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论文(6篇)
实体经济论文篇1
19世纪以来，全球先后经历了大大小小十几次金融危机，其共同特点都是危机爆发前相关国家经济在金融业支持下持续增长、对经济的看涨预期反过来又刺激金融创新，加上逐利性导致全球资本不断涌入国内使得国内金融市场的繁荣逐渐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当逐利的资本达到一定程度后便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祸根。美国这一轮金融危机的发生，关键原因就在于美国经济也出现了脱离实体化的倾向。从表1可以看出，在过去的五十多年，美国以制造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41.25％下降到18.07％，特别是制造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至11.2％。而以金融、保险服务业及房地产、租赁服务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则不断上升，其中金融业的比重更是接近20％。服务业和金融业在美国经济中所占比重过大，国民经济过分的“避实就虚”严重损害了美国经济的平衡性，最终使得金融危机爆发。
在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中，德国经济快速复苏并在稳定欧洲经济方面发挥了根本作用，这一切都得益于德国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作为一个“制造大国”，德国工业制造业占GDP的29％，是德国经济发展的“脊梁”。世界500强企业中，有37家在德国。如果说德国最嘈杂的，是工厂机器发出的金属沙沙声；那么美国最喧闹的，则是证交所大声叫嚷的交易员。从深层次看，华尔街过度创新的“虚拟经济”，导致金融衍生品无限泛滥，从而酿成本轮金融危机，而德国坚实的制造业基础则是其保持强大的抗危机能力的根本保障。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欧等发达国家重新认识到发展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重要性，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以抢占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全球范围内正在上演从“工业化”到“去工业化”，再到“再工业化”这样一个循环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对制造业产业链的重构，重点是对高附加值环节的再造，体现了真正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战略，符合经济形态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规律。
1、美国高调推行“制造业振兴计划”。金融危机过后，奥巴马政府先后制定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政策框架》、《先进制造伙伴（AMP）计划》等一系列规划，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加快创新、促进美国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具体建议和措施。2011年末，美国宣布创设隶属于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白宫制造业政策办公室，旨在协调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制造业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并推动美国制造业复苏和出口。2012年2月，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了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分析了全球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趋势及美国制造业面临的挑战，明确提出了实施美国先进制造业战略的三大原则和五大目标。
2、欧盟经济体积极谋划“新工业革命”。2011年11月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一项预计耗资800亿欧元的“地平线2022”科研规划。该规划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欧洲的基础研究水平，推动信息技术、纳米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先进制造技术和空间技术等领域的研发和绿色交通、可再生能源、食品安全等领域的技术进步。2012年5月，欧盟委员会在其网站上为制订欧洲新工业化政策征求意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认为，欧债危机的核心问题是一些成员国竞争力缺失，为此欧盟需要进行深度结构改革，开展有针对性的投资。欧洲需要维持一个强劲、多元化和拥有竞争力的工业基础，通过加速工业创新、支持向低碳经济转型、鼓励创业、扶持中小企业等措施，促进欧洲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牢牢把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
（一）正确认识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经济决定金融，金融为经济服务，这已经被世界经济发展史证实为一个基本规律，也是经济学家们的共识。经济对金融的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金融是在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并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二是商品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不同，由此决定了金融发展的结构、阶段和层次。1969年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一书中指出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往往是金融高速发展的时期。卢卡斯（1995）也指出，金融业的发展实际上是跟随实体经济需求的引导，当实体经济有需求时，金融业就自然而然发展起来。因此，只有实体经济的发展基础牢固，金融业的发展方可持久稳健；缺乏实体经济支撑的金融业非理性扩张，可能会使金融业一时兴旺发达，但从长期来看则会贻害无穷。因此，金融业的发展需以实体经济发展为基础，始终应辅助或服务于实体经济，不能凌驾于实体经济发展之上。只有使金融在促进经济发展中获得自身的健康成长，才能最大限度地为经济发展服务。
（二）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应该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中承担特殊使命、扮演中坚力量。
1、从理论角度看，国有资本的性质天然地要求银行应该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主动承担特殊使命。我国银行业在成立之初基本上是国有性质的，近些年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后，银行业普遍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股权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国有资本在整个银行体系中仍然处于绝对控股地位，这样的制度安排正是为了保持国家对金融体系的绝对控制力，便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这也是国家资本意志的体现。因此，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应深刻地认识到自身所承担的重任，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主动贯彻落实国家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积极投身到服务实体经济的活动中来。
2、从实践角度看，我国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要求银行必须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扮演中坚力量。一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资本市场还不够发达，企业主要还是通过银行体系进行间接融资。从表2可以看出，尽管近些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间接融资比例不断降低，但是2011年末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例仍然达到54％，远高于美国和英国同期的27％和38％。另一方面，从资产结构来看，我国的金融机构虽然资产规模庞大，但是结构极其不平衡，根据中国银监会相关统计，2011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为111.5万亿，占全部金融机构资产的92％，保险业、证券业资产占比仅为8％。无论从社会融资总量占比还是金融资产占比来看，银行业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应该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发挥主力军作用。
实体经济发展在融资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融资难，多数中小企业无法获得银行信贷支持。
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是在目前我国表现得更为突出。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1年10月的“中小企业发展的新环境新问题新对策研究”显示，中国的银行贷款覆盖率，大型企业几乎实现了全覆盖，中型企业达80％以上，而规模以下的小型企业则最多只有20％。仅2010年，授信额在5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占中国企业贷款余额的比重还不超过5％。造成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既有客观方面原因也有主观方面原因。从客观方面来看，信贷供给回归常规，银行流动性显著收紧。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末、2010年末和2011年末，我国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依次为39.97万亿元、47.92万亿元和54.79万亿元，同比增速依次为31.74％、19.9％和15.8％。随着信货规模增速逐年降低，信贷规模日趋紧张，银行不得不提高门槛，将有限的信贷资源优先用于满足重点大中型客户的需求，从而挤压了对小企业的信贷投放。从主观方面来看，“轻资产”特点使得中小企业难以满足银行贷款条件。中小企业普遍处于发展初期，资产有限，缺乏有效的抵押手段，无法为银行提供足够的风险缓释措施，导致银行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
（二）融资贵，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普遍。
随着近两年货币政策的持续收紧，企业的融资成本不断上升，融资贵问题也成为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对于中小企业而言，融资贵问题更加突出，即便取得银行授信融资，综合融资成本贷款平均利率也高达13％-18％，达到了基准利率的2-3倍，而民间的借贷利率则更高。众多坚持实体经济生存发展的小企业，资本利润率不超过5％，远低于其承担的贷款利率。一方面，在信贷资源紧张的情况下，银行普遍提高了贷款定价水平。从表3可以看出，到2011年12月末，金融机构执行下浮和基准利率的贷款占比依次为7.02％和26.96％，比2011年初分别减少20.78和2.20个百分点；而执行上浮利率的贷款占比66.02％，比年初提高了22.98个百分点。由于国有企业与银行具有良好的合作关系且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银行对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执行基准利率或略微上浮，而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则是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20-30％，有的甚至高达50％。另一方面，名目繁多的融资费用也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中小企业融资涉及到担保、评估以及财产保险、公证等中介费用，据统计这部分费用基本上与企业支付的银行费用相当。除此之外，企业还要支付一部分贷款保证金。这些众多因素导致中小企业实际借款利率超过大企业的两倍以上。尽管银行贷款利率较高，但仍有大部分中小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信贷支持。而民间借贷民间借贷机构则往往利用资金供给紧张的格局，推高借贷利率水平。尤其是2011年，随着央行不断加息，资金链空前紧张，温州和东莞等城市的一些中小企业因难以承受高额的融资成本而纷纷倒闭。
（三）区域不平衡，县域及以下地区金融供给严重不足。
县域经济的状况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但是，县域及以下地区金融供给则严重不足，无法满足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是金融主体缺位，随着金融体制改革深入，县域国有商业银行机构大规模收缩，自1999年起，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逐步撤出，基本取消了县一级分支机构，截止2009年底共撤销了约31000多个县级以下营业网点，且现有网点主要是集中于县城，乡镇农村金融基本上被边缘化。二是信用担保功能不到位、风险补偿机制不健全、担保机构缺乏财政资金的有力支撑，商业性担保机构少。面对农业自然风险和政策性风险，“三农”贷款缺乏风险补偿机制，导致金融机构贷款投放动力不足。三是资金大量外流现象非常突出，县域金融机构大多只有组织资金权、贷款调查权和收贷权，没有审批权，留存网点已成为上级行的“储蓄机构”，县域金融机构的大量存款资金流向城市地区。
（四）储蓄和投资结构严重失衡。
一方面，我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储蓄率长期保持在50％以上，远高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见表4）。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分析，2011年中国的储蓄率高达52％，而储蓄总额已经达到80万亿，这说明目前我国的整体资金供给并不短缺。而另一方面，在资金需求方来看，大量中、小、微企业、三农行业等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问题，无法从正规渠道获得低成本融资。这种储蓄与投资结构的失衡问题，也成为制约当前实体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
商业银行要立足服务实体经济推进战略转型
（一）客户战略：从偏重批发银行客户向批发银行客户与零售银行客户并重转变。
商业银行要紧密结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转型升级要求，与时俱进，调整信贷投向，改变当前信贷资源过分集中于大型国有企业和政府融资平台的问题。
1、大力发展消费金融，支持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需求普遍衰退，各国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依赖的出口导向性发展战略受到重大挑战。因此，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商业银行要大力发展消费金融，加大对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支持力度。一是要大力发展个人消费信贷、住房信贷、信用卡消费等业务，为普通大众客户提供便捷化金融服务，增强其消费金融的可获得性。二是要积极配合国家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一系列启动内需政策的实施，支持国内企业开辟内销市场，缓解企业由于外需不足带来的压力。三是要做好高端客户的金融服务，提供定制型私人银行服务，应对外资银行挑战。
2、批发业务要坚持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强化对经济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因此，商业银行在制定信贷政策时，要主动对接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导向。一是在信贷资源配置上，切实加大对三农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环保、科技创新、现代服务业、文化产业等经济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主动向这些行业倾斜。同时，严控“两高一剩”等限制性行业的信贷投放，促进淘汰落后产能，防止盲目重复建设。二是在客户规模的选择上，要改变当前信贷资源过分向大中型国企和政府融资平台倾斜的不利局面，积极支持拥有核心技术和市场竞争力、经营管理比较规范、为大型企业配套的中小企业。
（二）产品战略：从传统的单一产品销售向提供全面金融解决方案转变。
现代商业银行的转型应摆脱过度依赖传统贷款为企业融资的发展方式，积极创新和拓展契合客户需求的信贷产品，大力发展表外、结算、理财等中间业务类产品，努力为客户提供全面金融服务方案，通过产品战略转型改变当前过于依赖利差的收入模式，增加中间业务收入占比。
1、以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融资难问题为着力点强化产品创新。一是积极进行担保方式创新，针对当前“三农”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文化产业等客户普遍存在的经营规模较小、缺乏有效抵质押物品、信用评级较低的情况，积极进行担保方式创新，大力推广存货、应收账款、专利权等动产质押，盘活目前企业自有资产，探索采矿权、门票收费权、海域使用权等权益质押，积极创造量体裁衣式产品，满足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多元化的需要。二是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根据中小企业在产业链上所处地位的不同，在保证资金封闭循环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充分依托核心企业的资信状况为小企业进行信用增级，解决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2、积极为客户提供全面金融解决方案。商业银行要打破传统的单一产品销售模式，通过资源整合积极为企业提供全面金融解决方案。一是在服务内容上，要在全面分析、深入挖掘的基础上，将银行的金融服务与企业的经营模式、业务流程进行有效对接与整合，全面解决客户的融资、现金管理、投资理财、金融避险及个人业务需求；对于目前尚无法满足的客户需求，要积极通过产品创新进行解决。二是在服务手段上，要突破银行自身限制，通过内外部资源整合满足客户需求。既要通过银行信贷满足客户融资需求，也要注重通过央行票据、短期融资债、企业债、IPO等资本市场工具和融资租赁、委托贷款、同业合作等为客户提供多渠道融资。既要注重通过自身产品创新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投资理财服务，也要充分利用和银行同业、信托、基金、保险等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给客户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
3、重视利率市场化以后的产品创新。国际经验普遍证明，利率市场化以后，金融业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企业的融资成本将会显著降低。目前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步伐不断加快，商业银行要尽快适应这一趋势，通过产品创新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加优惠的金融服务。一方面，通过产品创新扩大居民的投资范围，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另一方面，通过对资金的有效利用，为更多企业提供更便利的融资服务。通过打通居民储蓄资金与企业融资之间的通道，引导资金流向最需要的地方，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当然，这种创新必须坚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要求，注重传统业务与衍生业务的平衡，防范由于金融过度创新导致的偏离实经济需求带来的风险。
（三）渠道战略：从主要依赖物理网点向物理网点与电子渠道并重转变。
渠道是银行产品和服务销售的载体，渠道建设必须紧密围绕客户需求、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从而提高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科技进步为商业银行发展提供了现代化的技术支持。在很多发达国家，人们到银行网点办理业务的比例正在不断降低，通过电子平成的金融服务比例越来越高。方便、快捷、高效，是电子银行突出的特点，也是物理网点难以比拟的优势，商业银行要加强电子渠道建设。一是拓展更多的电子银行载体，提高自助银行、电话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电子渠道服务范围和服务效率、提升客户体验，提高客户满意度。二是积极推动传统银行服务与产品的电子化“再移植”，将更多的传统银行产品和服务通过电子渠道进行销售，减轻物理网点的压力，节约社会公众的时间成本。三是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平台，发挥沟通买卖双方的渠道作用，通过对买卖双方信息流、资金流等交易记录的有效监控，降低实体经济的交易成本。四是加强电子渠道安全建设，网络平台是一个开放式的平台，信息安全面临巨大的挑战。银行要加大技术投入，增强电子银行渠道的安全性。
（四）区域战略：从偏重大中城市向大中城市与县域并重转变，从偏重国内市场向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并重转变。
实体经济论文篇2
“经济哲学”是当前国内外哲学界和经济学界联合研究的热门课题，这些年，国内外理论界对该课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有不少论文，也见有专著。但综观这些研究，大多没有进入经济哲学基本规律、基本观点和具体内容的实质性研究。或是带有浓厚的经验论色彩，研究内容缺乏理性的深度；或只是对经济运动问题的专题研究，缺乏整体感，不利于完整全面地反映经济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经济与人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
笔者认为，经济哲学的研究应从体系结构出发，通过建立经济哲学的体系结构，并按这种体系结构去展开经济哲学全部的研究内容，达到对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经济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经济与人的关系的全面理解。体系结构不是单纯为了好看，而是因为体系本身担负着整合经济哲学思想的任务，从体系出发去研究经济哲学能更完整地把握经济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这种研究方法不是单纯对经济现象做哲学思考，而是从哲学理论出发去系统研究经济与自然，经济与社会文化，经济与人的关系，并在研究中解释和把握各种经济现象。
二
国内学者目前在研究中所应用的哲学方法都比较传统、陈旧，缺乏时代性、先进性和创新性，表现在：所用的哲学方法基本上是传统哲学教科书上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这必然影响经济哲学研究的时代性、先进性和创新性。
笔者认为，面对当今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发展，应力求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运用现代关系哲学方法对经济哲学进行研究，是一种较好的研究方法。现代关系哲学是关于事物关系(特别是系统关系)的哲学，它研究事物关系的最一般的形式、结构、状态、演变规律，及其关系间量的规定性。我们已经进入关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切事物都必须从系统关系中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关系经济，因此，关于市场经济的哲学自然应该用关系哲学的方法去加以研究，这样才具有时代性、先进性和创新性，才能达到对现代经济关系完整准确的理解。
三
运用关系哲学的方法对经济哲学进行研究，从哲学的高度，文化的广度，对马克思之后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规律和新特点进行价值论、本体论、本质论、认识论、实践论和方法论的探讨，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经济实践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说，马克思之后，世界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越来越占主导地位，“情报机构”、“咨询机构”、“智囊机构”“专利机构”大量出现，信息产品、知识产品大量充斥市场，“物质生产”已不再是社会生产唯一的生产部门，代之而起的是“物质生产”和“信息生产”、“知识生产”、“人才生产”的同时并存。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物质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所以，他建立起来的经济理论主要以物质生产和它的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物，马克思以后的100多年里，世界发生了第四次产业革命，进入了物质生产、信息生产、知识生产、人才生产并立的时代。信息生产、知识生产、人才生产与物质生产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因此，从物质经济向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人才经济的转型不仅改变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格局，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经济观，并对传统经济理论的许多规律和原则提出了挑战。
例如，社会再生产理论，在物质经济的时代，马克思把整个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第二部类是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今天，从大经济观的角度去划分社会生产部门，就应该把整个社会生产划分为三大生产部类，第一部类是人才生产部类，第二部类是信息生产和知识生产部类，第三部类是物质生产部类。
再如，帝国主义基本特征理论，在物质经济的时代，列宁只讲了5个，今天，就该有第6个——信息垄断，第7个——知识垄断，第8个——人才垄断了。除此之外，劳动价值论、社会平均利润下降趋势理论等也面临着与上述相似的挑战，这些挑战迫切需要经济学加以全面的回答，这是从微观上说的。
从宏观上说，以往的经济发展中，由于过分强调物质经济的高速增长，即所谓“高投入、高增长”，“高生产、高消费”，造成资源的短缺，能源的危机，环境的污染，生态的失调，反过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文明和人类的繁衍，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和手段、途径发生了尖锐的对立，也要求经济学提出新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去解决人类经济活动中目的与手段、途径的对立。
今天，由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人才经济等新的经济形式的出现，使人们的经济观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更加宽泛的经济概念，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整个文化都理解为经济，例如，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制度等文化学、社会学的概念，今天似乎都变成了经济学的概念。与此同时，经济也在文化化，“经济中文化的、知识的、信息的、科技的乃至心理的因素将越来越具有重要的、主导的甚至某种决定性的作用，而文化作为日益强大的产业结构已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的甚至是支柱性的产业”。[1]总之，今天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这样地密切，以致于完全可以说，经济的危机实际上是文化危机的具体表现，而经济的创新从根本上说是文化的创新。
面对当今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种种矛盾、问题和疑问，面对现代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的发展趋势，传统经济学落伍了，尽管当代西方兴起了形形色色的经济理论，但是，西方经济理论过分注重经济生活现象层面的数量分析，强调经济研究的数学模型化和实证分析，而没有从文化的广度和哲学的高度去总结这个经济时代的经济价值、经济本质、经济规律、经济方法，这样，人类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在全面、系统、正确的经济哲学理论和经济观的指导下来进行，于是，就必然要出现经济越是发展，经济领域的异化现象就越是严重，社会生活的矛盾和危机越是尖锐，人类的文明越是走向陷阱。
从现实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没有前人的理论和成功的经验可借鉴，一开始完全靠摸索和试验。后来，西方经济理论、经济方法被大量引用到我国经济建设之中，但并没能完全解决经济改革遇到的现实问题，因为西方的经济理论是产生于西方经济发展的现实的，而中国的经济毕竟有其特殊性，中国复杂的社会问题是西方经济理论所不理解的。因此，从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性上说，建立一门从文化的广度和哲学的高度去思考重大经济问题的学说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说，经济学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样，从定性到定量的发展，经济学的这些发展，一方面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却又引发了许多关系到地球和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于是，经济学不得不要反身自问：到底经济是什么，经济进步的最终标准是什么，未来经济发展的模式怎么样，以及21世纪的经济学应该研究些什么等等，这就必然要导致一门新的学科——“经济学学”的产生。当今理论界兴起的“经济哲学”其实就是“经济学学”的代名词。
从学科性质看，经济哲学与其说是经济学与哲学的联盟，不如说经济学本身就是哲学的经济学，哲学本身就是经济学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就把社会最基本的关系看作是经济关系，它主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的向前发展，主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成为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人类几千年文明史表明了，人类是通过经济活动而走向社会的，而社会经济运动反过来又促进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经济活动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缩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哲学本身就是经济学的哲学。
同样，任何社会，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存在纯粹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是有思想、有意识的，人的行为与人的心理过程密切相联系，是受人的思想意识控制和支配的。于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就不能不研究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和人所处的地理环境、文化背景、民族心理及其消费习惯，而这些都是哲学研究的内容。更主要的是，哲学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括，研究的是自然、社会、人、思维发生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它必然要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况且经济学的研究也无法脱离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所以，我们说经济学本身又是哲学的经济学。
四
经济哲学是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进行研究。因此，笔者认为，其内容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六个部分。
首先，经济哲学必须回答经济活动的最终价值是什么。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提出共产主义是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一致的思想。自然主义把自然界看作是世界的唯一真正本体和基础，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本主义强调人是世界的真正主人，人本身具有最高的价值，同时人还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切创造物的主体本质和基础。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这种表述实际上就是共产主义的价值观。
按照这种理想的价值观，共产主义经济也应该是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统一。在这里，自然主义是指对财富的索取，这不仅包括对自然界财富的索取，而且包括在经济行为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人本主义则是指经济行为的合乎人性，在对自然的索取中要考虑到自然与人的关系，考虑到子孙后代，考虑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社会经济行为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要防止经济统治一切，经济压迫人、控制人，对人的生理、心理造成伤害等等。因此，这种合乎人性实际上又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经济学家马歇尔在表述经济学的时候也指出：经济学不仅是一门关于财富的学问，更是一门关于人的学说。按照这种理解，经济哲学必须从经济活动出发，站在哲学的高度，文化的广度，首先研究经济的价值，经济对人类的意义。这样，经济哲学体系中必须有经济价值论，它是经济哲学的核心和灵魂，规定着经济哲学的全部内容。在研究经济价值中，经济哲学不仅要研究人类未来理想的经济价值思想，而且要研究过去和现在经济价值的异化和复归。
其次，经济必须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经济活动应该以什么为本，这不仅是个经济学问题，而且是个哲学问题。经济行为的主体是人，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也是人，但是，在经济发展史上，人并没有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仿佛财和物才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和真正动力，人反而从属于物，这似乎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决定的。但是，生产力要发展到什么时候才能使经济从以物为本转化为以人为本，又从以人为本转化为以能力人(人的智能)为本呢?这是经济哲学必须研究的，我们称之为经济本体论。21世纪的经济发展应该以什么为本，这是每个国家，乃至全人类必须认真加以回答的。
第三，大经济观下经济的发展规律是什么，经济的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制度等的关系是什么?这是新世纪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把现代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到经济规律的研究之中，是经济哲学的主要任务，因此，经济哲学体系中必须有经济规律论。
第四，如何认识大经济观下经济发展的规律，其认识的过程和环节怎样，它与哲学认识论和其他学科的认识过程、认识规律有什么不同，经济理论的检验标准和检验方法是什么等等，是经济哲学必须研究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当今世界，各种经济理论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这些经济理论的来源，认识过程和检验标准、检验方法都各不相同，到底有没有带普遍性的经济认识规律呢?经济哲学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因此，经济哲学体系中必须有经济认识论。
实体经济论文篇3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最有条件和最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台湾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历史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
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历史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性行为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性行为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计算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企业、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教育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
从一些数据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性行为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文化大
革命”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性行为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将深化人们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于将制度变迁单纯归结为“路径依赖”，因为人们对于路径依赖本身仍然是理解不多的。对于历史上大量的“发展陷阱”和“制度停滞”现象，经济学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至少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制约因素。理解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过程，要求新文化经济学提供一些启示。而对于大量转型国家路径选择的差异和结果的不同，也需要从文化传统的约束上来思考。
实体经济论文篇4
1.逻辑主义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的影响———经济学的数学化
逻辑主义学派包括以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和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证伪主义。逻辑主义认为，理论的科学性体现为三方面:一是理论结论应为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标准;二是理论仅凭逻辑理性和经验事实推出;三是理论可以被证实或证伪。这种思潮影响了20世纪的经济学发展，并进而支撑着经济学的科学性标准，即经济学能够提供一个超越文化、制度、国家、历史的分析结论，并且结论可以得到验证。经济学为使其结论具有科学性，效仿物理学分析范式，分析方法趋向于数理化和计量化。一方面，经济学运用数学工具，使得其理论在概念、假设和公理的基础上，通过演绎的方法得到普适的结论;另一方面，经济学运用经济变量的统计数据，设定计量模型，以检验现实经验是否与经济理论模型结论一致，使得结论具有可检验性。20世纪的经济数理化主要体现在凯恩斯的总量研究，计量模型多为以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的大型宏观计量模型，这类模型的参数值，如偏好、禀赋多为外生假定值，模型包含的因素为没有微观基础的外生假定变量，冲击主要是不随政策、时间和环境变化的外生性冲击。逻辑主义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主要表现为逻辑主义分析问题的起点是确定无疑的经验事实，而现实中这种观察事实是不存在的。历史主义学派的汉森提出“观察渗透理论”，即个体的观察视角会受到理论的塑造，因而不存在绝对客观的观察事实。库恩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认为，逻辑主义通过对命题的零星证明并不能把握理论发展的复杂性，唯有将理论看做“结构”才能理解理论的发展。库恩认为科学的进步，是因为该领域的科学家共同体由一种理解范式转换成另一种新的范式，由于没有客观标准来判断不同范式的优劣，因此，每个理论的发展不一定通往真理方向。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布劳格“考察了在新古典经济学和逻辑实证主义之间的可怕联盟，认为实证主义是一种伪科学，新古典经济学必然跟着它一起堕落:可分离性的实证主义论题一方面认为事实和价值可以分离;另一方面认为事实和理论可以分离，这种论题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所有的事实都是装满理论的，而所有的理论都是装满价值的。他们认为一个更合意的认识论能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意思是已经表明了存在一个康德主义的“综合”演绎真理:我们的战略依赖于能够把本质的东西挖出来，然后就坚持本质的东西一定能在实践中找到。经济制度必须再生产其本身，于是再生产的事实是经济制度的典型本质，这个本质能够为经济理论提供稳定的基础。因此，逻辑主义所认为的科学标准是不合理的，进而认为经济学的科学性，体现为经济学的数理化和计量化也是不准确的。
2.后继科学哲学的启示:用科学的方法刻画“人”
科学实在论和反科学实在论之间争论源起于:在对量子物理现象的解释时所用的基本粒子概念，指的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还是为解释现象而人为构建的概念。科学实在论的代表Boyd认为，科学理论的理论术语是说明性的、有指称的表述，对科学理论应当作实在论的解释，只要理论对事实的预测成功，则该理论即为真。反科学实在论的代表弗拉森认为，真理的获得来源于对经验世界的观察，而科学家的观察具有主观性;就科学与真理的关系而言，绝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只存在经验上适当的理论。但在经验上适当的理论只能反映部分客观实在、经验观察的部分，因此，一个认识对象的普适真理是不存在的。科学理论除了其依据的经验基础外，其假设和结论并无客观性可言。理论的目的并不是提供一种客观性，而是提供一种描述经验的角度。这种观点对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库恩提出的“范式”理论和科学反实在论与实在论的争论，促使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出现。后现代主义的费耶阿本德将库恩理论认为的真理标准的相对性放大，认为任何分析科学、文化和艺术的方法都有其优缺点，任何分析方法都无高低之别，“什么方法都行”，因此，科学也不再处于文化的中心位置。罗蒂认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关于科学实在性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传统的科学观期望用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改造社会和人文学科的发展，造成了科学沙文主义的出现，这不利于文化的全面发展。罗蒂认为，解决科学独尊的方法是“新的模糊主义”，模糊实在和经验、事实与意义的差别，取缔科学的特权地位，主张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文化之间可以平等对话。“新模糊主义”为解决科学沙文主义，模糊了科学和非科学的界限，将科学与宗教、神学等混为一谈，这种极端的相对主义使科学哲学变得毫无意义。张今杰认为，借鉴阿佩尔解释学的思想可以解决上述科学哲学的问题，不应该用反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科学主义，也不应该简单地用人本主义对抗科学主义，以使科学臣服于人文，而应该将人文的思想引入到科学的表达之中。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借鉴人文学科的“理解”的方法，而人文学科的研究也以自然科学的注重“说明”的解释性方法为基础。
二、马克思经济学科学观:人与数学的结合
马克思认为，科学不仅可以帮助人类认识自然，而且对自然的认识会通过实践活动进一步深化对科学的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科学观是不合理的，因为科学出现了异化。一方面，科学研究可以增加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进而可以改造自然，主体也通过劳动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经济学中的“人”:现实性与科学性的耦合加深了对科学的认识，为人实现自由发展做出了准备;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财产性质，科学发展的成果不能全部转化为对人自身的认识，仅增加为人对异己的控制。此时的自然科学仅以自然界为对象，未包含人的任何因素在内。这意味着“以往的人文科学对人的研究，恰恰离开了人的自然界的存在和对象化活动来空谈人性，不是把人与人的发展当做自然存在和自然史过程，而只是顺便提到自然科学，正像自然科学只是顺便谈到人和人文科学一样，两者都是片面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在于分析经济运行背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其对“人”的刻画，不是抽象的人的概念，而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按照马克思科学观关于人的概念，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对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认为:“分析经济问题，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必须用抽象力”，虽然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并没有对“抽象力”做进一步的诠释，但从整个序言和全书正文中不难看出，他是通过对英国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资料进行大量统计调查、系统分析而形成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甚至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能运用数学的形式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而从《资本论》中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数学公式、表格、数字和符号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经济学数学化的研究方法和表现形式并不反对，甚至可以说颇为赞赏，而且应用自如。而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价值、社会必要劳动、简单劳动、复杂劳动、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等概念的剖析，就是通过数学形式来映射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能够把人与数学耦合恰当的经济学家。之后出现的所谓经济学“边际革命”，与马克思所运用的数学方法渐行渐远，数学化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纯粹的逻辑表达，从中再也无法洞察出它与“人”的嵌入性。
三、思想流派鸟瞰下经济学研究中的“人”
1.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人”的忽略与缺失
古典经济学理论最核心的部分为古典生产理论和古典分配理论。古典生产理论以劳动分工为基础。斯密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由劳动分工而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分工是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由于分工行为是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因而古典学派分析经济问题时内在地包含着对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研究。古典分配理论认为，生产主体由于分工的不同，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收入分配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即为生产资料的分配，会进一步影响生产，因此，分配理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相关。19世纪70年代，以门格尔为代表的边际效用学派提出了借用数学中的微积分方法，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引发了“边际革命”。之后，马歇尔将边际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由于分工理论难以有效地融入该分析框架，而逐渐被经济学者抛弃。马歇尔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将供给需求定律、价格理论以及市场机制等资源配置问题，视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将生产理论简化为厂商投入、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只体现了物质转化过程中的数量和技术关系。由于厂商按照劳动供给者的边际产出分配收入，因此，不存在体现生产关系的分配理论。此时，经济学实现了数学化，但放弃了对人的刻画。
2.从凯恩斯主义到新凯恩斯主义:“人”的回归与重构
在凯恩斯理论之前，古典和新古典理论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微观层面，凯恩斯奠定了经济学宏观分析的基本框架。宏观经济分析理论侧重于对宏观问题和变量之间的总量关系的刻画，但这些问题研究的起点并不是基于每个参与主体的行为，而是基于如下外生假设:经济中存在价格刚性、消费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投资存在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由于该理论框架在理论层面不能论证其假设的合理性，如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在面对外生冲击时，为什么只调整产量而不改变产品价格;在实践中，并不能有效地解释滞涨等现实经济问题。为弥补其解释力的不足，经济学者认为宏观经济理论的结论应该从经济参与者的行为中推倒而来，而非从假设中得到，即需要寻找经济行为的微观基础。微观基础即为对经济中的“人”行为规则的刻画。现阶段宏观经济理论已通过如下角度实现对“人”的刻画:第一，行为主体是有预期的，这使得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具有动态性。主体当期的预期行为，既可以受以前各期经济形势的影响，也可以受对以后各期经济形势预期的影响，预期有理性预期和适应性预期等形式。第二，行为主体的优化行为。每个行为主体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经济中总量消费、投资等都由单个行为主体的优化结果加总得到。第三，行为主体的不同的风险形式。根据行为主体对风险的偏好程度，分析风险偏好者、风险中性者和风险厌恶者。第四，行为主体异质性的刻画。通过设定行为服从某种形式的分布函数，以体现其差异性。显然，经济理论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向新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行为的微观基础的转向和发展，体现着现代经济理论重新走向以“人”为中心的逻辑回归，并通过聚焦资源稀缺条件下“理性人”如何选择这一核心命题，实现了对“人”的经济行为的重新建构和刻画。
四、结论
实体经济论文篇5
模型假设:为简化分析,我们将此博弈中涉及的主体简化为电商销售商、实体销售商、产品生产企业三个主体(以下简称为电商、实体和生产者)。考虑到在实际经济发展过程中,电商有着产生、发展、壮大、繁荣、衰退的变化过程。在模型中,我们通过区分电商与实体的数量比例的七种情形来进行简化模拟。在我们的讨论中,暂时只讨论电商数量与实体数量变化的情形,而不考虑生产者数量变化。
(一)市场中实体与电商数量比为n:1的情形
此种情况下,电商初兴方起,市场上只有唯一一家电商,一部分市场被电商分割,众多的实体既相互竞争,也与唯一的一家电商竞争,电商在整个博弈过程中处于被动局面,但由于销售方式显著不同,电商在网络销售中具备完全垄断性,因此其一方面会提升自身优势,稳住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开发新市场,扩大市场份额。在博弈过程中,实体会有两种应对措施:一是实体担心电商会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因此实体联合,压低价格,将电商挤出市场,此时电商可能会因实力弱小无力反抗。二是实体看出电商发展前景,会拿出部分资金研究电商发展潜力,有可能试水电商。生产商与实体仍继续合作,针对一家电商的存在,生产商可能有两种应对措施,一方面,为了自身销售渠道的拓宽,增加销售量,并看好电商的发展前景,与电商进行亲密合作;另一方面,认为电商没有发展前景,不会为自身的销售带来更多利润,也为了防止电商销售自己的商品,由于假货的存在,对自身品牌造成影响,所以不与那家电商合作。这种情况下的博弈会产生两种结果:第一种,实体占有所有市场,继续实体间的竞争。第二种,实体与电商并存,电商逐渐壮大。
(二)市场中实体与电商的数量(a:b)为a>b>1的情形
实体与电商博弈的第二阶段中,电商数量具有了很大的增长,所占市场份额更大,二者竞争程度加大。在这个博弈过程中,实体在结合自身优劣势的情况下,会有三种行为选择:一是实体店会保持自身优势,仍做实体;二是一部分实体发现了电商的发展潜力,主动寻求与电商的合作;三是还有一部分实体店完全放弃实体经营,开始转型电商。相对应的,电商实力不断壮大,采取各种措施,加大投入,不断创新发展模式,与实体争夺市场份额,并在竞争的同时选择性的与实体店进行合作。此时实体自愿抬高从生产商的购货价格,想通过与生产商合作切断电商货源,打压电商。假如生产商选择与实体合作,那么实体店也许会与生产商合作完后,为了获得更大的私利,会用更高的价格将一部分货源供给电商,从而获得中间利润。然而生产商有可能不会简单的与实体店合作,它会纵观各种因素,包括是实体与电商经营情况,发展状况以及今后的市场占领情况等等,为了自身利润最大化,有选择的分配自己的供货量。在这种情况下,实体与电商并存,电商因成本优势所占市场份额更多,实体的市场份额不断减小,电商的博弈优势不断增大,二者在博弈中继续发展。
(三)市场中实体与电商的数量为a=b的情形
电商发展态势迅猛,迅速挤占市场,与实体抗衡,实体在逐渐恶劣的竞争环境中,经过优胜劣汰,只留下一部分能保存自身优势,留住市场份额的实体店,二者竞争处于胶着状态。在这个博弈过程中,实体有三种应对措施:一部分基础性较弱的实体店经受不住电商的冲击,被淘汰出局;一部分基础良好的企业仍在坚持,并寻求与电商的结合;还有一部分转型为具有成本优势的电商。而电商发展态势迅猛,迅速占领半数市场,但它的一些问题如质量问题、信誉问题、售后服务问题等也逐渐暴露,需要放慢脚步,提升自身品质,在拥有相对竞争优势的情况下,也在积极寻求与实体的结合。此时针对生产商,若电商与实体联合可共同压低供货商价格,共同获利;也可能电商不与实体合作,因为和实体相比电商的成本更低,因而可拿出更多的钱给生产者,与生产者联合,削弱实体实力。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电商与实体已经结合,并取得可观的收益,仍在坚持做实体的会受到冲击但不会受到本质性的损害,而电商在占领市场上仍具有优势,并继续发展。
(四)市场中实体与电商的数量为1<a<b的情形
电商占了大部分市场份额,发展势头迅猛,实体的生存环境渐变恶劣,为寻求利润进而继续与电商竞争。在这个博弈过程中,实体有三种应对措施:一般企业为减少损失,保本撤出,全部转型为电商;一些品牌企业撤回部分资金,用于与电商的结合;还有一部分实体寻找电商不具备的特点,不断提升自身品牌,注重用户体验式服务,进而反击电商。电商仍不断扩大自己的市场,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不断打压实体,而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审视,提高服务质量,注重用户满意度。同时电商为更大程度的满足消费者需求和消费心理,仍在寻求与实体的结合。在电商发展势头很好的情况下需要充足货源,而生产商也意识到实体店的销量在不断下降,所以寻求与电商合作将供货向电商倾斜,电商也会趁此压低供货价格,电商获利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竞争激烈,电商放慢发展速度,实体进一步被削弱。
(五)市场中实体与电商的数量为1:n的情形一
电商虽占有绝对优势,但实体仍占有一部分市场份额,二者继续博弈。在这个博弈过程中,实体为求生存采取一系列措施,发挥自身优势,例如:会员制度、与特定的几家电商结合,谋求自身更大利益。电商积极寻求与这一家实体合作;同时由于电商众多,电商之间竞争加剧,一部分电商在行业内求生存,会采取各种措施,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例如:拼价格、质量,寻求产品差异化等等。这个时候生产商会选择与经营较好的电商合作,为其提供更多的货源。一家实体为能获得更多货源,为壮大自身,也许会主动抬高进货价格,与电商争夺货源,生产商会在实体和电商之间做出选择,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去分配自己的货源。在这种博弈情况下,一家实体店利用自身优势在恶劣的竞争环境中又逐渐壮大起来。
(六)市场中实体与电商的数量为1:n的情形二
电商内部竞争程度加大,获利变少,而一家实体店市场广,效益好,电商迫于压力的同时,也意识到实体店盈利的空间和发展前景,一部分经营情况比较差的电商想转作实体,这家实体为了自身利益会抵制电商进入。在这个博弈过程中,实体会采取抵制和接纳这两种措施。在抵制的情况下,实体店会优化服务,使产品差异化,扩大实体店品牌知名度,采取更优惠的价格,抢占市场,吸引顾客,发挥自身优势,同时,实体会提前与生产商协商,制定合约,只能为这一家实体供货,不能为新开实体店供货,从而抵制电商转做实体。在接纳的情况下,实体店会接纳一部分电商转做实体,进行实体联合。生产商意识到实体店在逐步壮大,并且此时的实体也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因此供货商会降低供货价格,提高对实体的供货量,实体在对抗电商上也变的更有优势。在内部竞争中有优势的电商,由于自身效益好,会保持优势,继续做电商,同时为扩大市场份额拓展销售渠道,不断创新销售模式,寻找新的突破点。在内部竞争中占劣势的电商,想减少电商内部的竞争对自身造成的损失,想转做实体,对于这一部分电商来说,在实体抵制时,进入实体的壁垒会加大,不仅面临成本增加的阻力,而且很大一部分会面临生产商带来的压力,很有可能面临转型不成功的风险。在实体接纳时,它们有可能获得新的盈利空间,从而更好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实体数量增多,电商数量相对减少,双方在实力均有提升的情况下,利润都得到提升。
(七)重返市场中实体与电商的数量为1<a<b的情形(均衡)
实体为了抢占更大的市场,电商为了抵制实体进一步的扩张,同时双方都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二者之间进行博弈。电商与实体合作较为顺利,一部分电商欲转型做实体,当然也有实体转型做电商,实体之间进行联合抵制电商,电商也会联合抵制实体,同时抬高了双方的转型难度。在这种情况下,电商进军实体有壁垒,实体转型电商有较高成本,不仅仅如此,二者之间也都发展到了较高水平,处于较稳定且市场饱和的状态,加剧了两者转化的难度。电商与实体继续稳固自己的市场,并实现电商与实体之间的合作。市场进入均衡状态,二者在共存中齐步前进。在二者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并实现均衡的同时,生产商会逐渐趋于以一个统一的价格向双方提供货物,稳定获利,只起到货源的作用。
二、结论
实体经济论文篇6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新文化经济学文化成本
一、观点：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约束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最有条件和最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在工业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社会依靠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世界上最为丰硕的经济成就。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了。”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显然停滞了。按麦迪森的估计，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1%，欧洲占23.3%。1820年中国占32.4%，欧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欧洲则升至40.3%，美国为13.8%。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早在1700年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与美国相比，则不及后者的1/2（见表1.1）。尽管在这近300年的停滞时期中国发生了多次改良、革命与政权更替，但人们所盼望的“经济起飞”奇迹并未出现，甚至也错过了二战后崛起的机遇。直到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了复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曾经的辉煌、漫长的停滞与惊人的复兴共同促使古老中华文明的历程和命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样本。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时间（年）150016001650170017501800185018751900192519501960197019801990
人口（百万）1101601401602253294334134725275826688209831136
人均GDP（美元）6306306306306306305005686979731325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台湾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历史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在对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解释上，英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的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批驳了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他认为“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对于“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具体来说，“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黄仁宇，1997，第25-26页。）总之，在黄仁宇看来，近代中国既缺乏一个主动变革的上层组织，在社会低层组织内进行公平自由交换的技术条件也不具备，从而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2001，第474页）在分析到中国近代经济的停滞时指出：“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兰德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导致了了对西方科技的排斥，而一旦发现西方的强权到来时，“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尽管这些论述准确地刻画了事实，但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阐释。
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1995，第295页）通过对儒教与道教研究，他惊异地发现“中国尽管有形形的异端裁判，但是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此外，还有广泛的物资交换自由、和平、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生产方式自由以及丝毫没有对商人习气的厌恶：所有这些都未能让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正是这个典型的营利之国反倒可以研究：营利欲、高度甚至极端推崇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身，都同近代资本主义了无缘份。”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理性主义”与清教徒“理性主义”的本质不同，他（1995，第299页）认为“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单纯的冷静和节俭同“营利欲”和重财结合起来，还远不是典型的近代经济职业人阶层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从这一认识出发，韦伯预言说，“从一切迹象看，中国人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在近代文化领域中获得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1995，第300页）”。
现代化理论重点关注了中国传统的变革。S．艾森斯塔德（2002，第1101页）认为，“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同一性以及文人所独有的特征，都有助于维护一种停滞的新传统主义的统治，而这种新传统主义不断强化着中国文化的非改造取向。在现代化的第一次冲击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面对着从下列事实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这种事实就是他们的基本文化象征是深藏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对文化秩序的抛弃和文化秩序的瓦解。同样，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对社会—政治现状的支持，也很难将新的象征定型化，以使相对独立于以前秩序的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依田熹家（2002，第1110-1145页）对日中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并存型（兼容型）的，而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非并存型（排他型）的；在对外来文化摄取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在社会的协作关系上，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忠、义理的社会），而中国是亲族协作型（孝的社会）；在教育形态上，日本是普及—能力提高型，而中国是选拔—目的达成型。在对比的基础上，依田熹家深刻地总结道，“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具有经常吸收先进国家文化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大量引进、消化和发展外国文化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则不能。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历史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旧文化经济学的起源通常被追溯到1871年RuskinJ.的论著，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自我实现，并主张将文化与艺术价值放在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试图将金钱主义与文化艺术统一起来。RuskinJ.的观点在20世纪进一步从文艺价值论发展为文化产业论与文化政策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BaumolW.J.&BowenW.,他们研究了文化产业的一般特征，认为文化艺术的消费者具有高所得、高学历的特性，文化艺术具有正的外部性等特性。后者由凯恩斯开始，他认为政府是文化政策的志愿者，要求政府虽然经济支持文化活动及文化产业，但应保持一定距离。此外，FreyB.S.与PommerehneW.W.从制度角度研究了文化政策，提出要同时重视文化艺术的供给者和消费者。PeacockA.奠定了“现代文化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他的实证分析表明，通过学习和教育，消费者的偏好会变化，文化消费具有不减少效用的特征（金相郁，2004）。之所以将上述研究统称为旧文化经济学，是因为其研究对象是文化实体，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则主要是应用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而所谓的新文化经济学则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更重要的是在理论范式、分析方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新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价值观体系这一文化的最本质最核心含义上。价值观（values）代表着一系列基本的信念：从个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某种具体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更可取。每一个价值观都是由人们对某一方面的“价值判断”或“意义”思考所构成。从心理学来看，价值观则是一种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价值观体系通过人们赋予自由、快乐、自尊、诚实、服从、公平等观念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而形成层级（斯蒂芬·P·罗宾斯，1997，第175页）。例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4，第5页）在调查企业家价值取向时就设置了一般价值观（包括品格、工作成就、法治、个人与社会关系、金钱与权力等）、职业目标和生活目标价值观、企业经营发展的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如果将任一方面的价值观用集合Ai表示，特定的多方面价值观组成的文化价值观拓扑集合则可表示为A={A1,A2,…,Ai,…,An}。将文化具体化为价值观体系进行经济学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多个价值观组成的，正是价值观将某个特定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也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各种文化制约和引导了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价值观更具有可操作性，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选择理论。要将文化价值观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存在三个前提：（1）文化价值观是可以选择的；（2）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对人们的影响符合“连续性假设”；（3）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设相容。对于这三个前提的否定回答使绝大多数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关闭在“经济分析”的大门之外。现在是需要认真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了。经济学是以推断人的行为来解释现象的科学。要使推断成为可能，经济学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这一假设是研究的出发点，究竟在事实上人的行为是选择的结果还是盲目的结果，那并不重要。从这一假设出发，你只要承认习得和遵从文化价值观是人的行为，那就不能拒绝说这些行为不是选择的结果，从而也不能将其排除于经济学解释的对象。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计算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
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企业、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教育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具体架构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将深化人们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于将制度变迁单纯归结为“路径依赖”，因为人们对于路径依赖本身仍然是理解不多的。对于历史上大量的“发展陷阱”和“制度停滞”现象，经济学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至少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制约因素。理解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过程，要求新文化经济学提供一些启示。而对于大量转型国家路径选择的差异和结果的不同，也需要从文化传统的约束上来思考。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能够作出独特的贡献。在经济增长的收敛问题上，地点的文化差异将提供一些深刻的答案。而从发展首先是精神发展的角度来看，忽略了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和变迁，我们既无法评价发展的成果，也难以提出一般性的发展途径。而一个国家真正谋求发展和增长，也必须切实考虑到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制约作用，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实际上规定了何者是真正的发展。
作为新生的文化经济学，能否真正实现与主流经济学的对接和融合，最主要的是实证研究的支持，只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才能为这一理论提供基础。然而，对于文化价值观变量的考察和比较是困难的，必须借助于新的方法，例如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最主要的是进行大量的实际调查，从现实中去发现重要的局限条件及其变化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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