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范例(3篇)
人文主义范文篇1
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真正登上了美国文坛。黑人女性文学不仅批判了美国的种族歧视制度，而且从独特的视角探讨了黑人社会中的性别歧视，塑造了许多典型的黑人女性形象。
（一）早期文学作品中的黑人女性在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涌现了许多优秀的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如赫斯顿的小说《他们的眼睛望着上帝》就塑造了一位勇于抗争和呐喊的黑人女性形象———珍妮，童年时期珍妮感到内心压抑，她找不到自己的身份和位置，16岁时珍妮嫁给了洛根，在家里珍妮没有任何话语权，任何事情都需要他人安排，但珍妮并没有丧失理想和希望，而是勇敢地寻找真实的自我。后来，珍妮嫁给了乔，乔是一个思想解放、视野开阔的男性，他给了珍妮很大的生活空间，但珍妮仍感到痛苦和压抑。在乔死后，珍妮非常孤独和寂寞，但她终于明白了，幸福和金钱多少、房子大小并无关系，她的不幸婚姻源于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文化和不平等的夫妻关系。最后，珍妮嫁给了蒂，他们建立了平等、真诚的婚姻关系，珍妮也找回了迷失的自我。
（二）二战后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二战之后至60年代是美国黑人女性文学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反种族歧视运动、反战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等蓬勃发展，这促进了美国黑人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这一时期的布鲁克斯、马歇尔等黑人女作家从不同角度塑造了许多生动的女性形象。如布鲁克斯的《穆德•玛珂》塑造了鲜明而生动的女性形象，描写了黑人女性细腻而复杂的情感世界，展现了美国主流文化对黑人女性的影响；在《褐色女孩儿，褐色石头》中，马歇尔描写了不同环境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了社会文化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宠儿》中，主人公赛斯勇于反抗，她控诉了这个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任何人，只要是白的……并且将你宰杀、蹂躏与玷污”，揭示了种族歧视的社会现实。［3］
（三）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20世纪80年代之后，许多黑人女作家描写了美国黑人女性自我异化的生存状况，发出“黑人女性也是人”的呼唤，为黑人女性解放运动开辟了新方向。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莫里森的《爵士乐》、爱丽丝的《紫色》等。小说《紫色》中，软弱、善良的西丽被继父，后来嫁给了有四个孩子的鳏夫，结婚后受到丈夫的百般虐待，而她总是默默地忍受命运的不公，在遇到莎格之后，西丽受到了启发，她离开丈夫到孟菲斯开了个裁缝铺，过上了独立的生活，西丽的人生经历启示人们：黑人女性唯有获得经济独立，才能获得做人的尊严。生性倔强的索菲亚，不愿忍受传统家庭观念的压制，也不肯对丈夫唯命是从，为了寻求真正的爱情，索菲亚勇敢地走出了家庭，却被白人关进了监狱，最后她只得听从命运的安排，索菲亚的不幸命运告诉人们：在种族主义和男权主义社会中，黑人女性的抗争或许能在小范围内取得成功，但是她们仍摆脱不了被奴役的命运。莫里森的小说《最蓝的眼睛》讲述了黑人小女孩儿佩科拉的悲剧命运，佩科拉出生于一个普通的黑人家庭，她的皮肤黝黑，为此父母经常打骂她，她也受尽了周围人的歧视和冷漠，她渴望有一双蓝眼睛，这样她就可以赢得他人的尊重。后来，醉酒的父亲了佩科拉，牧师迈克也欺骗了她，最后，佩科拉变疯了，在梦幻中她终于拥有了一双蓝眼睛。
二、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现状
随着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许多黑人女性批评家走向了学术研究领域，她们积极倡导黑人女性主义文学，建构黑人女性的主题精神，挖掘曾被人们忽视的黑人女性文学作品，从而推动了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早期的黑人女性文学以自然性别、种族差异等为出发点，有着强烈的种族和派别的色彩，始终将“女性意识”“女性立场”“女性视角”等作为话语中心，但随着女性文学的深入发展，“性别”代替“女性”成为黑人女性文学批评的话语中心，“性别”“性别视角”“性别立场”等词汇广泛出现于黑人女性文学论著中。
人文主义范文
论文摘要：在简要分析科学人文主义的缘起、内涵及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科研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即在科研中奏行人本主义。
“科学人文主义”一词是萨顿首先提出的，其提出目的是为了解决科学和人文这两种不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协调、紧张关系的。然而，在内在论影响之下，科学哲学向来是见物不见人，把科学活动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只研究科学自身的因素，而忽视了研究科学的人的因素的重要性。近代以来，逻辑实证主义者片面强调主观感觉的“中性”，更使科学逐渐脱离社会因素和人的因素。这里仿照萨顿科学人文主义和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寻求一种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即人本主义思想。
一、科学人文主义的缘起、内涵及意义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并展现出了无穷的魅力，使“瓷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科技的繁荣压倒了其他文化形式，衍生出了惟我独尊的大科学主义。但是，繁荣的背后往往总是存在着阴影，科学过度发展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也日渐突显，人文主义者们对其的批判之声越发之大，发科学主义的浪潮也变得日渐高涨，不可避免的就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立日益加深，后果愈加严重。对此，萨顿指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这种冲突必将伴随着科学和人文的发展进一步加深·旧人文主义是以解放人性、寻求自由为主题的，而萨顿就针对科学与人文的矛盾敏锐地提出了新的科学人文主义。萨顿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在萨顿看来，只要关注科学中的人性，或者在科学中“注入”人性，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他于是提出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人文主义”，他又将之称为“科学人性化”。
萨顿指出仅仅依靠科学并不能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爱因斯坦也曾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是取决于工具。”所以，必须使“科学人性化”，强调促进科技发展的目的是服务于人，在这一点上。科学发展观与之完全一致。它主张科技发展要以人为本，因此，是萨顿科学人文主义的继承、弘扬、创新与实践。
如仅就文化层面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总背景是“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立。所谓“两种文化”，在目前状况下，可按萨顿和斯诺所指认的加以理解，即：一是科技专家的文化，另一是人文学者(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化。具体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基础至少有三：一是传统人文主义，二是近现代科学及科学文化：三是现当代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冲突以及人们对此问题的求解。萨顿的科学人文主义是一种理想的科学技术发展观，它至少包含四层意义：作为一种新人文主义，其以科学为基础：同时肯定人文的价值，强调必须以正确的人文价值观为导向促进科技的发展；倡导科技与人文的协调共进；其目的是使科学发展完全为人类服务。
科学人文主义自提出后，引起科学哲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及深入探讨。至20世纪50年代末，斯诺明确指认了“两种文化”现象，之后布罗克曼提出“第三种文化”，同时伴随着“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科学人文主义思潮在西方得到时代的关注，获得了新的发展。
既然科学人文主义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如此重要，那么作为科研工作者又如何才能在日常的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呢?这需要寻求一种适用的手段。
二、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科研人本主义
(一)人本主义思想的起源和特点
在古希腊时期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入的理性力量。在西方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封建神学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成了束缚人的枷锁。到了14世纪时，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新兴的学者以研究古代文化为借口，首先在思想上展开了反封建主义和天主教的神学统治的斗争。文艺复兴在15世纪扩展到了整个欧洲，到16世纪达到高潮。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资产阶级思想家抨击封建神学的“神本主义”，要求“以人为中心”，提倡以“人性”来反对教会的“神性”，主张个性解放和自由，把人们的价值由天堂拉回到人间，高扬人的意义和价值，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再次兴起则首先是基于其发展之中面临的新矛盾，因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与传统的人本主义比较出现新的特征：传统人本主义从人本身出发研究自然、以某种精神或物质的实体为基点来说明人。在认识论上要求得某种共性的东西，因此是本质主义的，并且强调人的理性作用。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反对自然的研究，认为哲学只研究人，把人的存在提到本体的高度，主张建立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本体论。对人的理解，排斥做自然主义、理性主义的解释，认为人是孤立的个体，其存在及本质是情感意志和心理体验等，是超出精神物质之外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不承认世界有所谓共性的东西，强调人的个体性，在个体的自我中寻找人格的完整，更注重于人的非理性的情感意志及体验。
(二)从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思想发现科研中的人本主义
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罗杰斯是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所创立的“以人为中心”理论在当代社会工作教育、实务的发展上都享有特别的声誉。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的人性观，“性本善”、“自我实现性”、“潜能”及“以人为中心。“达到良好的心理氛围中的尊重与理解”是罗杰斯人本主义思想的主要观点。罗杰斯信奉“人性本善”，认为人生来是积极的、要求上进的，并在条件适合时努力使自身不断发展完善。在《论人的形成》中，他曾这样描述：“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伴随着美妙的有条理的复杂性，向着他自身机体所能达到的目标前进。”他指出人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我实现倾向”，并认为“所有的生物学趋力皆可归属于这种实现倾向的名义之下”。这种倾向使人不仅要在生理、心理上满足，而且要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罗杰斯还认为，人具有理解自己、不断趋向成熟、产生积极建设性变化的巨大潜能，这种潜能性使人得以发展和进行自我塑造。
人文主义范文
【正文】
人文主义一词的含义，在国内一直模糊不清。最近董乐山先生译出英国史学家、牛津大学圣凯塞琳学院院长阿伦·布洛克1984年在阿斯本人文学会上的讲演《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得以使人对人文主义的内涵与外延有一清楚的了解。在这篇讲演中，作者通过检查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版本的人文主义，概括出人文主义的若干基本特征：（注：阿伦·布洛克（董乐山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233-236页，三联书店，1997。）
首先，人文主义以人为中心，强调从人的经验出发来思考各种问题。人文主义与科学和宗教并列为西方三大思想传统，但科学与宗教分别把人看作自然的和神的秩序的一部分。人文主义并不排斥科学和宗教，它只是强调，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全部知识都是人的思想从人的经验中得出来的。
其二，人文主义相信每个人自身都是有价值的，其它一切价值，包括人的权利，都导源于对人本身价值的尊重。人自身的价值，在文艺复兴时期被称作人的尊严，它的基础就是只有人才有的人的潜在能力，包括语言、交流、观察、推理、想象和创造的能力。这种能力一旦释放出来，人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选择自由，并开辟出改善自己命运的可能性。为解放这种能力，人文主义者把教育和个人自由置于核心地位。
人文主义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它对思想的作用高度重视。它不是将思想简单地归结为阶级利益或本能冲动的产物，而是从社会和历史背景去理解思想的渊源与影响。对于理性，人文主义特别重视它的批判能力以及它在处理人生经验问题中的实用功能，而不是它在建构体系方面的能力。人文主义不相信任何哲学体系，无论其是神学体系还是形而上学体系。因此，它偏爱历史的而不是分析的解释方法。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利用阿伦·布洛克对人文主义的阐释，来考察科学史与人文主义的关系。这儿，我主要依据著名科学史家以及科学哲学家的研究成就，从四个方面来说明，科学史研究是人文主义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科学史把科学家的生活和思想置于自己的焦点，它旨在弘扬人的创造性；作为一门思想史，它还是联结科学与人文主义的桥梁。
1科学史特别关注科学家的生活和思想
正如人文主义传统的其它分支一样，科学史研究的焦点是人，却是很特殊的一类人——科学家。尽管科学家之中并不缺乏人文主义者，譬如哥白尼就是，但他们主要是科学传统的载体，牛顿和爱因斯坦是他们的卓越代表。科学史对科学家的研究，就是要从科学家本人的生活经历和时代背景中追溯其思想的来龙去脉。以科学家为中心的科学史研究，不仅向我们展示出历史的宏大场景，同时还使我们认识到历史的连续性。
对科学家“改宗”的研究，也许最能说明，科学思想是科学家本人经验的产物。在18世纪下半叶，布莱克、普莱斯特勒、卡文迪什和舍勒等人的试验，事实上已经发现了“氧气”，但他们由于拒绝放弃燃素学说，执认“氧气”为“去燃素空气”。普莱斯特勒和卡文迪什还发现，氢气（“燃素空气”）与氧气结合产生水滴，但他们却把氧气看作是“去燃素的水元素”。那么拉瓦锡是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氧气”的发现者呢？库恩研究表明，拉瓦锡虽然已经认识到空气和水不是化学元素，但他在1777-1794年间一直把氧当成“酸素”与“热质”的化合物。（注：孔恩（王道远编译）：《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15页，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74年(1985)。）直到1801年，化学界才放弃酸素说，而热质说到19世纪60年代才被抛弃。
有关量子力学奠基者的研究，同样显示了科学家思想的历史局限性。普朗克在《科学自传》中回顾自己的事业时，悲哀地看到：“一个新的科学理论，并不是依靠说服它的对手而取胜的，而是因为它的反对者都过世了，新的一代是在新理论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普朗克提出量子假说时，连他本人都难以置信。在这方面，爱因斯坦表现得更为突出，佩斯(a.pais)在《上帝是微妙的》这部著作中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注：a.佩斯（陈崇光等译）：《上帝是微妙的》，科技文献出版社，1988。）。作为光量子概念的提出者，爱因斯坦毕生都反对量子力学的完备性立场，甚至拒绝去理解量子场论。他坚持一种超决定论的观点，用30年的精力构造包容引力和电磁场的统一场论，却弃强和弱相互作用于不顾。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并一再说明，我们不能将科学思想与科学家的科学经历和人生体验割裂开来。对科学家的研究，是当今科学史研究的核心领域，它把内外史的研究结为一体。一些著名科学家如牛顿和爱因斯坦的传记，迄今已不下百部。1970-198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革力斯比(c.c.gillispie)教授主编纂成16卷《科学家传记辞典》（注：c.c.gillispie(editorinchief),dictionaryofscientificbiography,16volumes,charlesscribner'ssons,1970-1980.），系统地介绍了各门科学领域迄今已经逝世的重要科学家的工作和生平，每一条目都列出了原始文献的出处和相关的研究著作。科学史对科学家的研究，为人文主义传统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2科学史研究旨在弘扬人的创造性
也许，没有哪一个领域比科学史研究更能展现人的潜在能力。任何人，只要他对科学史稍有涉猎，都会看到，理性思维和观察与想象能力的结合会产生何等壮观的景象。科学家的创造性活动，已经为人类的生活打开了全新的图景。科学史研究，旨在弘扬这种创造性。
不妨引用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对牛顿的研究为例。凯恩斯在生命的最后岁月，沉浸在研读牛顿尘封300年的手稿之中。牛顿270年前居住和工作过的那栋老宅，就是凯恩斯演讲的地方。阴寒的房间和氏暗的灯光，映衬着凯恩斯那苍白的面容，益发使他的演讲充满了感性的张力：他把牛顿称作魔术师，同时扮演着哥白尼和浮士德的角色。“为什么我称他为魔术师呢？因为在他眼中，整个宇宙及其中充满的万物，只是一个谜语或一桩秘密，只要单纯思考某些证据，上帝有意布放在世界以供哲学家寻宝的神秘线索，就可以解读出来。”（注：转引自f.j.载森（邱显正译）：《宇宙波澜》，第12页，三联书店，1998。）把牛顿称作魔术师，无疑是对牛顿的天才和创造力的最高颂扬。
在科学史的深入研究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应用科学方法就能取得科学知识，而科学方法无非就是演绎和归纳。但波普尔指出，在知识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还是人的创造力。举例来说，无论应用归纳方法还是应用演绎方法，我们都不能从伽利略和开普勒的理论导出牛顿理论。按照伽利略理论，抛射体的运动轨迹是抛物线，而不是牛顿理论所断言的椭圆。伽利略把自由落体看成是均加速变化，这在牛顿理论中也只是近似正确。同样，开普勒第三定律只有在忽略行星之间的摄动，并假定所有行星质量相等的情形下才成立。“这一切都表明，无论演绎逻辑还是归纳逻辑，都决不可能从这两个理论得到牛顿动力学。唯有独创精神才能迈出这一步。”（注：卡尔·波普尔（舒伟光等译）：《客观知识》，第209-21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怀特海称，近300年科学发展“是一次理智显示的史诗”（注：卡尔·波普尔（舒伟光等译）：《客观知识》，第9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与之相比，“宗教改革虽然重要，但只能认为是欧洲民族内部的事情”（注：卡尔·波普尔（舒伟光等译）：《客观知识》，第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怀特海的观点，在巴特菲尔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它（指科学革命）使基督教兴起以来的各类历史事件相形见绌，同时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降低到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内部变迁的插曲的地位。”（注：h.butterfield,theoriginofmodernscience1300-1800,vii,london:g.bell&sonsltd.,1958.）“这是一个能够割断古希腊－罗马传统、同时摆脱基督教本身的文明。…自基督教兴起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历史里程碑可以与之相比。”（注：h.butterfield,theoriginofmodernscience1300-1800,vii,london:g.bell&sonsltd.,1958.p.190。）
颂扬这种创造精神，是人文主义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事实上，这也正是皮科那篇著名演讲《论人的尊严》的主旨：人可以堕落成牲畜，也可以再生如神明，懂得大自然的法则，爱它的美，赞赏它的伟大。（注：雅各布·布克哈特（何新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351页，商务印书馆，1981。）人文主义不是把人类的希望建立在人性的善恶上，而是建立在人的潜在能力之上。为解放这种能力，人文主义者把教育放在首要地位。教育的目的，正如阿伦·布洛克所述，不是传授具体的知识和技能，而是要唤醒对人类生活可能前景的认识，使人的个性和能力得到全面的发展。充分发挥教育的这种功能，正是科学史家孜孜以求的目标。
科学史的教育意义，不仅在于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更要让他们对科学知识有一个明智的看法：科学是人类的创造，人不应成为自己成就的奴隶。库恩的著作，已经促使人们对科学保持一个更富于人性的看法，并引发他们进一步思考科学对于人类社会与人类未来的价值。在本世纪初，著名思想家怀特海就通过考察近三个世纪科学思想的轨迹，来反省科学对于文明的影响。怀特海指出，近代科学所蕴涵的双实体理论，在清除野蛮痕迹以及促进一个狭窄领域的科学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这种抽象随工业化和专业化时代的到来，其副作用日益明显。把物质世界设想为僵死的机械世界，使人们对自然与艺术缺乏应有的尊敬；把精神当成独立实体，引导出个人私有的道德世界和内心经验世界；而专业化教育把人的思想局限于某一套抽象概念之中。专业化虽然可以加快个别部门的进展，却减弱了理智在把握总体方面上的指导能力，因为“任何抽象角落都不足以囊括人生”。（注：a.m.怀特海（何钦译）：《科学与近代世界》，第188-189页，商务印书馆，1989。）
追求知识的统一性，正是萨顿创建科学史这门学科的动机。萨顿认为，科学史按其本性是一门百科全书式的学科，它旨在“归纳地证明知识的统一性和人类的统一性”（注：a.thackray,r.k.merton（胡作玄译）：“萨顿”，《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第36-51页，1980，1、2。）。萨顿把专业化视为一种威胁，企图通过对科学的历史研究来进行知识的综合，将历史精神与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作为isis杂志和国际科学史学会的创办人，萨顿强调，不了解科学史就无法理解人类的进步，因而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人类的历史。这就是萨顿鼓吹的新人文主义纲领，他把科学史定义为“客观真理发现的历史，人的心智逐步征服自然的历史。它描述永无止境的为思想自由、为思想免于暴力、专横、错误和迷信而斗争的历史。”（注：乔治·萨顿（陈恒六等译）：《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第2页，华夏出版社，1989。）
“要解放人的能力，第二个先决条件是个人自由。”（注：阿伦·布洛克（董乐山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234页，三联书店，1997。）科学史家当中，库恩、费耶阿本德和波普尔都在不同的层面上竭力高扬人的自由精神。库恩的典范理论，无异于强调学术的自主性。他把科学共同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看作是科学发展的先决条件，任何外在权威的干涉都会导致学术的停滞。费耶阿本德甚至否定学术权威，赋予学术自由以更大的意义。在他看来，任何形式的权威都会扼杀学术的发展；而不同学派之间的竞争，可使人类有机会触及最为广泛的经验和最有价值的思想。如果说库恩和费耶阿本德还限于讨论科学活动领域内的自由的话，波普尔则上升到哲学思想和人类社会的层面上来探讨自由的意义。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三卷补篇中，他把人的自由、理性和创造性置于核心的地位。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著中，波普尔通过反省极端理性主义的危害来呵护人类的自由思想。
3科学史本质上是一门思想史
现代科学史研究始于马赫和迪昂等人的工作，他们研究的重点都放在物理科学基本概念的考察之上。迪昂的“约定论”，来自他对哥白尼革命和19世纪光学革命的研究。从逻辑上看，这一论点非常简单，何必要从科学史研究中提取呢？这正是科学史研究的要点：逻辑的分析在丰富的历史过程中显得苍白无力。
科学史在库伊莱手中才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他的《伽利略研究》建立在详尽的文本分析基础之上。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库伊莱(a.koyre)、拉舞佳(a.o.lovejoy)和巴特菲尔德(h.butterfield)发起了“观念史”(historyofideas)研究运动。库伊莱的工作表明，17世纪科学革命主要是用新眼光去看待老问题，现代科学的思想基础是柏拉图主义，而不是所谓的经验方法。（注：a.koyre,"galileoandplato",m-etaphysicsandmeasurement:essayinthescientificrevolution.london:chapman&hall,1968.）
从马赫、迪昂到库依莱、巴特菲尔德的科学思想史研究，事实上已否定了纯粹依据逻辑分析来建立科学哲学的企图。本世纪三十年代，维也纳学派企图用逻辑分析来阐明科学的逻辑结构，并把物理理论完全公理化。他们把逻辑真和经验真作为科学真理的两条标准，拒斥形而上学，严格区别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但在丰富的历史研究面前，这些计划都宣告破产。迪昂早就指出，并没有脱离理论的纯粹观察语言。历史不是逻辑，科学家不可能摆脱其所生活的时代的形而上学偏见。伯特(e.a.burtt)通过仔细分析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尔、霍布斯、吉尔伯特、波义尔和牛顿的著作，揭示出形而上学因素的重大作用。（注：e.a.burtt,themetaphysicalfoundationsofmodernscience,london&henley,1934.）
五十年代之后，伴随科学史的体制化，逻辑的线条在历史色彩的掩饰下益发暗淡。费耶阿本德指出，逻辑论证在历史上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作用，牛顿提出“我不杜撰假设”这一严格经验性口号，实际上是为了对抗当时强大的笛卡尔学派的挑战而提出的宣传口号。类似的现象在伽利略和笛卡尔的论证中也不难发现，任何哲学上的判别标准都无力对科学革命的发生作出合理的解释。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库恩提出，科学革命是世界观的转变，改宗典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性过程，通常要花一代人以上的时间，许多伟大的科学家甚至终生都拒绝接受新的典范。所谓“判决性试验”同样是一个神话，接受新典范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原因，主观因素如信仰、美感、名望，客观因素如逻辑简单性、定量上的准确性、预言和解释能力，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作用。（注：孔恩（王道远编译）《科学革命的结构》，第232页，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74年(1985)。）
强调历史的透视而不是逻辑的分析，说明科学史研究更重视理性的批判功能，而不是它在建构体系方面的能力。波普乐认为，理性的批判能力是无限的，而其构造体系预言未来的能力则是有限的。18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启蒙哲学家）所发挥的正是理性的这种批判能力。在科学史领域，运用理性的批判能力来考察科学思想，首推马赫。
1883年，马赫发表《力学史评》，对牛顿力学中的某些基本概念给出了更合理的解释。马赫认为，牛顿用于区分相对运动和绝对运动的旋转水桶试验是不能成立的。他把惯性视为物体与宇宙其它部分之间的动力学关系，而不是物体本身所固有的性质，因此谈论一个孤立物体的惯性是没有意义的。进而，他主张取消牛顿“物质的量”这一质量定义，而用“所有质量相等的物体，它们在相互作用中彼此产生大小相等而方向相反的加速度”取而代之。基于同一理由，他还批判了牛顿的绝对空间、绝对时间和绝对运动观念，因为它们不能与试验观测联系起来。（注：恩斯特·马赫（王国政译）：牛顿关于时间、空间和运动的观点，第76-83页，《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1983，1。）马赫的批判不仅激起了对古典力学的历史和哲学基础的热烈讨论，并且被爱因斯坦作为建立广义相对论的启发原理。
怀特海对现代科学思想发展历程的批判性考察，更关注于哲学层面上的问题。在《科学与近代世界》这部半专业性的科学史著作中，他对近代科学运用抽象概念来把握客观实在的局限性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注意力局限于抽象概念群上有一个好处，这就是思想可以集中在界限和关系都十分明确的事物上。……但把注意力集中在一群概念上，不论这群概念的基础如何可靠，由于这种作法的局限性，总是会有弊端的，那就是你把别的东西全部抽绎掉了。如果被抽绎掉的东西在你的经验中很重要，那么你的思想方式便不宜于处理它们了。思想时总是不能没有抽象概念的，因此最重要的是，要经常以批判的态度检查你的抽象方式。”（注：a.m.怀特海（何钦译）：《科学与近代世界》，第56-57页，商务印书馆，1989。）怀特海一方面称颂17世纪为天才的世纪，另一方面又指出它导致了“具体性误置”的错误，因为“物质在时空中运动”的机械论图象只是一套抽象概念，而不是实在本身。对18世纪，他一方面颂扬其在社会理性化方面的巨大贡献，同时又称其是用一只眼睛透视的理论。
4科学史是沟通科学与人文主义的桥梁
科学与人本主义本是西方两大相互独立又相互渗透的思想传统，但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随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两者之间的隔膜愈来愈深。18世纪启蒙哲学家的灵活态度和批判意识，在19世纪销声匿迹，机械论、唯物论和决定论孕育出实证主义的偏狭见解，人的价值至此已无容身之地。另一方面，正当量子力学开辟人类生活的崭新前景之时，笛卡尔的独立精神实体化育出存在主义这个怪物。存在主义者沉溺于个人的神秘精神体验中，把非理性的放纵状态当成是一种自由状态，并声称现实世界是个人自由的障碍。在他们看来，人类已是在劫难逃。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都是对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彻底否定。
那么，科学史如何发挥它的桥梁作用呢？当今的科学史研究已经在两个方面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首先，科学史研究揭示了历史上科学与人文主义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其二，通过对科学思想发展历程，特别是对科学革命的批判性考察，科学史正在逐步消除两者之间的壁垒。
19世纪中叶以前，科学与人文主义并行不悖，相互影响又相互独立。现代科学的诞生，离不开人文主义者的哺育。要是没有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希腊哲学和希腊化时代科学著作进行精心的校勘和翻译，现代科学先驱就会缺乏中世纪亚里士多德体系的思想工具。这些工具中，属于思想层面的有柏拉图的数学主义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属于技术层面的有：亚里斯塔克的日心说、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和公理化方法、阿基米德的穷竭法及其静力学理论。除了提供思想工具之外，人文主义者还为现代科学先驱提供了精神支柱。人文主义者重新发现了世界，重新发现了人。他们把人作为思考的焦点，强调从人自身的经验出发去思考自然的秩序和人类的命运，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去探索自然界和心灵世界。达·达奇就是这一精神的化身。正是依靠这种精神，开普勒坚信第谷的观测数据，伽利略相信望远镜中的天空图像。经验科学的产生，可以说是人文主义颂扬人的尊严的结果。
近代科学的成功，反过来又扩大了人文主义的规模与视野。18世纪启蒙哲学家的目标，就是要在人类社会领域建立牛顿式动力学理论。他们把理性应用于法律、制度、宗教、道德、风俗等各个领域，力图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引向一个合理的方向。在道德价值领域，这类探讨最为热烈。在社会历史领域，孟德斯鸠1748年发表《论法的精神》，企图从地理气候、法律制度、宗教道德和风俗惯例各方面寻找影响人类生活的非人格化力量，在经济学领域，其成就最为引人注目。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通过分析价值、资本、劳动而提出了供求法则，为19世纪贸易和工业发展提供了思想框架。沿着这一传统，马尔萨斯在该世纪末阐明了有效需求概念和人口理论。在19世纪，马尔萨斯的生存竞争思想又促进了达尔文进化论的诞生。
然而，自19世纪中叶以降，随工业化和专业化的发展，科学与人文主义两者间的相互影响日渐式微，笛卡尔的双实体在中产阶级中赢得了各自的信徒，纯粹的物质实体导致了实证主义的偏狭见解，独立的精神实体演化成存在主义及其变种如诠释学这类怪胎。现代的科学史研究，正诞生于两者壁垒森严之时。科学史家对科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对于消除两者之间的隔阂，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对17世纪科学革命的研究，已使我们对科学理论的本性有了一个更富于人性的看法。兹举迪昂和库恩的工作为例。在《拯救现象》一著中，迪昂考察并汇集了从柏拉图到伽利略两千余年历史长河中对物理（天文学）理论的三种不同看法：以柏拉图和托勒密为代表的“形式主义”观点、以亚里士多德和阿威罗依为代表的朴素实在论、现代科学先驱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的数学实在论。作者本人赞同柏拉图的见解：描述行星运动和宇宙结构的小轮体系，并不对应与力学装置，而是便于计算行星位置的数学工具。（注：pierredubem(tr.bye.dolanandc.ma-schler),tosavethephenomena,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69.）迪昂的考察，意在强调科学理论的限度，以申张科学应是人的仆从而不是人的暴君。库恩后来的研究则表明，仅仅逻辑简单性尚不足包容科学理论的人文色彩，开普勒接受日心说在某种程度上还与他的太阳崇拜有关。通过这些研究，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科学理论看作解释工具，而不是绝对真理；至少，假说与真理已开始在人们心目中保持着一股张力。
对20世纪科学革命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学理论的性质，同时还有助于我们认识经典科学的局限，因为它本身就是对17世纪经典理论及其哲学基础的批判。不妨援引波普尔对量子力学基本概念的分析为例。（注：karlr.popper,quantumtheoryandtheschisminph-ysics,london:hutchinson,1982.）量子力学的非决定论，是波普尔为自由、理性和创造性辩护的起点。他认为，量子力学的几率概念反映了世界的客观特性，在它面前，经典决定论和哥本哈根诠释都站不住脚。由此出发他得出结论：人类理性预言未来的能力是有限的，而其批判的能力是无限的，因此，未来是开放的、有待于我们去探索的广阔领域。（注：karlr.popper,theopenuniverse,london:hutchinson,1982.）
20世纪的科学思想，除量子力学的几率幅概念外，刻划算法的哥德尔定理和生物学中的生态学观点都正在为人文主义的发展开辟广阔的空间。
阿伦·布洛克说：“如果西方文化大分家出现即将结束的迹象，那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比这更令人兴奋了。这将是一种把科学家看到的世界与艺术家、作家、批评家和学术家看到的世界，结合在明白易懂的关系之中、而不牺牲各自独立性和有效性的运动。如果能实现这一点，那么就会为人文主义打开一个崭新的人类经验的前景。”（注：阿伦·布洛克（董乐山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253页，三联书店，1997。）融合这两大传统，正是科学史研究所肩负的重任。
【参考文献】
[1]阿伦·布洛克（董乐山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233-236页，三联书店，1997。
[2]孔恩（王道远编译）：《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15页，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74年(1985)。
[3]a.佩斯（陈崇光等译）：《上帝是微妙的》，科技文献出版社，1988。
[4]c.c.gillispie(editorinchief),dictionaryofscientificbiography,16volumes,charlesscribner'ssons,1970-1980.
[5]转引自f.j.载森（邱显正译）：《宇宙波澜》，第12页，三联书店，1998。
[6]卡尔·波普尔（舒伟光等译）：《客观知识》，第209-21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7]卡尔·波普尔（舒伟光等译）：《客观知识》，第9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8]卡尔·波普尔（舒伟光等译）：《客观知识》，第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9]h.butterfield,theoriginofmodernscience1300-1800,vii,london:g.bell&sonsltd.,1958.
[10]h.butterfield,theoriginofmodernscience1300-1800,vii,london:g.bell&sonsltd.,1958.p.190
[11]雅各布·布克哈特（何新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351页，商务印书馆，1981。
[12]a.m.怀特海（何钦译）：《科学与近代世界》，第188-189页，商务印书馆，1989。
[13]a.thackray,r.k.merton（胡作玄译）：“萨顿”，《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第36-51页，1980，1、2。
[14]乔治·萨顿（陈恒六等译）：《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第2页，华夏出版社，1989。
[15]阿伦·布洛克（董乐山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234页，三联书店，1997。
[16]a.koyre,"galileoandplato",metaphysicsandmeasureme-nt:essayinthescientificrevolution.london:chapman&hall,1968.
[17]e.a.burtt,themetaphysicalfoundationsofmodernscie-nce,london&henley,1934.
[18]孔恩（王道远编译）：《科学革命的结构》，第232页，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74年(1985)。
[19]恩斯特·马赫（王国政译）：牛顿关于时间、空间和运动的观点，第76-83页，《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1983,1。
[20]a.m.怀特海（何钦译）：《科学与近代世界》，第56-57页，商务印书馆，1989。
[21]pierreduhem(tr.bye.dolanandc.maschler),tosavethephenomena,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69.
[22]karlr.popper,quantumtheoryandtheschisminphysics,london:hutchinson,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