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医学的未来(6篇)
精神医学的未来篇1
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是相对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而言的。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十分显著。首先,作为医学研究对象的人,具有自然属性。其次,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内涵。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对自然科学基础学科、技术学科的依赖非常明显。医学在具有显著的自然科学性质的同时,还具有显著的人文科学性质。首先,作为医学研究对象的人,具有人文属性。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人之为人,就在于其有精神活动、能够能动地改造环境;人以社会的方式存在,人的生存不仅要与外界交换物质,而且要与他人、与社会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人的健康状况与疾病同人的精神活动、与人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医学对健康和疾病的认识也必须建立在对人的精神活动的认识、对人与社会的联系的基础之上。其次,人文科学也是认识人的健康和疾病的重要工具。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依赖于人文科学,包括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在内的许多学科也是医学发展的基础。这些学科已经或正在为医疗卫生活动、医学研究、医学人才培养提供方法和途径,成为医学发展的重要基础。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还突出地表现为,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是以对人的尊重、对人的生命的关爱为基础的,没有对人的尊重和关爱就没有医学,治病救人,提高人的健康水平永远是医学的永恒目标,是医务工作者不懈的追求。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与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共存于医学活动之中,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相互交融,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人的健康和疾病是自然因素、心理、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在与疾病的斗争中逐步认识到健康和疾病的自然性质和人文性质,并积累了含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方法在内的诸多预防、诊治疾病的方法。
2新医学模式的确立与医学人文科学性质的重新发现
综观医学发展的历史,对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主动自觉认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被忽略了。时至今日,仍存在模糊认识,仍有人仅仅看到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将医学限定为自然科学。原因何在?这主要根源于医学的内部,是医学自身发展的结果,确切地说,与医学在近代以后的发展直接相关。在古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医家认识和预防、诊治疾病的具有笼统模糊猜测特征的整体观念中是包含着“自然科学”、“人文科学”(这里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带引号是因为当时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还不是16世纪以后的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观念和方法的。西方医圣希波克拉底强调“医术是一切技术中最美和最高尚的”,医生应具有“利他主义、热心、谦虚”的品质,人的疾病与人的生活方式相关;中国唐代药王孙思邈强调“大医精诚”,都是很好的证明。尽管古代医家的人文观念、他们借助当时的人文知识认识健康和疾病现象与医学的原始形态(尚不独立)相关联,在本质上,是一种被动和无奈,但融自然科学萌芽和人文科学萌芽于一体的古代医学注重整体的观念无疑是正确的。
近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武装了医学,为医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使医学日益成为沿着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思路和方法认识并解决问题的学科,使医学形成了生物医学的观念和模式。与古代医学比较,精确、清晰成为近代医学的特征。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近代医学在注重精确、清晰的同时,不经意地忽略了古代医学的整体观念。其中,包括对社会、心理因素致病作用和预防、诊治疾病的人文科学方法的忽略。用历史的眼光看,这是一种必然,是近代医学发展的代价。因为,当时医学的独立和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发展,激发了医生们的兴趣和热情,占用了他们的精力和时间,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看不到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忽略、甚至远离了人文科学。当然,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被忽略也有医学之外的原因,与人文科学的发展水平低下有关。提出并重视医学人文科学研究是以当代人文科学研究为背景的。应当说,当前的人文科学研究为医学人文科学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终于得到应有的关注。笔者认为,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凸显与医学模式的转换直接相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模式的取代,使人们重新发现了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医学模式转变是在根本的意义上即在关于医学本质的意义上对医学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基本结构的反思,对医疗卫生服务的目的、原则、方式的反思。
这一反思既是对现代医学进步和医疗卫生服务的理论层面的总结,更是对医疗卫生服务中存在的过分强调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技术性质,忽略甚至无视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倾向的纠正。医学模式不仅植根于医学活动,而且反作用于医学活动。在近代医学基础上建立的,促进了近、现代医学的发展生物医学模式,由于其显著的片面性最终成为制约医学发展的桎梏。而以20世纪中叶以来自然科学进步、人文科学进步特别是医学自身发展为基础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则为医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医学进入了人文科学的视野,人们重新看到了医学的人文性质。新医学模式的建立揭示了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成为落实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推动力量。但是,正如新医学模式的落实不尽如人意一样,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新医学模式的确立和在实践中的实施是一个过程,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被普遍认同也是一个过程。令人欣慰的是,新医学模式在实践中的实施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成为医学研究和临床工作的重要理念和指导思想;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也在不断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共识。
3当代科技进步、市场经济建设与医学人文科学性质的凸显
对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关注还与当代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建设相关。严格地说,是在对医学活动中存在的科学技术至上、市场至上的思潮反思和纠正中,引发了对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关注和认识。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是医学发展的两个重要背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为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提供了层次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宽阔的平台。人类基因组研究、蛋白质组研究、干细胞移植前景喜人,医学影像技术、内窥镜技术、微侵袭手术方式、新的非手术治疗手段广泛运用且效果显著。医学对人体健康、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化,预防、诊断、治疗、康复方法与日俱增,都得益于科学技术进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及其迅速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改变了并仍在改变着中国的面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直接间接地促进了医学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市场经济建设的成果为医学研究和医疗卫生工作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竞争机制引入医学研究和医疗卫生工作极大地调动了医院和医学工作者的积极性。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无论是科学技术进步,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医学的作用都不是单向的。科学技术令人震惊的发展和在医学中的应用强化了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和“科学技术万能”;市场经济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宣扬着“市场万能”。在科学技术的视野里,人是静态的“物质”、动态的“生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属性的人;科学技术对人的健康和疾病现象的认识不断微观化、精确化,向基因水平深入,但这种深入并不深刻,因为基因仅仅是健康和疾病的自然基础,基因组和基因组后研究都不能揭示健康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科学技术武装了临床诊断、治疗,不断为疾病的诊治开辟道路,也形成了对科学技术的过分依赖。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导致医疗高新技术应用上的无序甚至滥用,造成医疗卫生资源的浪费。拜金主义、道德滑坡,成为医学发展的障碍。科学技术至上、市场至上的思潮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不能不引发人们对这些错误思潮的批判。但笔者认为,科学技术至上、市场至上思潮之于当代医学的发展还只是外在的东西。医疗活动接受错误思潮的影响,根源于医疗活动自身。在医疗活动中本应给予强调、重视的东西未得到强调和重视,才抵挡不住错误思潮的侵袭。这就涉及到对医学的基本性质的认识。人们终于发觉,已有的关于医学性质的认识是片面、陈旧的。人们对医学的认识其实是个模糊概念,仅仅将医学判定为自然科学是片面的。
4医学人文科学性质的研究与当代医学进步
明确医学同时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种性质事关对医学的基本认识和医学的基础性的理念,意义十分重大。医学既然同时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那么,任何一项医学研究、任何一种医疗活动就既要符合自然科学的规律和原则,又要符合人文科学的规律和原则;医学既然同时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那么,医学的成果就不仅是自然科学进步,还必然是人文进步;医学既然同时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那么,无论从事医学研究还是从事医疗活动都必须具备自然科学精神和人文科学精神;医学既然同时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那么,医学家的科学探索使命与其承担的社会责任就必然是合二为一的;医学既然同时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那么,医学教育就必须以培养具有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的人才为目标。可见,关于医学的人文评价、关于医学的人文精神的研究、关于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都是建立在医学具有人文科学性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的。
在强调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的同时,发现、发掘、阐释医学自身具有的人文科学性质,至关重要。医学具有人文科学性质提示,要重视人文科学在医学发展中的作用,深入开展医学人文科学研究,实现医学人文科学在当代医学发展中的价值。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自然科学技术进步而发展,医学有了长足的进步。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工程学诸多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对医学发展的促进作用,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医学工作者关注自然科学技术进步,科技工作者关注医学问题,医学工作者与科技工作者密切合作、联合攻关,开展以解决医学问题为目的的应用基础研究,取得了一项又一项成绩。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已经达到基因水平,人们认识了许多以往未全面认识甚至根本未认识的疾病;人们创造了许多诊断治疗疾病的新方法。但医学的进步并不尽如人意。许多疾病病因不清、机理不明;即使未来的基因组后研究、蛋白质组研究能够揭示作为生物体的人的先天遗传特征,也无法说明与人的后天社会、心理状况直接相关的人的健康水平。
精神医学的未来篇2
张大妈，65岁，太原市退休工人。患者自2年前开始，无明显诱因出现：突然发作的胸痛，疼痛剧烈，伴有大汗，呼吸困难，胸闷，心慌，有濒死感，发作时自感死亡已经来临，惊叫，四处呼救，多在夜间12点至2点发作，拨打120急救，每次查心电图除窦性心动过速外，其余均正常，考虑“冠心病”给以吸氧，心电监护，静脉输液，症状不能缓解，给以肌肉注射安定后，症状缓解入睡。曾在省内各大医院住院治疗，也曾经去北京阜外医院治疗，两次做冠脉造影未见异常，多次检查心电图未见明显异常，化验检查正常，心脏彩超，胸片正常，基本排除“冠心病”，但仍给服用：阿司匹林、消心痛、倍他乐克、他汀类药物等等。患者未见疗效，仍然不停发作，每月发作1到2次。之后，每当患者由120急救车送到医院后，急诊室医生和护士都熟悉了，常规心电图后，每次给以肌肉注射安定10mg后，大约半小时就缓解，但病人仍然不敢回家，都要在急诊室睡一晚，问其为什么，“怕回家后又发作，待在医院就放心了”患者常常这样说。
医生建议她去看心理医生，但患者不接受，认为自己性格开朗，不会有精神问题，后在家属劝说下来山西省太原精神病医院就诊。
接诊病人后，患者首先把厚厚的病历资料拿出来，焦虑不安地说：“医生快救救我吧”,我一边安慰，一边仔细询问病史，患者除上述症状外，在发作的同时伴有极度的紧张和恐惧感，好像就要死去，全身乏力，四指颤抖，周身大汗，面红，周围环境似有变化，看不清东西，头昏，头疼，四指麻木，感觉异常等。每次发作持续10到40分钟，很少超过1小时，运用安定剂有效。发作期间始终意识清楚，高度警觉，发作后仍有余悸，担心再发，代之以疲乏无力，需要数天才能恢复。既往没有类似发作史和其他任何病史。
继续询问有无相关事件和可能的原因，患者说3年前老伴因“心肌梗塞”去世，自己也担心患“冠心病”，并且曾经有医生说“你患的是冠心病，非常严重，必须绝对卧床休息，不能过多活动，否则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自己整天担心的就是发作的痛苦和自己的生命危险，每天都在恐惧中度过，不知哪一天发作过后，就再也活不过来了。
进行细致的体格检查未见异常，并且仔细查阅了既往的病历资料：心电图、化验检查、冠脉造影结果、心脏彩超、胸片等等，未发现心脏病证据。
根据患者的病史和临床表现，辅助检查资料，我们诊断为：惊恐障碍。
治疗给以：1.抗焦虑药物：罗拉，帕罗西汀。2.心理治疗。经过4周治疗，患者症状消失，以后继续巩固维持治疗，患者未再发作，情绪稳定，恢复正常的生活。
心慌、气短、胸闷和胸痛是惊恐障碍最具有特征性的症状，惊恐发作而被当作心脏病发作，当作冠心病或心肌梗塞治疗，甚至送入ICU抢救的病例也是较常见的。
精神医学的未来篇3
所谓“未病”就是身体健康，没有疾病，心理以及社会适应能力正常。中医称人的这种状态为“阴阳平和”，即属于无病的范畴。为了达到无病、抗老防衰、延年益寿的目的，《黄帝内经》还把“摄生”作为“治未病”的最佳举措，如“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等都是“治未病”的经典记述。根据这些经典名句，后世医家发明了吐纳导引、疏通经络、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体育锻炼、心理疗法、精神疗法、服补药补品、吃药膳、吃蔬果等的“治未病”方法，以求得强健身体，祛病防衰、延年益寿。
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论诊候第四》中说：“古人善为医者，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若不加心用意，于是混淆，既病者难以救矣。”这里是说古代好的医生注重在人身体健康时采取各种措施预防疾病。中等医生注重在人将要生病时采取各种措施避免疾病发生。一般医生只注重已经发生的疾病的治疗，但如不及时治疗，待到疾病严重后才去治疗，往往难以救治。
“冶未病”，即未病先预防，应注重调养身体，调养精气神，提高机体抗病能力。中医十分注意精神调养、体育锻炼和衣食住行。中医认为喜、怒、忧、思、悲、恐、惊等情志刺激是百病之源。因此，中医认为，人如能情绪稳定、情操高尚，不生气发怒，无私寡欲，心情舒畅，精神愉快，才能气机调畅，气血平和，正气旺盛，不生疾病。经常进行体育锻炼、增强体质提高抗病能力，人就不会生病。饮食上如过饥，过饱、大鱼大肉、抽烟、酗酒、饮食不卫生，都会损害脾胃及脏腑，使人生病。人要随季节变化而有规律的起居，特别是不要熬夜，不要早晨睡懒觉。还要讲究卫生，防止衣物、环境、水源、食物污染，并要注意避免外伤、毒虫毒蛇野兽咬伤等。
精神医学的未来篇4
【关键词】抗精神病药物；高尿酸血症；精神分裂症；检验诊断
中图分类号R749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6805（2015）34-0028-03
【Abstract】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epidemiologicaldistributionofhospitalizedpsychiatricpatientswithhyperuricemia，correlationanalysisandantipsychoticdrugs.Method：600casespsychiatricinpatientswerecollected，therewere103casesofconcurrentincludedconcurrentgroupincluded497caseswithoutcomplicationsnotconcurrentgroup，comparedtwogroupsofrelateddataanddruguset.Result：Therewere103cases（17.17%）ofasymptomatichyperuricemia，takingantipsychoticpotency（480±235），medicationtimewas（13.4±12.3）years，medication[clozapine（39.81%），risperidone（16.50%），chlorpromazine（23.30%）andother（20.39%）]，combineddrugs（15.53%），comparedwiththosetherewerenosignificantdifference（P>0.05）.Beforeandaftertreatment，serumconcentrationsofUAhaddifferentdegreesofrise，butthedifferencewasnotstatisticallysignificant（P>0.05）.Conclusion：Psychiatricpatientswithhigherriskofhyperuricemia，rationaluseofdrugstohelpreducelong-termriskofhyperuricemiaconcurrency.
【Keywords】Antipsychoticdrugs；Hyperuricemia；Schizophrenia；Laboratorydiagnosis
First-author’saddress：QujingThirdPeople’sHospital，Qujing655000，China
doi：10.14033/ki.cfmr.2015.34.010
高尿酸血症（hyperuricemia，HUA）即尿酸高于正常水平的一种代谢性综合征，是关节炎、肾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风险因素，其病发与基因遗传、药物等密切相关[1]。临床上，在应用抗精神类药物时，需监测相关指标，保障用药安全，降低并发HUA、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抑制糖尿病病发、进展，有助于增进疗效，改善患者生存质量[2]。本次研究以精神分裂症为对象，探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与高尿酸血症的相关性，为后者的检验诊断提供经验借鉴，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2012年2月-2014年2月笔者所在医院共收治精神病患者600例，其中男363例，女237例，年龄23～73岁，平均（55.2±4.9）岁，病程8～38年，平均（23.2±10.3）年，住院时间1～13年，平均（5.3±4.1）年。纳入标准：（1）参照CCMD-3国际标准[3]，确诊为精神分裂症；（2）住院时间≥1年；（3）自愿参与、知情同意；（4）未合并有严重的并发症，如严重心律不齐、肾功能不全；（5）未常用口服调压、降脂等药物；（6）无痛风、卒中发作历史；（7）知情同意。
1.2方法
进行采血，筛查诊断高尿酸血症。正常饮食，次日晨起8∶00，空腹抽取静脉血，使用贝克曼库尔特CX5PRO生化分析仪及配套试剂检测尿酸（UA）等相关指标。自制调查问卷，收集患者一般资料，如年龄、性别、病情等，调取治疗报告，收集患者用药、疗效评估等情况。
1.3判定标准
在正常饮食下，非同日两次空腹血尿酸水平，男>416μmol/L（7mg/dl），女>358μmol/L（6mg/dl），且无痛风发作，可判定为无症状高尿酸血症[4]。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8.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字2检验。P
2结果
2.1合并高尿酸血症情况
600例患者，共发生无症状高尿酸血症103例（并发组），其中男72例，女31例，平均年龄（53.4±8.3）岁；病程8～35年，平均（22.2±10.5）年；住院时间1～12年，平均（5.6±3.2）年。未发生高尿酸血症患者497例（未并发组），其中男291例，女206例，平均年龄（54.2±3.8）岁，病程8～38岁，平均（23.8±10.9）年；住院时间1～13年，平均（5.2±4.0）岁。两组性别、年龄、病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高尿酸血症与用药情况
两组服用抗精神药物效价、用药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1。两组用药类型分布、合并用药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2.3用药情况对血清尿酸水平影响
用药治疗前后，血清UA浓度均有不同程度上升，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3。
3讨论
本次研究中，精神病患者高尿酸血症发病率为17.17%，略高于谢红涛等[5]统计，可能与纳入标准存在差异、年龄偏高有关，远高于同年龄段正常人群高尿酸血症发病率，提示精神病可增加并发高尿素血症风险。
应用抗精神病药物是治疗精神病主要疗法，本次研究基于此，对笔者所在医院收治的精神病患者高尿酸血症与用药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发生无症状高尿酸血症者性别、年龄、病程与未发生者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住院本身不会增加合并高尿酸血症风险，但参考文献[6-7]统计结果表明住院时间越长、年龄越大，合并高尿酸血症风险越高，与此次研究结果并不一致，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医院收治入院时合并高尿酸血症比重较高有关，本组患者平均（55.2±4.9）岁，平均住院时间（5.3±4.1）年，尽管不同患者年龄差较大，但经过长时间系统的规范治疗，抵消了来自于年龄的正相关作用，使不同时间段住院患者合并高尿酸血症比重维持在均等水平。精神分裂症患者未并发高尿酸血症者与并发者，服用抗精神药物效价、用药时间、用药类型分布、合并用药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用药与高尿酸血症发生不存在显著相关，与徐爱良等[8]学者研究相悖，这可能与医院用药价效、合理用药水平较高有关，本组患者人均药效（449±255）、平均服用时间（14.48±11.2）年，用药有效地控制了病情，抑制疾病进展，最终起降低高尿酸血症病发风险目的。用药治疗前后，血清UA浓度上升幅度在20～30μmol/L，其具体作用机制尚不明晰，但有研究证实每一次较明显的代谢紊乱都可能带来短期内无法挽回的靶器官伤害，这种损伤难以有效规避[9-10]。
综上所述，精神病患者并发高尿酸血症几率较高，合理用药有助于降低长远期高尿酸血症并发风险，但可能致短期内靶器官损害，易合并肾脏病、心脑血管病等多种疾病。医院应围绕控制、治疗精神病，尽量降低抗精神药物的使用剂量，积极探索其他疗法治疗精神病，积极引起抗不良反应治疗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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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医学的未来篇5
论文摘要：完整意义上的科学教育应该包括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具体层面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传授;二是抽象层面的科学精神的培养。如果说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传授是科学教育的实体的话，那么科学精神的培养则是科学教育的灵魂。不断现代化的中医学已经为融现代与传统为一体的科学精神创造了一种契机，我们应当善于抓住这一契机，归纳符合中医学形态的科学精神，把握中医学为我们创造的科学精神，培育中医药教育的科学灵魂。
1科学精神的内涵
科学精神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逐渐形成和不断发展的一种自觉崇尚科学的精神状态，它蕴涵着科学的理念、科学的手段和科学的方法，是开启民智、彰显理性的先锋。科学精神所造就的是人类对科学的追求和探索，是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发展。
1.1科学精神的内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在继承中不断创新与发展。科学精神所张扬的，是贯穿于一切科学活动、一切科学探索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依据和准则，包括思维所依据的准则，判别所依据的准则，行动所依据的准则等等。一个人若自觉不自觉地违背了这些依据和准则，就必定会陷入背离或远离科学方向、科学道路而滑向认知的误区，滑向离真实、离真理、离真情越来越远的道路上去。由此可见，科学精神实际上是从科学中提炼、升华出来的科学理性成分，其内涵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与人类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在总结科学精神的内容时，既要考虑其时代特征，又要关注其继承性，既不能泥古不化，又不能以现代科学偏废传统.
1.2现代科学精神的内涵是与现代科学体系相伴而生的，是西方古代科学精神的延续。WWw.133229.COm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古代科学精神，有一种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亚里斯多德曾说:“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这种对待科学的态度也正是整个古希腊文化的根本精神所在。兴起于以培根为代表的感官唯实主义的西方近现代科学教育强调科学的工具价值和功利性。培根说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应当是“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海森堡为近现代科学被功利性推进的图景作了如下描绘:“知识的每一步进展都和从它能引导出什么实际应用的问题相联系，科学的进展被描绘为征服物质世界的十字军，实用成了时代的口号”。应该说古代的西方科学远远落后于中国，但西方人对待科学的态度使西方人无形中在不断地进行科学知识的积累，进行科学手段和方法的探求，同时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中得以不断地开发和利用，并在运用中得到发展。18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后的西方科学开始走到了我们的前面，近、现代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夭文学、地理学等等应运而生。在医学史上，显微镜的发明就使西方人对疾病的认识步入了新的阶段，结束了数千年来与疾病抗争过程中的被动地位.正因为如此，西方古代科学为现代科学奠定了基础，现代科学精神也就萌芽于西方古代的科学精神。
1.3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创造了早期科学的辉煌，我们不能因其衰微而否认其合理而深刻的内涵。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是一种建立在中华传统文化和哲学理念上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态度，蕴涵着深刻的科学方法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倡导的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以伦理为本位的实践观，强调要认识自然万物运动、变化和相互联系的普遍规律，并倾注精力去寻找利用这些规律的方法，从而达到认识真理、改造世界的目的。传统的科学精神为我们民族的科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医药就是中华传统科学精神的杰作。在数千年的发展中，中医药诞生了完整、丰富、而又无法取代的理论体系。在天人合一观的指导下，中国传统的科学没有进入微观世界去分析物体的构成及其运动、变化和联系的规律.在科学发展的早期，人类的科学手段极其落后，科学知识的积累刚刚起步，人类对绝大多数自然现象槽懂无知，天人合一的观念，使科学能够跨越许多障碍，创造出中医药的奇迹。但夭人合一的观念也推动了以自省、自我完善为特征的文化形态，形成了注重人文领域的间题，而对自然之物漠然处之、被动顺应的态度，并进而造就了泛道德主义的传统文化特质.当人们总是以伦理的眼光来观察自然的时候，就不可能赋予自然本体的地位，就缺乏一种按照自然本来的面目客观地认识自然的动机。中华传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就不再张扬科学领域的理念，科学精神被剥离了出来，并逐步消失。但我们不应该否认传统科学精神曾经所开辟的科学途径，对今天的科学仍具有指导意义，重新挖掘传统科学精神对培育完整的现代科学精神体系是十分为重要的。
2科学精神在中医学中的体现
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是一对卵生兄弟，是人们在抛弃谬误、获得真理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思维和行为。但科学精神是激励和规范人们创造活动的强大的精神力量，是激励人们进行实践创造活动的精神支柱。正是在科学精神的推动下，人们看到了理性力量的伟大，开始不断地进入微观和宏观世界，深刻反省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认知和发掘更强大的科技力量。科学方法是认识自然或获得科学知识的程序或过程，是程序、途径、手段、技巧或模式，从总体上看，科学方法不外三大部类:经验方法、理性方法、臻美方法。科学方法在科学精神的指导下产生，科学方法中蕴涵着深刻的科学精神，我们研究中医学中的科学精神，必然要从中医学的方法论入手，从中不断提取科学精神的元素。
2.1中医学的科学精神，其实质在于开发人类思想最大的潜力.中华传统科学精神的这一特质与现代科学精神所倡导“发展性、创造性、突破性”的高级思维是不谋而合的。人类社会正是依靠了这三性思维，才达到今天这样的高度文明的。从现代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中医学“天人相应”、“阴阳五行”学说，实际上是古代的系统辨证哲学方法，“从象测脏”实际上是原始的黑箱方法，“取类比象”实际上是原始的同构方法以及辨证方法、原始的系统分析法或状态变量法。这种发散性思维、立体性思维、辐射性思维、求异性思维，从不同的方向、途径和角度去构思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另辟蹊径，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类的智慧，使科学能够突破科学手段不足、科学知识有限的难题和科学研究与道德、伦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取得发展。这也是一种提倡深思熟虑、勤于并善于观察、事事留心、善于哲理思考的科学态度。
2.2中医学中的科学精神在于倡导一种唯物、辨证的价值观。在人类还处在原始的神话与迷信的时代，中华民族就能诞生这一新颖的医学学科，一直为世人所惊叹。中医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之所以能按照自己独特的方法论独自发展，就在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渗透着唯物观和辨证地看待世界和自然界的方法论。“天人合一”的观念、“道”的概念就是强调要研究自然界、适应自然界，把人作为自然界的一个部分来思考、来观察.远古中国巫术盛行，但巫术既研究神学，也研究自然规律，甚至包含着对自然规律的顶礼膜拜，乃至神秘化。远古中国对神学的研究、对自然界的研究以及哲学家对社会人与事的研究，互相包含与肯定，互不干扰，为唯物观、辨证观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2.3中医学中的科学精神在于为中医药创造一种宽松的发展环境。中医学采用整体观去研究人体和疾病，想尽一切办法，调动一切思维，摸索科学的方法论，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创造出辉煌而惊人的科学奇迹，与宽松的意识形态环境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中医学的书籍浩如烟海，可谓学派纷呈而又海纳百川，相互借鉴，共同发展。这一点与西方中世纪教会统治下把愚昧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学术界，科学环境极为黑暗形成了鲜明的比照。
2.4中医学中的科学精神在于倡导积极的、多元的思考方式。中医学研究人体和疾病，要求医学研究者必须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因为没有对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深刻研究，既使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也不可能认识人体的发病规律的.事实上中医学在研究人体系统的同时，对人体系统、自然系统、社会系统及其三者的相互关系都有相当深刻的研究。中医理论体系的源泉—《黄帝内经》就是古人“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而成的。
3弘扬中医药中的科学精神对中医药发展的重要意义
科学精神是人们达至思想、观念现代化的最重要基石，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对中医药的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3.1弘扬中医药学中的科学精神，可以为中医药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中国的近代史上，对科学的认识曾经走过一段弯路。现代科学传入我国之时，正值内优外患，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科学成为最有魅力的名称，开始由形下之“器”上升到形上之“道”，演变为一种绝对的、终极的信仰体系。陈独秀便明确主张“以科学代宗教”。胡适曾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与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里的“科学”当然是指发端于西方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这种对科学的极度尊崇，把科学奉为信仰的态度，恰恰违反了西方科学精神对新知识的探求，泯灭了怀疑的意识和理性的批判。因为信仰不能包容怀疑，怀疑的产生标志着信仰的动摇。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些人不是去研究中医学所确立的未知领域，而是把中医学排斥在科学之外.中医学从疾病证候出发，通过探讨疾病现象及其相互作用的规律，进而研究人体内部生命活动的规律，从一个西方医学未能进入的角度探求生命的本源和疾病的防治，这种学说此时此刻开始经历了惊涛骇浪的考验，屡遭摒弃。事实上，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和西方的科学精神，都包含了极其深奥的科学准则和依据.中华民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医药学，而西方科学也曾经走过了一段漫漫的长夜，在痛苦中摸索，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挣扎。这就证明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的伟力。东西方科学发展在不同的阶段都各有偏废，都曾经为背离、远离科学方向而付出沉重的代价.解放后，摒弃中医药成为逆流，中医药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但中医药仍然在人们对传统的误读中艰难地前进，中医药教育和科学知识的普及极为困难，部分中医药专业学生专业思想不稳定.弘扬中医学中的科学精神，可以回归科学精神的本质特征，使人们真正理解科学精神的内涵，为中医药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
精神医学的未来篇6
【关键词】自杀未遂;流行病学;河北省;现况调查
中图分类号:C91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6729(2010)005-0362-04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0.05.011
伤害是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而自杀是伤害首位死因[1]。自杀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的影响,大约每一个自杀者的周围至少有5位亲近的人受到牵连,使他们长期为此悲痛和烦恼。自杀未遂是自杀成功的高危因素。目前世界上每年约有100万人自杀,至少1000万人自杀未遂(attemptedsuicide)[2]。如按联合国的估算方式,即每出现一个自杀成功者,就可能有10～20个自杀未遂者[3-4]。据卫生部统计,我国每年约有25万人自杀死亡,200万人自杀未遂[5]。本文探讨自杀未遂者的流行病学特点并分析自杀未遂的相关因素,以预防和干预自杀行为的发生。
1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来源于2004年10月至2005年3月在河北省进行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现场抽样调查[6]。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按精神疾病患病率15%计算样本量,共调查≥18岁人群24000人,农村框架样本20696人(86.23%),城市框架样本3304人(13.77%),其人口学特征与全省近似[7]。结果失访3284人,有效样本20716人。具体抽样方法及过程参见本课题组之前的研究报告[6]。在调查的20716人中,女性10373人(50.1%),男性10343人(49.9%);年龄18~86岁,平均(44±15)岁;城市2669人(12.88%),农村18047人(87.12%)。
1.2工具
本研究中自杀未遂的定义为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未导致死亡的结局。对自杀未遂的调查采用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与干预中心编制的自杀未遂调查表[8],此问卷为定式访谈问卷,包括一般社会人口学资料,自杀未遂行为的确认,从考虑自杀到采取行动的间隔时间,自伤采取方式、工具来源和主要原因,以前自杀未遂史。自杀未遂行为的确认采用自制量表,为避免被调查者抵触情绪,首先询问其近1年考虑自己生命的意义、考虑自己死亡、希望自己死了才好的念头出现、想过自杀或故意伤害自己等4个方面问题的频率,得分范围为1(无)~4(经常);最后询问过去任何时候是否有过喝药、割腕等自伤或自杀行为(是或否)。
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研究所翻译、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修订的《DSM-Ⅳ-TR轴Ⅰ障碍定式临床检查》(SCID-I/P)病人版为本次调查的诊断工具,诊断标准为DSM-Ⅳ。
1.3调查方法
由精神科护士对24000名对象全部进行自杀未遂问卷的调查,旁边没有家属及朋友等。对“过去任何时候是否有过喝药、割腕等自伤或自杀行为”一项,回答“是”确定为有过自杀未遂行为。继续询问从考虑自杀到采取行动的间隔时间,自伤采取方式、工具来源和主要原因,以前自杀未遂史。最后由精神科医生(工作≥5年)对有过自杀未遂者进行SCID-I/P检查,确定精神疾病的诊断。
1.4统计方法
所获资料在EPIData下采用双人双重录入计算机,转入SPSS11.0进行数据合并,合并为总数据库后,进行逻辑纠错,最后在SPSS11.0下进行统计分析。采用计量资料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对自杀未遂者进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
2结果
2.1自杀未遂发生率
终生发生率:在调查的20716人中,自杀未遂者170人,发生率为0.82%(95%CI:0.70~0.94);自杀未遂发生在近1年者37例,发生率为0.18%(95%CI:0.12~0.24)。性别发生率:女性121人,发生率1.17%(95%CI:1.02~1.32);男性49人,发生率0.47%(95%CI:0.38~0.56),女性明显高于男性(χ2=30.45,P
卡方检验显示:小学以下受教育程度、再婚以及离婚者、年龄30~39岁,自杀未遂发生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1)。
2.2自杀未遂危险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以自杀未遂为因变量,性别、城乡户口、婚姻状况、经济状况、职业、年龄、教育程度为自变量,进行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自杀未遂的危险因素有:女性、小学受教育程度、30~39岁、再婚、离婚、精神疾病(表2)。
2.3自杀冲动性
自杀未遂的冲动性表现一般按照从自杀未遂者本次考虑自杀到采取行动的间隔时间划分。5分钟内的29例,占17.1%;10分钟内的38例,占22.4%;半小时内的69例,占40.6%。若按2小时计,则大约有41.8%的自杀未遂者为冲动性自杀。
2.4自伤采取方式、工具来源和主要原因
采取自伤的方式:在170例自杀未遂者中服毒药76例(44.7%),服治疗药57例(33.5%),用工具20例(11.8%),跳落2例(1.2%),其他15例(8.8%)。使用的药物或工具来源:特意购买33例(19.4%),放在家里125例(73.5%),放在它处4例(2.4%),没用工具8例(4.7%)。最主要目的:解脱痛苦125例(73.5%),威胁他人12例(7.1%),对现实抗争9例(5.3%),减少他人负担8例(4.7%),回避责任4例(2.4%),报复他人6例(3.5%),其他6例(3.5%)。
2.5以前自杀未遂史及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自杀未遂史
以前有过自杀未遂史的有65例,占38.2%(缺失3例)。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自杀未遂者7例(3.5%)。
2.6自杀未遂者精神疾病的患病率
170例自杀未遂者中精神疾病患病率为52.9%(90/170)。其中,情感性精神障碍者34例(20.0%),焦虑障碍9例(5.3%),物质滥用8例(4.7%),精神病6例(3.5%),躯体形式障碍3例(1.8%),适应障碍3例(1.8%),器质性精神障碍2例(1.2%),进食障碍1例(0.6%),共病者24例[抑郁障碍与焦虑障碍共病者19例(11.2%),精神分裂症与焦虑障碍共病者1例(0.6%),分裂情感障碍与焦虑障碍共病者1例(0.6%),焦虑障碍与躯体形式障碍共病者1例(0.6%),抑郁障碍与躯体形式障碍共病者1例(0.6%),抑郁障碍与物质滥用障碍共病者1例(0.6%)]。
3讨论
本研究发现,自杀未遂发生率为0.82%。1年内自杀未遂发生率为0.18%,按河北省≥18岁人口4050万人口计算,那么1年内就有7.29万人自杀未遂。
在本研究中,自杀未遂者女性较男性多、农村较城市多、各年龄段中以30~39岁为最多,这与国内外报道相似[9-12]。本研究还发现小学教育程度、离婚/再婚是自杀未遂的危险因素,可能是受教育程度低者,当遇到应激事件时不能采取有效应对,从而影响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容易将自杀做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而离婚/再婚者心理负担过重,应激事件更多。
本文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精神疾病是自杀未遂的危险因素,自杀未遂者中精神疾病患病率为52.9%,低于国外有关报导80%~95%[13-14],可能与应激事件和冲动性自杀在我国自杀未遂人群中的作用比重较大有关[8,15]。略高于李献云的37.7%[8],与马长锁的50%接近[16]。提示对精神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可减少自杀未遂的发生。对自杀未遂者躯体治疗的同时高度重视其精神心理健康状况,应掌握基本的评估方法和心理危机干预措施,排除有无精神疾病的诊断。
大多数自杀未遂者采用服毒药及治疗药方式自杀,与多数学者研究结果一致[17-18],并且使用的药物大部分是存放在家里,提示对毒药及治疗药的严格控制并加强管理是预防自杀的关键。
本研究发现,自杀行为更多的表现为冲动性。如果按自杀前首次考虑自杀到采取自杀行为间隔时间在2小时以内者为冲动性自杀[19],有41.8%为冲动性自杀,说明近半数的自杀未遂者是在未经过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做出伤害行为的。38.2%的有自杀未遂史,提示对自杀未遂人群进行提前干预,防止再次出现自杀行为,以减少自杀死亡人数。
本研究局限性:(1)本次流行病学调查的样本是按照精神疾病患病率15%而定,而自杀未遂发生率
致谢:感谢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为本次研究提供的帮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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