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传播研究方向(6篇)

新闻与传播研究方向篇1

1新闻学、传播学

基于信息发展环境下，高等教育在教育改革过程中逐渐将新闻学、传播学等内容纳入到教育范围内，且利用新闻学与传播学间的共性引导学生在对该学科进行学习的过程中可为重大新闻事件及世界趣闻要点展开深入的分析，达到高效率学科知识学习状态。此外，经过大量的实践研究表明，新闻学的发展早于传播学，即传播学学科是基于新闻学的基础上不断进步，且就此完善自身属性、特质。但由于新闻学、传播学在本质层面上呈现出差异性特征，因而二者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互补的关系，为此，当代信息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应着重深化对此特性的认知[1]。

2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定位

基于传播学、新闻学定位的研究中可看出，新闻学、传播学在发展过程中为了稳固自身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实现了报学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传播学的发展趋势，但从新闻学、传播学概念即可看出，二者间存在着相互吸取的关系，因而基于传播学、新闻学定位的基础上不能对其进行相互取代。此外，基于教育的角度可看出，新闻学、传播学间存在着一定的界限。例如英国在相关领域教学过程中即将制作过程作为新闻学教学重点，而传播学教学中更为注重对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因此，实现了对新闻学、传播学的有效定位。但是，美国在教育活动开展过程中时常将新闻学、传播学规划为同一领域。继而在此基础上，我国相关专家学者在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应注重对其展开精准的价值定位，避免科学知识交叉问题的凸显。

3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关联性表现

3.1研究方法

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异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传播学者在对学科内容进行研究过程中主要崇尚对辩证逻辑方法的应用，即与传播学形成同中求异的研究形式，同时在研究过程中逐步突破了主流传播学思想的限制。2）归纳、演绎逻辑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新闻学研究领域中，即其要求研究学者在学科研究过程中应充分发挥自身逻辑思维对新闻学领域知识进行探讨，且通过实验等形式对知识体系进行实证验证，形成透彻的研究效果。3）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研究方法的相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二者在学科体系研究过程中均涉及到了文献研究、阶级分析等研究方法的应用，且在研究活动开展过程中从采、写、编、评等途径入手深化研究成果，并借助新闻媒介达到最佳的研究状态。

3.2学术立场

基于主流传播学与传播学批判学派产生的背景下引发新闻学、传播学在学术立场层面上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即新闻学在发展过程中其旨在培养富有公共服务意识的媒体人，且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将职业技能培训、专业伦理培训、人文精神灌输等视为主要研究目的，继而由此凸显出学术立场的鲜明性。此外，主流传播学学术立场在设定过程中强调了对政治、军事、企业等综合因素的考虑。例如，美国主流传播学在学科探究过程中即将媒体企业商业广告效果及政治竞选信息的传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继而与新闻学研究立场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特征。另外，传播学在立场表达过程中强调了对商业语言的套用，继而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立场设定，但二者在人文取向等领域研究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某些相同之处。

3.3研究层面

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研究层面的异同首先体现在新闻学领域在研究活动开展过程中将业务研究视为自身研究重点，即其倾向于对术的研究，因而要求当代学者在对新闻学内涵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基于新闻、广电、广告不同形态的基础上以新闻传播规律的探究形式来达到深入的研究目的，且将公关活动规律、广告活动规律等内容纳入到研究范围内，形成最佳的学科研究状态。而传播学在知识领域研究过程中旨在探讨新闻、广电、广告等的学理层面，即二者基于探讨内容相同的基础上采取了不同的研究视角，继而就此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特征。同时，传播学与新闻学相比，其凸显出概括性、指导性、抽象性的特点。因此，学者在学科知识研究过程中应注重结合其研究特性[2]。

3.4研究对象

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新闻学、传播学在研究对象层面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基于媒介范围选择的背景下，新闻学在知识领域研究过程中强调了对新闻媒介的运用，即将广播、电视、互联网、报纸等作为自身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且就此为受众搭建良好的信息平台，便于其及时了解到全世界重大新闻事件。而传播学在发展过程中将大众传播媒介作为自身媒介范围，即借助电影、书籍等达到信息传播目的。2）在研究内容层面上新闻学在学科研究过程中将写作、采访、编辑等视为研究重点，而传播学更为注重对言论、文艺等知识的灌输，继而导致二者在研究对象层面呈现出异同的特性[3]。

4新闻学与传播学互动方法分析

在新闻学、传播学发展过程中为了实现二者间的良好互动，加快探索步伐是非常必要的。如1994年著述《新闻传播学》、1995年《新闻传播学原理与研究》、1997年《新闻传播导论》等的出版均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新闻学与传播学间异同的研究，且在研究过程中明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活地进步。同时新闻传播学概念的引进也逐步实现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有效互动。此外，在新闻学、传播学研究过程中为了达成二者的互补，在新闻传播学概念界定过程中基于新视角、新审视路径的基础上达到了新闻传播过程发展目的，且通过对英文表述方法JournalismCommunication的运用开拓了学者研究视角，最终就此推动了信息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新闻学》《传播学》课程也被逐步引入到高等教育中，继而就此实现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良好互动[4]。

5新闻学与传播学未来发展方向

基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发展的背景下，其要求相关专业学者在对二者学科理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倡导学科间的交互学习，且利用二者优势达到互补的研究目的。此外，在新闻学、传播学未来发展过程中二者将结合自身重点研究内容建构全面的发展系统，并在系统优化过程中保持自身属性、特点，最终避免同化作用影响到自身发展成效。另外，在信息社会背景下，要求学者应结合新闻学、传播学各自优势对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重大事件展开报道及传播行为，继而便于受众在信息获取过程中可及时掌控到第一手社会新闻资讯，并对其展开传播行为。除此之外，基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发展过程中保障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真实性是非常必要的，因而应提高对其的重视程度[5]。

新闻与传播研究方向篇2

“学术在传统意义上是指学说和方法，在现代意义上是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诸多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①就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现状来看，尽管其“系统化”还比较孱弱，但确已成长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门类。本文将新闻学、传播学分别视为一个学科，新闻传播学则是包含上述两个学科的相对独立、专门的研究领域。本文只讨论一般层面上（ingeneral）的新闻传播理论、方法和学科体系，不包括广告、公共关系、编辑出版等研究领域。另外，本文所研究的地域范围只限于中国大陆。

根据30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术推进的特点，本文把它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一、1978年-1982年：学术研究逐步恢复

“”十年，新闻学术研究几乎停滞，没有一本研究性专著出版。“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为新闻传播学术恢复和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大环境。

与整个社会拨乱反正同步进行的是新闻传播事业的恢复与发展。新闻报道的中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注重“真、短、快、活、强”消息的传递。报纸版面不断增加，形式逐渐多样化。一些在“”中被打倒的新闻工作者相继得到。一批在“”中被迫停办的报纸相继恢复出版。全国性报纸从1968年的4种恢复和发展到1980年的33种。②在结构上，科技、教育、文化、法制类媒体或内容开始增多。实践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对象，只有新闻传播事业本身有了可供研究之处，学术才有恢复的可能与发展的空间。

教育方面，1977年高考恢复，新闻专业开始招生，1978年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学术的持续性得到保证。研究机构方面，专门性的研究机构、学会纷纷成立。1978年，部级新闻研究机构――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成立。至1983年，专业新闻研究机构已达50多个。学会、学术刊物也纷纷恢复或成立、创办。1980年，北京新闻学会正式成立。学术会议方面，影响最大的是1980年在兰州召开的“西北五报会议”。这是“”后召开的首次大型新闻学术讨论会，“昭示着我国新闻学研究在经历了严冬之后，走向春天”。③学术期刊方面，《新闻研究资料》《新闻大学》等先后复刊或创办，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和探讨的园地。

此阶段新闻传播研究者以“”前的老一代为主，再加上有实务经验的新闻工作者以及刚刚毕业的“新手”。全国新闻传播专业的副教授、教授加起来才25人。除社科院新闻所外，高校新闻系、专业的教师基本上以教学为主，科研大多是围绕着教学展开，成果较多地表现为史料汇编、教材、讲义等，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匮乏。据统计，1978年底至1982年，我国出版的有关新闻学的论著、译著共240余部，而1983年一年就出版100部以上。这表明新闻传播学术虽在恢复，但仍非常有限，不过速度非常快。

在研究内容上，以新闻工作恢复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主，大多属于实践领域的业务研究。新闻工作在“”中遭到极大破坏，一批优秀老报人被打倒，长期积累的有益经验被抛弃。因此，学术研究不得不从最基本的问题着手。

除传统的理论、业务、历史三大块外，边缘学科也有了初步研究，如新闻与政治、新闻心理学等。1982年，“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先生访问我国。同年11月，传播学研究座谈会在京召开，传播学研究开始系统化、组织化和专门化。这表明，新闻学在逐步恢复的同时，不断生成出新的特质。

甘惜分著《新闻理论基础》、方汉奇著《中国近代报刊史》和艾丰著《新闻采访方法论》是此阶段代表性的著作。

“”期间，“贴标签”和“映射史学”等成了人们思考问题的常用方法，因此，研究方法的突破和改进对新闻传播学术的发展意义重大。上述三本代表性著作，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强调恢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不过，这种恢复和回归是初步的。

二、1983年-1988年：新闻改革引发学术论争

1984年-1988年是我国改革最火热的阶段之一。新闻改革是整个社会改革的一个缩影，它起始于业务层面，并很快进入体制层面。

与新闻改革相伴随的是新闻传播事业的急速发展。1988年底公开发行的报纸达2322种，6年内增加了两倍多。电视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88年底电视台达到422座，是1983年的8倍多。④电视在全国媒介构成中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广播电视专业、学会、年鉴和专门的期刊相继创办，广播电视开始进入新闻传播研究的核心范畴。

新闻教育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扩张。1983年，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全国设有新闻专业的院校达21个，新闻类专业点由1983年的16个增加到1988年的74个。1984年，新闻学专业首次列为博士学位授予专业。博士课程的开设，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

科研机构在数量增加的同时不断向高层次迈进。1987年，研究团体发展到150个。复旦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也于1986年先后成立，研究正逐渐成为高校的重要功能之一。从1986年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开始增添新闻学项目。人文社科领域影响较大的“吴玉章奖金”也设有新闻学科奖。

新闻改革，观念先行。新旧观念的冲突反映在学术上就是学术论争。就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史而言，争论的内容当然值得叙述（本文不再赘述），但争论背后的语境以及所折射出的思维方式更值得关注。

关于新闻定义之争，不管赞成或反对哪一种定义，论争者的出发点却大体是一致的：一是要与“”期间“事实为观点服务”的说法和做法划清界线；二是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方法定义新闻，与资产阶级的定义划清界线，这是方法论问题，更是立场问题；三是都讲究逻辑规定性（定义=属+种差）、科学性，与泛泛而谈的简单化描述划清界线，这是研究或学术表述问题。

新闻事业性质的讨论，主要围绕“阶级斗争工具论”与“社会舆论工具论”展开。通过广泛讨论，看法渐趋一致，持前一观点的日渐减少，反映出“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开始从人们的头脑中走出来，思想解放的进度有所加快。

1957年“反”之后，新闻价值因被视为资产阶级新闻观而一度成为研究的。⑤此时又重新进入学术争论的视域，实际上是要解决：如何看待西方新闻界关于新闻价值的论述，尤其是如何对待所谓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这个问题。与1957年相比，这次参与争论的研究者都能“由简单地排斥变为科学的探讨”。

新闻的真实性问题在1985年“讨论广泛而深入”。有学者认为，新闻真实性问题之所以成了一个似乎谁也说不清的问题，是因为其负荷太重了。真实性被加上各种别的意思，如本质真实与现象真实，特别是在错误路线盛行时，哲学变成了玄学，辩证法变成了变戏法，一时搅得人们晕头转向。⑥

党性与人民性之争是该阶段所有争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争论的焦点是新闻事业应该坚持党性第一还是人民性第一，其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舆论监督。

通过以上简述，我们可以看出：学术争论的根本起因是各种思潮之间的冲突和碰撞；争论繁荣了学术，推进了改革；澄清了一些问题；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锻炼了队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现象。⑦1978至1988年间，共出版新闻传播学著作1050种。

传播学取得了进一步发展。1986年，第二次传播学学术讨论会召开，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传播学原理与应用》（戴元光等著）等专著得以出版。传播学的成长给传统新闻学以理论、方法和视野上的启发，系统论方法的运用就是最好的体现。

此一阶段另一引人瞩目的研究是新闻调查。它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民意调查的功能，关注的是民众对新闻改革的态度和看法，主要目的是为新闻改革服务。

三、1989年-1991年：学术研究曲折前行

19发生的使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暂缓。1989年11月，、李瑞环分别发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和《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讲话，重申了党的新闻工作的一些根本问题。

1989年10月，国家开始大力压缩整顿报刊。1989年和1990年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锐减至1496种、刊物1442种，⑧规模明显变小。

新闻传播研究受影响也较大。部分学术刊物停办或整顿、调整，一些学术活动不能正常举行，理论探讨气氛受到破坏，直到1990年下半年才逐渐重新活跃起来。期间，围绕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的研究成了这一阶段新闻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由于前期的积累，该阶段仍不乏一些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新闻理论方面，民著《系统理论新闻学》把用系统科学构建新闻学理论体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新闻史方面，姚福申著《中国编辑史》后来获吴玉章奖金优秀奖；韩辛茹著《新华日报史》对我国革命历史上一份重要报刊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

“”以后，“大部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放弃了上世纪80年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方式，通过讨论知识规范问题和从事更为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明显地转向了职业化的知识运作方式”。⑨新闻学界同样如此。从学者的构成看，1991年之前的新闻传播学者（特别是新闻理论研究者）大多来自实务界，以对实践的观察、提出自己的观点见长。如火如荼的新闻改革实践也为这种“观察和思考”式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此后新闻改革虽然绵延不断，但突飞猛进式的改革几乎没有了。1991年之后，原来以教学为中心的高校新闻专业教师开始更多地转向学术研究。一批经过正规学术训练的硕士、博士开始登上新闻传播学术舞台，这也是导致学术研究旨趣发生转向的原因之一。

四、1992年-1996年：相对平稳发展

短暂的风波很快结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一轮改革开放成为全社会的重心。新闻传播事业、教育和学术都迎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

新闻传播事业随着的结束而开始大步向前发展。1992年，大约平均每两天就出现一家新报纸。{10}1995年底，公开发行的报纸种数达2089种。除规模扩大外，各家报纸纷纷扩版或出周末版。1995年创办的《华西都市报》是代表着报业发展方向的新型市民报。经济类报刊、电视节目和栏目不断创办。在经营管理上，除了发行、聘任制度的改革外，企业化管理开始引入新闻机构。1996年，广州日报社被批准组建报业集团。

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迅速。1993年，全国新闻类专业教学点为66个，{11}1997年则发展到120多个，5年实现了翻番。研究机构方面，截至1996年底，全国已有100多家新闻研究机构。{12}其中，1992年成立的中国新闻史学会在我国新闻史研究中起到了很好的组织作用。专业刊物和辞书编撰更加注重学术性。

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新闻传播教师队伍出现老化、断层，中青年教师流失过多，高学历、高质量的人才引进困难等。主要原因是新闻专业教师与新闻从业人员在住房、收入等待遇上反差太大。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研究队伍开始出现分化。继续从事教书、研究的教师在自我意识和定位上也发生了变化。多数研究者开始从一个通过对新闻改革的论述来直接、积极参政的启蒙知识分子扭转为一个通过对知识本身的发现和创造来博取学术资本的“知识人”，提倡“为学术而学术”。其结果是新闻传播知识本身的增长、体系的严谨、科学化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成熟。从学术史的视角来审视以上变化，无疑意味着一次质的提升。

学术生态上的转换加上前期的积累，该阶段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著作，如陈力丹著《精神交往论》、黄旦著《新闻传播学》、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吴廷俊著《新记史稿》等。这些研究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耗时长，需要研究者沉下心去精耕细作。这是以上两个阶段所不具有的。

五、1997年至今：在新的起点上迈向繁荣

1997年，新闻传播学被擢升为一级学科，成为其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新闻传播业呈现出规模不断扩大、结构多元、格局更新和市场化运作的发展态势。

1997年-2006年间，报纸种数维持在2000种左右。经过2003年的整顿，种数有所减少，但报纸总印数、广告经营额一直在增长。都市报迅速崛起，中等以上的城市几乎都有一份甚至多份都市报。电视方面，除了电视台家数增多外，地区市以上的电视台都办有多套节目，节目播出量飞速增长。省级卫视在全国范围内竞争激烈。

在经营管理上，集团制成为我国传媒业一种主流运作形式。2002年底，全国报业集团已达39家。{13}至2005年，共有18家广电集团成立。1999年，《成都商报》相关资产借壳上市，传媒业开始涉足资本市场。都市报、电视综艺、网络传播相继为大众文化推波助澜，媒介的消费化、娱乐化特征初现端倪。

新闻教育狂飙猛进。1999年，首家新闻学博士后流动站在复旦挂牌，完整的新闻传播教育体系至此得以建立。2005年在教育部备案的新闻学专业点达661个。{14}全国共有新闻与传播学硕士点123个、博士点19个。在校学生约10万人，教师约1万人，教授约1000人。{15}教育规模的扩大，师资力量的增加，意味着研究队伍的壮大，再加上国家的积极引导，新闻传播研究气氛空前浓厚。

研究机构方面，1997年，中国记协成立新闻学术委员会；1998年，传媒业第一家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等四个重点研究基地相继成立。之后，又建立了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等四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跨学科、跨部门研究机构的成立反映出新闻传播研究的多元化趋势。一些新的学术组织、会议不断创办，并朝高层次、固定化、细分化发展。期间创办的较有影响的学会和会议有：中国传播学会、中国传播学论坛、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等。

从研究内容和成果上看，该阶段新闻传播学术也呈现出多元与发散的特点。

新闻理论方面，传播理论、方法对传统新闻学的影响进一步增大。以“新闻传播学”命名的教材、著述陆续出版。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深度改造着新闻学，大众媒介、网络传播、受众、经营管理等已成为新闻传播学的基本语汇。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一以贯之。2004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开始实施，相关新闻学教材正在陆续出版中。

新闻传播史研究也是异常繁荣。随着积累的不断增多，通史、综合史的研究余地已经很小，地方史、专门史中的通史、个案史研究成了一种必然，新闻传播史研究朝精细化、深入化发展，广告史、管理史、思想史、学术史、教育史等成了该阶段新闻史研究中的亮点。

传播研究方面，除了大量、全面的引介外，并有意识开始张扬并沿着不同的路径有所开拓：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传播思想的梳理和挖掘，如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二是把一些传播理论在中国做验证。但从目前发展状况来看，传播学仍停留在观念、理论和方法层面，创新性研究仍然较少，理论体系的建构更是无从谈起。

传播科技的发展及网络传播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传媒的结构和格局，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甚至成为该阶段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中最热闹的领域。

新闻传播研究规范和方法得到充分讨论。关于新闻传播研究方法，1978年以来就不断有零星论述，但只有在1998年之后才得到整个学界的重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研究方法的进一步规范，新闻传播研究必将走向深入。

结语

综上所述，30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从整体和宏观上看，新闻传播研究在短短30年时间内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具备了作为一个学科的面貌；第二，成绩的取得是与我国政治、经济、教育、科学研究以及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分不开的；第三，新闻传播学术发展的过程，也是不断分化的过程；第四，作为一种建制意义上的学科，新闻传播学可以说已经初具形态，但从其理论体系来看，一些基本概念尚不稳定；分支学科多是跑马圈地，尚不成熟；描述性、低层次、重复性研究较多，概念化、理论化不够。

注释

①张立文：《中国学术的界说、演替和创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1)：1-9

②《中国新闻年鉴》(1982)，卷首。为控制篇幅，下文没有注明的数据均引自《中国新闻年鉴》

③方汉奇、李矗主编：《中国新闻学之最》[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1）：495

④以上数据均据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计算得出

⑤徐培汀：《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6）：58

⑥旭培整理：《关于新闻真实性的讨论情况综述》[A]，载于《中国新闻年鉴》（1985）第74页

⑦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C]，香港：香港未名出版社，2005：31-32

⑧{10}{12}《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第2232、第2251页；2321页；第2457页

⑨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J]，天涯，1997(5)：133-150

{11}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6）：249

{13}该数据不包括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由地方宣布成立的报业集团

{14}何梓华：《控制办学规模提高教学质量》[J]，《新闻战线》，2005(7)：64-65

新闻与传播研究方向篇3

一.数据新闻的特点

首先，与传统的新闻报道不同，数据新闻的采写和编辑并不都是由专业的新闻记者来进行。专业的数据挖掘和分析人员、计算机程序开发和编程人员成为数据新闻制作中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而机器人撰写新闻成为数据新闻写作的另一大特色。美国叙述科学联合创始人克里斯蒂安•哈蒙德也说“未来机器生成的新闻将占到媒体新闻的90%，并且在未来5年之内，这样的新闻有可能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其次，数据新闻的可视化传播也是区别于传统媒体报道的重要一点。可视化技术最早应用于计算机科学中，现在成为研究数据表示、数据处理等一系列问题的综合技术。数据新闻采用可视化工具进行多种多样的表达。如，信息图、交互式图表。地图和新闻应用等。将复杂的数据以动态的形式展现给受众，将枯燥的新闻变得生动有趣。同时在不改变数据的前提下随数据意义进行挖掘，让看似无规律的数据与受众生活串联在一起，引导受众将数据应用到自身的生活当中去。如，英国《卫报》的议员消费调查和国内百度公司推出的百度春运迁徙图，让数据新闻与大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二.数据新闻的传播路径

数据新闻的传播渠道多种多样，大多依托网络平台进行传播。传统知名媒体如《卫报》、BBC、《纽约时报》都在自身网站最早开辟并不断探索数据新闻新的研究之路。《卫报》早在2009年就开设“数据商店”。其中的细分频道“数据博客”影响更是广泛。传播学中四个维度的传播都是信息在依托传者与受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数据新闻的传播路径也依据传播学中传者与受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类。

（一）双向低反馈传播

所谓双向传播路径，就是传者将信息传播给受者并得到反馈。即由“传者”数据新闻的制作方向“受者”数据新闻,受众阅读新闻后将信息反馈给媒体。最常见的即是将数据新闻直接在自己的网站上供受众阅读。如网易新闻的“数读”DATABLOG板块、搜狐新闻的“数字之道”板块用丰富有趣的的图表信息来解读新闻，让受众可以一目了然，增强了新闻的可读性和网站的人气。在数据新闻下方提供了可供网友参与评论的功能。这种传播的特点是，受众可以直观的阅读和理解传者所提供的数据新闻。并可以留下自己的感受和评论。但是受众对数据新闻中所使用的“元数据”一无所知，也就无法考证这类数据新闻的真实性。而网站本身从受众的评论中也很难得到有价值、有建设性意义的反馈。这种双向低反馈的传播路径是数据新闻传播初期尤其是各个媒体网站在探索数据新闻之路初期的必经之道。

（二）多向交互式传播

多向交互式传播路径就是信息传者与受者之间交互式进行。最早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ProPulica新闻机构是一家非盈利性的在线新闻网站，也是数据新闻杰出的先驱者。与其它媒体的数据新闻多以图表、数据地图来表现不同，ProPulica专注于新闻应用形式。它善于和用户共同来采集数据。2013年ProPulica发起名为《实习的价格》(ThePriceofanInternship）的调查，这是关于美国大学生实习成本和质量的调查，这次调查发动了美国各个大学的在校生，让他们在网站上描述自己的实习经历。收集到了大量有研究价值的数据。这样的交互式传播，传播的信息会让受众迅速接受并及时将效果反馈给传者，这样的循环式的传播，既达到了预先传播效果，又让传者不断丰富完善自己的传播内容。交互式传播还体现在数据新闻的新型报道形态之中。交互式的数据新闻依靠鼠标的移动和点击产生相关信息的联动响应。读者可以在众多的信息当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并进行详细了解。从而实现双向互动的体验。这种交互式的传播，打破了传统报道线性单一静态的传播特点，让受众由被动的接受转为主动参与。给受众创造了自定义的空间。

（三）定向定制化传播

新闻与传播研究方向篇4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在美国，“新闻学院”(JournalismSchool)与“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是两个历史渊源不同、教育方法和研究目的迥异的学科。比如，现在美国一些著名的新闻学院，像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西北大学的Medill新闻学院等等，大多创立于20世纪初期，最早是以培训各种职业记者和编辑为目的的技能性学校。因为以实用技能训练为主，其主要的学科设置包括传统的新闻写作，编辑，摄影，广播电视制作，以及近几年出现的网络媒体等新门类。一般而言，这类学院以本科教育为主，师资力量大多来源于退役从教的著名新闻工作者，大多数教授都没有博士学位；而教授的主要侧重点也在于教书育人，而不是搞基础创新性的研究。“传播学院”则大不相同了。现在美国有声誉的一些传播学院，都出现在二次大战前后，它们主要关注于大众传播的过程与社会效果研究，基本的课程设置包括大众传播理论，组织间传播(公关关系)，政治传播，健康传播，演讲修辞学，公众舆论，以及最新出现的整合传播和公众外交等等。这类传播学院，除去基础性的本科教育以外，都设有相当齐备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项目，而全职教授一般都拥有哲学博士学位，并以创新理论研究作为大学工作的主业。从学科起源的角度看，传播学是构架在社会学、政治学、大众心理学、和新闻学基础之上的交叉边缘学科。从80年代开始，一些公立大学的新闻学院开始了一股扩张整合的潮流，或者加入了传播学的课程，或者干脆与同校的传播学院合二为一，统称为“新闻传播学院”。这一变动的结果是，在美国的新闻传播教育领域中，出现了一种“新闻学院”，“传播学院”与“新闻传播学院…‘三足鼎立”的混乱局面。有的大学里，新闻与传播学院虽同属在一个屋檐下，但是因为学术背景、研究侧重不同，两个学科间基本上是貌合神离；有的大学里，还保留着原来的新闻学院和传播学院分而治之的情况，两个学院独立招生，学术研究上也互不往来。这种各自为政的学科设置和分布，也就难怪会让中国的学生们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了。

明白了以上的历史背景，第二个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那就是，面对这么一个山头林立，学科设置混杂不清的局面，到底谁有资格和能力来评断所谓的“新闻传播专业”呢，而所谓的评选范围又在哪里呢?以前美国也进行过几次全学科的评选尝试，但都在嘈嘈杂杂的反对、置疑、抵制声中草草收场了。除了榜单上排名较高的几所学校，会在随后的对外宣传上浓墨重彩地宣扬几句以外，整个的学科内部，对于评选结果根本没有认可和共识。比如，《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在1996年评选过唯一的一次美国“新闻传播学科”综合排名，分为印刷媒体，电子媒体，广告专业，和公共关系专业四类；排名前几位的分别是佛罗里达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马里兰大学等。2004年，美国三大传播学学会之一的全国传播学会，又不畏辛苦地进行了一次尝试；为了比较各新闻传播学院博士项目的实力声誉，它向美国数百所被认证的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系主任发送了1165份问卷。但是，这次动机很好的调查，很快碰了壁。很多主要新闻传播学院的院系主任不仅强烈置疑问卷士专业方向的分类标准，而且更不认同全国传播学会这一机构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在美国三个主要的新闻传播学学会中，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FJMC)会员最多，也最有学术权威性；相比而言，国际传播学会(ICA)侧重于国际传播学学者之间的交流，而全国传播学会(NCA)更偏重于以文化修辞学为中心的人际传播学。最终，在一片非议和抵制声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回复了问卷；而且，一些公认的新闻传播研究重镇，像密苏里大学，伯克利大学，马里兰大学，佛罗里达大学，密歇根大学等，根本就拒绝参加。因此，这次调查结果的实用性和代表性，从一开始就大打折扣。

除了以上的历史背景、学科分野等客观因素以外，如何设置新闻传播学的评价标准，也是一个莫衷一是、令人头疼的实际问题。既然连业内的专家们都无所适从，其他的商业评选机构也就都望而却步，知难而退了。但话又说回来，标准都是人定的。虽然像奥运会比赛那种严格的竞赛标准难以界定，但对于每一个从事新闻传播教育研究的业内专家来说，笼统的框架概念总是有的。硬性的标准，比如像一个学院里终身教职教授的人数，重要理论创立者和学术大师的人数，专职教授每年在主要核心期刊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的数量和引用率，研究生的人数和在主要学术研讨会上宣讲论文的数量，主要学术期刊的所在学院，以及毕业生就业情况分析等；软性的标准，像学生的自我评价，各类用人单位的反馈，学术界口碑声誉等等。认真说来，这并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不过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罢了。

从2000年开始，我先在美国作了五年的研究生，然后又在新闻传播学院作了五年教授。曾经教过课的学校，包括佛罗里达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还有约翰斯一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传播专业；而且，这十年中参加过大大小小数十次学术会议，走访过十几所美国主要的新闻传播院校。对于美国传播学界的现状沿革，虽不敢说权威客观，但是大致的印象判断总是有的。下面，我就不揣冒昧，补一回缺，说一说我心中的“美国十大新闻传播学院”。需要说明的是，以下的十所学院，各有千秋，难分伯仲；下面的排列次序，只是依循着从美国东部到西部的地理次序，没有任何厚此薄彼的指代意义。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

如前所述，哥大的新闻学院属于偏重新闻操作实用培训的一类，但也兼顾传播理论的创建研究。在美国著名新闻人普利策的建议和支持下，学院从1912年开始招生。依托

纽约大都市和美国媒体中心的优越地理位置，哥大在生源素质和新闻师资力量上，有着超强的竞争力。在54名全职教授当中，不乏媒介批判理论和传播效果研究方面的大师，像ToddGitlin，著有媒介批判方面的经典著作《众目睽睽之下》(TheWholeWorldisWatching)等12部专著。虽然有着较强的研究生科目，但其培养博士生的实力相对较弱；只有四名博士生导师，而每年也只招收四名博士生。

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伯格传播学院

宾大传播学院创立于1959年，到现在刚好半个世纪。虽然历史不长，但得益于宾大学科构架的整体实力和几位大师级学者的贡献，安南伯格传播学院在政治传播、民意波动等领域卓有建树。在现任教授中，有著名的ElihuKatz博士，他是民意双层流动理论的最早创立者，并深入研究论证了“媒介事件”的概念和意义；另外，KlausKrippendortt博士，专攻交流理论，网络空域，复杂传播系统等领域；传播学者们在内容分析研究方法中常用的库本道夫指数，就是由他最早提出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其他像VincentPrice，CharlesWright教授等，也都是在世界传播学界享有盛名的学者。宾大安南伯格传播学院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其下设的多个研究中心，包括像公众政策中心，全球传播研究中心，儿童与媒体实验室等，为传播学的应用和推广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马里兰大学

马里兰大学的“新闻”和“传播”学院就是属于各自为政，各据一方的平行运作体制。在新闻学院里，一共有34名全职教授，大多数来自新闻业界，也有14名拥有博士学位的教授。前院长RayHiebert是非常有名的国际新闻和公共关系方面的专家，现在仍担任着核心学术刊物《公共关系评论》的主编。而传播系则隶属于人文学院，共有25名教授，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公共关系理论，政治传播，健康传播等等。虽然属于独立操作，但在各自的“新闻”和“传播”领域中，马里兰大学的这两架马车都独领；特别是在公共关系理论基础建设方面，以格鲁尼格教授为代表的双向均衡传播学派是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团队。

北卡罗来纳大学圣殿山分校新闻与传播学院

与马里兰大学类似，北卡除了有一个综合的“新闻与传播学院”以外，还有一个专门的“传播系”，独立隶属在人文学院下面。比较有影响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创立于1909年，现有50名专职教授，50名硕士研究生和40名博士研究生。著名的学者当中，包括现任《新闻与大众传播评论》的主编、DanielRiffe教授；这份核心刊物，被美国的传播学界公认为是最权威和有份量的学术季刊。另外，讲席教授DonaldShaw也在这里任教；1972年他与McCombs教授共同推出“议题设置”理论后，至今仍是新闻传播学界最被关注的热门理论，并开始成为社会常识性名词，被各国新闻界和政界广泛采用。

佛罗里达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佛大的新闻传播学院属于标准的“二合一”体制。在学科设置中，包括新闻学，公共关系，广告，广播电视，和大众传播等多个主修方向。从师资力量和学生人数上，佛大新闻学院都是在美国名列前茅的；2008年的入学本科生人数多达2700人，另外还有200名左右的硕士研究生，和几十个博士研究生。在60名专职教授中，包括有像LyndaLeeKaid教授这样世界知名的政治传播理论方面的大师，以及公共关系中“关系理论学派”的创立者MaryAnnFerguson教授。从理论建树上讲，佛大的优势体现在公共关系研究和“议题设置”理论的推进创新中。公共关系学术界核心刊物之一的《公共关系研究》就是由佛大新闻传播学院主持编辑出版。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

类似于马里兰大学和北卡的情况，威斯康辛大学也是有两个平行的学科设置，一个是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另一个是单设的传播艺术系。新闻传播学院创始于1905年，是美国最早设立新闻传播博士学位的学院之一。在1980年以前，威大的传播学院培养了一大批未来的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者和教育者，至今仍是美国各大新闻学院的主导教师力量。著名的现任教授包括SharonDunwoody，主要研究领域是认知与传播路径分析；曾任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学会的主席；现任院长、新闻史学家JamesBaughman教授。在华人传播学界知名的潘忠党教授，任职于相对规模较小的传播艺术系，并是该系的副主任。

密歇根州立大学传播艺术与科学学院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传播学院算得上现在美国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综合性传播学院之一。成立于1956年，传播学院下设新闻系，广告公关系，传播系，人际交流科学系，广播与信息媒体系等多个系所，在传播技术，健康与风险传播，以及国际跨文化传播领域独有专长。50年来，密歇根州大传播学院培养了超过350名传播学博士。这里传播学的研究生，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有统计资料显示，在美国50个最多产的学者中，有11人或者是密歇根州大的毕业生，或者是现任教授；从1999年到2004年，在主要八种传播学核心期刊发表文章的汇总中，密歇根州大也是名列数量第一。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

提起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国内的新闻工作者和传播学者大多是耳熟能详了。作为世界上最早建立的新闻学院，密大新闻学院一直与中国新闻界保持着经常性和高水平的合作交流。作为美国名记者的摇篮，密大新闻学院的毕业生几乎统领着美国各大新闻报道奖的头奖桂冠。曾写下《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就毕业于此。密大新闻学院拥有超过80名全职教授，囊括传统新闻媒体，新网络媒体，战略媒体传播，传播理论，政治传播等各个门类。密苏里新闻教学法，仍然被推崇为经典完备的记者培训手册。著名的现任教授包括DonRanly(新闻写作)和GlenCameron(战略媒体与公共关系)等。

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传播学院

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类似，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传播学院也是一个“大而全”的综合性传播学教育和研究基地。德大的传播学院涵盖传统媒体的大众传播，现代媒体的公众传播，战略媒体的组织间传播，以及口头互动的人际间传播多个学科门类，共有超过3000名本科生，400多名硕士研究生，以及多达200名的博士生队伍。德大是最早颁授广告学博士的传播学院，仅在战略媒体传播方面就有超过1000名本科生和近200名研究生。德大的教授队伍可谓是众星璀璨，大师级的学者像MaxMcCombs(议题设置理论的创立者)，SteveReese(媒体框选理论)，RoderickHart(政治传播理论)，MarkKnapp(人际交流传播)等，都还活跃在授课和研究的前沿。

南加州大学安那伯格传播与新闻学院

新闻与传播研究方向篇5

关键词：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型（“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新晨

四、结束语

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社会科学特征明显、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特点，抓住了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精髓，对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新闻与传播研究方向篇6

而这两个学科的关系问题，一直都是国内外学者论争的对象。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新闻、传播教育界掀起的一场大辩论。大辩论的主题主要涉及：传播学、传播教育会不会、要不要完全取代新闻学、新闻教育？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新闻学、新闻教育向何处去？这场大辩论的高潮集中表现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年会上。在这次大会的“课程改革”分会场上，多次响起了一个共同的声音：我们要为传播学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新闻学、公共关系学和广告学，培养所有的人才；如果继续为特定的行业特别是新闻业办教育，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应当承认，要科学且准确地把握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是很难的。但是总结他们的异质性与关联性对于解决关于这两个学科关系的迷思很有意义。而新闻学与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的异同。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媒介范围的异同，一方面是媒介内容的异同。在媒介范围方面，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媒介，主要是报纸、广播、电视，也涉及新闻期刊，现今还有互联网；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是大众传播媒介，即新闻媒介加上电影、书籍，新闻期刊也扩展为所有不同种类的期刊。在媒介内容方面，如果把大众传播媒介的内容概括为新闻、言论、知识、文艺/文娱和广告等五种主要的信息类型，那么，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与言论两块内容，而且主要是围绕着新闻与言论之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制、出版等“新闻工作”来进行研究。

（2）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的异同。大众传播学的研究层面是基于新闻、广电、公关、广告之上的一般性传播规律的整体性层面，因而其学理层面也就比新闻学的学理层面更加抽象，更加一般，也更富有理论的概括性和指导性。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传播学的应用学科，比如公关、广告的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又处于大众传播学之下与新闻、广电相类似的层面上。

（3）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的异同。新闻学研究与教育一方面注重职业技能的培训，一方面注重专业理念或专业伦理的培养，也就是注重人文理想、人文精神的灌输与养成。归根结底，新闻学具有鲜明人文取向，是人文学科。美国主流传播学则是为了满足政治、军事、企业等不同利益集团的需要而产生的，从一开始就放弃价值理性，承认现行的传播制度是合理的，只求工具理性，致力于寻找达成更佳传播效果的方法与策略，从而成为直接服务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经营管理工具。因此，美国主流传播学具有鲜明的行为科学取向，是社会科学。

（4）研究方法的异同。传统新闻学从来没有单独将研究方法作为问题提出来，这表明新闻学缺乏研究方法的自觉。这自然是一种基于科学主义立场所作的判断。事实上，新闻学主要是运用归纳与演绎这些最基本的逻辑推理方法来开展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业务操作，即新闻的采、写、编、评，以及新闻节目的摄影摄像与制作。美国主流传播学一直强调运用社会调查、心理实验、内容分析等“科学性”方法来研究传播效果，通过量化与统计的过程来求得实证性的结论，对传播实践作出准确的事实判断，作为改进传播活动的依据。

如前面所言，关于新闻学和传播学这两个学科的关系曾一度众说纷纭，现在比较被接受的观点是：新闻和传播这两个学科定位大不相同，但它们之间亟须互补。就我国的情形而言，新闻学与传播学当下总体看来，还是合的态势大于分的趋向。

如果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大趋势是合，那么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能合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作为三大学科之中的两个，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还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差异：

第一，学科研究目标不同。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目的都是要揭示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获取关于对象的尽可能普遍的知识，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对象“是什么”、“怎么样”以及“为什么”等问题。与此不同，人文学科的根本目的不是要获取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要探寻人的生存及其意义、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问题，并由此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从而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对象“应如何”的问题。当然，人文学科也要研究物、研究各种事实性存在的性质和规律；但它决不满足于、决不止于发现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而总是要进一步追问如此这般的对象、对象如此这般的性质和规律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对人的价值及其实现有何意义。

第二，致思方向不同。对于科学与人文学科在致思方向上的区别，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李凯尔特曾作过说明。李凯尔特曾分析过文化科学（大体上相当于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他认为，因为要发现一般规律，所以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时总是致力于“抽象化”或“普遍化”，也就是说，它总是致力于把个别事实归结为某种规律的作用和表现，并把特殊规律提升为一般规律，从而抽象出越来越普遍的规律。因此，用科学的眼光来看人，人必然被抽象为无差等的“类”。与此不同，文化学科在研究对象时则总是致力于“具体化”或“个别化”，它强调和珍视各种个别的东西、富有个性特色的东西、独特的东西的价值，并借此来开掘人的生存的丰富意义。文学、史学、哲学的研究都莫不如此，它们都是只有在表达了一种独特的价值时才会受到人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