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儒家思想范例(3篇)

古代儒家思想范文篇1

论文关键词社会性别儒家文化妇女思想

作为在中国运行两千多年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部分，它既作为上层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也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伦理行为准则。建构在儒家思想基础上的社会性别制度规定了套“最合法”的两模式。这套理论的推行对两性中的女性造成了心灵和身体上的双重创伤。了解女性在这些压迫中的根源，才能够为拜托这些压迫而进行努力的抗争。

一、社会性别理论的介绍

社会性别理论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中国是在20世纪90年代在天津开展的“妇女与发展”的研讨班，知道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的召开后，社会性别理论才广泛被为人们所接受。

性别即是男女之间的差异，分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生理性别是与生俱来的，不因年龄、种族、财富、地域的影响而改变。而社会性别确是与生理性别是相对的，它是受后天的影响，经过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男性与女性的差异。美国心理分析学家罗伯特·斯托勒（robertstoller）在1978年出版的《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中说：“人可以谈论男性或女性，也可以谈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而与解剖学或生理学无关；虽然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在现实中像是一回事，在日常生活中也密不可分地纠结在一起。这项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确认下列的事实，即这两个领域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并不一定像一对一的关系那样紧密相连，而是各自有其独立的内容。”例如人们会认为男人应该有男人气概或者说男人味，女人应该有女人的气质。男人应该是刚强的有泪不轻弹的，女人应该是温柔软弱的。社会性别理论把两性的关系视为社会关系，通过分析两性的关系，可以发现社会关系形成的根源。

二、儒家文化对妇女思想禁锢的现状

儒家文化主张的仁政以治天下的思想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儒家文化当中也存在着影响我国妇女的思想的进步。造成了古代妇女地位的地下，形成男尊女卑的局面。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一）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

战国末期，我国渐入封建社会，封建的礼教开始慢慢的形成，封建礼教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形成的，是统治阶级用来束缚广大人民思想的封建礼仪和伦理道德。。《周易》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三纲五常”的秩序由此而来，“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和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等关系的人伦行为准则。在这套伦理当中，性别因素是基本因素之一。“三从”最早见于《仪礼.丧服.子夏撰》“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夫，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四德”语出《周礼.天官》：“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从中可以发现其核心的内容就是男尊女悲的思想，女性要服从于男性的统治。

（二）孔子曰“唯女子难养与小人难养也”和“天尊地卑”与“阴阳和合”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进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矣，其终也已。”孔子把女子与小人列为同一类人，走进这类人你都会不顺眼，远离这类人你还是会满腹怨言。在孔子的眼里，女性竟是如此的不堪入目，明显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周易》将男女比作天地乾坤：“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天地作为大自然的物质存在，本没有太大的尊卑含义。但是在儒家语境中，通过赋予天地不同的地位和价值观并将其与男女关系联系一起，从而构建了男尊女卑，天地之道，抬高了男性的地位，贬低了女性的地位。《汉书》称：“阳为尊阴为卑，卑者随尊，尊者兼卑，天地之道也。是以男虽贱，各为其家阳；女虽贵，犹为其国阴。故礼明三从之义，虽有文木之的，必系于子。”实则是在“阴阳和合”的招牌下掩盖男女不平等的实质。

（三）男子休妻的“七出”之条

古代男子娶妻娶贤，可以千挑万选，可以休妻。其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古代男子休妻的“七出”纸条。“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丈夫可以因为妻子不顺从父母休掉，妻子不能生一儿半女的休掉，的休掉，身上有疾病的休掉，多嘴背后说别人坏话的休掉，偷窃东西的休掉。可见，妇女不得不顺从丈夫，小心翼翼的生存着，恐出半点纰漏。然而在古代妇女却不能无故离去，更有殉夫想象，这都体现了古代男尊女卑思想。

（四）妇女“缠足”为变态美

关于缠足的起始，起源于南唐，南唐后主李煜宠爱?y娘，?y娘能歌善舞，生得十分纤丽，后主“乃命作金莲，高六尺，饰以珍宝，网带璎珞，中作品色瑞莲，令?y娘以帛缠足，居上作新月状，着素袜行舞莲中，回旋有凌云之态。”?y娘为追求一时的美而裹足，然而由于男子普遍把女子脚小视为一种美，缠足便由时尚变为一种社会风俗，由个别女子对时尚的追求变为了整个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到了明清两代，对于女子缠足的陋习愈演愈烈。清初诗人李笠翁说：“瘦欲无形，越看越生怜惜，柔弱无骨，愈亲愈耐抚摩”，在潮州汕头一带，纳妾必须是小脚，才能做姨娘，否则只能做奴婢。缠足现象加强了对女性的精神和身体上的摧残，使其甘于被奴役的命运，《女儿经》上说“为甚事，裹了足，不因好看如弓足，恐她请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束缚”。

三、儒家文化对妇女思想禁锢产生的不良影响

在以儒家思想为首的封建礼教的压迫下，女性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不管是精神还是肉体都是受到极为严重的摧残。女性远离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根本命运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被禁锢在家庭之中，禁锢在封建礼教的习俗和思想压迫之中。

（一）女性产生严重的自卑心理

由于生活环境的压迫，社会习俗的大力渲染，封建礼教中的以“三从四德”为核心的思想的灌输，女性慢慢的就接受了男尊女卑的思想。男性在外赚钱养家，有能力，有人格，有地位，而女性却在家照看小孩和父母及备酒食待宾客。女性开始接受妇女应当是柔弱的、无能的、无知识的，形成了一种以柔为美的心理。长久的积攒，女性就甘心沦为男役而不吭声，甘为被弱，听凭男性的摆布，甚至充当男性压迫的工具。

（二）女子丧失独立的人格

在封建社会中，男子的地位是绝对肯定的，即使存在不平等，但是却视为是合法的不平等。男子休妻的“七出”之条，明显对女性地位造成了不平等。但是女子出嫁从夫，男人就是他一辈子的依靠。为何古代的女性对“七出”之条都不反抗呢？主要是她们在社会中缺乏独立的人格，她们顺从封建礼教的习俗，服从男性的统治。她们的一生都是依赖男性，取悦于男性，以男性的喜怒哀乐为自己的悲欢，以男性的是非善恶标准为自己取舍。女性为了捍卫自己的婚姻，不得不去遵守男子休妻的“七出”纸条，不得不压抑自己去遵从男性的需求。造成了女子在婚姻当中处于被动的、劣势的地位，不能拥有话语权。

（三）摧残女性的肉体

“缠足”是以男性为本体的男尊女卑的产物，将男尊女卑的思想推到了极致。女性为了取悦于男性，不得不裹足，甚至男性娶妻都要以小脚为标准。这实在是严重的摧残女性的身体健康。缠足不仅是遵守习俗的，还是关系到婚姻的成败，甚至影响自己一生的命运。故古代女性不得不接受裹脚，不得不损害自己的身体去讨男人的欢心。故“露出马脚”这句成语就是根源于对小脚的崇拜。缠足使得妇女的脚受到严重的束缚，走路不方便，也增加了劳动的强度。更甚是遇到兵祸，小脚女性跑不快，又为了保住贞洁，不得不自杀保住名节。

四、解放妇女受儒家思想禁锢对当代女性思想的启示

（一）树立正确的社会性别意识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人人生而平等”，人和人之间的区别不应该是以尊卑为标准，更不应该是男尊女卑。男人和女人都是社会上存在的人，是平等的两个主题。消除儒家语境中的“男尊女卑”和“阴阳和合”之说，树立一个正确的男女自由平等的社会性别意识。男人能参与到社会的各种实践活动当中，女人也是可以像男人一样参与到实践活动中。在教育上，男人可以接受高等的教育，女人也应该一样平等的拥有知识的权利。作为占全国人口一半人数的女性，应该肩负起兴国的重任，否则就不能说这个社会是民主的。树立争取的社会性别意识，应该是自上而下的加大宣传，把男女自由平等的意识慢慢的渗透到每一个人的心中，内化为自己行为的标准。这样才能创造一个良好的平等社会的氛围。

（二）妇女保持经济独立

马克思论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说明了经济基础处于决定性位置。古代女性被圈禁在家庭里，因而缺少经济的独立的条件，为男尊女卑模式提供了建立的条件。当代女性只有走出家庭，拥有自己的工作，保持自己的经济独立不依赖于男性，才能够摆脱男性的控制。女性能够拥有自己的职业，就会有时间去寻思自己生存的价值。在工作中，锻炼了自己的能力，树立起强大的自信心。如此一来在保持了经济独立的同时，也消除了古代妇女依赖男性而产生的严重自卑心理。

（三）妇女保持独立的人格

个体的缺失是古代社会中的典型现象，女性不能作为个体而存在于这个社会中，必须在成立“家庭”之后，才有一个明确的身份。现代女性应该打破传统的以男人为自己全部依靠的局面，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在婚姻当中，自己能够自主的决定自己的幸福，打破传统父母操控的婚姻。女性要去除以男性的是非善恶为自己的行为取舍，要拥有自己的明辨是非观念。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作为一个群体的女性，在受到传统思想的约束时，要有自己的主见，敢于同恶势力作斗争。

古代儒家思想范文

关键词：外兵内儒；地缘文化；非暴力思想

中图分类号：B222

中国的古代军事与儒家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外兵内儒”。军事重实力，言军事必谈征战，专攻杀伐；而儒家重教化，注重仁义礼智，道德修行。两者不合不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儒家影响军事发展的地缘文化基础

中国几千年文明中，无论是孔孟的儒家思想，做仁义之邦，行中庸之道。还是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墨家的“非战”思想乃至法家的严刑峻法，都很少有哪一家思想流派是积极好战的、富有侵略性的。因此，当西方大国都有过大肆向外扩张的历史时，中国大陆却总是在为谁“入主中原”而争斗，很少为扩张而分心。甚至为了坐稳江山、维持统治，不惜割地求和。这主要是由于中西方的地缘文化差异所造成的。

1.1中国农耕文明的自足性

中国人自古话语中有“天下”一词，主要是指中华文明发源地和东亚地区。从地理上看，其东、南两面是海洋，西面是高原和沙漠，北面是冻土和荒原，因此，这是一个相对独立、自成一体的区域。从文明类型来看，蕴育中华文明的黄河和长江流域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地区，这使中华民族拥有强烈的保守性。较早发达的农业文明使中国人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意识形态上以自我为中心，强调保护自己而不是侵犯他人，重守土观念而轻扩张意识。

清代史学家赵翼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这个大变局的实质是，它开创了2000年大一统的农业帝国的政治局面。国家的大部分精力用于了发展维持内部秩序的协调与整合上；因为是农耕文明，所以中国文明从根本上来说是自给自足的，无需依赖外部，因而也难以产生对外扩张的动机。对于这样一种文明而言，只要能够保证文明内部的平衡、稳定与秩序，保证人和土地的结合，文明就可以得到生存、发展与繁荣。这是中国得以两千年来保持疆土大致不变的原因。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版图的扩大往往也是通过民族的融合或内部的争斗而获得，而不是靠对外使用战争和武力来扩张。在历史上可以检验这一说法的例子很多。秦统一中国后，“使蒙恬将兵以北攻强胡，辟地进境。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于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结果是“行十余年，丁男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

1.2西方富强文明的扩张性

返过头来再看西方的近现代史，那就是一部“竞逐富强”的历史。对“富强”的追求，一方面反映了西方军事文化的强权主义的本质，但同时也确实使得西方军事文化表现为一种进取的、变革的、充满活力的军事战略。商业扩张的需要，为西方的军事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剧烈的军事与政治竞争所产生的巨大压力，也迫使西方各国必须不断地变革。

与之相比，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大一统的格局中，不是富强，而是内部的文化与社会的稳定，才是封建王朝所关注的重心所在，也是儒家思想的价值重心所在。受其影响，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军事战略明显表现出了消极、内向、保守、安于现状的性格。中国人所关注的更多的是王朝在时间意义上延续与再生，而不是空间意义上的征服与扩张。中华民族强调“和”的和平思想两千多年来是贯穿始终的。在封建王朝“家天下”和“中央大国”的思想主导下，中国的主流地缘政治是防卫性的，是以“和为贵”的。这是一个不需要对外掠夺的文明，对外扩张对于这个文明来说，只能意味着生产力的破坏，乃至文明的重心失去平衡，和整个社会的崩溃。

正如美国学者德克·卜德指出的那样：“中国毕竟有过著名的将领，有过它的军事上辉煌的时代。中国的版图从它最初的发祥地扩大了许多倍，到公元前1世纪，它拥有的领土比同时代的罗马帝国的疆域还要大。”然而卜德接着指出：“不过，中国人的黩武和扩张举措与欧洲不同。中国的对外战争多是反抗来自亚洲腹心地带的部落的似乎无休止的进入的战争。”“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中国的对外战争致力于像西班牙的征服者那样，夺取珍贵的战利品，或者建立像一些欧洲人的东印度公司那样的商业据点。很可能正像一些儒家士大夫批评者指出的那样，那些战争带来的损失比它们以贸易或朝贡方式带回的东西多得多。”

2儒家思想对军事战略的影响

孔、孟是早期儒家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理论奠定了儒家非暴力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突出了儒家的天下情怀与道德意识。不难看出，在儒家这里，天下情怀与道德理性都已经超越了具体的历史场景事件，升华成为一种自觉的文化追求。儒家的价值追求从深层次上契合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王朝的生存需求。

2.1儒家的军事观点

孔子对军旅之事并不一概排斥。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他只反对一种战争，即乱臣贼子犯上作乱，认为这是属于无道的行为，不可能延续很久。武力在社会生活里起什么作用，孔子给出了公允的评价，他认为“足兵”是一个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之一。把粮食充足、兵力充足和人民信任三项看作支撑一个国家大厦的鼎立三足。孔子不是从根本上排斥战争，而是强调区分不同性质和不同类型的战争，并进而探求其大道大本。他所提出的“慎战”、“尚谋”思想，是对中国军事文化的重要贡献。

古代儒家思想范文

但是，中蒙两国在古代已经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论语》等儒家经典早已进入蒙古人传统生活。换而言之，《论语》对于蒙古人来说绝对不是新鲜事物，因而，这种热销的背后隐藏的信息是二者在此之前出现过疏离。是什么因素导致二者的疏离，又是什么因素导致《论语》在蒙古重新被接受呢？本文试图从文化渊源角度解决这两个问题。通过解决这两个问题，本文还拟就《论语》教育思想的普世性以及中国传统经典走向世界进行尝试性探索。

一、儒家思想与蒙古地区的文化渊源

自先秦始，以《论语》为经典的儒家思想就已突破汉文化界限，对周边民族产生影响。有研究者曾指出：“儒学在我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其思想的传播不仅仅局限于华夏中原地区，而且还拓展到了少数民族聚居活动的区域，甚至广布于海外。在儒学向北方发展的过程中，它与蒙古民族特有的游牧文化不断接触，被蒙古统治者接受并加以采用。”[2]

在儒家文化尚未取得统治地位的先秦时期，蒙古地区活跃的少数民族政权已经通过战争、联姻等方式与中原政权进行了最早、最原始的沟通。在先秦、汉初很长一段时期内战争与和亲一直是二者发生联系的主要方式。汉武帝之后，儒家文化占据统治地位，中原地区的儒家文化传统开始成型。随着蒙古地区的政权进入中原地带，汉族儒家文化的影响逐渐突显出来，典型的如“魏孝文帝改革”。唐朝时，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至顶峰，中国版图内各个民族的融合和交流也达到顶峰，这一时期，隶属蒙古地区政权的回纥曾为平息“安史之乱”做出了贡献。但儒家经典真正进入蒙古，对蒙古传统文化产生深远影响，是在蒙元政权建立前后的一段时期。

元帝国建立之前，蒙古统治者已经注意到儒家文化及其经典的重要性；帝国建立后，儒家文化开始系统地进入蒙古传统教育之中，并最终带来了蒙古传统文化的巨大变迁。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崇佛重儒’，采纳中原汉地儒士的建议，建立元朝，迁都北京，标志着蒙古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标志着世界性的蒙元帝国的正式形成。至此，以蒙古高原为摇篮、以游牧为生业方式的蒙古民族传统文化又经历一次大的文化变迁。”[3]

元世祖早年曾教育皇族子弟师从许衡学习儒家文化。统一全国之后，他又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盛赞他为“万世师表”。元朝至顺元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后世的“亚圣”称谓也来自于此。元仁宗时，确立了程朱理学的正式地位。尽管汉族知识分子在该时期饱受歧视，但代表汉族文化的儒家文化及其经典受到了元朝统治者高度重视，成为改变蒙古传统文化的重要力量，也促成“元代掀起了第一次蒙汉文化交流高潮”。[4]儒家文化的加入最终改变了蒙古以游牧文化为主的局面，开始形成了“既有以流动性为主要特点的游牧文化，也有以定居为主要特征的农业文化，还有以城镇化为标志的商业文化”。[5]

对于蒙元统治者对儒家文化的重视，有研究者特别指出了“高丽女性”这一重要因素，认为“高丽女性”进入元宫廷，最终促进了儒家文化的传播。“从元世祖开始，元朝为控制和拉拢高丽，还与高丽联姻，将元王室的女儿嫁给高丽国王。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先后有大批高丽女子被进献到元朝宫廷，出现了使元朝后宫中的女性人口以高丽女性居多的一道独特风景，成为中国封建王朝宫廷史上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6]一方面，“高丽女性”来自儒学观念深厚的高丽王朝，具有较高儒学修养，另一方面，元代蒙古贵族教育中，母亲地位非常重要，最终促进了儒学在蒙元上层建筑中的普及和推广。

与统治者重视儒家文化及其经典相适应的是当时教育以及科举制度都突出《论语》等经典的重要性。有资料指出，该时期，“无论是以汉语教学的普通学校还是以蒙古语教学的蒙古字学，甚至学习特殊技艺的学校如医学、阴阳学等都要学习儒家经典，科举时都考儒家经典，特别是前两种学校，儒家经典是他们的主课。”[7]在蒙古宫廷教育中，《论语》等儒家经典成为帝王教育的指定教材。“皇帝的学习及教育，主要由经筵讲官们负责实施”，“经筵官所用的教材是……《四书》《五经》……”。[8]在对皇太子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其讲授的教材主要有《资治通鉴》《贞观正学》《帝范》《世祖圣训》《皇图大训》《论语》《孟子》《孝经》《大学衍义》《尚书》等。”[9]元朝政府还于1269年设立国子学，主要讲授《论语》等儒家经典。从世祖时期，元朝就开始强力推行蒙古文字。在传授蒙语的教材里，不乏“《五经》《四书》的蒙译本或节要本”。[10]

总之，蒙元时期，蒙古政权不是单纯模仿汉制，而是采用“推行蒙古化，同时又继续加深汉化的双重政策”，[11]统治者提倡蒙语教育，甚至试图取消汉语统治地位，但却对汉族的儒家思想格外重视。仁宗时，朱熹的道经（四书集注）与科举结合。文宗更大倡道学，每年都要表彰“孝子节妇”等等。[12]元朝时，儒家文化及其经典真正进入蒙古人生活之中，也印证了研究者的说法：“汉族的哲学思想对蒙古族传统哲学真正发生影响是从元朝开始的，其中以儒家哲学思想的影响为最大。”[13]

明朝时，蒙古退回大漠，儒家文化影响暂告一段落。但此时期蒙古人中间，“儒学影响仍存在，但应是有限的，目前尚缺乏足够的资料加以论证。有的学者提出‘自元朝灭亡，除了留滞中原或归降明朝的蒙古人以外，塞外蒙古人对儒学的传承基本已经断绝’的论断是有一定见地的（黄丽生《边缘儒学与非汉儒学：清代的台湾儒学与蒙古儒学》（未刊稿）学术研讨会计划简介）。”[14]随着清朝对蒙古的征服以及满清政权对儒学的扶植和利用，尽管存在着禁止蒙汉交往的不利条件，蒙古地区的儒学又重新发展起来。“早在1599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等依据蒙文创制满文，此举为满蒙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创造了良好条件和环境。在清廷推动下，儒家思想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15]“在清初至清中叶这段历史时期，蒙古人学习汉文化的成绩也是突出的。汉族儒家经典和文学名著《易经》《礼记》《论语》《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被译成蒙古文在草原上流传”，通过儒家传统文化教育，“在蒙古人上层中培养了一批文臣武将，文臣如富俊、崇绮等，武将如僧格林沁等。这些人忠君爱国，为清朝的巩固发展做出了贡献。下层民众通过学习蒙文、满文儒家经典，学文识字，知书达理。”[16]这一时期涌现了不少蒙古族的作家、学者，他们要么是蒙元后裔，经历长期汉化，蒙古族痕迹已保留不多，典型代表是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要么是为清朝入关做出过贡献的蒙古贵族后裔，如松筠，隶属蒙古正蓝旗，先祖是最早归附清朝的蒙古人。他在镇守边疆之时，把戍边思想归之于儒家的“仁、义”，不能不说是《论语》等儒家经典熏陶的结果。还有的是通过科举制度进入清朝士大夫阶层的蒙古知识分子，他们代表了清朝初、中期蒙古人儒家化的核心力量。典型代表是和瑛，他是乾隆时期进士，对儒家经典的熟悉不言而喻。他和松筠一样，也善用儒家“仁、义”思想反思从政之道。但整体而言，清朝初期、中期蒙古对儒家文化的接受主要集中在上层贵族阶层，但对普通民众影响很小。

1840年之后，蒙汉文化交流出现鼎盛局面。“这一时期由于外国列强入侵和国内各民族共同抗侮所致，蒙汉民族交往的禁令已被打破，蒙汉民族文化交流也迎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17]大批儒家经典著作和汉族章回、话本小说被翻译介绍到蒙古地区。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对长期占据优势地位的蒙古萨满教、藏传佛教进行了有力冲击，出现了众多蒙古族汉文学家和学者，如倭仁、裕谦、燮清等人。他们大都蒙汉兼修，精通《论语》等儒家经典。在近代蒙古族文化与儒学关系问题上，尹湛纳希（1837—1892）是一个不能不提到的人物，他是近代蒙古地区儒家思想的主要倡导者，主要贡献是对儒家思想的蒙古化和近代化。以《论语》为例，他主要汲取了其中的“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孝”的思想。通过“生而知之”，他把成吉思汗塑造成儒家圣君形象，通过“学而知之”，他一方面要“破除释教蒙昧，改变蒙古族以骑射为重的传统，宣扬理性之觉醒”，另一方面强调学习蒙古族的历史，“树立民族的自信心，确立‘勿忘祖先’的民族意识”。[18]他对于“孝”的理解也是与不忘记民族祖先和历史相关联，从血缘角度提出民族的自识问题。但对《论语》里“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教训，他提出了带有近代性观念的看法。尹湛纳希提出成吉思汗与“尧、舜圣王”之间的平行关系，强化蒙古族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在与中原儒学对位的立场上阐释儒家思想，这使他在既吸收借鉴又改革发挥的立场上实现了儒家思想的蒙古化，以及蒙古传统文化的近代化。

1911年，沙俄趁我国国内辛亥革命之际怂恿蒙古大公独立，拉开了外蒙古独立的序幕。1924年，外蒙古建立人民共和国，并在当年宣布对外闭关，断绝与中国联系，成为一个神秘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后，尽管有二者建交以及此前外蒙古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行为，但从1924年到苏联解体，蒙古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处于断层时期。70多年的“苏联化”抵消了蒙古传统文化与《论语》等经典之间的联系。“特别是文化上的联系，苏联对蒙古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进行了彻底的改造”。[19]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切断蒙古与传统关系。苏联不准蒙古宣传成吉思汗，不准信仰藏传佛教。1921年苏联控制蒙古后，没收佛教寺院财产，摧毁庙宇，迫害喇嘛，基本上毁灭了藏传佛教。1962年，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长在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时主张举办纪念活动，惹得苏联大发雷霆，这位宣传部长后被解除一切职务。第二，切断与中国文化关联。不断灌输反华意识，强调中国与蒙古对立。第三，灌输苏联文化意识形态。在蒙古人中间推广俄语，推广西里尔新蒙文。在苏联强势影响下，蒙古人的生活方式“苏联化”，饮食服饰都发生了变化。在民族自我认知上，他们逐渐接受西方文明，自认为是西方国家一个组成部分。“一些西方国家的媒体也认为蒙古是‘西化’最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从蒙古人的身上再也找不到中国文化的痕迹了”，[20]延续多年的儒家思想影响在这段断裂期里也宣告终结。

1989年剧变，随着苏联从蒙古撤军，蒙古人开始走上独立发展道路。中国与蒙古建立了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保持着11年蒙古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以及12年对蒙最大投资国地位。但由于长期文化隔阂和周边国家的恶意诽谤，中蒙之间还存在许多不和谐因素。一些在蒙古经商的中国商人存在着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恶行，一些中小企业采用违规手段经营，许多蒙古人还存在着强烈的排华情绪，这些都影响到二者的良性发展。但就整体而言，随着中蒙文化交流加强，这种不良因素正在逐渐克服。2007年6月，蒙古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成立，是蒙古第一所也是目前唯一一所孔子学院，合建学校为中国山东大学和蒙古国立大学。院长其米德策耶先后翻译出版过《论语》等中文典籍，并产生了重要影响。《论语》为代表的儒家经典重新进入蒙古人的文化生活，重新把中国儒家文化的火种播撒在异国土地上。

二、结语：《论语》

走向世界的原因及其启示

《论语》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作为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载体，曾经伴随着儒家思想对蒙古的传统文化以及民族心理产生过重要影响。在中古以前，《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世界领域里具有先进性。《论语》等儒家经典用经验的教育塑造了专制国家所需要的“顺民”，在当时代表了先进的意识形态，因而成为相对落后的蒙古地区学习和吸纳的对象。有研究者曾指出：“在15、16世纪以前，农耕世界在游牧世界面前基本上处于守势，时常受到强悍的游牧民族的威胁和冲击。但是，从长远历史的角度来看，农耕世界却具有一种强大而潜在的文化势能，每当遭到游牧民族的武力入侵时，被征服了的农耕文明往往能够发挥出以柔克刚的文化势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销蚀掉野蛮入侵者身上的暴戾之气，使征服者反过来成为先进文化的被征服者。”[21]在这样的背景下，《论语》等儒家经典蕴涵的“德育教化”思想才具有了相对普世价值。但是到了近现代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东方的征服，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势地位逐渐丧失，《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逐渐丧失了先进地位。所以，近代以来，蒙古对中国文化的疏远和隔离，除了苏联因素之外，一定程度上也是文化优势地位丧失的后果。

苏联解体之后，蒙古与儒家思想的关系又得以延续。蒙语版《论语》在蒙古国成为畅销书就是最好注脚。但这种畅销背后隐藏更多的是经济关系。苏联解体后，蒙古经济陷入困境，中国是蒙古最大的投资和贸易伙伴，这就促使蒙古人学习《论语》，从而了解中国，方便经济往来。这是否意味着，经济才是《论语》重新被蒙古人学习的主要因素，至于它蕴涵思想的穿越性和普世性，显然是需要在经济这一前提下才有意义。联系当下西方文化在中国的肆虐，背后主要推手还是经济。所以，当探讨某个经典是否具有普世意义，主要还得看该国家是否具有强大的实力。推而广之，只有建立在国家实力基础上的文化传播，才能真正为他民族所接受，但这种大国文化模式是否意味着相对弱小民族的文化注定会消失，这些问题显然都是需要深度思考的。

今天，当面对蒙语版《论语》热销这一文化现象时，一方面要肯定中国当下文化正发挥着强有力影响，中国形象正在前所未有地提高，因而带动了传统文化的国外热，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论语》等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强势时期的产物。在推销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加强中国当下文化建设。对当下中国而言，除了继续发展经济军事实力增强国力之外，有意识地建构中国当下文化，推出积极的能够代表中国特色的文化成果，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注释

[1]余纯纯：《〈论语〉成为蒙古畅销书》，《报刊荟萃》，2006（9）。

[2]王宇鑫：《蒙古汗国时期儒学的采用》，《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3][5]陈巴特尔：《试论蒙古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变迁及其特点》，《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3）。

[4][17]云峰：《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及其儒学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

[6]郑成宏：《高丽女性与蒙古族接受儒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09月/02日/第003版。

[7][11][12]杨国勇：《元代教育的几个特点》，《山西大学学报》，1985（1）。

[8][9][10]冀文秀：《元朝蒙古族教育的异彩华章》，《阴山学刊》，2010（4）。

[13]葛根高娃，乌云巴图：《试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0（5）。

[14][15][16]包文汉：《代儒学在蒙古人中的传播与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

[18]扎拉嘎：《儒学的蒙古化与尹湛纳希的近代民族启蒙思想》，《民族文学研究》，2004。

[19][20]杨涛：《蒙古人的对华心态》，《世界知识》，20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