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区别范例(12篇)

大众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区别范文1篇1

【关键词】城市文化;媒介资源;移动互联网;整合

城市文化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是推动城市进步的重要力量，也是城市的灵魂。从精神文化的层面上看，城市价值观和社会公众的行为作为城市文化的体现，需要长久的历史积淀、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和行之有效的传播途径。因此，城市传媒体系作为进行城市文化传播的主要工具，能够将城市文化的内涵、价值理念以全方位、持续性的方式进行传播，使社会公众对城市文化形成共识，增强公众对城市文化和城市价值理念的认知，从而实现公众对城市文化的主动传播和积极参与、互动。

城市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应注重新媒体的运用，结合本地传媒体系的特点、公众对城市文化的认识和评价情况制定城市文化传播策略。特别是城市文化传播要善于结合新兴的媒介形式，整合媒介传播渠道，改进信息传播方式，提高信息的传播效率。

城市文化传播应完善网络媒体平台，整合网络媒体资源

(一)网络媒体城市文化传播的现状

(二)网络媒体城市文化传播的问题

第一，网页数量多，缺少对唐山城市文化的系统展示平台。

通过对唐山本地几大网络媒体的调查，发现几个网络媒体中都设置了传播唐山城市文化的栏目。其中环渤海新闻网的文化频道、中国唐山网的唐山文化频道和唐山网络广播电视台的唐山广播频道都选择了唐山地方文化中被誉为“冀东三枝花”的传统艺术形式作为主要内容;唐山网络广播电视台的唐山电视频道则选择了唐山历史文化、旅游特色作为主要内容。从总体上来看，各大网站对唐山城市文化的传播各有侧重，但各网站的内容设置缺少系统化的整合，很难通过某个网站较为全面、完整地查阅到关于唐山文化发展的全貌。

第二，内容资源的呈现方式较为单一。

在调查的几个网站中，唐山网络广播电视台的内容资源在呈现方式上主要以视频和音频为主，信息内容与电视媒体播出的内容一致，按照播出时间的顺序进行排列，受众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收听或收看。其他几个网站中的内容资源主要是以文字和图片的方式加以呈现，最为普遍的信息呈现方式为“标题+图片+正文”。

第三，网页的主页面上互动环节的设置较少。

与传统大众媒体相比，交互性是网络媒体的重要特点之一。通过对几个网页的调查发现，大多数页面并没有开设方便受众对城市文化传播的频道(板块)内容进行快速查找的搜索栏。只有个别网站在主页中设置了对所有频道内容进行搜索的搜索框。并且，围绕城市文化主题进行专题讨论的论坛区、讨论专区等项目在几个网站中也没有开设。

(三)网络媒体城市文化传播的策略

第一，打造网络媒体城市文化传播的品牌平台。

目前，唐山城市文化传播对网络媒体的运用处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即从网络媒体平台搭建到网络媒体平台建设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应注重唐山本地各个网站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根据网站的定位和受众群的特点，选择合适的传播切入点对唐山城市文化信息加以传播。特别是应善于利用不同网站已有的知名度和号召力，重点培养能够对唐山城市文化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系统化传播的网站，并将其打造成人们熟知的文化传播平台，使其成为宣传唐山城市文化的名片。

第二，推进网络媒体上城市文化传播的内容资源整合。

网络媒体的信息量远远超过其他传统大众媒体，关于唐山城市文化的信息在各个网站上的信息数量也相对丰富，随着动态信息的不断更新，人们在获取了大量信息的同时也会产生信息过度的困惑。因此，对网络媒体中的内容资源加以整合成为网络媒体建设中关键的一环。对网络媒体内容资源的改进措施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展开：一方面，丰富内容资源的表现方式。在前文中提到唐山本地各个网页上关于城市文化的信息，内容呈现方式较为单一。在今后的发展中，可以通过多样化的表现方式吸引受众的注意力，采用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相结合的方式对内容加以编排。比如，关于地方戏曲——评剧的板块，只有唐山网络广播电视台的部分节目中将评剧以音频的方式加以呈现，中国唐山网的唐山文化频道中有关评剧剧目的视频内容，其他唐山本地的网站中只是采用了静态的文字和图片的方式加以呈现。其实，可以借助相应的技术手段，在网页的内容中开设固定栏目，引入视频或音频信息，增加用户体验效果，让人们更为直观地感受评剧的魅力。

另一方面，协调内容资源的比重。不同类型信息的重要性程度和时效性有所不同，在保证充足信息量的同时，对各类型文化资讯在版式安排上的比例关系应有合理的配比。比如，动态新闻有些安排为一条简短的文字新闻即可，有些则需要以专题的方式安排较大的版面持续进行关注和报道，特别是成为重要历史事件的信息时效性较长，可能很长时间之后仍然会有人关注和阅读。因此，协调内容资源在版面的比重关系也是整合内容资源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三，拓宽网络媒体城市文化传播的互动环节。

大众传播者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收集反馈信息是工作的难点。对于网络媒体而言，开放性的平台使得大众与传播者的信息交流和沟通更为容易。同时，大众的反馈信息能够让传播者更为准确地把握信息传播效果，并及时加以调整。像关于地域文化、民俗、民风等信息在多年的历史积淀中已深深植入唐山市民生活，每一个唐山人对城市文化的感知方式、理解层次都会有所不同，在网络媒体中设立讨论专区，围绕唐山城市文化建设的不同主题建立论坛，让更多的唐山人参与到城市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既加深了人们对城市文化的认知，同时也能使城市文化更具凝聚力和人文精神。

城市文化传播应扩展移动互联网平台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智能手机、电子阅读器、平板电脑为代表的终端设备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使用，特别是手机媒体成为人们及时、快速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据2011年9月工信部公布的2011年8月通信业运行状况显示，2011年1~8月，全国移动电话用户达到94008.5万户;移动电话用户中，3G用户达到9412.1万户。[1]

庞大的用户数量使手机媒体的信息传播能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各种依托移动互联网产生的应用程序和应用商店在手机媒体上应运而生。2011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手机微博成为2011年上半年增长最快的手机应用。2011年上半年手机微博在手机网民中的使用率达到34.0%，较2010年下半年的15.5%增加18.5个百分点。[2]因此，利用移动互联网在手机媒体上开辟城市文化信息传播的新渠道成为符合时展趋势的选择。

微博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较少，而且可以通过手机媒体随时进行更新和访问。借助微博的形式能够将城市文化信息快速向大众传递，并且通过对城市文化信息的评论、转发，还能够扩大信息的影响力。对于城市中特定的重大事件如2016年唐山世界园艺博览会，开设手机微博能促使更多唐山市民持续关注这一事件，并以发表评论或提出建议等多种方式，积极参与唐山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各项活动。

城市文化传播应注重多媒体平台的融合

城市文化传播的多媒体平台包括传统大众媒体和以网络媒体、手机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多媒体平台在信息资源采集、筛选、加工、制作、的流程中呈现高效、快捷的特点。因此，对城市文化的传播可以充分利用不同类型媒体平台的优势，提高信息传播效率，增强信息传播效果。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对唐山城市文化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建立信息资源共享的平台。根据城市文化信息的内容特点分别制作成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资料。对于动态信息进行分类归纳，形成不同的信息专题库。在对城市文化信息进行传播时，不同类型媒体平台可以按照媒体类别对城市文化的内容信息各取所需，面对不同的受众人群进行传播。同时在对信息资源加以利用的过程中，不断引入关于城市文化的新内容，再次放回到信息资源平台中，如此循环往复，就使得资源共享的平台可以保持信息的及时更新和信息内容的不断丰富。

第二，注重传统大众媒体与新媒体的协调、合作。以电视、广播、报纸为主的传统大众媒体在风格定位、内容定位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新媒体则打破了区域的限制，受众范围也更为广泛。传统大众媒体中关于城市文化传播的信息资源通过新媒体进行二次传播后，可以让更多唐山城市以外的大众对唐山城市文化有所了解。比如唐山城市形象宣传片、唐山电视台开办的文化街、话说唐山、走四方等栏目都是传播唐山城市文化的窗口，通过唐山网络广播电视台加以呈现，扩大了城市文化传播的受众范围。

同时，年轻群体在媒体接触方式和接触习惯方面与以往有了很大不同，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新媒体作为主要的信息接收源。例如，当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手机使用微博关注新闻、了解信息动态。因此，在进行城市文化传播过程中，还应通过网络媒体、手机媒体广泛搜集年轻群体对城市文化的认知状况，发挥新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增加他们了解和接触唐山城市文化的渠道。

第三，凸显网络媒体在多媒体融合中的作用。通过了解唐山本地几个网络媒体中城市文化传播的现状，发现利用网络媒体对城市文化进行传播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掘。比如，应推动网络媒体与手机媒体的联动，发挥网络媒体的互动作用，使线上互动与线下活动相结合。在网络媒体上开设传播唐山文化的专门网页或频道，将唐山文化以不同专题的方式加以整合，制作成各具特色的网络多媒体新闻。比如，对唐山红色文化的传播可以从报道形式上推陈出新，将传统的文字报道、图片展示的方式进行改变，加入视频、音频和Flash动画等元素，开办广受年轻人喜欢的闯关答题活动，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同时，在参与网络活动的过程中，也可以通过手机微博邀请好友参加或发表相关评论。

参考文献：

大众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区别范文

2008年南方雨雪冰冻灾害、汶川8.0级特大地震、60年一遇的新疆暴雪、100年不遇的西南旱灾、玉树7.1级地震、南方洪涝灾害……近年来我国重大自然灾害频发。带来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灾害发生后，政府制定救灾决策、开展救灾工作需要第一时间掌握准确的灾情信息；媒体为提高受众关注度和媒体竞争力需要采集和传播大量信息，进行灾害的全方位报道：随着网络、手机等新媒体作用的不断发挥，公众对信息公开的要求越来越高，灾区公众需要根据灾情进行避险自救，社会公众需要信息以了解灾情、开展救助，因此，如何实现信息传播效果的最大化成为社会各界共同思考的热点问题。本文拟对现阶段灾害信息传播中出现的整合传播进行一些探索。

整合传播是灾害信息传播的必然要求

政府、媒体、公众的需求决定必须开展整合传播。灾害发生后，信息传播的效度不但决定了灾害救助能否及时有效开展，同时对于维持社会稳定也具有重要的作用。政府作为灾害信息和传播的主体，在加强灾害信息传播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保障灾害信息传播能提高政府对公共危机的应急管理能力，有利于开展抗灾救灾工作，进一步提高灾害救助的效果，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同时对政府正面形象的塑造和维护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媒体方面，通过对媒介资源、传播技术和传播手段的整合传播，强化了媒介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和深入报道，保证客观正确地引导舆论，有利于消除灾害事件中负面信息的蔓延，可以提升媒介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同时也实现了对政府行为的舆论监督。对公众而言，公众在灾害事件中的知情权、话语权等也通过整合传播得以实现。公众可以获得更为全面真实的信息，既有利于灾区公众开展自救与他救活动，又有利于灾区以外公众以捐款、捐物、实地救援等各种形式积极参与抗灾救灾。

解决灾害信息传播的突出问题必须开展整合传播。在欣喜灾害信息传播取得重大进步的同时，本项目组注意到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各种传播主体的分工与配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传播内容的分散及无序、信息传播的把关尺度等问题，综合分析这些问题，项目组认为现阶段灾害信息传播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各种传播主体尚没有形成合力。意见领袖、大众传媒和社会公众作为灾害信息传播的主体力量，在传播过程中由于自身不足和彼此协作不够，导致一些力量的相互消耗，没有形成最大的传播合力。

二是各种传播渠道没有实现有效整合。没有仔细分析不同受众的需求，没有实现针对灾区受众的点对点传播和对灾区以外社会公众的广泛传播。

三是灾害发展各阶段传播的信息没有形成明确的内容核心。目前灾害信息的传播大多集中在灾害发生之后，集中在灾害的进展状态和救援情况方面，对灾害发生前及灾害平息后的信息传播重视程度不够，没有明确灾害不同发展阶段的传播内容和传播核心。

灾害信息整合传播的内涵

整合传播的内涵。整合传播理论来源于营销学中的整合营销传播理论。该理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美国营销大师唐・舒尔茨提出的，由美国著名营销学家尼尔・鲍顿1950年创立的“市场营销组合”概念发展而来。整合营销传播区别于以往传播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将传播主体的信息和意见作为输出产品，而以公众接受行为作为营销目标，在传播者与受众的双向互动中实现传播效益增值，是着眼于最佳效果的各种传播力量的有效动员和配置。

近年来，整合传播的理论开始应用于包括危机管理在内的其他领域，其概念的内涵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目前我国政府危机管理领域中使用的较为成熟的整合传播概念是“政府以追求沟通效果最大化和劝服效果最大化为目标，巧妙设置现代社会各种媒介资源的传播议程，促进媒介资源传播效力的优势组合，形成信息和意见的系统化、集束化、多层次、快反馈、强互动的传播活动”。有学者认为。整合传播是现阶段传播活动发展的最高阶段，是组织进行公关活动时传播行为发展的主要朝向，而在自然灾害信息传播中有关整合传播的研究将成为灾害信息传播的主要研究方向。

灾害信息整合传播的内涵。灾害信息整合传播属于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危机传播范畴，区别于一般组织危机公关中整合传播的关键在于，自然灾害信息整合传播的主导角色是政府，从信息内容到传播渠道，政府必须进行统一的规划，整合各种传播力量，把合适的内容通过合适的渠道，及时、准确地传递给公众，最大限度地防止谣言与流言扩散以创建良好的危机管理环境，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政府在开展整合传播时要广泛利用各种信息媒体，在恰当的时机、适当的地点，以恰当的形式对恰当的公众传播恰当的信息。用社会公众喜欢的方式，将政府意志转化为公众真正需要的信息。

灾害信息整合传播强调传播的系统性与策略性，需要由专门部门进行科学的规划、组织、实施和评价，将传播活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设计，由不同部门分工负责，由政府职能部门、媒体和社会公众来共同完成；灾害信息整合传播强调传播的协同性与一致性，政府要对不同来源的信息进行整合，区分不同的传播对象和传播地点，采取不同的传播方式和内容，在所有公众和利益关系所有可能接触到政府信息的地方，传播一致的信息：灾害信息整合传播强调传播的互动性与反馈性，强调政府与各接触点之间的互动。了解所发信息的接收程度及其影响，从而不断调整信息发送的形式和内容，甚至还可以参考公众反馈的信息及意见进行意见决策。

灾害信息整合传播的主要内容

整合传播力量以形成传播合力。政府作为灾害信息整合传播的主导，必须要优化政府代言人――意见领袖的媒介形象，通过培养其良好的媒介形象意识，提高与媒介沟通的能力和应对媒体的策略等方式来塑造政府领导人、新闻发言人、灾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灾害现场工作人员的媒介形象，进而塑造政府的正面形象；大众传媒作为传播的主要渠道，同时承担着重要的信息生产者与者角色，必须通过优化各种传播技术和传播不同受众真正需要的信息来实现其功能形态的整合，以提高传播的及时性、准确度和到达率，从而切实发挥媒介的传播功能；社会公众，包括直接和间接受灾害影响的公众，作为信息传播的受众必须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提高社会公众信息生产的意识和能力，同时更要注意提高信息的甄别与判断能力，减轻流言及谣言对自身的影响。

整合传播渠道以提高信息的到达率。灾害信息整合传播应根据受众的信息需求差异。对危机信息渠道进行必要的选择与整合，提高危机信息的精确度和有效性。整合手机等传播渠道，实现针对灾区受众的点对点传播。灾区受众迫切需要知道自救常识、如何避免在灾害中受到损失、自我心理减压技巧和如何尽快恢复生活等信息。应采用点对点的传播，针对他们的需要及时、准确、全覆盖和有针对性的信息传播是传播渠道整合的重要内容。而灾区以外的受众分散广、数量众多，信息需求与灾区受众也有很大区别。需要整合大众传播渠道、传播媒体、新媒体与自媒体，以真正实现对所有社会公众的广泛传播。

大众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区别范文篇3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媒发展社会和谐

一

以新闻传播技术与新闻传播能力差距为核心的信息鸿沟，使得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社会发展差距再次拉大。如何消除信息鸿沟带来的影响并弥合信息鸿沟，成为近年来研究者关心的问题。也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信息已经构成各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环境要素。信息传播提供了不同民族与文化之间相互了解、相互尊重、和谐共生的基本条件。从理论上说，作为最重要的信息载体，大众传媒通过传播信息发挥着社会整合、社会协调、环境监控、文化传承等重要功能，是民主法制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体现者、安定有序氛围的营造者、社会和谐观念的传播者。

从上个世纪中期开始，有关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便已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勒纳在1958年就提出国家现代化的实现基础是城镇化、教育和大众传播的普及。其后，施拉姆也提出，信息传播对于任何社会来说，永远是存在的中心环节。在信息时代，信息社会的“落伍者”或“边缘化”人群、地区，不能够参与创造和分享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文明成果的状态，其本质就是与现代化隔离。

2003年联合国“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大会通过的《原则宣言》提出：(各国政府)全力致力于将数字鸿沟转化为人人享有的数字机遇。特别是面临滞后和更加边缘化危险的人们能享有的数字机遇。(各国政府)要坚定不移地赋予穷人，特别是生活在边远地区、农村和边缘化城区的穷人，获得信息和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能力，使其借此摆脱贫困。

在我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经济落后地区信息传播的状况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例如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广播电影电视部进行的中国不发达地区农村广播电视调查(1989年出版《广播电视与农村发展》一书)指出：信息传播水平与信息基础设施差距是导致城乡差别的根本原因。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着信息传播水平，而信息传播差距是造成思想观念差距的主要原因。此后，研究者把重点逐步转移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国东西部地区之间以及城市和农村之间在信息技术使用以及信息化水平方面的“数字鸿沟”。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公民特别是经济水平、知识水平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相对于强势人群、社会组织、政府而言，信息权利的实现难度更大。

20世纪90年代末期，复旦大学与云南大学联合开展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研究成果《传播与民族发展——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深化了人们对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重要性的认识：在大众媒介文化的强势影响下，民族传统文化只有借助各种手段，尤其是传播手段，才能增强自我生存和协调发展的能力。

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传播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问题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学者指出：少数民族地区地广人稀、基础差、社会贫困率高，信息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发展信息服务业的成本比发达地区更高，需要国家在财力、人力、物力方面给予更大的支持与帮助。在对国家公关、政治传播、跨文化传播、边疆民族新闻事业等重要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基础上，人们进一步明确了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存在必然的联系。综上所述，随着研究视野与领域的开阔、人们对大众传媒在社会发展中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已经日趋深入。

二

和谐社会必须是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社会。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整体进步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社会基础和人文条件。

当前，我国的改革与发展已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在广度上巳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在深度上已触及人们具体的社会利益，在发展方面也已进入矛盾凸显期，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贫富差距、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少数民族地区所面临的各种矛盾更为复杂。可以说，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和谐社会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既包括有序合理的社会结构，也包括平衡协调的社会关系。从民族关系的角度看，民族平等是民族关系和谐的基础，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信息权利平等则是民族平等的重要内容之一。

由于种种原因，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加上少数民族地区自身的特殊性，在现实中，少数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新闻传播技术与新闻传播能力方面的差距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传播学有一个著名论断就是：隔阂产生偏见，偏见产生冲突。对新闻信息的传播与接受方面的差距无疑是导致隔阂和偏见的重要因素。平等的新闻信息传播体系可以使少数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以及其内部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群体之间进行有效沟通，消除冲突与对立。可以说，大众传媒构成了少数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支点。

然而，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媒发展的各个层面还不容乐观。雷振扬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思考》一文中指出：2006年全国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5.04％，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6.23％，民族8省区都没有达到这两个平均水平。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贵州最低，是83.72％。而该省的少数民族地区更低，仅为78.5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6.51个百分点。西藏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和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为85.80％和86.94％，均低全国平均水平约10个百分点。2006年，全国有线广播电视人户率37.15％，8个民族省区也没有一个达到这一平均水平，最低的青海、西藏分别为22.56％和23.28％，仅为全国水平的60％。有线广播电视网络传输干线长度，民族8省区的总长度为22.09万公里，比一个江苏省还少3万多公里。最低的西藏和青海分别为0.20和0.28万公里，只能说刚刚起步。

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媒在本地区的市场占有率也比较低。以电视媒体为例，当前，我国电视市场总体形成了央视、省市级卫视、地面电视分庭抗札的格局，中央级电视媒体(包括中国教育电视台)的18个电视频道、43个省级卫视瓜分着全国市场，而为数众多的地面频道守护着各自的地盘。从地域分布来看，中央级电视媒体和省级卫视的栏目很难进入广州、上海、北京、南京等东部发达地区电视收视率的前十名。这些地区占据主要收视份额的是地面频道。而西宁、兰州、呼和浩特、银川、乌鲁木齐等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则正好相反，地面媒体很难占据收视率靠前的位置，电视市场恰恰是央视和卫视的天下。这个现象说明，少数民族地区电视媒体无法利用自己的地缘优势占领当地的电视市场，其影响力有限。

少数民族地区新媒体发展状况也不容乐观。根据2010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目前，全国互联网普及率为28，9％。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各省的互联网发展状况差异较大。可以将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为互联网发展水平较好，普及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浙江、福建、辽宁、江苏、山西、山东十个省(直辖市)。第二梯队为互联网普及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包括海南、重庆、青海、新疆、吉林、陕西、河北、湖北8个省(直辖市)。第三梯队为互联网发展水平较为滞后，网络普及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包括黑龙江、内蒙古、宁夏、湖南、广西、河南、甘肃、四川、云南、西藏、江西、安徽、贵州1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五个民族自治区有四个处于第三梯队。

CNNIC的研究还发现，互联网发展程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即地区经济越发达，其互联网也就越发达，互联网普及率可以作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表征。东部地区地理位置优越，技术力量较强，在GDP增长中发挥着龙头作用，2008年人均GDP为36575元，其互联网普及率为40.0％。东北地区属于老工业基地，工农业基础相对雄厚，2008年人均GDP为25406元，其互联网普及率为29.1％。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技术管理水平与东部差距较大，2008年中部地区人均GDP为17507元，互联网普及率22.2％；西部地区人均GDP为15694元，互联网普及率21.5％。五个民族自治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大众传媒是满足少数民族群众信息权利的主要途径。我们必须认识到，没有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仅仅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不够的。经济成长越快。人们对自身的文化权利就越关注。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权利，少数民族群众信息权利的满足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必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自然条件较差，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各民族的心理和行为。特殊的环境和突出的现实问题构成了现阶段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和谐发展的时空背景和客观条件。民族构成与分布的多样性，区域在国家地理空间上的边缘性，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了大众传媒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事业。国家制定的《2006

2022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提出：国家将采取有效措施缩小区域之间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信息技术应用水平的差距，创造机会均等、协调发展的社会环境。2009年，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就繁荣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进行了研究，形成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其中，对发展少数民族新闻出版事业和广播电视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做出了重要部署。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为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

三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媒事关少数民族群众信息权利的实现，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媒可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更加开放，信息更加畅通，开阔少数民族的视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从而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使整个社会更加和谐。

近些年来，国家制订了多项旨在缩小东西部地区信息鸿沟的行动计划，以推进落后地区信息传播硬件设施建设。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化发展已具备了一定基础，进入了全方位、多层次推进的新阶段。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有所缓解。然而，整体来看，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化水平还比较落后，特别是大众传媒发展水平。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媒落后的根源不仅在于社会经济水平欠发达，还在于观念和体制滞后。基于此，应该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媒的发展。

首先，改革财政投资体制，明确政府责任，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媒的扶持力度。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而言。信息基础设施较为落后，新闻信息资源不够丰富，社会经济水平不高，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媒缺乏市场化和产业化发展的基本条件。

笔者以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媒必须竖持两个方面的原则，一方面为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专项的信息化建设补贴，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信息化事业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多是比较落后的、偏远的或欠发达的地区，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与运营成本相对较高，相关企业效益较差，投资的积极性一般不高。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政府加大投入，为相关企业提供经济补偿，鼓励企业为少数民族地区提供基本信息服务。另一方面，政府要重视少数民族地区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政府应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在人才、信息资源和社会影响力方面的优势，采取具体措施鼓励大众传媒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信息资源平台，如教育、民族文化、经济信息、旅游等资源库，既可以为少数民族地区公众提供信息服务，也可以扩大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力。

其次，改革传媒融资体制，为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媒快速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少数民族地区传媒管理体制改革最大的难题还在于融资体制改革。由于缺乏有针对性的政策，少数民族地区传媒融资体制改革往往举步维艰。在传统体制的影响下所形成的浓烈的机关化色彩使得大众传媒不适应市场化、产业化的要求。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媒而言，发展资金严重不足是一个瓶颈性质的问题。仅仅依靠有限的财政投入，少数民族地区绝大部分传媒只能维持生存。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受众对信息的需求日益旺盛。但是，由于大众传媒缺少资金，无法改进传播手段和提高传播水平，难以满足受众的需求。因此，受众转向其他途径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大众传媒的影响力没有因势利导的增强，反而减弱。可以说，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媒对资金的渴望和需求是非常强烈的。但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媒大多依然实行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大众传媒资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够明晰，阻滞了资本进入传媒的通道。从国内近年来传媒发展的动向看，深化传媒体制改革，利用业外资本加快传媒发展，是一个大趋势。少数民族地区有必要在这方面尽快采取措施，制定政策，加快实施步伐。

再次，改革传媒管理体制，推动跨媒体跨区域重组，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媒的良性竞争。建立良性竞争秩序是关系到少数民族地区传媒发展的重大问题。近年来，少数民族地区传媒资源整合力度很大，区域内部的传媒竞争秩序日渐良好。但是相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少数民族地区传媒的规模小，实力弱，竞争力不强。区域间传媒发展的不平衡，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情况不能有效地传播出去。这也是当前少数民族地区信息鸿沟的主要表现。因此，少数民族地区需要对传媒进行各层面的重新排列组合。或强强联合，或兼收并蓄，或优胜劣汰，打破地域和行业的限制，推动传媒跨地区、跨行业重组，引入竞争机制。无论是组建什么样的媒介集团，都要进行市场化运作，一定要基于自觉自愿，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避免一哄而上。

大众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区别范文篇4

论文关键词：新宾；信息传播状况；媒介接触；媒介评价

论文摘要：依据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媒介接触与媒介评价和认知状况的问卷调查，我们考察了新宾满族自治县信息传播状况的独特性。调查发现，该地区媒介接触种类单一，以电视为主；媒介信息接触类型单一，以娱乐性内容为主；传统媒介满意度普遍较高，但在品位格调、发挥舆论监督、充当群众喉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等方面仍然有待提高；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拥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已经并且将越来越大地改变未来的信息传播结构。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速度的日益加快，大众传播在实现社会整合，推动社会发展，促进人的社会化、现代化等方面，表现出了巨大的威力。而对于少数民族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来说，当代大众传播更是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因此，近年来，大众传播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成为研究者越来越关注的课题。但是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云、贵、川以及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对于我国东北地区满族信息传播状况的调查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空白。所以，考察当前满族地区信息传播的基本状况，分析当前满族信息传播发展的基本特点，并探析其中问题，对于发展满族文化，推动满族地区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2009年8月，复旦大学“少数民族传播历史与趋向”课题组对新宾满族自治县进行了田野调查。新宾满族自治县地处辽宁省东部山区，归抚顺市管辖。1587年，努尔哈赤在新宾永陵赫图阿拉城建立女真国，奠定了清王朝三百多年的基业。因此，新宾成为满族的故乡，清王朝的发祥地。1985年，经国务院批准，新宾成为了全国第一个满族自治县，成为满、汉、朝、回等多民族聚居的县份，其中满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70%以上。调查中，我们通过问卷的形式，考察了新宾县的媒介接触与评价认知状况。这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95份，有效问卷289份。调查的主要内容分成四个部分:信息传播基本状况、媒介接触和评价状况、满族历史文化传统接触情况以及交往和观念状况。本文主要以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新宾满族自治县的媒介接触、媒介评价与认知状况。

一、媒介接触状况

本节主要考察新宾满族自治县居民媒介接收终端的实际拥有情况以及各主要媒介的接触状况。

(一)媒介接收终端拥有状况

1.媒介接收终端设备基础较好。电视机、电话机、vcd/dvd等的普及率都达到较高水平。其中，彩色电视机已经完全取代黑白电视机，做到完全普及，并且有线电视使用率已经高达80%(参见表一:媒介接收终端拥有状况;图一:电视信号源)。

2.新媒介拥有率较高。手机拥有率高达94.5%，而拥有3部及以上的手机家庭也达到了28.8%,可以说已经基本普及;家庭电脑拥有率超过三分之一，且有93%的用户使用宽带上网(参见图二:上网线路)。

由此可见，新宾满族自治县虽然经济发展不很高，但是在以电视、手机、电脑等为代表的主要媒介终端配置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不过，除了彩电、vcd/dvd与手机拥有率较高之外，收音机、录像机与电脑拥有率都仍然较低，与发达地区相比，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二)媒介接触频度

从接触频度来看，在各媒介类型中，电视遥遥领先。如果我们把衡量接触度的选项设为:几乎每天=5，经常=4，有时=3，偶尔=2，从不=1。平均得分为所有有效样本的加权平均，平均得分越接近5，表明总体接触频度越高，反之代表接触频度越低。经过计算，可以得出各媒介接触度平均分为报纸:2.17;电视:3.67;广播:1.63;杂志:2.30;互联网:1.86;书籍:1.65。媒介接触程度依次为电视>杂志>报纸>互联网>书籍>广播(参见表二:媒介接触情况)。

(三)媒介接触时间

在媒介接触时间上，电视也是遥遥领先，每天观看电视超过2小时的比率达到35.9%;报纸、广播和书籍接触时间在30分钟以下的都超过了50%。而每天使用互联网超过2小时的调查对象也达到了17.3%，仅次于电视列第二位(参见图三:媒介接触时间)。

(四)接触动机

1.消遣娱乐是传统大众媒介接触的首要动机(参见图四:媒介接触的主要动机和需求)。这种接触动机的结构形态在对于电视节目类型喜好程度的调查中反映的也非常明显。在最喜欢的电视节目类型中，有87.2%的调查对象首选影视剧，这一比例远远高出其他节目类型，另外还有43.4%的调查对象次选综艺娱乐类节目(参见图五:最喜欢的电视节目类型)。所以我们也就不奇怪，在该地区居民闲暇时间进行的活动中，看电视就成了首选(参见图六:闲暇时间的主要活动)。这些都显示了媒介接触动机中强烈的消遣娱乐倾向。

那么，这种倾向对于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是否会有所改变呢?我们通过对上网主要活动的调查发现，调查对象中网络媒介接触的最主要动机仍然是游戏/娱乐(参见图七:上网主要活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有过上网经历的调查对象中，选择通过网络阅读新闻的已达70%。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9年1月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网络新闻用户达到2.34亿人，而中国网民总体规模2.98亿人，占78.5%。新宾地区的网络新闻接触比率虽然稍稍低于这一水平，但这一比例上已经远远超出电视新闻的接触比率。

2.“了解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在三种传统大众媒介接触动机中所占比率都是最低的，表明大众媒介的决策参与功能在该地区实现程度较低，也显示出大众媒介在该地区居民的政治生活中作用甚微。可见传统大众传媒在该地区主要发挥的是娱乐功能、环境监视功能与文化传承、教育功能，主要影响领域在休闲娱乐与日常生活(参见图四:媒介接触的主要动机和需求)。

3.手机仍然主要作为一种通信工具来使用。新宾地区使用手机者已经达到77%，但在手机的主要用途中，电话和信息仍然是最主要的两种应用类型，其次是音乐。视频、上网与电子书等应用比例偏低。特别是手机上网方面，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9年1月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手机上网用户达11760万人，占总体网民数的39.5%，新宾地区的手机上网比例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参见图八:手机使用情况、图九:手机主要用途)，也就是说手机目前主要仍然在人际传播领域发挥影响。

(五)未来媒介接触计划

维持媒介接触现状的比例较大，愿意保持现状的调查对象占50%。在希望改变媒介接触结构的计划中，上网的需求最为强烈，占24%，而15%的调查对象仍然希望多看电视，因而对电视的接触频度与接触时间将继续在媒介接触格局中占据强势地位，报纸(3%)、广播(2%)、杂志(5%)的弱势地位仍将继续(参见图十:未来媒介接触计划)。

二、媒介评价和认知状况

本节主要考察新宾满族自治县居民媒介评价及认知状况。

(一)传统媒介评价状况

为了全面考察新宾地区居民对传统大众媒介的评价，我们设计了11个指标，即:报道迅速及时、报到真实准确、报道和评论客观公正、通俗易懂、生动活泼、使用性强、信息量大、品味格调高、揭露坏人坏事有力、反映群众意见充分、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作用明显，分同意、基本同意、说不准、不太同意、不同意五个级别进行衡量。调查发现:

1.报纸的报道速度、内容风格与丰富性方面满意度较高，而报道风格、格调与作用方面认可程度较低。在对报纸的评价中，“报道迅速及时”、“通俗易懂”、“信息量大”在满意度度中排名前三，同意或基本同意的分别占调查对象的80.7%,87.3%,71.1%，而“生动活泼”、“品味格调高”、“反映群众意见充分”是满意度最低的三项，同意或基本同意的分别占调查对象的45.8%,42.2%,50.6%(参见图十一:对报纸的基本评价)。

2.对电视的总体认可程度较高，满意度最低的“品味格调高”一项，同意或基本同意的都超过半数，占54.2%，另外一项满意度较低的是“反映群众意见充分”，同意或基本同意的55.3%。其它选项，满意与基本满意者超过了60%。其中满意度最高的三项是“报道迅速及时”、“通俗易懂”与“信息量大”，同意或基本同意的分别占80.7%,87.3%、与71.1%(参见图十二:对电视的基本评价)。

3.广播的报道速度、报道风格认可程度较高。在对广播的总体评价中，“报道迅速及时”、“报道真实准确”与“通俗易懂”是满意度中最高的三项，同意或基本同意的占所有调查对象的81.1%,73.2%,82.5%;而“品位格调高”、“揭露坏人坏事有力”与“反映群众意见充分”是满意度最低的三项，分别占所有调查对象的42.1%,50%,48.3%(参见图十三:对广播的基本评价)。

4.互联网的信息量、时效性、与选择性满意度非常高，同意或基本同意“信息量更大”、“时效性更强”与“选择性更好”的均超过75%，但可信度满意率极低，同意或基本同意“可信度更高”的只占27.5%(参见图十四:对互联网的基本评价)。

5.在信息传播的权威性方面，大众媒介仍然高居榜首，有65.5%的调查对象把大众媒介列为自己信任的消息渠道，这一比率大大超过了对“家人”的选择(41.1%)(参见图十五:值得信任的消息渠道)。

综上所述，通过对报纸、电视与广播的评价可以看出，这三大传统媒介报道风格、报道速度与信息量等方面，受众满意度普遍较高，但是品位格调与立场倾向上满意度则普遍较低。从具体的传媒类型来看，电视的总体满意度超过报纸和广播，互联网则在信息量、时效性与选择性三个方面超过传统媒体。但在信息的权威性、可信度上，互联网仍然不及传统大众媒介。

(二)媒介接收终端产品需求情况

对于媒介终端产品的需求是考察媒介认知状况的一个指标，需求程度的强劲与否直接反映了对该媒介重要性程度的认知。为此，我们把媒介接收终端产品与一些生活日用品放在一起，调查新宾地区对媒介接收终端产品需求情况(参见图十六:不可缺少的电器)。

1.通过个案百分比统计可以看出，电视机、手机、洗衣机处于第一梯队，是最不可缺少的三种电器。可以说，对电子传媒产品的需求成为家用电器需求中的主要部分，电视机、手机等电子传媒产品已经成为生活中的必需品。

2.电脑、电话与电饭煲、电冰箱等处于第二梯队，属于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电器，但并没有达到生活必需品的程度。而收音/录机、vcd/dvd、录音机、录像机等需求度极低，均属于可有可无的传媒产品。

三、结论

通过以上对于媒介接触与媒介评价和认知方面的调查，对于新宾满族自治县的信息传播状况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首先，媒介接触类型单一。在该地区居民接触的媒介类型中，电视占据了绝对的强势地位。从媒介接收终端拥有情况可以看出，该地区居民媒介接收终端拥有状况差别极为明显，彩电、手机、有线电视已经在该地区完全普及或者基本普及，但是收音/录机、录像机等的拥有比率却又极低。在接触的各类传统媒介中，无论是从接触频度还是从接触时间来看，电视都占据了绝对的强势地位，而报纸、广播、杂志与书籍都处于绝对的弱势。与新媒介相比，尽管手机在该地区拥有比率虽然较高，但是仍然主要作为一种通讯工具或音乐随身听来使用，各种充分发挥手机新媒介作用的应用类型还有待发掘。而对网络尽管表现出较强的需求态势，但是由于电脑普及率及上网线路的限制，对电脑与网络的接触虽然潜力很大，但目前仍无法撼动电视的地位，所以电视也就位居最不可或缺的电器之首。

其次，媒介接触内容单一。从接触动机可以看出，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消遣娱乐都是首要的接触动机。闲暇时，看电视是最主要的娱乐活动，所接触内容中，电视剧又是首选;上网时，游戏娱乐和即时聊天是进行的主要活动。可见传媒在该地区主要发挥的是娱乐功能、环境监视功能与文化传承、教育功能，主要影响领域在休闲娱乐与日常生活。当然，这种娱乐化倾向可以说是当前各地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但是娱乐休闲活动首选电视或者上网，对其他传媒的接触以及其它娱乐休闲活动的参与相比之下都处于较低的比率，无疑显示出新宾地区媒介接触内容上的单一化。不仅如此，“了解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在三种传统媒介接触动机中所占比率都是最低的，表明大众媒介的决策参与功能在该地区实现程度较低，也显示出传统大众媒介在该地区居民的政治生活中作用甚微。

第三，传统媒介满意度普遍较高，是大家普遍认可的权威消息来源，但在品位格调、发挥舆论监督、充当群众喉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等方面仍然有待提高。通过我们设计的11个指标可以发现，新宾地区居民对传统大众媒介报道的速度、风格与信息的容量评价普遍较高。但是对于传统媒介在反映群众意见、揭露坏人坏事、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等方面，满意度则显著降低。由此可见，新宾地区居民对于前面所述媒介接触中的娱乐化倾向并非主动地追求，他们也在期待传统大众媒介能够更充分的发挥决策参与功能，更多地来表现自身的利益诉求。

大众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区别范文篇5

【关键词】汶川地震央视报道政治传播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中央电视台反应迅速，立即派遣记者前往灾区，此次报道中中央电视台力求客观、高效、透明，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引导作用。5月12日，新闻频道在地震发生后32分钟首发新闻，52分钟后即推出直播特别节目《关注汶川地震》，从5月12日15：20-5月13日20：00，节目跨度超过26小时，以“同一主题不间断播出”，对白天和午夜时段实施了直播全覆盖。“其中，自5月12日22：00起，综合频道还与新闻频道实现了同步并机播出。直播节目首播新闻200余条次，成为国内外新闻媒体获取震区新闻的主要信息源。直播报道第一时间满足了观众的信息需求，并及时进行权威，对于地震的流言及时辟谣，稳定了人心。”这一次对地震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出中央电视台在对突发事件的电视新闻报道和政治传播方面已经成熟。

一、突发公共事件与政治传播

汶川地震属于突发公共事件，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突发公共事件主要分为以下四类:(1)自然灾害。(2)事故灾难。(3)公共卫生事件。(4)社会安全事件等

“政治传播是政治家、新闻媒体和公众之间有关信息传递的一个交互式的过程。”政治传播可以定义为,一定的政治传播主体（民众、政治家、政府或政治组织）运用有意义的符号,通过大众媒介与政治传播的对象之间进行的政治信息的传递、接受、反馈的行为和过程。政治传播者一般通过多通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来推动政治过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与行为。

一旦发生突发公共事件，大众媒体的信息传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之时，公众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紧张、恐慌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及时准确的信息传播有利于让民众了解事态的发展，稳定民心，引导正确的社会舆论。

大众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信息传播，很大一部分是政治信息的传播，特别是在以政府为主导，大众传媒是政府和执政，国家对媒体和舆论实施严格的控制的情况下，政府占有权威的信息源。报道什么、报道多少取决于政府公开什么、公开多少；以及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做了些什么，采取了什么行动，这些都属于政治信息传播的范畴。因此，媒体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对事态的发展、大众舆论的引导以及政府形象的塑造都有重大的意义。

二、央视对汶川地震报道的特点

从央视对汶川地震这一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可以看出当前媒体对突发事件的政治传播的特点：

1、迅速时效

迅速时效是突发事件报道的生命。

12日汶川地震发生在14点28分，15：00，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整点新闻头条报道地震消息，在与国家地震局保持紧密联系的同时，及时介绍地震后当地百姓生活秩序、交通及市政设施等状况，并不断递进更新来自震区的最新消息。此间，新闻频道将15：00整点新闻版面顺延至16：00，推出直播特别节目，深入关注震情。在当地通讯严重受阻的情况下，新闻频道第一时间播发成都现场最新画面。

央视在15时播出的第一条与灾情相关的新闻，距离地震发生只有32分钟。随后，在经过仅20分钟的准备后，15点20分开始，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取消原有节目，开始直播特别节目《关注汶川地震》，此时距离地震发生只有52分钟。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已经正式启动了24小时直播，打破了原有的节目板块，形成全天候播出的“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特别节目，并以播报、访谈、连线等形式，同时借助画面、图像等手段不间断地向观众提供灾情信息，呈现政府与民众齐心协力抗震救灾的场景。

2、公开透明

在当代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对灾难报道的控制是比较严格的，灾难发生后的责任主体与传播主体都把灾难当成所谓的“负面新闻”而刻意回避，像1976年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多人的事实，直到事隔三年之后的1979年底才首次披露。

这次报道空前的透明，媒体对信息的公开程度是大幅度的。报道中，媒体公开的信息很广泛：随时死亡人数，实时播出救灾的进展情况，及时通报救援队伍情况和中央的最新部署，公布救灾款项的信息，公布灾区急需物资情况和数量，关注幸存者的生活情况和受伤者的救治情况……等等。

另外，从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起，国务院新闻办、四川省政府每天举行一场新闻会，分别邀请政府职能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以及有关领域的专家，灾情震情及救灾动态信息，公开回答中外记者的现场提问，而且对每场新闻会都进行现场直播，不遮掩，不回避，真实而公开，透明而权威。

3、全面持续

中央电视台对汶川地震的报道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有反映震情灾情、死亡人数的即时消息，有反映抗震救灾感人场面的通讯、特写，有报道抗震防震、卫生防疫基本知识的介绍，有现场采访，有连线访谈，有重点新闻节目，也有全频道整体直播。在直播初期，央视的报道集中在报告最新消息、救人救命上，以满足公众对信息的需要。从16日开始，央视对地震的直播进入突发事件的常规报道阶段，报道的主题逐渐向防疫、灾民安置等议题过渡。截至5月20日，各频道推出的直播特别节目总时长达676小时，创电视直播史纪录。此外，中央电视台播出新闻9330条、时长258.5小时，播出专题节目78期、时长29.5小时。同时，CCTV还十分重视发挥新媒体的传播优势，据统计，5月12日至23日，央视网共新闻15100条，图片6700张，视频6529条，时长约335小时。

4、科学人性

灾难性新闻的报道视角,应该以关注生命作为最核心的内容。

在这次CCTV对四川汶川大地震的直播过程中，确立了以“综合”型报道为主的整体直播策略，在直播的过程中报道的核心是灾害；第二个层次是受灾者的个体生命及国内外的援助；第三个层次是专家解读、答疑释惑、心理疏导；第四个层次是社会动员、卫生防疫、地震引发的次生灾害和环境污染等话题。这种直播的模式在于表情丰满，图层丰富，信息传播及时立体，新闻语言的表情也更趋理性化。

在报道中，感性和理性的把握恰到好处。没有一味地报道悲痛、哀伤和泪水,也没有过多地说教。极少涉及财产损失方面的数据，所有数据都是与“人”密切相关的,包括成功营救的人数、不幸死伤的人数、各地救助捐款的数目,以及道路、通讯、电力等方面恢复的数据。救灾报道和心理援助宣传相结合，更加科学和人性化，体现了对生命的极大尊重和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三、三者互动，实现良好的政治传播

央视对汶川地震的报道，给了我们许多的启发。从政治传播的含义中可以看出，在政治传播过程中有三个主要因素，即政府、媒体和公众。政治传播是这三个要素之间进行政治信息传播和反馈的过程。由突发公共事件的特点决定，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就要求这三者形成互动的三角关系，互相影响制约，发挥各自优势，使事态向好的方面转化，实现良好的政治传播，维护和提高政府形象。

1、政府与媒体

（1）政府对媒体的控制与依赖

一旦发生突发事件，恐慌、谣言、舆论压力等一系列不利因素都会朝向政府，而媒体是把双刃剑，既能“灭火”，也能“助燃”。所以，“危机突发期政府必须把媒体管理纳入危机管理的范畴，在满足媒体信息需要的同时实现危机管理的目标”。

政府应采取公开与控制相结合的原则，为媒体提供相应的新闻空间，把权威性信息及时通报给相关媒体，满足媒体的需要，控制媒体发挥积极作用，降低媒体的消极作用。

（2）媒体对政府的支持与压力

在突发事件中，媒体的积极作用在于：按照传播的自身规律，对突发事件进行实事求是的报道，及时传递信息，避免恐慌和恶化，进行正确的心理疏导，有效引导舆论，正确树立政府形象。这些积极作用都会对政府的决策和行动给予支持和宣传。

而如果控制不当，媒体也会产生一些消极作用，如夸大负面影响，破坏公众情绪，瓦解社会心理防线，激起负面情绪，造成人的精神松懈，危害社会稳定。所以，政府与媒体要形成二者良好的互动，政府要对媒体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媒体也要发挥积极作用，确保对突发事件的正确报道和政府形象的维护。

2、媒体与公众

（1）媒体对公众的信息传播

在突发公共事件政治传播中媒体与公众关系上,媒体占主导地位,媒体什么样的信息,怎样,直接关系到公众接受到什么样的信息以及接受到多少信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新闻媒体是公众获取危机信息的基本渠道。如果媒体缺席或失语，公众则会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信息，可能导致所获信息的不实或片面，造成不良后果。所以，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媒体要作出迅速及时的报道，做到不缺席，不隐瞒。注重报道的真实性和导向性，做到客观、公正、积极，让真相跑在谣言和恐慌的前面。

（2）公众向媒体的信息反馈

突发事件发生后，公众可以向媒体提供大量的信息反馈，包括事件之内的公众反馈事件发生时的真实情况和事件之外的公众反馈急于了解的事件态势。特别是处于事件之中的人民群众对于事件本身可能有自己的看法，媒体及时将大众舆论反馈给政府，对政府了解社情、民情可以起到积极作用。当人民群众中存在有不满情绪时，媒体及时反馈这一信息，政府可以据此及时采取措施，避免突发事件的影响扩大。

媒体要高度重视公众的反馈，运用公众的信息反馈，实现最佳的传播说服效果。媒体和公众良性互动，共处于传播的过程中，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媒介生态环境，促进政治传播的顺利进行。

3、政府与公众

（1）政府给公众以信心

在突发事件发生期，政府必须树立强势的政府形象，以理性的判断和果断的行动给公众以信心。积极调动社会资源，全面抗击危机。

（2）公众给政府以信任

公众在突发事件中，则要以理性的判断和分析甄别来自各个渠道的信息，正确的对待事态的发展，充分信任和积极配合政府采取的对突发事件处理措施，抗击恐惧，阻断谣传，凝聚力量，齐心合力，共同度过危机。

结束语

从央视对汶川地震这一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媒体面对突发事件的政治传播有了很多新的突破，打破了许多旧的传播模式，更加成熟并逐渐趋于国际化。在突发事件发生期，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是政治传播顺利开展、突发事件成功解决、政府形象塑造和维护的基础和关键。

注释

①新华网记者.《中央电视台第一时间报道四川汶川地震情况》.，来自央视科技网

⑧周洋.重大灾难性事件中的电视直播策略研究――以CCTV对四川汶川大地震的直播为个案.《东南传播》，2008年第6期

大众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区别范文1篇6

伴随着通讯技术和大众传播的迅猛发展，大众媒体已成为权威性的信息源和地区事务强有力的参与者或执行者。利用媒体构建与地区本体相互支撑的地区形象，已成为当今地区事务的重要环节，也成为各地区对外交往制胜的有效策略，所以，它愈来愈为各地政府所看重。

而双鸭山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之一的能源重镇，由于煤城开发的历史、顺口溜“哈齐牡佳鸡鹤鸭”的广泛流传，以及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和挹娄王城的惊世发现等广泛影响，双鸭山对外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双鸭山一度成了落后的代名词，在外界形成了穷山恶水、发展缓慢、封闭落后的形象，美誉度严重不足。近年来，虽然各级各有关方面在塑造双鸭山新形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由于原有形象的影响太深太广，至今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过来。那些没来过双鸭山的人，包括一些专家、记者普遍认为双鸭山出门就爬山、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生活条件很差、满大街“煤黑子”。而从双鸭山自身来看，实际情况却又的的确确不是这样。这里资源丰富，风光秀美，历史内涵深厚，区位优势明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双鸭山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突出的发展成就，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此，那些初来双鸭山的人所产生的普遍感受就是“来前来后反差巨大”，“来了以后才算真正认识了双鸭山”，“真没想到双鸭山这么好，经济这么繁荣、文化底蕴这么丰厚”。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与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相比，双鸭山形象建设相对滞后了。特别是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快速实现“赶超进位、跨越发展、转型崛起”战略目标的新形势下，形象问题已经成了制约双鸭山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运用传媒力量，尽快提高区域的美誉度、重塑双鸭山新形象已经成为一项非常迫切和十分必要的事情。

一、地区形象的作用和意义

1地区形象是一个地方发展过程中的旗帜。塑造良好的地区形象，可以提升一个地方的总体品位，可以提高地方的知名度，增加美誉度，扩大影响力，最大限度地获得外界的认同，降低对外交往的总体成本，使区域的对外交往变得更加方便和有效率。反之，不良的或恶劣的地区形象会极大地损害地区的发展。因此，形象与发展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地区形象建设问题应该被置于战略的高度予以充分重视。

2地区形象是一个地区的品牌和无形资产。地区形象塑造的目的是引导公众形成和加深对区域的美好印象，改变区域的不良之处，促进区域自身品牌价值的提高。一旦树立了良好的区域形象。就可以带来不可估量的综合效益。因此，树立形象实质上是一种带有“开发”性质的综合投资和长期投资。

3地区形象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动力。地区形象具有调理“机体”平衡、形成区域发展合力的作用。对内良好的地区形象可以使区域内部的公众产生归属感和自豪感，增加向心力和凝聚力，产生“家和万事兴”的积极效果。形成积极向上的内在动力。对外，良好的地区形象可以增强吸引力和辐射力，最大限度地拓展外部发展空间和资源利用空间，调动外界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为我所用，借水行舟，借力发展。因此，在现代商业社会和信息时代。地区形象已经越来越成为区域发展过程中的促进力量。

4地区形象是招商引资和发展旅游业的招牌。招商引资和发展旅游的重要前提是扩大宣传，让别人了解自己。地区形象与区域内的基础设施条件、企业素质、城市风貌、办事效率、信誉观念以及居民的精神状态等紧密相联，是一个地区的招牌。其良好的美誉度可促进地区目标的实现和利益的形成。因而，健全的地区形象将美誉度视作其追求的目标。

二、传媒在塑造地区形象中的作用和意义

大众传播无处不在，塑造着整个信息环境，它不仅是公众获知外界资讯的渠道，而且是一个地区形象进入整个社会的重要通道。大众传播不仅通过对事实的客观报道，来传达一定的信息，同时通过对事实的选择表达无形的意见，在字里行间渗透着资讯传播者的思想和观点，体现一定的立场和倾向。受众在接受事实信息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传播者的思想和观点，因而大众传播具有非同一般的潜移默化作用。

采集、编发和传播新闻资讯。评论事实、表达舆论和监视社会，既是大众传媒的固有使命，又是大众传媒“左右”公众的权力。塑造一个地区的社会形象目的在于影响社会，它是一个地区社会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传媒作为一个地区实现区域目标和利益的工具，被赋予特殊的使命，直接或间接参与社会事务运作，以确保地区政府愿意让公众知道的信息的传播，同时确保传媒按照政府意志塑造地区形象。大众传媒在地区社会事务中通过对其权力的运用，为社会公众设置舆论议题，形成评价规范，从而支配社会舆论，左右大局。由于媒体具有左右舆论的力量，所以大众传播的社会报道和评析，直接影响着社会公众对某一地区的认识、看法和态度，而且在报道时以哪些问题为侧重点及评论这些问题的态度和方式，选取什么观点的讲话和文章，都影响着公众舆论对地区形象的评价和定位。另一方面，某种情况下大众传媒在传播地区形象时，不仅是充当一般的中介角色，可以说它是地区形象的“促销者”，是一种起“催化剂”或“定型剂”作用的媒体，通过引导或制造舆论美化一个地区形象。

三、运用传媒塑造双鸭山新形象的现实性和可行性

首先，地区形象问题已经引起了领导层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在有关会议和工作部署中，市领导对树立双鸭山新形象问题给予了反复强调，并开展一系列树立双鸭山新形象活动，让市外、特别是省外、国外更多地了解双鸭山。这为运用传媒开展全方位的地区形象塑造提供了可靠的支持与保障。

其次，经过多年的积累，双鸭山经济与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基础，当前，双鸭山的发展在赶超进位跨越“三步走”战略指引下，正面临着新的突破。在这一重要的关节点上，充分运用传媒对地区形象进行策划和塑造，必将会对双鸭山的未来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再次，地区形象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全市的对外交往，特别是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和扩大发展旅游业。在这种情况下，从塑造良好的地区形象人手，改善投资环境，增强对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将是扩大开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和着力点。

四、运用传媒塑造双鸭山新形象的设想与建议

1载体上充分发挥互联网主渠道作用。互联网在大众传播中更具有传播性、草根性，已经成为地区形象塑造的主渠道。而网络传播又正是我们塑造双鸭山

新形象的薄弱环节，因此，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互联网的认识，高度重视，认真研究互联网发展和地区形象塑造。

首先，创新信息平台，形成网上网下切实联动的信息传播互动运行机制，将政府、网站(媒体)、民众三方有机整合起来，进行常规性和常态性的信息互动和协调运行。调动三方积极性，促进当地建设和谐社会。

其次，根据互联网信息传播的特点，在进行地区形象塑造和传播时要转变传统媒体时代的单向传播思维，要充分尊重受众的整体性地位，尊重受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充分尊重受众的判断力、思考能力、辨别能力，增加双鸭山形象传播的透明度、公开性，培养公众的双鸭山形象意识，激发大众参与双鸭山形象塑造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作为形象塑造的政府或社会组织，要积极构建双鸭山形象塑造和传播的现实条件。树立服务媒体就是服务双鸭山形象，信息管理就是最科学管理的理念。

再次，建立了与新闻网站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组织新闻网站负责人研讨。

大众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区别范文篇7

【关键词】谣言；大众传播；人际传播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9级地震；3月12日，日本时事社援引东京电力公司的消息说，日本福岛县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爆炸后释放大量核辐射造成重大二次灾害，其后2号、3号、4号机组均发现泄漏情况。核辐射对人体危害极大，核泄漏事件立即成为社会热议，“碘盐防辐射”的消息在社会上不胫而走，传遍街头巷尾，煽动众多民众抢购食盐，致使多地食盐脱销。此次谣言传播历经多种媒介，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两个范畴，这两种类型的传播在谣言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起了什么作用？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通过本次实证研究，这些问题都将一一得到解答。同时，“谣盐”事件也是公共危机中谣言传播的一个绝好案例，对它的研究具有非常实际的意义。

理论探讨

谣言。最早对谣言进行的系统性研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上盛传的谣言对部队和人民士气产生的消极影响，由此谣言研究进入一个繁荣的时期。关于谣言的定义不下数十种。比较广为人知的是奥尔波特与波兹曼的观点、纳普的观点，以及彼得森和吉斯特的观点。奥尔波特和波兹曼认为谣言是一个“与当时事件相关联的，为了使人相信，一般以口传媒介的范式在人们之间流传，但是却缺乏具体资料以证实其准确性”；纳普认为谣言是一种“旨在使人相信的宣言，它与当前时事有关，在未经官方证实的情况下广为流传”；而彼得森和吉斯特则认为谣言是一种“在人民之间私下流传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这三种说法都认为谣言是为了使人相信，三个定义均倾向描述谣言的内容及效果，而没有在谣言的传播方式上做比较详细的说明。

人际传播。郭庆光在《传播学教程》中指出，人际传播是社会生活中最直观、最常见、最丰富的传播现象，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也是由两个个体系统相互连接组成新的信息传播系统。他认为人际传播大致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面对面的传播，另一种是借助某种有形的物质媒介的传播。[1]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人际传播突破了传统的面对面的形式，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运用先进的技术，如网络、手机等，催生了新兴的人际交往方式，使人际传播变得丰富多彩。

大众传播。所谓大众传播无非是指媒介组织通过大批复制并迅速传播信息，从而影响庞杂的受众这么一个过程。[2]具有组织性、信息流动单向性、受众不知名和参差不一等特点。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最直观的区别在于人际传播属于点对点的传播，而大众传播属于点对面的传播。

研究方法

本次实证研究以问卷法为主，研究总体为年龄在18岁至60岁的广州市民，样本的容量为300，适用于中性调查，既具有可信度，又具有可操作性。为最大限度地体现研究总体的代表性，反映总体特征，本次调查的抽样方法综合了配额抽样、随机抽样和多级整群抽样。首先以性别为标准建立配额表。配额表依据性别要素占广州市民总数的比例进行加权，得出男性抽取156人，女性抽取144人；然后采用随机的方式从广州市下辖的10个区中抽取白云、天河、荔湾、黄埔、海珠5个区为一级抽样框；接着根据这5个城区官方网站公布的行政区划抽取5条街道作为二级抽样框；最后根据收集到的街道人口信息依据性别和年龄划分为3个层次，建立数表从中抽取，发放问卷。调查从2011年4月开始，到2011年6月结束。共计发放问卷462份，回收问卷381份，有效回收率为82.5%。全部数据资料检验核实之后以人工录入的方式输入统计分析软件SPSS15.0分析得出结果。同时本次调查还辅以文献法。

谣言从出现到消失大致上经历了三个时期：爆发期、转向期和消亡期。本文将把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置于这三个时期内来考察。

“谣盐”爆发中的人际传播。社会学家希布塔尼认为，谣言总是起源于一桩重要而扑朔迷离的事件，他设想谣言是一种集体行动，目的是为了给无法解释的事件寻求一个答案。日本发生核泄漏之后人心惶惶、情绪焦虑，同时又对核辐射一知半解，这为孕育谣言提供了温床。

本课题对受众获知“谣盐”信息的渠道做了调查，数据显示，网络、亲友转述、电视是受访者获知“碘盐”事件信息的主要渠道。300人中有262人对此进行了分析，52.7%的人选择亲友告知，38.2%的人选择电视，21.4%的人选择报纸，7.3%的人选择广播，1.1%的人选择其他。这足以说明在谣言传播初期人际传播的力量。

调查受众对“谣盐”的转述情况也是非常必要的，数据显示，大部分市民在接收到“碘盐防辐射”的信息后都进行了转述。196位市民对周围是否有人转告“谣盐”事件做出了回答，74.5%的人选择了是，只有15.6%的人选择了否，而9.9%的人则选择了其他。受众的转述行为扩大了谣言的传播源，接收到信息的受传者很有可能转变为新的传播源，从而展开新一轮的谣言传播。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一书中提出媒介是人的感觉能力的扩展和延伸。报纸是人视觉的延伸，广播是人听觉的延伸，电视则是视听综合的延伸。随着现代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新型传播工具的普及，人际传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代技术打破了人际传播的局限，增强了人际传播的力量。

在通过何种方式谈论“谣盐”事件的题目中，70.9%的人选择面对面告知，51.5%的人选择打电话告知，35.2%的人选择QQ聊天，9.7%的人选择发短信告知，4.6%的人选择发微博，3.6%的人选择其他，2.6%的人选择在社交网发状态，1%的人选择论坛发帖。可见面对面交流、打电话告知与QQ聊天是人们讨论此事的主要渠道。打电话、发短信、QQ聊天无疑扩展了谣言的传播范围。而发微博、发帖、在社交网上发状态等所占比例虽小，但带来的影响却很大：这些交流网实际上是一个一个的圈子，圈子越是紧密，传播就越是容易，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人际传播，而是人际裂变式的传播，接收到谣言的受众可呈几何级增长，同时谣言扩散的速度也大幅度提高。

“碘盐防辐射”这一信息最早在“私下”中流传不是偶然的。首先个体在谣言传播中更倾向于传播那些带有刺激性的可以缓解焦虑情绪的信息，这使得个体难以对信息的真实度做出理智的判断。同时人际传播的模糊性极大，在口语传播过程中，由于传播环境、传播主体和接受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导致信息缺失，从而使得个人依据猜测、想象，对事物做出自己的解释。在这个过程中信息不断被加工、改造，经多次传递以后面目全非，真实性大打折扣。

相较于人际传播而言，大众传播更加理智，它的社会功能和背后的权力话语也更加明确和清晰，大众传播关系着信息的通达、社会的稳定，维护着权力者的统治。在谣言中大众媒介往往担负起官方信息、告知真相、安抚人心的作用。但大众传播的反应速度通常比人际传播迟缓，“谣盐”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后引起了媒体和官方的重视，大众传播才加入进来，大众传播的加入使得谣言进入转向期。

坊间流传“碘盐防辐射”的错误消息导致了食盐抢购，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活。针对该错误信息，官方、大众媒介有义务有责任进行澄清。然而在大众处于极度紧张状态以及“碘盐防辐射”信息先入为主时，突然出现的官方新闻并不能在短时间内打消公众心中的疑团，反而使得公众对“谣盐”的认知出现了严重的不和谐。尤其是在我国，政府干预媒体，媒体对负面的事件通常采取“缓报、不报”的简单处理方式，降低了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因此，在谣言的转向阶段，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并存，并呈现出博弈的形态，此消彼长。受众在这个过程中经过无数次的比较、权衡与分析，最终才确定自我态度的偏向。

“谣盐”消亡中的大众传播。今天，已不可能将谣言传播的速度与大众传播媒介对大众的态度截然分开了。大众传播媒介对谣言或保持沉默，或敞开它的专栏和提供试听节目的时间，那么一切都会随之大相径庭。[3]在“谣盐”发生的两三天后政府了辟谣信息，从调查结果中可看出，300份问卷中共有143人从网络、报纸、亲友、广播和电视中选择自己最先从何处获取辟谣信息，其中网络获选率高达51.7%，选择电视的占39.2%，选择报纸的占11%，选择广播的占3.5%，累计有88.4%的人选择了大众媒介，而仅有11.6%的人选择了亲友。

由于人际传播的传者是个人，在传播中受主观色彩影响很大，传播具有随意性，而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专业的媒介组织，拥有众多的资源查实信息，正确的消息，把关人的存在也提高了消息的可靠性，并且由于大众媒介特性的影响，传播信息不易缺失，因此大众媒介相较于人际传播在辟谣的可信程度上也更有优势。本次调查中共有153人回答了关于辟谣可信度的问题。电视被选择为最可信的媒介，占71.2%；其次是报纸，占19%；选择亲友的仅占7.8%。由此观之，在辟谣方面大众传播媒介更受信赖，更具权威性。

辟谣过程中，人际传播在流动的信息中自动退位，大众传播的信息占主导。尽管人际的力量在谣言传播中逐渐放大，但在辟谣阶段却收效甚微，并出现“倒戈”的情况――原本宣扬“碘盐防辐射”的人转而相信并传播官方消息，即“碘盐不能防辐射”。同时大众传播的时效性加速了谣言的消亡，正是由于大众媒介的及时参与，促使谣言的消亡期提早到来。

结语与探讨

在“谣盐”传播的不同阶段，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由于谣言兴起之初在“私下”进行传播，因此在谣言爆发期，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及时洞悉并可靠信息，这个阶段的主要传播类型是人际传播，人际传播往往起着放大谣言和扩散谣言的负面作用。

而在辟谣阶段则以大众传播为主要力量，相比而言，大众传播有组织、有规范、有把关，传播内容更加客观，而且它的中间环节比人际传播少，所以信息中的失真程度也较小。同时，大众传播拥有强大的技术手段和硬件设施，能够保证大众传播的速度优于人际传播的速度，因此大众传播在辟谣方面有很显著的效果。

从“谣盐”传播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在谣言传播中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呈现一种对抗、博弈的关系，而并没有达到融合、合作的理想状态。这两种传播方式所传达的信息内容相悖，人际传播更乐于传播负面的消息，促进谣言的散播，大众传播必须与之抗争，在经历一番较量之后占上风的一方取得意见领袖的地位。

两种传播方式对立的情况不利于谣言流传的控制，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提高受众的素养是非常必要的，有利于从事件的模糊性这个维度上减小谣言在人际中流传的几率；另外，政府和媒体应该重视人际传播的力量，重视培养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互动关系，以良好的公信力引导人际传播，同时建立谣言预警机制，及早公布信息，统一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中的信息内容，缩短谣言在人际中散播的时间。

（本文数据来源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课程调查：《人言的“魔力”――人际传播在谣言传播过程中的角色界定》）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81.

[2]李彬.传播学引论[M].2003:164.

[3]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媒介[M].新华出版社，2008:67.

大众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区别范文篇8

【摘要】本文基于满足于维吾尔语传统主流媒体信息的受众对新闻评论内容认同态度研究的基础，进一步对媒体发展做出思考，并结合三大传统主流媒体的特点，提出在新闻评论方面可以做出的改善，从而提升维吾尔语传统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

关键词维吾尔语受众主流媒体舆论引导

新闻评论在引导社会舆论方面具有鲜明的旗帜作用，报纸、广播、电视作为传统主流媒体，一直在引导舆论及指导人民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作为日常受众频繁接触的媒介，如何加强新闻评论的舆论引导能力，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本研究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喀什地区以及阿克苏地区共配额发放问卷400份，置信区间不小于95%。“基于维吾尔语主流媒体提供的信息是否满足了您的信息需求”的问题，将受众分为“满足”、“基本满足”、“不满足”三部分。满足于现有信息的受众占37%、基本满足的受众占50.5%、不满足的受众占12.5%。考虑到满足现有信息的受众是维吾尔语传统主流媒体的忠实受众，所以本文从这部分受众对三大主流媒体（不同级别）所报道的新闻评论内容的不同态度，来反思主流媒体自身发展。

一、新疆维吾尔语主流媒体受众新闻评论认同态度

受众对媒体新闻评论的认同态度，也显示了受众对媒体的依赖以及该媒体在引导社会舆论方面的有效程度。以满足于维吾尔语传统主流媒体信息的受众为主体进行调查研究，现状如下：

由图1可看出，满足于维吾尔语主流媒体信息的受众对《新疆日报》（维文版）新闻评论内容有超过半数以上的受众完全认同，部分认同和不关注评论的受众为21.0%；不认同的受众为0.7%，这说明对于《新疆日报》（维文版）这样的权威主流媒体来说，他所发出的声音能够引起受众最多的认同感。对本地报纸新闻评论内容完全认同的受众较《新疆日报》（维文版）来说有所减少，部分认同和不关注本地报纸评论的受众要高于《新疆日报》（维文版），这说明《新疆日报》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党报，更具有权威性，在传递信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能够获得受众更多青睐，本地报纸的影响力还有待加强。

由图2可以看出，满足于维吾尔语主流媒体信息的受众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维语频率和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维语频率新闻评论内容完全认同的受众接近80%，对二者部分认同的受众也较为相近，分别为16.8%和16.7%；不认同和不关注评论的受众分别为0.0%和0.7%、6.3%和4.9%。对本地电台新闻评论有50.3%的受众完全认同；40%的受众部分认同。可以看出，满足于维吾尔语主流媒体信息的受众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维语频率、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维语频率、本地电台新闻评论内容认同的受众较多，不认同的受众非常少。其中，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维语频率、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维语频率新闻评论内容的认同受众要高于本地电台，因为部级与省级媒体的平台及层次较高，权威性更强，从业人员素质较高，在新闻评论方面有一定影响力，更能获得受众的青睐与信任；本地电台虽然更了解当地受众的情况，但由于制作水平和本身认知水平的限制，在新闻评论方面观点并不是十分突出。

由图3可以看出，满足于维吾尔语主流媒体信息的受众对新疆电视台维语频道新闻评论内容完全认同的受众超过70%；部分认同的受众为13.8%，不认同和不关注评论的受众均较少，分别为1.4%和8.3%。对本地电视台新闻评论内容完全认同的受众超过半数；部分认同的受众为31.2%；不认同、不关注评论的受众分别为0.7%和8.5%。由此可见，满足于维吾尔语主流媒体信息的受众对电视（新疆电视台维语频道、本地电视台）新闻评论认同度较高。同时受众对新疆电视台维语频道的认同度要高于本地电视台。新疆电视台维语频道是省级媒体，专业性、权威性高于本地电视台，覆盖面也大于本地电视台，所以受众对新疆电视台维语频道的新闻评论认同度要高于本地电视台。

二、新疆维吾尔语受众对主流媒体新闻评论认同态度中的问题

通过以上的数据分析可以总结出满足于维吾尔语传统主流媒体信息的受众对传统主流新闻评论内容的不同态度及特征，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传统主流媒体新闻评论舆论引导中的问题所在。

1、对部级、省级主流媒体认同度较高，对本地主流媒体的认同度不高媒体的公信力越大，受众的认同度也就越高。媒体公信力是指新闻媒体本身所具有的一种被社会公众所信赖的内在力量。它是媒体自身内在品质和外在形象在社会公众心目中所占据的位置，是衡量媒体权威性、信誉度和社会影响力的标尺，也是媒体赢得受众信赖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本地媒体欠缺公信力,舆论引导能力有待于提高。

本地媒体应当对本地受众的媒介接触习惯和信息偏好有所了解，但本地媒体较部级媒体和省级媒体来说，资金运作有限、节目制作不够精良、采编人员水平上有一定差异，导致其在新闻评论方面有所欠缺，内容不够深入，评论难以说服人心，受众对媒体的认同度大打折扣。

2、对纸媒关注度较低

满足于维吾尔语主流媒体信息的受众对《新疆日报》（维文版）、本地报纸的新闻评论内容认同的较多，不认同的受众非常少。由数据可看出，纸媒虽然作为存在时间最长久的传播媒介，新疆地区的一部分受众却并未养成定期读报的习惯。这与纸质媒介所包含的文化要素相关，纸媒主要以文字符号作为信息传播的工具，是最容易在新闻评论方面做出深度的媒体，但阅读报纸的受众本身被要求具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对于知识水平较低的受众来说，接收信息主要还是依赖于广播和电视，导致纸媒并未发挥出其优势。

三、对策和建议

1、加强本地媒体新闻评论力度（1）结合本地特色创办新闻评论类栏目。维吾尔语主流媒体的一部分节目来自于对汉语节目的译制，译制的新闻评论内容可能造成不够深刻的缺陷。所以，本地媒体可以结合本地受众的喜好，以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创办新闻评论类的栏目，同时注重创新性，对本地新闻进行评论或对与受众相关的新闻进行解读。

（2）新闻评论的语言尽量贴近受众。很多新闻评论的语言晦涩难懂，维吾尔语主流媒体在评论语言方面要做到尽量让受众都愿意看或听。受众受教育程度不同，对于语言的理解程度也不一样，所以新闻评论要从大众的角度出发，避免生涩难懂的语句，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引导受众。

（3）新闻报道过程中，要严格遵守客观、公正、真实的原则，不偏激，理性对待新闻报道。新闻评论代表着媒体的立场，本地主流媒体在做新闻评论时，要有鲜明的观点，平时多以良好的媒体印象展示给受众，提升媒体的公信力，从而达到舆论引导的目的。

（4）新闻评论内容不易太长。随着时代的发展，大众的生活节奏普遍加快，除报纸外电视、广播新闻评论内容不宜过长。本地媒体在这方面要努力做到提炼核心观点，短小精悍，适应受众快餐式阅读的方式，做到言简意赅的有效传播。

（5）充分利用主持人资源。本地媒体可以选择有素养、有内涵、有亲和力、有一定受众基础的主持人对新闻事实进行评论，不能仅仅只复述编辑的稿子，要有个人独特的观点，但不能偏激，应当是理性的，具有思辨价值的观点，通过主持人的个人魅力，从而影响受众的舆论形成。

（6）建立反馈机制。本地媒体可以运用多种形式来建立反馈机制，比如电视节目中开设新浪微博网友意见，报纸开办APP手机客户端留言专区，广播建立微信公众账号等新形式。通过对某一新闻事实进行讨论分析，接受受众反馈的信息，并参照本媒体评论立场，分析偏差在哪里，从而引导正确的社会舆论。

2、加强对纸媒的关注度

信息高频刷新的今天，新媒体信息量大、便利性等优势导致受众的分流，纸媒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困境。维吾尔语传统主流媒体中，报纸的关注度最低，而报纸却又是在新闻评论方面最易做出深度的媒体。对于这些，报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思考：一是报纸可以充分利用本地优势，结合地方特色，使一些重要的本地新闻资源受众只能通过报纸来获得，提高本地报纸在受众心中的关注度；二是做有品位、有亲和力的报纸，维吾尔族是一个热情洋溢的民族，报纸可以进行受众定位和受众细分，做有民族特色的报纸，从而提高受众对报纸的喜爱程度；三是报纸应当继续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利用版面和篇幅做新闻评论的深度解读。但要注重增加创新形式，区别于一般报纸的新闻评论，培养受众对报纸的忠诚度，从而达到报纸引导社会舆论的最终目的。

媒体在引导社会舆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新闻评论是最有效的表现形式之一。受众对一个媒体的新闻评论内容是否认同，决定了媒体的舆论引导是否成功。传统主流媒体在新闻评论方面容易出现语言贫乏和思考不深入的缺点，这也制约了媒体的舆论引导。维吾尔语传统主流媒体作为满足受众信息需求的主要渠道，还有需要提升的空间。所以，在新媒体发展迅猛的情况下，维吾尔语传统主流媒体更应当结合本地特色寻求出路，保持权威优势地位。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科项目（14BXW038）哈萨克语主流媒体对新疆边境牧区受众的国家认同舆论引导能力研究课题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孙伟，《论虚假新闻对媒体公信力的影响》[J]《.新闻世界》，2014（9）

②侯煜、杨恒，《新闻评论的舆论引导能力分析》[J]《.社科纵横》，2011（25）：11

③王路伟、武丽莎，《论新疆维吾尔族热点新闻媒体选择》[J]《.今传媒》,2013(4)

④龙利蓉，《传统主流媒体如何提升舆论引导力——以〈人民日报〉兰考“收养所”火灾事件报道为例》[J].《青年记者》，2013（12）

⑤王秀娟，《浅谈维护和提高媒体的公信力》[J]《.前进》，2010（6）：45-46

大众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区别范文篇9

【关键词】故事广播媒体资源品牌化

【中图分类号】G222【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中国传媒的环境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从突发性事件的应对到新媒体的转型，各家媒体不断推出特色栏目去成长、适应，力求在市场中开启自己的蓝海，占领一席之地。

置身媒体市场竞争白热化的今天，广播亦进入品牌竞争的时代。对于有26套广播频率落地的西安地区来说，品牌就意味着市场，拥有品牌才有生存基础。身为西部首家专业故事广播，陕西故事广播在明确频率定位、稳定节目架构，并拥有稳定的受众群体之后，又该如何从缤纷的陕西媒体市场中脱颖而出，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认为，走品牌化道路是不二之选。媒体生产的是精神产品，相对物质产品而言，其稳定性差，把握难度大。那么，这条“品牌化”之路当如何走出特色、走出效益、走出品质？本文以陕西故事广播“资源品牌化”策略为例，略作论述。

何谓“资源品牌化”？在营销学中，“品牌化”即“创造差别使自己与众不同”。它通常由文字、符号等多种要素或这些要素的组合构成，用作一个企业产品或产品系列的标志，以便与竞争者的产品相区别。就陕西故事广播而言，便是将自身所拥有或相关媒体资源，如日常的播出内容、录制书目、原创演播小段、文化活动，等等，皆赋予陕西故事广播“文化立台”的定位理念，使这些资源具有高度可识别性，最终达到与其他产品相区别的作用。

一、传统节目资源品牌化

陕西故事广播自开播起，便确定“文化立台”的品牌定位，全天五档主持人节目《秦人秦事》《老碗荟》《谝闲传》《故事有约》及《岔心慌》，都以贴近关中民俗文化、民生百态为主体内容，开播不久，便以鲜明的节目特色和主持风格赢得了广大听众的认可，在多次收听率调查中位居同类节目前列，成为陕西故事广播的品牌节目。

而《603书场》《纪实风云》等书场、综艺类节目，虽然在书目和题材选择上均保持着“讲述古今传奇，演绎精彩人生”的宗旨，但也存在与其他频率重复播出、资源个性化不明显等问题，并不能完全凸显媒体的原创性和独特性。要使这些节目资源烙上故事广播的特色，使其富有故事广播的品牌特征，就需要另辟蹊径。

借力优质资源，关联品牌。2013年1月，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家高建群新作《统万城》在北京首发。2013年4月1日，陕西故事广播在15：00《小说长廊》中首播原创长篇小说连播作品《统万城》。这部作品从出版社首发开始，便备受媒体关注，在读者群中得到极高赞誉。这样一部长篇佳作，陕西故事广播又如何能在3个月内就完成对作品的精工细作，并剪辑首播。实际上，在高建群先生这一力作尚未出版时，故事广播就与其签订了有声小说录制播出授权，开始对原著进行改编及录制。在原著小说正式出版时，故事广播对有声作品的制作已接近尾声，并在节目中对小说的出版加以关注。在2013年1月陕西故事广播开播五周年庆典中又对《统万城》一书进一步推介。4月1日首播前，又通过频率、网络等多渠道进行首播宣传。陕西故事广播的这些推广，皆是希望能够借助小说《统万城》这一优质资源，同时依靠故事广播的立体宣传，与《统万城》这部小说进行品牌关联，即对这一优质资源进行品牌化。此外，对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西风烈》《野滩镇》《初婚》等多部作品的制作、播出，让陕西故事广播在这些优质资源的官方推广过程中，也多次被提及、关注，自身的品牌度也得到提升。

力求先入为主――首因效应。虽然不能避免评书、小说连播等节目内容被重复播出的问题，那么，必须让作品在陕西故事广播首播时就打上明显的品牌印记，通过首因效应，使听众即便在其他频率再次收听到相同作品，也会由此想到陕西故事广播频率AM603，想到这个总是将最新作品呈现给听众的广播频率。就如陕西故事广播在开播伊始推出的原创方言长篇小说连播作品《白鹿原》，播出至今已逾五年，该作品虽已被多家媒体数次播出，更在2012年电影《白鹿原》上映期间被多家广播、网络视听媒体热播，却因其与陕西故事广播开播的紧密联系，强化了陕西故事广播的品牌效应。

除此之外，与国内知名书店联合举办的杨澜、蔡骏、陈坤、张喵喵等知名作家的签售见面会，也因为陕西故事广播的品牌化推广，使得听众群体将这些资源与陕西故事广播的品牌进行了紧密关联。通过一系列品牌化推广，在《陕西故事广播文化调研报告》中就可看出，听众对这一立足关中城镇的中波频率，在理念上具有了鲜明的可识别性。对关中城镇受众而言，陕西故事广播是弘扬传承文化，并与普通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亲和媒体。而通过作家签售宣传，对本地城市受众来说，故事广播频率是不乏时尚、新锐、活跃，并营造城市人文气息的文化媒体。这些与故事广播频率五年来立志打造的频率定位、频率风格、频率内涵也十分贴切。

二、频率受众资源品牌化

进入全媒体时代后，营销学家对媒体资源提出了“三次售卖”的概念，这一概念套用在广播媒体，即：第一次出售“内容”，用精彩的广播媒体内容吸引受众购买，通过提高收听率获得盈利；第二次出售“听众群”，一定数量、相对固定的听众群成为广播媒体获得广告收入的资本；第三次出售“广播媒体品牌资源”，利用品牌资源发展附加、衍生产品。由此可知，受众作为某一媒体的品牌化资源在全媒体盛行的今天，早已成为媒体争取和售卖的品牌化资源之一。

受众=参众。对于陕西故事广播来说，与其称听众为受众（audience），不如称其为“参众”（participants）。之所以如此定义，不仅是因为“参众”的参与体现在平时节目中参与、互动及意见导向，也因为这些“参众”已经真正渗透到故事广播的每一次品牌推广当中。

从2011年故事广播推出的“主持人带您逛世园”世园会主题宣传当中，众多同行和商家就发现，在这次世园会特别节目宣传中，陕西故事广播的受众已不仅仅是作为嘉宾参与到节目当中，而是作为这一特别节目的一分子，与主持人共同传播2011年西安世园会的人文主题与人文精神，在与主持人共同游览世园会时，他们作为一个传播者、者或主人，在浏览、体验世园会期间，以“主持人”的姿态，在自己的朋友圈中传播独特的个性诉求，以及参与节目过程中的愉悦体验。

以核心受众为圆心，培养“参众”。2009年初，关中民俗博物院盛大开园，当天中午，陕西故事广播便将直播间转移到这座全国为数不多、由当地农民投办的民俗博物院的主会场，同时邀请到著名民俗专家、文化学者与忠实听众共同参与节目。虽然能够参与这次直播的听众仅有几位，但根据我们常说的“人以群分”，即社会学中所说的“同嗜性”理论来解释，相似性助长了彼此的联系。这些相似包括年龄、偏好、习惯、教育程度等，但最重要的是“价值观的同嗜性”，其中在文化品位方面相似的人，最容易聚集。陕西故事广播正是依靠少数“参众”群体，去影响更多受众，培养更多“参众”，与故事广播共同完成一次次品牌推广的同时，自身也被赋予了“陕西故事广播”的品牌特质，那就是被广播媒体第三方调查机构及广告客户评价的忠诚度高、参与性强、影响力大等优质受众特质。更重要的是，这些“参众”的特质，不但在理念与行动上与陕西故事广播立足文化的频率定位相契合，更是频率理念与行动的传播者与代言者。

三、活动资源品牌化

广播是听觉媒体。如何让陕西故事广播在传播过程中，使频率理念与行动识别明晰的同时，在视觉识别上也具有高辨识度，并弥补中波频率在城市传播的不足？按照品牌营销理论，品牌识别体系中的视觉识别是最具直接效果的，同时也是短期内表现作用最明显的。而媒体活动无疑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明智之选，从活动效果来看，它不但使AM603的品牌于短时间内在城市群体中产生媒体品牌影响，也使城市受众最直接地接触到频率的品牌形象与内容。

品牌活动，必须立足定位。明确的媒体定位是活动品牌化的前提和基础，在活动策划时就需要准确把握活动内涵与诉求。陕西故事广播开播五年来，媒体活动延续“文化立台”的总体思路。如今，在省内年度文化事件盘点中，提及陕西广播媒体的代表性品牌文化活动，陕西故事广播所承办或协办的作家签售见面会、文化主题沙龙、柳青文学奖颁奖礼等活动都赫然在列。显然，这些活动已经成为陕西故事广播在城市中的媒体品牌代言。

同质竞争，必须专业至上。在陕西故事广播成长的同时，地区广播媒体市场的竞争也日渐加剧，频率内容的同质化、文化活动及资源的可复制性等问题，无一不使陕西故事广播的品牌之旅步步维艰。要从同质媒体中脱颖而出，我们必须想得更远，做得更专业。2013年1月，为进一步打响陕西故事广播的文化活动品牌，我们与陕西省作家协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定书，商定“在长期战略合作中，本着共同致力本土文学作品及人才的挖掘和培养，以多媒体、多平台进行有效推广，向广大受众及文学爱好者传播更多的优秀作品”，并与柳青文学奖优秀长篇小说奖获奖作家冯积岐、安黎和寇挥签约，对三人的获奖长篇小说进行录制、播出。这一活动，是对“文学陕军”品牌在全国的又一次整合推广，开省级作协与广播媒体合作之先河，更是对陕西故事广播文化品牌活动的有力提升，使故事广播在原创有声作品方面更具专业性。

攻守兼备，必须雅俗共赏。在资源品牌化的进程中，陕西故事广播开拓城市市场同时，自然不能放弃农村市场这块既得阵地。因此，故事广播的品牌活动，不仅有“作协长期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柳青文学奖颁奖礼”及名家文化论坛等高端文化产品，也要有贴近城镇群众、有特色的民俗活动。如每年农历二月二当天，陕西故事广播都会深入到农村、乡镇，与当地听众共度“龙抬头”。今年农历二月二，陕西故事广播到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龙窝烧坊，与听众共享当地延续百年的“二月二”祭酒活动，同时通过才艺展示、提问互动、酒文化推广等多种形式与听众进行近距离交流，让更多听众了解陕西的特色文化与民俗工艺，发扬传统技艺，推广本土民俗文化，让陕西故事广播的文化活动更具品牌性与民俗特色，并在城镇地区的收听率上创出不俗成绩。

以品牌资源，传递地域气息。当一部部新书录制完成，在全国多家电台播出，我们不仅为其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而欣喜，更为更多受众因通过我们传播的每一个声音，品读文化、了解陕西而喜悦。

大众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区别范文篇10

关键词：教育品牌有效传播传播内容传播渠道

教育品牌传播是教育品牌塑造的重要环节。教育品牌传播就是通过架设品牌或品牌所有者与目标受众之间沟通的桥梁，使目标受众接受品牌的价值观，最终产生购买行为，而实现教育品牌资产的提升。相较大众品牌而言，教育品牌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共性在于，教育品牌也是一个名称和符号，用以识别竞争者，赋予使用者地位，降低其使用风险；个性在于，教育品牌组成要素不同，传播对象、传播渠道、传播内容也不同。这就决定了教育品牌传播不能完全照搬大众品牌传播的经验，要提升教育品牌的传播效果，一方面要探寻与教育品牌传播内容、传播对象相匹配的传播渠道。另一方面需要根据不同的对象设计不同的传播内容。

一、定向传播

教育品牌虽然在公众中的影响具有广泛和深远的特点，但教育品牌的目标受众相对集中，具有小众的特征。在制定教育品牌传播的策略时，以定向传播的方式向品牌的目标受众进行传播无疑是提升传播效果的捷径之一。所谓品牌定向传播，就是向品牌的目标受众和目标受众所在的区域传播品牌相关信息。

1.特定的区域

教育品牌实质上是服务品牌。服务品牌的显著特征在于提供服务和接受服务同步完成。因此，教育服务总是以某地为中心，向周边扩散，其影响力和凝聚力总是由强至弱成辐射状衰减，其中心所在地便是接受服务的主要群体。如：牛津、剑桥此类世界知名的大学，其受众主要在其所在国；四川大学、重庆大学这样的重点大学主要受众在其所在省市；以培训著称的新东方学校以区域中心城市为布局的落子点，以上不同类别的教育品牌都遵循这一基本原理。提升教育品牌传播效果，必须充分考虑这一特点。

教育品牌传播对区域性的考虑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有利于锁定目标受众；二是文化因素的地域性明显。地域文化是一个区域长时间形成的价值体系，决定着该区域对某一事物认知的共同倾向，具有独特性。地域文化是影响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教育品牌传播充分考虑地域文化对传播效果的影响，一是有利于寻找意见领袖，形成有效的二级传播，二是可以有针对性进行编码。

2.特定的人群

社会是由无数社会群体构建，不同的群体具有不同的共同点，如以组织形成的机构正式群体，以兴趣爱好形成的非正式群体，均可找出其中的共同点和共同利益。落足到对教育品牌的消费，消费者受到年龄、专业、兴趣的影响。在我国，教育分为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初级中学教育、高级中学教育、大学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继续教育等几个层次，其中小学教育分为低年级教育和高年级教育。这些教育中。消费者虽然同是学生，但传播对象却不尽相同，如小学低年级教育和学前教育面对的消费者虽然是学生本人，但真正在其中起着决策作用的则是学生家长，所以这一阶段的传播对象主要是家长；小学高年级教育的学生一般是9岁以上，初具识别能力，虽然此时消费决策权仍在家长，但其意见已具一定的影响作用，故这一阶段的传播对象应该是家长和学生本人。重点倾向家长；而对于初级中学生而言，处在青春叛逆期，家长对其的尊重加强，二者之者宜均衡着力；对于高中学生而言，意识逐步自立，家长逐渐相信其判断力，且这一阶段的学生，不管是家长还是其本人，基本能明确自己的优势与劣势，对于家长而言，在两相权衡之后，多会信任孩子的选择，故而孩子的选择会更加影响家长的选择，基于这一阶段的传播，宜以学生为主，家长兼顾；而列于大学生而言，无论是人格还是意识均已自立，并具备说服家长的能力，所以在这一阶段的传播中，家长意识已经仅是参考对象；同样，研究生阶段以及继续教育阶段的教育，消费者与信息受众已经合一，即消费者是学生本人，信息受众也是学生本人，在传播实务中，当认真研究其本人需求，而不顾其他。

同理，教育品牌的消费者中，由相同专业背景、相同兴趣爱好的群体形成消费共同点进而形成不相同的消费者群体，并拥有一定的购买力。但这些群体又受到消费兴趣和消费能力的影响，从而影响到最终消费者。落脚到具体的教育品牌传播，首先要找到群体间的重叠，即群体间消费者兴趣的重叠，这是保证传播效果的最佳路径，其次是研究具体层次的诉求需要，从而制订品牌传播策略，以极力提升传播效果。

二、定制传播

要实现精准的传播，必须充分考虑到对象解码的能力和习惯，不同群体的不同文化背景，相同群体不同的文化背景等的影响。

1.内容编码

传播要克服因为受众的文化背景、年龄差异、社会阅历等不同带来的影响，必须充分研究不同群体解码的习惯和方式，遵循受众的需求进行编码。影响教育品牌传播效果的两个显著因素是受众的层级和对教育需求的目的不同。前者受到年龄和社会阅历的影响，对信息的解码和还原能力有所不同，编码过程中，要根据不同的受众特征进行编码；如针对高级中学学生的传播，可以强调教学的质量，或强调对未来的影响等方面，在内容的构建上，既可以借助案例实证传播，也可以通过趋势描述等；对于后者，因为需求不同，而区别编码。DenisMcQuail和SvenWindahl认为“不同的人群(或次文化)通常居于截然不同的社会位置，并据此而理解世界和媒体讯息。”。在各个阶段的教育中，基础教育则是强调对学生的良好习惯的养成、引导其性格形成以及基础知识的学习；大学教育则是培养学生形成社会价值观、健全人格，同时对其进行知识、技能方面的教育；而对于继续教育的受众而言，由于他们已经工作多年，有一定的社会经验，接受继续教育的目的主要包括知识、技能的提升，以及借助接受继续教育这个平台帮助完成其社会关系的构建。

2.特定语境

语境即是语言传播过程中的特定环境，主要包括上下文、时间、空间、情景、对象、话语前提等方面。英国人类学家B，Malinowski(1923)将语境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前者多指在交流的具体时间、空间、场合等，后者多指社会文化习俗和社会规范。任何人的活动都有具有特定的时间、空间和场合，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习俗和社会规范的影响，所以，语境对于传播的影响无所不在，正如TeriKwalGamble＆MichaelGamble所言，“传播总是发生在某一特定语境或场景中，有时候语境能潜移默化，以至于我们地常常地忽略它。”正是如此，教育品牌传播要强调语境对传播效果的影响。一是要根据特定语境进行信息编码。教育品牌的消费者总是活动在特定的空间，如学校、政府机关等社会组织之中，其成员的目标取向趋于一致，且每一个机构的情景相似，所以在进行传播内容设计时，要根据这些场所的特点，设计适合这些情景的内容进行传播。二是要善于利用语境压力。这里所指的语境压力即是利用周边环境，特别是人际交流的特殊氛围，对受众传播产生一种使用与满足的效果，如针对机场候机受众的传播等；三是规避特殊语境给传播带来的负面效应。任何传播都受到特定社会文化习俗和社会规范影响，存在，所以在传播设计、信息编码上，要考虑特定的环境影响，特别是禁区的影响。

三、媒介泛化

教育品牌传播的媒介可以分为物化媒介和非物化媒体。

1.物化媒介

物化媒介是指在教育机构能够看得见，可触摸的媒介形式，以及由教育机构派生出来，可以代表教育机构形象的物质产品。前者有如学校的标志、建筑物；后者有如学校编辑出版的图书，都可以成为教育品牌传播的载体。如北京大学的校徽“北大”两个篆字的上下排列，其中“北字”构成背对背的两个侧立的人像，而“大字”构成了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校徽既体现出了北京大学以人为本的办学理论，又体现了教师甘为人梯培养人才的育人之德。

除标志建筑物之外，教育机构生产与教育相关的物化产品，也是教育品牌传播的重要媒介，如一直为中小学生热捧的《黄岗密卷》，就是学校编撰出版的产品，通过这些产品有效地传播了学校的品牌。还有各类学校出版的专著、教材，以及大学举办的独立学校等，均是教育品牌传播的重要渠道。

2.非物化媒介

非物化的媒体是指在教育机构中通过非物质形态呈现，通过具体的人和事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媒介形态。主要指教育机构的理念、规章制度、学生、学科、教职员工、用人单位等。学校的理念是指导学校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理念承载着学校的价值观，以及处理周边关系的根本指南，将教育机构的理念作为教育品牌传播的媒介之一，有利于传达教育品牌的价值观，利于受众更加直观地选择和接受某一教育品牌；如剑桥大学以人为本的理念，其本科生教育坚持导师制，生活导师和学习导师涉及到大学生生活的各方面，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本科教育理念；学生是教育机构的重要产品之一，学生在校期间积累的知识、亲身感受，以及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可以再现教育机构办学理念和教学质量，将学生作为教育品牌的传播载体、人际传播的重要的渠道，也是通过产品担保的形式对品牌进行佐证。

学科的发展是展示一个学校专业实力的重要内容，一个学校是否强大，或是否有发展后劲，一是要具备强大的专业实力，本专业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二是本是否有本专业内尖端人才等。除此之外，教职员工的素质，气质和形象都是代表着该校品牌的形象。用人单位则从产品消费者的角色影响着教育品牌的形成，如一个教育机构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业单位，便从一个侧面反应出教育产品的质量状况。

大众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区别范文篇11

【关键词】电视媒体新闻节目新媒体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等新型科技手段的迅速发展和在传播领域的应用，很多电视节目通过网络电视、手机网络、视频网络等多种新媒体渠道的传播，为越来越多的观众所熟悉。这种新兴的信息传播方式因其现场气氛轻松、主持人语言诙谐、包装靓丽、内容贴近生活，培养的收视人群日益庞大，特别是受到大量高学历年轻受众群的追捧。

电视媒体作为政府政策传播的主要信息渠道和，时政新闻是其向受众传播相关政策信息、引导社会舆论的主要形成。在新媒体环境下，电视新闻节目如何利用新媒体多渠道的传播方式，并结合电视台对新闻报道的权威优势，在新媒体时代赢得更好的发展机遇，这是电视新闻节目在发展中值得审视的问题。

一、新媒体概述

新媒体作为一种新兴的大众媒介，是一个处于不断发展中的、相对的、随着时间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纸媒、广播媒体、电视媒体曾经在某一个时段也是新媒体，今天所谓的“新媒体”是基于以电脑为载体的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和数字化的媒介形态，这种技术应用于电视节目的采集、制作、传输和播放的全过程。最常见并被受众广泛接纳和使用的新媒体有手机、网络、移动电视、触屏媒体、数字电影、3D电影、数字杂志、数字广播等等。

“新媒体”这一概念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1967年，当时美国CBS技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克，在他发表的一份关于开发电子录像产品的计划中，“新媒体”一词被首次使用，戈尔德·马克当时所谓的“新媒体”是指区别于传统纸媒的图像和有声媒介。之后美国人E·罗斯托在向尼克松总统提交的报告中，多次提到了“新媒体”一词，从此，“新媒体”一词才被广泛使用。自从“新媒体”一词被社会接纳后，学界和业界不断给“新媒体”的内涵和外延作阐释，其中笔者认为最全面、最具权威的是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描述，它认为“新媒体”就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二、新媒体对电视新闻节目的影响

1、新媒体传播对受众的影响

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和眼球，提高节目的收视率，以便获取广告利润，是媒体的生存之道，新媒体更是如此。为了满足更多受众的需求，吸引受众的眼球，新媒体尽可能囊括包括时政新闻在内的所有信息资源，导致受众的注意力资源流向电视以外的媒体。在信息的传播链条上，新媒体的产生使受众不再只是新闻信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既是信息的接收者，又是信息的中继者和再次传递者。具体而言，“新媒体”的产生对受众造成了如下几方面的影响：

第一、受众获取信息多元化。在新媒体产生之前的传统信息传播模式中，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是受众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了解重大事件的主要窗口，因其清晰的影像资料和现场真实信息，平面媒体和广播媒体所无法企及的冲击力，现场报道对观众感官的刺激和享受，电视新闻形成了相对于其他媒体的竞争优势。在基于网络的“新媒体”时代，信息的传播模式和传播形态发生了改变，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受众对现场视频新闻信息的获取，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电视新闻平台。几乎所有的网站都有视频新闻信息，个人播客、网络电视、视频新闻等，成为受众观看新闻的主要平台。这种多元化的信息获取渠道，为受众的信息接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第二、受众接受信息随意化。在新媒体出现以前，因为媒体介质的单一性，受众收看新闻节目的时段无可选择，电视台通过“收视指南”、“节目导视”等形式，让受众在固定的时间收看固定的节目。在这种传媒环境下，受众没有选择的空间，只能被动的做出非此即彼的收看选择。

新媒体的兴起改变了线性节目安排的模式，受众通过网络可以随时收看新闻节目，从收视时间上解放了受众。手机网络的普遍使用，使得受众对媒体信息的获取更加便捷，突破了信息获取在空间上的限制，可以随地收看信息。

第三、受众接受信息的主动化。在新媒体环境下，受众角色发生了转变。传统的电视新闻节目中，受众处于被动接受信息的地位，而新媒体技术的使用，受众不仅是新闻信息的接收者，而且参与到新闻信息的传播过程中。电视新闻节目的采访制作以及传播，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操作才能完成，因此新闻的来源、制作以及传播掌握在电视台，“我播你看”在相当长时间，是主导的新闻节目操作理念，受众处于接受地位。

高科技产品的普及，为普通受众制作并传播信息提供了便利。在新媒体环境下，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草根新闻”成为流行的电视新闻理念。现在有很多的媒体开设了《你拍我播》《播客秀》等栏目，专门播出受众利用手机、照片机、DV等拍摄的镜头和画面，第一时间播出突发事件、奇事、怪事。

2、新媒体对电视新闻节目形式的影响

新媒体传播生态下，对电视新闻节目形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手机新闻和微博等上面。电视台针对手机电视用户的收视习惯，特别制作只有几分钟的小节目，节目形式短小精悍，贴近受众的日常生活的民生新闻，具有较强的可视性。手机新闻与传统电视新闻的主要区别在于播放时长上，由于播放时间短，受众收看新闻节目的随意性，手机新闻对新闻时效性的要求更高，在新闻的编辑和播放上也区别于传统的电视新闻节目，力求贴近受众的日常生活，用浓缩和高度概括的语言让受众在很短的节目时间里接收最有用的信息。

还有互动型电视新闻节目，手机用户可在手机网站上阅读新闻，并留言发表自己的意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说，“这才是媒体颠覆性的革命。”电视新闻要抓住新媒体时代带来的机遇，适应科技迅猛发展下人们容易接受新事物、新观点的这一特质，让新闻节目与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积极地融合，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谋得有利地位。

三、新媒体环境下电视新闻节目的革新和传播途径

纵观我国的媒体市场，正在经历一场革命，微博、手机电视、移动电视、网络新闻、博客等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共存，更多的表达机会让无数人深入其中、乐此不疲，从“随手拍”到微博维权，从政府微博到草根微博等。同时，“微博控”、“发帖癖”等词汇也成为社会议论的话题。

新媒体的飞速发展，让传统媒体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压力，甚至有人把微博的出现叫做“微革命”，认为“微革命”已经使传统媒体站在生死关头。但新媒体在挑战传统电视新闻节目地位的同时，也为电视新闻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电视新闻必须适应新媒体的技术革新、受众角色转化带来的变化，利用新媒体技术，从节目的制作和传播方面做出调整，以便适应新媒体生态环境。

1、电视新闻直播模式常态化

在传统传播生态下，因为电视节目安排的时序性，受众通过新闻节目获取的信息相对滞后。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受众及时获取新闻信息变为可能。新闻节目的现场直播是体现节目及时性和时效性的最有力手段，特别是在重大事件面前，现场新闻直播更具有冲击力、权威性和可信度。

在新媒体时代的电视新闻必须适应受众随着新媒体产生而变化的收视习惯，将新闻直播常态化，为新闻节目与观众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充分条件。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福建电视台新闻频道就与联通公司合作，利用联通公司新开发的软件系统，开通F4沃直播，对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和重点重要比赛进行现场连线直播，这既提升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又增加节目的可看性，是电视新闻节目利用新媒体传播的一次很典型的应用。现在，福建电视台新闻频道已将这一形式广泛应用于专家访谈、抗击台风等一系列直播中，收视效果明显。

2、建立受众互动系统

受众参与新闻节目的采编、制作、传播和共享，是新媒体比之传统媒体最大的优势所在。很多电视台都建立自己的新闻网站、新闻论坛、手机短信平台等等互动平台，这些互动平台的建立和网络终端的融合，为媒体和受众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媒体提供新闻事件或新闻话题，受众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收看，并与其他在线受众互动交流。受众由被动的“看电视”、被动的接受信息，转化为参与电视新闻节目，体验新闻传播带来的快乐，并能及时发表自己的看法。莆田广播电视台的《今日视线》栏目经常在节目中推出一两个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话题，通过手机短信平台与观众进互动，增强了节目的可看性，增加了观众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也为政府决策集思广益。

3、借用微博资源推广新闻节目

电视新闻节目，无论是它本身的推广工作还是对于新媒体的应用，除了寻常的电视媒体、门户网站、移动电视推广等方式之外，现在比较流行的是微博的推广传播，借用微博的影响力推广新闻节目是一个很可取的手段。微博的博主作为信息的制作者和传播者，通过微博这种媒介进行传播，因为传播者作为博主有其庞大的人际关系网络，这样自然会吸引大量的粉丝来关注。通过粉丝之间的分享又是一轮新的传播，以这样滚雪球式的不间断的传播分享，使得很多新闻节目应用这一新媒体传播开来。

4、充分利用IPTV新媒体

IPTV即网络电视，它可以回看、点播，也可以为用户提供远程信息服务，互动性很强。在一些新闻节目中，IPTV与电视节目密切合作，受众可以对电视节目内容进行投票或竞猜。所有受众都可以通过遥控器或鼠标对一些娱乐节目进行投票，对一些体育赛事进行竞猜，或者实时回答电视节目中的相关问题等；满足了广大受众对信息实时性的需求。

参考文献

①宗匠：《电视娱乐节目：理念、设计与制作》[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

②张铭清：《海峡两岸新闻与传播研究》[M].九州出版社，2009

③童宁：《电视节目结构方法》[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④张静民：《电视节目策划与编导》[M].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

⑤张小琴、王彩平：《电视节目新形态》[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2007

大众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区别范文

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体，其最大特点是打破了媒介间的壁垒，消融了媒体介质之间，地域、行政之间，甚至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边界。

一、新媒体的六大优势

NO.1：新媒体个性化突出

以往所有的媒体几乎都是大众化的，而新媒体却可以做到面向更加细分的受众，可以面向个人。个人可以通过新媒体定制自己需要的新闻，每个新媒体受众手中最终接受到的信息内容组合可以是一样的，也可以是完全不同的。

NO.2：受众选择性增多

对于新媒体而言，人人都可以接受信息，人人也都可以充当信息者，用户可以一边看电视节目，一边播放音乐，同时还参与节目的投票互动，还可以对信息进行检索。这就打破了只有新闻机构才能新闻的局限，充分满足了信息消费者的细分需求；与传统媒体的“主导受众型”不同，新媒体是“受众主导型”。对于新媒体时代而言，每个人都可能是信息的者和信息的传播者。

NO.3：表现形式多样化

新媒体形式多样，各种形式的表现过程比较丰富，可融文字、音频、画面为一体，做到即时的、无限的扩展内容，从而使内容变成“活物”。新媒体还有“易检索性”的特点：可以随时存储内容，查找以前内容和相关内容非常方便。目前网络电视、多功能手机、数字化媒体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让每一位观众更有选择权，它巧妙地将信息迅速传播普及，目前酒行业的媒体，特别是葡萄酒行业媒体对于这种传播媒介的多样性的利用比较广泛，大部分的企业利用微博、微信、博客等作为新媒体的传播平台，以及丰富的服务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广告商以及营销者的青睐。酒行业新媒体由此呈现跨越式发展态势。

NO.4：业务合作全员化

现在酒行业也在慢慢的走向媒体多元化，跨行业合作模式也渐渐地频繁起来。各大报业集团纷纷与各大网站合作，通过互联网技术、3G技术、跨媒体运作等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如火如荼互动起来。这种互动不仅仅是企业和企业间的单纯业务合作，而是即将形成全媒体的战略格局。

NO.5：信息同步实时性

新媒体交互性极强，独特的网络介质使得信息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关系走向平等，受众不再轻易受媒体摆布，而是可以通过新媒体的互动，发出更多的声音，影响信息传播者。与广播、电视相比，只有新媒体才真正具备无时间限制，随时可以加工。新媒体是用强大的软件和网页呈现内容，可以轻松地实现24小时在线。

NO.6：平台互动性和参与性

现在葡萄酒企业通过数字化媒体：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移动电视等平台进行推广活动信息，使更多的受众接收信息并了解内容，与活动者互动，并参与活动新媒体的优势体现在它的互动性和参与性，尤其是网络电视和手机电视媒体，它们充分调动了受众的积极性，实现了一对一传播的模式，让受众在这种互动体验中获得更深刻的品牌认知。

二、新旧媒体的相融相生

新媒体的优势在营销渠道中凸显出来，以最传统的电视媒体为例，我们可以看出新媒体与传统电视媒体最大的本质区别在于：

①传播状态的区别：由传统媒体的一点对多点型，变为新媒体的多点对多点型。

②主导状态的区别：由传统媒体的主导受众型，变为新媒体的受众主导型。

③受众状态的区别：由传统媒体的普通大众型，变为新媒体的细分受众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