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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危机论文(6篇)

来源: 时间:2024-07-05 手机浏览

债务危机论文篇1

本文提出了"国家综合负债"和"国家综合金融风险"的概念,试图系统地回答以上的各种问题,对一系列经济现象和经济政策进行综合的分析。与此相关,本文也将对"坏债"的清理问题进行一些理论的分析,试图清理一下这方面的模糊认识。一、国有银行不良资产与政府债务

中国银行系统特别是国有银行系统的"坏债"占银行贷款总额的比重很高,这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准确的数字,只能根据各方面的信息加以估计。为了最大程度地估计风险,避免低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采用目前见到的各种估计当中较为严重的一种,即估计不良资产占银行贷款总额的25%。

国有企业负债严重,当然首先是因为体制方面的问题。在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政府干预这种三位一体的国有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这个整体对社会欠下的"坏帐"总会以各种形式发生(财政补贴、三角债、工资拖欠、垃圾股票、垃圾债券、通货膨胀,等等,我们这里暂不详细分析)。但以银行坏债这种特殊形式发生,其中一个具体的原因,就是从8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逐渐地将国家财政对国有企业的财务责任,转移到了银行。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拨改贷"开始,政府几乎不再对国有企业投入资本金,企业的建立与发展,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当然要有政府批准),无论是固定资本还是流动资本,都是如此。所谓"国有企业",很多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国家财政的投入。

2.当企业发生亏损的时候,政府也几乎不再给企业以财政补贴,而是由国有银行对其债务进行延期或追加新债。发生亏损的原因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经营不善,也可以是社会负担(如国家抽走了各种本应留下的劳保基金等等),也可以是上级决策失误(有些企业根本就不该建),但只要发生了亏损,以前由财政出钱补贴的办法改成了银行追加贷款的办法,这是造成银行坏债增加的一个基本的直接原因。

这也就是说,银行坏债实际上起到的是"财政补贴"的作用。搞国有企业而没有国家财政为其注资和补贴,其结果必然是国有银行出现大量不良资产。这是"国有经济三位一体"的内在逻辑。在思考国有企业负债与金融风险的关系时,我们应该将财政负债的问题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将国企对银行的坏债视为"准政府债务",而将国企坏债和政府负债一起都算作"国家负债"。这一分析首先可以解释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大的国有经济而政府负债却特别的低(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只有8%左右);另一方面是中国银行的坏债比重特别的高。

这里要明确的是,只有银行"坏债"才构成"国家负债"的一部分。因为只有"坏债"才构成社会和政府负担,必须运用某种国家权力(税收、国债、货币发行、国际融资等)加以处理。只要企业还能用自己收入付息还本,其负债则不构成我们这里所说的"国家负债"的组成部分。

在更加一般的意义上,即使假定不存在国有经济,私人企业和私人银行之间发生的"坏债",也具有"外部效应"或"公共性质",因为由银行坏债引起的银行危机、金融危机,会对整个社会的经济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不良后果,要解决这个问题,通常也要由政府出面,运用公共资源("纳税人的钱")加以处理。其他国家的实践经验(如80年代的美国,当前的日本、韩国等),都表明了这一道理。无论如何,从一个经济整体的角度看问题,银行坏债和政府负债,都同样可以视为社会整体的一种债务负担,其数量的增长,都意味着一个经济金融风险的加大。

从一个经济应付金融危机的能力的角度考察问题,我们也需要将银行坏债与政府负债联系起来考察。银行坏债率高,若政府债务率也高,政府在应付风险时的能力就差,相反,若政府负债较低,危急时刻就可以用增发债务的办法来清理债务,稳定经济。一国金融风险的大小,不仅取决于金融系统本身的健康程度,而且取决于政府应付危机的能力。

二、外债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外债"。中国政府所借外债并不多,不构成问题,在讨论中甚至都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是,尽管许多外债是私人部门借的商业贷款,但到头来也都变成国家负债,也要由国家或全体国民来承担其后果。对我国来说,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一点。因为我国的外债,即使不是政府借的,至少也是国有企业、国有金融公司借的,出了问题都要政府负责,都要全体国民承担。因此,从国家金融、债务状况的角度分析问题,我们不妨将我国的"全部外债"也都视为政府债务或国家债务来加以计算,以最大限度地估计金融风险。这种债务目前约占我国GDP的14%左右。

当然,更加细致的分析方法是只算"短期外债",因为就近期风险而言,主要是短期债务起作用,引发支付危机。如果这样算,我国面临的风险似乎就更小一些,因为短期外债占GDP的比重目前只有1.5%左右。即使再多算一些地方上没有登记的短期外债(如"广信"事件所揭示的那样),最多也不超过3%,以此衡量的金融风险就会更低一些。

对于资本市场已开放的经济来说,问题更复杂一些,因为还要计算那些流动性较强、能够很快撤出市场的外国"证券投资"。不过我国目前还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因此在本文中不予讨论。这一点请充分注意。本文提出的"国家综合负债"和"国家综合金融风险"的概念,只对我们这样的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放的经济来说,是较为"综合"、较为"全面"的,对于资本市场完全开放的经济,则还要加进更多、更复杂的因素。我们后面所作的国际比较,也只是比较与我国有可比性的方面,而不包括其他一些方面。

三、"国家综合负债率"

以上三项,即政府债务、银行坏债和全部外债,可以说涵盖了一个经济中已经发生的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国民债务,其他一些潜在的、隐含的政府欠债,要么可以归结为以上三项中的一项(比如政府欠国企职工的"养老基金"债务,现在实际上正以企业坏债的形式发生着),要么在经济中有着其他一些对应物(比如政府对职工的"住房基金"欠帐,可以由住房私有化和拍卖一部分国有资产加以偿还)。

债务危机论文篇2

关键词:希腊债务危机;劳动价值论;市场经济

始于2009年希腊的欧洲债务危机直到今天不但没有解决,而且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了解清楚危机爆发的背景和原因对研究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着极大的意义。

一、希腊债务危机爆发的背景

自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都普遍采取了货币与财政双宽松的刺激政策。这在一定时期内有效地抑制了全球经济的下滑;但与此同时,由于大规模举债,各国政府的债务负担大大提高,特别是欧洲一些因人口结构等因素本来就债台高筑的国家更是雪上加霜。欧洲债务危机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必然地爆发了。希腊便是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2011年10月,希腊政府试图通过“公投”来解决因处理债务危机而导致的财政紧缩。因为紧缩的财政政策这意味着公共服务的严重削减、更高的税收、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提高,甚至实际收入的下降。习惯了高福利的希腊民众怨声载道,街头抗议此起彼伏。

二、从劳动价值论看希腊债务危机的成因

希腊爆发债务危机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洪水,在其背后既有着冰川融化似的主要来源,又有着许多涓涓细流的推波助澜。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观察、分析此次欧债危机,就不难发现其深层次的原因。欧盟国家脱离实体的经济政策衍生出养懒汉的高福利政策,使得国民不愿意劳动乃至不懂得如何劳动。包括希腊在内的大量欧盟成员国因缺乏对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和服务市场的重视,把经济增长的落脚点放在房地产开发、金融领域的扩张等容易形成泡沫的领域。结果是一个没有实体经济支持的国家必然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失衡与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具体说来包含以下几点。

1.虚拟经济在国家经济中比重过大

希腊是典型的过度依赖周期性较强的产业,导致国民经济在危机面前显得脆弱异常。希腊经济增长主要靠旅游业、造船业、文化业和农业,因此“国际金融海啸”的袭来使希腊经济遭受严重打击。忽视了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长期背离实体经济的模式最终导致经济的崩溃。

2.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导致的财富两级分化衍生出畸形收入分配制度缓解矛盾。

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就决定了财富必然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而为了缓解社会矛盾,二战之后,欧洲各国纷纷建立了以高福利为特色的社会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但是,畸形的收入分配制度积累了大量危机隐患。一是工资水平,欧洲各国以“高工资”著称,就连希腊这样一个在欧洲较为贫穷的国家,社会工资水平一直在高速增长。二是社会福利,欧盟各国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等各类福利制度,涵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希腊人有着世界上最昂贵的养老金体系。高昂的社会福利使得人们不愿意工作,失业人口的增加也限制了政府的税收收入的增加,造成多年的入不敷出。财政收入的勉强维持与工资福利持续攀升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3.欧盟有统一的货币却无统一的财政。

欧盟的成立使欧洲多国似乎进入了大一统的时代,然而仅仅是货币的统一是远远不够的。虽然对欧元区各国来讲,单一货币制度有着降低成本、增加贸易便利性、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优势。但是它的先天缺陷对于危机应对却更加被动。

首先,欧元区各国在充分享受统一货币低成本的同时,也让渡甚至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主动权,因为欧元区国家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意味着不论穷国富国,财政状况和进出口形势如何,都将实施“一刀切”的货币政策,特别是秉承“盯住通货膨胀”的单一货币政策,崇尚“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使得希腊享受到近十年的低廉借贷成本,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掩盖了其生产率低但劳动成本高等结构性问题。其次,在单一货币制度和欧洲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一国债务危机往往会通过传染效应向其他国家扩散,各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必然通过对本国有利的财政政策却不会顾及其他。欧洲中央银行在危机前面显得形同虚设,不能对成员国进行救助。

4.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国际市场投机行为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金融危机期间,市场投机行为打着创新的旗号,通过金融衍生品等渠道来谋取利益。2001年希腊加入欧元区时,由于不符合《马斯特里赫条约》,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集团便为希腊政府设计出一种“货币掉期交易”方式,为希腊政府掩饰了一笔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从而使希腊在账面上符合了欧元区成员国的标准,而高盛集团也因此收到希腊高达3亿欧元的佣金。不过高盛集团为防止自己的投资落空,便向德国一家银行购买了20年的10亿欧元CDS“信用违约互换”保险,以便在债务出现支付问题时由承保方补足亏空。随着货币掉期交易到期,希腊的债务问题便暴露出来,欧元紧跟下跌、希腊评级降低、融资能力下降、成本剧增,对希腊支付能力承保的CDS价值翻番上涨,高盛集团从中再次牟利。由此看出,国际市场投机行为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

三、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建立之初也学习了欧美国家的“先进”经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的言论也曾经从某些学者的口中说出。但是欧债危机如同一记警钟敲响在我们的改革路上。我们应当理性地看待欧洲债务危机的给我国带来的影响以及如何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1.欧洲债务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

对欧盟的出口市场的萎缩。中国对欧洲的出口占到总出口量的20%,其地位比美国市场还大。自2009年12月以来,人民币对欧元的实际汇率已升值了15%以上。中国出口商的利润在10%左右,就意味着出口商如果不能成功涨价,利润将大幅下降;但如果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涨价,中国商品又会在欧盟遇到困境。出口的影响会传导回国内至实体经济或及金融市场。

2.欧债危机对中国有利的一面。

中欧双边投资的增长前景仍可期待。欧盟是中国吸收外资的第四大来源地和中国最大的技术引进来源地。从最新的情况看,中欧双边投资并没有受到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不利影响。另外,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向中国企业和投资者示好,希望借助中国资金提振其疲软的经济。预计将有更多的中资企业以此为契机,通过参与项目、并购等形式进军欧洲市场。

自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对欧洲经济和欧元的前景充满了担忧,对欧洲的投资信心也处于低谷中。但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欧洲的债务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欧元制度也会得到保持和巩固。因此,在与自身长期战略相契合的前提下,在全球对欧洲普遍持悲观和质疑态度的时候进入当地市场,相当于“雪中送炭”,更易得到对方监管当局的欢迎和支持,从而加快监管审批流程。

3.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几点启示。

(1)在出口方面,未来的欧盟出口市场的持续萎缩。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是中国逐步转型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出口产品应当逐步转向低资源消耗、高智力消耗的方向。

中国一直在追求转变增长方式,走精细化发展的道路。因此,在中国的初级物质生产水平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必须停止资源消耗性的生产,生产过剩的情况也略有显现。而近年来转变增长方式却一直缓慢,欧债危机却加速了这个转变过程。欧债危机不仅是欧洲的危,也是中国的机。目前国内种种中小企业危机,是转变过程必然要发生的。

(2)引以为戒,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要全面审视债务问题。

这其中就需要重视地方债务问题,据统计,截止2011年6月,地方债务已达7.66万亿元,远远超过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而接下来的3年期间,大量地方债将进入还款期,城投债风险会在未来两三年集中爆发,而今后两年内地方债务的积累仍然会维持在很高的水平。因此,为防止出现违约风险,对一些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的临时性债务风险要高度重视,确保债务安全,促进宏观经济的平稳进行。

(3)欧元危机对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了启示。

由于缺乏与统一的货币政策配套的财政政策,造成了欧元体系的失衡。因此,人民币国际化需要进一步完善货币财政政策的制度建设。同时,利用此次契机,加大国际的人民币使用量,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良好基础。而且本次危机暴露出的欧洲体系问题,为亚洲货币合作提供了借鉴。亚洲危机以来,在亚洲成立共同区乃至“亚元”的呼声高涨。但是从希腊加入欧盟的教训来看,只有成员国在要素自由流动、经济趋同等情况下,加入共同货币区才会带来福利增进,条件不成熟却勉强加入可能得不偿失。所以,亚洲设立货币共同区的条件还未到来。

总而言之,此次欧债危机的本质是经济发展脱离价值基础而造成的。为了维持“繁荣”的假象扩张虚拟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虽然可以带来利润,但没有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就不能够创造出价值。我们应当引以为鉴,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上选择适合的方式是值得不断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刘晓玉:从金融危机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J],群文天地,2010(20).

【3】张尚斌:希腊债务危机——美国未来十年的榜样[N],证券市场周刊,2009,(12).

【4】张锐:希腊债务危机的成因与影响[U],中国货币市场,2010,(3).

债务危机论文篇3

【关键词】希腊债务危机;CDS;通货膨胀

一、希腊债务危机始末

目前希腊债务危机事件愈演愈烈。2010年4月28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继调低葡萄牙的信贷评级之后,又将希腊的信贷评级调低三个等级,降至“BB+”垃圾级。消息传来,全球股市为之重挫,一片愁云惨雾。紧接着,标准普尔又以经济增长疲软为由,宣布把西班牙的债务评级降至“AA”,还指出西班牙的前景评级为负面,即未来六个月内可能会进一步调降评级。一些悲观论者担心,世界还没有完全从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中恢复过来,目前所出现的复苏迹象将会因为欧元区债务危机而化为泡影。更有甚至,欧洲可能会成为下一轮全球经济衰退甚者大萧条的导火索。

1、危机的潜伏

2001年,希腊刚刚进入欧元区。根据欧洲共同体部分国家于1992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欧洲经济货币同盟成员国必须符合两个关键标准,即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负债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然而刚刚入盟的希腊距这两项标准相距甚远。这时希腊便求助于美国投资银行“高盛”。高盛为希腊设计出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式,为希腊政府掩饰了一笔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使国家预算赤字从账面上看仅为GDP的1.5%,从而使希腊在账面上符合了欧元区成员国的标准。最近透露出来的消息表明,当时希腊真正的预算赤字占到其GDP的5.2%,远远超过规定的3%以下。目前已经到了这笔货币掉期交易到期的日子,希腊的债务问题便暴露出来。

2、危机的爆发

2009年10月初,希腊政府突然宣布:2009年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计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

鉴于希腊政府财政状况显著恶化,2009年12月8日,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刚刚将希腊信用评级由“A-”降至“BBB+”;2009年12月16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宣布,将希腊的长期信贷评级下调一档,从“A-”降为“BBB+”。标普同时警告说,如果希腊政府无法在短期内改善财政状况,有可能进一步降低希腊的信用评级。另一评级机构穆迪也已将希腊列入观察名单,并有可能调降其信贷评级。希腊债务危机正式爆发。

3、危机的蔓延

希腊的这一做法并非欧盟国家中的独创。据透露,有一批国家借助这一方法,使得国家公共负债率得以维持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占GDP3%以下的水平。这些国家不仅有意大利、西班牙,而且还包括德国。在高盛的这种“创造性会计手法”主要欧洲顾客名单中,意大利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

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也导致欧洲其他国家开始陷入危机,即“猪猡四国”(PIGS,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四国英文名称的头一个字母)。此外,德国等欧元区的经济大国都开始感受到危机的影响,因为欧元大幅下跌,加上欧洲股市暴挫,整个欧元区正面对成立11年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二、希腊债务危机原因

1、本国的高福利政策是根本原因

希腊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双高”由来已久。基于政党和工会组织的压力,希腊政府多年来过量增加公共支出,过度提高工资和养老金等社会福利待遇水平,令财政不堪重负;同时,上述举措还造成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相脱节,削弱了希腊经济的竞争力。据估计,仅政府部门严格意义上的公务员数量就占希腊全国劳动人口的10%,如果算上养老金管理机构等一些公共部门的从业人员,这一比例会更高,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社会福利并不稀奇,差不多所有的欧元区国家都有,只是程度大小而已。而希腊的社会福利之多之杂之奇,只能用令人瞠目结舌来形容。譬如说,希腊公务员的未婚或离婚女儿,仍然可以在父母死后继续领取他们的退休金。此外,希腊公务员迟到会不会被罚款并不清楚,但是准时上班是可以领取奖金的。虽然近年来希腊历届政府已意识到这一点,但却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切实巩固财政,结果当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袭来时,作为希腊国民经济支柱的旅游业和航运业受到冲击,早已捉襟见肘的希腊财政再也无法维持下去。

2、美国金融危机是直接冲击

自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经济均不同程度受到影响。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解决国内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希腊政府同别国一样,发行了大量国债,仅2009年的政府赤字就是2008年的3倍之多,加剧了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此外,当初高盛还为希腊设计了多种敛财却不会使负债率上升的方法。如将国家业和航空税等未来的收入作为抵押,来换取现金。这种抵押换现方式在统计中不是负债,却变成了出售,即银行债权证券化。但金融危机严重损伤了希腊国民经济支柱――旅游业和航空业的盈利能力,使得债务支付能力严重下降。

3、对冲基金是背后推手

当初高盛为希腊设计“货币掉期交易“合约时,就深知希腊通过这种手段进入欧元区,其经济必然会有远虑,最终出现支付能力不足。高盛为防止自己的投资打水漂,便向德国一家银行购买了20年期的10亿欧元CDS“信用违约互换”保险,以便在债务出现支付问题时由承保方补足亏空。CDS本来是对一个国家债务可能存在支付问题而创设的一种保险,即当一个国家被怀疑出现支付能力问题时,持有该国国债者便可购买“信用违约互换”保险,即CDS,由承保方负责支付亏空部分。当希腊国家支付能力被怀疑的时候,有关希腊债务的CDS便会上涨。而高盛和一些对冲基金在希腊债务危机中利用CDS获益,受到舆论的谴责,因此将希腊债务危机归咎于对冲基金的言论甚嚣尘上。2010年3月初,法国总统萨科齐、德国总理默克尔、卢森堡首相容克和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呼吁欧盟委员会对金融衍生产品展开调查,并希望禁止和政府债券相关的“投机交易”――尤其是裸CDS交易,即购买CDS但不拥有其所担保的债务的行为。但将希腊债务危机归因于对冲基金和CDS工具则是没有道理的。毕竟,以对冲基金的力量还不足以撼动欧元,对冲基金只是发现并放大了对希腊债务支付的担心。

三、希腊债务危机影响

虽然希腊只是欧盟的一个小国,但其债务危机的影响范围却很广泛,其影响可分为四个方面。首先,希腊债务危机将导致欧元区的不稳定。截止2009年底,欧元区中巨大多数国家的债务与GDP比值、公开赤字与GDP比值都超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规定的60%和3%的红线,其比例分别为68.75%(16个国家中有11个)和87.5%(16个国家中有14个)。而欧元区的平均水平分别为84%和6.3%,均超过了红线规定。如果此次希腊债务危机不能较好地解决,那将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欧元区的稳定岌岌可危,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将剧烈动荡。

其次,可能会导致全球债务危机。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上多数国家均推出了经济刺激计划,这些国家公共开支剧增的同时税收减少,导致公共债务上升,债务可能成为新的全球危机,尤其是欧美发达国际。

其三,可能会导致全球金融危机。在经历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目前总规模仍高达600万亿美元,其中信贷违约掉期(CDS)交易份额约为60万亿美元。由于CDS买卖是全球性的交易,CDS市场不仅透明度低,流动性也极高,因此各国政府的监管难以奏效。此次希腊债务危机暴露出了CDS的巨大风险,如果由于此次危机导致投资者对债务违约担心的加剧,可能会使得全球CDS的风险完全暴露,那将会使全球金融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

其四,可能会导致全球性的恶性通货膨胀。希腊债务危机如果不能较好地解决,可能会使公众对于各国政府和央行能否控制住持续上升的公共债务失去信任,在最糟的情况下,这种失控会导致恶性通胀。由于融资成本的提高和银行的惜贷,当大多数发达国家无法再通过发新债、加税等手段来偿债时,政府可能指示银行加大印钞,从而将一场倒债危机转化成通胀危机。

参考文献

[1]黄宇红.次贷危机成因及其传导机理分析[J],时代经贸,2009(3).

[2]徐明.国际货币体系缺陷与国际金融危机[J],国际金融研究,1999(7).

[3]郭清马.开放条件下投机攻击的策略分析[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7(2).

债务危机论文篇4

关键词:欧债危机,区域一体化,亚元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进入到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阶段。从拉美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到爆发于本世纪的次贷危机、美国债务危机以及欧债危机来看,合理的风险管理策略和政府债务规模是治理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关键所在[1]。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区国家普遍出现了高额的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以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和希腊四国尤为严重,其中希腊于2009年12月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一场波及多个欧元区国家的债务危机开始不断的发酵和蔓延。目前,欧债危机问题就成为国内外学者讨论的焦点。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关于在亚洲成立最优货币区以及亚元的呼声不断高涨,甚至在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以前,许多金融专家和学者认为欧洲是亚洲可以借鉴的模式,这次爆发于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暴露出来欧元货币体系的一系列缺点,为亚元的构建提供了借鉴意义。

一、欧债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

关于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学者们已经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部分国家高额的财政赤字是欧债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

余永定(2010)认为,欧元区国家之所以会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主要是源自欧元起国家长期以来比较僵化的经济制度以及社会福利体制导致的财政赤字过高,同时当这些国家发生财政问题时,由于欧元区内部的经济治理机制不完善,并缺乏有效的货币政策手段,再加上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比如德国和法国迟迟不愿伸出援手,最终导致了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2]。

(二)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下调欧元区国家信用评级是欧债危机起着助推作用

据imf统计,美国、日本以及英国的财政赤字率均和希腊12.8%的财政赤字率水平相当。但是为何仅有希腊爆发债务危机?我们认为正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降低了欧元区国家的信用评级,导致这些国的融资能力下降和融资成本上升,最终导致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徐明祺(2010)认为,正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调低希腊的信用评级,导致希腊市场融资能力的降低,才引起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3]。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难以形成科学合理和客观公正的信用评级,助长了全球信用风险的积累和资源的严重错配,由此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动荡以及主权债务危机的产生。

(三)欧元区经济制度缺陷与欧元区内部经济结构不平衡是欧债危机爆发的内部原因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许多学者认为欧元区经济制度的缺陷是主要原因,即货币政策统一,财政政策不统一。费尔德斯坦曾经预言,欧元区的这种缺陷有利于长期处于财政赤字的国家,但最终会导致欧元区的解体,其内在逻辑是:欧元区内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统一,财政政策归各个成员国所有,货币政策归欧洲央行所有。但是,在当前的国际经济中,不管是经济主权完全独立的国家,还是经济一体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国家的最基本利益仍是民族利益[4]。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本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是首要目标,但在欧元区,欧洲央行的首要目标是维持物价和汇率稳定。因此,当各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不一致的状况时,部分成员国必定会出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错配。

此外,欧元区内部的经济结构不平衡也是欧债危机爆发的主要内部原因。这主要体现在:首先,欧元区并不具备蒙代尔(1961)所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条件。蒙代尔(1961)认为,在一些商品、劳动力和资本一体化,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经济政策比较一致的国家和地区可以组成独立的货币区。在这个货币区内,各个成员国可以实行统一的货币和货币政策,对内采取固定汇率制度,对外采取浮动汇率制度,这样可以实现各个成员国的内外部均衡。但目前,欧元区各个国家之间的通货膨胀率、经济结构、经济周期以及劳动力成本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异,并且差异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同时,欧盟各个成员国也具有不同的生产结构,它们对原材料的进口和依赖程度也有所不同,再加上各个国家之间具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国家之间的劳务和产品

价格竞争趋势依然存在。其次,欧元区各个成员国的经济实力呈两极分化的态势[5]。主要体现在欧元区核心国家与国家的经济体系差距不断拉大以及经济结构明显失衡,同时核心国家不断向国家出口并输出贷款,国家的负债比较严重。

(四)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及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欧债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

首先,欧洲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缺乏必要的弹性。虽然欧盟内部统一市场的建立促进了国家之间商品和资本的流动,但由于文化和语言方面的障碍,以及社会和教育问题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劳动力缺乏必要的流动性,再加上欧盟内部普遍存在的工资刚性也限制了劳动力自由流动。此外,劳动力在工会组织强大的保护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比较困难。其次,欧洲国家相继建立了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扩大了财政支出,也推高了政府的债务,并使其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逐渐丧失了区位优势。

二、欧债危机对区域一体化的经验借鉴

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言,如果说欧元区处于金字塔的顶部,那么北美自由贸易区处于第二和第三阶段,而东亚地区仅处于一体化的初级阶段。因此,从欧债危机的产生和发展可以得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验借鉴,从而对亚洲地区货币金融的合作前景进行分析。

(一)建立区域范围内的金融监管和救助退出机制从而有效地防范各种风险

在目前的“清迈协议”框架下,各国财长在同意建立共同基金的同时,还倡导成立一个对各国经济金融形势进行监测的支付系统。但东亚地区内各个国家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也有可能出现类似欧元区的“道德风险”。因此在建立这种监管与救助体系的同时,还应该建立一种退出机制。

(二)扩大共同基金的规模,积极推动区域间货币与金融合作

从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及演进可以看出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和货币体系不足以有效地解决东南亚的区域性问题。从欧债危机、迪拜以及冰岛的债务危机可以看出,在区域间建立共同货币基金才是有效的解决区域间金融风险的途径。在欧债危机爆发以后,由于区域内缺乏共同基金,而基于各个国家独自的利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区域内的德国等成员国未能实施及时救助,从而导致欧债危机的负面影响扩大。因此,加强区域内的货币金融合作,利用区域内共有的金融资源可以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可能产生的金融危机。

(三)加强经济合作和政治对话,稳步推进区域间货币金融合作

目前,货币合作共有两种模式:一是美元化;二是类似欧元区的共同货币。一些学者的观点认为,欧元区的货币合作模式更像是政治合作的产物,而美元化才是市场化的结果,正是由于欧元区的这种非市场化的合作方式才导致目前危机的产生。因此对于东亚区域一体化而言,如果强行通过政治合作来推动,区域内各个成员国经济条件和经济政策的差别可能会给区域一体化乃至货币区的稳定带来重大挑战。

(四)建立独立的信用评级体系

从美国次贷危机到欧债危机,美国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一直扮演着推波助澜作用。美国正是通过对国际评级长期话语垄断权来保持自身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因此在推进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建立属于自己区域内的信用评级体系,有利于维护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经济金融稳定。

三、欧债危机对建立

亚元的启示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关于推出“亚元”的呼声不断,但亚洲各国的政治合作意愿、经济发展水平等差距预示着推出亚元的道路还比较漫长。欧债危机的爆发更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亚元的前景,并为构建亚元蓝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要统一欧元区统一

的货币政策和独立的财政政策是欧债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在亚洲,由于现实原因和历史原因,亚洲各国间的隔阂和差异更多,对主权看得更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施一体化的货币政策,在缺乏必要配套措施的情况下,当类似欧债危机的事件发生时,亚洲各国面临的压力和威胁将更大。所以,如果要推行亚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统一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二)政治和经济要相辅相成

虽然超主权货币是一种革命性的创建,但欧洲货币联盟毕竟是在缺乏政治联盟的基础上产生的,这导致危机爆发后,救助措施寸步难行。这要求亚洲各国在推行亚元时,必须首先考虑政治联盟。虽然亚洲的历史发展表明,在亚洲实行政治联盟是一件非常困哪的事情,但这次欧债危机充分说明,只有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相辅相成,才能有利于陷入危机的国家迅速恢复经济。

(三)构建亚元要稳定推进

在亚元的推进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条件,即只有各个国家在要素流动性、经济互补性、市场一体化、经济开放度以及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趋同的情况下,组建最优货币区才能带来最大的市场红利。如果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勉强加入,就有可能得不偿失。亚洲各国应以欧债危机为借鉴,循序渐进地推进亚元,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决不能强行推出亚元,否则就会陷入比欧元区更加严重的危机中。

(四)增加货币金融合作的透明度

相对于欧元区,亚洲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要求亚元必须要在一个货币金融合作更加透明的环境中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减轻投机者的供给。同时也要建立一个具有更多话语权、信息高度透明以及交易比较便利的金融稳定组织。这个组织的建立也需亚洲各国不断地进行研究和探索。

总之,当前欧债危机还没有完全结束,欧元未来的命运也很难判断。亚洲各国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密切关注欧元的动态,积极研究欧元在运行过程中的优缺点,并吸取欧债危机的经验教训,只有这样才能为区域一体化及亚元的构建做好充足的准备。

参考文献:

[1]安国俊.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的反思[j].中国金融,2011(18).

[2]余永定.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启示及中国面临的挑战[n].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月报,2010(6).

债务危机论文篇5

[关键词]CEMAC对外债务内生因素外生因素

中图分类号:F8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07)6-0036-06

研究背景

中非货币经济共同体(CEMAC)是非洲最古老的地区之一,包括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布)、赤道几内亚和加蓬六个国家。二战前区域内各国都是法国殖民地,使用同一种官方语言――法语;二战以后,法属中非改名为法语非洲经济合作组织。自1963年非洲独立运动之后,中非各国开始摆脱与前宗主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各种联系,并于1964年在刚果(布)首都布拉札维签署《中非关税与经济联盟》,CEMAC正式成立。同时,法属殖民地法郎(CFA)在原有的殖民地框架内产生,并且在1994年以前一直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制。中非国家银行于1972年建立,作为中央银行来维系联盟内松散的货币关系,通过发行货币和外汇储备管理等制度安排来维系固定汇率制度以及宏观经济和金融上的稳定。[1]因此,在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CEMAC各国的外债规模以及支付情况就绝对量而言,表现出较为缓和的局面。同期,实际GDP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年均6.35%),其他宏观经济指标都得到了相应的改善。

但是,自80年代开始,CEMAC的许多国家都遭遇了宏观经济上的金融危机,其整体表现为GDP增长缓慢(自1986―1993年GDP年均下降3.9%~4%,八年内整个地区GDP下降幅度达30%左右)、贸易条件恶化导致贸易赤字、不断产生的财政预算赤字、国际收支不断恶化、内部储蓄率持续偏低,结果到1993年中非国家银行事实上已经破产,CFA不得不大幅度贬值,并且给整个中非地区带来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动荡不安。而正如80年代的拉美地区一样,债务危机是诱发整个中非地区宏观经济崩溃的导火索。从1985―1994年短短九年时间里CEMAC的对外债务增长了三倍左右,从48.81亿美元剧增到175.6亿美元。同期,债务与出口的比率从108%上升到142%,债务与GDP的比率从38%上升到了84%,完全超过了经济可以承受的极限。

文献回顾

根据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负债一般说来既不会给当代人带来负担,也不会给下代人带来负担。因为在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理论的框架内,宏观经济危机是有效需求不足所导致,通过发行国债刺激投资需求,并进而产生乘数和加速数效应,最终带动经济复苏。面对经济发展的最后结果,最初产生的预算赤字的填补自然不成问题。但是,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性至少存在三个前提条件:①经济主体不存在理性预期,因此政府支出不会导致私人投资的挤出;②经济中存在大量失业,经济在其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内运行;③公共政策行为不存在运行成本。这三个条件在CEMAC都无法得到满足。

与凯恩斯主义不同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一直坚持政府财政预算平衡的信念。根据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的研究,公共负债只是将现在的债务转移到未来的税收,并且对国家经济未来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巴罗(1974,1987)研究了一个由信贷所支撑的财政预算赤字政策的效应,其结论为:这样的信贷支撑对宏观经济运行没有什么影响,并且融资方也不会成为经济政策牺牲品,因为经济行为主体完全能理性预期到贷款税收的上升。因此在考虑财产代际转移的情况下,经济行为主体将构建一个与国债等值的储蓄额,这一发现也被称之为李嘉图-巴罗等价理论。所以,在理性预期的假定下,公共负债的支出仅是对私人投资的替代,需求管理政策完全无效。

既然公共负债对经济刺激产生的作用甚微,那么国家通过负债来刺激经济增长就必定存在相当的成本。其中,Dittus(1989)研究了财政压力和债务的还本付息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且指出在发行债券和偿还债务之间存在巨大的债务成本关系。这一点在Krugman(1988)、Sachs(1989)[6]、Froot(1989)和Calvo(1989)的经验研究中得到了证实[4],他们的研究表明不断累积的债务及其利息的支付就是对未来的税收,事实上通过溢出效应抑止了投资,不仅降低了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同时削弱了政府的可信度。在Claessens(1990)和Warner(1992)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外债支付是对经济产生消极影响的重要因素。另外,债务增长、利息支付与出口额之间的比率对国家私人资本的形成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最近对非洲地区债务问题展开研究的是Burnside和Dollar(1997),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国际负债来刺激经济增长只能存在一个很好的政策环境之下,如果缺乏一个有效的政策调整计划,那么将资源转入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将可能导致极高的运行成本。[3]另外,Svendsson(1999)在对外负债与非洲国家采用有效改革政策的时间上存在的不一致性问题,运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建立了一个更加理论化的模型支持了上述观点。他的模型表明,虽然许多政治、经济变量在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外债规模,但是由于在非洲国家内部不存在债券的二级市场,因此非洲国家的国际贷款完全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不是一种经济行为。所以他认为非洲国家严重的外债问题就像是很高的边际税率一样,大大的抑止了非洲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益处。

因素分析

CEMAC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债务危机不能简单的归因于债务人国家、债权人国家或者是商业银行,而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同时运用的政策手段导致了该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而且为之付出的调整成本也将由所有的人承担。下面,我们对导致CEMAC债务危机的各种因素划分为内生的因素和外生的因素两大类分别进行阐述。

1.内生因素

(1)腐败因素。在冷战期间,西方国家由于政治原因给予中非各国或其腐败领导者大量贷款。当然,为了获得这些贷款,这些领导者出卖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虽然对债务的审慎管理和国际金融资源的有效使用是国家政府首脑的责任所在,但是事实证明中非各国外债处置失当,腐败盛行、权利滥用不仅浪费了所借外债,而且使得经济上的清偿能力不断下降。正是这种政治上的腐败与国外经济利益的联系诱发了CEMAC的外债风险。

(2)人口剧增。众所周知,人力资源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是,自60年代开始CEMAC却经历了一个经济理论上的悖论。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从1965―1993年,教育适龄人口受学校教育的比例从41%上升到69%,健康和营养指标也在同步上升。但是,同期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年收入却从734美元下降到483美元。[7]对此的解释是在实际GDP一直停滞不前的同时,人口却经历了爆炸式的增长。表1描述了1963―1998年CEMAC各国人口增长率的情况,同期区域内的总人口翻了一番。人口剧增导致了中非各国不断借入外债以支付不断增长的教育、培训和健康方面的财政支出。因此,整个中非都深深的陷入了马尔萨斯陷阱之中,根本无法从贫穷―多生―负债―贫穷的恶性循环中寻找到有效的发展途径。

(3)不适当的发展模式。为了夺回在经济和社会基础上失去的时间,CEMAC各国制定了规模庞大的赶超计划,尤其是在交通、通讯、教育、医疗、能源和环境等方面,同时却忽视了对农业的投资。这些项目要么经济需求并不强烈,要么尚未具备管理能力,因此这些投资项目的回报率很低。同时,不断上升的利率和不断累积的利息佣金已经阻碍了贷款的进一步获得,并且淘空了中非各国的外汇储备。因此,CEMAC各国发展模式中的投资项目收益率偏低、在基础投资与市场需求之间缺乏权衡、强有力的行政管理和监督制度的缺乏、模糊不清的发展目标和规划、不完善的会计审计制度是CEMAC外债危机的又一重要因素。[8]

(4)资本外逃。在债务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资本外逃。虽然很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借款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但是CEMAC各国却将自己国家急需的资源用于装备军队、去欧洲购买私人财产和奢侈品,这样直接导致了大量资本的外逃。因此,寄希望于外债产生的乘数作用根本无从谈起。

2.外生因素

(1)自然因素。干燥、洪水、蝗虫和其他自然灾害多次影响乍得、喀麦隆北部以及中非共和国的部分地区,致使这些国家的农业生产一直处于崩溃的边缘。这样不仅降低了食品、谷物和初级的出口,缩减了公共财政收入的来源,而且昂贵的进口导致了大量的贸易赤字。

(2)石油危机。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使得石油价格迅速上升,这是中非国家出现收支平衡赤字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燃料、原油成本的上升,当时没有发现石油的中非各国不得不以它们所获得贷款的2~3倍的资金去维持1970年以前的发展水平。比如说乍得、中非、赤道几内亚这些国家所获得的全部外汇实际上都拿去支付石油美元了,因此在两次石油危机之后,这些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开始猛烈攀升。

(3)贸易条件恶化。导致外债危机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贸易条件的恶化。中非国家初级产品的出口是根据联合国进口制成品价格指标来进行调节的。由于受到工业化国家周期性经济衰退的影响,仅1981一年的时间这些价格就跌落了20%~30%,成为二战以来的最低点。贸易条件的恶化,随之而来的是出口减少导致经常账户的严重不平衡,国外收益开始实质性的减少。

(4)法属殖民地的债务合约。为了输出金融资本和扩大产品市场,法国同意向其原殖民地提供短期和中期的信贷,或定向为“CEMAC发展”的融资提供担保。这些金融资本垄断了中非各国的贸易、运输、种植、森林开发等等,试图将原法属非洲带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但是,中非各国的人民却无法拥有对原料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基本自决能力。因此,财政开支的乘数效应和金融资本的进入只能让这些新的经济殖民主义者获利。

经验分析

根据K.O.Ojo(1989)对非洲30个国家的经验研究得出:非洲国家自1976―1984年间债务与GDP之比(DGDP)、出口(X)、进口与GDP之比(MGDP)以及GDP增长速度(TCGDP)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5],即:

DGDPt=β0+β1Xt+β2MGDPt+β3TCGDPt+μt(1)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将对此模型进行一些修正。CEMAC外债的恶化程度将近似的表示为债务与GDP的比例(DGDP),解释变量为债务清偿与出口的比率(DSEX)、进口与GDP的比率(MGDP)、GDP的增长速度(TCGDP),另外再加上人口变量,以人口增长率(POP)表示。模型变量的选择主要是基于CEMAC各国政策、经济和金融的现实情况,DSEX的经济含义为现金流量的变化情况;MGDP表明与经济收入的创造能力相比的进口比率;GDP增长率决定了经济发展在量上的进步。另外,考虑到回归系数之间的可比性,我们将回归方程以对数形式表示,这样也有助于说明解释变量与债务之间的弹性关系。但是,由于中非各国GDP的增长率在较多年份中为负,因此TCGDP例外。最后,我们得到如下基本计量模型:

lnDGDPit=β0+β1lnDSEXit+β2lnMGDPit+β3TCGDPit+β4lnPOPit+μit(2)

注:(1)表中括号内为标准误。(2)***表示1%水平上显著,**表示5%水平上显著,*表示10%水平上显著。

数据来源:WorldBank.GlobalFinanceDevelopment.Washington,2002;WorldBank.WorldDebtTables.Washington,2002,1

模型(2)中下标t表示年份,i表示国家下标。本文使用的年度数据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整理而成,为覆盖了1980―2001年期间CEMAC所属六个国家的一个PanelData,总计132个观测值。PanelData的回归方法根据对非观测效应的假定不同,主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Model)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EffectModel)。与此同时,将国家虚拟变量(DummyViable)引入模型中,将PanelData作为混同数据(PooledData)回归的结果当作基准回归(BenchmarkRegression)。另外,考虑到因变量一阶自回归的情况,将前一期的DGDP引入当期的回归模型当中,采用了Arellano-BondDynamicPanel-Data估计模型,同时这一模型的引入主要是对CEMAC债务的累积效应进行分析。表2分类报告了这四种模型的回归结果。

从表2中可以看出,CEMAC公共外债危机可以由模型中的宏观经济变量得到很好的解释,当然,对各解释变量的说明与CEMAC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紧密相关。首先,四个模型的回归结果,特别是前面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即DGDP与DSEX和POP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而与TCGDP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DGDP与DSEX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说明CEMAC的债务清偿数量越多,外贸出口越少,那么与GDP相比的外债数量将急遽上升。也就说,增加债务清偿数量、减少外贸出口将缩减现金流量,导致CEMAC只得通过债务累积的方式维持其国际收支的平衡。对此的政策含义是减少债务清偿的数量、特别是降低外债存量的利息支付以及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是减轻中非各国外债危机的首要方法。DGDP与POP之间显著的正相关性则说明人口增长是导致CEMAC外债危机的又一重要因素。人口的爆炸式增长降低了一个国家人均年收入水平,同时由于新生幼儿越来越多、劳动年龄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这样迫使政府从私人部门抽调资金增加对教育、健康和培训的投资,从而迫使政府通过举债维持其公共支出。而DGDP与TCGDP之间的负相关性则与1980―2001年期间CEMAC债务不断增长,GDP增长速度缓慢,甚至在1/3的年度中为负的实际情况相吻合。其次,在第四个回归模型中,滞后一期的DGDP与当期的DGDP之间存在的显著正相关性说明CEMAC各国的债务危机具有强烈的累积倾向。最后,虽然前面三个回归模型与第四个回归模型在确定变量MGDP前的回归系数的符号时出现了相反的情况,但是其t值都是不显著的。从理论上看进口恶化了贸易的平衡,国民收入由于外贸的乘数效应而减少,这样将导致外债的借入以便融资。但是,进口的最终决定因素还是在于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行政扭曲以及社会与政治的冲突程度等因素。因此我们认为进口在CEMAC的债务危机中是不相关的因素。

结论及启示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考察导致CEMAC外债危机的各种宏观经济变量,并试图提出相应的政策主张来缓解目前中非各国的债务危机。同时为发展中国家规避和解决债务危机提供相应的启示。通过计量分析可以得出:GDP的增长速度、出口的增加以及债务清偿的减少对降低公共外债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人口增长却加重了中非各国的外债负担,马尔萨斯陷阱的幽灵仍然盘旋在中非各国的头顶;而债务的累积效应是导致债务危机的主要因素之一;另外,进口对债务危机并没有显著的影响。经济增长缓慢、过度的债务以及公共政策系统的不确定性事实上已经成了CEMAC的主要问题,多年的债务累积成为了CEMAC未来发展的桎梏。因此,我们对CEMAC债务危机之后二十年中所犯种种错误的反思以及对整个发展中国家外债风险的启示将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当前发生的贷款必须认真地进行分析,特别是从未来的角度和对当前国家预算的影响着手。如果当前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确定的,没有强劲的需求且没有产生相应的预算来源,那么轻率的举债就非常令人费解。同时,在对付流动性债务危机问题方面,CEMAC各国并没有提出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往往通过借入新债的方式暂时度过流动性危机,其结果却导致了债务总量的不断累积。因此,在对付外债的存量和流动性问题上,审慎原则对整个发展中国家而言都是其首要前提。

其次,依靠外债刺激经济发展必须依赖于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制度,以及加强对私人部门的投资。事实上,宏观经济管理环境、产业政策以及商业的、财政的和区域的政策都会影响经济活动环境的稳定性,对此的经济改革将会提高债务投资的利用效率。同时,出口额的增长是发展中各国必然面对的问题,为了加强外债的偿还能力,并且应对变化多端的国际贸易条件,出口需要一个动态性的增长而不能局限于仅有几个产品的出口,这样才能规避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

再次,CEMAC债务危机已经充分说明债务管理效率的重要性。处理外债问题的关键是创造其外债流动性的条件以及从国际融资中获得持久解决流动性问题的能力,不能带来生产性投资的巨额借款将给借贷双方留下灾难性的隐患。因此,加强制度的约束和管理的完善对目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可以克服债务问题的基本制度限制。

最后,人口因素是影响公共债务危机的政治、经济过程的一个永恒因素。为了有效缓解中非各国的外债危机,提高人口素质、控制人口数量是当务之急。总而言之,CEMAC公共债务危机是涉及到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外部环境以及内部管理等等各种因素的一个复杂的整体发展过程。因此,本文的政策建议集中强调建立一个适合缓解债务清偿、增加融资的渠道和方式、降低出口的不稳定性、控制人口数量以及完善经济金融制度的行动和策略框架是发展中国家降低债务风险、获得经济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必经途径。

注释:

[1]值得注意的是:中非国家银行拥有法国财政部的账户,并且在法国和CEMAC所签署的货币合作条款下运作,以帮助中非国家银行维持其固定的币值;同时,CEMAC通过该账户实现外部融资的支持来维持收支平衡所带来的赤字。另外,自70年代中期开始,中非国家银行的政策目标开始从宏观经济和金融的稳定保障向“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转移。这些制度安排为CEMAC各国80年代的外债危机埋下了伏笔。

[2]AfricanDevelopmentBank.StatisticschosenonAfricancountries.VolumeXVIII,CEMAC,2001

[3]Burnside,C.CapitalUtilizationandReturnstoScale.NBERworkingpaper,1997,No.5125

[4]Krugman.Financingorgivinghasdebtoverhang:Someanalyticalnotes.Newspaperofdevelopmenteconomic,1989,Vol.29Washington

[5]K.O.Ojo.Determinantsdel'endettementexterieurdesPPTE:casdelaCoted'Ivoire.AfricanDevelopmentBankworkingpaper,1989

[6]Sachs,J.WilltheBanksBlockDebtRelief?NewYorkTimes,March1989

债务危机论文篇6

关键词:欧洲债务危机;国际贸易;影响;对策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5-0080-02

一、欧洲债务危机的形成及发展路径

向来以高福利、高社会保障度著称的欧洲,在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以后,也陷入了第二轮的经济危机,这就是欧洲债务危机。这是因为欧洲对于政府的财政收支有着更高的要求。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之下,很多欧洲国家在抵御经济危机的能力上力不从心,使得原本就高赤字维持下的政府财政收支雪上加霜。欧洲很多国家在对外贸易方面缺乏较高的竞争力,因此其摆脱或者转嫁经济危机的能力显得非常有限。而我国是一个贸易大国,欧洲债务危机必然会对我国贸易产生一定的影响。事实上,欧洲债务危机是国际金融危机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特定时期,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采取了相对宽松的刺激政策。但是,这种第二阶段的经济危机也已经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甚至是把全球金融危机推上了一个新时期。

在欧洲继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债务危机以后,它经历了一个演进过程。这就是先往欧洲银行业传导,然后向非金融私营部门进行传导,最后又向美国经济进行传导。就欧洲债务危机向欧洲银行业的传导来说,由于欧洲各国的国债贬值,使得欧洲银行的资产质量大幅下降,加之政府和银行的联系较为紧密,从而为财政危机向银行业的扩散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性。欧债危机向非金融私营部门的传导,主要涉及的是实体经济,具体表现在:债务危机直接导致欧元区政府债券收益率攀升,融资成本大幅上升,债务的信用危机会传导到市场,给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蒙上阴影。政府的财政恶化,使政府的融资需求提高,从而减缓了经济增长。欧债危机向美国经济的传导,指的是它通过双边贸易传导以及美国银行业对欧债的风险暴露。首先就是此次危机给美国对欧出口造成不利影响,其次就是涉入其中的美国银行带来巨大的违约风险,大大降低了其资产质量。

二、欧洲债务危机形成的原因及特点

欧洲债务危机于2010年5月最早爆发于希腊,随后欧盟为了应对和预防债务危机的蔓延,采取了多种经济治理结构的调整和改革。但是,整体效果不佳,欧洲债务危机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遏制,并随之向其他成员国蔓延开来。目前,欧洲债务危机的负面影响仍然没有散去,这主要是由于其形成的原因较为复杂,无法在短期内获得消解。具体来说,原因如下。

1.欧元不断升值成为主要诱因之一。因为欧元的不断升值,使得一些欧洲国家认为举债成本较低而到处举债,因而这些欧洲国家的欧元受到很多投资者的热捧。但是,一旦爆发了金融危机,欧元又迅速贬值,使得原来的举债行为要承担巨大的经济危机,欧盟的资金流动性不强,市场也不再看好欧盟经济前景而大幅退出,也造成了其融资方面的困境。

2.欧元区经济增长不平衡,治理结构有缺陷。欧洲债务危机不能平息而不断升级的原因在于欧元区的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够平衡,欧盟内部核心国家,比如德国和法国等,它们的实体产业发展迅速,大大推动了欧元区经济的发展。但是,希腊和爱尔兰等欧元区的国家则缺乏实际的综合国力,它们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信贷业务的扩张,从而导致了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发展严重失衡。此外,欧元区国家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也不统一,它们的政治决策力不足,授权缺失,都使得欧洲债务危机最终演化成蝴蝶效应。

3.欧洲货币政策较为保守,加之银行业的信贷扩张较为疯狂,而劳动力市场又缺乏必要的灵活性,这些都导致了欧洲债务危机的经济复苏过程较为缓慢。虽然说欧洲爆发债务危机以后,欧洲央行开始采取一定的措施来积极控制危机带来的风险。但是,经济复苏却比想象中要难很多,欧洲过于追求物价的稳定而阻碍了消费与投资的增长。欧洲人口老龄化也造成了大量的结构性失业率持续上升。

这种源自于美国金融危机的欧洲债务危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欧元区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以及体制、机制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这也决定了欧洲债务危机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就其复杂性来讲,它包含了银行业危机、竞争力危机、经济治理危机。欧洲债务危机表面上是一场希腊等政府丧失偿债能力的危机,但是其更深层次的后果则来自于银行业危机。它的特点就是希腊和葡萄牙经济结构单一、竞争力低下。此外,欧洲债务危机的特点就是欧盟实体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它本身的结构性缺陷,各个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利益诉求也有所不同。因此,它是一场政治合法性危机。就其长期性而言,欧洲债务危机的引发原因就在于一些欧元区国家的公共债务呈现迅速增加的趋势,它们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依靠实体产业的发展来带动的,而是依靠信贷业的不断扩张来推动经济的增长。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它们的偿债能力就会大幅度下降而导致危机的长期性特征。

三、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分析

事实上,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后,欧盟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救助政策。虽然说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欧洲债务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欧洲债务危机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欧元区已经进行了债务重组以应对危机。但是,危机国家有限的经济增长无法保持债务的可持续性,欧盟已从心理和行动上逐步接受危机国家债务重组,欧债危机的根本解决之道有赖于危机国家经济持续增长能力的恢复。但是,在近期内,欧洲债务危机无法得到根本遏制,甚至还有再度恶化的可能性。很多相关的债务国家会采取不同的违约方式进行违约,使得国际经济大环境难以迅速恢复。我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加之我国顺利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欧洲债务危机的重大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如下。

1.汇率方面受到的影响。从汇率机制来说,我国的国际贸易更容易受到不利影响,因为我国的外汇政策不利于应对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同时,由于多种国际因素的影响,我国人民币的价格不断攀升,一度创下最高峰,这非常不利于我国企业进一步开展国际贸易,它会使得我国企业的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一旦爆发欧洲债务危机,其欧元迅速贬值,使得人民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加大,这给我国外贸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甚至有些企业的发展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它们的成本越来越高,在国际贸易中不再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此外,欧元区货币的贬值,也使得我国企业的国际贸易利润大幅下降,这是因为我国大部分企业属于劳动密集性企业,不是技术密集型企业,很难在国际市场上掌握产品价格定价权,一旦汇率变动,将造成不确定的损失。因此,欧洲债务危机的汇率变动给我国企业带来了双重压力,即成本上升而利润下降。

2.国际贸易环境受到负面影响。从国际贸易理论和规则来看,欧洲债务危机使得整个欧洲的贸易环境形势不够乐观,它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延伸和恶化,只不过打上了欧洲国家的烙印而已,它大幅拉缓了欧债国家的经济发展步伐,人们的收入也迅速减少,这非常不利于我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主要是严重影响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此外,欧洲债务危机还导致了一些欧洲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迅速抬头,它们开始纷纷出台有利于本国企业的政策,实施新的贸易策略,根本目的就在于转嫁本国经济风险,促进本国经济的复苏。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限制进口,而我国又是一个出口大国,我国国际贸易必然会受到欧洲国家贸易保护政策的严重影响,它还会通过一些反倾销政策来导致贸易摩擦,这些都非常不利于我国国际贸易的顺利开展。

3.我国对欧出口贸易明显下降。在欧洲债务危机的负面影响下,我国对欧出口量大幅下降,主要表现为对欧出口增势明显减弱,这是因为欧盟内需市场增长乏力,对来自我国商品的需求开始呈现减弱的迹象。欧盟自贸区还采取了一定的债务危机应对战略,它们开始加快与我国周边经济体的自贸区建设,比如与印度、东盟、新加坡等国和地区启动了自贸协定谈判,甚至还与原来排斥的日本开展贸易磋商。而欧洲与这些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协定必将给我国国际贸易发展造成不小的压力,因为那些经济体与我国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我国企业必须采取措施消除潜在的贸易转移效应。因此,我国对欧存在着“走出去”的两难处境。具体说来,一方面,很多欧洲国家和企业欢迎中国投资,但是,我国企业很多又缺乏在欧盟成熟市场开展大规模投资经营的能力,一旦盲目进入,有可能造成巨大的失败;另一方面,我国有些企业在欧洲收购相关高端技术,已经引起了一些政客和舆论的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