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传说作文范例(3篇)

民间传说作文范文篇1

【关键词】民间故事；乡土情怀；彭祖情怀；人文情怀

一、引言

古称彭城的徐州，又名涿鹿，已有六千年文明史。一方面，从历史发展上看，徐州历史上曾为蚩尤本据，黄帝初都，彭国国都、徐国国都、五省通衢、宋国国都，楚国国都。而徐州又是汉高祖刘邦、南唐烈祖李、南朝宋武帝刘裕、后梁太祖朱温的故里，有“九朝帝王徐州籍”美誉。另一方面，从地理位置上看，徐州“东襟淮海，西接中原，南屏江淮，北扼齐鲁”，素有“五省通衢”之称。因此，徐州是“一州，两汉，三楚之西，乾隆四巡，五省通衢，六千年文明，主席七访，八百寿彭祖，九朝帝王徐州籍，十里长街淮海路。”

徐州民间故事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徐州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徐州民间故事通过徐州民众的文学想象，鲜明地体现出徐州文化的审美价值取向，其中所透露出来的人文情怀对当下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伴随着徐州历史地位的变迁和彭祖情怀的逐渐深入人心，来徐州观光的游客也日益增多。这些游客的到来促进了徐州附近地区和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与繁荣，尤其是民间文化的繁荣。而在这里流传着的大量神话、传说、故事和民歌也随之形成了种类繁多、形式多样的民间口头文学。在《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江苏・徐州市区卷》中，不仅反映了徐州人民的精神面貌以及朴素的真善美，同时也完整地保存了这笔宝贵的民间文化遗产。本文试图以徐州民间故事作为研究对象，尝试探讨徐州民间故事的文化意蕴。

二、徐州民间故事的文化意蕴

徐州民间故事是彭祖文化同民间文学结合的产物。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徐州民间故事经历了初创，删改，完善定型的过程，以鲜活的徐州方言将民间的神话、传说、故事、笑话和生命体验入一体。其中既反映了普通民众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也反映了徐州人民朴素的真善美。

（一）乡土情怀

和所有的民间文化一样，徐州民间故事由于来源于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徐州的民间故事，正是徐州人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的文学性及艺术性的表述。一方水土，一方风习，一方歌哭，一方气度。徐州的民间故事必然也用它机智、幽默、乐观、明朗的旋律，表现着徐州的城市精神与市民情绪。

“佳处未易识，当有来者知”，“两汉看徐州，秦唐看西安，明清看北京”。徐州不仅有狮子山楚王陵、龟山汉墓、戏马台、泗水亭、霸王楼、歌风台、拔剑泉、子房祠、王陵母墓、羊鬼山展亭、汉兵马俑等两汉文化遗存，还有江苏柳琴、徐州梆子、徐州琴书、徐州剪纸、徐州香包、徐州鼓吹乐、邳州跑竹马、邳州纸塑狮子头、丰县糖人贡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谓是徐文化的集大成者，所有的这一切在徐州民间故事中都被寄予了美丽的传说。

在徐州民间故事中，民众将自己对世界的认知，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家乡本土的热爱融入徐文化中，以民间故事的外衣展现出来。这些传说将徐州的胜景、特产与风情联系起来，而故事中又流露出了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向善离恶的伦理坐标，知恩图报的道德观念等。这些都深深地埋藏在民间心理中佐证着徐州传承至今的重义轻利的民风。故事中主人公多为“杨百万”、“周老四”、“张三”等有名有姓的人，故事情节大都遵循重义轻利的原则。而这些故事把徐州山的一山一石，一湖一泉附着以美好的传说借以寄托普通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诉求，对家乡山山水水的厚爱的故事，投射出浓厚的乡土情怀。这种乡土情怀决定了徐州民间故事保持了难能可贵的原创性。因此，无论是神话传说、彭祖传说、楚汉故事，还是乾隆传说、文人故事、山水传说等作品都带有鲜明的徐州本地特色。

（二）彭祖情怀

妇孺皆知的彭祖，他的高寿的故事，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多次被提到。但关于彭祖的故事最早生成是在徐州地区。相传彭祖姓钱名铿，是颛顼大帝的玄孙。他非常勤劳、善烹饪、重养生。因献“雉羹”给尧，治好了尧的厌食症，被尧封于大彭国。直活到八百八十岁才无病而终。徐州的百姓非常敬仰他，尊称他叫彭祖。据说彭祖早在4000多年前就在彭城发明了彭祖气功健身法――导引术，首开了武术文化先河。同时，彭祖又是我国烹饪界公认的始祖，彭祖情怀因而刻在了徐州人的心中，在民间故事中尤其突出。

的确，在徐州民间故事，如《柳毅外传》、《猪八戒出世》、《误用差官》、《鸡冠花的来历》、《盘龙窝》、《石榴的传说》、《彭祖醉酒》、《妖龙探母》、《霸王追韩信》、《张良得兵书》等大量作品中，都可以发现因彭祖情怀而彰显的对生命存在的热切追求和对安全和平的生命存在环境的期盼。而且，这些故事大都以艺术形象的方式展现给人们，躲藏在审美创造的背后的故事中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色彩相映成趣，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因此在彭祖情怀影响下的徐州民间故事体现出了旺盛生命意识，极具艺术感染力和思想启迪性。

三、人文情怀

“人文”的概念，《现代汉语》释为：“指强调以人为主体，尊重人的价值，关心人的利益的思想观念。徐州民间故事蕴涵着众多创作者和传承者的心理体验以及思想感情，是长期积淀在徐州人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的独特表现，是荣格所说的“一种沉淀在作者无意识深处的集体心理经验”。作为徐州独特的审美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它随着历史的推移，在徐州民间故事的人文情怀中得到了传承和体现，这种人文情怀正是当代人所丢少的珍宝。但社会的发展是绝不允许以人类创造的科学技术来残害传统的人文情怀为代价的，一个社会有一个社会的脊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中坚。因为“一个有着浓烈人文情怀的人，其必定愿意在精神家园里坚持一份纯真，坚守一份本真，藉心中拥有对中华民族无私的大爱，给善恶以公正，给灵魂以道义”，所以，人们寄希望于人文情怀的回归，呼唤那些富于人文情怀的民间故事的传播。徐州民间故事的人文情怀中蕴含着普通民众的乡土情怀、彭祖情怀，展现着伦理道德的种种表现形式，如“权谨救狐”、“徐州烙馍与一字千金”、“义犬救主”、“教子”等故事，无一不是如此。因此，徐州民间故事的人文情怀值得人们高度地重视。

四、结语

当下，生态文明呼唤着人们用那些具有人文情怀的民间故事去实现“文化民生”的建设，提升我国文化的软实力。而徐州民间故事是我国民间文学园地中的一颗硕果，也是我国彭祖文化与文学结合的产物，既具有审美功能又具有人文情怀传播功能，渗透以徐州本土文化所特有的文化元素徐州化，为民间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母题和素材。我们在今天重提民间故事的意义，正是源于精神创造的渴望，源于对一种富有人文情怀的文化精神的期盼。

【参考文献】

[1]殷召义.徐州民间文化集・故事传说[M].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

[2]克鲁克洪，凯利.文化的概念[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民间传说作文范文

关键词：现代化民间文化碰撞与对接《秦腔》

贾平凹的《秦腔》初入文坛便引起了评论家极大的兴趣，在现今充斥着商业利益与资本角逐的时代，这部现实主义的长篇力作，反映了中国乡村在现代化与传统夹缝中的尴尬生存境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值得探讨与深思的话题。时代的变迁，年轻一代思想的异变，引发了当代人价值观乃至人生观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在与乡土中国传统的对接中与之发生的碰撞与冲突在贾平凹笔下展现得淋漓尽致。当然小说的成功更要归功于作者高明的叙事模式和他独特的叙事艺术，他一直是一个叙事的好手。这部小说以反“宏大叙事”的姿态进入人们的视野，作者曾在《秦腔后记》里写道：“我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1]，以“清风街”日常生活的琐碎故事片段连缀结构全篇，根据一个非常态的叙述者——疯子引生可见或不可见的最为日常化的真实传达出当代乡土中国的人性疑难和生存困境。日常生活是一个时代真正的“肉身”，对于表现当代中国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疑惑与焦虑，这种“肉身”的呈现更是极为必要。这种真正触及底层乡土生活、生活化、民间化的写作形式不可避免地为《秦腔》这部小说打上了民俗学的烙印。秦腔这种民间文化艺术形式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较量的过程中逐渐走向末路，不仅加深了我们对现代化发展的思考，更加深了我们对于乡土中国民间文化传承及我们日渐失落的赤子情怀的反思。对于积淀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民俗文化的呈现使得小说在主题表达上更有力度，作品中流露出的无奈与焦虑、乡土中国的悲凉都因为民俗文化的没落与消亡而更加让读者触目惊心。

一、秦腔的失落：现代化与传统的碰撞与对接

民间文化与文学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民间文化以各种姿态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或展现风土人情，或寄寓作家的思想，或以某种结构全篇的意象需要出现，极大地丰富文学作品的深刻内涵。同时，各种民间文化在文学作品的发掘中更好地传承下去，在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层面都有着广泛的意义。

小说中秦腔作为一种民间文化随着夏天智的死而逐渐没落与消亡，秦腔曾经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高兴了唱，不高兴了也要喊几句秦腔，它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一种心灵的洗涤。我们不难发现，通读全篇衰亡已经是秦腔不可更改的命运。可以说，从作者以秦腔命名小说起就已经注定了秦腔的悲凉命运，因为秦腔与乡土中国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这是民俗文化之所以存在的关键所在，传承是至关重要的。现代化对传统的剥夺与残害导致的人们对生存现状的疑虑与焦虑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连沉淀已久作为隐形文化存在的秦腔也摆脱不了这种衰颓的厄运。

当现代化的“文明之风”吹醒了清风街的人们，金钱利益的角逐便开始了，这个淳朴、“不拘小节”（街道上随处可见的粪便等）的乡村开始焦虑了。于是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念（物质至上，追求利益最大化，以夏君亭为代表的一代）必然要与老一辈“视土地如命”的观念（以夏天义与夏天智为代表的一代）发生激烈的冲突，这其实是两种文化冲突最直接最外在的表现。秦腔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言人顺理成章地成为这种矛盾的牺牲品。最明显的标志便是受众对流行歌曲的喜爱，秦腔在现代化进程中已经不合时宜，连老一辈的艺术家都被指责：“你咋老成这熊样了？”失去人们对他们应有的尊重。一种具有丰富地域文化色彩的老少皆宜的文化形态如今却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秦腔的酷爱者白雪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民间文化的唯一继承人，但她的命运如同秦腔一样，随着这种文化形式的衰亡而愈发凄凉。她的丈夫夏风是在省城工作的知识分子，是清风街的骄傲，她与公公夏天智对秦腔的热爱非但不能感染夏风，反而招致他的反感，这成为他们最终离婚的一个因素。民间文化培养抚育的一代最终成为民间文化的送葬者，现代文明的教育最终战胜了民间文化的启蒙。小说的叙述者“我”是酷爱秦腔，但“我”对秦腔的感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来自对白雪的爱慕，所谓爱屋及乌，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秦腔文化的悲哀。

我们可以说，这种来自现代化文明与传统文化的较量，作者利用民间文化秦腔作了比较有深度的思考，秦腔的命运作为小说的一条线索，它的呈现是有起伏的。我们不难发现其实作者对这种乡土的传统民间文化很有保护意识，秦腔虽然已经沦为喜事丧事的一种活跃氛围的表演，但作者还是让它有了可以翻身的机会。在成立艺术团对秦腔做有力变革的努力中（尽管团长的目的仍然是攫取利益），我似乎看到了作家那潜隐的一丝希望，但是结果可想而知。这些秦腔艺术家及传承者最终无法改写秦腔失落的命运，现代化文明明显占了上风。作者正是背负着这种精神重担寻求着现代文明与传统对接的轨道，从某种意义上说，白雪与夏风的孩子可以理解为这种对接的结果，但作家最终失败了，孩子的先天畸形预示了这种努力的徒劳，秦腔的继承与发扬似乎真的陷入了泥沼中，民间文化衰败景象带来的悲凉感与失落感无疑加深了我们对乡土中国困境的思考。同时，民间文化的传承的断层也不容我们忽视。在现代文明与传统碰撞对接的过程中，秦腔这种民间文化艺术形式的式微之势无疑加深了整部作品的现实批判力度。

二、民俗文化在书写日常生活中的重大意义

《秦腔》这部小说写的是极为琐碎、密实、日常化的当代生活，其实这是极其不好把握的一种写作形式，容易造成思想的断层，但这种日常生活的写作又极其真实，尤其是乡土民风的书写，能够挖掘人性最原始最天然的一面，还原一种人性的本真状态，引起读者的共鸣。

小说对民间生活的描写无处不体现民俗民风的痕迹，从语言风格到人物塑造，再到故事发展的模式，民间文化潜藏其中。民间文化总是在潜移默化中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可以说，对于民俗的书写作家总是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因为它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骨血。在这种民间文化的浸染下，清风街的淳朴，清风街的原生态，清风街夜晚的静谧或白天的笑骂声，都让我们异常亲切。贾平凹运用最生活化的语言，生活片段的拼接在他笔下变得妙趣横生，充满了幽默感。这里有尚未被现代化的文明之风吹醒的人们，所以所谓的“老顽固”、“倔驴”既惹人发笑又让人感到无比辛酸。正是民间文化在这种夹缝中的生存状态让我们开始思考现代化带给我们的除了物质利益到底还有什么？民俗的阐释能够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乡土中国的发展现状，对于这种无奈的现实我们感同身受。

小说中民风民俗呈现出一种流失的状态。我们似乎可以预见到清风街的未来：老弱病残，凄清悲凉。小说人物众多，关系比较繁复，但从作者设定的人物姓名到人物性格，都表现出乡土中国恪守传统的一面。夏家四兄弟分别以仁、义、礼、智命名，这种来自民间的传统对其影响可见一斑，但就是最恪守民间传统的夏家出现了大讲改革支持一切手段致富的夏君亭，出现了视秦腔这一民间文化为草芥的夏风，出现了倒卖银元而最终为其所累的夏天义，出现了为金钱利益扎进物欲世界的翠翠，民间所具有的淳朴、仁义、善良的特性被现代文明之风一扫而空。人性异变，欲望蓬生，人们开始寻求并享受物质的，以至于清风街连抬棺的人都找不到，这使得坚守“民间”的一代人越发困惑。夏天义对土地的守护被视为经济发展的阻碍，人们对夏天智与白雪对秦腔的一腔热情也无动于衷。面对传统的失落与文化传承的断层，清风街的集体无意识状态无疑成为乡土中国转型的障碍，人们最终迷失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大潮中。小说中大量出现的俗语展示出清风街人们的不拘小节，疯子引生作为叙述者更是对生活本真状态的一种回归，一种原始人性的回归。他是疯子，他不会受到现代化文明的侵蚀，他的思想诡异但是很真实，不虚伪，他是民间文化熏染的一代，在他身上民间文化战胜了现代文明。但同时疯子引生又是睿智的，他预料到白雪与夏风离婚的结局，他也明白夏君亭愚弄清风街人们的把戏，他理解夏天义对土地的感情，他似乎掌握着所有人的结局，他不会占卜看相，作者有意赋予他这种神秘色彩，希冀引生式英雄的出现，可是他又不可避免地被人看作疯子，他最终成不了救世主。民间既有的一种英雄情结似乎无形之中牵引着引生，又牵引着作者，但现代文明的强大力量与民间传统流失的命运是无法逆转的，悲凉的结局最终指向无望的困境。

《秦腔》的重大现实意义远不止此，秦腔作为乡土中国的代表在现代化与传统对接的夹缝中面临的失落命运似乎是可以预料的。经济的飞速发展伴随着的是传统民间文化的流失、人性的裂变。贾平凹不乏幽默的篇章中充斥着无限的苍凉之感。但是作为知识分子，他无法评论现代化或者传统文化谁是谁非，知识分子最终面临的只能是两难境地——历史理性与人文情感的悖论。对乡土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关怀势必会与当今经济发展的大潮有所冲突，但是现代文明与传统民间文化的对接确实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如何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保护好我们的民间文化是我们必须重视的问题。

民间传说作文范文

一、民间信仰对古代小说的渗透

在民间信仰基础上,中国历史上曾产生过大量的神话、传说和故事,后经文人辑录、加工、改编和再创作而完成文本化过程,转变为志怪、传奇、话本、章回等体制的小说。在小说写定过程中,民间信仰通过提供题材、人物、主题、观念和语词等多种途经渗透进来。纵观古代小说发展史可以发现,表现神仙灵异、因果报应是古代小说的重要情节类型,神怪人物是古代小说的重要角色群体,不仅志怪、传奇、话本小说如此,即便是章回体的历史演义和世情小说也概莫能外。志怪是我国古代延续时间最久、数量最多的小说品种,上自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下迄清末《萤窗异草》、《右台仙馆笔记》之类,历代文人辑录了数以万计的民间神怪故事。志怪较少个人化虚构,情节多是“粗陈梗概”,《列仙传》、《搜神记》、《幽明录》皆属此类;不过,其中也有个别描写细腻、生动翔实之作,如《神仙传》中的部分篇什就已有唐传奇笔法,而《汉武帝内传》洋洋万言,篇幅之巨、场面之大、人物之多,虽唐传奇也不多见。至于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以传奇入志怪”,其精彩描写历来为人赞叹,被称作文言小说的艺术高峰。文人搜奇记异是民间信仰渗透到志怪小说的重要途径。从汉魏到明清,以搜奇记异为目的写作活动让大量民间信仰及其叙事寄寓于志怪小说之中。唐传奇是对汉魏六朝志怪的继承和发展。关于唐传奇与志怪的关系,何满子曾指出:“汉魏以降,志怪小说之繁富,殆为神话寥寂之天然补偿。环球文林,罕有其比。蕴积千载,唐人传奇乃承其余泽。”①唐代传奇、志怪二体,难以截然分开,《玄怪录》、《酉阳杂俎》、《甘泽谣》、《传奇》等具有代表性的传奇集,其中也不乏粗陈梗概的短小篇什,与志怪难分伯仲。所以,今人谈到唐代文言小说,常用“志怪传奇小说”加以统称。当然,唐代文人对这些神仙鬼怪故事着意铺陈点化,借以寄托情愫,抒发己意,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和道教的神仙济世等观念,也贯穿作者的儒家伦常和道德教化思想。话本是在说书艺人讲唱的宗教性或世俗性故事的基础上,经过文人编撰形成的通俗小说。即使是历史题材的话本,如《武王伐纣平话》、《三国志平话》等,也经常浸润着佛道二教和民间神灵观念;至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吕洞宾飞剑斩黄龙》、《张道陵七试赵升》等宗教题材的话本,人物多谪自于仙界或西方灵山,情节多是转世历劫、济世度人,带有更多民间信仰多教融合的特点。此外,艺人讲唱、文人编撰这些故事时,还会凭借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分析人物命运变化的原因,而这些原因经常是他们头脑中的民间神灵观念的直接映现。所以,话本中渗透的民间信仰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二者水乳交融,密不可分。明清章回小说多是在说书艺人讲唱历史故事的基础上,经过历代作家多次加工、改编、再创作而完成的“历代累积型”长篇小说。①作家在改编过程中,将自己的佛道和民间信仰观念以及儒家伦理思想都融入小说之中,于是章回小说呈现出驳杂的宗教色调,小说人物普遍被神魔化,就连着名的历史人物也被描写成谪仙或精怪的化身,如《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关公被神化、诸葛亮被仙化,《三遂平妖传》中的“三遂”都被谪仙化,其他多数人物则被妖怪化,《西游记》中的取经人都是神佛转世,而其对立面则都是妖精,《封神演义》中的大部分人物都是遭逢杀伐劫难的阐、截二教神仙,一些凡人死后也被加封为神。清代由文人独立创作的章回小说,如《红楼梦》、《绿野仙踪》、《镜花缘》等,也都比拟前代作品,把主要人物写成神仙降世,主要情节则是谪仙转世历劫。这种情节特点形成了明清小说“转世历劫”的结构模式。②从古代小说发展史可以看出,小说文本由简到繁,由疏到密,由短到长,其间都离不开对民间信仰的创造性加工和利用,相当大的篇幅用之于对民间神灵的刻画和对神仙故事的演绎。可以说,民间信仰对古代小说的渗透几乎达到了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地步。

二、古代小说对民间信仰的影响

由于古代小说容含了大量的民间信仰,小说在某种程度就成了人们用以印证仙佛灵异、果报不爽的文献,从而成为后人继续创造、传承民间信仰的文本依据。首先,中国古代社会的部分文人对文献盲信盲从,以为有文字记载即真实不谬,越是古老的文献越可信,越是出自名人、圣人之手的文字越神圣,即便是那些宗教性、幻想性的故事也信而不疑。葛洪在回答弟子“古之神仙者,岂有其人乎”的提问时,就列举神仙传记作为神仙实有的证据。在葛洪看来,“先师所说,耆儒所论”,都真实不诬,应该继续传扬下去。③他在《抱朴子内篇》中说:“《列仙传》仙人七十有馀,诚无其事,妄造何为乎?邃古之事,何可亲见,皆赖记籍传闻于往耳。《列仙传》炳然,其必有矣。”④这段话既表明了他的宗教倾向,也体现了他对待古代文献的盲从态度。我国虽有“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古训,但像葛洪一样盲从古书的人仍比比皆是。古人之所以以文献所载为真实,大概还与我国古代史学特别发达有关。古代史学家追求实录,以真实性作为评判历史文献价值的基本标准。史着的求真思维延伸到文学作品中,小说故事也被当做真实发生的事情,小说中的幻想性人物,包括其中的神仙妖鬼之类,也被当做真实人物加以欣赏,从而在客观上对民间信仰起到传承作用。其次,小说通过塑造人物反映社会生活,小说人物往往被附会上了宗教人物的某些能力和特质,因而也会被民众当作神灵来崇拜。那些原本在民间有信仰、有传说的人物,如西王母、牛郎、织女、孟姜女、梁山伯、白娘子、钟馗、包公等,经过作家的加工改造,形象更加鲜明,在民间会得到更多信仰;那些纯属作家虚构的人物,如唐传奇《柳毅传》中的柳毅、《订婚店》中的月下老人,由于在小说中被描写成神仙,他们也能得到民众的接受,成为民间信仰的对象。至于明清时期那些脍炙人口的章回小说,所刻画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因而也会被偶像化、神仙化,进而转化为民间信仰的神灵。从宗教心理学来看,小说人物与宗教神灵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隔阂,二者在潜意识层面上属于同一种性质的对象。美国宗教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认为,一个人的宗教经验不仅跟他的人生经历有关,还跟他的潜意识构成密切相关。他借鉴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研究成果,把人类的意识区分为意识(甲区)和无意识(乙区)两个区域,而无意识区域内的潜意识是人神相通的“中介项”。他分析了潜意识与宗教信仰的关系后指出:“我们的直觉、假设、幻想、迷信、信仰,以及一切非理性的作用,都由乙区来。它是我们梦的来源,并且似乎梦可以回到它之内。任何我们有的神秘经验,……我们的妄想,固有观念和歇斯底里也出于其中。这区也许是许多许多培养我们宗教作用的源泉。”⑤潜意识既是一切宗教意识的源泉,也是作家赖以进行文学创作的精神资源之所在。小说形象与宗教神灵从源头上说是合一的,二者只有表现形式的不同而无本质内涵的差异。第三,古代神话、传说和神异故事中的人物,往往也是民间信仰的对象,一种人物双重角色,而小说的描写让他们获得新的信仰能量,并随着小说流布而传播。民俗人物写进小说,被赋予新的故事,展现出新的、超然的能力和品格,读者是乐意接受的。有些神灵不仅被塑在更多的庙宇内,连他们的生日、成圣日、忌日都会成为民俗节日,甚至还有庙会活动,从而获得更广泛、更持久的崇拜。吕洞宾是五代以后新起的一位仙人,在小说戏曲中多有表现。明清时期产生的《东游记》、《吕祖全传》、《八仙得道传》等小说,进一步推动吕洞宾信仰的传播,让他成为八仙中故事最多、知名度最高、香火最旺的神仙。《三国志通俗演义》对关公信仰的推动也是众所周知的。这部小说于16世纪传入朝鲜半岛,1592年日本封建主丰臣秀吉入侵朝鲜,随后明朝应邀派兵救援,当中国军人来到朝鲜时,“见朝鲜遍祠(关)帝,颂述满其国中”①。这些所谓“颂述”就是依托小说生发出的民间传说。在传说基础上完成的朝鲜讲史小说《壬辰录》,多次描写关公显灵助战、帮助朝鲜军队打击倭兵的情节。在一种汉文手抄本《壬辰录》中有这样的描写:“忽然灵风大起,神云四合,有一员大将,面如赤枣,丹凤眼,三角须,乘赤兔马空中杀伐,倭兵惶怯昏倒,自毙不起,一阵皆死。”②这里对关公相貌行状的描写,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十分相似。抗倭战争结束后,朝鲜人金万重在《西浦漫笔》一书中写到:“今所谓《三国衍(演)义》者,出于元人罗贯中,壬辰后盛行于我东,妇孺皆口诵说。”③当时朝鲜各地纷纷建造关帝庙,仅汉城就有12座之多。随着小说的流布,关公信仰在朝鲜半岛迅速流行开来。古代小说还会被改编成民间说书的科目,也会被改编成地方戏曲、皮影戏、木偶戏等剧目,小说的影响范围借此扩大到包括目不识丁的普通百姓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