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6篇)
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篇1
和谐社会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识的深化
尽管“和谐”是古今中外都比较关注的一个概念，但以此来定位一个社会，则是在科学吸收古今中外和谐思想精粹基础之上的一种重大创新，其内涵与外延极为丰富和深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于社会主义的最为基础的理论创新价值，就是实现了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者的成功衔接。
从本源上讲，最初意义的和谐社会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所以充分肯定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和谐的一系列天才设想，同时又正式提出自己关于和谐社会的理论命题，就是针对现实资本主义的不公正、不和谐，建立一种克服资本主义内在弊病，超越不公正、不和谐的社会制度，以达到共产主义的必然王国与和谐境界。然而，社会历史的实际发展进程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理论设计的原有轨迹，社会主义并没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成功。现实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相对薄弱，普遍处于初级阶段。中国就是一个典型例证。由此疑问自然产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和谐社会有无相容性？
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上最大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不仅从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实现了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在衔接。之所以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主要基于两大历史法宝：一是我们党从来都主张并且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二是我们党从来都是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论者。因此我们主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种科学理论，又是一种科学实践；既是一种崇高理想，又是一个历史过程；既是一种远大目标，又是一种具体任务。今天，我们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状态中积极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设想一步一步地变为现实。
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客观地存在着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条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共产党的领导，是坚强的政治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是坚实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根本指导地位的确立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是坚实的思想基础，等等。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既继承传统、又与时俱进，既坚持远大理想、又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
当然，中国目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使现实的和谐社会的发育程度不可能达到高级的程度，但它同时又较好地具备了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从而为实现更高级的和谐社会准备条件。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积极体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相统一，和谐社会的原则要求和基本特征必然要贯穿于初级阶段的整体部署和具体工作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必须体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另一方面，初级阶段的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初级阶段。正如社会主义本身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要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才能达到较高程度。我们应当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充分估计“应然”与“实然”的差距，依据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探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机理和实现途径，确定切实可行的具体目标，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地构建和谐社会，为构建完善的和谐社会奠定基础、积累经验和准备条件。
和谐社会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认识的深化
从总体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使社会和谐成为与社会主义基本政治框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居于同等地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内涵的一个崭新层面。也就是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充实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并使其更加健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蕴含着“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两大基本问题。作为一种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和科学实践，它必须随着形势的变化，在不断提出新任务、解决新问题中丰富发展。
在“三座大山”、完成“三大改造”、实现制度革命的基础上，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集中体现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上。他立足中国实际，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基本理念，以人民民主为基本制度框架，建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奠定了其后发展的政治基础。今天我们的国体和政体，或者说，政治文明建设的基础，就是当年奠定的。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继承既有历史资源禀赋和政治制度框架，审视“”的历史性错误，力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物质文明层面有重大的突破和进展。其最关键的问题是解决了经济发展的体制难题。实际上，这是在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构架的基础上，着力解决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构架问题。这一重大的历史性课题，由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付诸具体实践。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开放的总体导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很好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融合问题，并已取得巨大成效。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元化的国际背景，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的发展新阶段和历史新任务，面对重大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的交织，新一届党中央科学而果断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如果连贯起来看，就不难发现：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设计，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形态构架，解答了社会主义政治治理的合理性、有效性问题；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设计，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解答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效率问题；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设计，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论及其指导思想，解答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先进性。现在，包含发展全面性、发展动力论、发展协调性，并且深刻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则着重从社会动力、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等层面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内在的组成部分，解答了社会主义的社会价值取向和发展目标问题，既创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平衡机制，也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机制。
和谐社会是对现代化建设战略格局认识的深化
与以上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两大方面相联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命题的提出，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三位一体”深化拓展为包括和谐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和谐社会内容的加入，为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和处理现代化建设的各种问题提供了更完整、更科学的坐标系。
历史地考察，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就是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基本特征和基本任务展开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涵，实质上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党的十二大上，我们党提出了“三步走”的现代化建设战略部署，并且提出了包括经济富强、政治民主、精神文明在内的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格局。直至党的十五大，我们党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的基础上，设计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的纲领，从而使“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格局更加明晰而深入。直至后来较长一段时间，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格局，仍然是围绕“三位一体”的总体目标展开的。进入新世纪，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日益多变的国内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格局开始酝酿突破。我们党顺应历史发展和时代变化的要求，在我国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由此拓展深化了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格局。
一方面，我们党面对史无前例的社会变迁，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经济成份多样化、利益关系多样化的历史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协调好多元力量之间的利益关系，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添力量。这实际上就是要在解决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切实解决好社会发展进步这一历史性课题。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为了探索一种与此相适应的新的社会运转、社会服务机制，就是为了形成一套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相适应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
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篇2
2022年12月底，XXX社区高质量完成村社组织换届工作。新一届班子严格按照《XX省村级组织工作规则》、杭州市新时代村社组织运行“双二十条”、《XX区规范村（社区）组织运行若干具体举措（试行）》等政策贯彻落实，健全“一肩挑”后的村社组织运行机制，扎实做好换届“后半篇”文章。
一、调整组织架构，夯实党建基础
加强组织建设。换届选举后，社区党委进一步强化班子和组织构架建设，考察培养党员骨干，优化党建网格支部建设，将原有4个网格支部12名支部委员的党员干部队伍整编为7个网格支部，21名支部委员，7名支部联络员（社工党员）的基层党建骨干队伍，提升支部活力，细化管理格局，夯实党员干部队伍，构建“支部书记主持+支部委员协助+支部联络员配合”的支部党建工作模式，做优做强党建引领工作。
加强思想建设。按照镇党建办下发的《月度基层党建工作重点》，社区党委循序渐进抓好落实。抓好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开展春训冬训，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举办各类党史学习教育活动10余场。
加强全员学习。社区党委始终将党的组织生活高质量开展放在首位，按时开展“三会一课”，突出政治学习、党员教育和党性锻炼。理论结合实际，组织党员积极参与社区各类志愿服务，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鼓励晒单亮绩，落实先锋指数考核，形成以“学习强国”APP为学习主阵地、“西湖先锋”APP和“三墩”微信公众号为拓展阵地的线上学习矩阵，让党员在党员群内分享学习成绩、心得体会，营造浓厚学习氛围。
二、加强党建引领，创新基层治理。
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是补齐短板强弱项、破解重点难点问题的主动探索。今年以来，社区党委通过党建引领统领全局，谋划红色治理，以服务为切入点，创新工作模式，将“红色元素”融入小区微治理；以数智治理引领自治新风向，构建多方参与，共建共创格局，推动社区治理高能运作、有效运行。
深化数智赋能小区治理。，在社区党委引领下，XXX社区全力推进“未来社区”建设，开发定制“未来XXX·数智生活”小程序，实现线上线下融汇全贯通、各端数据互通全共享、小区治理全服务、程序在小区内全运用、红色治理全覆盖。此外，结合国际化社区定位，设置英文版APP程序，确保外籍居民无障碍使用。通过数字赋能，增强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科技和智能为抓手促进社区工作提质增效。
打造共建共治新格局。在巩固现有“网格+自治”模式的基础上，谋划小区自治“红色336”网络，将社区、物业、业委会三方力量，个人、小团队、联盟共建单位三类群体拧成一根绳，打造小区党员、志愿者、先锋队、微治员、微管家、微联盟六路小区治理抓手。同时，充分挖掘辖区专业人才资源，整合各方资源，组建联盟“微治团”，推选小区先进党员为团长，构建红色力量、专家学者、先进人士等各行各界精英形成小区治理共建共治格局。目前，已完成小区微治理团队的“微管家”“微治员”组建和受聘。
创新群防群治方式。义警队伍建设是创新群防群治工作的具体表现，是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推动形成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的一项重要举措，今年6月，社区党委与党建联盟单位XXXX共同组建XXX小区义警队伍，凝聚小区安保人员、热心居民及银行等多方力量，切实为小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三、浓厚红色氛围，传承红色基因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以党建百年为契机，XXX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助力党史教育走深走实，浓厚红色氛围，传承红色基因。自三月以来，社区党委策划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三月开展“学雷锋”红色服务、四月开展构建小区安全防线红色治理行动、五月开展“我们的美好生活”红色书画展、六月举办“百年同心路我心永向党”红色汇演、七月“追忆百年童心向党”红色故事会等，通过“月月红”主题活动将社区党委“学党史悟思想践行动”的宗旨贯彻起来，形成常态化开展，居民共治的良好局面，把党员承诺真正践行于为社区居民服务中。
做强社区党建联盟项目。今年以来，XXX社区党委深化红色联盟机制，与XXX、XXX、XXX等8家联盟单位启动共建项目14个，开展帮扶慰问、宣传教育、便民服务、疫情防控、义警建设等各类活动30余场，将党建引领融入社区治理，聚力区域力量共同做好居民服务。
发挥在职党员先锋作用。今年以来，在做好做实XXX小区“一队一员一阵地”工作模式的基础上，社区党委进一步进行经验总结，结合小区实际，建立XXX小区党支部，组建XXX小区党员微治先锋队，全面实现支部建在小区上的红色堡垒布局。今年以来，组织在职党员先锋队开展各类活动10余场，充分发挥党员先锋示范作用。
四、强化三方联动，稳固自治格局
社区、物业和业委会三方联动是推进社区治理的重要方式。换届以来，社区所属小区和商住区也迎来了业委会换届和筹备季。今年，在社区党委指导下，XXX小区顺利完成第四届业委会换届选举，选举产生新一届业委会。两届业委会顺利交接、过渡，为小区和谐稳定打下良好基础；XXX小区自交付后一直未成立业委会，小区各种问题集聚，今年在省直机关先锋队和社区党委的积极推动下，已顺利启动首届业委会筹备工作，目前已进入候选人公示阶段。各小区和商住区业委会的筹备和换届，将大大稳定小区自治格局，为社区治理提供有力抓手。
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篇3
关键词：和谐社会；安定有序；要素体系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5－0174－05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安定有序是和谐社会的一项基本要求，意指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这是对和谐社会的安定有序方面所作的原则性规定，具有理论方向性、实践指导性和价值取向性，是我们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基本原则。在这样的原则要求下建设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理论上仍需厘定特定社会的安定有序的构成要素，也就是说，应当明确中观或微观层面上哪些要素的安定有序，形成了宏观社会的安定有序。理论上的要素界定既为实践上的和谐建设提供了工作重点，又为评价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状况提供了标准。因此，在理论上研究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安定有序的构成要素及其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
理论研究的问题提出来了，可解决问题还需要科学可行的方法。首先，择取科学的理论研究思路。和谐社会的安定有序，就实质而言，是政治层面的安定有序问题。因为，一方面社会的安定有序是社会建设与改革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具有宏观性的政治影响和政治意义，另一方面，特定社会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面临或处于非安定有序的局面，总是会在不同程度上牵动社会的整体层面，引起人们对社会的中枢神经系统――政治体系――不同程度的关注。同时，政治层面的非安定有序必然导致社会层面的失序，甚至进入不稳定状态。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可以从政治视角探索和研究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安定有序的构成要素及其要素体系。
其次，明确具体的政治研究方法。和谐社会的安定有序是某些社会结构相互关系而达成的期望性局面。在这个意义上说，安定有序是这些社会结构的社会功能。对社会政治事物进行结构一功能分析，G・A・阿尔蒙德构建的体系一过程一政策分析框架可谓典范。这一分析理论能够为我国和谐社会的安定有序的要素体系研究提供方法论启示。阿尔蒙德认为，政治生活自成系统，任何政治系统都包括体系、过程、政策等三个层次的政治结构。按照结构一功能方法分析，他得出结论认为，“任何政治体系所发挥的功能都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考察，即体系层次、过程层次和政策层次”。体系层次履行“涉及体系的维持和适应功能”。过程层次执行“转换过程”的功能，即政治体系内外社会成员的要求和支持的输入。通过这一“转换过程”变成权威性政策的输出，包括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四个方面功能。政策层次是指政治体系的权威性政策输出对于政治体系及其外在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是政治体系的实际作为，执行提取、分配、管制和象征等功能。以上四个层次的功能都有一定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结构来承担。这些层次、结构、功能的同时并存和动态平衡，是政治体系稳定并赖以存在的基础。对于这种类型划分，阿尔蒙德强调指出，“尽管在讨论这些层次时必然要按一定的顺序，但我们必须强调，这些仅仅是层次，是事物的各个透视面，而不是相继发生的各个阶段……因为这三个层次是同时活动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实际运行的政治体系而言，不存在纯粹的层次、结构和功能类型，往往是三种层次、结构和功能的同时存在、相互融合。但作为一种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上述类型分析具有重要的分析意义。阿尔蒙德指出，按照这种三层次的分析结构，就“能够容易而又合乎逻辑地从一个机构转到另一个机构，从一个过程转到另一个过程，而内容和意思仍然前后贯通，一脉相承”，即能够从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等角度合乎逻辑地、系统地分析政治问题。
最后，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结构一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具有理论分析的力度和限度，这已经为众多学者所认识，这里不再赘述。因此，在借鉴该种方法来分析我国的现实问题时，需要进行一定的理论改造和拓展。前面已经论及，和谐社会的安定有序的实质是政治的安定有序。政治的安定有序是建立在特定的政治结构和功能的动态平衡基础上。如何认识我国政治安定有序的内涵?邓伟志先生认为是指政治系统的连续性和有序性，“它包括稳定的政权体系、合理的权力结构和有序的政治过程等三个不同层次”。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应当充分重视民众的政治心理的稳定。就民众政治心理的产生原因来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民众对于政治体系及其权威性政策的实际作为而形成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政治评价的集合，以阿尔蒙德的话语来说是归属于“政策层次”。这样，我们就构建了认识和评价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的四个层次的要素体系，即政权体系层次、权力结构层次、政治过程层次和政治心理层次的要素体系，每一个要素体系又包括若干具体的要素指标。
二、政权体系层次的要素体系
这方面的要素体系主要是从政治权力的组成和政治主体角度划分出来的，涉及体系的维持和适应功能。该要素体系具体包括：
1．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固有权力。国家凭借这种权力可以以最高权威和独立自主的方式处理它的一切内部事务和外部事务，而不受任何其他国家或实体的干涉和影响。具有两重属性，即对内属性和对外属性，也称对内和对外。“对内的最高属性实质上指国家的政治统治权”。对外独立的属性派生于对内最高属性，“它主要指一个国家有权独立地决定自己的外交方针政策，处理国际事务和享有国际权利与国际义务，不允许其他国家或其他实体干涉一个国家在这些领域中的自主活动”。当一个国家对内不能防止内部冲突而导致分裂，对外没有能力抵抗外来侵犯，也就根本不能说这个国家是安定有序的。国家安定是一种最基本的安定有序。国家是构成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社会政治是否安定有序的最基本要素。
2．国家政权国家政权是指政治主体对国家的制约能力和力量。统治阶级的阶级属性决定国家政权的根本性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这一政治出发所确立的权威性利益格局，以及进一步实现和维护此利益格局的方式。政治主体制定的政策，直接关系到各阶级、阶层、集团的切身利益。因此，政治主体制定的政策，能否体现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是否有利于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实现，也就直接关系到社会安定有序。和谐社会建设对于政策取向的公平正义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因为，如果政治体系的权威性政策不再成为公共利益的实现方式，而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或者难于在社会成员间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虽则在特定时期和条件下整个社会的经济仍以增长的势头发展，但是社会的和谐建设则成为口号。
2．政策稳定性邓小平曾经指出，政治稳定包括两个稳定，一是政局的稳定，一是政策的稳定。由此可见，政策稳定在整个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中所处的基础性地位。正因为政策的实质是社会利益格局及维护和实现这一格局的方式的权威性规定，因而，政策的变革就意味着某一阶级、阶层、集团失去原来利益格局下的既得利益，而另一阶级、阶层、集团则在新的利益格局中处于优势地位。利益格局的变革是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利益格局的不确定性。政策的随意变动，即利益格局的非定型化，必然导致社会政治的动荡。并且，政策的经常性变动自身就已经表明这个社会是不和谐的。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社会必须对利益格局的规定性政策加以经常性变革才能使社会整体得以延续，另一方面是因为政策的变动反映了政策背后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激烈程度。
五、政治心理层次的要素体系
政治心理的稳定是指社会公众对于政治体系及其政治过程形成了政治共识、政治认同感和支持感，对社会政治经济变革具备一定的心理承受力等。它是一种潜在的力量，能使社会的政权体系、权力结构体系和政治过程方面更加有力和持久。它包括以下方面的要素指标：
1．公众政治取向一切政治活动都是以人为核心的。一定社会的统治阶级制定的路线与政策以及采取的政治措施，都将对社会群体的政治心理产生重大的影响。社会群体的政治心理又反作用于社会统治阶级的政治决策。政治体系及其决策的认同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群体的政治心理。而社会群体的政治取向则是其政治心理的核心部分，是社会政治形势的晴雨表。这里的政治取向是指公众对社会政治制度、政治秩序和政府行为的认知、情感和评价的总和，它显示着公众对于现时政治关系的价值立场和基本态度，是现时政治关系是否合理、合法的集中体现。一切政治投入、政治活动的结果，最根本的是看其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实际需要的满足和根本利益的实现，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此就必须以公众对政治现实的真实感受即政治取向来加以衡量。但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动员提高了社会公众的期望水平，而经济发展满足公众需求的能力增长速度不及公众期望增长速度，“因此，在人们的期望与现实可能之间，需求的形成与需求的满足之间，以及期望的功能与生活水平的功能之间，形成了一个差距。这种差距引起了社会挫折感和不满足感。实际上，这种差距的程度是测定政治不安定程度的一个恰当标准。”因此，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在坚持“以人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当正确地对待和引导“人”的政治取向。
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篇4
关键词：治理；善治；政府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
我国经历了长时期的政府体制改革，尤其是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化，若把善治融入改革中，将出现“社会多极化”治理，公共权力在政府、公民、市场之间的分配格局将得以重塑，使中国的政府体制呈现出全新的更加适应公共管理的新局面。
1、治理、善治与善政
1.1治理与善治之释义
治理的概念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治理是政府、公民、社会共同参与互动的过程，是在三者的持续交流中进行的，并不是单向的权利行使；其次，治理的过程要求多方面合作，通过让非政府组织及第三部门积极参与，使得决策更加公开和透明，加强治理的合理化和正当化；
善治是治理理念的升华，其根本内涵在于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以推进社会管理的发展，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善治的本质特征是建立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模式，确立新型的社会关系，即保持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最佳平衡状态。
1.2治理、善治与善政的关系
治理的发展目标是善治，善治寻求的是在合作治理框架下，建立以及维持的征服与社会的积极和谐的存在状态。善治的十大标准仍以政府作为主体来指导公共治理，政府扮演“元治理”的角色，社会格局能否合理划分、资源能否得到合理配置的关键存在于政府能否实现统领和安排。因而，政府的善政成为善治的重要标准之一。善政是政府在不断革新自身的管理理念和创新管理模式的过程中，努力还政于民，取信于民，也是善治实现的根本保障与核心环节。政府唯有在善政的引导下，重塑行为模式、重建施政规则、重构职责结构、重调合作关系，方能与社会力量形成良性互动的共治格局，从而最大化地增进公共利益。
2、中国政府体制现存主要问题
2.1政府角色定位模糊，职能划分不均衡
公共治理决定了社会各个利益主体都必须形成网络化的合作管理，使得众多行政主体彼此协作，均衡各方利益，在互相依赖的环境中共享公共权利，公共资源。然而，政府作为其中重要的主体，往往不能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的情况依然存在。政府在社会管理中虽然扮演着“推动者”和“安排者”的角色，其职能的划分不仅要考虑到能合理地运用于政治、经济、社会管理等领域，还要适应政府机构的良好有序的运作。然而，现阶段，一些政府机构的庞大和人员编制的冗繁，加大了政府在职能分解中的障碍，造成职能划分不明确，不均衡。
2.2内外部关系结构复杂，管理体制不完善
政府不能很好地规范内部管理，没有完善社会管理体制，造成两方面重大影响：一方面，行政指令混乱，政府对市场运行环境和秩序的监管体系中还有许多空白点。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就业问题，下岗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弱势群体和贫困人口。因此，建设公共服务性政府成为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2.3民主参与制度缺乏，法治机制不健全
由于长期的传统政治文化，家长制的观念在广大民众和行政官员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传统的官本位的政治文化使我国公民形成了一种权威崇拜、与世无争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大部分人对政府权力选择消极的服从，容易忽视自身的权利，从而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民主参与制度失去了一部分民众基础。
3、善治引导下中国政府体制的改革
基于前八次的政府行政体制的整改经验和当前我国政府行政体制仍然存在的问题，公共治理更加强调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构建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典型的行政主导国家，善政成为过我政府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的重中之重。通过善政实现善治的理想目标。因此，我国政府改革应注重三个方面的建设。
3.1重建政府的角色结构，完善政府职能定位
政府角色结构的变迁是实现善治的着力点，它确定了治道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整体框架。政府作为社会管理中的“统筹者”和“推动者”，必须实现多元的合作管理，就必须打破政府统合的权力格局，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合理收缩政府的职能“疆域”，使政府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令其既不越权又不缺位。在善治目标的统率下，各级政府应当依据善政的标准重塑行政理念，以和谐社会建设为目标，落实公共服务精神，在社会宏观改革中找准自身的位置。
3.2重塑政府的关系结构，完善行政管理体制
为了保证上述分权化改革的顺利推进，政府必须配套做到：（1）政企和政资分开。政府应将自身的职能重心放在宏观经济调控与市场执法监管之上，保护企业的经营自，完善市场准入规则，规范市场交易行为，致力于为市场主体提供良好的服务和创造公平的竞争秩序。（2）政社分开。政府应规范、培育、支持各类社会组织的发展，切实发挥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和行为规范的能力，实现政府调控和社会协调机制的互动互补，进而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高效率。（3）政事分开。政府要积极构建公共服务的社会化体系，不断扩大公共服务的范围，提升公共服务的水平，并动员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的广泛参与，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民生要求。
3.3加强公民的政治参与，建立全面的法律机制
俞可平认为，善治的基本要素之一便是参与，这里的参与首先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但不仅仅是政治参与，还包括公民对其他社会生活的参与。首先，公民应重视公共参与对保障自身利益的作用，增强公共参与和社会管理的意识，理性参与公共生活。务必与政府以及社会各方集体形成完整的互动管理框架。其次，善治视野下要求政府体制改革中开放更完整的公民参与渠道，方便第一时间获得公民对政治及社会管理的意见和建议，重视发挥民众的特殊作用，真正做到以民为中心。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张永桃.市政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张伶俐，张志远.中国大部制改革的理论框架[J].当代教育论坛，2009，（1）.
[4]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5]何霜梅.善治视野下的公民参与：[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2）.
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篇5
构建六大创新体系推动试点工作
试点工作分动员部署、组织实施、总结验收三个阶段进行，现已进入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根据上级的总体要求，结合诸暨实际，我市第一时间召开动员大会，成立由书记、市长任组长的社会管理创新工作领导小组，制订出台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实施意见和6个相关实施方案，按照“整体工作有进展、重点项目有亮点、体制创新有突破、阶段性工作有成效”的要求，着力构建六大创新体系，明确25个重点项目分管领导、牵头单位、责任部门，排定“时间表”和“路径图”，强化协调会商、联合督导、考核评价，积极推动社会管理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从被动应付向主动掌控、短期治标向长效治标转变，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构建系统化的社会稳定组织体系。坚持固本强基、夯实基础，着力抓好基层政法综治组织建设、壮大群防群治队伍和社会管理进村入户等项目建设，充分发挥各类社会资源在参与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一是健全完善社会管理工作格局。注重发挥市综合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指导作用、项目单位的责任主体作用、有关部门的配合协调作用、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强化市、镇、村三级联动，进一步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工作格局。二是加强基层政法综治组织建设。推进镇乡街道综治工作中心规范化建设，完善提升“10+x”运作模式，实行矛盾联调、治安联防、工作联勤、问题联治、平安联创的“五联”机制。在枫桥等重点镇乡探索建立镇乡政法委，加强基层法庭、派出所、司法所、检察室等的规范化建设，健全村级综治工作站建设，配套完善治保会、调委会组织，切实发挥基层第一道防线作用。三是深入推进基层平安基础建设。务实开展“八创八进”基层平安创建和“综治进民企”工作。以农村综治网格化管理为基础，全面推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探索实施社会综治、社区警务、社会人管理、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土地管理等网格化管理，全市共划分网格区520个，网格12170个。同时，积极引导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探索实施社会组织督导员制度，落实新经济组织的治安综合治理措施，有效推进综治力量向末端延伸，实现社会管理领域全覆盖。
构建多元化的社会矛盾化解体系。坚持源头预防、加强疏导，着力抓好完善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构筑完善“大调解”工作格局、建立畅通有序的工作机制、健全预防处置机制等项目建设，进一步完善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一是致力构筑“大调解”工作格局。面上成立市级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充实加强镇村两级调解组织；线上组建完善医患纠纷、法院诉前、交通事故、消费权益、劳资纠纷、婚姻家庭等六大专业调解中心，依托行业协会建立企业内部调解组织276家；点上建设一批“老杨调解工作室”等专家型调解室，5个基层法庭建立联合调解委员会，16个公安派出所建立治安纠纷调解中心，次坞、应店街、马剑、安华等边界乡镇与周边县市共同建立治调组织，完善诉调对接、检调对接、警调对接等机制，促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联动，多层次、社会化、全覆盖的枫桥式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市现有各类调解组织839家、调解员3522名、矛盾纠纷信息员3299名。去年全市人民调解委员会共排查调处各类纠纷5627件，调处成功5405件，成功率达96.1％。二是致力构建畅通有序的工作机制。探索实施以“工作日门诊、不定期会诊、双休日出诊”为主要内容的基层“三诊”工作法，深化落实领导干部下访、约访、接访和包案调处制度，创设化解、企业互助、应急周转、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五大基金，实施网上办理、电话受理、律师等新型方式，推行听证制、三级终结制，努力做到案结事了、息诉罢访。三是致力完善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重大决策、项目、事项出台实施的前置条件和必备条件，探索建立“制定方案、征求意见、分析预测、形成报告、确定意见”的风险评估“五步”工作法，在对旧城拆迁改造成功进行风险评估基础上，对03省道东复线诸暨段、浦阳江干堤一期等重点工程项目实行风险评估，今年在全市27个镇乡街道全面推行风险评估制度。完善突发性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和指挥机制，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将珍珠粉、安华球山突发事件成功地转为正面典型。
构建立体化的社会安全防控体系。坚持打防并举、源头治理，着力抓好创新城市综合管理模式、建设全覆盖的视频监控系统、完善突出治安问题和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长效机制、完善公共安全监管机制、健全公共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等项目建设，进一步健全严防严治严打的经常性工作机制。一是坚持严打。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扎实推进治安重点地区和突出治安问题专项整治，依法严惩黑恶势力。有效挤压了犯罪空间，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达99.8％。二是着力严防。积极构建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治安防控体系，组织开展街面防范网格化、社区防范物业化、农村防范自治化、场所防范保安化、重点部位技防化“五化”防控工作建设，严密构筑一张“天罗地网”。加强社会治安动态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在城区推行治安视频监控、路通监控系统、接处警车载监控等系统的联网共享，加强公复场所、企业、社区等社会监控系统建设，分批分步推进集镇视频监控系统建设，织造全覆盖、高效率的视频监控网络，全市共建视频监控探头889个，社会监控8000多个。推行“平安联防”固定电话信息平台建设，实现“一家求助，十家报警”。三是着力严治。加强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严格落实校园、道路、矿山、食品、消防安全等措施，安全生产三项指标连续五年实现“零增长”。
构建人本化的社会事务管理服务体系。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着力抓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社区矫正和归正人员安置帮教、闲散青少年教育帮助、高危人员管控救助、“两新组织”管理、社区服务管理社会化等项目建设，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一是提升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水平。成立正局级的市流动
人口服务管理局，落实“以房管人、以业管人、以证管人”措施，深化“外警协管外口”、“外来干部服务外口”、“外来人员帮助外口”等“三外”工作模式，逐步推广“爱心一证通”服务管理经验和流动人口编码式登记管理方法，构筑完善流动人口综合服务管理机制，做到“人性化管理、亲情化服务、市民化待遇”。二是加强特殊人群服务管理。扎实开展青少年违法犯罪预防帮教，做好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三帮三延伸”工作，抓好市精神病医院建设，加强易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服务管理。三是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新建启用1.5万平方米行政服务中心，通过地点、资源、人员、功能“四整合”，建立“一站式”行政审批服务、举报投诉、“96345”社会管理服务、数字城管和“110"应急联动指挥等五大平台。着眼行政审批提速增效，全市48个行政审批部门40个进中心设立窗口，建立工业建设项目联合竣工验收制度，实施行政效能全程跟踪卡和直报卡制度。推进网上办事大厅建设，行政审批时限总体提速90％。
构建信息化的社会管理网络体系。坚持信息主导、舆情引导，2010年共投人技防设施经费1.7亿元，着力抓好虚拟社会管理、网络舆论引导、“数字政法”、基层综治信息平台等项目建设，提升信息化条件下的社会管理能力。一是强化互联网虚拟社会管控。推进虚拟社会现实化管理，创新互联网警务模式。建立网上岗亭、网上报警体系和地理信息系统，实现网上管理、网上防控、网上审批、网上办案、网上服务和网上引导一体化。二是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建立网上议政平台，加强网络评论员、网络新闻发言人和“网络意见领袖”三支队伍建设，主动掌握话语权，着力提高网络舆情引导处置能力。三是扎实推进智慧城市应用体系建设。巩固深化“数字城管”成果，依托政务网和政法部门现有网络资源，规划建设市级政法部门之间业务网络互通互联设施，建立涉法涉诉、执行征信、情报信息系统等信息平台，探索建立集基础信息、综治办公、应急处置指挥系统三位一体的基层综治信息管理系统，形成全面覆盖、动态跟踪、联通共享、功能齐全的社会管理综合信息体系，努力发挥信息资源整体效应。
构建规范化的社会公平执法体系。坚持公平正义、依法治市，着力抓好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和谐新农村建设、加强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等项目建设，全力保障利益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一是加强“法治诸暨”建设。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全面推行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深入开展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创建活动，组建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逐步把社会管理各项事务纳入法制轨道。二是加强和谐新农村建设。扎实开展以民主法治、民主自治、民主联防、民主联调为核心的和谐新农村创建活动，推行“三上三下”民主议决事制度，深化“民主法治村”创建，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实行农村纪检“一网三联四包”工作法，推行村(居)干部“四不”公开承诺，提升完善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功能，努力把农村新社区建成加强管理服务、维护稳定和谐的基础平台和坚实屏障。三是加强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深化法制宣传教育，推进“法律六进”活动，提高广大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法治观和法律素质。健全市、镇、村三级法律援助网络，实施农村法律顾问制度，开展“法律援助进农家”活动，有效引导群众运用法律武器和司法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全市已有459个行政村建立法律顾问制度，覆盖面达95.4％。
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的体会与启示
经过前段时间的探索实践，诸暨市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形成了以稳定保发展、以发展促稳定的良好局面。去年以来，“6+2”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大城市建设全面展开，民生民计切实改善，先后获得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示范单位、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等多项部级、省级荣誉称号，位居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第13位。
统筹发展、系统谋划，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要求。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指向是，共享发展成果，构建和谐关系，提高幸福指数，巩固基层政权，促进科学发展。所以，要把社会管理创新作为一项源头性、基础性、根本性的工作来抓，放在全局中来谋划、放在战略中来推进，用系统的思维研究部署，用综合的手段解决问题，用整合的理念凝聚合力，统筹抓好发展硬道理与稳定硬任务，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良性互动、有机统一。
以人为本、服务为先，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所在。强化“发展为了民生”的理念，在管理中优服务，在服务中强管理，加速政府服务转型。要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改善民生，更加注重人文关怀，更加注重公平正义，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提升群众利益福祉、生活品质和幸福感受。
务实创新、体现特色，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不竭动力。必须积极顺应开放、动态、信息化条件下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坚持发展“枫桥经验”，以务实创新的理念与思路，从源头上、基础上切实破解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难题，从整体上推进社会管理理念、政策体系、体制机制和方法手段创新，不断赋予“枫桥经验”以新的时代内涵，焕发新的光彩。
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篇6
Abstract：Therearemanyproblemsinthemanagementofcurrentrurallandreclamationandreadjustment，whichurgentneedtoreformit'smanagementsystemtofurtherplaycomprehensivebenefit.Basedontheanalysisofcurrentandfuturesituationofrurallandreclamationandreadjustment，thepaperproposedmanagementreformbackgroundandpracticalneeds，andthenhacklecurrentlyexistingsomeproblemslikemanagementorganizationalformdispersed、organizationcan'tthoroughlyfulfillinglegalresponsibilities，managementmethodscan'tmeetthemanagementneeds.Finally，proposedsomereformandconsummationpolicysuggestionsfromlawsandregulations、managementorganization、fundutilization、managementmodeandparticipationsubjectforrurallandreclamationandreadjustment.
关键词：农村土地整治；管理体制；改革
Keywords：rurallandreclamationandreadjustment；managementsystem；reform
中图分类号：F3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27—0070—03
0引言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和2009年、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土地整治，标志着农村土地整治已经上升到了越来越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农村土地整治内涵的不断扩大，整治领域的不断拓宽，农村土地整治已成为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抓手[1—4]。
但现行农村土地整治管理中存在诸多问题[4—5]，制约着农村土地整治综合效益的发挥，迫切需要改革农村土地整治管理制度。本文通过对重庆市相关政府部门、农村土地整治管理机构、从业机构以及农户等进行调查了解，分析农村土地整治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期为完善农村土地整治管理制度提供建议。
1农村土地整治管理改革的基本背景和现实需求
1.1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客观需要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乡用地格局和人地关系格局均发生了显著变化。城市规模扩展与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增长需求旺盛，保障经济发展与保护耕地红线的“双保”压力持续加大，而农村土地废弃闲置和低效、无序利用问题日益突出，这种矛盾成为构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的主要障碍[1]。这一时代特征与现有农村土地整治管理方式设置的背景存在较大差异，对农村土地整治的战略定位、理念、目标、组织形式等的变革增加了压力。
1.2统筹城乡和新农村建设战略任务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决策，随着城乡统筹发展格局的深入推进，土地整治与新农村建设结合的研究也成为土地整治研究中的一项新内容[6]。在新的形势下，农村发展和城乡统筹的目标要求也有新的变化，加强与当前开展的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统筹城乡制度改革的衔接，才能更好地发挥各项制度的合力作用，改革农村土地整治的传统管理方式成为题中之义。
1.3各项制度基本成型提供了现实基础当前农村土地整治发展态势良好，整治内涵不断丰富、领域不断拓宽，工作目标已从落实占补平衡转向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推动新农村建设、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经过多年的发展，农村土地整治也已经形成了有法律保障、标准可依、有稳定资金渠道的工作格局，具备了管理方式上创新改革需要的现实基础。
2农村土地整治管理现状和改革面临的困难
农村土地整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但在根本的管理制度建设方面缺乏改善，管理机制不健全、架构不完整、监督不到位等制约着农村土地整治综合效益的发挥。
2.1管理组织形式分散，不利于发挥统一合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