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技术论文(6篇)
治理技术论文篇1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思想政治教育艺术；互联网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475（2016）03-0047-02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思想政治教育艺术出现在学术研究领域，学术界开始关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的艺术技巧，以及艺术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手段的特殊作用。随着互联网与信息技术在我国逐渐普及，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也开始进入理论研究的视野。那么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艺术与技术是否存在关联呢？
一、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与艺术的概念辨析
思想政治教育艺术也被称为方法艺术。目前，思想政治教育艺术的理解有三种不同的主要观点。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艺术体现教育活动的创造性。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社会实践活动，与艺术表征相通。“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一种科学性的活动，也是一种艺术性的活动”，[1]这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创造性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创新性的生动概括。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艺术说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丰富感染力。思想政治教育艺术不是抽象的、呆板的理论，而是具体的、灵活的实践，突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另外，思想政治教育艺术表明艺术教育与审美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特殊的作用。艺术形象的感染力能使人们在美的享受中让思想得到升华，人们通过对艺术的追求受到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中“寓教于乐”的体现。[2]总的来看，教育活动与艺术活动都是实践的形式，思想政治教育不能等同于艺术；艺术教育与审美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也只是一种教育方法，其定位是艺术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艺术应该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包含的富有创造性、感染力和美感的教育技能、技巧、手段的总和。
相较于思想政治教育艺术，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概念并不常见。教育技术这一概念的解读，也包含着两种基本观点：技术化的教育与教育的技术。技术化的教育观点，从总体上强调现代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在教育中得到广泛应用。上世纪90年代，现代化声、光、电技术进入课堂，“电化教育”、“现代远程教育”等新型教育形式中，教育技术都指向外在于教育的技术手段。另一种观点则反对“重技轻教”，即教育技术应该从技术的本质上，不当做外在于教育的工具而是内在于教育的组成部分，包含教育本身的技能与技巧。这种观点认为教育技术是人们为了满足教与学的需要而创造的教育智慧经验、方法技能和工具手段的有机综合体。[3]不难看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手段因素，其中主要包括教育活动本身的技能技巧，也强调教育过程中操作、驾驭现代技术所使用的工具技能与技巧。
二、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与艺术的关系
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与艺术概念的辨析不难发现，两者既有共性又相互区别。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与艺术的共性在于，两者同属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的体系。方法首先地表现为实践活动的中介因素，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是达到教育预期目的的手段、工具、途径，也就是“渡河”的“船”；思想政治教育的艺术与技术同属于教育方法的构成要素，相当于“船身”、“船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艺术与技术都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目的，总是与教育任务联系起来。具体地说，只有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一部分才称得上是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或艺术，例如，在课堂教学中经常使用各种信息技术，但是课堂教学中使用计算机技能代替笔纸制作电子教案称不上思想政治教育技术，而教育内容的多媒体展现则显然属于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范围。
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与艺术的区别存在很多方面。首先，技术较为系统而艺术较为灵活。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可以分为教育技术与工具技术，教育技术又可以分为说理教育、实践参与、自我教育等等。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多种多样，每一种都不能包打天下、包治百病，各具适用条件、范围，各有优势、局限。思想政治教育艺术则不能简单细分，而是体现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的一系列施用原则，如选择时机、把握适度、寻找突破口等等，在具体条件下根据这些原则进行灵活调配。其次，技术更具知识性而艺术更具技巧性。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种程序化总结，便于教育工作者学习掌握、直接运用；而思想政治教育艺术是教育中长期经验的积累，是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能力，具有很强的个人风格与实践特色。另外，技术与艺术还存在一定的层次性。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处于教育方法体系的基础层次，是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材料；艺术则处于教育方法体系的更高层次上，对教育方法的实施效果、价值做出规定，是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指南。
三、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与艺术结合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历来在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的同时，注重运用恰当的手段和艺术达到最佳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在长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与实践中，大量历史经验体现着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与艺术互相适应、互相配合的原理。
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由于客观条件所限，灌输是宣传教育的主要技术，制作宣传口号、宣传印刷品则成为宣传教育工作必须的工具技能。邓小平在旅法期间就曾在机关刊物《赤光》的编辑部担任编辑印刷工作，他精于刻板、油印的技术，书写清晰美观，因此被称作“油印博士”。[4]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宣传斗争中形成的简洁、通俗、不讲空话的语言风格，是与当时的技术手段是适应的，形成了一种灌输的艺术。思想政治教育中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特点，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得到充分体现。古田会议决议以较大篇幅阐述红军宣传教育的技术方面，包括了宣传队建设、宣传品制作、俱乐部、艺术创作等方方面面，以12点具体要求系统性地部署了宣传教育工作；而在这些技术方面要求中，从始至终贯穿着与灌输技术适应的灌输艺术，如文字简短、形象化、表现情绪。
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手段开始多元化，广播电视等新型媒体在宣传教育中广泛运用，早在《关于目前敌军工作指示（草案）》中提出了运用广播等工具技术来进行宣传的方法，曾亲自撰写新华广播电台的稿件，以广播“对话”的形式促进反动势力的思想转化。在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逐渐形成了说服、疏导等方法，这些方法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出了循循善诱、因势利导、富有耐心等技术技巧，其内涵则体现着选择时机与把握适度的艺术。从客观上讲，思想政治教育离不开现实生活的需要，抓住相应内容的教育，能够提高受教育者的认识；但从主观上讲，促成这种转化需要捕捉教育对象提升精神境界、解决思想问题的愿望，只有适时、适事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这种“时机”从技术角度看似乎是偶然的，但从艺术角度看是必然的。
改革开放以后，新闻广电事业蓬勃发展，我国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媒介。这一时期，媒介运用技术成为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工具技术。通过广播、电视直播党代会和“两会”等重大政治活动、港澳回归等重大历史事件，组织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等，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娴熟地运用大众媒介技术，同时运用与之相适应的无形教育艺术。无形艺术的特点是化显为隐、化零为整，彻底破除教育工作的形式主义，解除教育活动固定的、显性的形式；同时把多种教育手段协调配合，在“润物细无声”处实现“大融合”。[5]
四、互联网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与艺术有机结合的重要意义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成为人们沟通交流的重要方式与汇集思想的重要场所，信息技术与信息技能也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热点。当前，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教学中大规模使用多媒体，或者在第二课堂中普及高校辅导员“微博”，并不是什么难事，反倒是存在着各种单位、群体一窝蜂投入微博、微信设置的趋势。其实许多高校微博、微信，片面注重技术形式，没有发挥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贴心”艺术，没有抓住吸引受教育者注意力、提高受教育者参与度的根本。
参与、互动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重要方面。互联网已经消融教育场所的时空界限，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与日常生活融合。网络不仅是工具技术也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技术，它使受众不仅可以摆脱对媒介的依赖从而主动、自由地从媒介中获取信息，而且可以适时由接受者身份转换为传播者身份，实现受众在传播过程中应有的参与权和话语权。[5]在思想文化汇聚交流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能仅仅依靠媒介的自我净化，也不能进行武断地控制。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引导净化成为一种新的教育艺术。这种艺术蕴含了较高的信息素养，要求教育工作者对信息需求做出快速反应，及时正本清源；又具备更高的理论水平，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理解社会热点的发展。引导净化艺术就是信息素养与理论素质的深层融合，引导网络舆论与媒介净化能力。近年来，在城管伤人等网络舆论漩涡中，网民自发形成“一边倒”甚至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激呼声，而“理中客”的出现用中立、客观的观点与理性的思维适时地引导了网络舆论，是引导净化艺术的生动案例。
参考文献：
[1]曹华岑.运用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J].上海市委党校学报，1985，（9）.
[2]李康.论教育技术领域的哲学观[J].电化教育研究，2000，（3）.
[3]留学岁月和“油印博士”[N].人民日报海外版（第6版），2014-02-21.
治理技术论文篇2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政治效应
【正文】
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问题是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围绕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已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科学技术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着力研究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有影响的观点，即当代的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变成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方面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涉及科学技术的社会政治效应问题。他认为，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应用于自然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时，它反转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现代科学越发展、越复杂，它的方法对自然理解得越好，就离人本身越远，越成为片面的、封闭的、与人无关的东西。技术的情形也一样，“技术的专门化破坏了整体的形象”，“它把现实世界撕成碎片，使整个世界的梦幻烟消云散”。[2]卢卡奇实际上把科学技术当作物化的形式来加以批判，认为资产阶级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当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有效手段；科学技术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就越厉害，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矛盾异化现象的一个祸根。在这里，卢卡奇显然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将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的事实，分析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卢卡奇的思想传统，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成了其科学技术观的一个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种控制最终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作为代价的，即科学技术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过来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在当代社会，统治的原则已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统治让位给一种更巧妙的统治，即借助科学技术手段，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被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技术已经成为新的控制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技术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因为人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然，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合理性活动的准则，这本身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由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直接联结，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精确，反过来导致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强，人日益变成机器操纵的对象，因而科学技术体现了人对人的统治欲。这种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充分说明技术合理性又与政治统治结下不解之缘，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特别是《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反革命和造反》等都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不仅明确提出“在当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命题，而且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在技术概念和结构方面自身发挥作用的统治制度。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成为统治的体制，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具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非人的管理和操纵感染了整个社会系统，这不仅在技术应用的具体目标上，而且甚至在技术起源上（在基础研究水平上）都是如此。自动化的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上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
在《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1941）一文中，马尔库塞讨论了技术和技术理性是如何变成统治工具的，分析了现代工业组织是如何要求对效率和绩效的服从的。在《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一文中则通过对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之间关系思想的分析，发挥他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手段，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合理性的观点。他说：“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一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和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3]“机器不是中性的；技术理性是统治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的社会理性。”[4]
在《单向度的人》（1964）特别是导言和第一章（标题是“控制的新形式”）中，马尔库塞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进步扩展到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调和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议。[5]在工业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可以与社会和政治分开的纯粹的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的操作系统在运转；生产的技术手段不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志向。技术的“中立”的传统已不再适应，技术本身与其应用已无法分开。因此，技术趋向于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作为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世界，是一个独特的规划，它塑出论说与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世界形态。在技术的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经济溶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一系统同化或者排斥所有的替代，它的生产力和潜在的增长稳定了这个社会，同时把技术进步适应于其统治的框架中，技术的理性变成统治的理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发达工业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手段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6]
马尔库塞因此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7]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产生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8]。这种新的控制形式的显著特征是，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或控制，形成对人的本能的一种“补充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它从生产、消费、政治、人际关系、文化艺术领域乃至人们的私生活、休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工业——心理学”的操纵或控制，从而把人们整合到现有的制度中。这就造成了“不合理的合理性”、“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悖谬状况。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成为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意味着技术的异化。他说，机械化的技术过程本应使人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人类生存的结构往合理的方面发展，使人从外界强加给他的各种古怪的需要或可能性中解放出来，使个人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本来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目标，技术理性的终点。然而，实际上却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技术手段把它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给自由和劳动时间，强加给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造就了单面社会、单面人及单面思维方式，技术成了极权主义者、控制的新形式和发达工业社会异化的主要根源。
在《反革命和造反》（1972）一书中，马尔库塞又涉及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等于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9]他认为，从广度上看，技术合理性组织控制了社会的生产程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劳动时间、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已不局限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而是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有学问的经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或机器上的零件，仅仅在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而情感和理智都变成了管理对象。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的看法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样将科学技术看作政治统治工具。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分析了科技进步与政治统治合理化的问题，特别是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来说明他关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观点。他说：“合理化的意义首先是使社会服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它使社会劳动工业化，结果是工具性的活动渗入生活中的其它领域。”[11]韦伯已用这种合理化说明：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可以组织一些手段、进行新的选择，达到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因而，科学技术就渗入到社会组织中，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使资本主义合理化。但是，哈贝马斯并不满足韦伯的观点，尤其不同意韦伯对“合理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分析，认为必须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他说：“韦伯所说的这种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实现，而宁可说是用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没有公开承认的政治制度的一种特别形式”。[12]根据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资本主义文明以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这两种相互联系着的统治作为基础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就是实现控制，既控制自然，又控制人。关键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13]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14]
一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论及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问题。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w·莱易斯在《自然的统治》一书中就继承和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或统治形式的观点，该书的中心主题是“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代最经常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5]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换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加剧了这种统治。他具体分析了这两种统治的联系机制，即科学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是如何变成控制人的手段的。他认为，关键的中介环节是技术，人们利用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莱易斯认为，技术理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特征：一是“技术与实践的生活活动的直接联系先验地决定着那种通过技术发展而实现的控制：由于陷入社会冲突之网，技术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起来的手段”；二是“技术合理性在20世纪极端的社会冲突形式——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控制人的行为技术，等等——中的应用预示着合理性本身的危机。”[16]根据马尔库塞等人关于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控制提供概念和工具的观点，莱易斯认为，“对人的劳动和剥削的强度直接依据于控制外部自然所达到的程度。这里的决定性一步是工业社会的到来：机器和工厂系统扩大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对它的剥削的可能程度”。[17]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又由于分配成果与分配资源而造成愈来愈强的社会冲突；同时，由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加强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统治。因此，这两种统治（控制）是相互促进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或控制的新形式的观点呢？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重大政治功能，并把焦点集中在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控制的形态、方式上的变化，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事实，列举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所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某些新特点，特别是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辩护这一点，指出现在的统治不仅是依靠政治暴力和经济手段，而是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对人们进行心理操纵，特别是“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18]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社会功能与政治效应的局限性，并力图指出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尤其科学技术成为控制新形式的理性、社会根源。
如果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的统治效应的观点放在近现代西方对这个问题研究的脉络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独特和高明之处。在西方，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种对于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从启蒙运动到英国经验主义唯理论，以及当代实证主义，再到科学主义思潮都持有这种看法。它把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视为科学的最高形式，科技理性为理性之光，科学、理性和进步三位一体；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认为科技不仅可以使人类从自然的束缚、贫穷无知之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以创造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但是，自从十九世纪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日益暴露，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工业化、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却使人论为机器的奴隶，并导致冲突、战争和生态失衡，人类获得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结果却失去了自身。面对这些情况，一些哲学家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对科学技术及其理性基础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是不相容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但侵犯了人文文化的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在近现代所坚持的个人自主与尊严。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物质的高度文明，却同时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例如，施本格勒认为，尽管科学的发展使人的智力完善化，知识精确化，促进了生产，但却使大众遭受机械劳动的痛苦，导致社会对抗加强和西方世界没落；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则提出“欧洲科技危机”说，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注重物质追求，轻视精神需要，造成人的精神空虚，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丧失，从而导致“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则批评技术活动使人本身变为技术系统中的“持有物”，技术的本质威胁人的本质，危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他们并不满足于对现代科学技术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现象的列举（如生态破坏、核威胁、伦理道德的伦丧及人性的堕落等，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现象），他们也没有局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谴责，而是更进一步去挖掘这些问题根源，力求从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去做文章，既审视科学技术对人及环境的负面作用，又觉察到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提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理论，从人类理性的深处去挖掘深层次原因，抨击理性的工具化，说明工具理性如何变成统治的合理性、政治的合理性，即把科技理性的异化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超越多远，其新见也是有限的。他们最终未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旧巢，并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解放力量的观点。尽管他们将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消极政治效应与特定制度有关，但是他们往往将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利用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赋与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将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超时间、超历史罪恶根源，使之成为脱离社会制度和阶级对立的极权主义者。他们片面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潜在的消极倾向，而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变成了反动的东西，变成奴役的工具。因此，他们日益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看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既增强了人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保证，同样也为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与具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认为，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有决定性的影响。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统治的工具，从科学技术本身的潜在否定性或消极倾向推出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异化现象不同，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认为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使用的资本主义方式分不开，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本身能够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工人的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确定人对自然力的控制等等。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19]因而科学技术的使用必然使劳动更加紧张，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无保障，使人更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受社会力量的奴役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各种矛盾、异化现象，马克思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其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20]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和矛盾对抗归咎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有力杠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执行双重职能：“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21]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性质和内容有所不同。在文艺复兴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较早阶段，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依靠这一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权威和封建世俗权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的冲突基本上处于隐蔽的状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传统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与政治接近起来，并日益发生冲突。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科学技术发展及应用的干预，纷纷建立起国家的科研管理或协调机构，这些科研管理组织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国家机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科技成果日益被应用于军事目的，军事需要成了科技进步的一个首要的推动力，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张、掠夺和争夺世界霸权，纷纷把科学技术当作提高军事能力的主要基础，将科技成果用于制造和改进武器装备；三是科学技术不仅被当作掠夺自然的手段，用于增加生产力及剩余价值，而且也日益被用于控制社会，对人加以奴役，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这种使科学技术从属于政治的倾向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密切的，科学技术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但是，这种关系具有新的特质。社会主义制度使人类有可能消除科学技术的非人应用，使之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其解放潜能，使人类彻底摆脱自然的束缚，摆脱社会的奴役，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在这种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有可能确立起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科学技术履行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它们构成国家或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或者说是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管理之中，成为政治管理的必要成分，贯穿于政治过程的始终；科学技术不仅被用于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被用于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若没有科学技术以及掌握科技知识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想像的。此外，作为科技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科技知识分子也日益参与社会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管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着重大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国家根据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制定并实施科技发展战略及一系列科技政策，确定科研主攻方向，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建立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指导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应用。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新型关系以及科学技术正面政治效应的良好发挥并不是自发形成起来的，而是要通过人们长期积极的探索才能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科学技术仍然具有被应用于邪恶政治目的的可能性，这就需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不断加以限制，以至于最后消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积极政治效应将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
总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自科学一诞生就出现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其阶级实质和目的是不相同的。从近代开始，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需要和理由（实践上的、意识形态上的等）而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本世纪开始，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国家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与政治的联系日益加强，科学技术对达到各种政治目的，对于实现各种政治意图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二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在社会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更加巨大，因而，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科学技术化”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中，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科学技术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二是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在当代，一个国家的强弱，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技发展水平及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战略，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军事战略。由此观之，研究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并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和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在总体上并不是可取的，他们并没有看到不同的社会制度（甚至同一制度的不同阶段）中，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解放力量，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一种统治控制工具，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潜在消极政治效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陷入反对科学技术的悲观主义之中。
【参考文献】
[1][2]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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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参看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导言）第4、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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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马吉：《与马尔库塞的一次谈话》，《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11期，第13页。
[19]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3页。
治理技术论文篇3
一、民族科技文化的内涵
从民族文化的范畴来说，民族科技文化属于民族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当然也包括文化研究的一般的三个方面。对其内涵的界定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进行。从广义上来说，它是指由一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总和。这一成果包括物质方面的、精神方面的和介于两者之间的制度方面的成果。从狭义上来说，民族文化专指民族的精神创造，它着重人的心态部分。从科技文化的范畴来说，民族科技文化强调的是科技文化的民族性。每一个民族由于其生活的环境不同，不同的地理、气候条件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等使各个民族间拥有不同的文化载体。民族的科技文化是各个民族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它们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每一个民族都为丰富祖国文化的宝库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政治理论创新的内涵
创新是人类非常重要的一种实践活动。政治理论创新是人类创新活动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政治理论创新，是指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论解答，对政治主、客体及其实践活动过程的本质、规律和发展变化的趋势做出新的揭示和预见，对以往政治实践经验和现实实践经验做出新的理性升华。政治理论创新和民族科技文化有着辩证的关系。
三、民族科技文化与政治理论创新的关系
政治理论作为思想意识形态范畴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发展和创新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民族科技文化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思想渊源。根据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理论，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也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过程，其发展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1.民族科技文化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政治理论的创新作为社会意识，它与特定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民族文化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政治理论的创新就是在吸纳历史上的优秀政治理论，吸收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其他先进文化成果，对它们进行去粗取精的筛选的基础上实现的，而民族科技文化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中最重要的因素――科技发展水平的直接反映，其内容将直接反映在一个民族的政治理论之中。因此，民族科技文化理所当然成为政治理论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它的内容直接影响到政治理论的创新，是一个民族对政治理论进行创新的最重要素材之一。
2.民族科技文化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物质和技术支持
民族科技文化中的科技因素决定了其巨大的物质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决定了民族科技文化是第一文化。科技文化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物质条件，也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物质条件。在新的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新的科学理论、新的技术不断涌现，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光缆技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政治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拓展了创新渠道。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自由、民主、开放的交流环境。
3.现有的政治理论成果正在推动着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
在政治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有利于民族科技文化发展的理论成果，如科教兴国理论、人才强国战略、科学发展观等。这些理论正在深刻影响着民族科技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治理技术论文篇4
（1.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贵阳550001；2.中国地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摘要：马尔库塞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集大成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进行深刻批判。马尔库塞异化理论的形成具有深刻的思想渊源，其异化理论的内容涉及多个层面。马尔库塞毕生致力于寻求解决异化的途径，其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尔库塞；异化理论；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4-0042-03
一、马尔库塞异化理论的思想渊源
通过深入研究，我们知道马尔库塞除了对前人的异化理论的继承之外，更大程度上是提出了自己的一整套异化理论，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思维。
（一）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
黑格尔认为人类理性具有能动性，也是自身异化的能动力，最终异化为自然界、人类社会，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又经过自我意识的异化，如此循环的过程都是精神自身异化的结果。他的这种否定性发展的原则首创了辩证法体系。黑格尔的精神异化论对马尔库塞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尔库塞整合了黑格尔的异化思想，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异化理论。
（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
海德格尔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感到不安、恐惧、孤独，资本主义的本质导致人性的泯灭，使人们的内心空落落的。“个人已消溶在‘世人’之中，成为‘无此人’，成为‘中性的东西’，人的本质已被掩盖”[1]。因此，海德格尔主张还原人的本真追求，揭示人存在的最终意义。马尔库塞从海德格尔的观点出发，关注人在社会中的存在状态，将理论研究与现实社会生活状态相联系。他在其重要著作《爱欲与文明》中对人的本质的规定无疑深受海德格尔的影响，他的异化学说反映了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思想。
（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也是马尔库塞异化理论的来源之一。首先，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由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构成。其中，承认无意识的存在在人类内心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也就意味着把人当成了一种非理性的存在物。而这对于从心理层面认识人的本质起着重要作用。其次，弗洛伊德把人的本能分为生与死的本能。生存本能具体表现在渴望寻求身体的欲望，真正体现人的本质；而死亡本能则体现在人的袭击性和毁坏性。在这两种本能较量中，性欲占上风，引导个体行为。马尔库塞依据弗洛伊德的人类文明论，把文明直接看成是性压抑的结果，不可能存在非压抑文明。也就是说，马尔库塞将异化问题从社会角度转向心理学角度，由此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社会批判理论。
（四）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
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是马尔库塞异化理论的直接来源。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劳动异化是人与劳动成果相抗衡，劳动成果变成控制人的魔棒。正由于对异化的深刻领会，马克思提出劳动产品、劳动自身、人的类本质、人与人都存在异化。马尔库塞吸取借鉴了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异化现象的多维揭示和诠释，由此展开了对现世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批判。
二、马尔库塞异化理论的内容
（一）马尔库塞异化理论的外在表现
1.自然的异化：生态危机。马尔库塞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指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他认为由于资产阶级人性的贪婪，使自然界沦为商品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开发自然、利用自然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榨取更多的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就是使大自然服务于商业组织，从而使得商品化的世界控制着自然界。但是，自然界也有它的反抗措施。据此，马尔库塞指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才是摆脱生态危机的出路。
2.社会的异化：极权主义社会。首先，政治领域的封锁。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外交政策一般由反对共产主义这个托词为手段，将统治者的意识直接嫁接给人们，促使资本主义社会成了一个全面的防守和极权主义的社会。技术理性的发展抵消了反对社会的各阶级与派别的存在，轻松地促使政治对立面的一体化。马尔库塞认为：“在技术的媒介作用中，文化、政治和经济都并入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制度，这一制度的生产效率和增长潜力稳定了社会，并把技术进步包容在统治的框架内，技术的合理性已变成政治的合理性。”[2]可见，技术理性统治当代技术本质上是一种极权主义统治的政治性，但具有合理性、合法性与隐蔽性，更易为人们所认同。因此，马尔库塞指出在政治领域是反对派荡然无存，工人抵抗意识化为乌有。其次，经济领域的控制。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已经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居于统率地位。一方面，劳动仍然不是人的本质，人反而成了劳动的工具。马尔库塞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劳动是人的本质”这一观点，批判了当达工业社会使人在劳动过程中成了对象化的客体，被束缚在机器上，而不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不光是劳动环境变好了，阶级之间的冲突变得不再那么突出，而且资本主义社会通过为人们提供成批的必需品，满足了人们的虚假需求，使得他们越来越满足于现状。然而，这种新的改观并没有扭转工人受奴役的、被剥削的地位，只是转变了经济管理形式。因此，对经济领域的控制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价值的实现。最后，文化和艺术的堕落。马尔库塞指出，高层文化是一种前技术文化，是超越现实的对现实进行批判的文化。“正在发生的不是高层文化向大众文化的堕落，而是高层次文化被现实所拒斥，现实超过了它的文化”[3]。在当代工业社会，大众文化具有商业化特征，失去了文化自身的自由和创造力，大众文化成为一种具有操作性的文化。丧失内在本质的大众文化已经肯定和认同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成了奴役人精神和思想的工具。关于艺术方面，马尔库塞认为，艺术失去其原有的本质，也具有商品化特征。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艺术呈现出庸俗化和单向化。
3.人的异化：受控的本能和语言领域。发达工业社会使人的爱欲受到压抑。爱欲的范围很广，不仅包括性欲、食欲等生物欲望，同时也包括了人类一切活动。通过爱欲的满足，人们可以得到全面的、持久的幸福，并建立新的社会关系。但是在发达工业社会中，人的爱欲体验被降低为性欲的满足，并被迫纳入到商业、政治和宣传领域，被制作成商品，性欲通过商品化与工作和公共关系相结合，变得更容易满足。同时，由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将性欲引进商业是依据现实原则而不是按照快乐原则来建立各种社会关系，这种性欲的释放却带来了爱欲的减少和削弱。由此可见，商品化的性欲的释放和满足并不能导致爱欲的升华，反而成为压抑爱欲的工具。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传媒和技术理性在对语言领域的操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通过大众传媒和商品生产出流行的、同一性的语言，而这种语言有助于技术理性将操作主义应用到语言当中，使得概念趋于被语词同化，消磨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批判性观念，塑造人们的肯定性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而有助于实现社会统一。这种实用性的语言妨碍了概念的表达和进一步发展，阻碍了人们的思维创新，在实际操作中消解了概念的对立性和否定性。通过对本能和语言领域的占领，发达工业社会在更深入和更细致的层次上战胜了它所包含的矛盾，它通过把对立面卷进一种固定的习以为常的结构中，宣布了社会中对立面的和谐。
（二）马尔库塞异化理论的根源
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理性已经蔓延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了一种新的统治形式，成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异化的根源。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理性被当作满足一般需要的手段。技术理性的存在会使社会各阶层之间不平等，违背一部分人的意志，从而不利于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导致异化的出现。技术理性的全面渗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统治方式的改变导致了发达工业社会变成了“技术社会”，这种被技术理性操纵的社会成为对人进行统治的社会，束缚了人的发展，是一个异化的社会。其次，发达工业社会已经改变了以往的统治方式，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人依赖于发达的技术和自动化。在发达工业社会里，经济领域的高度机械化、政治领域的认同感和思想文化领域对人的操纵性，最终导致了社会的一体化，即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地位的差异，国家成为了一个没有政治反对派别的政党，结果使得整个社会成为无差异性的共同体，人们幸福地接受了统治阶级的操纵和控制。发达工业社会呈现出繁荣景象，但隐藏在繁荣背后的却是不利于人的发展的各种丑陋的异化现象，而这种异化现象正是技术理性带来的必然后果。当技术理性以富裕和无拘无束的面目扩展到所有个人以及社会生活范畴当中，它就构成一种稳定的控制，从而使一切对峙变成同一。可见，技术理性是发达工业社会异化的根源。
（三）克服异化的主要途径
马尔库塞认为实现社会和谐、克服异化的途径主要在于实行总体革命。
1.技术和自然的“美的还原”。“美的还原”主要体现在对技术和自然的还原，对技术进行革新，把人和自然界从对技术的滥用中解放出来。马尔库塞提出了创建新技术的构想：技术上的重新组织意味着消除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商品化的恐怖，全面重建和恢复被资本主义工业化所抛弃的大自然。这具体表现为：第一，新技术观否定现有的技术理性；第二，新技术观内含价值规定性；第三，新技术观倡导人与自然和平共处。可见，马尔库塞定义的新技术观不仅反对现存技术理性的功利性与操控性，以实现人类自由与最终解放为使命，而且内含价值维度，致力于充分发挥人类自身潜能，追求满足真实需要的可能性，最终落脚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从而克服异化、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2.经济、政治、文化的“艺术革命”。马尔库塞认为，艺术作为人爱欲解放与自由的一种主要形式，只有艺术才能使“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达到和谐的统一。在他看来，真正的艺术作品代表着对一切经济统治、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的异在和超越，使异化的扬弃成为艺术的扬弃。马尔库塞分析了艺术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即艺术是对现实的一种否定。于是，他指出艺术和革命有本质的关联，在艺术的殿堂人们可以找到未来。所谓艺术革命，是人的思想和精神的解放，是政治、经济、文化的解放。马尔库塞说：“艺术的真理的基础虽然植根在社会现实，但艺术的真理却是这个社会现实的异在者。”[4]马尔库塞十分重视艺术在解决异化问题上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使艺术与现实异在，否定并反抗现实中的不合理因素，不断向现实宣战，以最终克服异化，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
3.人的爱欲解放。爱欲解放有赖于文明社会的构建，所以爱欲解放的目标就是构建一个非压抑性的文明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遭到歪曲的人性重新颠倒过来，人从自我异化的困境中走出来，人也成了人的本质(爱欲)得以复归的新人。首先，快乐原则是人与自身和谐的宗旨。在爱欲解放的社会里，统治阶级利用操作原则对人施加统治的现象不复存在，社会中存在的一切矛盾和对立也得到解决。在这个时候，人们自然会得到解放，这种解放是由快乐原则支配。其次，劳动的解放是人与自身和谐的关键。在马尔库塞看来，只有在非异化劳动中，人的潜能才能得到真正的发挥，爱欲才会获得自由。这主要表现在劳动的强度和数量不但减少了，压抑人和控制人的劳动分工和劳动等级也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三、马尔库塞异化理论的当代价值
（一）丰富发展了马克思的批判思想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根据19世纪无产阶级面临生计问题而产生的，而马尔库塞的异化理论则是在吸收前人异化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分析20世纪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的繁荣景象中形成的。首先，马尔库塞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提出消灭异化的革命的新路径，是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补充。其次，马尔库塞采用马克思的劳动理论，站在深层心理批判的角度，与偏重精神分析的弗洛伊德理论相统一，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马克思理论心理分析方面的不足。
（二）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的认识
马尔库塞深入分析了新形势下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揭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新变化。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理性带来的物质富裕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资矛盾，其实劳资矛盾依旧存在，只是形式发生了新变化。人们仍然不能放松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种种压榨现象的警惕性。马尔库塞以一个哲学家具有的敏锐洞察力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充满异化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性、欺骗性、人与物关系的颠倒性等，让我们进一步认清资本主义的本质。
（三）彰显了人本主义精神
马尔库塞的异化理论深刻揭露了技术理性对人的控制。他着眼于现代工业文明给人带来的本性摧残，加剧了心理危机，使人们无法真正体验到幸福和快乐的现状，表现出对人性复归的渴望，对真正自由的向往，彰显了人本主义精神。
马尔库塞的异化理论以批判精神为主旋律，以否定人的异化、肯定人的本真存在为逻辑起点，揭露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多元异化的社会。尽管马尔库塞的异化理论存在着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狭隘的技术悲观主义倾向、革命途径的乌托邦等局限，但瑕不掩瑜，仍不失为20世纪的重大的哲学革命。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39.
〔2〕〔3〕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7-8，52.
治理技术论文篇5
[关键词]科学技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3）10—0009—02
自近代科技革命以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变化，科技已经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科学技术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不断改变着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领域的面貌，对于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是当代意识形态理论领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于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在西方争论基本上分为两种对立的观点，即科学技术的“对立论”“等同论”。“对立论”观点认为二者性质不同，形态各异，功能相反，是绝对对立的。“等同论”认为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已经取代了传统意识形态的作用，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并提出了“新意识形态理论”。然而，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的功能的分析向来都是辩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1〕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对科技的评价和描述可以说成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是一种关系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是有区别的，是不能等同的，同时，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是有联系的，不是对立的。这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过程中应该一直坚持的，不能忽略科学技术的作用，但是绝不能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等同起来，认为科学技术已然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一方面涉及如何看待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合理性问题。因此，正确把握两者关系，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必须要明确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
（一）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现代科技通过控制和满足人们的需要进而支配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并为政治合理化提供依据，发挥着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功能，成为新的统治形式。然而，科技虽然更多地承担起了影响社会和人文发展的角色，但它并不能回答和解释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科学技术不能成为与意识形态等同的意识形态。首先，二者的所反映的对象不同，科学技术反应的是自然界的的各种关系，而意识形态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第二，二者的属性和功能不同。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属于知识形态的生产力，是构成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意识形态则是一个上层建筑的范畴，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取向和观念的总和，其特征是自觉或不自觉的用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盖现实的联系。郑永廷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一书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自觉地反映一定社会集团（在阶级社会就是阶级）经济政治利益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观念体系，是一定社会集团、阶级的政治理想、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思想基础。”〔2〕第三，二者的任务不同。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行实施判断。而意识形态是为人类思想和行动定向的价值体系，它引导人们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辨别善恶和美丑，提供人类活动的价值规范，也提供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
按照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观点，事物之间不仅是有区别的，也是有联系的。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郑永廷在《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互动共进》〔3〕一文中指出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中指出：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意识形态的变革，丰富意识形态的内容。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强化了意识形态功能：维护政治制度，服务政治需要。再次，科学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一个国家的重要事业，他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本身具有扩大政治影响的作用。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具有重要的反作用，政治作用作为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意识形式，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既有保证也只制约，“也就是说，进步的、民主的政治能促进科学技术的繁荣，而落后的、专制的政治则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4〕
（二）.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
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意识形态，它坚持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是科学的意识形态，是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文化。在它的指导下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但是，我国的科学技术，由于历史的原因，同发达国家相比总体上是落后的，科技水平不高，科技实力和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不强。二者关系上处于不平衡的地位，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推动作用不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的指引作用也不强，“对科学技术作为动力推进意识形态发展的作用也重视不够，对科学技术强化意识形态功能亦缺乏研究，”〔5〕这对于我国而言，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尤其是科学技术竞争和意识形态的冲击中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随着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引进大量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任何一种科学技术成果都不仅仅是一种纯技术那么简单，它一定连带着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文化背景与之相随。我们不可能完全同时引进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只能根据我国价值观与道德观的要求对引进的科学技术加以改进和应用。所以，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既要引进科学技术与外资，又要抵制与之相伴随的西方价值观和思想文化，并根据我国社会发展需要，对外来的科学技术进行消化。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对世界政治局势稳定性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充分的利用科学技术不仅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时能够发展国防，维护政治的稳定。科技的发展使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也会不断上升。但是，这绝不是说科学技术本身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国家把科技上升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是为了解决严重的社会危机而寻找的一条道路，这种科技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科学认识不能代替人文认识，科技理性不能代替价值理性，技术解决不能代替政治解决，自然矛盾不能代替社会矛盾。所以一定要认清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统一的关系，这是我们认清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价值功能，加快实施科技创新战略的前提。
二、正确把握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合理的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效应
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直接的生产力，更重要的是它日益成为社会的意识形态。这一观点片面的强调了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把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简单的等同起来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西方学者关于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论断，虽然极端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联系，但是却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要重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研究，除了积极的社会功能还要研究其消极的社会功能，除了科学技术的经济功能还要研究其社会功能、政治功能。
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对我们的生活各个领域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也不可否认当今的能源危机，环境危机，人口危机等问题也是和科学技术或多或少的有关系。怎样在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效能的同时抑制其负面效应，是一个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是一个急需解决而又相当棘手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由于片调强调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造成了一些难以弥补的损失。正确处理好科学技术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成败的重要问题，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国际政治关系及政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发达国家凭借科技经济优势与发展中国家差距日益拉大，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对立。二是科技的发展也为发展中国家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提供了机会，这就会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变化，形成政治多极化格局。所以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必须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力发展科技，才能促进经济的高速稳定发展，才能保证政治的稳定，才能不断的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的渗透是指被各个领域所使用，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或者说是被意识形态化了，但其本身绝不能称之为意识形态。
三、正确应对科学技术发展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挑战
科技的发展某种程度上缩小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同时带来了经济全球化脚步的加速发展，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处理科学技术发展与意识形态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意识形态趋同论、终结论其要害无非是要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否定世界范围的民族文化多样性。这些理论不符合世界的发展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浪潮中也是站不住脚的。不可否认经济全球化，导致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形成一些经济共同体，制定一些共同的经济条约，但是这只是谋求自身经济利益发展的需要，是互惠互利的产物，这并不能代表政治的一体化，不能代表意识形态一元论的成立。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政治经济多极化的出现更是对意识形态一元论的有力反驳，所以我们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必须抵制这种思想的侵蚀，维护政治的稳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面临着经济和意识形态发展的双重挑战。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扩张，跨国公司的建立，核心科技的加强等都对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思想渗透，推行其所谓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需要我们保持高度警惕。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也面临着与发达国家差距扩大和文化冲突的复杂局面。所以我们要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和平的方式与资本主义并存竞争，积极的去应对意识形态的挑战。
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是我国社会生活中一个突出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全面研究、正确处理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对于推进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有效发挥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在文化激荡，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环境中，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正确的认识和处理好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与时俱进的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
〔参考文献〕
〔1〕侯惠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268.
〔2〕郑永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M〕.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04.
〔3〕郑永廷.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互动共进〔J〕.高校理论战线，2012：12-13.
治理技术论文篇6
北京印刷学院2017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一览表及初试自命题考试大纲、参考书
北京印刷学院2017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一览表(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招生专业名称和代码研究方向名称和代码所在学院初试考试科目文学（05）新闻传播学（050300）01传播学新闻出版学院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英语一
③新闻传播理论
④新闻传播实务
02出版学03新闻学传媒经济与管理（0503Z2）01传媒产业经济经济管理学院①思想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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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新闻传播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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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印刷品保护修复03印刷产业政策工学（08）机械工程（080200）01印刷机械检测及故障诊断技术机电工程学院①思想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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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等离子体与材料制备03环保包装材料与加工04印刷电子材料与技术05先进油墨与流变学信息与通信工程（081000）01信号检测与智能控制信息工程学院①思想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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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专业学位类别研究方向名称所在学院备注出版（055300）01编辑出版新闻出版学院①思想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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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出版综合素质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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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出版产业与管理经济管理学院03数字出版新闻出版学院、印刷与包装工程学院、信息工程学院艺术设计（135108）01新媒体艺术设计艺术学院①思想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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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平面设计艺术03绘画艺术会计（125300）01会计制度与会计实务经济管理学院①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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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资本运营与财务管理实务03企业内部控制与审计实务电子与通信工程（085208）01机器人与智能印刷系统信息工程学院①思想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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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数字印刷技术与防伪印刷03可变信息与印品质量检测04移动应用与系统安全05大数据与云出版技术新闻与传播（055200）01数字出版与传播新闻出版学院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英语二
③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