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逻辑基本原理(6篇)
辩证逻辑基本原理篇1
【关键词】辩证逻辑；形式逻辑；对立统一；创新思维
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两者都是以思维形式的规律、方法等作为研究对象，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共同的地方，体现出了统一性。但两者之间同样也存在着区别，又具有对立性。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要用矛盾的观点看问题、办事情，因此当我们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重新审视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收获新的启示。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亦称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或矛盾规律。它揭示出，社会和思想领域中的任何事物以及事物之间都包含着矛盾性，事物矛盾双方又统一又斗争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既然我们所从事的逻辑学研究正是在思想领域内进行的活动，那么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作为逻辑学的一部分，同样也就包含着矛盾性。而之所以逻辑学的研究能够不断地发展、壮大，就是因为源自逻辑学自身内部的这种矛盾，使得这一学科能够长足发展而又经久不衰。
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首先，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我们都知道，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是逻辑学的两个不同的分支，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第一，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不同。辩证逻辑是以辩证思维形式、辩证思维规律和辩证思维方法作为研究对象的，比如说辩证概念、辩证命题、辩证推理、辩证假说、辩证论证等。而形式逻辑是以普通思维形式作为研究对象的，它所研究的概念、命题、推理等是基于普通思维而进行的。第二，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研究方法不同。形式逻辑在研究人的普通思维形式时，抽象地把握各种命题和推理的“纯形式”的特征，把它们当作毫无内在发展关系的东西进行逐一排列。所以，形式逻辑是人们对既成的、凝固的、间接的认识成果进行纯形式地抽象、概括和加工。但辩证逻辑则是从更深层次、更大广度上来深入分析反映客观“具体内容”的形式，着重揭示每一种思维形式的辩证内容以及不同的思维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第三，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立足点不同。辩证逻辑的立足点是在于强调不同辩证思维形式之间的联系和相互转化，将对思维形式的研究扩展到更深更远的领域；而形式逻辑的立足点则在于强调普通思维形式的合条件性，它所讲的规律、方法等只能在同一思维的范围下起作用。
虽然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这二者之间有着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性质和趋势，但两者之间又具有相互依赖、相互贯通的性质和趋势。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这种相互统一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辩证逻辑离不开形式逻辑，离开了形式逻辑，辩证逻辑也就变为了诡辩。每一个辩证命题，都是由一组形式命题所构成的，或者说每一个辩证推理，都是由一组形式推理为前提的。比如我们经常讨论的“白马非马”这一论题。如果从概念这个角度来看，“白马”和“马”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说“白马非马”当然就是对的。但如果从外延这个角度再看，包括白马在内的所有种类的马都是马，那“白马是马”也对。所以在不同的条件和前提之下，“白马非马”和“白马是马”既可能两者都对，也可能两者都不对。所以要弄明白这一辩证命题，则就必须基于对着两组形式命题先进行正确分析，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又如，我们经常所持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或者可以说成是理论是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一方面，因为将精华部分给“提炼”出来了，所以理论的获得可以看成是一种升华；另一方面，通过“提炼”，很多东西，或许可能是生动活泼的东西却被抛弃了，所以在文学艺术界经常流传着这么一句话“理论是苍白的，生活是多彩的”。通过上述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辩证逻辑离开了形式逻辑，那必然会造成混乱，进而形成诡辩。
另一方面，形式逻辑离不开辩证逻辑，离开了辩证逻辑，形式逻辑便成了形而上学。例如，像“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坏人可以变成好人”这样的命题，他们都是符合形式逻辑的真命题。但深入分析起来，你就会发现，这些命题其实只反映了问题的其中一个方面，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这也就是形而上学。从辩证逻辑的角度来分析“坏人可以变成好人”这个命题，我们可以得出，只有在满足了一定的条件之下，坏人才可以变成好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满足这些条件，那坏人也可能变不成好人。比如一个坐过多年牢的犯人出狱以后，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做起了合法合规的生意，并且还回报了社会，这便是从坏人变成了好人。而如果说这个罪犯出狱后仍然屡教不改，再次做出违法的行为，那这样的坏人就没有变成好人。所以，如果离开辩证逻辑，将某个合乎形式逻辑要求的命题单独来看，或将其作为普遍适用的道理，那认识就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了。
通过分析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对立统一关系，我们可以认识到，如果我们要进行正确的思维活动，那我们就必须既遵循形式逻辑又要遵循辩证逻辑。形式逻辑是我们进行正确思维的基础和前提，而辩证逻辑则有助于我们增强思维的创造力与活力。能够熟练运用辩证逻辑进行分析思考的人，他的辩证思维能力旺旺非常强，并且经常能够突破原有思维的束缚，从而找到新的突破口。既然形式逻辑能让我们更加严谨，辩证逻辑能让我们更加聪慧，那就让我们辩证地去拥有它们吧。
参考文献：
[1]贺善侃.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推理研究比较[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9）
[2]刘明家.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研究对象的比较分析[J].湖北社会科学，2007（3）
辩证逻辑基本原理篇2
关键词：逻辑学；知性思维；理性思维；普通逻辑；辨证逻辑
中图分类号：B811.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5-001-06
收稿日期：2013-04-06
作者简介：马佩（1929―），男，河南巩义人，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一、黑格尔论逻辑学
（一）黑格尔关于逻辑学对象的论述
什么是逻辑学的对象？黑格尔说：“我们可以说逻辑学是研究思维、思维的规定和规律的科学。”“逻辑学是以纯粹思想或纯粹思维形式为研究对象。”“关于思想的某些形式如概念、判断和推论与其他的形式如因果律等等的关系，只是在逻辑学本身内才能加以研究”。黑格尔又说：“对思维的细密研究，将会揭示其规律与规则……从这种观点来研究思维的规律，曾构成往常所谓逻辑的内容。亚里士多德就是这门科学的创始人。”由上可知，黑格尔认为，逻辑学是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
我国逻辑学界关于逻辑学的对象的观点有两大派。一派人称大逻辑观派，认为逻辑学是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本文作者属于此派）；另一派人称小逻辑观派，认为逻辑学是关于必然推出亦即研究演绎推理的科学。是否可以请持小逻辑观的同志们看一看黑格尔的《小逻辑》呢？
什么是思维形式的本质？思维形式与思维内容的关系如何？试看以下黑格尔关于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形式与内容的绝对关系的本来面目，亦即形式与内容的相互转化。所以，内容非他，即形式之转化为内容；形式非他，即内容之转化为形式。”根据这段话我们可以推知：逻辑学所研究的思维形式实乃思维内容的转化。思维形式是什么思维内容的转化？黑格尔没有进一步加以说明，在拙作《逻辑哲学》中倒是有这种解释：“在客观事物的一般性质和关系中，有某些最一般的性质和关系，像事物之间类的包含关系，事物之间的条件关系、选择关系、同时关系……正确地反映这些性质和关系，能够正确地运用各种命题、推理形式，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事物的其他一些一般的性质和关系，这样的事物的一般性质和关系我们称之为事物的逻辑性质和关系。逻辑科学的范畴（思维形式）、规律所反映的乃是事物的逻辑性质和关系。”“思维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反映在思维中的客观存在（事物的性质和关系）就是思维内容。……思维内容又可以分为思维的非逻辑内容和思维的逻辑内容两类。思维的非逻辑内容是客观事物的个别性质和关系以及非逻辑的一般性质、关系的反映……思维的逻辑内容则是各个具体思维中的某种一般内容，它是客观事物的逻辑性质、关系的反映”。这也就是说，思维形式及其规律其实也是一种思维内容。它是思维的逻辑内容，是客观事物某些最一般的性质和关系的反映。
（二）黑格尔关于逻辑学作用的论述
黑格尔对于逻辑学的作用是加以肯定的。他说：“从事这种形式逻辑的研究，无疑有其用处，可以借此使人头脑清楚，有如一般人所常说，也可以教人练习集中思想，练习作抽象的思考……人们可以利用关于有限思维的形式的知识，把它作为研究经验科学的工具，由于经验科学是依照这些形式进行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下，也有人称形式逻辑为工具逻辑。”黑格尔又说：“概念的逻辑通常被认作仅是形式的科学，并被理解为研究概念、判断、推论的形式本身的科学，而完全不涉及内容方面是否有某种真的东西；殊不知关于某物是否真的问题完全取决于内容。如果概念的逻辑形式实际上是死的、无作用的和无差别的表象和思想的容器的话，那么关于这些形式的知识就会是与真理无涉的、无聊的骨董。但是事实上，与此相反，它们（逻辑形式）作为概念的形式乃是现实事物的活生生的精神。现实的事物之所以真，只是凭借这些形式，通过这些形式，而且在这些形式之内才是真的。但这些形式本身的真理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直至现在还没有受到考察和研究。”黑格尔的这段话讲的是多么精彩啊！这一段话可以给我们如下三点启示：（1）逻辑学所提供的各种逻辑形式绝非是和真（理）无关的所谓思维纯形式的东西；（2）逻辑形式乃是事物的某种（些）本质（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可解释为，逻辑形式乃是客观事物某些最一般的性质、关系的反映）；（3）现实事物只有凭借这些本质才是真的（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可解释为，任何思想只有符合这些逻辑形式时才可能是真的）。
由上可知，黑格尔认为逻辑学虽然是研究思维形式的科学，但绝非是与真理无关，而是获得真理的科学。列宁在《哲学笔记・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曾对黑格尔的这段话作了如下批注：“逻辑学是和具体科学（关于自然和精神的科学）相反的‘形式科学’，可是它的对象是‘纯粹真理’。”“黑格尔反对纯粹形式的逻辑观……他说：逻辑中形式的东西是‘纯粹真理’。”列宁还进一步批注道：“逻辑学是和认识论一致的。”“逻辑学一关于真理的问题。”遗憾的是，我国逻辑学界至今仍有人宣扬逻辑学只研究思维形式，不研究思维具体内容，因此，是不管真假的。我们奉劝这些同志，还是读读黑格尔和列宁的这些话吧！
二、黑格尔论普通逻辑、辩证逻辑
（一）、黑格尔关于知性思维（普通思维）和理性思维（辩证思维）的论述
黑格尔并没有构建任何相对完整的普通逻辑、辩证逻辑系统。他是在论述有关知性思维、理性思维的过程中，对普通逻辑和辩证逻辑进行了相应的论述，从而形成了他关于普通逻辑和辩证逻辑的思想。
黑格尔关于知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的思想来源于康德。黑格尔说：“康德是最早明确地提出知性与理性的区别的人。他明确地指出：知性以有限的和有条件的事物为对象，而理性则以无限的和无条件的事物为对象。’然而，黑格尔对于康德关于知性与理性的观点并不满意，他认为康德关于知性的观点具有片面性，因为康德“认为知性范畴之所以有限，乃因为它们仅属于我们的主观思维，而物自体永远停留在彼岸世界里。事实上，知性范畴的有限性却并不由于其主观性，而是由于其本身性质，即可从其本身指出其有限性。然而依康德看来，我们思想的内容之所以有错误，是因为我们自己在思维”。他认为康德关于理性思维的观点“仅停滞在物自体不可知性的消极结果里，而没有更进一步达到对于理性矛盾有真正积极的意义的知识。理性矛盾的真正积极的意义，在于认识一切现实之物都包含有相反的规定于自身。因此认识甚或把握一个对象，正在于意识到这个对象作为相反的规定之具体的统一”。
黑格尔认为知性思维（黑格尔也称之为理智思维）和理性思维（黑格尔也称之为辩证法的思维亦即辩证思维）乃是思维的两个阶段。他说：“思维无疑地首先是知性的思维。但思想并不仅是老停滞在知性的阶段。”什么是知性思维？他说：“就思维作为知性（理智）来说，它坚持着固定的规定性和各规定性之间彼此的差别。以与对方相对立。”黑格尔充分肯定知性思维对于认识的必要性。他说：“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理智思维的权利和优点，大概讲来，无论在理论的或实践的范围内，没有理智，便不会有坚定性和规定性。先就认识方面来说，认识起始于理解当前的对象而得到其特定的区别。例如在自然的研究里，我们必须区别质料、力量、类别等等，将每一类孤立起来，而固定其特性……知性的定律是同一律……也就是通过这种同一律，认识的过程首先才能够由一个范畴推进到别一个范畴。”接着黑格尔又从数学、法学，理论方面、实践方面，人的品格方面、人的教养方面等，说明知性思维的必要性，这里就不赘述了。
显然，黑格尔所谓的知性思维也就是由亚里士多德创始的传统逻辑所研究的思维（本文作者称之为普通思维）。但是，黑格尔又认为知性思维有其局限性，它必然要进一步上升为理性思维（辩证思维）。他说：“理智并非究竟至极之物，而毋宁是有限之物，而且理智的发挥，如果到了顶点，必定转化到它的反面。青年人总喜欢驰骛于抽象概念之中，反之，有生活阅历的人决不容许陷于抽象的非此即彼，而保持其自身于具体事物之中。”什么是理性思维（辩证思维）？黑格尔说：“在辩证的阶段，这些有限的规定扬弃它们自身，并且过渡到它们的反面。”“思辨的阶段或肯定理性的阶段在对立的规定中认识到它们的统一，或在对立双方的分解和过渡中，认识到它们所包含的肯定。”黑格尔又说：“理性矛盾的真正积极的意义，在于认识一切现实之物都包含有相反的规定于自身。因此认识甚或把握一个对象，正在于意识到这个对象作为相反的规定之具体的统一。”由上可知，黑格尔所说的理性思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辩证思维，就是按照辩证法进行思考的思维。
黑格尔给予辩证思维以最高的评价。他说：“辩证法构成科学进展的推动的灵魂。只有通过辩证法原则，科学内容才达到内在联系和必然性。”“正确地认识并掌握辩证法是极关重要的。辩证法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同样，辩证法又是知识范围内一切真正科学认识的灵魂。”显然，这些看是对辩证法进行肯定的话，同时也就是对辩证思维的肯定。
（二）黑格尔关于普通逻辑的论述
1.黑格尔对同一律的批判
由上可知，黑格尔说同一律是知性思维的规律（也就是普通逻辑的规律），并且对同一律的作用加以肯定；但是，当他谈到知性思维局限性，当然也就是普通逻辑的局限性时，又对同一律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于是同一律便被表述为‘一切东西和它自身同一”；或‘甲是甲’。否定的说法：‘甲不能同时为甲与非甲’。……这个命题的形式自身就陷于矛盾，因为一个命题总须得说出主词与谓词间的区别，然而这个命题就没有作到它的形式所要求于它的。……有人说，同一律虽说不能加以证明，但每一意识皆依照此律而进行……但这种逻辑教本上的所谓经验，却与普遍的经验是相反的。照普遍经验看来，没有意识按照同一律思维或想象，没有人按照同一律说话，没有任何种存在按照同一律存在。如果人们说话都遵照这种自命为真理的规律（星球是星球，磁力是磁力，精神是精神），简直应说是笨拙可笑。”这里对于普通逻辑同一律的批判可谓十分严厉了。如果按照同一律讲起话来就只能是“星球是星球”、“磁力是磁力”，那么，同一律乃至整个普通逻辑不仅不是什么科学，而且成了人们思维的桎梏了。问题在于真正了解同一律的人都知道，同一律并不要求人们说话只能说“星球是星球”，同一律的“甲是甲”只是要求人们思维要保持概念的确定性，不要混淆、偷换概念。黑格尔为了强调知性思维以及普通逻辑的局限性，不惜片面曲解同一律的内容，确实是不应该的！
2.黑格尔对排中律的批判
黑格尔说：“排中律是进行规定的知性所提出的原则，意在排除矛盾，殊不知这种办法反使其陷于矛盾。说甲不是正甲必是负甲；但这话事实上已经说出了一个第三者即甲，它既非正的，亦非负的，它既可设定为正的，亦可设定为负的……即就数的单纯的加减或抽象的方向而言，我们也可以说以零为它们的第三者……”可以看出，黑格尔对排中律的批判同样是在歪曲排中律的基础上进行的。众所周知，排中律的公式“甲或非甲”，是说任一事物都有它之所以为它，以及它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不同之处。因此，任一事物，要么是甲，要么不是甲，绝不可能既是甲，又不是甲，亦即任一事物，如果是甲，就不是非甲，如果是非甲，就不是甲。如果对任一事物，既称之为“甲”，又称之为“非甲”，这就是“自相矛盾”。黑格尔说排中律“意在排除矛盾”，这倒是正确的。但说排中律又使自己陷于矛盾，却是不正确的。黑格尔把排中律的“甲或非甲”歪曲为“正甲或负甲”与“正数或负数”，说什么“正甲”与“负甲”之间有“甲”这一中间物，“正数”与“负数”之间亦有“零”为中间物。但是，试问黑格尔，难道排中律的“甲或非甲”与“正甲或负甲”、“正数或负数”是一样的吗？难道“甲”能成为“甲”与“非甲”的中间物吗？
黑格尔又说：“代替抽象理智所建立的排中律，我们毋宁可以说，一切都是相反的。事实上无论在天上或地上，无论在精神界或自然界，绝没有像知性所坚持的那种‘非此即彼’的抽象东西。无论什么可以说得上存在的东西，必定是具体的东西，因而包含有差别和对立于自己本身内的东西。”这里，黑格尔用辩证思维来否定普通思维的排中律，又犯了片面性的错误。不错，任何事物都是具体的，都是内部包含有差别和对立的统一体。辩证思维能看到这一点正是它比普通思维高明（看得更深刻）之处；但是，决不能把辩证思维和普通思维对立起来，用事物都具有具体性来否定排中律。从一方面看，事物内部都包含有差别和对立的统一；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任何事物也都有它之所以为它以及它与其他事物所以根本不同之处的规定性。并且就认识的秩序来说，人们总是首先要认识事物之间的这种差别，然后才能进一步认识事物内部的那种差别和对立的矛盾。当然，我们可以肯定普通思维有局限性，肯定普通思维与辩证思维之间初等思维与高等思维的关系，但决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以辩证思维来否定普通思维。黑格尔要求人们必须首先承认普通思维的权利和优点，并且从多个方面证明认识事物的规定性和确定性的重要性。这里却又要用辩证思维来否定普通思维的正确性，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3.黑格尔对充足理由律的批判
什么是充足理由律？黑格尔说充足理由律是“某物的存在，必有其充分的根据”。首先，黑格尔对充足理由律的解释是不准确的。充足理由律是有关思维的规律，而黑格尔却把它说成有关事物的规律了。
黑格尔又说：“形式逻辑在阐明这条思维规律（指充足理由律）时，却对于别的科学提出一个坏的榜样。因为形式逻辑要求别的科学（须说出根据），不要直接以自己的内容为可靠，但它自己却提出一个未经推演、未经说明其中介过程或根据的思维规律。”我们认为，说形式逻辑未给充足理由律提供充足的根据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形式逻辑充足理由律最早是由莱布尼兹提出的，他说：“充足的理由或最后的理由应当存在于这个偶然事物的系列之外……所以事物的最后理由应当在一个必然的实体里面……而这个实体就是我们所谓上帝。”这种“上帝”是事物的充足理由或最后的理由的唯心主义说法，当然不能算是为充足理由律本身提供了充足的根据。但是，决不能说形式逻辑绝不可能为充足理由律提供充足的理由（根据）。当代具有一定形式逻辑知识的人都知道，充足理由律的客观根据（客观基础）乃是客观事物必然联系特别是事物因果联系的反映。“既然一个事物存在必然有它所以存在的条件和原因，那么，一个判断被确立为真，也必然要有足以确立该判断为真的理由；既然没有一定条件和原因的事物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么，没有充足理由，一个判断也就不能被确立为真。”因此，说充足理由律是没有客观根据的，是不正确的。
4.黑格尔对普通逻辑“概念”理论的批判
黑格尔说：“在‘知性逻辑’里，概念常被认作思维的一个单纯的形式。”但是，黑格尔却又说：“我们常说，从概念去推演出内容，例如，从财产的概念去推演出有关财产法的条文，或者相反，从这些内容去追溯到概念。由此就可看出，概念并不仅是本身没有内容的形式。因为假如概念是一空无内容的形式的话，则一方面从这种空形式里是推不出任何内容来的，另一方面，如果把某种内容归结为概念的空形式，则这内容的规定性将会被剥夺掉，而无法理解了。”很显然，黑格尔这里犯了“偷换概念”的毛病：把普通逻辑中所研究的仅仅是“概念”这种思维形式的概念，偷换成某个具体科学中的具体的概念（如“财产”）了。以这种办法来批判普通逻辑，又怎么能服人呢？
黑格尔又说：“关于知性逻辑所常讨论的概念的来源和形成问题，尚须略说几句，就是我们并不形成概念，并且一般来说，概念决不可认作有什么来源的东西。……我们以为构成我们表象内容的那些对象首先存在，然后我们主观的活动方随之而起，通过前面所提及的抽象手续，并概括各种对象的共同之点而形成概念，――这种想法是颠倒了的。反之，宁可说概念才是真正的在先的。事物之所以是事物，全凭内在于事物并显示它自身于事物内的概念活动。……换句话说，世界和有限的事物是从神圣思想和神圣命令的圆满性里产生出来的。由此必须承认，思想，准确点说，概念，乃是无限的形式，或者说，自由的、创造的活动，它无需通过外在的现存的质料来实现其自身。”先有客观事物，后有概念――概念是人们思维对事物本质属性的反映，这是关于概念的唯物主义观点，也是正确的观点。黑格尔却说什么“这种想法是颠倒了的”。黑格尔认为，概念具有神圣性、无限性，是先有概念，整个世界都是由概念创造出来的。这里，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倒真是把事情弄颠倒了。
由上可知，黑格尔在对普通逻辑进行论述时，为了说明普通逻辑的局限性，往往不惜对普通逻辑加以歪曲，以致造成普通逻辑与辩证逻辑的根本对立。这一情况所造成的恶果之一就是后人往往把普通逻辑与形而上学混为一谈。我国在上世纪30年代，曾经因此对普通逻辑开展了大规模的批判。苏联建国后则长期把普通逻辑排斥在大、中学校的教学范围之外。直到1940年，斯大林为普通逻辑恢复了名誉，苏联在全国范围内又进行了逻辑问题大讨论，人们才把普通逻辑与形而上学严格区分开来。
（三）黑格尔关于辩证逻辑的论述
在黑格尔的《小逻辑》中，并未把“哲学”和“逻辑学”、“辩证法”和“辩证逻辑”严格加以区分，书中有关辩证法的论述，也就是他有关辩证逻辑的论述。
1.黑格尔关于对立统一律的论述
“一切有限之物并不是坚定不移，究竟至极的，而毋宁是变化、消逝的……有限事物，本来以他物为其自身，由于内在的矛盾而被迫超出当下的存在，因而转化到它的反面”。“同一矛盾原则是构成其他一切自然现象的基本原则，由于有了内在矛盾，同时自然被迫超出其自身”。“近代哲学常被人戏称为同一哲学，殊不知，揭穿了脱离差别的单纯知性的同一是虚枉不实的，恰好就是这种同一哲学，特别是思辨逻辑学，而这种新哲学也曾确实竭力教人不要自安于单纯的差异，而要认识一切特定存在着的事物之问的内在统一性”。“在对立中，有差别之物并不是一般的他物，而是与它正相反对的他物；这就是说，每一方只有在它与另一方的联系中才能获得它自己的（本质）规定，此一方只有反映另一方，才能反映自己。另一方也是如此；所以，每一方都是它自己的对方的对方”。“无论什么可以说得上存在的东西，必定是具体的东西，因而包含有差别和对立于自己本身内的东西”。由这些话可知，黑格尔认为对立统一规律（他称之为“同一矛盾原则”）乃是事物、思维和辩证逻辑（他称之为思辨逻辑学）的基本规律。这一规律告诉我们，任何事物和思维内部都包含有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推动事物的发展，推动事物由此物必然转化为他物。
2.黑格尔关于质量互变规律的论述
“如果某一质量统一体或尺度中的量超出了某种界限，则和它相应的质也就随之被扬弃了。但这里所否定的并不是一般的质，而只是这种特定的质，这一特定的质立刻就被另一特定的质所代替。质量统一体……的这种变化的过程，即不断地交替着先由单纯的量变，然后由量变转化为质变的过程”。“尺度中出现的质与量的同一，最初只是潜在的，尚未显明地实现出来。这就是说，这两个在尺度中统一起来的范畴，每一个都各要求其独立的效用。因此一方面定在的量的规定可以改变，而不致影响它的质，但同时另一方面这种不影响质的量之增减也有其限度，一超出其限度，就会引起质的改变”。黑格尔在对立统一规律中告诉我们，事物中所包含的矛盾必然促使此一事物转化为彼一事物。在质量互变规律中黑格尔又告诉我们，事物由此一事物转化为彼一事物的过程，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一开始仅仅是数量的变化，即该事物仍然是该事物；但这种量变的逐渐积累，一旦超出一定限度，就必然引起质变，亦即该物也就变成他物了。
3。黑格尔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论述
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对否定之否定规律论述得比较简单，只是说，“某物成为别物，而别物一般地又成为别物。某物既与别物有相对关系，则某物本身也是一与别物对立之别物”。“如果我们另外说，无限是‘非有限’，那末就可算得真正道出真理了，因为有限本身既是第一个否定，则‘非有限’便是否定之否定，亦即自己与自己同一的否定，因而同时即是真正的肯定”。在这里黑格尔又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必然转化为他物，此他物对该事物来说是第一个否定，而此他物进一步发展，又必然转化为他物的他物，此他物之他物则是否定之否定，而这种否定之否定乃是真正的肯定――事物在更高层次上的发展。
以上是黑格尔关于辩证法（也是辩证逻辑）基本规律的论述。在《小逻辑》中，黑格尔也谈到了辩证逻辑与普通逻辑的关系问题以及辩证逻辑有关概念、命题和推理的一些问题，这里限于篇幅就不予涉及了。
辩证逻辑基本原理篇3
关键词：悖论；逻辑矛盾；辩证矛盾
中外有关悖论矛盾归属性的问题至今没有一个定论，或者说统一意见，但是绝大多数学者在这一点上都达成了共识：即悖论内含逻辑矛盾。悖论因为自身的特殊性比较复杂，但是并不能因此就断定悖论是和逻辑矛盾、辩证矛盾平等共存的第三种矛盾，悖论是一种包含逻辑矛盾但又相对具有一定复杂性的理论和事实存在，悖论在逻辑研究中应该被认为是一种“理论事实”。虽然说悖论的内在矛盾包含有逻辑矛盾，悖论内涵的矛盾等价式属于逻辑矛盾，但是悖论与逻辑矛盾并不是种属关系，即悖论在某种程度上是需要逻辑矛盾来解释和分析的，但是它本身不能简单地划归为逻辑矛盾，更不是逻辑矛盾的一个“变种”。在当下的知识背景、认知能力和逻辑学理论基础上，还不能在形式技术和哲学说明上给出明晰而具有普遍说服力的解决途径和理论方法，把正确区分逻辑矛盾和辩证矛盾作为解决悖论属性的前提，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张建军教授就逻辑矛盾、辩证矛盾的辨别做出了艰辛的努力，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张建军在论文著作中就对逻辑矛盾和辩证矛盾进行过鞭辟入里的分析，他认为逻辑矛盾所遵循的是不矛盾律，辩证矛盾遵循的是矛盾律，也就是说，在逻辑矛盾中矛盾的p和‘p是不共存的关系，而在辩证矛盾中对立统一的矛盾双反是共存的关系；逻辑矛盾所关注的是一个性质，辩证矛盾研究的是两个性质，在逻辑矛盾中，不矛盾律要求的是同一个性质不能同时存在又不存在，即讨论的是一个性质是否存在的问题，辩证矛盾中，具有对立统一关系的两个性质同时存在的。这是区别逻辑矛盾和辩证矛盾的有效标准，这一区别标准对于确定矛盾的属性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悖论三要素：可建立矛盾等价式；公认正确的知识背景；所依据的背景知识和矛盾等价式之间的无误推导。在三要素中直接体现了悖论的形式逻辑特征――矛盾等价式，矛盾等价式是逻辑矛盾的直接表现形式，悖论矛盾的关键就在于此处无法解决的逻辑矛盾。
悖论内含逻辑矛盾，但是并不意味着悖论与辩证矛盾毫无关联，认为悖论属于逻辑矛盾的张建军教授说：“‘以特殊的逻辑矛盾’的观点看悖论，与把悖论视为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之‘中介’性‘连接点’并非不相容。”用辩证的方法看待悖论是十分必要和具有积极意义的。悖沦是一种内含逻辑矛盾的客观理论存在，但逻辑矛盾不是悖论产生所依据的前提，也不能将悖论简单地归列为逻辑矛盾，根据看来合理的前提以及合理的逻辑推出显然不合逻辑的结论，这正是悖论之为“悖”的缘由，这本身的过程和复杂性决定了认知问题的前提是不能将问题简单化。在这种推导的过程中，必须用辩证的思维方法分析和认识悖论，每一个问题都有两面性和复杂性，悖论推到的过程是要用联系的、分析的思维方式去考察悖论的前提、论证和结论之间的辩证关系，辩证地看问题，用辩证的思维方式分析问题，对于全面认识悖论和解决悖论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
首先，在悖论的矛盾等价式中就存在着辩证矛盾。建立矛盾等价式，是说明悖论内含的矛盾属于逻辑矛盾的重要论据。用辩证的认识论来看问题，在整个相对复杂的问题分析中，以逻辑矛盾的等价式来表现和符号化悖论问题的核心是合理的，但是就悖论问题本身而言，逻辑矛盾只是整个问题的主要部分和关键核心，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就是要认识到悖论中的次要矛盾，即悖论本身也包含辩证矛盾的内容。坚持逻辑矛盾是悖论的主要性质和问题的主要方面，但是在其中也包含着辩证矛盾的次要方面，以下分两点阐述说明。
其一，悖论所包含矛盾等价式中的p和‘p在理论中和矛盾律中是不能共存的，但是在悖论这个事实理论存在体系中，p和‘p在实质上已经共存了（这正是悖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定性时将悖论的实质矛盾认定为逻辑矛盾，但是产生逻辑矛盾的悖论的原因却是p和‘p的共存和不可消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p和‘p变相地演化成了两个性质，这种共存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辩证矛盾”，或者说悖论中的p和‘p拥有了辩证性。这里的共存与不矛盾律中的不共存并不冲突，是一种特例的存在事实（这种“特例性”正是讨论悖论的价值所在和解决问题的难点所在）。悖论之外的一般性逻辑矛盾的解决可从前提和推导过程中解决，其本身是一种谬误；而作为悖论内含的逻辑矛盾，并非作为一种谬误而存在，而是与悖论一样，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一般性（谬误性的）逻辑矛盾中，p和‘p是现实不共存的，而存在于悖论中的p和‘p在悖论研究中是共存的，性质上相对立的p和‘p都由相同的前提无误推出，悖论所含矛盾等价式中p和‘p共存的不合理性在于违反了“逻辑矛盾律”，撇开理论的“不可共存”，已经共存于悖论的p和‘p却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对立统一”的“辩证矛盾”的性质。“这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之中，反过来说，它们的相互联系，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对立之中。”蕴涵于同一悖论之中相互对立的p和‘p，失去任何一方，悖论也就不称之为悖论，失去任何一方，另一方的存在也就毫无意义，性质上敌对、斗争的p和‘p共存是一个悖论存在的理由并共同构成一个悖论的灵魂。
其二，辩证地看待悖论的“亦此亦彼”性。恩格斯说“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通过中介连接对立双方”。由悖论中推导逻辑矛盾等价式：“如果p，那么‘p；如果‘p，那么p，建立矛盾等价式‘p‘p’”。这必然是逻辑矛盾无疑，但是悖论的前提中就隐含的p和‘p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此”和“彼”的性质，给出了一种有限的方向选择性的推导。而“由p推出‘p”和“由‘p推出p”，这是一种可选择性的、双向的推导系统，两者在这样的双向推导中是相反相违的，二者又是逻辑矛盾等价式的两个组成部分，二者具体统一于最终建立的矛盾等价式。由“p推出‘p”和“由‘p推出p”是一种对立又统一的辩证矛盾关系，二者以建立逻辑矛盾等价式为基础和前提形成具有辩证矛盾性质的推导系统。
其次，对悖论的认识和分析是辩证的、不断发展的。悖论的存在不是单纯的一种客观存在，人的认知是一种主观参与，这就要求作为认知主体的人充分考虑这一因素，以辩证的观点考察作为认知对象的悖论和作为认知对象的人类认知。
各种悖论并不是统一整齐划一的，也不可能运用唯一的方法加以说明和解析，这也正是悖论这一矛盾性质至今尚未达成统一意见的原因。“理发师悖论”中，理发师说“我将为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我也只给这些人刮脸”。克利特人中的一个本地中先知说：“克利特人说谎话”。这两个悖论可以被当作悖论来讨论的前提是：发言者被定义为处在“论域”范围内。如果考虑语境和语言使用者的主观性，使其成为“论域”之外的发言者，悖论也就可以不存在了，而此处只可使用“可以”的字眼，恰如“可以建立矛盾等价式”中的“可以”，这也是存在于悖论问题中的一个可探讨的辩证性的认知问题。作为认知主体的我们在重视“逻辑矛盾”这一主要矛盾的同时，兼顾矛盾的辩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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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逻辑基本原理篇4
论文关键词逻辑学诡辩辨析
法律是一种强制的行为规范。它与道德以及其他规范相比，在逻辑性方面有着更高的要求，具有逻辑的固定性、严谨性、可预测性。法律条文的逻辑性越强，施行就会越有效，越不容易给人钻空子。法律虽然对逻辑要求很高，然而限于一些客观条件，如描述法律语言（母语）的局限，涉案合同、协议的不规范等等，都为法庭中的诡辩埋下伏笔。
在法庭之中诉辩双方为了打击对方，经常用到狡辩和诡辩。狡辩容易辨别，它指不符合实际的认识，违反逻辑的无效推论。而诡辩迷惑性和欺骗性比较强，是指似是而非的推理、违反事实的论证。诡辩或用貌似有效的推论，或用思维语言的技巧，或用心理因素的干扰，诱使人相信。
一、诡辩的含义
（一）诡辩的由来
诡辩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也不可考。大概，伴随着人的思考，讲话和辩论的出现，逻辑和诡辩这一对双生儿便诞生了。其中正确的思维方式、规律便形成了逻辑，而错误的、不合理的、反常的思维方式、论辩便成了诡辩。
而真正形成学科、学说，诡辩论早于逻辑学。一方面是限于人的认知水平，一方面正是对诡辩论的系统清算，才有了逻辑学。春秋作“两可之论”的邓析，创“名辩之学”，本质上是一种诡辩论，而中国最早成逻辑学体系的墨子大致比邓析晚了80多年；西方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有著名的“半费之讼”，他的哲学体系也属于诡辩论之列，而西方最早创立逻辑体系的亚里斯多德（与古印度的因明理论，中国的墨子学说并称世界古代三大逻辑体系）比普罗泰戈拉也晚了几十年。
（二）诡辩的定义，对诡辩的评价
从词义来看，诡，指违反、怪异、虚假，辩，指证明和反驳。诡辩是指形式上运用正确的推理手段，实际上违反逻辑或者用虚假的逻辑规律，推理的结果似是而非。
早期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很多都是诡辩的爱好者。随着意识形态的逐渐成熟，对待诡辩的态度也起了变化。吕不韦说诡辩：“以非为是，以是为非。”《荀子》谓其：“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绮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黑格尔谓之是故意地把真理说成错误，把错误说成是真理的论辩。一言以蔽之，有意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二、辨析诡辩
在人类的历史中，诡辩大概是和辩论一起出现的，它作为辩论的一种存在形式，当产生了辩论就会有诡辩。法庭中的诡辩与其他种类的诡辩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或有意，或无意，用似是而非的逻辑，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诡辩的研究一直为哲学家，思想家热衷，但是诸子百家，莫衷一是。诡辩种类或者说诡辩手法分类也是众说纷纭，一直没有统一的标准。笔者认为，既然诡辩是相对逻辑存在的，那么诡辩手法的分类也可以相对逻辑四大基本规律来划分。
（一）违反同一律的诡辩手法
同一律的内容是：事物是其本身，与任何其他事物都不相同。大千世界，五彩嫔纷，个体不计其数，其中所有的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
偷换概念就是法庭中最常用的一种诡辩，或利用语言效果，或利用文字上的歧义，或利用语境的多样性，但表现手法上仍是违反同一律的辩论。
某人年初向他人借钱2.6万元，中间还了2万元，借款人向其出具了“某今还欠款2万元整”的纸条，一式两份。当还款人后来再还所欠余款时，借款人却说应还2万元，并拿出纸条为证：“某今还（hai）欠款2万元整”。
常理来讲，还钱出具的只能是“收还（huan）款多少”的收据，不会出具“还（hai）欠款多少”这样的收据，这是还钱特定的语境所决定。然而纸条有一个“欠”字，诡辩者利用“还”语音歧义的机会造成了口实。多音字的字往往含义各不相同，借款人利用字的谐音性来混淆概念，将多音字的读法偏向有利自己的方向，以达到他的目的，违反了同一律的要求。
一位匈牙利商人与我国一家鞋厂签定了8万双鞋的合同。货到开箱，匈牙利商人傻眼了：所有鞋子都是左脚。致电，鞋厂老板却解释说：“‘双’是两个的意思。”无奈之下，商人只得再订了8万双右脚鞋。“双”的确有“两个”的含义，但合同中“双”指与“单”相对的“双”。本处明显作为量词用于成对的东西。而鞋厂只用“两个”的含义，却抹杀了“成对”含义，实在是用了偷换概念的诡辩。
（二）违反排中律的诡辩手法
排中律说的是任何事情在特定条件下判断，必须要有明确的“是”或者“否”，所有的中间状态都是不存在的。比如说桌上有一盏灯，从这句话来讲，要么是真要么是假，没有其他可能。在法庭论证过程中，有时候辩者违反论题要明确的原则，其论点含混暧昧，似是而非，企图按照自己意愿同一情境下作不同的解释，为某种目的辩护，这就违反了排中律的原则。违反排中律的诡辩手法有：调合折衷，貌似公正；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编造“复杂问语”，诱人上当等。
我们来举一个案例，法庭中，律师问道“你现在是否已停止殴打妻子了？”其实，律师的说法是有隐含前提的一个复杂问语，如果说这个丈夫回答肯定，那其实说明他曾静虐待过妻子；但是如果他回答否定，那就说明这个丈夫现在依然还在虐待妻子。这个问语属于复杂问语，这种复杂问语的手法在于把不当假设预先作为已经回答了的问题，暗中裹藏在另一问句中来加以偷运。破除的办法是把复杂问语分析为不同的简单问语，分别作答。二是暗含不当形容词的复杂问语。这种复杂问语中暗含的形容词所表示的性质、特征并不为对方认可，只是由于暗藏在复杂问语中顺便说出，从而分散了对方的注意力，结果被对方因不小心而接受。
有一年，镇政府招标拍卖一个两层楼的公房，结果以三万元的价格出售。过了几年，该地段拆迁，买房的人领取了十万元的补偿费。忽然确接到了法院的传单，原来镇政府将此人告上了法庭，以当年拍卖的不是此楼房的全部，而是底层的四间房间为理由，要求其返还部分“不当得利”。
经过法庭的调查发现，第一，合同上确实应该是整栋楼房；第二，当地在买卖房屋方面有一个风俗，如果买卖整栋房屋的时候，是习惯用底层房间数来作为买卖登记的房间数的。也就是说，虽然买卖整栋楼房，但当地习惯只看底层。买卖一幢楼，只有买或者未买，没有中间状态。最后的结果是法庭判定镇政府败诉。
（三）违反充分理由律的诡辩手法
充足理由律也被称为因果原因，含义是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充足原因。或者说判断一个事物为“真”或者“存在”，必须要有一个为什么这样而不那样的充足理由。充分理由律在法庭上有着特殊的意义，不论是诉辩双方的论证还是法庭的判决，都需要有充分的并且必要的理由。实际在法庭中，由于诉辩双方的证据论证并不非常充分，所以论辩者就会用一些手法诡辩，比如以偏概全，循环论证，虚假论据等。
以某案例来说，一个股长贪污案。法庭上，辩护律师说道：“被告是不能构成贪污罪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银行的老行长有言啊，老行长说，股长工作干得好，群众关系也不错，还听上级的话，年年都都是劳模，这样的人不是人才么，所以他犯的事情也只是一个认识问题，老行长党龄长，思想水平高，深得市长信任，他说的话还有错吗？”
辩护律师言之凿凿，看似理由很多很充分。但是仔细分析，工作好，关系好，劳模；老行长话的权威性，这些理由能推出此股长没有贪污的结果么？显然，这些理由和贪污不贪污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律师的诡辩典型违反了充分理由律。
循环论证的诡辩在法庭上常表现出这样的形态，以被告的行为为之定罪，而后有用此罪名证明行为存在，比如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公诉人道：“此人盗窃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一犯再犯，屡教不改。”
辩护律师问：“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的观点。”
公诉人：“因为他不止一次盗窃了。”
在这里公诉人“他一犯再犯，屡教不改。”然后说“因为他不止一次盗窃了。”来论证被告惯犯的论点。论题、论据互为论据、互为论题，反而什么也不能证明。公诉人是通过循环论证来进行诡辩的。
（四）违反矛盾律的诡辩手法
矛盾律的基本内容是说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相互否定或互相矛盾的思想不能同真。也就是说，两个思想必然有一个假的，也有可能两个都是假的。比如说我现在身在上海，又说我现在身在北京。同一时刻，你不能同时身在上海和北京，两个说法是矛盾的，必然有一个是假的，或者都是假的。法庭中违反矛盾律的诡辩手法有：自相矛盾，反复无常，混淆是非等等。
一件赔偿案件中，赫梅尔代表保险公司出庭辩护。原告声称：“肩膀被掉下来的升降机轴打伤，至今右臂抬不起来。”
“你的手臂现在能举多高？”赫梅尔说。
原告艰难地将手臂举到齐耳的高度，表现出非常吃力的样子，以示不能举得更高。
“那么，你受伤以前能举多高呢？”
赫梅尔的话音刚落，原告不由自主一下子将右手举过头顶。顿时引得全庭哈哈大笑。
辩证逻辑基本原理篇5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正是利用辩证法才揭示了隐藏在商品中的矛盾，从而发现了剩余价值及其规律，并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因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客观辩证法在人们思维中的反映而已。
很简单的例子莫过于一块磁铁，截然对立的两极就存在于同一个物体之中，无论你怎么将它分解，原来的两极仍然不变。然而，事实上正是中国人在全人类首先认识到了磁铁的这种特性才发明了指南针，中国人对大自然中“到处盛行的”客观的阴阳关系具有最敏锐的经验观察能力，客观辩证法最早反映到中国人的头脑中来的，从而形成了中国哲学中的逻辑——这就是中国人超越形式逻辑的根深蒂固的辩证思维逻辑。
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一些中外学者不厌其烦地指出，中国是一个缺少逻辑思维的民族，他们在这里所说的“逻辑思维”主要指的是形式逻辑。然而，正像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本来就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对立的统一，不可能只存在形式逻辑而没有辩证逻辑的思维，也不可能只存在着辩证逻辑而没有形式逻辑的思维。那种认为中国没有形式逻辑的主要理由在于中国缺少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的演绎法则。三段论的演绎法是一种最朴素、最基本的推理形式，无论在《易经》还是在墨家的著作中我们都不难找到这种方法的应用。如《易经》根据观物取象原则认为凡是阳刚的事物都可用一长横“一”符号表示。凡是阴柔事物都用两短横“--”符号表示，太阳是阳刚的事物，所以用符号“一”表示，月亮是阴柔的事物，所以用两短横符号“--”表示，此处便用归纳结论作演绎推理的前提。整部《易经》的判卦方式虽然充满着矛盾法则，但都不离演绎和归纳的思维法则。
章太炎认为《墨经》充满着“三段论”，大故就是大前提，小故就是小前提，胡适举《墨子》一书中“狗也，犬也，杀狗非杀犬也”、“盗，人也，爱盗，非爱人，杀盗非杀人也”等判断句为例否定了章太炎的说法。但是，胡适不懂得《墨经》中包含着矛盾的逻辑已超越了形式主义的不包含矛盾的逻辑，是一种比形式逻辑更高级的逻辑。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就此否定《墨子》无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不包含矛盾的逻辑。不少学者指出，先秦墨家在形式逻辑的应用上，比亚里士多德毫不逊色，如张静虚就以墨子《耕柱》篇中的一组判断为例指出《墨子》一书中确凿无误地运用了三段论的演绎推理逻辑。
近代以来，人们总是把形式逻辑看得十分深奥，当然，形式逻辑的系统化是始自希腊哲学中经阿拉伯学者传下来的一项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比较之下，中国哲学中的形式逻辑理论体系不完备。但是，每个人的思维都自觉地不自觉地使用着形式逻辑，恩格斯说过，形式逻辑的思维甚至在动物那里都有：普通逻辑(形式逻辑)所承认的一切研究手段对人和高等动物是完全一样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己。“相反地，辩证法思维——正因为它是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较高发展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充分的发展还晚得多，在现代哲学中才达到。”恩格斯在这里明确指出形式逻辑是思维的低级阶段，辩证法是思维的高级阶段，创造了这种高级思维形式的巨大成就有希腊人的一份，但恩格斯却首先把它归功于“佛教徒”的发明，——这是发人寻味的。
众所周知，印度佛学传到中国来的逻辑学的代表性成果是“因明学”，而“因明学”所阐明的实为一种形式逻辑。应该说，佛教逻辑中已经包含着一些辩证思维的因素，但佛学辩证法主要生长和发育在中国，宋明新儒学的辩证法内在地包容了儒释道三家辩证学说的精髓，其中有华严宗的“共相和殊相”的辩证法、道家关于矛盾及其转化的辩证法以及儒家的“正反合”的思想等等。在西方人的眼里，“佛教徒”并非特指印度人，当英国对印度实行殖民统治时，佛教在印度早已绝灭几个世纪了。恩格斯的时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国家，当时欧洲人所接触的佛教资料有许多来自中国，如德国诗人海涅在法国大革命的感召下写道：“当革命的波涛在巴黎，在这个人类的大洋中汹涌沸腾的时候，那时莱因河那边底德国人的心脏也吼动着了。……他们站在中国制造的佛像之下，这佛像对着全无感觉的瓷器、茶器、咖啡壶和任何的东西，都像无所不知似地点着头。”这里的佛像和瓷器、茶器、咖啡壶都是从中国传来的，恩格斯所说的那些发明了辩证逻辑的“佛教徒”是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东方人的泛称，实际上就是指的中国人。这无疑在说：中国是辩证逻辑(辩证法)的发源地。
马克思的辩证法来自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但是，它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有着本质差异，即把黑格尔“头足倒置”的体系又颠倒了过来，从而把辩证法与唯物论相结合，所以列宁指出，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逻辑学。有趣的是：黑格尔正是否定了中国哲学中具有唯物主义趋向的“实在”论，而悄悄吸取了东方哲学的辩证法。这种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哲学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被再颠倒，那就是在唯物的实在论基础上辩证的思维和辩证的认识论。这至少在表面上完全是对儒学辩证法的“复归”。
儒家哲学的辩证法有如下特点:
第一，儒家辩证法来源于客观辩证法。所谓客观辩证法正是潜藏在客观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规律。如儒家经典《周易》中所讲的发展变化即指的日月、暑寒、男女、天地和万物等自然现象的运作，所谓阴阳变化之“道”就是通过“观于天文，察于地理”的抽象，这种观念影响了整个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如王夫之在论证自己的辩证法和物质不灭及转化的思想时，总是以自然现象为立论的先决前提，此与恩格斯论证辩证法的方法完全一致。这一点，恰是黑格尔所拼命否定儒学的地方，黑格尔认为：中国哲学“精神”太少，中国哲学总不能摆脱物质实在性，“道”不是西方哲学的“逻格斯”，而是老子所说的“有物混成”的“物”。作为“理神论”代表者的黑格尔，他所说的中国哲学缺乏“精神”，实际上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一种无神论和唯物论的哲学，一种非宗教的哲学，而“唯物论”在当时的西方恰是一个贬义词。应该说，黑格尔对中国儒家哲学超越性的一面并无深究，但就他指责中国哲学倾向于唯物主义这一点来说，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其“观物取像”的法则始终是把客观世界看成第一性的。
第二，中国哲学强调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的一致。如《周易》认为变化之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就是说，辩证法在主体行为中达到了高度自觉的一致；张载认为“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正蒙?太和》)，又说：“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之知。”(《正蒙?心》)这里，他一方面强调了客观辩证法的第一性，另一方面表述了主观辩证法依赖、同一于客观辩证法。王夫之认为“所固以发能”、“能必副其所”，也正是道出了这层意思。此外，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人的“知行”观中，尽管表述不一，侧重点不同，但都揭示了思维过程中主客观统一的应然性。这一点，后来被拿来跟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相结合，形成了的哲学思想，其中，本人所特别偏好的“主观能动性”的命题，应该说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具有创新性的继承和发展。另外，中国哲学在对运动、变化、联系、矛盾、转化、内因，对立统一、个别一般等关于辩证法的基本观念上与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的表述都大体一致。
第三，中国哲学强调辩证法的应用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辩证法是一种锐利的思想武器，列宁说：“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最新的科学进化论，它正是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的、歪曲的考察。”因而，马克思的辩证法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普遍适用的思想方法论。儒学辩证法是中国人智慧的最高科学，儒学强调对任何事物都要作整体性的动态思维考察，所谓“物生有两，相反相成”、“天地之化，日新其德”、“合二为一、一分为二”，再如“中庸之道，勿失其偏”等等高度浓缩的警句就是中国人观察、把握事物的普遍方法，所以王夫之说“万物之成，以错综而成用”——即点明普遍联系的观点是一种实用的理性法则，所谓“《易》以道阴阳，圣人则之”亦是此意。这样一种实用理性精神，不恰在儒家那里十分明显，在老子哲学、兵家、法家哲学中都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兵家重实战，自成一套系统的兵家辩证法；法家重耕战和威权，“法、术、势、利”充满着辩证思维。至于老子哲学，剥开其遁世趋向的外衣，他的所有辩证命题，都是为“南面而王”服务的，如“无为而无不为”、“无治而无不治”、“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治大国若烹小鲜”等，辩证思维在这里都成了一种彻底的实用法则。当黑格尔说阴阳辩证法是中国人“最高的科学”时，多半是指的这样一层价值。当我们常以无往而不胜的“中国人的智慧”而自豪时，也即指的中国人的这种思维。
第四，“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在中国哲学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抑或先秦的兵家、名家，后世的佛家，等等，都强调对立双方的统一。《易经》说“一阴一阳谓之道”，《道德经》强调“负阴抱阳，冲气为和”——相传朱熹弟子蔡元定在四川寻来的道家陈抟留下来的“太极图”，合阴阳鱼为一环，阴阳和合相抱，阴中有阳，阴中有阳，阴盛阳衰，阳盛阴衰——即用图例形象地揭示了阴阳对立统一的深刻原理。这个图流传到世界各地，到了近代，有的科学组织把它作为会徽，有的国家把它作为国旗。对立统一，和合一体，和而不同，即“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统一中包容着黑白分明、截然为二的两种对立势力——这正是“太极图”和阴阳辩证法要向人们开显的科学道理。列宁说，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中国哲学的阴阳辩证法早就具备了这一核心，而在西方哲学中，直到黑格尔和马克思才发现和总结了这一点，尽管它比中国的阴阳辩证法更加高级化、体系化、科学化、近代化了，但在核心原理上，阐明的仍然是“对立统一”。
儒学辩证法与“科学辩证法”也有一些类似和相同的命题。如朱熹对辩证法有着许多精辟的分析，他的关于“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的命题即恩格斯所提出的“一与多”的命题，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普适性，“理”是“一”，但就宇宙的无穷性而讲，“理”又是万，是“多”。对此，窦宗仪先生指出：“令人惊讶的是，当恩格斯明确指出‘一在多中，多在一中’时，他并不孤立。”意在指出早在恩格斯的见解之前，朱熹已经阐明这一点了。“一与多”的关系实际上没出共、殊关系范畴——此为整个新儒学讨论的核心问题。在这一点上，儒学与唯物辩证法采取了完全相同的方法并提出了相同的命题，但在出发点上，儒家中的实学辩证法与“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更为一致，实学的辩证法认识论(如王夫之的哲学)主张对事物作具体分析，主张“即物穷理”、“尽器求道”即主张“实事求是”，这正是所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精髓——“具体地分析具体的事物”。
当然，儒学辩证法在其发展过程中分化为两个路向，一派是思辨的路向，一派是经验主义的路向。思辨的路向趋向于概念辩证法，这在本质上更接近于黑格尔主义，如朱熹的“一与多”的关系，陆九渊的“吾心即宇宙”的观点，以及后世王阳明“心即理”的命题等，其出发点与黑格尔理解的“一与多”颇具辙合之处。黑格尔还在《老子》一书中发现了“一与多”的关系，于是他联想到了他的“绝对理念”及其与具体事物的关系，从而充分显示了其理性的“泛神论”的思想与朱熹理性的“泛理论”思想如出一辙，它跟儒学中的玄学方向相一致。朱熹哲学带有明显的二元的特征，后世中国的玄学跟他有关系，但后世的实学鼻祖也是他。实学的方向就是经验主义的方向，以明清时期的“经世致用”之学为代表，形成了接引西方科学主义的重要的民族思想源头。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改造的黑格尔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在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中都有现成案例。像朱熹、方以智、王夫之所提出的“一分为二”和“合而为一”命题就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不同侧面的表述，《内经》中“阳盛为阴，阴盛为阳”的命题阐明了典型“否定之否定”规律，王夫之“积成久大”和“化渐为著”揭示了量变与质变或渐变与突变的关系。此外，在时空观、运动观、发展观和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上，儒家都提出了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相通的见解。应该说，在“科学的辩证法”或现代辩证逻辑问世之前的二千多年来的各个历史阶段上，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中的辩证思维无疑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在人类的思想发展史上谱写了光彩夺目的一页——这就无怪乎黑格尔要把它称为是“中国人的最高科学”了。
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的辩证法于清代王夫之的著作中达到了高峰。王夫之强调“变化日新”、“物极必反”的发展、运动、转化和普遍联系的观点，提出了物质不灭和能量转化的见解，论证了对立统一规律。其理论价值和思想成就直接辐射到中国近现代。但是王夫之的辩证法在宗旨上仍没超出儒家思想的局限。如他指出“一分为二”是“合二而一”的基础，“故合二以一者，即分一为二之所固有矣”，这是说在对立统一规律中统一是以对立为基础的——仅此而论，无疑是正确的，它跟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没有丝毫的不同。不过王夫之的意旨所归并不在“一分为二”上，而在“合二而一”上，如说“一之体立，故两之用行”，这就肯定了统一性是根本和绝对的方面：首先有了统一体，对立面双方的氮蕴相荡才能促进事物的运动和发展。所以王夫之十分赞赏张载“仇必和而解”的观点，指出“太和，和之至也”，从而在根本上削弱和消融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那种斗争和革命的精神。
孔子的弟子有若曾说“礼之用，和为贵”，“和”、“和合”、“和谐”——这既是儒家辩证法的出发点，也是儒家辩证法的归宿点。在极左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年代，儒家“和”的方法论、价值观和世界观，从学理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受到了猛烈地批判，认为它是跟辩证法截然相反的一种“反辩证法”思维方法，唯一的理由就是它过分强调“和”。孰不知，“和合”、“和谐”正是辩证逻辑推理的必然结论。如从价值层面上来看，只要有人类存在，就免不了有对立和争斗，免不了革命和战争，但只要有对立和争斗、有革命和战争，就永远抛弃不了“和”的价值和结果。可见，儒家辩证法跟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逻辑和方法上是一致的，但在价值和结论上是互补的。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就可发现，儒学辩证法与近代的唯物辩证法最大的同中之异就是儒学辩证法减弱了斗争在事物运动中的重要意义，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正是立足于揭扬事物的运动、发展、斗争和转化，具有实质上的革命性——马克思有句名言，即“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恩格斯也指出，辩证法就是主观反映客观世界中那些到处盛行着的对立，“这些对立，以其不断斗争和最后的互相转变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变”决定现实生活，列宁则一再明确指出：“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同等作用)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只有斗争、运动、发展和转化事物才处于不断的新陈代谢和向更高阶段进步的过程中。这种斗争、运动、发展和转化的哲学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客观和科学的描述，决不是在主观上追求“仇必仇到底”的唯意志论的情感谊泄。斗争性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灵魂。但是，把斗争性强调过了头，也就失去这个灵魂。因此，儒家“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和谐观点，正可大补“绝对斗争性”之所缺。
的辩证法思想立足于中国哲学的辩证法去契合和会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从而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例如，把对立统一规律用儒学哲学成语凝练为“一分为二”，有时也用“相反相成”的命题表述相似的思想。除吸收了儒、老、法等学派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以外，还充分借取了中国传统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此为中国古代真正科学的思想，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这些都构成了辩证法思想的主体来源。如果说，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是一种概念思辨方式，是绝对理念的自我否定，在马克思那里把它改造成为一种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而到了手里则不仅是世界观和认识论，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整个革命策略的思想基础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逻辑。如曾经指出：“对于的磨擦，同志还说了三条原则，第一条出自《老子》，‘不为天下先’，就是要后发制人，不先发制人。第二条出自《左传》，‘退避三舍’，一舍三十里，你打边区我们就退几十里再说。第三条出自《礼记》，‘来而不往非礼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样，有理，有利，有节，结果坚持了八年抗战。”在这里列举的这三条辩证原则都不是出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典，而是源于中国的儒家和道家，即中国传统的思想。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方法既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哲学智慧，应该说是打通近代最先进的辩证思维与中国传统儒家的辩证思维之路的典范。
参考文献：
(1)胡适：《先秦名学史》，《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第849页，中华书局，1991
(2)张静盛：《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哲学思想研究》1986年第2期
(3)《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3卷，第545页
辩证逻辑基本原理篇6
──恩格斯《反杜林论》
在广州购书中心买书，逻辑类的书籍中既然有《泛演化逻辑引论-思维逻辑学的本体论基础》（何新着，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从该书引用的文字，简称何着页××，表示该书第××页）这本书。何新先生名气虽大，但逻辑圈的人知道他不是做逻辑的，何以他也写下一本有关逻辑的书呢？出于好奇，我随手翻了一下，发现很有些东西能够刺激我们这些专搞逻辑的人。便买下了何先生的书，由此有了这篇读后感。
一大话学者：从反杜林论谈起
大约在150年前，德国出了一个大话学者杜林，他创造了一个主义的新体系。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体系时，杜林的东西总算还被恩格斯称为高超的胡说。杜林，这个创造体系的所谓「智者，自称为在哲学和所有科学领域中都实行了全面的变革，并对所有的知识前辈都用嘲弄谩骂的语气予以了无情批判。
在时间之轴上，不同时段的事件和人物虽各有不同，却有惊人的可比较之处。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一个半世纪倏忽而过。在当代大陆也出现了一个大话学者，其著作等身，几乎全知全能。中国的这位「学者似乎比杜林的功劳更大，不仅在哲学和其它社会科学领域硕果累累，在宗教、、古代中国文化、、、甚至是国际政治领域，他也争取到机会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一番，远远超越了当年杜林所涉猎的知识范围。甚至一般学者望而生畏的逻辑和数学领域，他也敢大大咧咧地闯将进来，并极为自得地宣称：「布尔、弗雷格创立布尔代数和数理（符号）逻辑以后，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为自己能发现一种新的逻辑工具而感到欣慰。（见何着页11）
不仅如此，在他洋洋自得宣称的同时，几乎对所有的逻辑，不仅仅是逻辑知识本身，也包括对逻辑的先驱和后学，使用了非常不得体的评论方式。这种评论堪和杜林对知识先辈的评论相媲美。
我们先看恩格斯引用的杜林对哲学家的评论：
缺乏任何优良操守的莱布尼兹，这个一切哲学侍臣中的佼佼者；
出现了特别是叫做费希特和谢林的这两个直接模仿者的谬误和既轻率又无聊的蠢话；
达尔文主义的半诗和变态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三卷第70页）
我们再来看何新这位大话学者对现当代逻辑学者的评论：
罗素试图以愚蠢的指号论消除哲学本体论。这种独断论的逻辑斯蒂，可以戏称为「逻辑中的「法西斯蒂。（何着序言页11）
当今国内的主流逻辑学界，几乎已被维也纳学派和学派独擅言语权。因此，当时我的文章难以发表。但正是在那个会上，我有幸第一次接触了中国的「逻辑斯蒂学派的若干主要代表人物，欣赏到了他们那种笨拙地模仿罗素的「当且仅当的有趣独断论观点。（何着页12）
逻辑正好是我所从事的专业，虽然在这个领域，一个以教学为业的逻辑研究者并没有做出甚么开创性的工作。但逻辑是一门严肃的科学，中国逻辑学界是一个有着良好学术传统的团体。以致在当今哲学界，有很多人认为，从事逻辑学教学和研究的这个团体，最鲜明地体现了学科研究的国际规范。尽管这个团体有其存在的种种，但把独断论说成是中国主流逻辑学界的特点，实在表明评论者对中国逻辑学界的无知。这种无知，又是评论者对逻辑学本身也无知的一个体现。出于对逻辑学科的良知和感悟，也出于对我所在的逻辑学团体的尊重，我感到有一种无法遏止的冲动，要对这种无知的大话学者和无理的大话逻辑予以清算。
二大话逻辑：有根无叶的哲学思辨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评论他所在的德国学术界，有一段妙语：「近来在德国，天体物、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三卷第46页）
我把泛演化逻辑称为大话逻辑，就是因为这个逻辑要就不建立，一旦要建立，那就不仅是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是导引和拓荒意义上的体系，它还是一个革命性的体系。泛演化逻辑的大话可以用作者自己的语言概括为以下四点：
第一，这样一种逻辑的「根本重要点在于，它并不是一种形式化的主观的数理逻辑，而是一种有效预测事物演化趋势的智能逻辑。
第二，这样一种逻辑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可以构成古典逻辑的本体论基础。
第三，泛演化逻辑，乃是逻辑的逻辑，可以称作真正意义上的元逻辑。
第四，现代逻辑多以数学中的形式集合论为基础，我的泛演化逻辑对于概念类集理论的重新研究必将涉及逻辑基础的重大革命。（何着页11）
更令人惊诧不已的是，这种逻辑他早就应该完全建立起来，但何先生志趣深广，「当时中国改革进程中发生的激烈的思想和文化冲突与辩论吸引了我，我的研究重点转到了经济、政治、文化等问题上（何着页112）。按照和何先生历史概念类集的思辨方法不同的方法，现在，何先生对逻辑的兴趣回归了。他从对泛演化逻辑的兴趣，迁移到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但时过境迁，他再复归为今天的所谓逻辑兴趣。这样一个短暂时间段内的兴趣迁移，似乎是浓缩了个体有关概念历史演进的另一种一般进程。但这里没有进化，作者还在原先知识的起点上。
但奇怪的是，所谓的创造性竟然依旧存在。这个逻辑依然是别人没有做出，只是他做出的「完全新型的逻辑。在知识变化如此迅速演进的现时代，时隔二十多年。还敢于声称这种逻辑是完全新型的逻辑，真让人佩服他的自信和勇气。但有点令人欣慰的是，他开始把逻辑看成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了，远超出他以前对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的重视。因为在何文中，何先生声称：他那个有关泛演化逻辑的著作成了何先生一切著作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了（何着页11）。
何先生的逻辑是不是非常重要的逻辑创造呢？我先做出两个简要的评述，在本文第三部分再讨论何氏逻辑的核心部分：概念历史类集。
第一个评论，泛演化逻辑只有哲学思辨的根，没有逻辑的根和叶。
现时代的知识体系，其专业门类纷繁复杂，对从事专业研究的人员，有较高的专业素质要求。现时代的任何一个学科分支，都有其圈内的游戏规则，首先得遵守规则，然后才有可能突破规则。我想在这一点上，何新不可能是例外，虽然任何规则都可能有例外。
但遗憾的是，泛演化逻辑只有主流哲学和主流思辨的根，除了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却没有任何逻辑学者的工作。它既和主流的逻辑无关，和我国的非主流逻辑研究也扯不上关系。在何先生眼里，只有哲学家和革命家是逻辑学家，只有钱学森先生是逻辑学家，其它的人都不是。而黑格尔的逻辑体系呢？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三个人重视并且理解之外，只有何先生重视并且理解，再也没有其它人重视和理解。这实在是对中国逻辑学界的一个歪曲，在中国逻辑学界，既有何先生所说的主流逻辑研究学者，现代逻辑的研究团体，辩证逻辑研究也是逻辑学界中重要的研究项目之一，也有一个专门的辩证逻辑研究团体。
谈及现代逻辑的历史、现状和，则何文的态度简直是认为不值一提，现代逻辑几乎全是陷入死胡同似的东西。用何先生的话：现代逻辑正在变成一种及其主观和非常形式主义的东西，一个及其空洞的东西（何着页117）。相信进化的何先生出此之言，进化大概就只能理解成退化了。
逻辑是一门很专门的学科，外行可以领导内行，但外行不能代替内行，外行也很难代替内行。哲学家或者革命家从圈外层面上来看待一个学科，这和学科本身的发展是一种非常弱势的联系。权威是有语境限制的，权威的论断不能代替学科本身的发展。逻辑有其自身的发展契机和进化历程。某个政治家的青睐，某个财团的资助，某个圈外权威人士的首肯，不能改变学科本身的发展轨迹。在二十世纪的整个一百年，逻辑学科枝叶繁茂，生成了一个巨大的知识群落，何先生视而不见，也未看到作甚么研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热闹领域玩腻了之后，换一个游戏场所，看一点黑格尔的哲学著作，就摆起开山祖师的架势。几十年前这尚有可能，在如今的普适大众传媒不再，整个市场细分，整个知识门类细分的条件下，无异于天外梦想。
第二个评论，现代逻辑并不排斥黑格尔逻辑。
何文说：由于罗素、弗雷格、维特根斯坦等近代逻辑学家根本搞不懂黑格尔逻辑，反而由于无知而对黑格尔持轻视的态度，因此他们对黑格尔的动态逻辑原理可以说一无所知（何着页117）。
简单地把现代逻辑学者都看成是黑格尔逻辑的反对者是不公道的。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初期，黑格尔哲学（包括他的逻辑）因为其思辨性质而成为科学拒斥的对象。但现代逻辑发展到二十世纪的50年代，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辩证逻辑也开始受到现代逻辑学者的关注。当然，伴随着这种关注，仍然存在着重大的争论。
辩证逻辑是源于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体系的产物，作为不同于主流经典模式的一种逻辑，它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但是辩证逻辑更适合于看作是哲学逻辑的一个分支方向，看作是数理逻辑在非经典逻辑方向上的一个发展。如同道义逻辑是哲学逻辑的一个分支，因此道义逻辑实际上就是演绎逻辑的一个延续一样，辩证逻辑也应该看作是演绎逻辑的一个延续。由波兰学者卢卡西维奇，雅斯科夫斯基和巴西学者科斯塔开创的次协调逻辑研究，体现的就是对辩证逻辑的一种研究。
这样一种逻辑，芬兰逻辑学家冯赖特作过颇带辩证法意味的一个估计。一方面，冯赖特表示，这一逻辑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最有意义的发展之一（桂起权等着《次协调逻辑与人工智能》，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3页）；另一方面，冯赖特又表示：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逻辑的非经典方向的发展中，发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但我认为是不可靠的同盟军，那就是源自于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我们可以希望的最好结果是，用次协调逻辑和相关的变异逻辑的形式工具对辩证法的处理，能够有助于阐明它的那些不大适合理性理解的特征。（冯赖特着，陈波等译：《知识之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66页）
我并不完全同意冯赖特的看法，我对辩证逻辑承认矛盾的新奇思想是取支持态度的。辩证逻辑的一些思想是对经典逻辑的某种颠覆，含有野性思维的成分。而正是野性，才可能是理论创新的原动力（同桂起权等着，第10页）。但是何先生对待辩证逻辑、对待现代逻辑的态度，却让我颇存疑虑。在学术上，谁具有独断论的色彩，把何先生的话语和上述冯赖特的引语相对照，结论就是一目了然的了。我们关于逻辑的讨论最好是不要讨论了，最好的思想和最革命的理论已经创造出来，逻辑本体论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那里还需要我们去做那些无聊至极的学术讨论。
三告别大话时代：普遍性诉求的衰落
何先生逻辑的核心内容，是其历史概念类集，以马概念为例：
集合A：马∣白马-黑马-红马∣，
集合B：马∣始祖马新马真马∣
集合A是马的空间分类，是非历史的。集合B则是描述动物进化过程的一个历史概念类集。由这个类集的理解，概念的逻辑关系依然参照亚里士多德的词项间关系，但呈现黑格尔的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同一关系矛盾关系交叉关系对立及种属关系（何着页36）。
概念真是这样一个进化过程吗？逻辑也相信直觉，但这里的概念进化过程，让人很难直觉地接受。一个更容易产生的概念间关系的直觉，并不是何先生的概念的思辨想象，最大的可能是基于基因的生物链联想。何先生先有一般关系的想象，再找一些并不得体的例子来论证自己的想象，无非是共相在先，例证在后的先验观，不知道其中的创新之处何在。看看在现代经典逻辑基础上建立的模态逻辑，看看集合论，看看今天横亘于逻辑和数学之间的关系语义学！你就会感觉到，和主流的逻辑学家和数学家在其中所讨论的关系结构和关系性质相比，所谓泛演化逻辑的历史概念类集，是一个多么小儿科的东西。类集概念分析实际上仅仅只是对亚里士多德词项外延间关系的笨拙模仿，毫无任何现代感可言。很难理解，钱学森这位科学家为甚么把这样的常识性理解看成是一个创造，并把这个概念类集的简单图示美誉为一个专业的「何新树的称谓。现代模态逻辑早就在研究树结构，还有其它的结构方式。何先生对树的小儿科理解，哪里能够和现代逻辑学家对树和其它关系结构的研究相比（见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模态逻辑》，第一章基本概念部分）。
即使这个逻辑构想真是一个合理的构想，那也用不着抬到具有革命性转折意义的高度。革命在今天已经不是一个时髦的词汇，也许用不着革命同样可以实现进化。而夸张说泛演化逻辑是逻辑的逻辑，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元逻辑，这不过是普遍性诉求在何文中的回光返照。今天的时代，是告别大话的时代，普遍性诉求正在衰落。即使是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也无法去除各个社会群体、各种社会知识的个性特征和语境特征。
人类知识体系，从古希腊一直到现在，似乎都假定了至少有一个被认为在理论上无懈可击、在实践上历久长新，因此非常可能是万世不移的普遍原则，它被当作是知识体系的基石。通常这类据信为「绝对无疑的普遍原则，被人们称为「金规则。而且，那些在历史中各自独立地自发生成并且以不同方式表述出来的金规则，似乎含义上也「都惊人地相似，其逻辑语义也似乎是完全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也就表明，金规则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必然原则。
然而现代社会的实践活动表明，所谓普遍必然的原则，现在到处都在面临挑战。就是在作为理性标准的逻辑和数学领域，也并不存在一个理论上无懈可击，在实践上历久常新的万世不移法则。在美国学者克莱因的著作《数学─确定性的丧失》一书中，克莱因以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数学之确定性、绝对无疑性并不存在，逻辑也同样如此。1930年哥德尔的著名定理既是对数学提出的质疑，也是对逻辑学提出的质疑。正是哥德尔的这个定理引起了数学和逻辑的巨变，并且使数学和逻辑随后的发展带来更大的麻烦。但是，这些麻烦并没有消灭数学和逻辑，而是给数学和逻辑增加了更多可能的结构，同时把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分成了更多的不同派别。用美国数学家克莱因在《数学─确定性的丧失》一书中的表述：
数学的当前困境是有许多种数学而不是只有一种，而且由于种种原因每一种都无法使对立学派满意。显然，普遍接受的概念、正确无误的推理体系──1800年时的尊贵数学和那时人的自豪──现在都成了痴心妄想。与未来数学相关的不确定性和可疑，取代了过去的确定性和自满（克莱因着，李宏魁译：《数学－确定性的丧失》，湖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何文建立起来的所谓泛演化逻辑，充其量不过是逻辑学探索长河中的一个小小支流。企图把这个思辨探索的粗糙猜想看成是某种普遍逻辑法则，甚至是法则的法则，这只是一种知识的迷信和盲目的自大。数学原则和逻辑原则通过我们的直觉就有可能被我们所接受，但仍然是有可能受到质疑的。就此而言，泛演化逻辑普世化的知识诉求，在今天这样一个永不停息地推陈出新的现代社会中，在竞争和博弈几乎存在于一切现存领域的社会中，也许永远只能是我们的主观想象，而不能是生活世界的现实。四逻辑走进死胡同了吗？
何文的无知主要不在其泛演化逻辑，他至少看了很多黑格尔的书。在其《泛演化逻辑引论》一书中，粗略而且保守地估计一下，其中讨论黑格尔思想和著作的篇幅占到了全书的四分之三以上，讨论现代逻辑的章节却一个也没有。
所以，他就有资格说全世界只有他真正地懂得了黑格尔。就是恩格斯也「并没有彻悟黑格尔的思辨逻辑，因此他所谓『辩证逻辑体系从未建立成功（何着页6）。
所以，他也就有资格初生牛犊不怕虎，反正这虎是厉害还是不厉害他全然不知，冒犯了也可以不负任何责任，顶多就是被老虎咬伤吃掉而已。但谁能吃掉一个思辨的天才，一个雄心勃勃的知识界英雄？
看黑格尔的书并不意味着你就懂现代逻辑，现代逻辑和黑格尔的逻辑是完全不同的的逻辑。何先生把现代形式逻辑独断地、武断地认定为：「现代逻辑在形式化道路上愈走愈远，现在已经陷入了死胡同（何着页117），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说法，实际的情形正好相反。仅以我所关注的模态逻辑而言，这一新逻辑正获得其中的一个极好机遇。这个说法可不是信口开河，仅凭思辨和懂一点黑格尔思辨逻辑就能获得的。
模态逻辑是二十世纪50年代以来最富成长性的一门逻辑分支。路易斯在20年代针对实质蕴涵提出严格蕴涵的概念，到30年代，由路易斯创立了最早的模态逻辑系统。自50年代以来，模态逻辑在语形方向、代数方向、模型论方向以及道义、可证性、多值、直觉主义、认知等等领域发展迅速。一直到今天还继续保持向许多领域渗透和扩张的强劲势头。模态逻辑既在人文社科领域具有形上思辨的启示功能，例如在伦理道德、法制建构、博弈领域；在和工程科学领域，特别是在机和人工智能领域也显示出良好的前景。今天，模态逻辑几乎是我国所有逻辑学生课程中的必修课程。近二十年来，国家社科基金和部人文社科规划都对模态逻辑的研究给与了支持。这些钱绝不是白花的，它为逻辑学研究和世界接轨，并创造出新的逻辑知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