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历史的研究报告(精选8篇)
汉字历史的研究报告篇1
【关键词】计算机平面设计；汉字；艺术
一、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文化的进步，汉字本身逐渐成为了一种特殊的表达语言，其背后逐渐带有了相应的视觉属性。作为记录和表达的符号，汉字本身在悠久的历史文化中一直在不断的传播、演变和发展，同时也是我国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标志。汉字本身蕴含了点线、律动和意境的美感，其所涵盖的艺术气息，是独特且丰富的。在计算机平面设计中，汉字的应用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并且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汉字本身的艺术价值也得到了更加深入的发挥。
二、计算机平面设计中汉字的使用艺术
2、1对汉字的可搭配性进行发挥
在计算机平面设计中，汉字本身的应用是整个设计中的重要一部分。汉字本身具有独特的图形和写法，其已经成为了重要的设计素材。多种不同的写法、结构、图形以及书法等形式，其相比其他类型语言文字类型更加丰富，可以结合不同设计作品的具体需求进行调整和搭配，具有很好的适应性。在计算机平面设计中，要结合视觉设计的具体需求，对汉字进行科学的设计和应用，给人们一个更加广阔的遐想空间，让设计理念得到更进一步的提现，让整个设计作品迸发出更加优秀的创意火花。汉字本身对于视觉信息的传达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并且也是平面设计中一种常用的沟通方式。在以往汉字出现的历史中，早期的汉字本身作为图形符号，经过长时间的演变和积累，逐渐的图形化和成熟化。汉字本身传达了人的情感和交流，承载了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其已经逐渐成为了我们日常工作生活中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内容。我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汉字具有着深厚的背景和文化内涵，其对世界的影响力也是不容小视的。
2、2汉字应用于包装和海报设计
在计算机平面设计中，包装和海报是较为常见的应用场景。很多商品的包装都可以找到汉字的文字，汉字已经成为了包装设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汉字可以对事物进行直接的体现，通过视觉的途径来对产品的特点进行传达。通过文字在包装上的应用，设计师将汉字融入设计主题，打造出丰富多彩的图形，其既可以更好的吸引消费者，同时也能让设计的理念和价值得到更好的实现。在海报设计中，汉字的应用可以让整个海报作品更加动人，内容更加丰富。在进行海报设计的过程中，图形与文字的表达的运用都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是衡量设计方案的一个重要指标。汉字本身呈现出独特的样式，将汉字加入汇入到海报中给人一种总体的视觉上面的享受，能满足设计者的设计初衷也是一个重要，其内在的属性已经决定了视觉语言所能够具有的一些形式以及不同的内容，加上汉字外部的造型结构设计，这样结合是视觉语言特有的表现方式。
2、3汉字应用的发展
汉字本身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历史背景，其也是我国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弘扬。汉字本身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其既汲取着其他文明的优势，同时也保持自身的传统文化的本质。汉字本身也在逐渐受到国外社会和研究学术的关注，并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从另一方面代表了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在商业化时代下，计算机平面设计的发展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文化要素的增加，其涉及过程和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种类型的标识语言的运用，给予了设计师更高的挑战。汉字的有效运用，可以更好地凸显出设计理念和文化特色，体现出设计者自身的思维。通过汉字来对于设计理念进行诠释，可以更好地提高设计的整体效果，提高设计作品的艺术气息。在对汉字进行研究和应用的过程中，设计人员要积极地研究我国传统历史文化，深入的学习汉字演变和发展的规律，并在此之上，不断地学习和吸取其他文字和文化的理念，持续地丰富和创新，真正的让汉字应用的艺术性得到更好的提高。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随着时代的发展，计算机平面设计中，汉字的应用发生着更多的变化，并且其也逐渐成为了计算机平面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视觉信息的传达方式，通过计算机屏幕设计的平台，汉字可以更好的实现对信息的传递，达到视觉沟通的目的。汉字本身逐渐从图形符号转化为图形化的内容，应用于平面设计中，其艺术性的体现需要进行全面的保证。屏幕设计人员要对于汉字信息的艺术性进行科学的把握，认清文字应用的重要趋势和方向，以更加科学的手段，将汉字应用的艺术性进行更好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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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童，敖翔，蒋盼盼、论书法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J]、工业设计、2011(11)
汉字历史的研究报告篇2
四川翻译技术沙龙第三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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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翻译论、时间语义值与事态句翻译——以英语现在时状态句的汉译为例
探究中文在政治文献外翻中的重要性——以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翻译为例
汉字历史的研究报告篇3
汉字是中国古老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文化的传承以及发展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中国延绵不绝的历史造就的汉字底蕴极为丰富，形式及发展较为精彩，使得其中的技术性以及美感更为突出，对于现代而言也有较大的视觉冲击以及视觉享受，其所使用的方向较为宽泛，本文主要针对现代平面设计中的汉字应用情况进行详细的说明。
关键词：汉字艺术以及汉字文化；现代平面设计；应用研究
中国汉字的发展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较为绚烂多彩，其内容变化与文明的进步有直接的关系，其汉字形式的流传也是对于历史的一种祭奠，进而使得当代的中国汉字的形式极为多样、神秘以及变化莫测。对于现今不断发展的平面设计行业而言具有实际的研究应用的价值，其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将汉字的各种字体进行研究，找出具体形式下的所需的字体形式，进而能够有助于我国的现代平面设计的发展。
一、汉字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应用现状
汉字在平面设计中的具体使用效果存在呆板、主题性缺失以及艺术感缺乏等，这些问题直接导致汉字的具体设计使用的发展受到限制，使得在平面设计中具有中国代表性的汉字无法得到科学有效的利用，进而使得汉字的技术性以及汉字的传承无法得到有效的发展，也使得平面设计的发展受到相应的限制，汉字的缺乏易造成内容的空乏现象，导致设计的实用性以及设计的艺术感缺失。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因素包括汉字的研究较为缺乏、技术方面的问题、软件的发展情况、想象力的空洞、设计技术的欠缺、实际情况研究的匮乏以及设计人员的相关问题等，这些因素都会不同程度的影响汉字在平面设计中的具体应用情况。
1、汉字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准备工作不到位
导致汉字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具体使用效果不理想的因素之一就是准备工作不到位，这一问题的具体体现就是进行的实际情况、应用汉字形式方向、前提计划、设计人员整体素质以及主题方向把握出错等，其主要导致的后果就是由于实际情况的探究较为欠缺，对于市场的调查较为欠缺，在实际的平面设计进行过程中所使用的元素以及所使用的色彩搭配等与人们适应的审美观以及市场的需求不相符合，使得设计的目的无法达到，进而使该设计无法被市场认可，出现一定的设计无用功性以及资源浪费的现象；对于汉字的研究较为匮乏会导致在设计过程中所使用的文字形式较为单一，使得该设计的结果较为一般，难以脱颖而出，吸引人们的眼球，进而使得该种设计方案无法得到市场的认可，人们对此出现审美疲劳，难以在平面设计中获取相应的信息，导致设计的失败现象出现；计划性的缺失以及设计人员素质能力不高则是直接影响设计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其导致的主要后果就是使得设计的效率低，设计的内容与主题不符，设计的格局较为局限以及设计的质量较低等不利于现代平面设计发展的现象。
2、汉字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使用方向单一
汉字在现代平面设计的主要表现形式是LOGO、广告宣传语和产品简介等，很多时候是以汉字为载体向人们展示内容，在实际的平面设计的信息传播中往往记住了汉字的内容而忽略了汉字的表现形式，这也是现今平面设计中汉字的一个普遍发展现象。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就是设计的单一性，其的具体体现就是汉字在现代平面设计中所使用的主要表现形式较为有限、所使用的方向较为单一以及所使用的设计板块较为固定。这直接导致在实际的现代平面设计板块中的汉字设计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以及同一性，其视觉效果逐渐降低，出现审美疲劳，致使其设计效果直线下降。
3、汉字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想象力匮乏
汉字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具体效果就是独特性以及主题感，进而使得人们被此吸引，对此产生兴趣，对其的设计印象深刻以及对其所表达的涵义一目了然，但是在实际的汉字现代平面设计过程中该方面的体现感强度不足，主要表现在其使用的汉字方式步骤较为固定，对自我主题的凸显方式较为一致，进而使得汉字在平面设计中的新颖性以及作用体现较为不足，进而使得汉字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应用价值无法得到确实的体现，存在明显独特性个性的匮乏现象。
二、汉字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1、在现代平面设计进行前做好相应的准备
在现代平面设计中汉字的使用需要进行的准备工作就是进行详细的汉字文化历史衍变形式等的全面知识的学习以及研究、对现代平面设计的主题加以定位、对设计人员的相关素质以及能力进行培训提高以及进行提前的计划和调查，这样能够使得汉字的设计方向以及内容与主题相符合与市场的需求相符合，例如在进行宣传海报设计时，在进行市场调查之后以及流行元素的考察，使得汉字的设计方向有所依据，使得平面的设计观感上升。
2、多样化汉字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使用方向
汉字在现代平面设计中存在的发展方向单一的问题进行的具体改进措施就是使用方向多样化，其主要进行改进的方向就是将现代设计的版块进行相应的变通以事实需求为依据往增加艺术感以及主题感突出的方向改进，对所使用的主要汉字形式需要进行多样化研究，主要方向就是汉字的发展历史以及各种汉字形式的多种应用分析比较等。汉字在现代平面设计过程中讲求的就是融合感，例如在文具的包装设计中把汉字作为装饰图案，以整体文字或者拆分出来的偏旁部首进行装饰，配合字体形式、颜色等。这样能够使得现代平面设计的整体性提高、内容充实、观赏价值提高以及感染力增加等，使得其目的得以实现，效果得到体现。
3、改进相应的想象力以及独创性
对该种措施的采取方式进行具体例子的说明，例如儿童药品的包装设计中的汉字设计，其的想象力能够往童趣的方向发展，首先确定该种药品的用途，治感冒的药品需要利用一些漫画元素与汉字相结合，汉字的颜色多彩化以及汉字的形体圆润化等，进而使得儿童对药品的恐惧感下降。根据具体的使用方向以及具体额使用情况进行自我的设计想象，其遵循的原则就是对应性、合适性以及独创性。
三、结束语
对现代平面设计中汉字应用的研究，其的实际意义就是使得汉字的发展以及传承得以实现，也是文字该种文化的魅力正被世人所全面接受。
参考文献
[1]王晓丽、浅析现代平面设计与书法艺术的应用[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7(15)
[2]郭光武、浅谈汉字字体设计的图形化策略[J]、科技创新导报、2010(25)
[3]陈叶、论“诗性”在中国现代平面设计艺术中的注解和表现[J]、包装世界、2010(02)
汉字历史的研究报告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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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以来普通话水平测试研究概述 王晖
吸纳百家自成一体--《文化语言学》(修订本)简评 程乐乐
第三届全国语言文字应用学术研讨会通知(第1号)
汉字历史的研究报告篇5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总共召开过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除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外，其他大会时的全国党员人数，都有明确记载。其具体而准确的统计数字，分别为：二大时195人；三大时420人；四大时994人；五大时57967人；七大时121万人。这说明：中共一大和六大时的全国党员人数的问题，与其他代表大会时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
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在叙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唯独在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没有写全党人数；而对于中共一大时的全党人数，亦只是写了一个“五十多人”的大概数字。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这两次大会时全国的党员数字呢?以下是笔者的一点粗略的思考和看法。
一大时的党员人数
在召开中共一大的时候，我们至今没有发现各地共产党小组关于党员人数的直接统计材料。因此，我们现在不可能在党史书中看到一大时有精确的党员人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所写的当时全国党员有“五十多人”的数字，虽然也不够十分精确，但基本上是与史实相符合的，或者说是接近于实际的历史情况的。
据考证说明，中共一大时全国党员共有“五十多人”。这50多名党员是：上海小组的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杨明斋、李达、袁振英、邵力子、李季、沈雁冰、林伯渠、李启汉、李中(即高语罕)、沈泽民；北京小组的、、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张太雷、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劫、朱务善、李骏、宋介、李梅羹、吴汝铭、陈德荣；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张国恩、郑凯卿、赵子俊、赵子健；湖南小组的、何叔衡、彭璜等；广东小组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旅日小组的施存统(即施复亮)、周佛海以及旅法小组的张申府、刘清扬、陈公培等。需要指出的是：这是当时的状况。在这些人中，也有不久即退党，已经不是共产党的党员了。
现在有了这个大体的名单，反映出了学术界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因为，当时是处在一大召开前夕的特定历史时期，这已是90多年前的事情了，历史情况很复杂，档案文献奇缺，更无“活资料”可以查找，要想真正彻底地弄清这个问题，是非常不容易的。这50多名党员，到目前为止是被多数人基本上肯定和认同的。当然，对于个别有争议的人或事，继续深入探讨亦是必要的。
为什么要确定“五十多人”这个数字呢?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有历史事实的证实。史学界，特别是其所在省区的党史部门，对这50多个人，都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核查和深入的研究，可以说是逐个“验明正身”，说明他们确实是当时早期的党员。二是有档案文献资料的证明。即在为数不多的早期的档案文献资料中，对这个数字均有大体一致的记载。
这些早期的文档中的记载，都很珍贵、很重要，因为它们都比较明确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诸如：1921年中共一大闭幕后不久，参加大会的李汉俊、董必武就给共产国际写了题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该文件译自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的报告。在该报告别指出：“现在(国内)已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成员。”1921年10月13日，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Ю、д、斯穆尔斯基在一封信中说：“从(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到八月五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自称为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会议的十二名参加者，代表了总共五十个自命为共产主义者的人。”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去年(一九二一)开常会时，只有党员五十余人。”1922年7月11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莫斯科所写的《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中说：“在魏廷斯基(即维经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建立了一个以陈独秀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小组”。“这个组织在七个到八个中心地区有它的支部，但在全中国其成员总共不超过五十――八十人。”在1928年6月，中共六大时绘制的一份统计表中，填写着一大时共产党员共有“五十七人”，“其中工人四名，知识分子及自由职业者五十三人”。1929年瞿秋白所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指出：1921年6(7)月的“第一次大会时有五十余人”。在1987年10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该书曾于1938年12月，以延安“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会”名义编印发行)中，也明确写道：“到会代表十三人，代表党员共五十人左右。代表的产生，是北平、天津(应为武汉)、湖南、湖北、广东、山东(这时山东也建立了党的组织)，各选派代表二人，日本选派代表一人。”
许多当时参加一大的代表，他们在后来的回忆录或访谈中，几乎都提到了党员人数问题。他们每个人的记忆，虽然各有区别，但所指出的人数却都在50人左右或几十人的大范围之内。其中，、包惠僧等人的回忆，所讲的情况比较具体、详细，有一定的代表性。例如，在《我的回忆》中说：参加中共一大的“上海代表是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九个党员；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十五个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八个党员；、何叔衡代表湖南约十个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约七个党员；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的八个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两个党员。合计代表十三人。党员五十九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则约在三百五十人左右。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的全部阵容。”包惠僧回忆说：“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应该吸收广大的工人群众来参加，但是这一次代表大会共十三个代表都是知识分子，代表各地的党员总共不过五十余人，除了湖北区有两个失业的工人同志外，就没有什么工人，尤其是没有产业工人。这说明我们党还是在软弱无力的幼年时期。”显然，在他们的回忆录里，所提到中共一大时全国的党员人数，也都与前述的档案文献中的记载基本一致。
通过以上史料的介绍和分析，说明了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以及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所说的：在中共一大时全国党员有“五十多人”的论断，是有根据的，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六大时的党员人数
现在看来，经过长期努力的核查和研究，一大时全国党员有“五十多人”的结论，是完全可以确定下来的。但若真正弄清六大时的党员人数，这要比一大时的难度更大。从六大现存档案文献中的统计数字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经查中共六大档案，有三个文献资料，即1928年6月30日在六大上作的《组织问题报告和结论大纲》、1928年6月30日六大通过的《组织问题报告大纲》、1928年6月大会资料《全国党员数量统计》中，都提到了当时的全国党员人数。根据这些文献资料，到六大召开时，全国共有省委16个(包括临时省委)，特委37个，县委400个，市委36个，区委41个，特别支部138个，全国党员130194人。在组织问题报告中说：“党员的数量现在我们有很夸大的数量，但没有法子保证是正确的。”他强调：“我们的总数有十三万零一百九十四人，农民居多数，但海陆丰、醴陵一定要有很大的损失。所以，总数是不能正确的。”后来进一步说明：“中国党乡村支部的统计非常困难，所以数目很难正确。”既然这个“很夸大的数量”“不能正确”，也就无法将其载入史册了。
笔者查阅了当时有关的文献资料，说明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至少有三点：第一，当时正处于特殊的历史大变动时期，而且全国的白色恐怖依然十分严重，随着形势的发展，党员的数字产生了有增、有减的迅速变化，很难有精确的统计。第二，在统计党员人数时，有些地方存在着“宁多毋少”的思想。有的误认为只要有了数量，才可以提高质量。同时，认为若报少了，就会丢面子。第三，党群混淆，有些地方把凡是积极参加暴动的赤卫队队员、农会会员等非党群众，亦都当成“共产党员”统计上报了。例如：在江西的安源，把6万名赤卫队队员、农会会员的积极分子，都当成“共产党员”统计上报了。实际上，当时安源只有1万名党员。显然，当时无论在乡村或城市中，这种把党群组织混淆的状况，严重影响了党员人数统计数字的准确性。
中共六大时全国到底有多少党员，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问题。在一些史书、文章、教材以及宣传报道中，对此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共六大时全国的党员人数，有一种“四万人”的传统说法。但是这种说法，始终没有任何直接的文字依据，这只是有关专家所作的一种推断和估计而已。
汉字历史的研究报告篇6
【关键词】羌文；羌族；少数民族文字
羌族主要分布于四川省岷江河流域，在行政地理上位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及北川羌族自治县。5、12汶川特大地震中，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受到重创，特别是此地为羌族文化核心区，对羌文化造成巨大损失。
地震发生后，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和多所知名高校，以及各科研机构对羌族展开了带有抢救性质的全方位研究。最终得出较为一致的观点，即，要保护羌语这一濒危语言，保护羌文化，必须以语言的保留为前提。
一、羌语的分布概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以前，许多学者将羌语归入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也有学者认为羌语是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但语支未定的语言。自1981年孙宏开提出羌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以来，目前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羌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
根据多年来民族语言工作者调查分析的一致结论，羌语分为南部方言和北部方言。茂县赤不苏地区和黑水县为北部方言，其余羌区均为南部方言。南北部方言分歧点主要是：南部方言有声调，用以区别词义和形态；而北部方言没有声调，但有较为丰富的复辅音声母和辅音韵尾。南北方言的基本词汇相同，语法方面存在一定差别，北部方言的语法表现形式比较复杂，内部差别小。就各方言区内语音和语法之间的差异而言，南北方言均可划分若干种土语。
作者主要对黑水县进行调研发现，黑水县大部分藏族居民使用羌语，占当地藏族人口总数85、5%。其余14、5%的藏族居民中，有10%左右使用藏语（安多语），4%左右使用嘉绒语。但这些人群中大多数同时掌握藏语和羌语。黑水县是整个讲羌语地区中，羌语使用率最高的地区。
二、族语言文字创制历史（传说）
关于羌族的记载历史久远，早在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的文字说明。羌在“他者”的记录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出现在他者文字记载中的羌，是否有过自己的文字，如果曾经有过，为何今天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当地羌民对此有如下解释：
案例1，以前历史上有一种羌文，为躲避战争羌人不断迁徙，羌人在迁徙中本携有书籍，在不注意时被羊群所吞，族人大愤，杀羊剥其皮制成鼓，作为一种报复，故而端公均以羊皮鼓为法器。
案例2，唐僧赴西天取经时，羌民托孙悟空帮助取羌民文字，等到唐僧师徒取经归来，孙悟空将取来的文字数页交予羌民，羌民乃驱羊而返，中途羌民倦而欲睡，遂在草地上假寝，文字折置身旁，等到醒来，数页文字已为羊子吞下，乃剥羊皮为端公之法器。
案例1和案例2流传于有端公信仰的羌语区，端公作为羌族文化的集大成者，掌握着较多羌民族的文化历史。端公的法器――羊皮鼓与文字的失传在羌人的观念中建立起某种联系，这样的传说不仅解释了羌民族没有文字的历史原因，同时还说明了羊皮鼓的来历。
三、新中国之后的羌文创制历程
（一）羌文创制的历史进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非常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调查研究，在1956年间曾组织了七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全面普查，当时的羌语和嘉绒语调查主要由第七工作队负责。但在后来2年间，主流社会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直接学汉语和汉族文字，排斥民族文字，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之下，当时的羌文创制工作被迫停止。
到1988年，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正式提出为羌族创制文字的报告。同年，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向省政府提出了创制羌文的报告，得到省政府批准。1993年1月，国家民委函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有关专家对羌族拼音文字方案进行学术鉴定。1993年3月，民族研究所、国家语委、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四川省民委、四川省语委等单位的17位专家对方案进行了认真鉴定。
羌族拼音文字创制以来，共培训专业羌文教师400余名。已经在50余所中心小学、5所初中高中学校和130余所村小学开设羌文课程羌汉双语教学试点。约1万多名羌族学生接受了羌文学习。四川省羌文工作组在羌语分布的茂县、汶川、理县、松潘等30多个乡镇200多个村组开展了羌语成人教学，通过羌文扫除文盲近20000人。据了解，截止到2000年，共有30多名羌文专业专科生和85名中专生分别在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和威州民族师范学校毕业，成为羌文教师或其他工作者。
羌文拼音方案确定后，四川省羌文工作组随即开始编写扫盲的试教课本，还编写了《汉，羌文对照词汇手册》。同时，对羌区的各种民间故事，释比的宗教文献做了大量的记录。笔者认为羌文拼音方案，对记录整理过去濒临灭绝的传统文化史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遗憾的是，现在看来，《羌文拼音文字方案》主要用于记录了过去的一些重要史料，众多社会原因导致其普及和推广难度较大。
（二）当代羌语的使用危机
目前，使用羌语较频繁的羌族居民主要分布在有茂县、松潘县、汶川县及理县山区。黑水县境内自称“尔玛”的藏族居民多使用羌语。北川县绝大部分羌族居民、丹巴县的大部分羌族居民、松潘县白羊乡的羌族居民、汶川和理县城镇及公路两侧散居村寨里的羌族居民已不会使用羌语，而改用汉语。在平武以及陕西、甘南一带的羌族居民，已经完全丢失母语而转用汉语。
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统计，1982年“羌族共有102768人，使用羌语的人数共有10万左右。”占当时羌族人口97、3%。据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和加拿大拉瓦尔大学国际语言规划研究中心的调查统计，1982年，羌族总人口中只有6、9%完全使用羌语，55、37%的人口使用羌汉双语，37、73%的人口使用汉语，羌语的使用人数大约是10万。近年来，在交通便利、与外界接触较多的羌区，不少羌语使用者纷纷转用汉语，羌语的使用人数不断下降。究其原因，不少人认为羌语无用，使用羌语“又不会挣钱”，而且显得很“土”。
可见，作为羌族人，都非常希望羌语能够传承下来，而以上调查问卷中“根本不会说”和“非常希望羌语传承下来”的比例均很高。
在对羌族文化展开抢救性保护时，遇到很多技术。例如，用汉文方式记录羌文化尤其是释比唱经和口头传说时，会遇到以下困难：（1）出现记录失真；（2）出现记录不完整；（3）出现由记录导致的文化变味；（4）由于羌语复辅音较多，小舌音很丰富，导致汉文根本无法记录。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大众传媒和信息网络的强大冲击下，我国各民族聚居及杂居地区的语言生活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此大环境下，不难想象，如果羌语消失，很多相应的羌族文明成果恐怕也会烟消云散。
四、嘉绒文的创制个案对比
嘉绒藏族，在民族识别中被界定为藏族的一支，但其所用语言与其他藏语地区有较大差别。藏文在安多、康巴和卫藏等几大藏语方言区通用，虽然这些藏语方言区的居民都较难直接通过口语交流，但其书面语可以毫无障碍地通用。由于嘉绒藏族使用独有的语言，藏文很难在嘉绒地区普及推广，该地区少数藏民（通常为出家人）通过宗教经典学习藏文，日常居民生活均使用另一套语言系统。
青海塔尔寺活佛且雪・罗桑降曲・登白准美收集整理的二十多种藏文字体中，有一种藏文字体是藏文在嘉绒地区的变体字，我们暂且叫做嘉绒文。
嘉绒变体字是何人创制？源于何时？暂时无从得到答案。但这种字的创制和运用是在藏文之后，是藏文的模拟和变体却是有根据的。
受藏传佛教影响，黑水地区的僧人都到其他藏区学习藏文和佛法。一位从甘孜州白玉县噶陀佛学院毕业的大堪布土邓旦比江禅，通过在佛学院系统学习，精通藏文。大堪布在黑水为一家百姓念经时，这家人将自家一个古老刻板请大堪布鉴定价值。经过大堪布研究发现，刻板上的文字就是上文所说的嘉绒文。刘光坤在《羌语中的藏语借词》中指出羌语中有较多藏语的借词现象，这样的现象在嘉绒文的创制中也得到了体现，其保留了较多藏文的原意和字形。这也可以作为该文字可以推行的一个佐证。
五、创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意义及其建议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日常生活的今天，也不可避免带来了社会的单一化。单一化使文化多样性也日趋变得单一，如何避免社会多样性的消失？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重要途径。民族文字将承担起民族文化传承的重担，对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来说，创制适合自己民族的文字将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羌族本土人类学者张曦等人建议：要尽快推出《羌族拼音文字方案》，在羌族地区的小学中适当恢复羌语文教育，并在升学时对羌语文学习者予以一定政策倾斜；同时，应在阿坝州威州师范学校、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建立羌语言文化专业，培养羌语文师资人才，并且应在相关的研究机构和民族高校，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设置相关课程，培养更高层次的羌语言文化人才。
学者们的建议具有高瞻远瞩性和全面性。但笔者有些困惑，把羌语的振兴希望寄托在《羌族拼音文字方案》上，对传承羌语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笔者对创制《羌族拼音文字方案》的学者们是极其敬重和认可的，但试问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能称得上严格意义上的文字吗？
文字的意义和其活力并不在文字本身，而在于这样的文字承载和表达着这一民族的情感世界。拼音方案可以记录过去传说故事中的信息，但较难表达其中所蕴含的情感。文字中有很多同音异形字，羌语中有较多同音异意的表达，而这是拼音方案无法解决的问题。
纵观中国少数民族中拥有本族语言文字的几个民族，某些直接受益于藏文。众所周知，蒙古文的创制者为元朝国师藏族学者八思巴，而后的满文也是综合藏文与蒙文的特点创制的，嘉绒文更是直接脱胎于藏文。
从学术的价值来看，就如孙宏开所言：羌语支语言仅仅十多种，使用人口也不足百万，在汉藏语系数百种语言的大海里，好比沧海一粟。但是羌语支现存的许多语言事实，却给我们许多启示。羌语的研究可能将成为如语言发生学分类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也会对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有一定的贡献。
无论是制度层面或经济层面，都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支持。也正是国家日益强大，今天我们才有必要就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作更多的考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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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历史的研究报告篇7
作为一名高一的学生你知道高一的研究性报告要怎么写吗?下面是为大家带来的高一研究性报告范文，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高一研究性报告范文1：苏州，这个带着2500多年古典历史的城市，在新的时代潮流中经受着一波又一波的挑战，是慢慢湮灭还是始终屹立在浪尖上?
我们并不希望眼见着古城的秀美典雅慢慢消逝，也不愿看着她只是迎合时代潮流，而随着浮世而喧嚣直至磨灭了自身的特色。
所以，让古典与现代相融合便是我们最好不过的抉择。
千百年来，小街小巷一直是与苏州古城相生相伴的“血脉”，直到现在，苏州城区仍有小街小巷一千多条。除少数街巷外，许多曾经粉墙黛瓦、勾勒着姑苏城古典韵味的“古城血脉”，已经红颜老去，丰韵难再。余秋雨在《白发苏州》中所回忆：当时的苏州十分沉静，但无数的小巷中，无数的门庭里，藏匿着无数厚实的灵魂。正是这些灵魂，千百年来，以积聚久远的固执，使苏州保存了风韵的核心。
但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仅仅只是商业区几片小小的土地已经无法满足需要，于是呢，拆迁、改造、重建等一切事件的实质无非是让有古典韵味的江南乌衣巷变成那一抹血色残阳。
倘若不改造呢?多少年风雨过下来的古城已是残破不堪，无法满足居民正常的生活所需，再等下去，恐怕也只是座无人城。
所幸，二00六年，位于苏州古城区的沧浪区城管局就对道前地区开始了“古巷新韵、幸福社区”的试点整改，没几个月，十二条老街巷面貌一新，赢得了市民和海内外游人的众口叫好。今年该区老街巷整改涉及一百条街巷，其中特色街巷二十条，面积二平方公里、人口一万多户。该区借助先期改造的“两街一河”，用足依水傍街、水陆并行的特色条件，利用散落在中间的控保建筑和名人故居，在解决、改善部分居民生活居住环境的基础上，重在深化提高，全面融入文化元素，引导老街巷旅游。
同样位于苏州古城区的平江、金阊区的老街巷改造计划也将陆续出炉，并启动改造步伐。苏州平江历史街区保护项目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文化遗产保护荣誉奖。涉及这个历史街区，整治时要求会高一些。专家认为，苏州平江历史街区的建筑特征贯穿其间的是一种平民文化，也因此生命力更强，成为苏州保留至今最完整的历史街区。要留住苏州老街巷的真实生活，保留一个独具风韵及古风的苏州，也保留下苏州独特的城市记忆。
按照苏州市十一五规划，苏州市将在未来几年内完成对全部小街巷的改造工作。这便是古典与现代完美融合的例证之一。
但是，并非所有的古城区的现状都是这么喜人，也并不是所有的老城区都可以既保有韵味又不失时尚的。譬如在苏州古城区中心的黄金地段，有一条街巷叫范庄前。这条老街，有着悠久的历史、美丽的传说和深厚的人文底蕴，然而现状却不容乐观。日前，政协委员黄裴莉就范庄前老街的历史文化发掘和周边环境的保护向大会递交了提案。
范庄前的现状不容乐观。不但这里的历史文化遗存没有被很好地挖掘，而且环境肮脏、凌乱无序并存在很多安全隐患。老街整体路面坑洼不平，每逢雨天不到200米的道路上起码有100多处积水坑洼，路上很多私自接拉的电线纵横交错在空中，街上有个卖鸡的摊贩常年在此杀鸡、脱毛、倾倒杂物。街上有2个废品收购站常年把收来的废品摆放在街头，占据了很大的公用道路面积。此外，街上还有不少流动摊贩向行人兜售无证食品，加上许多汽车在这条并不宽阔的路上乱停乱放。这些都让这条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老街脏乱不堪。
希望城市规划部门在深挖这条古街巷的文化底蕴上多做工作，城市建设部门尽快把老城改造的步伐延伸到这条老街。她还建议城管部门加强管理，尤其是对无证摊贩、不合理经营点该取缔的就要取缔。……
真希望这样老街不要在时光中磨灭了自己的光芒。
与之相对的，也有个驰名中外的古镇——木渎。
已带有浓重故苏韵味的千年木渎的古镇韵味又将添上浓重一笔。这个镇专门规划了“老字号街区”，计划在明年春节前后开街。据介绍，建“老字号街区”在我市尚属首创，已有13家百年老店在前天签约。
这13家老字号是雷允上、朱鸿兴、稻香村等，它们大多有百年历史。木渎镇在其商业宝地香港街商圈规划了1、7万平方米面积，首期将以27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启动这个特色街区。
据悉,为了吸引老字号的集群，让自己的古镇韵味更加浓郁，木渎这次不惜以“免费两年房租”作代价。对于老字号来说，不固守高成本的大都市黄金地段，而另辟一条探索振兴之路，不失为良策。
实在不免让人感叹，木渎古镇不仅能在站稳在风起云涌的经济市场，也能在愈发重要的精神建设里拔得头筹，木渎镇政府能清楚的认识到这么一个措施的重要性并及时进行扶持援助进行。
这样让古典与现代相融合的意识真是让人看到了苏州城未来发展的希望，真希望苏州市政府也能加进步伐，彻底改造好众多老城区。
苏州是一座有着二千五百二十年历史记载的古城，如今仍屹立在当年的城址上，并保留了“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布局，这在全世界的古城中是罕见的。为了保护好这座古城，使之“传之后世，永续利用”，希望苏州市有关部门能让古典与现代相融合，尽快对一千一百二十五条古城老街巷进行整治，那么，古城十三万户、三十九万居民将直接受益。更多苏州市市民也将从中受益。
报告建议：
1、由经济实力的城区优先发展，带动后续老城区改造，以求最终形成全苏州市改造完美竣工，共同创造和谐社会。
2、向先进的已完成改造的地区学习，吸取他们的经验，也避免走一些弯路，尽量减小损失。
3、市政府大力扶持，对一些经济较落后区域进行必要的经济援助，以求尽快完成让古典与现代相融合的重大目标。
4、各个部门配合进行，例如城管配合管理，不仅要有一个良好的自然环境，还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
5、时间限制上，考虑到2008年北京奥运，势必也将影响到苏州的客流量，故应加紧脚步完成改造。
6、牢记宗旨是，让古典与现代相融合。
不仅要原汁原味，也要有创新，又突破，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高一研究性报告范文2：6、8江心洲水质调查
时间：2010-6-8
地点：江心洲污水处理厂
小组成员:罗翊廷、何倩、毛阳宇坤
2010年6月8日上午，我们随学校来到了江心洲污水处理厂。虽然当时天空下着毛毛小雨，可是大家的热情丝毫没有减少，满怀期待地随着老师、污水厂的工作人员进入污水处理厂进行研究性学习。
首先，我们跟随那里的工作人员了解了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的过程。这个处理厂主要处理的是我们的生活污水，于02年进行了扩建。当污水进来时，首先要来到进水泵房，将一些大的木块、纸屑等不溶物过滤，然后经过曝气沉砂池的沉降，配水井的缓冲，初沉池的除去多数泥沙，到达最关键的一个地方：A/O生化池。在这里，污水和活性污泥混合进入A/O生化池，首先进入A级缺氧段，活性污泥中的微生物在这儿先释放磷，并且繁殖。当进入B级好氧段时，由于氧气充足，微生物大量吸收水中的磷和有机物，便达到了处理的的目。了解了这个生化池的威力，我们进一步领略到了化学的魅力，感受到化学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经过了这些步骤，污水最后来到二级沉降池，这里主要是要将生化池的水和泥沉淀分开，并将底部的泥沙打到污泥泵池，最终处理干净的污水就直接排放进长江。
听完了工作人员的介绍，大家都觉得我们家里用的清洁的自
来水来之不易，以及对污水进行处理的过程艰难，都下定决心要更加珍惜水源，防止水的浪费。
接下来，我们亲自实践的时间到了。大家迈开步伐，亲自去观察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些污水处理过程。一开始，我们去往进水泵房。在还没到达目的地时，大家就闻到了一阵阵恶臭——这是刚进入处理厂的水散发出来的!看到泵房中那些我们的生活废物残渣，大家心中不禁泛起一丝伤感——原来最初的水被我们污染得这么脏!
带着惋惜的心情，我们又来到了曝气沉砂池。这里水的味道稍微好一些，可池里却翻滚着股股黑色的泥沙。在初沉池，我们看到了半桥式周边转动刮泥机，为水做进一步的净化。接下来，我们终于来到了A/O生化池。生化池里的水是土黄色的，上面漂浮着大量的泡沫，这是成千上万的微生物起的作用，它们正在“吃”掉那些会让水体富营养化的氮、磷等有机污染物。在生化池的最后，还有一个水流如瀑布般的池子，它让大家感到兴奋又惊奇。当我们来到二级沉降池时，原本污浊的水一下子变得清澈了。看着满池透亮的水，我们的心情也随之明朗了起来。
到这，我以为我们的探索过程就此终结，可是没想到还有更大的财富等待我们的挖掘——在这个污水厂，还要进行活性污泥的培养!活性污泥法是目前处理城市和工业污水普遍采用的好养生化处理技术。其工艺流程较为简单，处理成本低而处理效果好，bod/cod去除率高，因而得到广泛的青睐。
这次来到江心洲污水处理厂进行研究性学习，让大家受益匪浅，获得了许多超于书本的课外知识，也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化学，它融入在生活中，所有有趣的一切都等待我们用心灵去探访!
附：
江心洲研究性学习照片
生化池
生化池最后的小瀑布
二级沉降池清澈的水
高一研究性报告范文3：1、课题题目：《对于汉服的研究》
班级：高一(3)班 指导老师：孔垂学 课题成员：常意晨
2、研究的主要内容：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其中少数民族有55个。由于地理环境、气候、风俗习惯、经济、文化等原因，各少数民族都在长期的发展后形成了不同风格、五彩缤纷、绚丽多姿、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民族服装，如朝鲜族的高利、契玛、佩吉，傣族的花腰，侗族的大头帕，高山族的贝珠衣，彝族的擦尔瓦，赫哲族的鱼皮衣等。但同时，人口最多的华夏民族——汉族也拥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服装，称为汉服，即华夏衣冠。汉服的历史悠久，流传广泛，只可惜在日益现代化的生活中，它作为曾经的记忆逐渐隐去了踪迹。此课题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汉族传统民族服装——汉服的前世今生，包括汉服起源、特点、样式、发展、文化内涵、影响、劫难、现代汉服及汉服复兴等。
主导学科：历史 相关学科：语文 政治 美学 社会
研究方法：文献法 调查法 观察法
3、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在这个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社会，有些古老的传统也随着新文化新事物的出现而被打入冷宫。当今的汉族青少年对于自己民族的服装几乎是一无所知，而新近出现的汉服复兴运动更是被某些有心人扣上“极端民族主义”的帽子。汉服文化所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我希望通过这个课题研究，能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汉服，了解我们华夏民族自己的服装，加入汉服复兴的运动，为汉服文化的传播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个课题旨在增强汉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让流传千年的汉服文化不至于后继无人。这绝非“极端民族主义”，只是为我们汉族人提供一个铭记并传播民族文化的机会和条件，它也时刻提醒我们汉族人：无论天地如何沧桑，谨记你的姓名是炎黄。
4、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鉴于日前汉服复兴运动的热潮逐渐形成，活跃在各大网站论坛的汉服爱好者也日益增多，他们长期致力于汉服的复兴，对汉服的发展历史有着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课题成员的初步设想是通过查阅汉服信息和与汉服复兴者交流，来进一步了解汉服文化的兴衰。在人力方面，课题成员本身对该课题有浓厚兴趣，也希望能为汉服复兴作出努力;在财力方面，由于该课题研究不需要太大开支，成员可以独立承担;在物力方面，因特网无疑是最方便快捷的低成本选择，图书馆等硬件设备也足够成员进行研究所需;在时间方面，预研究、收集资料、讨论交流、撰写报告都可以集中在寒假期间完成，时间条件充裕。综合上述各方面因素，本次课题研究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5、活动计划：
① 任务分工：
开题报告的提出和完成：常意晨
资料的查阅和整理：常意晨
相关采访和调查：常意晨
结题报告的完成：常意晨
② 活动步骤：分5阶段实施
时间 阶段 任务
2011年1月上旬 选择课题 确定研究课题 2011年1月中旬 开题报告 计划研究流程 2011年1月下旬至2月 调查采访 收集资料 进行研究
2011年2月中旬 整理并分析资料 形成初步见解结论 2011年2月下旬 结题报告 最终总结
6、预期的成果：
汉字历史的研究报告篇8
关键词：《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考证；汉唐之间
中图分类号：N092；N62 文献编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7、03、006
Abstract：A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Chronological Table Volume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is an important one among the reference books in the field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gained popular attention、 When I referred to the book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ontent， I discovered flaws of some historical events in the book or in reference to the content， or in the original literature， or in the same content reappearing、 This article did a textual research on from Han dynasty to Tang dynasty section of A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Chronological Table Volume in order to correct for several flaws of the book、
Keywords：A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Chronological Table Volume；Textual research； from Han dynasty to Tang dynasty
《中科学技术史・年表卷》，[1]系卢嘉锡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重要组成部分。是书以时间为序，每个条目作为一则具体事件，包括公元纪年、朝代年号、地点、人物、事件等要素，绝大多数条目还给出了参考文献，较为系统地列出了远古至1911年之间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科技事件，是一本较为出色的年表性工具书。由于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历史资料，范围广泛，内容庞杂，致使该书某些内容，颇多商榷之处。2008年，苏湛《〈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五代至北宋部分考证》一文，[2]即根据各类文献，对该书五代至北宋部分细致考证，核实了该书所收部分史实的真伪。笔者在参与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国计量史》研究过程中，搜集相关文献，重新对《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汉代至唐代部分内容进行考证，希望略起查缺补漏之功。
1 转引史料内容考证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编者参考了诸多一手文献与现代研究成果，转引某些内容时出现了差错。错误类型包括径改原文、文字缺漏、文字误植等。
1、1 满城汉墓出土错金铁尺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第159页，“公元前113年 戊辰 西汉武帝元鼎四年，满城汉墓墓主刘胜之妻窦绾（西汉）墓中有制作精细的错金铁尺一把，尺两面中间部分均有错金流云纹饰并发错金小点表示尺星。此尺在3、5、7、9各寸内刻奇数等分线纹。据测试，每寸平均值合23、2厘米，分度值精度已达到毫米。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丘光明等，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00～201页）”。[1]P159
按，“发错金小点表示尺星”令人费解。经查《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未发现有相关内容。另查《中国历代度量衡考》，有如下描述：
尺-12 错金铁尺〔西汉〕，1968年河北省满城县陵山2号汉墓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长23、2厘米，宽1、2厘米，厚0、3厘米，……用X光透视，发现两面均有错金流云纹及尺寸刻度，尺面纹饰线条精细流畅，两边用错金小点表示尺星。全尺分为十寸，一边仅刻出距离相等的十等分，另一边第一、二、四、八、十各寸内无线纹，而第三寸处刻三等分，第五寸刻五等分，第七寸刻七等分，第九寸刻九等分。这种三、五、七、九各寸内刻奇数等分线纹的尺，还是第一次发现。尺已折断，两端锈蚀，部分尺星残损，一、五、六、九、十各寸已无法测量。其余各寸经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精密测试，第二寸为2、324厘米，第三寸为2、308厘米，第四寸为2、324厘米，第七寸为2、329厘米，第八寸为2、316厘米，平均每寸为2、32厘米。……此尺出土于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墓葬时代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以前。[3]
对比可见，《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将“用错金小点表示尺星”误作“发错金小点表示尺星”，还将每寸平均值2、32厘米误作“23、2厘米”。所言“在3、5、7、9各寸内刻奇数等分线纹”容易产生歧义，将其改为“在第3、第5、第7、第9各寸内，分别对应刻有三等分、五等分、七等分、九等分等奇数等分线纹”，意思会更加明确。
此外，若将其参考文献换成《中国历代度量衡考》，则更为适宜。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窦绾墓葬年代，《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将其列于公元前113年。《中国历代度量衡考》根据《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将其绝对年代定在公元前118年～公元前104年的结论，[4] 做出了墓葬时代在公元前104年以前的论断。而蒋若是则依据窦绾墓和刘胜墓出土钱币与铜镜的对比考察，认为将窦绾墓还是定于公元前118年以后、公元前114年之前为宜。[5] 可见，这一问题尚未得到圆满解决，仍然需要学界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1、7 七曜罗T之名称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第301～302页，“公元806年 丙戌 唐宪宗元和元年，约于是年，僧人金俱叱（印度，唐）译出《七曜攘灾诀》，内中给出五星和罗（目侯）、计都七曜的运动历表、一年中每一天日躔二十八宿宿度表以及相应的运行周期等，其基本方法可能源于古印度，但也吸收了中国传统天文历法的内容。又给出古印度日月五星‘占灾攘之法’（陈美东，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98～400页）”。[1]P301-302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第373页，“1166年 丙戌 南宋孝宗乾道二年 金世宗大定六年 夏仁宗天盛十八年，约于是年，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一辽代墓葬后室穹顶部的正中央，绘有彩色星图，内有二十八宿、北斗七星的图像，又有日、月、五星、罗?与计都的图像，还有黄道12宫的图像。该星图是至今首见的中国传统的二十八宿同经由印度传入的黄道12宫一一对应的图像，是一中西合璧的星图[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考古学报，1976，（2）]”。[1]P373
按，经查《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七曜攘灾诀》包括了罗T、计都两种历表。[9]故，上引第一条事件中，罗（目侯）应当是罗T之误。
上引第二条事件中，罗T写作罗?，经查《汉语大字典》，罗?同“罗T”，星名，为十一曜之一，《字汇补・日部》：“?，月之交首尾曰罗?。……《释典》本作罗T，从目，今史书皆从日，姑别出之。”[10]但为了与上引第一条文字统一起见，宜将“罗?”改作“罗T”。
2 原始文献出处考证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编者在多数情况下，会直接标明记录该事件的原始文献信息，其中包括古籍年代、作者、名称、卷数等内容。但经过查核，有些参考文献信息不甚完备，有些原始文献则并未收载《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记录的该条事件。
2、1 《居延汉简》出版信息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第162页，“公元前102年 己卯 西汉武帝太初三年，使强弩都尉路博德（西汉）筑城障于居延泽（今甘肃额济纳旗东南）旁（《汉书・匈奴传》）。现代出土的居延汉简是此年后屯戌居延城的官方木简文书的遗存。居延汉简最早的纪年简为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最晚者为东汉建武七年（公元31）。居延汉简中有不少涉及中医药学、数学、天文历法等方面的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考古学刊・乙种（16），中华书局，1980年）”。[1]P162
按，查该条事件引用文献《居延汉简・甲乙编（上下册）》的书名页，其所属专刊为“考古学专刊乙种第十六号”，而非“考古学刊・乙种”。[11]
2、2 现代研究九宫文献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第196～197页，“公元200年 庚辰 东汉献帝建安五年，是年前，郑玄注《易纬・乾凿度》卷下曰：‘太乙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九宫数就是纵横图，亦称幻方。这是纵横图的最早记载。稍后徐岳《数术记遗》的14种算法中有九宫。北周甄鸾注曰：‘九宫者，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后来南宋杨辉发展了纵横图的造法。纵横图现今是组合数学研究的重要课题（郭书春汇校，九章算术，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1]P196-197
按，郭书春汇校之《九章算术》一书，没有提及此条事件。
经查多种数学史论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编者最可能参考的原始文献为刘钝所撰《大哉言数》。因为相比于其他文献，该书曾提到：“《数术记遗》所记14种算法中就有一种名为九宫算。”[12]
另外，《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关于此条事件的表述，还有以下不妥之处：
⑴ 内容混淆。“太乙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乃《易・乾凿度》之正文，郑玄注文如下：
太乙者，北辰之神名也。……太乙下九宫，从坎宫始……自此而从于坤宫……震宫……巽宫……所行者半矣，还息于中央之宫。既而又自此从乾宫……自此而从兑宫……艮宫……离宫……行则周矣。
刘钝据此认为，根据郑玄提供的太乙巡宫次序，即可得到九宫数图；在此图上不但“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两条对角线上的数字之和也是15。[12]P341
故，应该是根据郑玄注文，而非《易纬・乾凿度》之正文内容，方可得出九宫数图。
⑵ 论断不妥。东汉郑玄时代，尚无“纵横图”之名。直到南宋时期，杨辉所撰《续古摘奇算法》，始见“纵横图”名称。[13]故，直言东汉时期已经出现“纵横图的最早记载”，未显允当。
⑶ 文字缺失。“《数术记遗》的14种算法中有九宫”，其中之“九宫”，原书实为“九宫算”。[14]
3 同一事件重复出现
按照《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前言所云，是书的编纂是依照学科史的顺序，包括了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学、生物学、农学、建筑学、矿冶、水运、军事、航海和造船、纺织、机械、陶瓷、医学、水利、计量等。每个学科史均由一至多位专家负责撰稿。撰稿过程难免出现将同一事件分列两个不同条目的情形。而编者在最后统稿时会全部采纳，未予细致甄别。
3、1 《酉阳杂俎》所载月面黑影的成因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第274页，“公元630年 庚寅 唐太宗贞观四年，约于是年，一隐居山林的学者指出：‘月势如丸，其影，日烁其凸处也。’是关于月面实凹凸不平，月面黑影乃是日光所照凸处的阴影的科学推测（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天咫》）”。[1]P274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第307页，“公元863年 癸未 唐懿宗咸通四年，段成式（唐，公元803～863）《酉阳杂俎・前集・天咫》记述了望远镜发明之前800年，人们已猜测到月面上阴影是‘日烁其凸处也’”。[1]P307
按，经查《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给出的引用文献《酉阳杂俎・前集・天咫》，相关论述如下：
太和中，郑仁本表弟，不记姓名，常与一王秀才游嵩山，扪萝越涧，境极幽椋遂迷归路。将暮，不知所之。徙倚间，忽觉丛中鼾睡声，披蓁窥之，见一人布衣甚洁白，枕一L物，方眠熟。即呼之，曰：“某偶入此径，迷路，君知向官道否？”其人举首略视，不应，复寝。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顾曰：“来此！”二人因就之，且问其所自。其人笑一作言曰：“君知月乃七宝合成乎？月势如丸，其影，日烁其凸处也。常有八万二千户修之，予即一数。”因开L，有斤数事，玉屑饭两裹，授与二人，曰：“分食此，虽不足长生，可一生无疾耳！”乃起，与二人指一支径：“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见。[15]
按，撇开这则材料的神话色彩不谈，单就年代而言，段成式所记其发生在“太和中”，即唐文宗李昂时期“大和”年号，由827年至835年这九年时间。这与《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将其归入630年或863年不甚相符。
宜将这两条事件，去除重复，重新安排时间序列，或直接列入“太和年间”，或模糊处理，列入“唐朝”即可。
4 结语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内容仅仅是笔者参考《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涉及计量学、天文学、数学事件时所发现的一部分问题，其他学科内容暂未涉及。
不过，即使《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自身存在着某些误读或者差错，但也绝对无法抹杀其十多位编者历时数年、呕心沥血的辛勤劳作。况且，这些缺憾均能在其再版修订时予以一一更正。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年表类工具书的编纂，或能从以上考证中获得一些启发：
其一，某些字词错误、输入误植，或许实属无意之举。作者、编辑在编著、校对过程中，若能认真对待，条分缕析，充分履行好各自职责，那么出错几率将大大降低。
其二，参考文献部分，理应将时代、作者、论著名称、出版信息、页码等项尽可能完整列出，方能为之后编辑、研究过程中追溯史料源头、核实事件内容提供一定的便利。
其三，针对事件重出的情形，或可选定人名、地名、著作名等作为关键词，恰当运用文字处理软件的查找命令或者突出显示功能，从而能够方便快捷地校核全书，避免重复收录同一事件。
致谢：本文曾在第全国物理学史学术年会（太原，2017）上做分论坛报告，得到与会台湾刘昭民先生、山西大同李海先生的热心鼓励，李艳萍女士、仪德刚先生、黄兴先生、刘晓先生的悉心指正。
参考文献：
[1] 艾素珍， 宋正海、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2] 苏湛、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五代至北宋部分考证[J]、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08，29（4）：385-394、
[3] 丘光明、 中国历代度量衡考[M]、 北京： 科学出版社，1992、 12-13、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 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册）[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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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陈美东、 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155、
[7] 丘光明， 邱隆， 杨平、 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232-234、
[8] （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第15册卷147梁纪3武帝天监8年（509）[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4738-4742、
[9] 陈美东、 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398-399、
[10]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汉语大字典・第二卷[M]、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武汉： 湖北辞书出版社， 1987、 1523、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居延汉简・甲乙编（考古学专刊乙种第十六号）上下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12]刘钝、 大哉言数[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342、
[13]李俨、 中算家的纵横图研究[A]、 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第六册・中算史论丛1[C]、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164-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