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范例(12篇)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范文篇1
[关键词]全球化;文化帝国主义;意识形态
全球化发端于经济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使不同国度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市场经济的因素日益渗透于社会生活中。全球化不仅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而且也影响着文化,从而使文化发生某种变化。据此,有人主张要从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来认识全球化。这种观点认为,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性在于它试图根据一种比任何东西都更有效地服务于一些利益的新的全球想像来重新建构世界。[1](P33)在这一重构过程中,文化的霸权成为资本掠夺的一种新的当代形态,并对一些在经济上处于落后地位的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带来巨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甚至感叹,一个“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时代正在到来。这就提出了如何认识文化帝国主义与“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关系问题。
一
文化帝国主义的有关论断始于20世纪60年代,其基本思想来源于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在其《狱中札记》中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后来,在法兰克福学派中形成了对全球化及其西方化的批判理论,即文化帝国主义的论断。沃勒斯坦在他的世界体系理论中对文化霸权问题也有过论述。但是,究竟如何来理解“文化帝国主义”,对此,人们在观点上并没有达成一致。有学者从经济先行、文化是目的意义上把握文化帝国主义。[2](P96)另有学者从文化先行、文化服务于经济与政治的意义上把握文化帝国主义。还有学者从文化渗透的方式出发来界定文化帝国主义。[3](P222)就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来说,其表现也比较复杂。有些观点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反对文化帝国主义的,但实际上坚持的是西方文化霸权的观点;还有些以话语分析的方式对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的看似解构的观点,实则是在以解构文化帝国主义话语谈论的方式维护和建构着文化帝国主义的话语。可以看出,尽管人们对于如何界定“文化帝国主义”还存在着认识上的不同理解,但是,在承认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前者对于后者文化的殖民、侵略和霸权现象这一点上,人们在认识上又是一致的。
文化帝国主义的出现,是与全球化在当代的扩展密切相关的。如前所述,全球化既是一个经济上不断扩张的实践过程,又是一个在文化层面上不同文化相互激荡的过程,还是一个矛盾不断展开的过程。全球化过程中所蕴含的诸如经济磨擦、政治冲突等矛盾,其产生和发展均与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的文化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密切相关。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人们将全球化视为一种社会实践过程和文化的扩张性运动,认为其自身包含着经济与文化的双重权力意志。这说明,我们在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全球化,说到底不过是由西方跨国资本运作需求和自由贸易准则所规划组织的各种“世界贸易组织”来主导和推动的,这种全球化的结果所带来的不仅是一种秩序化了的世界经济市场及其活动方式,而且必然产生出一种内在于整个全球市场活动中的无法抗拒的文化强制性。
英国学者汤林森对这种西方文化在全球的扩张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全球化及西方文化的扩张最好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第一,这个过程被视为一种同质化,它导致了一种标准化的商品化的文化出现;第二,把西方的各种文化疾病———热衷于消费实践,文化身份的碎片状态,中心的丧失,稳定的共同文化价值———强加于其它文化之上;上述两种趋势被认为是一种特别的威胁,即威胁到脆弱而容易受到伤害的边缘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传统”文化;第三,这个过程被认为是支配的广泛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涉及到跨国资本主义越来越广泛的控制,经济上和文化上依赖的后殖民关系的维护等。[4](P51)正因为全球化必然伴随着文化上的帝国主义霸权,有人将文化帝国主义的扩张和内在化看作全球化的“衍生物”、“怪胎”和“陷阱”。也有学者把文化帝国主义与全球化视为两个相通的概念。如蒂姆•奥沙利文等认为:“作为帝国主义普遍进程中的组成部分和结果,文化帝国主义是某些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得以向其他国家系统地推展其经济、政治与文化控制的方式。”“从直接的意义上讲,这个帝国主义的组成部分和结果,导致了实力雄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西欧)与相对贫弱的欠发达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和南美、亚洲、非洲等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之间形成支配、附属和依赖的全球关系。文化帝国主义指称的就是这一进程的重要方面,即来自支配性国家的某些产品、时尚及风格得以向依附性市场进行传输、从而产生特定的需求与消费形态的运行方式,这些特定的需求与消费形态巩固和支持了其支配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在这种运行方式下,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文化遭到外国文化,常常是西方文化的控制、不同程度的侵犯、取代的挑战。”[5](P12—13)与经济上的被动局面一样,经济全球化的后果在文化上的表现就是,占据经济优势地位的文化实体通过商品的形式向弱势地区输出价值观念、艺术准则和生活方式,多元文化的差异在理论上受到了尊重,弱势文化被当作参照系中的某个坐标,但事实上却是不断受到损害甚至侮辱的异己,被唤做“他者”。
二
就文化帝国主义来说,它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平等体现出来。
首先,在文化交流中不平等。交流,意味着是平等的和双向的,它不仅要求相互承认各自的交往主体资格,而且还要求交流双方之间的平等对话。对此,哈贝马斯曾提出“交往行为的合理化”理论。在他看来,任何交往行为都不应该受国家、经济制度和行政制度乃至文化模式的干预,交往者应该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没有任何强制的世界之中。虽然哈贝马斯的论述带有明显的乌托邦和文化相对主义的色彩,但他的论述无疑也孕育着对当下各种交往行为中存在的不平等这一现象的揭示。事实是,不同国家虽然将平等交往视为自身参与全球化和达成交往共识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全球化的既往历史却是一个以西方中心主义为价值内容的历史,是那些率先进入工业化的西方国家为了自身利益的实现而不断进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扩张的过程。在当今还存在着不同国家的制度差别,特别是这种制度上的差异又与发展程度和实力上的强弱等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全球化的主动权实际上是由那些在经济上占据强势地位的国家所操纵的,这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意味着不平等。这样,全球化从一开始就是以一种不平等的方式进行的。这种不平等既表现在交往规则上的他在性上,也反映在由于经济实力的巨大差别而导致的文化话语上存在的强势国家对于弱势国家的霸权性上。
其次,文化产业输出中的霸权。近年来,西方国家或者通过对外文化教育交流及援助项目、或者利用技术上的优势,向落后国家大量输出自己的文化产品,使这些国家认同和接受他们的价值观念,造成不发达国家在文化生存与发展的许多方面如价值理念、学术话语、产业形态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文化产业大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全球入侵。在这种冲击面前,落后国家不仅面临着产业形态上的殖民化威胁,而且也面临着文化产业创新能力上的严重不足。这不仅不利于不发达国家人民的创造性的发挥,使他们停留在维持性学习的境地,永远保持其落后的状态,而且会由此造成这些国家的人民对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
再次,传媒上的强大攻势。当代西方国家在文化上的霸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借助于传媒,利用广播、电视、广告、流行音乐、通俗文化等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将自己的强势文化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汤林森指出:“大众媒介正以平稳而快速的步调扩张其技术能力,在西方社会当中,它们对于公私领域的生活,挟其渗透、报道及再现的能力,已经具备非凡的影响效果。”这种非凡影响一方面表现为某种文化之媒体支配另一种文化媒体,另一方面也表现为“经由大众媒介所中介的文化”已然扩张全球。[2](P45—46)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一般在经济和技术实力上要远远高出其他国家,经济上的发达,使他们能够利用、借助于这种强大攻势,引诱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去追求仿效,放弃自己的民族文化。日益爆炸的大众传媒正在制造出“‘没有位置感’的共同体”。[6](P523)
最后,消费主义和后现代文化日益膨胀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和民族文化的消解。不发达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由于他们拥有了大量的大众传播媒介系统,因而他们能在日益潜在的全球性商业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不断地接受着发达国家向他们展示的“消费主义文化”观念。与此同时,文化产品的商品化,打破了过去所谓“现代主义”的非商业性精英或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取而代之的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商品制作、商业包装,并渗透到一切文化活动与机构之中。这一方面表明全球性大众传媒的跨国界作用,在创造他们的技术、品牌、生产、销售的同一性时,也在潜移默化地传播一种“文化的同一性”:向美国认同、向西方认同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也表现西方文化的传播、扩散,不仅深刻侵蚀着不发达国家的民族文化,而且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些国家人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心理,从而不断地强化着文化的消费功能、休闲功能、商业审美功能,削弱着文化对整个社会心理的教化功能。亨廷顿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症”,这无疑反映了消费主义和后现代文化在不发达国家的日益膨胀对这些国家的发展构成的极大威胁。
可以看出,全球化作为当代经济与文化的共同实践进程,内蕴着一种很现实的逻辑:即全球化实际上是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通过经济上的绝对优势,不断实现在经济上对其它国家的控制权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强化西方发达国家对其它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控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加入全球化,就是“自动”地把自己置于一种由“他者”所规定的秩序和结果之中的过程。按照杰姆逊的观点,“民族寓言”既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写作的自觉的选择,又是在全球性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文化关系中,第三世界文本被解读和阐释的结果。“民族寓言”式的写作意味着第三世界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接受了一种西方式的“视点”,以西方式的价值和“知识”对自身进行审视。他把第三世界的写作变成了一种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代码,变为“现代性”文化话语将第三世界“他者化”的方式,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就是造成“民族国家逐渐失去权力”。[7](P16)
三
西方发达国家不仅通过实施“文化帝国主义”、利用其在信息拥有上的垄断地位以及利用其控制的传播媒体,对其它国家进行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的渗透,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还总是想通过各种系统的努力,想方设法来维护他们对于不发达国家的这种文化霸权地位。这其中,既有实践层面的,也有理论层面的。实践层面上的努力主要是积极地推进全球化的实践进程,服务于他们对不发达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的需要;理论层面上的努力主要是向不发达国家灌输“意识形态终结”的理论,试图让不发达国家放弃对自己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进而实现其对他们的文化入侵。无疑,对于全球化的实践推动是西方国家对其它国家进行文化侵略的基础性活动,但在现代社会中,在物质底线的基础上,意识形态活动对于实现自己的文化霸权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具有意识形态性。[1](P3)全球化的这种意识形态作用要通过使其看上去非常有益和不可阻挡来减少这个过程的阻力。然而,西方国家对意识形态的重视是通过宣传“意识形态终结”来体现的。
其实,“意识形态的终结”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新观点。从20世纪50和60年代始,西方就有一些思想家如法国的雷蒙•阿隆、美国的丹尼尔•贝尔等人不断地抛出“意识形态终结”的理论。近几年来,美国学者亨廷顿也提出了随着冷战后意识形态冲突的结束,不同文明和文化间的冲突将代替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成为国家之间主要冲突的观点。另一位美国学者福山则提出“历史的终结”的理论。其实,无论是亨廷顿,还是福山,他们的论述都直接或者变相地提出了意识形态的终结问题。意识形态真的能终结吗?
作为一名曾经参加过“意识形态的终结”的讨论的著名学者,李普塞特曾经通过援引前苏联学者莫斯克维乔的话表达了自己对该问题的看法。他们认为,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其实“并不是说所有意识形态的死亡,或者不再有任何政治分歧或意识形态分歧。‘意识形态终结’这个短语,按照它的提出者和支持者的看法,只是意味着:第一,所谓一般的意识形态已不足以指导民众运动……,第二,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剧烈的意识形态冲突和政治冲突在日渐枯萎”。[8](P491)也有许多西方学者并不赞同李普塞特这种看法。特里•伊格尔顿就曾对所谓意识形态终结的荒谬说法进行过嘲讽。在他看来,没有哪一种设想能比把一切意识形态抛到身后这样一种设想更加唯心的了。塞巴斯蒂安•赫尔科默在谈到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时曾批评说:“声称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后意识形态时代,这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9]因为在他看来,人们之所以就意识形态是否终结展开争论,且不能达成共识,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意识形态”一词的理解不同所造成的。对于一些西方思想家来说,他们所理解的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只不过是他们心目中所理解的意识形态的一种衰微,“而他们这种表达方式本身就具有意识形态的意味”。[10]
按照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解的论述,意识形态的存在与否是与一定的社会制度相关联的。制度不同,表现在意识形态上也就必然会有差别。只要世界上还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就不会消失,不同阶级、不同制度间意识形态的斗争仍会存在。葛兰西认为,在当代西方国家,资产阶级不仅依赖军队和暴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而且在更大程度上还不断地通过各种文化宣传,向人们兜售自己的价值观念,从而让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接受他们的世界观,以此来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当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中的市民社会即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起着比政治国家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当今时代,由于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对其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霸权,谈论意识形态的终结,这本身就是服务于他们对落后国家人民进行殖民扩张这一目的的。
意识形态之所以不能终结,在于它对西方国家进行文化霸权发挥着重要功能。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作为统治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思想基础,它把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视为目的,因而它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一是操纵功能。意识形态的操纵功能是与一定的经济权势相联系的。西方国家凭借着在经济、资本和技术上的优势,不断地利用各种媒介和文化工业等手段,向其它国家灌输他们的思想,影响人们的心理结构,以此来达到他们对其它国家进行文化入侵和渗透的目的。意识形态还通过对本国人民不断地进行所谓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强化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达到其控制人民、获取权力的目的。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全球化是一个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操纵的,以维护其统治、推行其霸权为目的,不断进行意识形态扩张和渗透的过程。二是欺骗功能。意识形态总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一定的阶级利益也必然通过意识形态表现出来。西方国家之所以对“意识形态的终结”感兴趣,是为了通过宣传意识形态的终结以掩盖其对其它国家的侵略扩张的面目,达到其弱化发展中国家主权,使其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并进而实现自己独霸全球的目的。因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陷阱。这样,意识形态和宣传的交织,就成了“大众的欺骗”、“公开的谎言”以及“集体性迷惑的工具”。意识形态终结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利益的观念体现,则是一种虚假的观念,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三是辩护功能。意识形态还能通过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多种手段为自己的统治、现状、甚至是不义行为进行辩护,论证其合理性和必要性。这种辩护,从国内来说,能够通过论证自己统治的组织和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促进国内民众对组织和制度的认同,这既有利于国家内部的团结和稳定,也有利于有效地维护自己的统治。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还有利于为统治者对其它国家进行各种意识形态方面的扩张和渗透寻求国内民众的支持。
意识形态的存在还在于它与国家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又是两个相互联系的概念。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说到美国的国家利益时曾说过,美国的利益不可能轻易与其价值观割裂开来。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杰里尔•罗赛蒂也认为,国家利益和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对外政治观点的极大影响。[11]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之间的这种联系使我们能够对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做出分析。从意识形态的地位上看,意识形态从属于国家利益,构成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亨廷顿曾对意识形态的地位做过这样的描述,他说,国家利益既包含安全与物质方面的关注,又包含道义与道德方面的关注,为此,他主张将道义与道德方面的关注列入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还有学者提出了与亨廷顿的观点相接近的观点,如约瑟夫•奈指出,“国家利益……可以包括人权和民主这类价值观……”。[12]既然意识形态构成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维护和推广国家的意识形态也就自然成为国家的基本对外政策之一。美国学者斯坦米茨在谈到冷战时期的美国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关系时这样写道:“冷战时期,用政治或意识形态术语定位的国家利益成了美国外交政策中居支配地位的因素。如果一个政府是共产主义的,亲苏的或亲华的,美国的影响就会被预计遭到损失,美国的利益就会被假定受到危害。”[12]可以看出,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其实质是要不发达国家放弃对自己意识形态的信仰,为发达国家向这些国家不断扩张鸣锣开道。因此,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不过是一种幌子,它掩盖的不过是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的意图。
实际上,意识形态在今天不仅没有终结,反而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愈加凸现出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赫尔科默指出,“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个所谓的后意识形态时代那样,有这么多种类的意识形态。”[11]但也应该看到,从根本上讲,全球化的最终追求是社会公正和人类的共同命运问题,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也将随着全球化过程的深入而逐步发展变化,最终达到深层次的核心主题。从历史的视野来看,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将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而走向和谐和统一。但这需要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国家的协作和共同努力,它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参考文献:[1]王宁,薛晓源.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M].冯建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范文1篇2
2：意义：各种休闲文化的传入，给湘西地区带来了较大的影响。为提高湘西地区的人口综合素质为前提，倡导各种文化的积极发展，给社会治安，加强人民团结，促进休闲文化的健康发展，提高全民健身，为湘西地区的发展，从精神上提供依据，从而来提高湘西地区的综合素质提供参考
3：国际动态：就国际形式来看，全球一体化，体育参谒立体化，现在大多数都对健康的意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觉悟，就世界卫生组织，旅游事业，节假日的活动方式来看，世界各国都是为提高全民综合素质进行引导，都对休闲体育这一块有了较高的认识。
4：国内动态：国内形式来看，WTO和兴办奥运，休闲健身运动产业，当前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全国每年就用于休闲的费用也相对增多，用于休闲娱乐的时间也大幅度增多；旅游产业话的蓬勃发展，产业化开始起步。人口健康意识的转变。
关键技术和预期水平效益
1：关键技术：对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现状进行并调查，取证，探研湘西地区休闲体育的发展，开展情况程度，把农村和城镇之间的休闲体育的发展状况，休闲的方式，对休闲文化的传播从积极发展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运用现当前的经济状况，运用对比对经济条件的发展和现在人们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休闲运动，课题主要运用调查法，查找文献资料法，比较法和分析法等进行研究，能从中得出适应湘西地区积极方向发展的休闲体育运动对策。
2：预期水平：预期水平能达向个湘西地区的休闲文化起到带动作用，向健康方向发展；达到的预期效益在调动积极文化方向的同时，能积极调动全地区的人口综合素质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使湘西人人都能进一步认识休闲活动在生活中带来更多乐趣，能从身心上得到健康的发展，促进休闲文化的积极发展，打造安稳的社会经济环境，达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使全地区全民健身活动能有一个活跃的氛围，引导休闲活动向健康的发展方向，人口综合素质等得到提高提供依据。
研究基础及主要措施
一）：我是体育系大三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学习认真，成绩优秀，做事踏实，有较强的体育理论知识。在学习过程中，注重运动知识的积累，生活中就对休闲体育进行过多次的调查和访谈，给自己打下了坚强且牢固的理论性知识和社会实践能力。
（二）：文献资料基础:
[1]廖文科.贯沏“健康第一”指导思想做好学生卫生工作[J].中国学校体育学,2001(3):卷首
[2]孙葆丽.我过群众体育发展的历史回顾[J].体育科学,2000.20(1):13—16.
[3]胡小明.新世纪体育的走向—娱乐于健康[J].体育与科学,2001.(4).
地域基础:
[4]许良.中小城市居民体育活动的特征分析—以陕西省汉中市为例[J].2003.7（3）：92~94
[5]托马斯·古德尔，杰弗瑞·戈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6—16
[6]刘天成，张天成，涂绍生.湘西土家族学生1985—2000年体质状况的动态分析[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3，（1）50—53
1：文献资料法：根据也掌握的文献，查找相关休闲体育运动书籍，期刊，学术报告，学术会议论文，学位论文，科技档案等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范文篇3
关键词：金融数学；西方经济学；教学方式
一、西方经济学与金融数学学生的特点
1）内容系统性。
西方经济学一般分为微观经济学分册与宏观经济学分册两部分，前者以价格理论为中心，后者以国民收入为中心，整个理论体系经历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体现出了强大的系统性与不断完善的特点，也形成了两大流派争议的焦点：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古典理论的拥护者认为市场会自动出清，不需要政府干预，而凯恩斯主义及其追随者则认为价格具有刚性，必须有政府适当干预。
2）理论抽象性。
西方经济学很多理论都要借助建立数学模型进行分析，并将分析结果用专业的经济学语言表现出来，并且因为西方经济学在设定模型时做了若干假定，在实际生活中很难找到合适的案例与之匹配，学生理解比较困难。
3）方法数学性。
西方经济学通常有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但更多是运用大量数学推理与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进而检验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4）现实联系性。
西方经济学从其诞生那一刻起就一直不断试图对她所服务的资本主义经济现实运行进行抽象描述与总结,进而试图对其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形成理论、提出对策。
5）金融数学专业学生的特点。
金融数学是近10多年才开设的一门充分利用数学知识，通过建立模型，对金融理论与实务中的资产定价以及风险评估等进行计算和分析的课程，其在教学过程中，数学所占的比重较大，因此本专业的学生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推理能力与计算分析问题的能力。
二、金融数学专业西方经济学教学的原则
1、坚持以生为中心
教学过程必须围绕学科特点与学生特点，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基本原则，以学生的专业素养与能力的提升为中心精心设计课堂教学，注重知识的传授与学习方法的分享。
2、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学以致用是我们教学工作者追求的一个目标，因此教学过程中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比如，培养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的经济理论来分析现实的经济现象的能力，这样的学生才有较强的实践性，才能符合社会的需要，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三、金融数学专业西方经济学教学方式
因长期任教的是以招录文科为主的诸如国际贸易专业、市场营销专业、行政管理专业、公共事业管等专业学生的本西方经济学课程。在当时的教学过程中，令我深深困扰的是学生的数学功底薄，畏难情绪重，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讲解数学基础知识。切线的几何意义，导数、积分的基本知识。因其他专业课老师在讲解专业课时会自然地介绍或回顾一些经济学理论或经济现象，所以学生对一些经济理论的把握、经济现象的理解与分析比非专业的学生要深入一些，综合数学与理论，很多学生对西方经济学兴趣自然提升，学习效果也很是显著。但是近两年教学对象发生了变化，主要执教金融数学专业的西方经济学，在执教的过程中，边教边调整自己，力求以更好的教学方式适应学生的变化。在教学的实践中，有以下几点教学方式的变化。
1、重视理论梳理
金融数学专业的学生因长期以来，接受的以数理化为主导的理科知识的传授，所以其在学习的过程中对推理、计算与分析一点也不陌生，但是对经济学的系统的理论知识的学习却有一定的排斥性，因此在授课的过程中，要重视理论的梳理，充分适应他们逻辑性强的特点，让他们接受得更容易。
2、拓宽经济思维
金融数学学生数学逻辑思维、计算能力强一方面既有助于他们在经济学的学习过程，对模型的构建与分析游刃有余，但同时也不利于他们经济思维的拓宽。因此要在课程上积极进行发散型教学，有助于他们思维的多维拓展。
3、剖析经济现象
金融数学专业的学生不太擅长关注当下的经济热点问题，不懂得关心国家政策的调整是出于经济理论的哪一方面着手的，作为教者就要有意识的将当前的政策结合书本的理论与他们一起剖析。比如，当前的供给侧改革，为什么会提出来？长期以来一直进行的需求侧管理为什么不能进一步助力经济的增长？到底是了了什么问题？通过对当前产能过剩，重复建设过多以及供需错位等现象进行剖析，结合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增强他们的感性认识，有助于提高他们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学习兴趣。
4、突出案例教学
根据教者多年的教学实践与对知识的系统与全面把握，可以找寻一些案例，让学生进行分析或者讨论，比如罗斯福新政采取的那些措施为什么会让美国经济走出困境？为什么里根时代不能用，而采用里根经济学？案例教学一方面有助于学生之间的交流沟通，有效地调动了学生课上课下的学习热情，提高了学生理解、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学生会利用业余时间去寻找这些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以及相关知识，无形中拓宽了其知识面。
参考文献
[1]张俊娥．应用型高校《西方经济学》的教改分析［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1(1)
[2]穆红莉．应用型高校管理类专业《西方经济学》教改思路探析［J］．高教论坛，2007(5)
[3]高芳菲．独立院校西方经济学课程案例教学法运用探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5(7)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范文篇4
在2004年的研讨会上，夏明方在题为《老与新：与时俱进的明清江南》的主题发言中，试图对明清江南经济史的研究作一个学术史的梳理。他指出，当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达到它的巅峰的时候，忽然趋于沉寂，开启了“去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并形成了以市场经济学说为基础的“化范式”。当前，明清史研究出现了一股“泛近代化”的潮流，举凡、、宗族、文化、、思想、观念、保障乃至社会性别、人口生育等各个方面，在一些学者看来，无不打上了近代化的烙印。“康乾盛世”变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蓬勃向上的近代社会，至少逼近近代社会的门槛。随着全球范围的“后现代转向”和生态环境问题的突显，人们又从明清中国寻找到了某些“后现代因素”或生态经营模式。这样，我们从同一个明清中国看到了近代以来人类曾经发生以及正在孕育着的各类社会经济形态。夏明方表示不同意有人把吴承明倡导的“现代化范式”仅仅看作一种“新瓶装旧醋”的“资本主义萌芽新论”[1]；提出“现代化范式”是有意义的。他赞同张家炎的概括，认为“资本主义萌芽论”与“封建主义论”的同归于尽，以及“近代早期中国论”（其进一步的演化形式即“明清中国现代化论”）与“传统中国论”双双向中国的位移，反映了整个中国经济史学界更深层次的规范意识的转移——从阶级斗争学说向市场经济学说的转变，生产力的研究取代了生产关系的研究，阶级的方法让位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或制度分析。他不赞成在范式转换过程中把新范式与老范式对立起来，否定过去的一切。他认为范式的转换固然是一个革命性的过程，但是由于许多学者对这一过程有所误解，以致在进行学术创新时将旧范式中内在的合理因素也一概抛弃掉了。他问道：“当我们在改宗一种新范式时，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谨慎地对待所谓的旧范式或竞争性范式，而非断然宣布它们的‘不成立’、‘不适用’或已经过时了？我们是否应该更进一步地放大我们的学术胸襟，以更加包容的态度，认真对待由各类模式所各自观照到明清中国印象，然后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把它们整合成一个多元而统一的解释模式，从而完成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种新的格式塔转换？”[2]
夏明方在这里对当前经济史研究中的某些现象提出了委婉的批评，他提醒我们在学术研究的理论创新中，一不要完全否定过去的研究，要继承和吸收过去研究的积极成果，二不要过于“赶时髦”，把传统中国近代化。尽管有些问题的概括和提法尚可斟酌，但就其基本精神而言，我认为这些提醒是有意义的。
在学术研究中应该创新，包括理论的创新；没有创新，学术的生命就停止了。但这种创新应该是在继承以往研究积极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而不应该立足于对以往研究的“颠覆”。
像历史本身有延续性那样，历史研究也有延续性。现在的“再评价”的讨论，实际上是上世纪有关讨论的延续。在上世纪初的社会史论战中，嵇文甫、邓拓在三十年代中期就已经对“中国停滞论”进行批判。抗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御用学者秋泽修二鼓吹停滞的中国需要外力冲击来解套，为日本侵华制造理论依据，受到吕振羽等学者的批判。因此，在当时史学界的有关讨论中，“中国社会停滞”的命题逐渐被“迟缓”、“发展阻滞”、“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提法所取代。“发展迟缓”、“长期延续”，是在中国始终没有突破旧的封建制度进入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意义上讲的，并非否定发展。上世纪四十年代，吕振羽、侯外庐等人已经对明清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进行了探讨。资本主义萌芽就是“发展”。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和资本主义萌芽成为新中国史学研讨的两大热点。这两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以至可以说是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现在有些学者把“资本主义萌芽”和“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讨论视为中国史学界陷入“西方中心论”的例证[3]，殊不知这正是中国史学界批判西方中心论的肇始。因为对中国停滞论的批判，也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我们今天争论的传统经济的“发展”与“制约”（或“不发展”）与当时讨论的封建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与“不发展”（长期延续）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今天的讨论重点是生产力（也牵涉生产关系），当时讨论的重点是生产关系（也牵涉生产力，甚至是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罢了。我们现在的视野比以前更宽，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比以前深入了，但仍然是以以前的研究和讨论为基础的。因此，不应该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有人否定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但不管变换什么名词和提法，所要探讨问题的核心没有变化，而且现在的研讨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以往研讨所积累的认识成果[4]。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前近代中国是封建社会，也不管你把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估计多高，当时的中国没有摆脱旧的经济体制建立新的经济体制，仍然是不争的事实，近代中国被迅速兴起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远远甩在后面，也是不争的事实。把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估计得太高，鸦片战争后的落后挨打反而无法理解了。
文革结束以后，经济史学界根据新形势提出的新问题，开拓或加强了某些研究领域，例如，历史上的经济与商品经济、传统市场及其演变，传统经济与现代化，等等。中国经济史论坛的总主题正是“传统经济与现代化”。这些研究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形成了新的生长点，促进了中国经济史学科的繁荣发展。作为这些研究领域的重要开拓者倡导者的吴承明先生，对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此相联系，二十世纪后期以来，经济史学科的研究重点发生了某些调整，由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等问题的研究为主，逐步转向以经济发展和与经济建设和现代化有关问题的研究为主。我认为这种转移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在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会是这样[5]。但我并不认为这意味着要以一种什么新的研究范式来代替过去的研究范式。也不认为经济史界总体上已经发生了“规范意识的转移——从阶级斗争学说向市场经济学说的转变，生产力的研究取代了生产关系的研究，阶级分析的方法让位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或制度分析”[6]。不过，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现象是有的。例如，以前一度把阶级斗争学说和阶级分析方法教条化和绝对化，现在一些学者干脆放弃了阶级斗争学说和阶级分析方法。以前一度不重视生产力研究，现在生产力研究受到重视了，但一些学者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取消了生产关系研究，取消了生产关系考察的视角。以前一度对历史上的商品经济研究不够，现在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研究都受到重视，但在一些学者中，又出现了不加分析地美化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倾向。似乎只有市场机制才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所有商品经济都必然导致经济的发展和人民自由度的提高。其实，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发展带有两重性，既有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面，也有给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者（用现在时髦的语言说，就是弱势群体）带来苦难，从而损害经济发展基础的一面。而且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商品经济，并不是所有的商品经济都是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不应该夸大历史上市场机制的作用，单纯用玫瑰色来描绘历史上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展。[7]
现在让我们回到批判西方中心论的问题上。“再评价”讨论就是由于在批判西方中心论中出现了不同的认识引起的。记得九十年代末起草《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时曾写下以下一段话：“现在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所能利用的理论工具多为外国货，其概括的历史模式所依据的素材并不包括中国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不自觉地以外国的模式或观念来衡量以至剪裁中国的历史，尽管他主观上未必如此。摆脱形形色色的西欧中心论的，真正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掌握中国经济史自身的特点和，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外中国经济史研究者的共识。”[8]该文稿征询意见时，陈高华先生问我：“有那么多西欧中心论吗？”近年的讨论让我常常想起这句话。在“再评价”讨论中，对西方中心论及其影响有截然不同的估价。例如，在李伯重看来，“西方中心论”统治着经济史界，经济史研究之所以出问题，就是因为“戴着西方的眼镜看中国”[9]；而在秦晖看来，“西方中心”之为“论”，是一个不知所云的“伪问题”[10]。对秦晖的论断，我不敢苟同，西方中心论是有相当影响的思潮，不宜否认；但现在泛化“西方中心论”的现象也是确实存在的。引进和运用从的西方经验出来的外国理论都有“西方中心论”的嫌疑，马克思主义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被一些人说成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自不必说，连“李约瑟难题”也竟然被戴上“西方中心论”的“桂冠”。又有人认为，拿中国跟西方比，本身就暗含着“西方中心论”，只有反过来再拿西方跟中国比，才能突破“西方中心论”。甚至不同观点争论的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是“西方中心论”，似乎只要把这个标签贴到对方身上，自己就占了道义的优势，无理也可以胜三分。由此看来，“西方中心论”未免太多太滥了，难怪陈高华先生要发出“有那么多西方中心论吗”的预警了。回头看我九十年代末的那段话，虽不能说错，但没有把界线说清楚，容易引起混淆和误解。因此，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讨论和说明。
首先，应该区分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以及一般认识上的偏颇。认为西方比东方天然优越，是世界历史永恒的中心和主宰；东方则永远是幼稚、停滞的，缺乏自身发展的动力，只能充当西方的附庸或走西方化的道路——这是西方中心论，其经典形态是黑格尔的历史。吴承明先生指出，要区分两种“中心”：近世海运和贸易发达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兴起，形成为“世界经济中心”，这是事实；认为人类文化或文明历来都是由一个中心传播或主宰，即所谓“历史中心”，则是哲学上的一种虚构。需要批判的是后者。[11]与西方中心论相联系的“中国停滞论”，要害是不承认中国有自身发展的能力，需要外力的冲击和解救。因此，认为近世西方比东方先进，东方相对落后和停滞，只要没有把西方的先进绝对化，视为历史的顶峰或“终结”，没有否认东方发展的内在潜力，即使认识中包含某些不大正确的地方，也不能视为西方中心论。诚然，西方兴起以后，许多西方人产生了一种优越感，或囿于自身的经验和视野，容易以西方的观念、标准和价值观来衡量东方的事物，这些可以认为是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有的甚至是西方中心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中国学者中，有的也接受了某些西化的观念，但大多数中国学者，是努力寻找中国自身的发展规律的，即使在这过程中认识出现某些偏颇和失误，也不能与西方中心论混同起来。
其次，应该正确分析和对待基于西方经验的外国思想理论。是否引进和运用外国理论都会导致西方中心论？不是的。自从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古老帝国的腐朽充分暴露了，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人不得不向西方，除了学习西方的技术外，还大量引进了西方的社会科学。从西方引进这些理论学说，无疑主要是从西方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但西方的经验虽有其特殊性，也包含了普遍性。近代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产业革命、启蒙运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世界上处于先进地位；西方率先实现了现代化，虽然我们不应把西方现代化的模式绝对化，但其中包含了带普遍意义的东西，也是不容置疑的。因此，这些引进是完全必要的，大大推动了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我们现在的社会科学理论，大部分来源于外国；如果不用这些理论，我们的研究将寸步难行。就拿眼镜来打比方吧。眼镜本来就是外国发明的，从原创的意义上说，所有眼镜都是“外国眼镜”。“资本主义萌芽”是“外国眼镜”，难道“斯密动力”就不是“外国眼镜”吗？经济史学科中最普通的概念——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资源配置等等，都是外来的，如果因为是“外国眼镜”而弃置不用，经济史就只能讲“轻重”、“本末”、“食货”了，这可行吗？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外国眼镜还是中国眼镜，而在于镜片是优质的还是劣质的，以及这些镜片是否符合你的视力状况。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这种理论源出西方还是源出中国，而在于这种理论是否正确，以及我们对它的运用是否正确。西方理论有正确的，有错误的，有先进的，也有腐朽的。我们应该吸取正确的、先进的，拒绝错误的、腐朽的。即使是正确的、先进的，也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不能囫囵吞枣，食洋不化。引进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所谓“民族化”和“本土化”。经过“民族化”和“本土化”，这些理论就成为我们自己的财富了。马克思主义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我们能够认为毛泽东思想是纯粹的外国货吗？这和引进和改良外来作物的道理是一样的[12]。中国共产党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一贯的指导思想，与西方中心论当然是毫不相干的。对待学习外国的社会科学，也有另外的态度，一种是全盘西化，这就是真正的西方中心论，另一种是“保存国粹”，这是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相对主义。这两种表现为不同极端的态度，在认识论上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不能摆正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西方中心论夸大了西方传统的普遍性，无视其特殊性；文化相对主义把本民族的特殊传统绝对化，否认不同民族传统之间也包含有普遍性。这两种态度都是我们反对的。我们当然要反对不顾实际把西方模式硬套到中国历史上，我们当然要用极大的努力寻找中国历史发展自身的规律，发现这种规律中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联；但如果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完全否认西方经验中所包含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分，就难免会陷到文化相对主义的泥坑中去了。
将中国与西方比较，以西方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参照系，是否会导致西方中心论？我们知道，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是封闭的，以自我为中心，藐视外部世界，人们观察中国历史时根本不会把西方世界作为参照系，顶多是把当今与往古比较。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人不得不正视外部强大的西方世界，开始拿中国历史与西方比较。在比较中不但发现了中国与西方的“异”，也从“异”中发现了“同”，发现中国和西方历史发展中存在某些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大大开拓了人们的视野，这实在是中国史学的一大进步。中国人进行中西历史比较，自然是以西方为中国的参照系，这并不等于以西方为中心和标的，不能说这样做就已暗含了西方中心论，只有把西方的历史道路绝对化，把它变成僵死的模式或绝对的“标准”来剪裁中国历史，才会陷到西方中心论中去。因此，比较本身不会产生西方中心论，如果有西方中心论，那它是早就存在于比较者的头脑中。也不能说只有“双向比较”才能避免西方中心论。比较本来就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对于比较的一方来说，另一方是参照系，而不是“标准”，是视其异同，而不是量其臧否。比较中双方互为标准的提法并不妥当。正如一块布和一张纸比较，我们不能将布或纸当成尺子一样。当然，比较研究中更自觉地从各种不同视角进行比较，既以中视西，又以西视中，有利于开拓视野，避免片面性，是有意义的。但我不相信这种视角“转换”，就会产生多么神奇的效果。因为这其实并没有超出“比较”题中应有之义，说这一来就创造了一种新的历史观，未免言之过甚[13]。而且比较基础是对比较双方历史的深入研究和真切把握。衡量“比较”的成败和优劣，要看对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联系把握的程度，要看是否真切地揭示历史的真相和本质，而不是靠主观的夸张。如果这些研究做不到家，以为靠如此这般的视角“转换”，就可以彻底突破几代学人陷溺不返的“西方中心论”，就可以彻底推翻几代学人研究的结论，那就不是学术而是魔术了。
指马克思主义为西方中心论，在一些学者中成为一种时髦。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曾经吸收了黑格尔学说中的合理内核，同时扬弃了他的学说中包括西方中心论在内的糟粕。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指出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包含的深刻矛盾和必然灭亡的命运，而且对西方中心论表现形式之一的德国中心论和世界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中心论本质上是对立的。或谓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是从西方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以此作为普遍规律，即是西方中心论的表现。不错，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的概括主要根据西欧的经验事实做出的，但也并不仅仅局限于西欧。即使是西欧经验，虽有其特殊性，但也包含了普遍性的一面。马克思、恩格斯从中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这些分析和概括当然可以作为我们新的研究的指南。马恩并没有把这些分析和概括绝对化，他们十分重视各民族基于不同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多样性[14]。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理论变成僵死的模式的是教条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本质上是不相容的。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与教条主义处于另一极端的是修正主义或经验主义。无论是教条主义、修正主义、经验主义，或是上文谈到的西方中心论和文化相对主义，从认识论上说，都是昩于个别与一般、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包含特殊性和普遍性。每个具体事物都是以其特殊形式存在的，而其中也包含了某种普遍性。一方面，普遍性不能脱离表现为特殊性的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另一方面，没有一个特殊的具体事物可以穷尽全部的普遍性，作为普遍性的完整体现而存在。世界上没有不包含普遍性的特殊性，也没有不依附于特殊性的普遍性。事物是无限的，特殊性是无限的，普遍性同样是无限的，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也是无限的。人们的认识是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的无穷无尽的过程。认识从具体的事物开始，人们在特殊性中发现其包含的普遍性，以及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相互关联，概括为理论，又以这种理论指导对新的具体事物的研究，在研究中检验、修正和发展理论。以上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ABC”，现在来温习它，仍然不无意义。马恩从对西欧等地的历史研究中概括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理论，正是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过程。我们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中国历史，则是从一般到个别的认识过程。在后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指南，是方法，而不是教条和僵死的模式。而且，我们还应该从对中国历史实际的研究中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校正我们以前的认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的结合。我们的前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研究中国历史，创立了关于封建地主制的理论，就是这种结合的成功例子[15]。但总的说来，我们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中国无论现实的运动和历史的运动都是极其丰富多彩的，我们应该从现实的和历史的实际出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并吸收其它外国理论的优秀成果，建立反映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
在《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一文中，我曾经指出：“在反对西欧中心论的旗帜下可以有不同的思想路线：一条是承认各地区各民族历史的发展既是特殊的，也有普遍性的一面，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包含了对人类历史发展普遍性的认识，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而反对把它当作教条，反对把西欧历史变成僵死的模式来剪裁中国的历史，强调从各国历史实际出发，找出其间的特殊性、普遍性及其相互联结；另一条是强调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否认这些特殊性中也包含了普遍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性，把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等同于教条主义和西欧中心论。我们赞成第一条思想路线，反对第二条思想路线。”[16]在“再评价”的讨论中，我们不是也可以看到这两种不同思想路线的存在吗？
上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华民族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与社会革命相呼应，进步的史学家倡导“史学革命”。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可以说都是在“革命”的旗帜下进行的，它完成了从传统史观到进化史观，又从进化史观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两次飞跃，先后出现了新实证主义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两大流派。无论是新实证主义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是二十世纪留给新世纪史学的宝贵财富。现在和上一世纪开始时的情况大不相同，我们不应该对所谓“史学危机”作过分的渲染。新世纪的史学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在继承上一世纪史学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创新，而不必另起炉灶。作为中国史学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需要发展，需要完善，需要从国外的新理论中吸收新的营养，需要从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实际中提炼新的理论，需要把已见成效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本土化进程继续下去，但是，它的基本理论是经过了实践检验，不需要用什么别的理论来取代它，到为止，也看不出有什么别的理论能够取代它。
[1]周东华：《新瓶与陈醋：早期化、化还是资本主义萌芽新论？》，载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26页。
[2]夏明方：《老与新：与时俱进的明清江南研究》，“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三次研讨会材料。
[3]李伯重：《史学与变化——重新认识上的江南农业经济及其变化》之二“西方中心论与江南经济史研究”，载《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第463页，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4]有人把包括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在内的文革前史学界的“五朵金花”说成是“假问题，真学问”，但如果一代学者甚至几代学者长期探索这一问题连问题的真假也分不清，何谈真学问！人们不谈“资本主义萌芽”，而改谈“市场经济萌芽”、“现代化萌芽”，但其所要探讨的问题实质上仍然是旧的经济体制如何向新的社会经济体制转换。而近代历史上难道存在脱离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吗？我倒是同意夏明方发言中下面这段话：“我们从哪里来，就如同我们向何处去，无论何时何地，都将是人类无法摆脱的重大话题。所以，尽管一个个理论模式可以不断被更替和证谬，但它们所探讨的某些核心问题仍然会以‘剪不断，理还乱’的形式再现，显示其弥久常青的活力。”
[5]参阅拙文《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6]夏明方：《老问题与新方法：与时俱进的明清江南经济研究》。“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三次研讨会材料。
[7]参阅拙文《汉代集市及相关问题》中关于“战国秦汉农民与市场联系的两重性”部分，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
[8]李根蟠：《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9]李伯重说：“近代中国的经济史学是从西方和苏联引进的，它们又都以19世纪的西方学术为基础。19世纪西方社会理论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以西方为中心，把西方的经验(特别是近代早期以来西方的经验)视为人类社会变化的共同的和必然的。非西方社会中的变化也被认为基本上是沿着与欧洲相同的道路，尽管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很不成功。这种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也成为了中国经济史学的基本观点之一。尽管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上和感情上都强烈反对那种把西方看得至高无上的帝国主义观点，但是依然相信近代早期以来西方经济变化的道路是近代经济的惟一道路，中国经济变化也一定会沿着这条道路前进。”见《史学与变化——重新认识历史上的江南农业经济及其变化》之二“西方中心论与江南经济史研究”，载《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戴着西方的眼镜看中国”是李伯重最近在中国社会院“中国历史学论坛”上所作报告中的比喻。
[10]秦晖：《谁，面向哪个东方？——评弗兰克，兼论“西方中心论”问题》，载《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二次研讨会材料。
[11]吴承明：《西方史学界关于中西比较研究的新思维》，《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
[12]例如，我们的祖先几千年前从西亚引进了小麦，经过长期栽培，适应了中国的风土条件，终于成为中国的第二大粮食作物。辣椒是明末引进的，经过几百年的培育，我国巳成为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辣椒（包括各类甜椒）品种的菜椒品种输出国。它们都已成为中国自己的财富，我们也不会因为它们原产外国而拒绝食用小麦和辣椒。
[13]乔新华：《近五十年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的两次转向》，《光明日报》2004年11月2日。
[14]例如，马克思说过：“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才可以理解。”（《资本论》第三卷P891—892）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范文篇5
1西方经济学内容体系中的价值观因素分析
尽管西方经济学乃是一门研究稀缺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的科学，尽管西方经济学由于对“实证主义”的过份强调而逐渐地“靠近”了自然科学和有意无意地避免沾上“伦理道德及价值判断”的色彩，尽管实证化取向所获得的巨大成功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主流经济学要把经济学变成一种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的倾向，但是，由于西方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毕竟有着很大的区别，以至于其根本无法像自然科学的研究那样做到真正的“客观和价值中立”(原因在于：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现象均是在不容忽视的社会政治背景中的自身呈现，因而其事实上根本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可控实验”来有效地检验自己所做出的结论)，因而不管西方经济学家们愿意与否，经济学与自然科学这样的“硬科学”之间始终都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既然如此，实现经济学的完全实证化就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而恰恰是这种难以像自然科学那样实现完全实证化的态势，事实上也就完全隔断了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同属“硬科学”的纽带。不仅如此，为了与科学攀亲，经济学对“实证主义和实证化”的过份关注，最终还无形中将经济学引向了一个倾向于完全封闭的自足的知识体系的“死胡同”。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一再标榜：除了与数学的关系外，经济学与伦理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间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也恰恰是这种过度重视数学分析技术的行为取向，又“使经济学离它特定的研究目标越来越远，甚至，一些研究者完全丧失了他们研究经济学的目标，最终使研究越来越学究式的去追求普适性和抽象性”。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数学作为一种提示器，它只是不断地提醒人们注意那些在具有说服力的文字讨论中漏掉的逻辑关系”；作为一种理性形式，数学本身并不能确保其所考虑∞实质性理性是否是科学和正确的。
其实，由于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的影响，企图将经济学的研究完全脱离或者是凌驾于伦理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之上，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很难找到现实基础。换句话来说，在经济学的内容体系中完全脱离价值判断和伦理色彩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对此，连主张“经济学中并不存在价值”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不得不承认：“经济学的确涉及价值判断。首先，没有任何目标是被真正充分地限定的，而只是部分地反映在它们的结果中。其次，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地了解我们的全部价值观；进一步讲，经济学家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他们也是人，因此，他们的价值观无疑也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学。”口事实上也正是有鉴于此，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在其《经济哲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学从来就没有摆脱过价值判断而成为一门“纯粹”的科学，相反，它时常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辩护而出现在经济学当中。
尽管在西方经济学的内容体系中包含着不少的伦理因素及价值观色彩已逐渐成了一种共识，尽管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相关其内容体系中是否涉及伦理道德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值得深思的是，对西方经济学如此多的清醒认识和争论却很少在我们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和教学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和重视。尽管我们也并不否认，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经济学的教材编写和教学过程中我们的许多学者对其中的价值观内容也曾进行过相当细致的批评与剖析，然而由于这些批评大多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而较少基于伦理道德的框架，因而对西方经济学内容体系和分析框架的辩证剖析和批评既显苍白，也谈不上多少说服力与实际成效。还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来，国内大量引进、翻译了不少国外有影响的经济学教材与学术著作(有许多还是指定教材和教学参考书)，这一点尽管对繁荣我国的经济学学术氛围和方便对国外经济学研究动态的学习及了解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这部分“批发式”引进的教材与文献甚至连最起码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都没有，以至于其不仅难以使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内容体系有更清醒的认识，而且也更难以在学习西方经济学合理内核的同时实施对学生的正确的价值观引导。
当然，我们今天讲授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授给学生比较完整的经济学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而非仅仅为了批评和全盘地否认它。尽管从目前的情形来看，西方经济学中含有价值观因素已成了不争之事实，然而，现阶段在我们的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如果仍把培养目标定位于批评为主，那么这不仅是对西方经济学本身所拥有的科学内容与分析框架的刻意否认，不仅会引起学生对开设该门课程的怀疑，而且也不可能达到对学生进行有效的伦理道德建设之目标。事实上也正是有鉴于此，我们在教给学生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的同时，更应告诉学生西方经济学在哪些方面含有它赖以产生的那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倾向以及为什么经济学并非一种能超脱制度和政治的纯科学。
2西方经济学研究与价值观探讨的联姻：动因简析
由于受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等因素的影响，相当多的学者在研究中日益发现：企图将经济学的研究完全脱离或者是凌驾于伦理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之上，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很难找到现实基础。事实上，2O世纪60年代以来，出于如下几方面原因的影响，经济学在研究与实践活动中开始重视对其中的伦理道德等方面的价值观因素的探讨，并进而有意无意地在经济学研究与价值观探讨这两者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首先，全球经济活动过程中的败德行为的愈演愈烈已使人们日益认识到，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活动如果离开了对伦理道德方面的价值观因素的重视，不仅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活动会失去意义，而且势必还会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硬伤”。事实也的确如此。实践中一些企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置污染环境、销售不合格产品等直接或间接损害消费者和社会利益的行为于度外，还有一些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频繁地卷入非法政治捐款、非法股票交易、行贿受贿、相互窃取商业机密等丑闻中；这些行为之所以会频频发生，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伦理道德方面的价值观的缺失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其次，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的发展也引发了不少的道德标准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的发展一方面使“美国的法律与限制跟其他任何国家的法律限制一样，变得愈来愈缺少约束力”，另一方面也使得如何协调与东道国的道德标准差异问题益发显得重要。“环境殖民主义”有可能会造成相对落后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严重受损。
最后，过度经济化现象的出现也开始迫使人们对经济理论研究取向和经济实践活动取向进行深刻的辩证反思。由于受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现象的影响，整个社会包括教育、文化、卫生、家庭等诸多领域的活动均自觉与不自觉地融入了太多的经济与利润成分，以至于整个社会、甚至是许多人的经济收益的确得到了提高，但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水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却受到了严重打击。显然，经济学的研究与实践如果再不考虑伦理道德方面的价值观因素的影响，就不仅会走进“死胡同”，而且整个社会的正常发展态势也有可能受到重挫。这一点也恰似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说的那样：经济学与伦理学的隔阂对两者而言均是一个损失，尤其是对经济学解释力的打击更大。因为形式世界的确是由哈姆雷特、麦克自、李尔王和奥塞罗等组成的，而不是一个冰凉的理性的世界，各种非理性的、伦理的、宗教的因素在现实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既然经济学的贫困是由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造成的，因此．阿马蒂亚·森一再呼吁：经济学只有“通过更多、更明确的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才能变得更有说服力”。事实上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经济学研究与价值观探讨这两者闯开始在实践中握手联姻。
就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而言，由于西方经济学研究与价值观探讨这两者间已开始在实践中握手联姻，再加之受特定的教学对象特征的影响，因而目前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重视对教学对象的价值观的引导照样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目前我国高校的课程体系中，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一般被安排在大学的一二年级阶段进行。由于大一、大二阶段的学生正处于自身价值观的形成时期，他们不仅自己的人生价缸观没有明确，而且因受自身的成长道路与周边环境的影响，他们的个人主义、实用主义、极端利己主义以及功利主义的思想倾向仍相当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教学过程中如果对西方经济学中的相关内容(利益最大化原则等)和分析方法(如理性经济人假说等)不加以辩证的剖析，学生就极有可能会在自己的价值观上产生混乱(如由于分不清经济人假设的性质而直接地把此类假设当作现实中的人性评判标准，同时，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往往也把经济利益关系当成丫行动的向导)，严重的甚至还有可能在思想与行动上误人歧途。显然，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重视对学生的价值观引导，无疑是有着相当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的。
3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进行价值观引导的对策选择
由于西方经济学本身的内容体系与研究方法中已包含了不少的伦理价值观因素，由于实践中的有违伦理价值观取向的经济行为尚不少，由于学生的心理与价值观不仅正值形成阶段，而且又极易受到现实中的许多不利于伦理道德形成的行为及观念的影响，因而在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重视对伦理价值观因素的引导与培养，已具有了相当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其实，考虑到经济学本身所包含的伦理价值因素及其易于对学生的价值观造成影响这一事实，目前连西方的不少高校在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也开始重视对学生的伦理思想教育。以美国为例，为了加强对经济管理类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美国就并非另外单独开设企业伦理学或者是伦理学之类的课程，而是在经济学等课程(经济学、会计学、金融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的相关内容及教学中融入伦理学的内容，“并由核心课程的教师来进行讲授”；应该说美国的这种教育理念与教学方式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范文篇6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教研相长
由于我国正处于建设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所以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的重要性已经超过政治经济学，更有甚者直接称西方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地位。
近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不断被弱化，西方经济学地位得到很大提升，逐渐成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许多高校在经济学教学的课程分配上过度偏重西方经济学。学生在学习经济学时，发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内容、方法和目的上存在很大的冲突。大部分学生认为西方经济学更具实用性，政治经济学理论比较抽象、空洞。学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时，存在着不够重视的问题。
事实上，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在我国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由于政治经济学受到了来自西方经济学等课程的严重挑战，如何创新地讲授该门课程以应对这一困境是目前该课程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讲好导论是教学成功的起点
导论部分是学生接触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的开始。学生在高中阶段虽已了解到一些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但他们的许多认识是粗浅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因此，纠正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错误认识，厘清政治经济学的准确内涵，就成为导论教学中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其次，多数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对经济学还没有一个基本的正确认识，因此，经济学的概念、研究内容以及经济学专业的作用等也应成为导论部分必须讲解的内容。我们的教学经验是，导论部分的讲授一般要花费4-6个学时，在讲授过程中，教师通过巧妙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讨论，解除学生对经济学专业的疑惑，纠正其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各种误解，提高学生学习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兴趣。最后，介绍一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最新动态，以及本课程的学习方法和考核方式。
导论部分讲授的内容一般包括：1、通过提问和讨论方式，了解学生学习经济学专业的动因，以及他们是如何认识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2、从经济学发展史出发，介绍什么是经济学，什么是政治经济学；3、介绍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厘清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政治理论课、邓小平理论课等相关课程之间的关系；4、介绍政治经济学的学科特色和最新动态；5、介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6、讲授经济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从实践经验来看，导论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导论部分的学习，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大增，这便为我们下一步的教学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引入案例教学是教学成功的关键
案例教学法，即运用案例来培养和训练学生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它通过向学生提供具体案例，组织学生围绕一个或几个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各自的见解，以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法早已被广泛应用于经济管理类、法学类及其他许多应用学科的教学中，并且收效明显。
政治经济学课程具有理论性强的特点，抽象的理论推导，容易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采用案例教学法，可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案例教学中，教师经过精心准备，把抽象的理论转换成具体生动的事例即案例交给学生，并组织学生开展讨论。由于每一个案例的内容都是不同的，对青年学生有特殊的吸引力，可以激发他们主动思考，积极探讨。
引入案例教学，把学生关心的现实问题拿到课堂上来，并让学生亲自参加讨论和分析，这不仅符合青年学生的思维特点，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同时也为政治经济学课理论联系实际找到了结合点，使学生学会自觉的运用所学理论去认识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和讨论，使学生感受到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从而增强了深入理解和接触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自觉性，使教学效果得到明显提高。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公认的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和提高学生全面素质的有效方法。由于这种教学法是通过一个真实的或模拟的具体情景，让学生置身于该情景之中，凭借案例材料所提供的信息和自身的认知能力，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相关理论，以当事人的身份去分析研究，寻找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学生之间的充分讨论去优选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在这种方式的学习中，即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老师按部就班的讲解，学生没有了任何依靠，只能靠自己动脑筋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并独立地做出判断和决策。可见案例分析为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能力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
例如，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中揭示了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以及后来列宁提出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过去在学习这部分内容时，大部分学生只能机械的记公式、背概念，根本不理解其内在的必然性。我们将前苏联和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制定并执行了几十年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以及执行这一方针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加工整理成一个教学案例。把大量有关我国和前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统计数字交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做出分析和判断。通过充分的讨论，可以看出，学生不仅掌握了什么是“按比例发展”和“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以及这些规律存在的必然性，而且认识到了正确理解和运用这些规律的重要性，许多学生还从不同的角度剖析“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利弊，指出应该充分利用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合力来实现这些规律的要求并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这种教学效果，是采用传统教学法很难达到的。实践证明，将案例教学法引进政治经济学课教学不仅是必要、可行的，而且是有效的。所以，我们认为，引入案例教学是教学成功的关键。
三、坚持教研相长是教学成功的法宝
在历史上，经济学的发展体现为其研究内容中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分分合合，经济学的名称曾经是政治经济学，近十余年来西方经济学界又兴起了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潮。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再到现代经济学中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实际上是人们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认识过程不断深入的体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价值不容置疑。高校教师积极投身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不仅可以提升其学术水平，而且可以增强其政治经济学素养。而教师要想教好政治经济学，必须拥有良好的政治经济学素养。故坚持教学与科研相长是教学成功的法宝。
我们知道，《资本论》所阐述的共产社会是对未来的预期，需要高度的抽象能力和思考能力，而且在论述过程中，引用大量的实例进行分析，所阐述的是事物的本质。教师是《资本论》教学实践的主体，能否教好《资本论》，取决于教师的知识储备、教学经验以及教学方法。《资本论》是宏观且抽象的，缺乏直观性。试想，如果教师自己都不熟悉《资本论》的历史、背景，没有深刻领会《资本论》的思想，如何能教好学生？所以，教师在讲授中不仅要注重知识的广度，同时也要注重知识的深度与准确性。即，教师在想尽千万百计改进执教方法的同时，还要深入开展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科学研究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之路上长盛不衰。
简言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工作，要求教师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功底，在某些重要的问题上要以一定的理论研究做积淀。同时每位教师更要深刻地认识到，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与树立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科研为教学服务的理念是密不可分的。
四、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和信息社会的到来，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愈来愈难，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要使学生对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感兴趣，我们的教学人员既要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又要深入研究实践中发生的新变化，（下转封三）（上接第292页）发现的新问题；既要有一流的理论水平，又要对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践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实践十分熟悉。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我们要加强政治经济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培养高水平的师资力量；另一方面给政治经济学教师更多的学习时间与考察时间，每年要安排一定的时间深入基层考察学习，使他们既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与宽阔的专业知识，又对实际情况比较熟悉。
其次，政治经济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讲清三个层次的问题：一是分析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原意，给学生们一个清晰的马克思的思想观点；二是讲清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实践发生的变化，并分析发生变化的原因，特别是分析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产生差距的原因；三是讲清楚在实践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如何坚持与发展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问题，给政治经济学更强的生命力。
最后，政治经济学教师在课堂讲授中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性与现实性的关系，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一方面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在教学中要坚持理论性，具体要讲好三个理论：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包括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与基本规律；二是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与资本主义经济实践发展对政治经济学的新贡献，即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新理论；三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动态。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解决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指导实践。因此，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既要用一定的篇幅讲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与热点问题，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方向性的对策建议，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又要用一定篇幅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做出符合实际的合理解释，并预期它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王阵军.案例教学法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应用[J].教学研究,2006(1).
[2]杨敏,谢元态.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学生感受差异性研究[J].高等财经教育研究,2011(2).
[3]杨文进.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六大区别[J].学术月刊,2007(12).
作者简介：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范文
教学方法改革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冠以理论经济学的字样，就是特指理论经济学学科下设的两门主干课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方法改革问题。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我国财经类院校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程。作为理论经济学的两门主干课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名词概念、逻辑结构、理论体系、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以及对经济本质和现象的不同层次的关注等方面的差别，决定了两者是理论范式截然不同的课程。由于课时量以及教师认知水平的限制，大多数教师对这两门课往往进行了毫不相关的老死不相往来讲授，甚至出现教政经的教师排斥西方经济学，教西经的教师排斥政治经济学的局面，这样的课堂教学状况对被教育者的影响是深远的。由于这两门课所依托的理论是针对同一现实经济问题所给予的不同解释，如果教师对这两种理论解释不加以分析、鉴别以及有比较的讲解，就会使学生不是对经济学理论的可信度产生怀疑，就是对其中一门产生没有鉴别的盲目崇拜，造成学生世界观的混乱、知识结构的残缺、综合分析能力低下的结果。这种结果影响了理论经济学教学质量的提高、妨碍了教学目的贯彻，背离了人才培养的目标。为了打破这种局面，对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种理论范式进行比较的学术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而把比较研究的学术成果渗透到本科教学中尤为必要。这种渗透带来了理论经济学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的全面改革，这种改革对于增强学生的分析问题能力、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增加理论经济学的课堂教学魅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内涵分析
(一)教学方法改革乃是内容和形式改革的有机统一
一般而言，人们对教学方法改革的理解大都停留在教学形式、教学模式改变的层次上。从早先的启发式教学到现在流行的翻转课堂等等，大都是仅仅注重教学方法本身的改革，很少有人认识到无论是启发式还是翻转课堂式的教学方法改革，都应该是以教学内容充实为依托的改革。尤其是在理论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中不充实授课内容、提高所授内容的理论思想魅力，所有花样翻新的教学形式改革都达不到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这一目标。因而，从本质上看，教学方法改革应该是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的改革。仅仅注重教学形式而忽视教学内容的改革是难以达到教学方法改革的预期目标的。
作为理论经济学两大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两大不同范式的理论体系。我国财经类院校把这两大不同范式的经济理论提炼为两门专业基础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安排在本科生的一、二年级开设。一般情况下，教师对这两门课程的内容进行毫不相关的、一般性的、程式化的讲授，学生在第一学期学完政治经济学，第二学期再开始学习西方经济学。由于这两门课程所授内容出自两种不同范式的理论，因而两者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任务、诸多原理以及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评价等方面都具有截然不同的解释。如：对于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是研究生产关系的学问，西方经济学的解释是研究资源配置的学问对于研究方法，政治经济学解释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科学抽象法，西方经济学解释为边际方法、均衡方法;对于研究任务，政治经济学主张揭示经济规律，西方经济学则主张寻找效用和利润最大化的点在具体原理方面，政治经济学主张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价值理论，西方经济学主张价值取决于人的主观感受的效用价值理论另外，政治经济学有资本积累理论，西方经济学则有经济增长理论政治经济学认为借贷资本供求决定利率的理论，西方经济学则认为货币供求决定利率的理论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矛盾体，西方经济学则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和谐体似乎在所有的知识点上，这两种范式的经济学理论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答案
如果对这两门课程不加鉴别、不加分析的程式化的讲授，会给学生造成不知信谁、无所适从的印象。学生更经常的状态是，在第一学期学习了政治经济学，第二学期再学西方经济学时，如果教师没有比较没有鉴别的讲授，那么先学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就会在头脑中逐步淡出，后学的西方经济学原理在脑海中留下的印象则相对比较深刻。放任这种状态的最终结果就是，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全部遗忘和放弃、对西方经济学理论不加鉴别的全盘接受的这一极端结果。因此，对理论经济学的两门课程不加鉴别的程式化的讲授会造成两个不利的后果：一是使学生认识不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层魅力，更认识不到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深层缺陷，最终不利于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和知识结构的完善;二是不利于理论经济学的课堂教学魅力及教学质量的提高，更无法唤起学生对理论经济学的学习热情。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教学改革所要达到的最直接目标。作为理论经济学两大范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我们充分运用比较分析方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也为理论经济学的课堂教学提出了不同于其他学科课堂教学的特殊任务，就是把比较分析方法充分运用到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中，达到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预期目标。
前边强调过，教学方法的改革不仅仅局限于形式上的，更应该是实质思想内容方面的。因此，可以把比较分析方法看成是由比较研究方法和比较讲授方法两方面构成，也即前边强调的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统一。也可以说，比较分析方法的成功运用依赖于比较研究方法和比较讲授方法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首先，比较研究方法关注于两大范式理论的深层实质内容的比较，是属于学术研究的层面;其次，比较讲授方法关注于比较研究成果之精髓在课堂讲授中的展示，是属于教学层面。可以说，没有第一方面理论内容的比较研究，就没有第二方面课堂教学的比较展示，两方面工作的有机结合才能体现比较分析方法的充分运用，才能从根本上达到教学方法改革的目的。
通过对比较分析方法的两个方面的解析，可以认识到这一方法的成功运用对授课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授课教师不仅要有高超的讲课水平，更要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宽广的理论视野以及坦荡的理论胸怀。所谓深厚的理论素养，就是要求无论是讲授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的教师，自我的理论素养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对经济学原理的掌握这一基本层面，要牢记给人一杯水要自有一桶水的道理，要深挖原理背后的理论根基，广泛阅读各种经典著作，要有讲课不息学习不止的探索精神;所谓宽广的理论视野，就是不要静态地理解和讲授经济学原理，而是要厘清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坚持理论基本内核的前提下完成理论的与时俱进任务，提高理论经济学的课堂魅力;坦荡的理论胸怀在于能够实事求是地、一分为二地对待不同学派的经济学理论，避免主观回避甚至故意的排斥，能够做到对不同范式的理论进行全面的比较与深刻的认识，解决好批判与继承、借鉴与坚持的关系。总之，对于一个合格的理论经济学教师，这三方面的理论素养缺一不可。也只有具备这种深厚理论素养的教师才能够在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课堂上，充分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把勇于探索、积极思考的精神潜移默化地传导给学生，引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们的思辨能力和综合素质，完善学生们的知识结构，提高理论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无论在授课内容还是在授课形式上完成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任务。
(二)教学方法改革必须依托于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
通过前一个问题的分析，我们深切领会到教学方法的改革不仅是形式上的、更是内容上的改革。教学内容的改革主要是指教学内容的深化问题。如果政治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仅仅满足于两大范式互不相涉的经济学原理的泛泛介绍，满足于简单的教学任务的完成，永远也达不到提高理论经济学的课堂教学魅力、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的效果，不仅比较分析的教学方法改革难以得到贯彻，也更实现不了提高理论经济学教学质量的最终目标。所以教学内容的深化问题就必然涉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两大理论范式之间的比较的学术研究问题。所以说，教学方法的改革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教学领域，更多的是涉及学术研究领域的问题。因此，教学方法改革的贯彻以及获得的预期效果就必须依托于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
不同于其他科研机构的研究工作，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肩负有双重使命。一方面，高校科研的成果可以直接服务于社会，起到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的作用;另一方面，高校的科研成果更多的是起到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合格人才，提高潜在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增强创造社会财富能力的作用。作为社会科学组成部分的理论经济学，其科学研究工作主要是肩负着培养人才、提高潜在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作用，这就决定了理论经济学的科研工作必须与教学工作紧密联系，肩负起为教学服务的学科使命。所以，理论经济学的教学与科研之间更多的应该是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而不应该是一种顾此失彼的替代关系。但是，近年来由于我国高等院校实行了追求数量、速度排名的评估机制，造成了教师职称晋升也仅仅关注科研成果而忽视教学成果的倾向，导致了教学工作与科研工作的严重分离与脱节。教师为了科研而科研，很少考虑科研与教学之间的互相促进问题，即使考虑到了也是处于无暇顾及的状态，所以根本谈不上科研成果在教学中渗透、提高理论经济学课堂教学魅力等方面的作为。这种状况在本科教学中尤为明显，教师上课就是为了完成既定知识的介绍，学生听课也是为了完成学分的积累，造成课堂气氛沉闷，老师讲解照本宣科、学生听课兴趣索然，课堂教学质量直线下降的这一普遍后果。其中，政治经济学的课堂普遍给人以教条、刻板的印象，西方经济学的课堂尽管有一些图表、方程等形式上的花样，但也经不起深层问题的推敲。更重要的是，学生们搞不懂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种理论到底谁对谁错?有什么关联?为什么对同一经济现实的分析竟然有这样截然不同的解释?如果这些问题在学生们的头脑中搞不清楚，学生们就会进行选择性遗忘。先学的政治经济学知识淡出大脑，被后学的西方经济学知识所替代;即便是两门课程同一学期开设，学生们也会受到到底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谁说的对?[2]等这类问题的困扰。
因此，要解决上述问题，理论经济学的教学与科研必须紧密结合。这就要求授课教师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完整的知识结构，首先能够做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备一定的比较分析与研究，然后才可能把分析研究的成果渗透到教学中，并在教学中充分运用比较方法，对两大范式经济学理论的知识交叉点进行画龙点睛的讲解。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全方位分析问题的思辨能力的任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两大范式理论的比较研究和比较讲解会使同学一分为二地对待不同范式的经济学理论，使学生体会到，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对现实社会所进行的不同角度的研究，不同出发点的观察，并且代表着不同阶级集团的利益;同时，更要让学生认清，任何经济理论都不是绝对的永恒真理，都包含着优点和缺陷。
目前，在学术界存在着一种倾向，就是过于关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缺陷，而对它的优点和贡献视而不见或者有意歪曲;对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缺陷有意忽视，过于夸大其优点甚至是全盘接受。这种倾向也深刻地影响了教学领域，造成一部分教师和学生对当代西方经济学不加辨别的盲目崇信，对政治经济学给予主观的排斥与回避，这也是造成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原因之一。因此，要发扬理论经济学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优势，充分运用比较研究与比较讲授的方法，挖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揭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缺陷，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提高教学质量。
三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措施分析
(一)教师主动引导带动学生自觉学习
任何教学方法的改革都是围绕着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人才为最终目标的，而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人才的行为主体永远是教师。目前教学改革提出了很多眼花缭乱的措施，如教学理念从以教师教学为中心向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转变、人才培养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发展的转变、教学方式从课堂单向转播向网络多边互动的转变①，等等，这些都属于广义的教学方法改革。但是，无论如何改革，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不可动摇。
首先，以教学理念从教师教学为中心向学生学习为中心的转变为例，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教师的主导性作用更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在当今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如果不发挥教师的主动引导作用，学生的自学时间很容易被碎片化的知识所瓜分。而这些貌似非常丰富的知识，由于其杂乱性、多样性很难在学生头脑中自发形成系统化、结构化的知识体系，学生获得的大都是过眼烟云、蜻蜓点水式的暂时性知识。因此，这种向学生学习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的转变必须以教师的主动引导为基础。
其次，以人才培养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发展的转变为例，能力的发展不能同知识传授截然分开，教师传授知识的过程也是培养学生分析能力的过程。所谓学生的能力，就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主要是在大学时期的学习过程中培养出来的，而解决问题的能力主要是走上社会后逐步锻炼出来的。就学生分析能力的培养而言，主要是通过教师的知识传授、言传身教的主动性引导而实现的。
最后，以教学方式从课堂单向传播向网络多边互动的转变为例。在网络信息大发展的时代，这种教学方式的改革意味着教学空间的转移和授课对象的非固定化，更重要的是师生双边互动的教学相长行为更加方便和快捷，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对学生的主导性引导和启发作用就愈显重要和突出。
由此可见，任何形式的教学方法改革，教师的主动引导都是第一位的，而课堂教学又是教师发挥其主动引导作用的主要场所。在具体知识的讲授过程中，教师通过自身的学识、素养甚至是人格魅力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并把这种求知热情发散到课外带动学生的自觉学习。理论经济学的两门核心课程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在研究对象、基本原理以及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等方面具有强烈的对比性特点，是教师充分运用比较分析方法主动引导和启发学生求知热情，培养学生自觉学习能力的示范典型。
(二)课堂讲授启发带动课下自主学习
与上一个问题相类似，这个问题也是探讨教师课堂教学魅力的发挥问题，只不过在此着重强调的是，教师如何利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来带动学生课下自主学习的问题。面对浩如烟海的理论经济学知识和有限的讲授时间，政治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的授课教师一方面要完成本课程基本原理的讲授任务，另一方面要把比较研究思维和成果渗透到所讲的内容当中，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这就对教师的理论素养和授课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何在有限的授课时间内，既完成本课程基本内容的讲解，又画龙点睛地对两大范式理论的知识交叉点给予比较与分析，这对教师的理论素养、讲课技巧、教学经验、责任心甚至人格魅力是一种综合检验。这种检验合格与否，与启发学生课下自主学习的热情密切相关。一个合格的教师会运用有限的授课时间，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并把这种求知欲转化为课下的自主学习热情。教师可以趁热打铁利用学生被激发起来的学习热情，引导学生自发地组织课外学习小组、自拟讨论题目，自主钻研感兴趣的知识领域。通过自主学习，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能力、完善其知识结构、提高其综合素质，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人才。可见，教师课堂讲授的启发作用非常重要，是带动学生课下自主学习的关键。近几年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大大缩减了理论经济学的课时量，增加了学生课下自主学习时间;与此同时，又实行了各种教学方法改革的实践，典型如翻转课堂的实验，目的是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发性。在我看来，无论用何种方式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教师在有限授课时间内所起的主导性作用不应该被忽视，而且在课时一再缩减的情况下，教师的课堂主导性作用越显稀缺和重要。
(三)特色教材带动课外阅读的延伸
在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过程中，教材的编写与选用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无论是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目前在我国出版了三类教材：第一类是按照政治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各自的理论体系和结构而编写的教材;第二类是打破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原有界限，互相吸收借鉴并把两者融合到统一的体系和结构之中的教材;第三类是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原有体系和结构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到两种范式理论在一些关键知识点的交汇，每一章正文后边都添加对两种范式理论进行评述或比较的结束语或附录。对于理论经济学的教学方法改革而言，采用或编写何种教材也是一种关键的选择。第一类教材过于传统、略显平淡;第二类教材适用于已经具备一定知识积累的研究生，却不利于初始知识结构形成阶段的本科生;第三类教材对于理论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改革而言是非常适用的。这类教材在保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各自理论内核及体系结构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了对两种范式理论进行比较的创新思维。这类教材不仅适用于课堂教学，而且也适用于学生的课下自学，对引发学生的求知欲、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目前，在国内这类教材编写的典范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宏、微观)，已经发行到第五版。
这部教材最大的特点是在保证西方经济学原有的体系结构和基本内核的基础上，能够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西方经济学采取批判和借鉴的态度，在每一章的结束语中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全面的点评，这些点评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种范式理论的比较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启发作用。另外一本很有特色的教材，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堡骏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教程》。本教程在尊重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并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基础上，每一章都恰如其分的添加了独立的一节针对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有关理论进行批判的内容，这些内容对于坚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念，揭示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缺陷具有重要的贡献。第三本特色教材是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石晶莹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本书就是为了完成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比较研究成果在本科教学中运用这一教研项目而编写的。其主要特色在于，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原有结构和理论内核基础上，增添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典型原理的比较以及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些难点问题的解析两方面内容，这两方面内容的添加极大地提升了本书的理论魅力，加深了读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性的认识，提高了读者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辨别力，对于构建学生完整知识结构，提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此可见，特色教材的编写和选用是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实施和贯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措施之一。除此之外，这类体现理论经济学比较研究成果的特色教材的编写，参阅了诸多文献。通过这些参考文献的引用，可以引导学生阅读的延伸和探讨学术的乐趣，培养其自学热情，提高其分析问题的能力，达到教学方法改革的最终目标。
四、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制约因素分析
通过分析得知，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实施主要依赖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而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又受到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制约。
(一)制约教师主导作用发挥的主观因素
作为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主体和实践主体，理论经济学的授课教师必须具备理论深度、理论广度和理论胸怀等三方面素养。从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角度看，不具备这三方面的素养，就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给予深刻理解和把握，更不可能对这两种范式理论给予全面的比较与公正的评价。从比较分析方法的实践角度看，不具备这三方面的理论素养，也就不可能在教学中灵活运用这种比较分析思维并把两大范式理论的异同点渗透到教学内容中去，做到启发学生思考、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目的。然而，授课教师理论素养的直接表现就是其自身理论经济学的知识结构是否完整的问题。
近年来的人才培养模式忽视通识教育，注重分门别类的专业化培养。理论经济学的授课教师大都是某一学科专门培养的专业化人才，其知识结构的单一性是通病。比如一些西方经济学专业出身的教师接受的是系统的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熏陶和研究方法的训练，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一种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或者对政治经济学虽有一些正确的认识，但又屈从于长期以来流行的习惯与偏见，不敢涉足政治经济学或有意排斥政治经济学;一些政治经济学专业出身的教师长期接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训练，形成了特有的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方式，也养成了一种只顾此山景、不屑他山玉的习惯。这种专业割裂、知识结构单一的状况极大地阻碍了比较思维在教学中的运用，限制了教师本身的知识视野和理论胸怀，最终也会影响其学术研究的深化。如果说单一的知识结构对于专门的学术研究影响不大，那么对于本科教学任务尤其是专业基础课程教学任务的完成、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等问题的影响是深远的。一个知识结构单一的教师，他的课堂教学魅力极为有限，对学生思维的启发和学习热情的调动也极为勉强。因此，在现有的专业化研究的基础上，应该提倡教师的交叉学科研究，积极鼓励交叉学科研究项目的申报，提高教师自身的理论素养，达到以科学研究带动教学水平真实提高的效果。
(二)制约教师主导作用发挥的客观因素
尽管课下指导也是教学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还是依赖于课堂教学。课堂是教师发挥主导作用的主要战场，而有限的课时量以及课时量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课程之间分配的不均衡，是制约教师主导作用发挥的客观因素。
根据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有关《经济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修订稿2014)的文件，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课程被列为经济类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只不过在课程的设置中，西方经济学拆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个部分。致使理论经济学的两门主干课程被划分为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三门，在课时安排上这三门课平均各占48学时。这种安排已经造成了西方经济学的课时量是政治经济学课时量的两倍这一结果，更何况近年来个别高校进行的教学改革，大大削减了政治经济学的课时量，由原48学时削减到32学时、直至28学时，有的学校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理论经济学教学阵地全部让位于西方经济学。这种不均衡的课时分配以及对政治经济学课时量的缩减，直接造成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无法充分展开，理论魅力无法充分展现，人为地造成教师与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轻视、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政治经济学没有教好和学好，也影响了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与理解，更谈不上比较分析方法在教学中运用、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等目标的实现。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范文篇8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实践
Abstract：ThepapermainlydiscussesthepracticeofWesterneconomicsteachingreformmode.
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在众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西方经济学》在基本范畴、理论框架、研究内容、分析方法以及运用领域等方面都有极其重大的发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它的重要性也日渐显现，被国家教育部规定为财经专业十门核心课程之一。从我们多年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的实践来看，我们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很多同学反映该课程涉及的众多概念、原理对他们来说晦涩难懂。究其原因，可能和经济学理论本身的高度抽象和我们传统的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认为，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所沿用的是一种教师讲、学生听，靠教师向学生灌输的应试教学模式，这样的教学模式使这门课程成了空洞的理论，已经严重影响到学生沟通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所以《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1.课程的性质和特点
《西方经济学》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个部分，其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对经济学整体框架和基本理论的认识，并锻炼学生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同时，它还是进一步学习经济管理类其他多门专业课的基础，如财政学、货币银行学、国际经济学等。对经济学类专业的学生而言，只有打好坚实的西方经济理论基础，掌握该课程独有的逻辑分析方法，才会更有效地学习本科阶段的其他相关课程。《西方经济学》不同于其他学科课程，其特殊性在于提供给学生与实际经济社会密切相关的、大量的概念和理论模型，这些内容可以让学生对基本经济现象有比较透彻的认识。《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作为分析经济领域内具体现象和事物的工具，反过来又可以提高学生对经济学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运用经济理论观察、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的能力。毋庸置疑，《西方经济学》是学生最需要掌握的专业课之一。在内容方面，本课程主要给学生完整介绍《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知识体系与分析方法，使学生能把握宏微观经济理论的精髓，使之能运用供求、边际效用、生产和成本、厂商与博弈、分配理论及福利经济学等分析简单的微观经济现象；能运用国民收入理论、消费与投资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周期理论、失业理论、总供求理论等分析简单的宏观经济现象。此外，为进一步学习其他专业课打下扎实的基础，养成良好的学习方法。
2.教学改革模式的创新
2.1拓宽经济学专业面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学毕业生自谋职业，如果专业面太窄，不可避免地会限制学生寻求工作的范围和机会。同时，市场经济变化很快，人们的工作岗位转换与流动性都较大，专业面窄了，会产生“用非所学“的现象。此外，学生入学到毕业，需要四五年时间，在这几年时间里，由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各种专业人才的需求也会发生很大变化，这样会导致有些学生就业的困难。因此，要拓宽大学经济学专业面，应以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科学的分析方法与能力以及较宽的经济学知识为主，以增强学生毕业后的工作适应能力专业知识在最大程度上是职业知识，只要学生有了一定的理论知识基础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工作岗位需要的专业知识是可以通过自学或专业培训获得的。在美国，大学经济系毕业生应聘到公司工作后，常常先被送去听专业知识讲座或是去上专业知识课，这种现象，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是很正常的。
2.2优化课程结构
课程设置是影响专门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性因素，大学经济学教学改革的重点，应放在优化课程结构上，以与拓宽经济学专业面相适应。中国大学经济系的课程设置应根据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通过教学使学生既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懂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并且熟悉中国经济的运行规律。这就需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作为大学经济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中国经济学家应在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改革实践的基础上，借鉴现代市场经济理论，逐步创建自己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
2.3因材施教，对不同专业优选教学内容
对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等专业侧重于经济学应用的教学内容，按照应用经济学的体系讲授，对国际经济贸易专业侧重于经济学理论学习，培养理论研究能力，提高理论研究水平，为进一步深造打好基础。
2.4重视定量分析方法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高等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和采用定量分析方法。这是与现代市场经济的需求分不开的。一个现代企业的发展预测、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规划的制定、整个经济运行规律的控制等，离开定量分析是不可能的。例如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要保持在8%，这需要采取哪些具体的财政金融措施及如何控制相互间的制约关系，必须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才行。研究与控制经济运行规律，，其实质就是研究与控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同时，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重视数学基础和定量分析方法，就要加强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总是三位一体，构成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2.5积极开展学术交流
当代社会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市场经济日新月异、经济理论迅速发展，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对于加强经济学学科建设、促进教师队伍优化以及提高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水平，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过程中，要把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这种学术交流活动，包括校际间的教授访问、讲学、邀请国外知名教授讲学与合作研究，召开专题学术研讨会。美国大学，例如康奈尔大学经济系每周都安排三四个学术讲座，多是邀请外校（包括国外）知名教授讲学、进行学术交流，教师和学生都能在参加学术交流活动中，了解该领域最前沿的研究动态和最新研究成果，这样就可以不断扩大课程教学的息量和教学效率，改变刻板的教学模式，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不断扩大课程教学的信息量和教学效率，改变刻板的教学模式，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陈银飞，苏建红.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探讨[J]，江苏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4，4.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范文篇9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价值导向
中图分类号：G4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0－0207－02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在理论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不断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不断削弱，西方经济学在事实上已经取得了许多大学经济与管理类学科讲坛的主导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经济学是以欧美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家为代表的、研究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体系，作为一门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课程，在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上都必然打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烙印”。但许多大学普遍采用未经科学分析的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并以基本肯定其核心理论的方式向学生作传授和宣传，包括宣扬“自私经济人”、“公有制不如私有制”、“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私有制无剥削”等基本原理，从而导致曾经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思想熏陶的学生和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的理论倾向与政治信仰都显现出了冲突。
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还是课堂教学中要正确处理好“述”与“评”的关系，讲求“述评并重”，既不能断章取义“为评而述”，也不能不求甚解“只述不评”。因为，只有“述”才能让学生学好西方经济学知识，唯有“评”才能使学生不至于失去立场，失去深刻认识问题本质的能力。
二、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中的“述”
（一）“述”什么
“述”不可能是西方经济学的所有观点。原因有三：一是时间不允许。历经两百多年发展的西方经济学，学科内容涵盖范围广，分析方法系统多样，并且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边界不断扩大，向相关学科领域伸展，被称作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么多的内容，想通过课堂教学“短”时间内将所有的内容讲述给学生，显然是不现实的。二是历史文化和制度背景的差异。西方经济学是来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是一种“舶来品”，它或明或暗地论证它所在的那个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和经济性。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制度背景与西方国家不同，这就决定了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有所取舍地“述”。三是经济体制的不同。西方经济学是根据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和经验写成的，也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条件和经济问题为背景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现在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不同，同时，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有市场经济的共性，但也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性，这也要求我们课堂教学中的“述”不能原样照搬。
于是，“述”的内容就可以大体地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以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1776）为研究起点，经过马歇尔（1890）、凯恩斯（1936）等西方经济学家的发展，西方经济学逐渐形成了自己严谨、缜密的理论体系，已经成为一个解释说明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治理方法的理论体系和指导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理论基础。只有教给学生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才能使学生把握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才有可能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二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沿性经济学知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会不断产生新的理论来解释新的问题，因此，我们在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过程中，应该多综合分析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要求和国外经济学发展的趋势，将新的知识点及时地传授给学生。三是“中国化”的西方经济学知识。经济学是一门致用的学问，它首先要能够解释经济现象，其次要能够为解决经济问题提供思路和方法，中国的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目的不是为西方社会服务，而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解决中国出现的经济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地向学生讲授与我们的制度、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相一致的观点，甚至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植入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中，再给学生讲授。
（二）怎么“述”
一是加法与减法的合理运用。所谓“加法”，就是符合市场经济“共性”的理论与那些能合理解释中国改革发展中的经济现象及出现的经济问题的观点要多讲。所谓“减法”，就是要分析和摈弃西方经济学中那些包含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和价值观的理论或结论，对于这些内容，要批判性地少讲或不讲。
二是案例教学中要以中国转型期案例为主。西方经济学课程本身具有较强的理论抽象性，学习起来难度比较大，因而在课堂教学中使用案例教学是活跃课堂，增强学生感性认识，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方法。但从我国西方经济学教学实践看，教材内容往往与中国的经济现实有相当大的距离，这种距离既需要教师在讲授过程中去填补，也需要学生在积极参与下通过思考去填补，在案例教学多选取中国转型期的案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这种作用。
三是前沿理论要结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进行探究。西方经济学的前沿问题仍然是围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展开的，离不开微观经济学分析的资源配置与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等等主题。事实上，西方经济学中的需求供给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市场结构理论以及国民收入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等等，都贴近现实生活，无一不是学生津津乐道的话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过程其实就是前沿问题不断产生的过程，因此，在向学生讲述前沿性理论时，要结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进行。
（三）要达到什么效果
“述”的目的在于让学生形成西方经济学的感性认知与思维方法。让学生了解、认识和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及其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培养和增强学生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经济领域的相关问题的能力。这与一些学校《西方经济学教学大纲》的要求基本上是一致的。
三、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中的“评”
（一）“评”什么
从整个理论体系来讲，西方经济学毕竟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维护资本主义统治和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这与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目标格格不入，但西方经济学的许多内容也可以适合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因此“评”的过程中既要“批判”也要“借鉴”，避免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片面性。
依据这一原则，“评”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评”背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市场经济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理论假设、价值取向和分析工具等方面的差异就变得不可避免。所以有些时候，要“评”出这种不同的背景，解释为什么有些理论在西方有效但不适合于中国。二是“评”观点。西方经济学不是真理，有些观点也存在偏颇与缺陷，有些观点是经验推理的结果……对于这些观点，我们必须加以评说，以免学生在学习这些理论时产生思想混乱。三是“评”立场。西方经济学主流派思想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而我们的社会价值取向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因此，在必要的时候“评”出这种不同的立场，可以使学生更深入地理解相关理论在我国的运用价值及其可能局限。
（二）怎么“评”
一是引经据典“评”。这里所说的“经”与“典”，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也包括西方经济学家的。通过对这些经济学家“经”与“典”的引用，往往使学生印象深刻，同时也起到了对比分析的作用，便于学生理解。
二是事实说话“评”。有些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很难通过简单的语言将其中的谬误描述出来，或者描述出来了也让学生无法理解，这时候有必要引用某些事实案例来加以说明。比如在某种理论支撑下，导致西方社会（或某个国家）出现了哪些问题，又有哪一种理论在西方表现良好，被引入中国后又导致了什么不利现象等等。如此“评”，往往事半功倍。
三是启发学生“评”。有时候，老师“评”远不如学生自己“评”有效果。这时候，有必要通过启发让学生自己根据生活实践找到西方经济学某些观点或理论存在的问题，这既能使学生有了“成就感”从而提高学习兴趣，同时也达到了“评”的目的。
（三）要达到什么效果
“评”的目的在于让学生在感性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有个理性的升华。使学生借鉴、吸收西方经济学知识时能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这在一些学校《西方经济学教学大纲》的要求中是没有的。
四、“述”“评”结合下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的与时俱进
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中的“述”与“评”虽然含义与目的不一样，但不是分开进行的，而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行的。只是其结合也要有一定的艺术性，要求把主流意识形态有效地融进“述”的过程中，不要为“评”而“评”，“述”和“评”都要根据原意，不要歪曲原意，不用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式教学来替代“评”，如果“述”一观点就批判一次，介绍一章就批判一段，久而久之就会失去“评”的价值。
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中的“述”“评”结合关键在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营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为教学目的的课堂环境，从而推动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的与时俱进。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的与时俱进，就是要将时代和实践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用符合实际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方法来开拓西方经济学运用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新境界。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能否与时俱进，从根本上说就是看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能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能否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中国的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熊毅.现代经济学教学的特殊性分析[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7，（3）.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西方；学者；中国模式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9-0005-02
一、“中国模式”西方热的背景
“中国模式”是指基于中国的国情所走的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它包括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中国的发展成就已经证明“中国模式”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在当前，就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是舶来品。
在理论上：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模式”的关注始于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设想中国将走一条与西方相同的发展道路，一片赞扬之声。20世纪90年代，当他们发现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其截然不同之后，一片哗然，相继抛出“中国崩溃论”、“中国”等。进入21世纪，乔舒亚・库柏・雷默发表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的报告，提出了“北京共识”。重温“中国模式”这个概念，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开始竞相研究，进入一个高潮。
在实践上：苏联解体，标志着苏联模式的彻底瓦解。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得拉美、东欧和亚洲的一些国家陷入了发展陷阱，这种发展模式也失去了光环。2008年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各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遭到重创，经济出现大萧条。与此同时，中国也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中国能够迅速摆脱危机，率先经济复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这使得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关注度也逐渐增加。
二、近年西方学者视野下的“中国模式”观
近年，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大体上分为：肯定中国模式积极影响的学说、第三条道路学说、否定中国模式积极影响的学说。
（一）肯定中国模式的积极影响
“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说：美国学者乔尔・安德斯认为：“中国走的是一条独特的东亚道路，其特点是强大的国家、活跃的家庭劳动经济和主要由小企业组成的私有经济和小规模资本主义经济。”[1]约翰・奈斯比特说指出：“‘中国模式’是一种全新的模式，已经不能简单地用‘社会主义’来描述了……在欧洲，很多人一说到‘中国特色’就联想到共产主义，会产生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联想……中国不要把自己裹在‘共产主义’这个老茧子当中。”[2]
“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说：俄罗斯学者阿列克谢・基瓦认为，中国模式就是资本主义方式的一种。这种模式被许多国家采用过，其实质就是为了形成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创造前提[1]。Leonard认为：“中国模式显露出另一种资本主义象征――‘黄河资本主义’，即结合渐进式经济改革、政府控制及社会本位，也就是政府可通过干预的手段加以改善经济动力，利用市场以资助社会福利，从而实现政治与社会目标。”[3]
（二）第三条道路
中国模式还在形成的过程中，提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还需时间的积淀。托马斯・海贝勒：“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因此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这一转型期将伴随着急剧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增量的，在这一条件下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4]。
（三）否定中国模式积极影响
里奥・霍恩：“模式”一说至少有三重含义：成功、可复制性和周密计划，而“中国模式”这三个方面都还有待商榷，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5]。
“儒家社会主义模式”说：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的区别主要在于：中国独特的儒家历史文化传统。PeterNolan认为：“在寻求一条道路走出它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可以利用本国过去的经验作为灵感的来源。……在目前动荡的环境下，社会凝聚力和政府的重要地位是体制生存（更何况是13亿中国公民的成功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国可以回顾国家历史，寻求一个引导国家发展的道德框架，使市场服务于共同的社会目标。”[6]这种儒家文化历史传统是中国的独特产物，对于其他国家没有可复制性。盖伊・索尔曼认为：“‘北京共识’虽然是中国特有的历史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和儒家官僚的独特结合，这种模式能否在中国之外扎根，实在让人感到怀疑”[7]。
“威权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说：在经济方面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方面则存在强势的威权政府，即自由经济+威权政治。Dickson认为“至少，中国模式是指经济自由化，引入市场以取代苏联式的中央计划体制，引进外资和技术，并且重度地依赖出口。此外，中国模式包括一个以引导经济的发展，限制进入政策决策过程，以及防止利益集团的形成，如工会，以避免分散经济成长的优先性。”[3]
三、对西方学者视野下“中国模式”的评介
近年西方学者在对中国模式进行考察时，由于带有不同的角度、立场与方法，因此对中国模式的理解也是“丰富多彩”，比较随意。
（一）从角度上看
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模式”的认识角度是多元的。他们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既有从经济角度考察的学者（大多数西方学者），也有从政治角度考察的学者，还有从文化角度考察的学者，但缺少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等综合角度进行考察的学者。因此他们给出的“中国模式”概念也是多元的。可以是发展理念、发展经验，发展道路等含义，也可以是上述所指的综合性含义。总之，他们缺乏统一的认识。
（二）从立场上看
西方学者在讨论中国模式的过程中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有将中国模式理解为一种与西方模式相对抗的发展模式。像雷默一样的西方学者将“中国模式”概括为与西方模式相对立的发展模式。有将中国模式定义为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发展模式的学者。鉴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否定这个客观事实，但是他们可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有些西方学者将“中国模式”当作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一种。当然，还有学者干脆认为“中国模式”是无中生有。如阿里夫・德里克完全否定“中国模式”这一概念。他认为“中国模式”只是一个想法，而不是一个概念或思想。
（三）从方法论上看
总体上而言，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把握带有一定的片面性，没有用唯物主义辩证的方法来看待中国模式。用“普遍性”来否定“特殊性”；用“特殊性”来否定“普遍性”；只看到中国模式的“发展性”，而忽略了其“稳定性”。
在中国模式影响上持肯定态度的西方学者，主要是从经济角度来考虑的，忽视了中国独特的国情与政治发展道路，只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成果，同时有些学者只注重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从而忽视了中国的发展的全面性，囊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盲目地认为“中国模式”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只看到了“中国模式”与西方国家道路相通的地方，忽视了特殊性。
认为中国模式还在形成之中，对“中国模式”走“第三条道路”的学者，看到了中国模式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适合中国发展道路，目前发展阶段，这种发展模式还很不完善。所以考虑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这类学者只看到了中国模式不断变化的一面，而忽视了中国模式在形成过程中的本质方面，这是中国模式的灵魂与不变的部分。
对中国模式影响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则主要是从中国的政治体制角度加以考察的，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过多地考察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中国模式是基于中国国情基础之上，有利于中国发展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模式缺少可复制性，从而否定中国模式。这种观点，则只看到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而忽视了其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意义。
四、西方学者视野下的“中国模式”观对于中国发展的作用
（一）消极作用
近年，西方一部分学者对于“中国模式”大加赞扬，赋予其普遍性的意义，是一种最好的发展模式。这种对中国模式的看法，使得国人倍感自豪。但是，部分西方学者确实别有用心，他们引导国人沾沾自喜，回避问题，给国人灌了一剂“迷魂汤”。其影响不亚于“中国”、“中国崩溃论”，其实质是在“捧杀”中国。另外像雷默一样的西方学者将中国模式概括为与西方模式发展相对抗的发展模式，这样的认识不利于为中国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积极作用
西方学者视野下的“中国模式”，从另外的侧面能够丰富我们对中国模式的理解。“中国模式”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客观存在的适合于中国发展的道路。但我们没有明确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舶来品。同时，西方学者作为一个旁观者在考察中国模式时，里面所涉及的问题，能够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一定的“警醒”作用。他们在考察中国模式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给予了认同，但对于其他方面却带有“嘘声”。当然一方面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不同的国情等原因，使得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几十年的发展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我们的经济发展的整体素质不高、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等问题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西方学者对中国的批判以及对于中国模式积极作用的否定能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我们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朱可辛.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研究[J].科学社会主义，2009（4）.
[2][中]赵启正.[美]约翰・奈斯比特[奥]多丽斯・奈斯比特.对话：中国模式[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14-15.
[3]石之瑜，李梅玲.“西方中心论”与崛起后的中国――英美知识界如何评估中国[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3）（上）：16.
[4][德]托马斯.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研究[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5）：9.
[5][英]里奥・霍恩.中国模式背后的真相[N].金融时报，2008-
07-29.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范文1篇11
2：意义：各种休闲文化的传入，给湘西地区带来了较大的影响。为提高湘西地区的人口综合素质为前提，倡导各种文化的积极发展，给社会治安，加强人民团结，促进休闲文化的健康发展，提高全民健身，为湘西地区的发展，从精神上提供依据，从而来提高湘西地区的综合素质提供参考
3：国际动态：就国际形式来看，全球一体化，体育参谒立体化，现在大多数都对健康的意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觉悟，就世界卫生组织，旅游事业，节假日的活动方式来看，世界各国都是为提高全民综合素质进行引导，都对休闲体育这一块有了较高的认识。
4：国内动态：国内形式来看，WTO和兴办奥运，休闲健身运动产业，当前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全国每年就用于休闲的费用也相对增多，用于休闲娱乐的时间也大幅度增多；旅游产业话的蓬勃发展，产业化开始起步。人口健康意识的转变。
关键技术和预期水平效益
1：关键技术：对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现状进行并调查，取证，探研湘西地区休闲体育的发展，开展情况程度，把农村和城镇之间的休闲体育的发展状况，休闲的方式，对休闲文化的传播从积极发展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运用现当前的经济状况，运用对比对经济条件的发展和现在人们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休闲运动，课题主要运用调查法，查找文献资料法，比较法和分析法等进行研究，能从中得出适应湘西地区积极方向发展的休闲体育运动对策。
2：预期水平：预期水平能达向个湘西地区的休闲文化起到带动作用，向健康方向发展；达到的预期效益在调动积极文化方向的同时，能积极调动全地区的人口综合素质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使湘西人人都能进一步认识休闲活动在生活中带来更多乐趣，能从身心上得到健康的发展，促进休闲文化的积极发展，打造安稳的社会经济环境，达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使全地区全民健身活动能有一个活跃的氛围，引导休闲活动向健康的发展方向，人口综合素质等得到提高提供依据。
研究基础及主要措施
一）：我是体育系大三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学习认真，成绩优秀，做事踏实，有较强的体育理论知识。在学习过程中，注重运动知识的积累，生活中就对休闲体育进行过多次的调查和访谈，给自己打下了坚强且牢固的理论性知识和社会实践能力。
（二）：文献资料基础:
[1]廖文科.贯沏“健康第一”指导思想做好学生卫生工作[J].中国学校体育学,2002(3):卷首
[2]孙葆丽.我过群众体育发展的历史回顾[J].体育科学,2000.20(1):13—16.
[3]胡小明.新世纪体育的走向—娱乐于健康[J].体育与科学,2002.(4).
地域基础:
[4]许良.中小城市居民体育活动的特征分析—以陕西省汉中市为例[J].2004.7（3）：92~94
[5]托马斯·古德尔，杰弗瑞·戈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6—16
[6]刘天成，张天成，涂绍生.湘西土家族学生1985—2000年体质状况的动态分析[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4，（1）50—53
1：文献资料法：根据也掌握的文献，查找相关休闲体育运动书籍，期刊，学术报告，学术会议论文，学位论文，科技档案等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范文篇12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教学能力；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0-0222-02
西方经济学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门社会科学，至今己有两百多年的历史，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被作为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核心课程和专业基础课。如何教授好这门课程，使学生对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基本原理和知识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运用有全面的认识和理解，是教学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然而，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一定的问题有待解决。为此，我们有必要找准问题，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特点和学生的具体文化知识体系背景和思维方式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措施，这对提高教学质量、增强学生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西方经济学的课程特点与性质
西方经济学作为我国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程，其教学效果直接影响到其他相关专业课程的学习效果。特别是在我国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日渐重要的时代背景下，无论是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要求，还是教学目标和以往相比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要求教师既要讲述两百年来经济学关于资源最优配置的逻辑框架，又要展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架构，还要注意培养学生形成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不仅要把最新的经济理论引入教学，还要注重对西方经济学理论本质的剖析。
二、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高校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还存在一些不利于“教”与“学”的问题，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引导问题
目前，在许多高校的经济与管理类专业的教学中，理论体系庞大，内容多且抽象，学生普遍感到不易理解，西方经济学是研究在市场经济制度下，稀缺资源配置与利用的学科。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随着社会经济实践的不断发展，理论体系日益庞大，授课内容覆盖面广，涉及知识多，加大了课程的难度。尽管西方经济学专业术语和基本理论经常出现在公众面前，但要真正理解理论内涵的实质并不容易，尤其是对于缺乏社会经验和社会观察力的大学生来说更是如此。西方经济学不但占据了主导地位，教师在讲授西方经济学时不加任何评论，以完全肯定其核心理论的方式传授给学生，包括宣扬“自私经济人”、“公有制不如私有制”、“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私有制无剥削”等基本原理，这会导致许多学生误把西方经济学的全部内容都当作经济学真理来接受。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西方社会的市场经济，讲述的例子大多是西方社会的经济现象。而我国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之中，许多现实的经济现象不同于西方社会，因此，许多学生觉得西方经济学离我们很远，容易失去学习的兴趣。
（二）西方经济学教师能力的问题
尽管许多本科院校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进行了案例式教学、启发式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改革，但效果并不理想。虽然在理论上提出了很多新的教学方法，可是一进入实际教学环节，就会因为案例式教学要求教师了解案例的时代背景、实际上案例分析不存在所谓的标准答案、掌握案例所涉及的理论知识点教师能力不足等，往往仍然采用传统教学模式。案例式教学中案例资源脱离国情，缺乏针对性，或过于陈旧，与现实经济活动脱节，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因此，案例教学法对教师专业知识、教学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在教学中运用启发式教学时，教学中设置的问题往往没有启发性，没有达到不仅要提出能引起争论的初始问题，而且还要提出将讨论一步步引向深入的后续问题的要求，难以激发学生探讨问题的兴趣。
（三）现行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和学习阶段的选择问题
目前，有许多高校在初级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直接采用国外原版教材，由于这些教材依据的是西方国家的具体经济体制和具体经济实例，中国学生学完了经济学的课程之后，只知道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体制是如何运行的，却不知道中国的经济体制是怎么运行的，这会使他们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即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体制作为一种范例，在研究我国的经济问题时简单地用美国的范例来对照，从而难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由于西方经济学强调“均衡”，势必有许多烦冗的数学模型和公式。这些用大量的数学知识推导出的结论，需要有较好的数学基础。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由各种经济变量关系联结在一起的具有较强逻辑性的学科，它的数学模型与定量分析较多。对于数学基础相对薄弱的学生来说，对逻辑推导、图表、公式、数学证明难易接受，尤其不容易把这些图形和公式的经济学含义同文字描述统一起来，“西方经济学”作为专业基础课，一般都安排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这给老师的授课和学生的学习带来了不同程度的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