问题。令人遗憾的是，在已往关于诵读经典的研究论述中，更多是从成人的视角加以探讨，基于儿童视角的言论较少。儿童应为经典诵读活动的主要当事人和真正的利益相关者，但我们对儿童的认识、了解、关爱和尊重，对儿童已有知识经验和自身能力的认可和肯定，则关注不足。实际上，要保证经典学习的时效性，离不开对儿童能力的认识，离不开对儿童经验和期待的深入理解。

一、基于儿童视角的涵义

（一）何谓儿童视角

教育学视野下的儿童视角具有更多的本体论上的意义。[1]本文所探讨的儿童视角，正是这种基于本体论意义上的、教育学视野下的儿童视角，即从尊重儿童、彰显儿童主体性出发，在学习经典活动中，以儿童自身的发展和已有的经验为基础，通过多种形式的经典学习，促进儿童的发展。

儿童视角是以“人的发现”和“儿童的发现”为依托的。文艺复兴以前，西方并不存在儿童观念；文艺复兴之后，儿童得以发现，作为发展中具有独立存在意义和价值的人得到承认并受到重视。在我国，五四时期“人的发现”催生了“儿童的发现”，西方的儿童观与教育观经由新文化运动传入我国。儿童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与成人拥有同等地位和话语权，“儿童本位”的现代儿童观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同。

（二）儿童视角中的“儿童”

基于儿童视角来实施经典诵读，认识经典诵读的意义和价值，还应明晰儿童视角中的“儿童”。在以往研究中，儿童至少有三层内涵：一是作为符号和概念的抽象的儿童，研究者试图归纳儿童与生俱来的抽象本质，总结儿童永恒不变的特点；二是作为与成人相对的具有独特社会属性的类意义上的儿童，意即儿童被视为文化的承载者、家庭的延续者，儿童是一种指向未来的存在；三是作为特指的某一个个体意义上的儿童。[2]在儿童经典诵读活动中，以往的研究对象，更多的是从抽象的儿童、类意义上的儿童入手，而恰恰忽略了本体论意义上的具体的儿童。事实上，在经典诵读活动中，对这三层内涵的儿童都应有所关涉，而在具体的活动开展过程中，则更要侧重个体意义上的、具体鲜活的儿童。

《学会生存》一书讲道：作为教育主体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普遍的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然而，作为一个特殊教育过程的对象的某一特殊个人显然是一个具体的人……因为事实上，我们一方面加入这个普遍的和抽象的观念世界，另一方面又以自己个人的感情、思想和生存，对世界作出显然富于创造性的贡献。[3]基于儿童视角，尊重儿童，即尊重每个儿童的个体差异；经典诵读中同样应做到因材施教，关注儿童的已有经验和发挥儿童的主体性。

二、基于儿童视角的经典诵读

基于儿童视角的经典诵读研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经典诵读对儿童来说是怎样的，意味着什么。在教育过程中，真正把儿童当作学习的主体，而不是客体；在开展诵读经典活动中，以具体儿童的个人体验作为经典诵读教育的起点。那么，基于儿童的视角开展经典诵读，该如何着手呢？

（一）在态度上要尊重儿童

尊重儿童需要倾听儿童。倾听儿童，指的是不仅要倾听日常生活中儿童的话语之声，而且要倾听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和独特的身心发展特点的“缄默之声”。如果我们用心倾听，会发现儿童对经典诵读既有感受体悟，也有困惑不解。基于儿童视角的经典诵读应考虑儿童的生理特点。部分学者之所以强烈反对读经运动，是因为认为其违背了儿童学习的规律，背离了儿童生理发展的特点。年幼儿童好奇多动，集中注意力的时间有限，如果一味长时间让其静坐读经，显然不利于儿童的身心发展。儿童作为个体的重要成长阶段，其生命体验所受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熏染较少，他们更愿意观察而非评判，更愿意情感体验而非理性说教，生活的复杂性也使单纯的孩子无法合适地做出理性的抉择。因此，基于儿童视角的经典诵读，应力求减少道德议论和理性说教。

从工具价值上看，基于儿童视角的经典诵读，给予儿童发表意见和感受的机会，能为经典诵读活动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提供重要的依据和资源，使经典学习更有效果。为此，有研究者强烈建议：“我们必须把儿童视为重要的社会文化的参与者和行动者，他们的视角、观点和感受是社会政策行动的真正有效依据。”[4]儿童作为具有独立精神和能力的主人，理应得到尊重。

（二）在内容方面要有层次梯度

诵读经典，其广度、深度、效果等该达到什么程度？从儿童视角来说，应由儿童说了算。比如，小学低年段的儿童和高年段的儿童相比，经典诵读文本内容的选择应该有所不同，其难易程度和范围大小都该有所区别。对于低年段儿童来说，从富有情趣、注重意境的古诗文入手，要比背诵抽象说教的“人之初，性本善”更加亲切自然。通过选择接近儿童，节奏韵律感较强，契合儿童情感和认知的文本，如《笠翁对韵》，能避免概念化、抽象化的道德说教，让儿童在平仄对仗中，培养经典文化的语感，从而为日后学习更深奥的国学经典打下良好的基础。[5]

（三）在实施过程中尽量形式多样

基于儿童视角的经典学习应该通过开展形式丰富多样的活动，调动儿童的积极性、能动性。诵读作为传统语文教育所特别重视的一种方式方法，注重对语言的整体感受和直觉体验，通过反复诵读，在一种浸入式的语言学习中去领悟文本的意趣神髓，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汉语自身的多义性和模糊性。然而，也必须看到，在儿童理解力和感悟力还未能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一味推行填鸭式灌输和不求甚解的死背，无疑与现代教育观、儿童观相背离，是对儿童生命世界丰富性和独特性的忽视和压抑。[6]刘晓东教授认为：“中国近百年来引进的西方教育大致囿于教育内容和教育体制方面，但西方教育背后的近现代立场和观念并没有真正抵达中国。”[7]从儿童视角来说，倡导诵读经典，特别需要注重诵读引导的策略并辅助以其他手段和方法。同时还要认识到，诵读并非国学经典教育的唯一形式，应努力开发富有特色的国学课程，丰富中小学国学经典教育的形式与手段。[8]

（四）营造全民学习经典的社会文化氛围

从文化传承来说，经典的学习不应和该仅仅是学校的事情，更需要家庭和社会的参与。此外，经典的学习不应该只是成人要求孩子学，成人自己也要学。成人以身作则，儿童就有了好榜样，才会学得更好。接触经典不仅是大家都可以做到的，而且应该是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当前，成人社会的任务是联合家庭、社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力量，提高对经典学习的认识，创建小范围的学习共同体和大范围的学习化社会。营造浓郁的经典学习氛围，建构全民学经典、终身学经典的生活模式。在学习经典活动中满足儿童发展的基本需要和发展需求。

总之，基于儿童视角看待经典诵读，认真倾听儿童的声音，大大丰富了经典诵读研究的视野，无论是在实践层面，还是儿童自身发展层面，都有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1]郭圣林.实现儿童视角学科视角社会视角的统一――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编写经验及启示[J].语文建设，2014（22）：62-65.

[2]王海英.儿童是谁――基于社会学的一种追问[J].幼儿教育（教育科学版），2006（9）：32-35.

[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213.

[4]Woodhead，M.，Faulkner，D.Subjects，objectsorparticipants？Dilemmasofpsychologicalresearchwithchildren，in：P.ChristensenandA.James（Eds）Researchwithchildren：perspectivesandpractices.londonandNewYork：FalmerPress，9-35.

经典文学的特点篇3

【关键词】经典诵读；教学；人文情感；体验

【中图分类号】G623.2【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2095-3089（2013）33-0-01

苏霍姆林斯基曾指出：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传授知识、不是培养能力，而是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幸福地度过自己的一生。我国文字博大精深，语言千锤百炼，从《论语》到《大学》，从唐诗到宋词，无不凝聚着中华文化的精华。这些经典诗文蕴蓄了很多美好的人文元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不断挖掘这些蕴蓄在经典中的人文元素，让学生充分体会和感悟它们，让孩子的心灵在这些美好情愫的浸润下变得柔软，让情感体验变得敏锐，让人文素质得到提高。

在新《课标》指导下，该如何进行小学经典诵读教学呢？

一、经典诵读，氛围先行

《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孟母三迁的故事告诉了我们学习氛围的重要性。我们在努力打造书香校园的同时，应尽量做到以氛围育人，充分利用校园的每一处细节影响学生。如将《三字经》《弟子规》等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内容，利用板报、橱窗等常年刊录，也可利用校园广播站时常广播，在教室墙壁上粘贴名人画像、名诗佳句，在操场角落、教学楼外墙刻录经典的名人语录，让学生经常与先哲圣贤对话，在耳濡目染中碰撞出思维的火花，让校园的一草一木都沐浴着经典的雨露。

这个学期，笔者所在学校参加了区经典诵读展演活动，获得了优异成绩，受到了家长们的高度赞誉。学校也积极开展了经典诵读的元旦表演活动，并在每周的一、三、五坚持开展午间经典诵读活动。书声琅琅的校园氛围、积极向上的学习环境，极大地鼓舞了孩子们诵读经典的热忱。

二、循序渐进，遴选内容

为学生选择经典内容时必须按照由浅入深、由易而难的原则循序渐进。我们应当认真学习新《课标》，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认知规律，精心筛选经典诵读内容。如，低年段孩子可把简单易懂的童诗、童谣、对韵作为诵读内容，中年段孩子可选广泛流传的成语典故、现当代精品美文为诵读内容，高年段还可精选流传千古的唐诗宋词精品、富有趣味的故事、适于背诵的小古文等作为诵读内容。

在开展经典诵读活动中，笔者所在学校秉承“美人之美，和而不同”的办学理念，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和学习兴趣，为他们制定了经典诵读的学习目录：一年级诵读《弟子规》，二年级诵读《三字经》，三年级诵读《道德经》，四年级诵读《论语》，五年级诵读《大学》《中庸》，六年级诵读《古文观止》。在每周的午间经典诵读活动中、在朗朗的读书声中、在校园浓郁的经典诵读氛围里，学生们循序渐进，乐在其中，经历了经典学习的洗礼和全身心的学习体验。

三、语文教学，紧密结合

新《课标》指出：“只要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只要体现时代特点和现代意识、只要具有典范性、文质兼美的特点的文章，都可以拿来让学生学习。”同时，语文教学，承载着对学生进行思想引领和人文素养培养的重任。因此，在遴选补充和加工素材时，诵读经典就是很好的选择。我们可自创并演绎全新的课堂，奉献给学生一些经典集合，并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渗透人文意识的培养。

日常语文教学中，可借助传统佳节开展活动。春节、元宵、端午、中秋等都是我国的传统佳节，为了庆祝传统佳节，可以发动学生收集有关的经典诗文，或摘抄入本，或交流分享，既让学生了解传统佳节的来历、习俗等，又提高了诵读经典的水平，积累了经典文化和素养。此外，还可利用课前三分钟进行经典诵读。学生在轻松愉悦的状态下进行经典诗文的诵读，这样不仅有利于积累课外经典知识，还可以使他们的学习情绪昂扬，形成良好的语文课堂学习氛围。

四、形式多样，乐在其中

（一）鼓励共读活动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亲子互读，大手牵小手，有利于营造书香四溢的家庭学习氛围。如，你读上一句，我读下一句，我背这一段，你背那一段，又如我出上联，你对下联。这种超越你我的沟通，是构建学习型家庭与和谐书香家庭的良好开端。而教师是学生的表率，学生读书的兴趣与水平，直接受教师的读书兴趣与水平的影响。因此教师在开展经典阅读活动中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课堂上和学生一起诵读经典诗文，课堂外，加入学生的背诵行列中，更能激发学生的诵读热情。

除了亲子共读和师生共读，生生互读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学生在交流读书感受中会萌发出许多新奇古怪的想法和体会，这些感受的点滴不仅是人文素养的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及相互沟通能力也得到了极大提升。

（二）拓展到课外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没有游戏，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完满的智力发展。”课间游戏唱诗：孩子们课间蹦蹦跳跳、唱唱乐乐，他们玩拍手歌时，每拍一下就念一句《弟子规》，非常有意思。有的孩子玩跳步游戏时也和着《道德经》的韵律一蹦一跳，《道德经》中富有人文气息的词句就在学生的小嘴上和脚尖上跳跃、欢歌着。

而书法艺术是我国艺术长廊中的瑰宝。我们把学生书写的以经典诵读为内容的优秀书法作品挂在校园里、楼道间、课室里，营造一种浓郁的书香氛围，更大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和诵读的积极性。假日里，让学生绘制与我们的经典诵读内容相关的手抄报、小人书等，开学时作评比和展览，学生在接触生活中鲜活的语文材料时，丰富了自己的阅历，更提高了自身的人文素养和情感体验。

五、评价激励，兴致盎然

诵读经典，必须有充足的时间。晨读、午诵、课间，经典相随；每周一节阅读课讲经典；国旗下讲话、班队课时多引用经典。充分利用时间和机会，积少成多地诵读，努力做到“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在日常教学中，我们可以把诵读目标具体到周，如一周完成《道德经》两个小章节的背诵，并专门设计学生诵读情况记录本，按周登记所诵读和背诵的章节，请学生和家长签名、评价。记录和评价情况定期作一总结，一期一评比，并作相应的表扬和奖励。同时，定期检查学生的诵读和背诵、摘抄采蜜本、经典诗文的背诵情况记录本等，并将检查结果纳入学生日常评比和积分中。在此基础上，综合学生的总体表现和获奖积分，在期末评选出“优秀读书笔记”“经典诵读之星”“诵读星级标兵”等，并给予奖励和表彰，不断增强孩子们诵读经典的动力。

“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所以读书一定要读最好的书，最好的书是什么呢？就是经典！

如果每天吟一首千古名诗，诵一句经典的名言，接触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经典文化，就能让孩子们细细品味心灵的愉悦，享受人文的快乐！这种快乐将带给孩子幸福一生的情感体验。

参考文献

[1]韩毓海，王登峰.在诵读经典中传承文明[J].新华文摘，2010，（1）.

[2]刘蕾.经典诵读服务课堂教学.新课程学习（下），2012，（7）.

经典文学的特点篇4

关键词：诵读；课堂教学；误区；教学建议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1216（2016）10C-0043-02

一、中职经典诵读教学的误区

（一）误把诵读当作朗读

朱自清先生认为：“诵读是独自一个人默读或朗诵，或者向一些朋友朗诵。”而在当前中职经典诵读教学中，关于对经典诵读含义的解读，许多教师只是把诵读简单地理解为朗读，没有认识到诵读的形式与方式是多样的，既可以出声地朗读、朗诵、背诵、也可以不出声地默读，甚至可以是唱读──吟诵，误把诵读当作朗读。

（二）误把诵读时不求甚解当成死记硬背

不求甚解是指读书时只领会全文大意，不在字句上过分追究，作为学习经典的一种方法是值得提倡的。但是在教学中，一些教师把“不求甚解”错误地理解成了经典不需教师的指导，只需让学生反复读、反复背即可，认为“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误把不求甚解当成了死记硬背。但帮助中职生大致梳理经典内容，在对经典作品背景、相关知识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诵读经典，会加强学生对经典的理解，提高学习效率。如果像儿童读经那样，让中职生在对经典作品完全不解的基础上一遍遍地死读、死背是没有意义的。

（三）误把经典诵读课上成文言文翻译课

在经典诵读中，许多教师常常把经典诵读教学等同于语文课程中的文言文教学，诵读的教学目的还是为常规的语文课堂教学服务，着重对学生进行经典中字词的讲解、句意的分析，一些教师对经典进行逐字逐句翻译。在经典诵读教学中，许多教师不了解诵读教学的有效教学手段，缺少指导学生沉潜经典、反复诵读的意识，只是专注于经典作品的翻译，误把经典诵读课上成文言文翻译课。

二、中职经典诵读教学实施建议

（一）转变诵读观念，提升教师认识

中职学校长期以来，重视招生和技能教育，关注的是学生的就业能力，教师的知识储备大多局限在与就业有关的教学内容上，不再主动关注其他的教学资源，很多语文教师知识面狭窄，尤其在经典诵读教学方面，教学观念落后，教学能力偏弱。对于这种情况，学校需要采用各种方法改变教师的教育观念。可以邀请专家学者进行相应专题讲座渗透诵读教育观；可以邀请有经验的教师举行座谈会，介绍进行经典诵读教学的经验与感想体会；还可以指派教师到经典诵读教学开展得比较成熟的学校考察与学习。总之，通过各种方式深化教师的经典诵读意识，转变诵读教学观念。

（二）丰富教学形式，提高诵读效果

经典诵读教学绝非是领着学生反复机械地读经典，也不是给学生翻译经典，经典诵读教学的教学形式是多样的。朗读、朗诵、背诵等读书方法，不仅可以作为学生的学习方法，也可以作为经典诵读的重要教学方法，完全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对诵读形式的设计，各种诵读方法恰到好处运用，帮学生学习经典。可以把范读、自读、齐读、引读、跟读、领读等诵读形式结合起来，进行经典诵读教学，但是要注意的是不能“只是单一地让学生读起来而没有朗读指导”，要通过指导学生诵读的语气、语调、节奏、感情，使学生在反复诵读中体会经典作品的涵义与作者的情感。

在经典诵读教学中，还可以通过涵咏法进行。可以指导学生在诵读经典作品后，将直观感受，对作品的鉴赏，情感的共鸣，以及质疑与批评，用简短的语言批注；还可以由教师提出几个可以引起学生思考与争鸣的问题，让学生在小组内讨论与交流，每组派代表汇报学习成果，由师生点评总结。

总之，经典诵读教学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要根据学生的特点与经典作品的特点，选用恰当的教学方法，提高经典诵读的教学效果。

（三）增加教学手段，辅助诵读教学

在经典诵读教学中，除了运用多媒体、投影仪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经典诵读，也可以适时选用其他手段辅助经典诵读教学。比如，在经典中，有一些作品特别适合表演，可以让学生把其编成短剧、小品、歌曲，并与乐器演奏，舞蹈表演，独唱与合唱等艺术形式相结合，表现经典的背景、作者的故事、经典作品的主要内容。另外，可以让学生每天在经典抄录本上抄写诵读的经典作品，要求边抄边读或抄后诵读，加深学生对经典的理解与记忆。当然，在经典诵读教学中，还可以让学生制作经典学习手抄报、制作诗配画、书写经典书法作品，充分展示学生学习经典的成果，促使学生深层次学习经典与运用经典。

（四）开展诵读活动，拓展诵读途径

根据中职生的特点，教师可以巧妙地把学生学习经典与各种各样活动结合起来，拓展诵读途径。例如，通过制作经典诵读读书卡、开展经典读书会，举办经典背诵擂台赛、发放经典诵读积分卡、颁发经典诵读考级证等活动，经教师适当、合理地引导，激发学生学习经典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经典文学的特点篇5

论文关键词：幼儿读经专家参与理论基础推广

论文摘要：当前特色幼教层出不穷，其特点与价值值得分析与探讨，本文试以幼儿读经活动为例，分析其起源、理论基础、专家参与及推广，进一步探讨在幼儿园里如何恰当地实施推广幼儿读经。

中图分类号：G61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1-0087-02

目前各种特色幼教层出不穷，关于学前园本特色课程的开发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课程开发会受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并且好的课程开发也是个不断评价、改革，不断适应社会变化的动态的过程。本文尝试以幼儿读经活动为例，分析其特色及课程特点。

一、什么是幼儿读经

幼儿读经最早是在1999年由以台湾的王财贵先生为代表提出并倡导起来的。他倡导读经的理由是：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0~13岁是儿童记忆力发展最好的时期，这个时候让儿童聆听或记住一些人类文化中的经典，也许暂时不能理解，在以后的时间里，会随着阅历的增加，慢慢体会其精华，悟出一番人生的真理，从而在实践中使自己成为德才兼备的有用之才。读经的主要办法就是“小朋友，跟我念。”王财贵教授提出了“念”的具体办法，即“每天进度平均约一百字，每一百字至少念一百遍，每天让每一个读经的孩子都得一百分”，这样长期耳濡目染，营造读经环境。

二、推广程度及专家参与情况

自1999年开始，北京四海儿童经典导读中心开始推广儿童经典诵读教育，至2003年底，中国已有60多个城市500万个家庭的儿童加入诵读经典的行列。他们邀请香港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担任导读中心董事长，邀请北大教授汤一介、乐黛云，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和台湾学者王财贵等众多名流学者担任导读中心的顾问并参与编选教材。这些教材分别被制作成书本、录像带、光盘等，赠送或销售给一切愿意参与儿童经典导读教育的学校、团体和个人，并且还有源源不断的人前来预定教材。儿童经典导读中心除了提供自编的教材外，还组织了丰富的活动，如请一些著名学者为学校老师开讲座，组织各单位中小学生配合歌舞形式开展经典朗诵会等，著名演员濮存昕及许多社会名流都到会助兴。一些商家也闻风而动，制作了许多写有“经典导读”、“论语”、“孟子”字样的玩具到市面上销售。很多中小学校在读古代经典，有些学校还把读经列入了课程表。

三、理论分析是否科学

支持儿童读经的人认为读经是儿童身心健康发展所必要的“维生素”。文化中经典的东西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淀下来的，经过时间和事实的考证对真理的诠释，对人一生的态度、价值观的塑造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且根据儿童认知心理发展的特点，读经有利于儿童潜能的开发和学习能力的提高。另外，好的传统美德对儿童道德的提高有显著成效，一些经典中的德育内容贴近孩子的生活，便于理解，也便于孩子学和做。不赞成的人却认为有些“经典”中传递出很浓重的封建思想，这些是不适合近现代的教育观念的，并且13岁之前除了发展记忆力，智力、自我控制、自信心、性格等都是发展的关键时期，不能顾此失彼。机械的背诵，简单的靠背经来训练记忆力是不可取的。最关键的是，忽视了儿童的权利，作为独立个体的儿童，他有自己的选择和兴趣，读或者不读都该是孩子自己选择的教育方式，家长要做的就是还给孩子话语权。

四、如何做

把儿童读经活动作为特色课程纳入幼儿园，就首先要对其进行实证的研究，进行科学依据的探索，而不能盲目地把读经搬进幼儿园，要考虑如下问题。

1.读什么。任何教育教学活动，都需要考虑教育对象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只强调知识本身的价值是不妥的。对于儿童读经，一定要考虑儿童的实际情况，要根据儿童年龄发展的特点安排好读经的内容和顺序。幼儿园中的经典内容必须经过筛选，不是任何的经典都可以融入幼儿园的，幼儿能读的经典远远不及成人可以读的经典。在幼儿园这个教育阶段，教师要做的就是帮助儿童去筛选，去掉那些渗透封建思想的糟粕，使之变成可以与幼儿“对话”的文本，使文化经典科学化后再投放给幼儿进行“阅读”。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老师的经验，因为老师的经验直接影响转化的效果，所以这就要求学前教育的老师要具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和广泛的文化阅读。总之，合理的安排读经的内容和顺序，有利于幼儿成长的文化经典都可以“拿来”为我们所用。

2.读多少。关于读经的量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孩子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中国的经典数量是很庞大的，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不可能全部涉猎。并且幼儿读经的本来目的就是使幼儿在诵读文化经典的过程中获得潜移默化的熏陶，涵养性情，培养品性的，切不可急功近利，求多求全。在幼儿园教学当中，读经作为特色课程的一种，不可喧宾夺主。读多少，安排多少课时，是要根据本园实际情况，孩子接受程度来定夺的。“亲子读经班”就是一种很好的形式，有效地控制了量的问题，邀请家长和孩子在周末或空闲时间一起阅读，这种读经形式不仅没有占用家长和孩子的很多时间，还丰富了其业余生活，使家长、幼儿在享受其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为生活增添了一份学习的乐趣。

3.如何读。幼儿读经的方法也是有很多种的。基本方法就是诵读，它不等于死记硬背，而是边读边悟、口诵心思的一种方式。虽然硬背对于儿童是有帮助的，但是机械的背诵还是不可取的。阅读经典文化有很多种方式，幼儿园当中，把传统文化作为课程资源进行开发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教师可以利用幼儿的经验，把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故事与现代伦理结合在一起，对传统文化进行课程资源的整合和开发，进而对幼儿进行道德教育。这样避免了教师的一味说教，还有利于儿童创造性思维的发展。至于儿童理解经典的多少，可以不必过于苛求，有些人生的哲理或意境，是需要一生去感悟的。但是教师可以加以提点或给予正确的引导，不要刻意地回避就可以了。

4.如何评价其效果。作为一种课程形式进入幼儿园，必不可免地面临着其效果评价的问题。幼儿园中运用“考试”这种评价方式显然是不可取的。有的老师制作了“真棒”、“还行”、“加油”、“别泄气”四个档次的卡通评价贴纸，由老师、同学及家长根据学生读经的实际情况，分别选择相应的卡通评价贴纸贴在有关的表格内。有的老师根据诵读的内容做成了诵读卡，让老师、家长、同学、自己进行评价，更客观地测定其诵读效果。本人认为，进行阶段性地评比也不失为一种促进幼儿读经的手段，对此阶段幼儿诵读的内容，家长和老师进行评价，同学们的成绩进行展示，并综合测定和进行评价。

幼儿读经作为幼儿园特色课程的一种，如何趋利避害，将其优势发挥出来，打造出自己的特色，仍需幼儿教育专家及广大幼儿教育爱好者共同的努力。

参考文献：

[1]王财贵.儿童经典诵读基本理论[J].北京教育（普教版），2005，（4）.

[2]张洪.少儿读经热[J].今日中国，2004，（12）.

[3]赵立功.悄然兴起的儿童读经风——关于儿童读经现象的调查与思考[J].小学青年教师，2002，（2）.

[4]任继愈.经典教育：孩子们的“维生素”[J].北京教育（普教版），2005，（2）.

经典文学的特点篇6

关键词:消费文化;文化语境;文学经典

<?XML:NAMESPACEPREFIX=O/>

一、消费文化语境与“文学经典”

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文学经典”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以及这些“经典”在今天到底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首先,从纵向的历时性角度看,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接受和淘洗的过程。文学经典并非先在的存在,而是有其产生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接受等多方面的背景,它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如所有的事物一样,文学经典也并非永恒的存在,必然有其建构、解构、重构的过程。其次,从横向的共时性角度看,“文学经典”是一个具有多重结构的统一体,其自身内部特质的规定性是它存在的基础。只有当文学经典的思想意蕴、艺术品质等方面具有了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时,才可以进入“经典”序列。而和文学经典有关的各种外部因素,如政治因素、经济因素、道德因素、社会舆论氛围、读者接受群等,都有可能参与文学经典的建构。而且在某一特定的时期,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越文学经典本身(如“红色经典”的形成主要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参与及文学体制化的结果)。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经典”地位不断地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但同时,真正的“经典”所具有的地位又在这种挑战中得以巩固,“文学经典”总是处在恒态与动态、短暂与永恒、解构与建构的矛盾统一之中。我们只有撇下今天关于“文学经典”命运的种种预言,着眼于当代消费文化语境,才能认清文学经典的当下生存状态,并进一步揭示推动着文学经典命运变化的种种矛盾,把握文学经典命运变化的趋势和规律,探求文学经典的生存之道。

二、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外部矛盾

消费文化浪潮改变着传统“文学经典”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引发了当下一系列与文学经典有关的文化现象,“红色经典”、“四大名著”的改编,甚至“戏说经典”、“大话文化”等都是其突出的文化表征。其实,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无论是“文学经典”的尴尬还是解构,也无论是经典的危机还是地位的丧失,都首先缘自于文学经典与消费文化的各种悖反和冲突,这些因素构成了文学经典所面临的外部矛盾。

首先,文学经典的精英立场和消费文化的大众立场的矛盾。

文学发展的历史,是文学的自足性不断增强的历史。从古至今,对“文学”是什么的追问,似乎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如果说中国古代还没有像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分野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有着自足的语言审美系统和完善的体制化管理系统的文学了。这对文学接受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识字能力、一定的鉴赏能力、一定的思维能力等都变得必不可少。一旦社会分工将文学从其他艺术门类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自在体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社会精英们言说的工具。以发轫于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为例,其启蒙的出发与指向又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就是“谁启发,谁蒙昧”呢?显然,在这种对中国现代文学性质界定的背后,我们看到的还是一种精英意识。

作为人类文学活动的结晶,文学经典早已经超越一般文本,具有了相当的稳态性及神圣性。文学史的编写,是文化精英们按照一定的审美标准、价值趋向有意识地构造经典的活动,也即我们平常所说的“经典化”过程,其目的在于固化已有文本被文学史家所认可的崇高地位。而公众对文学经典阐释的热情,只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文学经典的超越公众意识的特性,即大众对精英意识的追捧。相比较而言,公众接受的程度,仅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参照,我们甚至连此处的“公众”这个字眼都要加以怀疑———“公众”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以茅盾的《子夜》为例,这部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有谁进行过受众接受的实证分析来说明其已经被最广大的读者所接受?在1930年代的中国,国民的识字程度可以说是小说被“广大”公众接受的最大障碍,若对受众的接受能力进行检视分析,其结果可想而知。

然而,以消费同时作为起点和终点的消费社会却是以最大多数的公众的参与为特征的,公众不仅参与了具体的消费行为,同时也参与了消费文化的创造。没有了大众,消费行为就无法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消费文化也无法获得自己合法的生存空间。同时,消费社会所赖以发展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文化传播方式的变革,在大众传播媒体的参与下,普通受众对消费文化的接受成为可能。以赢利为根本目的的消费市场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自然不会无视日益增长的大众的文化需求,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满足市场需求并生产出相应的文化产品,甚至利用消费市场中物质产品营销的惯用手段如广告、炒做等来刺激欲望、制造需求,从而形成了大众文化的繁荣景象。但应该看到,消费市场的无视文学与一般物质产品本质区别的生产和营销方式,使得“文化产业产生了一种威胁个性与创造性的同质性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中,“自我实现、自我表达的生活方式的产生,与浮华消费和风格化的自我呈现融为一体”。[3]这种畸形的繁荣背后,是大众欲望的无限膨胀及不合理的夸大。

而一种文化形态一旦形成,都会极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是弱势群体自我表达和再现的方式,是与既有体制之主流价值对抗的方式。消费是一种涉及再现的政治策略”。①这样,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排斥乃至拆解便不可避免。如1990年代沸沸扬扬的王朔现象,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立场的矛盾对抗。还有“Q版语文”现象,也反映了大众希图解构已有经典,站在大众文化立场去消解精英文化意识影响的努力。

其次,文学经典的既定价值定位和消费文化中多元价值观的矛盾。

文学为人类提供了诸如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等多方面的价值满足,但是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多种文化传播方式的诞生,使得人类的精神需求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得以实现,这便加剧了文学的危机感,文学经典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处境。正如有学者面对“大话文学”流行的担忧:“‘大话’文艺的创造力充分体现在对于这些被时间和传统所固定了的文本结构、意义与阐释符码的颠覆。……到了今天这个中国式的后现代消费时代,经典所面临的则是被快餐化的命运。”[4]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是和文学以及文学经典本身的特点有关。文学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审美思维特性,有学者认为,“‘发问’是文学的哲学品质的首要表现。亦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与哲学有着最深刻的贯通———哲学作为文化思维的核心,其责任是为社会提供思想动力和文化价值根基,这是文学介入社会历史的立足点之一。”[5]文学往往通过审美的方式将读者引向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对生命存在的形而上思考;而经过文学史沉淀的文学经典,更是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征服了一代代的读者。很难想象,那些没有引起读者强烈的心灵冲击,不能给读者提供美的享受,无法引导读者思考关于人生、世界等问题的作品,能够成为文学经典。

可是消费时代的到来却打破了人们关于文学经典的种种幻想,大众文化借助于媒体的力量不断地散播着世俗情绪、享乐意识,那些曾经在文学史上无立足之地的欲望化、浅表化、娱乐化写作一夜之间合理化、合法化、时尚化,以金钱交易为基础的商业法则深深地嵌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也成为消费社会普遍的价值衡量法则,这种法则不可避免的成为衡量文学的一把尺子。“上帝死了”,“我”便是上帝,每个人都被这个狂热的消费世界不断地中心化,社会价值观也由此不断地走向多元化。在商业运行法则的驱使下,快餐式的作品通过大众媒体以华丽的包装、令人眼花缭乱的热点,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快感,使人们通过这些文化快餐满足着自己日益膨胀的欲望。这样,当走进商品序列的文学经典一旦无法满足那些被消费文化所驱使甚至异化了的消费者的欲望时,便再也无法躲避残酷的市场法则的规约。于是,“经典”遭遇冷落成为“现实的一种”:

《我叫金三顺》则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今年8月该书一经出版,在全国上柜不到一周2万册就售罄,重印2万册仍然供不应求,本周已经登上上海图书畅销榜第6名。不久前韩剧《我叫金三顺》已经由国内电视台高价引进,更令这本书的市场前景看好。[6]

在兰州西北书城经常上演这样一幕:很多中学生围在漫画书栏处,或蹲或站、或者干脆坐在地上,专注地看着手里的漫画书。相比之下,名著书栏处的中学生却寥寥无几。[7]

再次,文学经典意义的立体化和大众需求平面化的矛盾。

文学经典的内蕴在整体结构上体现出立体化的特征。任何文本的接受都是读者从可感知的语言层获取更多的包容于内部的意义信息的过程,但是“文学经典”包容的意义信息具有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兰·巴特说,经典是具有可写性的文本。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接受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在“文学经典”中找到相应的信息,从而对文学经典的意义不断进行阐释。

文学经典本身意义的复杂性和可阐释性,是其意义立体化的基础。文学经典是具体的文化语境中的个体———作家的心智劳动的成果,作家个人经历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往往是产生文学经典意义的土壤。孙犁在《贾平凹散文集序》中曾经谈到作家人品和文品的关系:“这些作家,文章写得好,我以为不只在文字上,而且在情操上。对于文章,作家的情操,决定其高下……”作家的文学修养、知识面、实践经验、写作技巧等等,是和作品意义的生成密切相关的。同时,文学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立体化的存在,无论“生活”在作品中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它固在的复杂性。文学经典所反映的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其意义的复杂形态。另外,读者接受活动的展开,是文学经典意义的立体化实现的条件。受众一旦进入文学经典的意义的实现过程,其意义便不再完全是由作家和生活所决定,文学经典的意义因而变成了一个被动的存在,受众的参与使得其意义日益立体化。如《红楼梦》意义的生成,就是从一般生活信息的传达深入到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进而达到更具形而上色彩的哲学思考。

但是,消费社会中消费行为的社会化、大众欲望的合法化、传播途径的多元化,使得大众的文化需求在“量”上日益膨胀,在“质”上却趋向平面化,突出表现是:取消深度的倾向;追求同质化的时尚、奢侈、快感等;大众需求呈现群体性的个体化等特征。其原因首先是大众传媒对文化消费的介入。以先进的信息科技为支撑的电视、电影、报纸、广播、互联网等传播媒介,往往屈从于商业的利润法则,除了制造出各种文化繁荣的表象以迎合受众以外,更是强加给受众以各种不切实际的消费观念:“大众媒介不仅仅是一种产业,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再生产工具,它一方面是遵循商业逻辑进行生产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又是操纵大众意识的工具。它充分充当‘把关人’的角色,通过创造‘模拟环境’,诱导人们接受它们宣扬的消费意识形态,从而推动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形成蔚成风气的消费文化。可以说,在现代消费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大众媒体充当了最佳孕育者和助产士的角色。”[8]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是消费社会中公众消费行为的“合理”进行及其结果。在消费中,多元化的大众的需求都指向被商业的利润法则引导的潮流和时尚之中,这样,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在商业和消费的共谋中渐渐地趋向同一层面,以便适应消费时代生产的大批量和大规模的要求,促使更大的消费,产生更多的利润。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以文字形式呈现的“文学经典”,与声音媒介、图像媒介相比体现出祛时尚化、祛奢侈化、祛快感化的特征,因此,文学经典也就很难摆脱被解构的命运。

第四,文学经典的历时性和消费文化共时性的矛盾。

如果从时间角度来考察文学经典的建构和接受,以及消费文化的生成和蔓延,即可发现文学经典的历时性和消费文化的共时性之间的矛盾。文学经典的历时性构成首先源于文学经典接受过程的超时性。文学经典的魅力在于它可以引发受众不断阐发的内驱力,在横向空间纬度上,它可以被不同的受众按照自己的要求加以诠释,从而获得文学经典在空间中的拓展,同时也可以在纵向的时间经度引发再阐释的欲望和生存空间的再拓展,从而获得相对恒久的超时性。其次,传统文学经典传播介质的历时性。与电子传媒相比,纸质媒介生产的技术已相当成熟,从毕曰升发明活字印刷的那时到现在的激光照排,其生产已经走向大规模的“机械复制时代”。由于其载体的物质特性,为固化于纸质传媒并承载历史沧桑的文学经典大大扩展了自身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和文学经典的历时性相比,消费文化则带有更多的共时性特征。消费社会中消费的一次性倾向导致商品的符号化和消费文化的时尚化。大众媒体通过自己特有的传播手段,使得时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在社会中“肆虐蔓延”,形成风尚,同时又通过时尚的不断更迭制造着走马灯似的繁荣表象。符号这个虚拟的存在引导消费者往往忽略了商品的物质实在性,而更多地沉溺于消费商品时折射出的个人欲望的虚幻的满足中。而且,消费文化赖以传播的手段如电视、网络、广播等电子传媒在有效地扩大其传播范围的同时,也潜藏着由于过分依赖高科技而引发的失语乃至瘫痪的巨大威胁。更重要的是,传播手段的不断变革会引起消费文化从形式到内容的变化,使其很难取得恒态的存在方式。这样,消费文化虽变化多姿但却无法超时存在。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已经被纳入整个社会的消费系统,公众会更多地倾向于将文学经典也作为商品的一次性消费,而忽略对其意义的历时性发掘,因而使得文学经典也遭遇时尚一般转瞬即逝的命运。例如,影视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四大名著改编热,以及近些年通过各种媒体参与8出现的“红色经典”改编的再度升温,仍摆脱不了其“热”后的短暂命运。

共2页:1

论文出处(作者):

<?XML:NAMESPACEPREFIX=O/>

三、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自身的悖论

悖论一:文学经典主观上的价值回位与客观上的价值失位。

如果我们反过来审视这一问题,就会发现在这种努力的背后所隐含的难以抹去的忧思:文学经典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确正在失去自己的价值位置。需要注意的是,学界这种对文学经典价值定位的努力,似乎更引发了另外一种危机。因为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多元价值的碰撞与冲突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一旦文学经典为自己规定了崇高的、超越的、神圣的、近乎完美的价值立场时,便内在地引发了多元价值的消解欲望,而消解的后果便是文学经典价值的又一次迷失。同时,由于文学经典的价值界定牵涉到经典本身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两个方面,而内部要素往往是一种稳态的存在,外部要素却经常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当其内部要素的稳定性和外部要素的易变性产生矛盾时,文学经典便会处在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摇摆于价值的失位与回位之间。

当代消费文化的泛滥,引起了文学经典的各种外部要素的巨大变化,而其内部要素的相对稳定性又促使着文学经典化进程的持续,文学经典借助学界的力量消化各种外部因素变动带来的影响,以维持其固有的地位。但这种主观上的努力却面临着客观的消费文化的生态背景,消费文化形态的流动性、易变性,使得刚刚形成的价值定位顷刻间土崩瓦解,从而再一次陷入了价值的迷失状态。所以说,文学经典的这种悖论性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是很难克服的。

悖论二:文学经典意义的主观解构与客观强化。

文学经典接受上的历时性及其意义上的立体化特征,都使其处在不断的解构与重构交替的进程中,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也不例外。以四大名著的解构为例,这儿有一则材料:

据了解,迄今《水煮三国》已经重印23次,销量突破80万册。可以预料,到今年年底它将轻松突破百万大关,成为本土财经书的一个奇迹。

当然,跟风也有不同的境界,从市场反响和媒体评论来看,《麻辣三国》、《麻辣水浒》和比较另类的《诸葛亮日记》,有脱颖而出之势。《麻辣水浒》、《诸葛亮日记》和另一本不同于“水煮”风格的《闲看水浒》都是今年6月出版。因此可以说,在《水煮三国》出版一周年之际,又形成一次游戏《三国》、《水浒》的小高潮。[11]

我们要反思的是,名著解构热背后的经典意义的重构,是否削弱了文学经典的影响力?是否使得文学经典结束了经典化的进程,而进入了一般文本的序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首先,文学经典的改写本能够被市场认可,无疑促进了文学经典传播空间的扩大。不可否认,在当下,很多人正是通过这些改写本而进一步了解文学经典文本的。其次,虽然文学经典的原有意义被解构,但是却生成了新的意义。表面上看,这种新的意义确实和文学经典所内蕴的人们普遍接受的思想意识、审美意蕴相去甚远,但实际上,这是文学经典的经典魅力影响的必然结果。文学经典的意义本来就是一个立体化的可供人们不断阐释的结构,无论这种新的意义建构在理论家看来是何等离谱,但它终究是对文学经典意义的再诠释。同时,已经固化在文学经典文本中的意义信息并不会因此消失,相反会与新的意义信息同时存在,甚至可能互相作用,产生出全新的意义。比如,通过阅读《水煮三国》,有些人可能会回过头来重新阅读《三国演义》,从而获取已经固化了的意义信息(即经典意义),同时获取高深的管理知识。所以从长远来看,文学经典的意义是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

悖论三:文学经典生产综合能力的提高与实际质量的贫乏。

消费社会文学经典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了。今天,不仅大众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而且参与文学写作的新的群体如所谓的网络、自由撰稿人、少年作家、名人作家等不断出现,大大地扩充着写作者的队伍。同时,文学生产、传播的条件和手段不断地得到改善,如微机的应用不断改变着作家用笔写作的习惯,而且疾速提高了作家生产的文字数量。文学作品传播的速度也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作品的商业运作体系中,有些作品甚至还没有生产出来,宣传与广告等一系列营销战略就已经展开。贾平凹的《废都》、刘晓庆的《我的路》等,都是这种运作模式下的产物。消费社会对于商品的大规模消费,要求作品大批量地生产,这也促使了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

但是,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仅仅是为文学经典生产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必要条件,并不能就此而形成更多的“经典”。从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来看,文本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是经典化的基础,各种外部条件只会加速或者延缓文本经典化的历程。在消费社会中,商业的运行法则贯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文学作品的生产,作家为了提高文学产品的销售量,不得不屈从于市场,这样,各种媚俗的、格调低劣的作品便不可避免地大量涌现。如果作家坚持自己纯正的文学立场,则可能面临不被读者接受的尴尬,而这显然是消费社会的文学生产机制包括生产主体———作者所不愿意面对和接受的。所以,一旦当文学文本缺乏思想和艺术沉淀的充分的主客观条件时,即使消费文化用各种商业化的手段“造经典化”,这些所谓的“经典”也终会被时间所淘洗。

四、对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未来走向的思考

第一,在文学经典价值坐标的厘定中,构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互动平台,寻找两种文化的契合点。

要摆脱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二元对立的固有思维模式,不能只看到消费文化语境中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不相容的一面,更要看到二者之间互相包容和互相补充的一面。文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所谓高雅与低俗、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不变的,过去的大众文学,可能就是今天的精英文学,两者常常处在一种不稳定的变动状态之中。但不管怎样,它们往往是互相补充的,谁也离不开谁,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消费文化的出现,使文学经典面临一系列矛盾,这与我们对大众/精英文化、高雅/通俗文化之间关系的不全面认识密切相关。如果能够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文学经典面临的矛盾才会逐步消除。同时,如果我们把文学经典问题的出现当作处理两者矛盾的一个契机,则会达到双赢的局面。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厘定文学经典的价值坐标,虽然这个问题在学界有较多的争议,但是往往限于学术理论概括层面,而没有将实践这个很重要的环节考虑进去。正如有学者所言:“调查与统计是文学经典化的必要手段,佛克马在北大讲演时曾做过问卷调查,国内学者却很少有人这样做。出版界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12]如果将实证分析纳入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也许经典的价值坐标就远非如理论家们想象的那样。

同时,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的价值定位也具有相对性,其被再次解构仍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可以为文学经典的价值定位建立一个坐标:时间是经典化的纵向贯穿线,而共时态的空间则是文学经典本身以及和它相关的各种外部要素共同构成的一个“力场”。一般地讲,当文本经典化进程开始的时候,首先是文本的内核如思想内涵、审美意蕴、艺术手法、题材、体式等在起作用。也就是说,它本身必须具有足够丰富的信息含量,而且这些信息能够和处在文学经典外部的各种要素如政治意识形态、读者接受、出版发行、市场运行等产生交流,形成一个全方位的互动的“力场”。如果这个“力场”可以在时间的经线上持续运行,则其经典程度就越高,从而构成所谓的“恒态经典”或者“文学经典”。但如果无法持续运行,则该文本必然会退出经典化进程,也即构成所谓的“动态经典”或者“文学史经典”。当然,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文本的各种外部要素有可能会先于作品本身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量,使其强行进入经典序列。这种价值坐标的建立,有望消解精英立场和大众立场的矛盾,构建两者之间交流的文化平台。如那些并不被精英学者看好的武侠小说,当其内蕴足以和外部的各种要素产生强烈的交流时,并且这种交流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的话,那么它就进入了经典文本序列,可以成为“文学经典”。

第二,深刻认识精神文化产品消费的特殊规律,为文学经典走向市场创造必要的条件。

只有深刻认识当前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所面对的各种矛盾,才能因势利导,化解矛盾,为文学经典开拓更大的生存空间。尤其要深化对文化产品消费市场的认识和研究,文化产品消费市场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消费市场的特殊规律,两者不可以等量齐观。在文化产品消费市场上,产品的价值如何实现?产品销售的商业策划如何进行?如何追求利润的最大实现?如何引发大众的购买欲望?……这一系列问题都期待着我们去探索。尤其是具体到文学经典,当它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怎样去规避消费市场对文学经典的潜在威胁?怎样引导市场对文学经典的消费?这些问题变得相当迫切。今天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学经典不但有商业价值,而且其商业价值往往大于一般的文本,市场的认可度也更高:

读书月组委会曾经在2000年做过一次同样的调查……但是令人意外的是,中国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依然受到年轻深圳人的偏爱。四大名著在深圳保持较大的销售量已经持续多年。这个迹象表明,年轻的深圳人渴望着对传统的接续。[13]

表面上看,文学经典的改编本销售量非常大,但是深层考虑的话,其实这些都是借助于文学经典的市场号召力的结果,如果没有文学经典的本身价值,也就没有了这些以文学经典为资源的改编本的商业成功。虽然文学经典可能遭遇暂时的市场冷落,但从长远来看,文学经典消费的市场前景仍然是相当广阔的。

第三,跳出语言文本是文学经典生存惟一方式的狭小视阈,转向建立文学传播跨媒体的理念。

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大众参与文化构建的意识和可能比原来大大地增强了,这为文学经典的传播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受众背景;而同时存在的受众的接受选择指向平面化、快感化、时尚化,缺乏理性的规范,这对于文学经典的语言文本的接受显然是不利的。但站在更开阔的视野看,各种大众媒体却能够以自己的传播方式拉近和大众的距离,通过他们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传播乃至推销文化产品,进而影响大众的接受偏好和思想意识。所以,建立文学传播跨媒体的理念成为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生存的必然选择。实际上,文学经典完全可以利用现代传播科技的成果拓展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图像文本、声音文本、电子文本等都是文学经典可以借重的介质。文学经典可以利用大众文化的宠儿诸如电视剧、电影、网络等走进大众生活,以更加具有亲和力的方式接近大众,让大众心甘情愿地接受。如近几年来非常兴盛的“电视散文”,以其优美的画面语言和娓娓动听的朗诵感染了不少的观众,其中选择的作品,大多数都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散文。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许多人才开始接受这些经典作品。还有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也是推动文学经典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尽管因为媒体特性的差异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甚至引起一些非议,但是在文学经典的大面积传播还没有寻找到更好的途径之前,仍不失为一条可以选择的路子。在这方面,有好多成功的例子。如钱钟书《围城》的改编,当电视剧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些评论家甚至将其看成中国当代十大经典电视剧之一。不少受众都是在看了电视剧之后才去阅读原著的,因为导演对这部小说的主题做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就更易于让那些非专业的文学接受者进入经典。这样,文学经典借助现代传播媒介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对它的接受活动中来,在扩大文学经典影响力的同时,引导和规范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构建新的社会文化氛围。

第四,要使文学研究尽快走出和大众相对隔绝的“象牙塔”,拉近和大众的距离。

近些年来,在一系列学术评价体制的规范与制约下,理论研究反而有封闭化的趋势,很多理论成果仅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范围内流通。虽然这种相对封闭的学院式研究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推动学术研究保持其理论性和独立性,但是却不利于大众对于学术成果的消化和接受。尤其是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这种问题更显突出,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也不例外。目前,文学批评的规范化的学术话语固然可以保持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学理性,但这对于文学经典的接受却存在着不利的因素。一方面,实际的情况是大众对文学经典的理解往往局限在比较浅显的层面,却无法把握经典复杂深刻的思想意蕴、艺术魅力,急需要审美引导。而另一方面,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尽管具有阐释经典的能力,却无法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

要弥补这种“断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首先应该逐渐改变自以为是(高深艰涩)的话语方式,致力于建设大众传播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的批评话语和文论体系,以加快研究成果的传播和接受。同时,探索学者和大众之间交流的多种途径,为大众提供易于为他们接受的理解方式。在这点上不乏成功之例,如近年来收视率颇高的CCTV-10的《百家讲坛》节目,通过学者的理论研究提高了普通大众对社会现象、文学作品等的认识和理解。许多知名学者之所以能够给普通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正是源于文学经典与大众传媒的紧密结合。当然,提高学者和大众以及作家之间交流的途径并非局限于此,我们完全可以在实践中探寻其他更为有效的途径。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可以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引导作家树立“精品意识”,为读者创做出更具影响力的经典作品来。

[注释]

①狄塞陶(MicheldeCerteau)、费斯克:《消费作为一种对抗性的战术》,转引自陈坤宏《消费文化论》,台湾扬智出版公司1995年11月版,第101页。

[参考文献]

[2]罗刚.西方消费文化理论述评[J].国外理论动态,2003(5):36-42.

[3]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上海:译林出版社,2000:22,34.

[4]陶东风.“大话文化”与文学经典的命运[J].中州学刊,2005(4):234-236.

[5]陈晓明.当代文学的哲学贫困[N].长江日报,<?XML:NAMESPACEPREFIX=ST1/>2001-09-03(6).

[6]曹雪萍.韩国影视书不断搅动2005年畅销书市场[EB/OL].中国新闻网,2005-09-05.

[7]首选网络小说漫画中学生缘何不爱读名著[EB/OL].人民网,2005-02-17.

[8]燕道成.论大众媒体对消费文化的建构作用[J].中州学刊,2005(6):239-242.

[9]王宁.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铸[J].当代外国文学,2002(3):123-130.

[11]不麻不辣不革命出版界流行水煮“三国”、“水浒”[EB/OL].新华网:读书频道,2004-07-12.

[12]金宏宇.90年代的文学经典化之争[N].光明日报,1999-06-24(8).

[13]郭洪义.鹏城人读书立潮头[EB/OL].人间网,2002-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