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趋势范例(12篇)
数字乡村趋势范文
为切实抓好秋季动物防疫和今年“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县政府决定召开*年秋季动物疫病防控暨“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有关文件精神，总结上半年动物防疫工作，深入分析当前动物疫病防控形势，安排部署秋季动物防疫工作；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狠抓落实，安排部署*年“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工作，全面提升我县农业和农村信息化水平，开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局面。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一、上半年动物防疫工作回顾
今年上半年的动物防疫工作，在各乡镇、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防疫密度达到要求。生猪防疫注射29.13万头，牛5.63万头，羊11.7万只，禽免疫47.4万羽；在春防的基础上，五月份注射生猪高致病性蓝耳病疫苗27.3万头，上半年综合防疫密度为103%。二是巩固了市场检疫效果。我县41个畜禽交易市场和4家生猪定点屠宰点，全面开展了检疫检验工作，检疫面100%。上半年检验肉食品4.65万件，检出病害肉68件，未发现“注水肉”出售；检疫畜禽30.46万头（匹、只），检出病畜禽71头（匹、只），对检出的病害动物及肉食品均按规定进行了处理，保障了肉食品的卫生安全，市场检疫效果得到巩固。三是市场监管效果明显。上半年共出动监督执法人员347人次，执法车辆15辆次，对全县99家兽药饲料经营户和33家规模养殖场开展了规模整治1次，常规检查5次，共检查兽药56个品种695批次，添加剂31个品种，饲料419批次，查获过期兽药5个品种、过期饲料528公斤，均进行了销毁处理，有效地维护了市场经营质量安全。四是动物疫病监测体系进一步加强。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动物防疫网络监测体系，做到了县有统计员，乡有联络员，村、组有信息员。实行了日报、月报、季报、半年报等报表制度，县动物疫情办公室每天将收集到的信息汇总，分析动物疫情状况，准确掌握畜禽疫病动态，及时向上级相关部门汇报，并通过疫情网络直传中央数据库，完善了疫情监测体系。五是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应急措施进一步完善。为防止重大动物疫病发生时能及时启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制应急预案》，并按“早、快、严、小”的原则扑灭重大动物疫情，已按要求储备了防护服、水鞋、消毒药、针头、药棉、疫苗等应急物资。上半年销毁过期疫苗和消毒药品，并进行了更换储备，确保了储备物资的有效性。
上半年的动物防疫工作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部分乡镇重视不够，措施不力，免疫不够彻底，防疫密度存在一定水分。二是防堵不够严，从外地购进染疫生猪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我县个别地方发生疫情。三是动物疫病呈现出复杂化趋势，多种疫病混合感染，给诊断、治疗和预防带来很大困难。针对这些问题，各乡镇和相关部门要找准薄弱环节，站在顾大局、讲政治的高度，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切实把秋季动物防疫工作抓紧、抓好，确保畜牧产业的健康发展，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打好秋季动物防疫攻坚战
动物防疫涉及千家万户，时间紧，任务重，各乡镇和各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群策群力，扎实抓好秋季动物防疫工作。
（一）进一步增强做好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动物防疫工作事关畜牧业的健康发展，事关社会稳定，各乡镇、各部门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县委、政府的部署上来，充分认识做好秋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按照“加强领导、密切配合、依靠科学、依法防治、群防群控、果断处置”的防控方针，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抓紧抓实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和完善动物防疫目标责任制，全面实行责任追究制，把免疫、疫情监测、疫情防堵和疫情报告等防控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切实做到思想认识到位、工作措施到位、协调配合到位，确保防控工作扎实有效推进，确保县内不发生重大动物疫情。
（二）进一步落实防控措施，确保按质按量完成免疫任务
免疫是防控重大动物疫病的关键措施，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严格执行“政府保密度、业务部门保质量”的规定，按照国务院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地区动物疫病防治工作负总责、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的要求，做好以下工作。一是乡镇要成立以乡镇长为组长，畜牧兽医站、派出所、综治办、工商所等为成员的防疫工作领导组，负责制定秋防工作方案，落实好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保证人力、物力的投入；组织开好村、组和农户的三级会议，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充分发动农户积极配合，及时解决防疫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消除免疫空白和免疫死角，做到“应免尽免，不留空档”；对拒绝、阻挠免疫的农户，要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二是县农业局要充分发挥职能部门作用，全力做好疫苗、物资就位和技术指导等工作，指导村防疫员按“五统一”（统一免疫疫苗、统一免疫程序、统一操作规程、统一免疫效果评价、统一使用免疫户口册）的要求，做到“六不漏”（乡不漏村、村不漏组、组不漏户、户不漏畜、畜不漏针、针不漏药），对全县所有应免畜禽实行免疫，按质按量完成免疫注射工作。秋防结束后，要做好“三不打”畜禽的查缺补漏，保证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禽流感和口蹄疫免疫密度100%；存栏畜禽群体免疫抗体合格率70％以上，未达到要求的要及时补免，确保畜禽处于有效的免疫保护状态。三是建立完整的免疫档案，做到县有汇总表，乡镇、村有免疫登记表，农户有免疫户口册。四是对秋防免疫工作不负责，走过场的，将进行通报批评；因工作不到位而导致动物疫情传播的，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防疫结束后，各乡镇要采用随机抽查方式，认真组织抽查组对防疫情况进行抽查，每村至少抽查5个村民小组，每个村民小组抽查10户，按抽查的防疫密度兑现防疫反应（治疗）和村兽医防疫注射补助，对免疫任务完成得好的村防疫员，给予奖励，任务完成较差的，扣除相关补助。今年春防，蒙姑乡防疫工作不扎实，不彻底，上报材料存在水分，防疫存在免疫空白，导致7月份因农户从外地购进生猪而引发生猪疫病，这种情况在今后的工作中，绝不允许再次发生。
（三）进一步强化动物疫情监测和报告
各乡镇和县农业局要加大禽流感和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病监测的范围和频率，认真做好日常监测工作，及时评估疫情风险，同时对规模养殖场(户)、畜禽交易市场、牲畜定点屠宰场（点）、主要交通沿线、水网地区、候鸟密集活动区和曾经发生过疫情的区域要加大疫情的监测和排查力度，特别是规模养殖场和养殖大户要实行专人监管、责任到人，一旦发现可疑疫情要严格按照疫情报告程序及时报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通过其他任何渠道报告动物疫情，同时严格按照应急预案和疫情处置技术规范的要求，本着“早、快、严”的原则及时处置，对病死畜禽，严格按照“不准宰杀、不准食用、不准出售、不准转运，必须进行无害化处理”的措施进行处理，决不留下任何隐患。
（四）进一步强化检疫和市场监管
各乡镇要加强产地检疫、屠宰检疫和市场监管工作，产地检疫率和屠宰检疫率要达到100%,确保畜禽及产品的卫生安全。出栏的畜禽，做到有出必检；屠宰的畜禽，做到有宰必检，严防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依法加强对饲养、屠宰、经营、加工、运输、储藏的动物及其产品等各个环节进行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管，严厉打击逃避或抗拒检疫、贩卖病死动物及其产品的违法行为。
（五）进一步加强县外疫情防堵
今年以来，特别是六月份以来，全县外购畜禽特别是购进生猪较多，市场交易生猪来源复杂，疫情发生风险大，各乡镇、各部门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一是要严格执行《云南省种畜禽管理办法》和《关于规范外引奶牛和种畜禽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云农(牧)字〔2003〕30号）的规定，办理有关引种审批手续。二是与四川接壤的蒙姑、金塘、白鹤滩、大寨、茂租、东坪、红山等乡镇设立的各公路、桥梁、索道、渡口等临时检查站与公路动物防疫临时监督检查站，务必进一步提高认识，克服厌战情绪，坚持24小时值班，严防死守，暂时禁止四川等地的生猪及其产品进入我县，防止疫情传入。若因措施不落实而导致疫情发生，将按照相关规定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六）进一步加强防疫督查
秋防期间，县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将成立督查组，到各乡镇巡回督查防疫工作。督查组采取不告知、不定点、随机抽查的方式，对所到乡镇防疫情况进行抽查。白鹤滩、药山、老店3个镇抽查6个村，其余乡镇抽查4个村，每村至少抽查15户，抽查的防疫密度和抗体检测结果作为乡镇年终“争先创优”考核的打分依据。防疫密度低或质量差的，一律全县通报批评。任何乡镇出现重大动物疫情，“争先创优”考核一票否决。秋防各乡镇的防疫经费，根据督查组抽查的结果，完成任务指标的全额兑现，并给予奖励；完不成任务指标的乡镇，防疫经费由乡镇自己解决，由此造成疫病流行的，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督查组人员工作不到位、不负责、弄虚作假的，将进行全县通报批评。受通报批评人员，年终考核定为不称职，不得调动和参与职务（称）晋升。
（七）进一步强化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置
各乡镇要按照《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国家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云南省突发重大疫情应急预案》、《昭通市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和《*县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应急机制，制定和完善应急预案及工作方案，提高应急反应能力。县农业局要做好疫苗、药品、防护服等应急物资储备，把突发动物疫情应急准备工作做得更加主动、扎实、有效。一旦发生疫情，确保做到有效组织反应，坚决把疫情消灭在点上，防止扩散蔓延。
三、加强领导，狠抓落实，抓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工作
实施“数字乡村”工程，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是一项反映民意，对外宣传，促进发展的重要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各乡镇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充分认识实施“数字乡村”工程的重要意义，切实抓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
（一）今年“数字乡村”工程的主要任务
*年“数字乡村”工程建设的工作任务：一是在*年9月底前，要把各乡镇网站上现有的乡村基础数据进行全面更新；二是在*年12月中旬前，全县完成视频制作任务。
（二）今年“数字乡村”工程的主要内容
1．做好乡村基础信息的更新。各乡镇要把网站上现有的乡村基础数据进行全面更新：一是更新数据报表。为保持数据的相对稳定和便于数据对比，对基础性的常规指标，如地理状况、海拔、年降水量、国土面积等指标不作更新，仅对变量指标，如人口、收入、农田水利及耕地面积变化等进行更新，并新增农户建房等指标。二是图片信息要突出远景和整体效果，反映整个村庄全貌，对新农村建设、村容村貌整治等方面的新情况，未按要求拍摄的要进行补充完善，有重大变化的要及时拍摄反映。对所更新的基础信息数据各乡镇要认真审核把关，确保准确性和权威性。
2．完成乡村视频信息制作。县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领导组办公室和各乡镇要完成全县视频制作任务：一是突出重点。采集乡村视频图像的主要内容是乡村基本情况、经济情况、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重点项目、乡风民俗以及今后的发展思路和需要解决的重大困难和问题等，各乡镇在采集图像中要坚持客观真实、实事求是的原则，图像资料要统一规范，以便收集、处理、编辑、制作。二是创新方式。要按照有关的视频模式、标准和需求开展视频制作工作，并通过利用语音合成等方式进行录制，以降低制作成本。三是努力扩大视频规模。今年，要将视频统一制作到乡镇和行政村一级，并努力扩大到新农村建设和村容村貌整治的典型自然村。有条件的乡镇要全面完成所有自然村的视频制作。
3．抓好“三农”信息。我县的“数字乡村”信息网络平台要建立信息采集、分析和机制，要与全省统一的政府信息公开网站平台建立信息交换和共享机制，及时“三农”信息。一是突出信息重点。各乡镇要把面向广大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涉农企业的信息服务作为信息的重点，突出时效性、趋势性和突发性，在“数字乡村”网站上及时乡村基本信息，以及涉及“三农”的重大政策、政务、技术、市场、统计等信息。二是严格信息的审核把关。各部门、乡镇从信息的采集、编辑、审核、等各个环节上严格把关，对拟上网的信息进行审核，统一信息出口，未经审核批准的信息和按规定不得公开以及未经许可的信息不得。三是加强数据信息的综合分析应用。县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领导组办公室要充分开发利用“数字乡村”网络平台现有数据资源和决策分析系统功能，加强数据信息的综合分析和预测，准确把握发展趋势，提出对策措施，努力提高信息的分析利用水平。
4．努力拓展网站功能。县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领导组办公室和各乡镇要进一步充实完善网站功能和作用，依托“数字乡村”网络平台重点开发和建设乡村视频数据、“三农”政策法规、农业技术、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数据库和农业生产形势、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农民收入、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土地承包等调查统计和管理系统。同时，要完善网站的地图导航功能，以方便信息搜索，逐步实现与地理信息系统对接。大力推广信息技术，加快推进乡镇农村综合信息服务功能，创新信息服务模式，加快信息进村入户。
5．健全网站维护管理办法和长效机制。按照《云南省“数字乡村”网站管理暂行办法》和《昭通市“数字乡村”网站管理暂行办法》的精神，为确保我县“数字乡村”网站安全、稳定、高效运行，县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领导组办公室要认真拟定《*县“数字乡村”网站管理暂行办法》，还要逐步建立工作激励机制，制定绩效考核奖励办法，对“数字乡村”建设工作扎实、应用效果好的乡镇和个人，县政府将给予表彰和奖励，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同时，为确保数据安全，县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领导组办公室和各乡镇要严格执行国家安全保密制度，认真做好数据备份，防止数据丢失或损坏。
（三）加强领导，严格措施，切实加快“数字乡村”工程建设进程
按照省“人员培训、方案制定、信息采编、网上、增强功能”的要求，*年数字乡村建设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工作量大，涉及面广，各乡镇及县直各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强化措施，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保证“数字乡村”工程建设顺利开展。
1．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各乡镇和县直相关部门要把“数字乡村”工程建设纳入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切实加强领导，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解决好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县政府已成立了领导组，各乡镇也要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切实采取扎实有效的措施，确保“数字乡村”工程建设顺利完成。
2．加强协调，统筹规划。“数字乡村”是一个系统化、集约化工程，不是一个或几个部门能够完成的，必须要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密切配合，明确职责，分工协作，制定计划，广泛宣传，克服困难，培训骨干，加强指导，认真组织实施好“数字乡村”工程。在农业信息化建设中，各乡镇要树立大信息大发展的思想，统一领导，明确定位。农业和其他相关各部门要根据自身职能，准确定位，共建共享，充分发挥其引导、管理、推动与规范的作用。各级各部门都要加强沟通协调，逐步建立健全部门共同推进的协作机制和县、乡、村三级协同工作机制，形成上下左右互联互动的运行机制和工作合力。同时，要抓紧研究制定农业信息技术推广应用、信息化培训等政策措施，为农村信息化建设提供制度保证。
3．建立机制，增加投入。为切实抓好全县“数字乡村”工程建设，除省、市补助外，县里已投入一定的资金加强“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建立激励机制，严格考核奖惩，调动各级各部门搞好“数字乡村”工程的积极性。同时，还要积极鼓励吸引社会力量加入，多渠道增加对农业信息工作的投入，以确保此项工程的顺利进行。
数字乡村趋势范文篇2
一、传达市委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精神（略）二、形势分析要到位
1、要客观分析形势。（1）明确科学发展是主线。要以科学发展观来统领我们的工作，希望大家在抓经济工作中，注重考虑五个政策。一要注重产业政策。要看所上的项目是不是符合产业政策。二要注重工业发展。要多上项目，注重上大项目。三要注重环境保护。刚才县长讲的“三个不要”很重要，要把环境保护提高到重要的议事日程考虑。四要注重节省用地。现在要把投资强度作为入园企业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来把握。五要注重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城乡、工业发展与环境要相协调（2）明确宏观调控已启动。一是紧缩“地根”。今后项目征用地可能会比去年和今年上半年更困难，特别是涉及到农保田的时候，大家要尽量避开，对紧缩“地根”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二是紧缩“银根”。尤其是房地产投资项目，中央已经开始这方面的部署和安排。三是油价飚升。从去年以来，油价一路飚升，现在很多私人的车子都只好放在车库里头，政府鼓励坐公交车。四是控制固投。尤其是基础设施这些固定资产投资，从规模上予以控制。认真分析这些调控措施，及早做好应对举措，下一步要着重考虑好重点项目怎么样开工建设的问题。（3）运行情况要摸准。从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看，出现了“四热四难”。一是企业生产热，跟进服务难。企业开足机器设备，用足工时，通过这种方式降低成本，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是从我们部门来说，跟进服务却很难。企业生产热可以从用电量大幅增长看出来，上半年工业用电增长28，但同时涉及的问题也不断出现，比如用电不稳问题，电力部门要抓紧抓好整改；贷款难问题，从投放数量来看还行，但企业反应还是比较强烈，希望县人行作一个调查，查清问题的根源，提出解决措施。招商引资上项目最重要的就是促进发展，能够保证现有的企业正常运转，比招商引资更重要，希望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这一问题。二是园区开发热，项目建设难。从园区来讲，规模推进，形式多样。从规模来说，城西园今年又推了580亩，形式多样主要指的是乡镇这一块，特别是城关镇的做法很好，由业主投资建设工业园，回报靠税收，园区建设要重点从招商引资引进业主开发这方面来考虑。从项目难来说，项目不多，大的更少，好的难找。像“三个一”项目，今年上半年投资额略有增长，但项目数量却下降了。小分队项目也不容乐观，问题也是很多；入园项目更少。三是大城区建设热，新农村推进难。大城区建设开发呈现热潮，“西连东扩提中心”都有各自新的动作。注重市场化运作手段，比如西连实施“以房带路”开发模式。但是，新农村推进很难，除了3个市级示范村和整治村有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外，其他重点整治村，几乎还没有启动。四是完成任务热，准确统计难。围绕年初任务，大多数单位和乡镇都有序有效地推进，但是要准确统计出来却很难。今年上半年，1－6月内联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3500万元，占年任务的65，位居全市第10，这些投资主要靠街面电站的续建，到目前为止，其他的内联项目一个都没有。各乡镇要把有关资料都报上来。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全县完成30，最少的汤川完成3，坂面完成9.8，抓工作也要看数字。规模工业方面，别看我们增长了49.2，大大超过全省平均水平，也高出全市平均水平，但也有好多乡镇不容乐观。下阶段，县统计局要开展一次统计执法大检查，对瞒报、漏报、虚报统计数字的，要追究乡镇书记、乡镇长的责任。
2、要冷静看待成绩。刚才县长用了“三个心”已经把上半年的工作进行了概括。成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增长较快。GDP增长13.1，摆在全市中等位置，规模工业增长49.2，外经外贸排位在前头，其中利用外资增长106，出口总值增长131。（2）发展活力较强。民营经济发展比较快，新上民营企业96家，新增注册资金1亿多元，完成工商税收9000多万元，民营经济相对比较活跃，这也是尤溪加快发展的基础和支撑。（3）经济质量提高。从税收状况来看，国税1－6月完成1.5亿元，比上年增长55.9，地税完成5246万元，比上年增长6.2，全市国税现场会在尤溪召开，市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从财政状况来看，完成10.3亿元，增长46。企业效益1－5月达到160，比上年增长40。（4）民生指标改善。农民人均现金收入1876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84元，这个数字，如果准确，还是不错的。（5）发展环境趋好。用电量增长28，说明供电很充足。存款增长34，贷款增长35，与去年相比，指标情况趋好，说明金融环境比较生态，也比较良性。从服务来看，县长的“8个字”要求提得很好，明天全市政务中心现场会在尤溪召开，说明政务服务抓得不错。
3、要讲清讲透问题。存在的问题不讲清不讲透不行。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要讲清讲透。（1）强项不强，弱项太弱。一是“三个一”项目是强项，但今年显示不出优势。主要是今年热情没有往年高，干劲没有往年大，实效没有往年好，项目没有往年多。那天开机关“三个一”项目工作汇报会的时候，让没有完成任务的单位负责人来开会，济济一堂，看了之后，都感到可怕。现在全市都来学我们的“三个一”，都说“三个一”机制好，但人家学了之后，发展比我们快，不要又成了墙内开花墙外香。二是农村经济是强项，增长却在低位徘徊。不管是农业产值还是农民人均现金收入，都在低位徘徊。（2）指标靠后，排位后移。16项指标中，有7项处在全市的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几个指标里头，属于乡镇的，没上报的要及时上报，没抓好的要全力抓好，没有抓出成效的，要下大力气抓出成效。（3）自相矛盾，处境尴尬。项目多，固定资产投资上不去。从全市来说，我们今年新上的项目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就是固定资产投资上不去。税源足，财政收入上不去。农业条件好，农民增收上不去。农业各项指标都位居全市倒数第一。区位优势好，工业经济上不去。上半年，规模工业增长44，好多乡镇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区位条件好的，只有梅仙镇、城关镇完成较好，联合、西滨、洋中、西城等未及平均水平。
三、目标管理要到位
总体要求：全面超目标；总体相协调；再造新优势；强项争一流。
1、强项争一流。希望大家根据年初计划，对照市县考评方案，结合本乡镇、本部门的实际，一一列出可争一流的项目，定出可争一流的举措，明确可争一流的责任人。县里也要有争创一流的信心和决心，“两大”竞赛活动：一个是综合性的考评，另一个是“抓项目、增后劲、促发展”竞赛活动，今年要实现“保二争一”目标，凡是哪一个部门该做得工作没有做好，被扣分的，要向县委、县政府作出检查。参加重点工业竞赛的6个乡镇，去年拿第一的要力争保住，没有名次的要争取拿到优胜奖。
2、弱项抓补短。七项指标处在倒数，如何补短？大家要认真考虑。这里既有基数过大的问题，比如农业产值；也有统计不够的问题，比如固定资产投资；更有努力不够的问题，比如部分乡镇和部门领导顺其自然，不闻不问，当甩手掌柜，不抓不管。要求部门要尽责任；乡镇要挑大梁；分管要管到位。
3、优势造强势。“三个一”项目工作机制要变成强势。推进加快发展，靠什么？就靠项目。前一段，县委、县政府出台了强化“三个一”项目工作的补充规定。各级各部门要认真按照规定的要求，抓好落实。农村工作机制要变成强势，推进新农村建设。“村企对接，双赢发展”，企业与农村挂钩，这很好；“部门进村，示范服务”，要学学王菊生、刘文炳，手把手教，人人都能掌握；“155联动进村，直接服务到民”，网络延伸，原来是热线通话，现在是技术人员面对面指导，这些很好的机制都要变成强势，推进新农村建设。区位优势要变成强势，率先发展，作为我们县来说，发展的步伐不能落后于北边，作为高速公路互通口的几个乡镇来讲，你们的步伐也不能慢于其他乡镇。
4、潜力变实力。有这么三个问题，大家要认真研究。一是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提高附加值的问题；二是产业链的加粗延伸，做大产业集群的问题；三是突破“西连东扩”，市场运作项目迅速做大城区的问题，条件相对比较成熟。
四、跟进协调要到位
要求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要做到五个亲自抓。
1、亲自抓亮点，用典型说话。现在我们很多工作比较平淡，我到一个乡镇说他工作比较平淡，没有特色，他说平平淡淡才是真。项目上不去，计生抓不上去，干部管不起来，还平平淡淡才是真？自己不会，要敢于向别人学习，善于向别人学习，要不耻下问，不耻下学。
2、亲自抓补短，用数字说话。关于项目工作，办实事、重点建设的短项，在另外几个会都做过布置。今天主要讲处在末尾的7项指标，怎么抓上去。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注意起始阶段扎实的工作，“不要让自己输在起跑线上”，上半年过去了，落后这么多，你到下半年怎么追，数字想报都报不上来，因为这里头有一个序时推进的问题。第三季度要认真组织好。对乡镇提三点要求：搞清短在何处，因何而短；研究取长补短，强化补短；实现“变弱为强、平衡发展”目标。
3、亲自抓服务，用成果说话。为企业服务，也要学习“农业155”服务机制，真正做到：上抓衔接，增强服务能力；中抓整合，优化服务资源；下抓延伸，拓展服务网络。
数字乡村趋势范文篇3
关键词：居民收入；高等教育；需求；影响
中图分类号：F2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065-03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需求日益扩大，即便在1999年中国实行高校扩招政策以来，日益扩大的高等教育需求仍然没有得到完全满足。日益膨胀的高等教育需求到底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已有研究做了很多探索，其中，收入水平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有关家庭教育支出与收入关系的研究很早就受到学者们的重视[1]。很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富裕和贫困家庭的孩子的教育成就是存在显著差别的[2]。再进一步说，家庭收入水平会显著影响孩子的入学水平[3-4]。HossainS.A.对中国的研究发现，1993年中国城乡家庭收入最高组与最低组7～11岁的入学率差异达到了l0.7%，12～14岁的入学率差异达到了49.6%[5]。此外，很多研究还发现，家庭收入水平对孩子的学习成绩也存在着显著的影响，影响了孩子教育成就的获得[6-7]。
与高等教育需求不断扩大相伴随的是，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那么，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是如何影响高等教育需求的，其影响又有多大？对此，本文将使用已有宏观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以此深入探讨收入与高等教育需求之间的关系。
二、中国城乡居民的家庭收入
1.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在统计中国城乡居民的家庭收入时，由于城乡家庭收入渠道存在差异，所以使用的指标也不同。具体说来，城镇居民使用的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而农村居民使用的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幅度很大，增加很快。但由于中国城乡二元制度的存在，城乡居民收入存在较大差异，为更全面准确地描述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本文将分别对其予以分析。
图1显示了1980—2009年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纯收入的情况。对于城镇居民家庭来说，1980年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477.6元，而到了2009年，这一收入水平达到了17174.7元，即在29年的时间里增加了16697.1元，增加了近35倍，平均每年增幅120.55%。从时间上来看，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980—1990年期间增加幅度有限，10年期间增加了1032.6元，平均每年增幅21.62%。而从1990年开始，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水平驶入快车道。199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10.2元，而到了2009年，这一收入水平达到了17174.7元，翻了10番还要多，年均增幅54.59%，是1980—1990年增幅的2.5倍。
对于农村居民家庭来说，1980年其人均纯收入只有191.3元，而到了2009年，这一收入水平达到了5153.2元，即在29年的时间里增加了4961.9元，增加了近25倍，平均每年增幅89.44%。从时间上来看，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不同，没有出现较为明显的阶段性。
通过城乡收入比较可以看出，二者都呈指数增长，增长速度快，增长幅度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始终高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之间的差值越来越大，表明城乡之间收入水平差距拉大，而且有继续拉大的趋势。
2.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额。中国城乡居民历来有储蓄的传统和习惯，对于有子女就学的家庭来说，这种储蓄的传统和习惯就更为强烈。而且，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大众化，教育收费已经成为“共识”，即要想读完大学，每年必须要支付足够的学费，四年大学读完必须要有充足的学费作为保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城乡居民有一定的储蓄习惯和存款水平，这是保证子女读完大学的物质基础。反过来讲，如果城乡居民具有一定的储蓄习惯，并有较高的存款水平，那么其资助子女读大学的积极性就会提高，其对“高等教育需求扩大的推动能力就会增强。为此，本文选取了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额这一指标来考察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
图2显示了城乡居民的人民币储蓄存款额。数据显示，1980—2009年的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的年底余额和年增加额呈不断增加的趋势，经过拟合呈指数方式增长。1980年，城乡居民人民币年底余额为395.80亿元，到了2009年，这一数字达到了260771.70亿元，增长了650多倍。1980年，城乡居民人民币年增加额为114.80亿元，到了2009年，这一数字达到了42886.35亿元，增长了370多倍。尽管存在通货膨胀等因素，但从巨大的变化量上来看，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水平较高，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子女就读大学、完成学业，推动了高等教育需求的扩大。
3.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和人均纯收入。虽然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纯收入以及城乡居民的人民币储蓄存款额这两个指标都表明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为高等教育需求扩大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由于它们都没有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其可比性不高，不容易看出其真实的增长幅度和水平。对此，本文选取了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这一指标对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再做评价。图3显示了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和人均纯收入。该指数以1978年为基准期进行测算。图3主要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和人均纯收入指数均以指数方式增长，增长速度快，增长幅度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增长了88倍多，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指数增长了85倍多；第二，总体上来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的增长水平和增长幅度快和高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指数，但二者之间的差异较小，且远远小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第三，从2003年开始，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的增长水平和增长幅度快和高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指数的状况发生了逆转，表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增长水平和增长幅度超过了城市，虽然超过的幅度有限，但其意义重大。
4.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Engel’sCoefficient）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恩格尔发现：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因此，通过考察中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也可以发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变化，图4说明：（1）总体上看，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从1980年开始一直处于线性下降态势，表明城乡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呈增长的趋势；（2）从城乡差异上来看，1980—1989年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差异较小，曾一度黏合，但从1990年开始这一差异开始扩大，直到现在才有差异缩小的趋势，这与前面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和人均纯收入指数所展现的结果是一致的；（3）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目前中国的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维持在30%～40%之间，属于富裕水平。
三、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与高等教育需求的关系
通过上述指标的考察和相互印证，总体上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简单的结论：第一，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很快，增加幅度大；第二，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差异总体上呈现“缩小-扩大-缩小”的趋势。那么，上述指标代表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否真正实现了推动高等教育需求扩大的作用呢？本文将对此进行数据分析。
表1显示了以表征收入水平的各指标为自变量和以表征高等教育需求水平的两个指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每万人口平均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之间的各自线性回归结果。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指数、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底余额以及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增加额均呈指数增长，为了使其具有较好的线性关系，以便模拟其对高等教育需求扩大的线性推动作用，本文在进行回归时，均使用了其对数。从表中可以发现，表征收入水平的各指标均与表征高等教育需求水平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每万人口平均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具有较好的线性关系，其普遍较高的Beta系数说明，无论从哪个层次的收入水平来看，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都对高等教育需求扩大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如果分城乡来看的话，从表2中可以发现，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收入指数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每万人口平均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之间的Beta系数和回归拟合优度都要高于农村居民，这说明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对高等教育需求扩大的推动作用要大于农村居民。但从恩格尔系数这一指标来看，情况正好相反，城镇收入水平提高的推动作用弱于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这一指标主要是从消费内容上来考察居民收入水平的，恩格尔系数的下降除了表明收入水平提高以外，还表明食物消费支出的减少和教育文化消费支出的扩大。因此，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每万人口平均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之间的Beta系数和线性回归拟合优度都要高于城镇居民可以解释为，农村居民在收入水平提高之后比城镇居民更愿意把收入投入到教育中去。此外还可以发现，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底余额对于高等教育需求扩大的推动力要远远大于年底增加额，这也说明，在高等教育需求扩大的过程中，城乡居民的年储蓄增加额有限，教育费用的确是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大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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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趋势范文篇4
一、指标与统计方法的选择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城镇和农村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农村发展长期落后于城市的发展。本文对城乡的教育和收入现状进行分析，分别对城镇和农村的教育差距和收入差距进行测度，分析我国2001―2009年城乡教育差距与居民收入差距的程度和变化趋势。
(一)统计指标的选择
本文的一级指标有教育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用教育机会、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三个二级指标对教育发展水平进行分析。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两个二级指标对居民的收入水平进行衡量。
(二)统计方法的选择
目前衡量城乡差距的指标主要有标准差、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基尼系数、倍率等。本文选取标准差、变异系数和倍率三个指标来对城乡教育差距和收入差距进行测度。其中标准差是绝对指标，变异系数和倍率是相对指标。
用其测度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大小。N表示地区个数，xi表示第i个地区的人均收入；μ表示城乡人均收入的平均值。城乡人均收入标准差表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差距大小，标准差越大，表明城乡人均收入差距越明显，反之则差距不明显。变异系数(CV)，也称为离散系数，是测量一组数据中各观测值离散程度。计算公式为：
用其测度城乡生均教育经费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σ为城乡生均教，Y为育经费或收入的平均值。变异系数的值可以大于1，也可以小于1，值越大表示离散程度越大，变量间的差距就越大。倍率为一组数据中的最大值比上最小值，用来衡量该组数据两级分化的程度。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衡量差距用得比较多的指标，但本文没有选择其来研究我国城乡教育差距与收入差距的问题，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因为基尼系数虽然在反映总体差距方面有优势，但在反映地区间差距方面存在局限性。二是计算城乡收入基尼系数，首先需要分别对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进行分组，而我国目前统计年鉴中并没有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进行分组，如果自行决定分组标准进行分组计算，计算结果可能会缺乏准确性和可比性，因而选择计算更为简易的变异系数对差距进行测度，能较为客观的反映地区间的差距程度。
二、城乡教育差距统计分析
教育机会，是指对受教育者来说接受教育的可能性，特别是接受义务教育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常常受到了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教育机会差距则是指不同地区的适龄人口在接受各级教育可能性方面存在的差别。本文采用学龄儿童入学率、小学毕业生升学率、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和高中毕业生升学率四个指标来衡量我国的受教育机会状况。
我国学生各时期受教育情况年份学龄儿童入学率小学毕业
生升学率初中毕业
生升学率高中毕业
生升学率2001991955529788200298697058383520039879795968342004989981638825200599298469776320069931000757751200799599980570320089959978217272009994991856776
可以看出2001年以来，我国学龄儿童入学率都在98%以上，小学毕业生升学率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而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毕业生比率明显下降，部分初中生毕业后就直接进入了劳动力市场。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校实行扩招政策以来，高中毕业生升学率维持在70%以上，我国正逐步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从以上数据来看，我国基础教育似乎基本实现了普及，但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就算不到1%的失学率，失学人口数也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庞大数字。2001年学龄儿童为106735万人，入学率为991%，未入学的人数达9606万人；小学毕业生为23969万人，升学率为955%，未入学的45%的人数达到了1078603万人；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为529%，未入学人数为8155万人。2009年小学毕业生数为1805199万人，小学毕业生升学率为991%，09%未入学的学生数为162468万人；初中毕业生未入学的人数为25844万人。大量的失学人口，尤其是基础教育的失学人口数反映出我国受教育机会仍存在不平等，基础教育的普及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上表中学龄儿童入学率、小学毕业生升学率可近似的看做是农村地区的升学率情况。由此推断，城乡在基础教育入学机会上存在一定的差距，且差距程度随着教育级别升高而增加。
城乡教育经费统计
数字乡村趋势范文1篇5
以乡村旅游为背景，运用信息设计的方法，研究乡村旅游信息视觉化设计的流程，在社会需求分析和数据库建立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乡村旅游信息的筛选与整合及视觉转化与表现，为提高乡村旅游信息化程度，推广宣传旅游资源，为新农村走向信息型城市综合体的转变提供有力保障。
关键词：
乡村旅游信息视觉化设计流程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变化，乡村旅游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重要选择。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信息的传递打破了更多的时空障碍，其传播方式和途径发生的量的超越和质的改变。信息视觉化设计将一系列信息数据转化成视觉图表或图标，使繁复的信息更有效地传递给信息受众，以实现“用视觉去思考”的最终目的，实现信息的高效有序传播。
一、研究背景
旅游产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乡村旅游作为新兴的旅游产业，成为政府关注的焦点，因其明显的特色和多样的性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成为社会热点。2006年我国把旅游主题确定为乡村旅游年，这更加凸显了乡村旅游的重要性。2014年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中提到，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开发一批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产品；推动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有机结合，建设一批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规范乡村旅游开发建设，完善乡村旅游服务体系。党的十发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号召，充分利用美好乡村建设成果，经营美好乡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十建设美丽中国的基础。紧密联系十建设美丽乡村的号召，以乡村旅游推动新农村的建设，实现乡村旅游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双赢。
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人们生活方式和观念的转变，使得乡村旅游市场日趋活跃，对乡村旅游的需求日趋增长，人们对乡村旅游提出了新的要求。旅游信息视觉化设计是区域旅游发展和区域形象塑造的重要载体，该研究可提高乡村旅游信息化程度，更好地宣传和推广旅游资源，扩大影响，在区域范围内，结合信息时代的发展和要求，为新农村走向信息型城市综合体的转变提供有力保障。同时，为其他区域乡村旅游发展提供现实参照，还可为区域内其他产业的信息视觉化设计提供示范。
二、乡村旅游信息视觉化
（一）乡村旅游
我国的乡村旅游活动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接待活动。真正意义上乡村旅游的兴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乡村旅游是在乡村地区开展的旅游活动，即旅游开发的行为发生在乡村地区既包括以乡村事物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也包括以非乡村事物，如观光资源、温泉和宗教场所传统资源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乡村旅游是城市与荒野间连续体内人们文化特点的旅游。乡村旅游最大的吸引力是与城市不同的环境，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与生态旅游结合起来，形成乡村旅游自身的特点，主要的客源市场是都市居民，是以农业文化景观、农村生态环境、农事生产活动以及传统的民族风情为资源，融观赏、考察、学习、参与、娱乐、特产、度假于一体的旅游活动。
（二）信息视觉化
信息视觉化是对大容量信息整合、归纳，从而进行视觉设计的―种方法，其本质是从抽象数据到视觉化结构的映射，是交互式的视觉展示。信息视觉化的目的不仅仅是视觉化的一种手段，最终是要实现从视觉化中进行数据挖掘，为决策服务。乡村旅游信息视觉化是旅游信息呈现的独特途径和形式，是对信息架构运用艺术化、视觉化的方法和手段，是实现清晰的信息传达、有效沟通及使用。
三、乡村旅游信息视觉化设计流程
乡村旅游信息视觉化以市场调研为依据，实施社会需求的分析，以数据库的建立为基础，通过信息筛选与整合，利用视觉转换与表现来实现。
（一）社会需求分析
社会需求分析是人们借助各种途径了解和掌握并分析相关信息的能力。社会需求分析的质量和水平，是信息视觉化设计的前提，也是信息视觉化设计的驱动力，其水平直接影响整体水平。社会需求分析主要借助一系列的市场调查和信息收集来完成，通过实地调查、问卷调查以及大量文献信息、电子信息、网络信息的收集整理。
乡村旅游的社会需求分析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社会需要哪些乡村旅游信息视觉化，或者说哪些乡村旅游信息可以通过视觉化，以提高人们旅游的方便快捷，这就关系到乡村旅游数据库的建立以及信息的筛选与整合；二是社会需要怎样的乡村旅游视觉信息，即通过对乡村旅游信息的视觉化设计能否实现积极准确的引导人们，提高乡村旅游的服务，影响人们旅游中的出行、游玩、休闲，甚至影响人们的旅游决策，这涉及到信息的视觉转化及表现。
（二）数据库建立
信息是人们传达意思的内容。信息由一系列有效数据组成，数据是信息的原始形态。通过这种数据按一定程序经过电子计算机处理、加工才能产生有助于实现特定目的的信息。数据是信息的载体，信息是数据的内容。数据库的建立主要是对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并实行统一有效的管理和利用。想要对什么信息进行视觉设计，就决定了要收集怎样的数据类型，即这些数据是数量的、序列的、范围的还是什么等，最重要的是要弄清这些数据与我们想要表达的信息是否存在本质的联系。
乡村旅游信息视觉化，通过视觉传达设计的相关原理把信息视觉化、符号化、图表化，使信息更方便、快捷地传达。乡村旅游数据库包含乡村旅游的方方面面，主要分为两大块，即乡村旅游消费者信息和产品信息。消费者信息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消费者旅游动机，一般来讲划分为三种（农事活动为主――回归乡村、休闲度假旅游、村寨景色为依托的环境旅游――生态绿色的乡村旅游、农村文化风俗为目的的旅游――体现为旧地重游、实践学习的旅游形式）；二是消费者消费意向水平；三是消费者喜好。产品信息涉及到五个方面：一是属性：根据消费者乡村旅游动机，目前的乡村旅游产品的主要类型有：休闲旅游（农家乐、渔家乐）、观光旅游（观光农业、科技观光、古村落观光）、收获品尝（采摘节、垂钓）、学习体验（夏令营旅游）、运动休闲（温泉、高尔夫球、攀岩）、以及复合产品等；二是规模：占地多大、客容量多大、同时可接纳住宿、就餐人数等。三是特色优势；四是位置和交通；五是价格。以上信息数据，可通过计算机网络技术形成一个乡村旅游信息平台。
（三）信息筛选与整合
信息的筛选和整合是将已经收集到的信息依据设计的目的，选择有用的、有代表性的信息进行归纳整理，是一个由繁到简的筛选过程。毫无保留地将全部信息呈现给读者是不合理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在信息网络时『弋，我们不是缺乏信息，而是如何使我们更方便地获得有价值的信息。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信息还需要加以分析、解释并表达，信息筛选和整合的质量严重影响信息结构及视觉化设计的整体效果，建立明确、合理、清晰的信息关系是信息筛选和整合的关键。
乡村旅游涉及到的信息包括很多：旅游位置、景点特色、消费水平、条件、行程等；在信息筛选与整合的过程中，首先要设定涉及目标，突出中心概念；其次要对已经收集的信息进行认真的筛选，去粗取精，保留最有价值的信息，或者说受众最感兴趣的乡村旅游信息，比如：乡村旅游景点分布、景点特色、线路等。通过对乡村旅游现状的调研，分析其旅游资源、客源信息、线路信息、交通信息等，通过对信息的筛选和与整合设计，使得信息的传达更明晰有效。
（四）视觉转化与表现
信息视觉转化与表现是指将信息形式转化为视觉形式并合理表达，即信息内容的视觉转化与表达。信息是抽象的，如何对信息进行视觉转化和表现是信息视觉化的核心。信息通过视觉转化使信息传达更方便、准确、更易识别，因而更有魅力和价值。乡村旅游信息的视觉转化主要通过视觉信息图形（图标）、视觉信息图表、视觉信息地图三种形式表现。
1.视觉信息图形（图标）
康德说：“绘画、雕塑甚至还包括建筑和园艺，只要是属于美术的视觉艺术，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图样的造型，因为造型能够给人带来愉快的形状去奠定趣味的基础。”图通常表达一定的视觉内容所要传达的信息，而形是一定内容上的适合形式，具有形式美的表现力，图形所要表达的必定是具有内容的美的形式。乡村旅游信息涉及到旅游主客体的方方面面，如何使旅行者在繁杂的信息中快速、准确地锁定所需信息，视觉信息图形（图标）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比如将乡村旅游的特征、旅游项目、客容量等通过图形（图标）的方式表现出来，使得人们能更加快捷地捕捉信息，为决策服务。
2.视觉信息图表
视觉信息图表是以数据为依据而设计出来的，表现事物的客观内容、信息含量大，视觉信息图表是科技与艺术的结合，其内涵也远远超过语言所能表达的范围。理查德・乌尔曼首次提出“视觉信息图表”的概念，他将视觉信息图表设计看作是一种构造信息结构的方式，认为信息结构设计师的根本任务是设计对信息的表达，即信息结构设计师应该能够提取复杂环境和信息中的内核并将其以清晰、美观的方式呈现给受众。作为一种视觉语言传达方式，将文本形象化、时空层次化、信息秩序化，通过对图像、文字、符号、色彩等视觉元素的综合运用来处理一些单靠文本或数据很难解释的信息间的相对关系，并试图通过视觉语言提高信息传达的感染力、丰富性及交流的效率。
乡村旅游视觉信息图表不限于常用的数据图表，它所涵盖范围更大，它将乡村旅游信息量化，将视觉审美艺术与准确的乡村旅游数字文本信息结合在一起，用适当的视觉语言将数字与数字间的关系有效地组织和归纳，形成既生动又容易识别的图表格式，使人们以最少的时间消耗和最大的趣味性去阅读乡村旅游的信息，帮助读者理解过于乏味的描述性文字。
3.视觉信息地图
视觉信息地图的设计关键在于让人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所要到达的目的地，因此，信息地图是一种做减法的设计。视觉信息地图是人们认识和了解事物的重要资料。乡村旅游信息地图可解决区域范围类旅游的信息传递。主要有乡村旅游区域分布视觉信息地图、乡村旅游交通线路地图、旅游项目特色地图等。日益发展的乡村旅游业使得人们对乡村旅游的选择更加多样化，如何通过乡村旅游信息地图一目了然的找到目的地才是一张好的视觉信息地图的标准。
四、结语
数字乡村趋势范文篇6
[关键词]村落学校；乡土中国；离土中国；农村学校布局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10)04―0028―04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离土中国”逐渐替代“乡土中国”成为中国农村当下最显著的事实。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农村自然村落的迅速消减和村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由此，村落学校也“被”置于这种新的历史处境的挑战中，因为文字下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迅速诞生，又因为离土中国而被迅速撤并。这浓缩了村落学校的多舛命运和农村教育发展的艰难。这种局面需要从教育体制外寻求支持，同时也需要教育体制通过内部适时改革担当起应有的社会文化责任。
一、从乡土中国到离土中国：村落学校历史处境的变迁
这里所谓村落学校，就是指那些坐落在村落中的学校，本文所指主要是小学(村级小学)，也包括部分初级中学。而所谓的“村落”，是指在农业社会里，由于地缘的关系，把许多个家庭、家族组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生活群体。它主要指的是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这里所说的“村落”不包括高度工商业化的某些农村社区，如沿海小企业发达的农村新镇。村落学校的命运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
(一)乡土中国：“文字下乡”与村落学校的兴盛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指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上去是乡土性。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生活中的需要。”在他看来，乡土社会是一个用不着文字、面对面的甚至连语言有时候都显得多余的社群。由此，“乡土中国”经费先生提出和界定，得到越来越多社会学者的认同，并成为村落学校兴起的最初背景。
乡土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在自身结构的调试过程中酝酿一套自给的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借以维系村民生活和村落运转。“世代继替”“差序格局”“礼俗秩序”便是村落意义系统的行动逻辑。乡土中国田园式悠闲的村落生活与文字的疏离，不利于整个民族现代化素质的提高，而现代化则是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乡土中国的改造就成为时代使命，“文字下乡”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主题，村落学校由此开始大量诞生。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字下乡”始于清末新学的创设。这种学校教育以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姿态试图渗透到包括村落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当中。这被费孝通概括为“文字下乡”的渗透过程在中国始自19世纪晚期的新学运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政府的“双基”工程，历经一百余年的时间，虽然期间经历种种艰辛和磨难，但现代性教育往下渗透的客观总趋势没变。大体上说，这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合流的“文字下乡”进程，是外来殖民宗教势力、国家政府力量以及民间社会力量磨合、博弈互动下的产物。1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掀起了新的兴学热潮，“普九”运动规模可谓史无前例。无论是20世纪初的“新学运动”，还是20世纪末的“普九”运动，都是主要以政府行为改造乡村社会的教育行动，特别在1949年以后，教育在村落的扩充表现得更纯粹。历经百余年，村落学校终于坐落在乡土社会那并不富裕的土地上。
(二)离土中国：村落学校不得不应对的事实
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经济改革，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工业的快速崛起促使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从村落向小城镇和城市流动。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流动表现出三个特点，即规模大，务工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举家且长期脱离农业生产。这致使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82.08％下降到55.1％。
如今，工业化的成果迅速转换成为生产力，日益改变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城市文化的诸多要素正以突飞猛进之势冲击着乡村生活，同时，农村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变迁，促使“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总量不断上升。中国社会国民经济结构由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转型，社会结构从“乡土”到“离土”演变。因此，“乡土中国”逐渐被“现代化”吸引，
“离土”成为这个时代乡村社会转型的主旋律。
“离土中国”之下，村落学校遭遇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其建设发展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只是过程性的，在笔者看来，更可能是中国农村教育质量提升的一次新的历史机遇。
二、“离土”的连锁后果：村落学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离土：村落学校不得不由“校”变“点”。但学校整体转型困难
我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适龄儿童数量不断减少，加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举家流动，使得适龄儿童数量减少幅度更大，而且导致村落学校的在学儿童数量极不稳定，学生“流失”(包括辍学、转学、退学、弃学等)严重，在经济欠发达的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尤甚。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村落学校在按学生人数拨款办学的制度下已经无法正常按“校”办学。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一般都变“校”为“教学点”，缩减教师规模，减少教育经费投入。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原来的学校管理方式、教育教学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适应困难但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培训，加上资源的有限性，又无法留住高水平的教师坚守村落“教学点”，教学质量呈直线下滑之势。如此，“教学点”就日渐失去了对家长及其孩子的吸引力，继续“流失”也就在所难免。如此的不良循环，村落学校只能面临“撤点”的唯一结果，也就意味着它在一个自然村落里的终结。
为应对儿童数量锐减、部分学校资源浪费、教育投入效率不高等问题，我国农村教育应集中资源办学，实施农村中小学校布局调整，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其主要的措施就是采取撤点并校，建立中心校或寄宿制学校。
(二)撤点并校：学校离村、“文字上移”，导致与乡土文化相隔离
如果说百年来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以往下渗透普及或者“文字下乡”为特征，基本上达到了其顶点，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率和青壮年非文盲率均已接近100％的绝对限度，那么乡村教育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关口。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家实行
了大规模撤点并校布局调整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导致大量村庄学校急剧消失。中国改变了原来“村村有小学”的格局，众多农村小学被逐渐撤并或升级，不少地方已达到一个乡镇只有一所中心校的程度。这一次农村中小学布局大调整无疑体现出一个相反的“文字上移”趋向――学校离村，这一趋向成为当前中国乡村教育的显著事实。而且，这一进程与村落的终结相同步，并比村落终结的速度更快。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新阶段的客观反映，也是现代化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新拐点。
学者李书磊以历史人类文化学的视野对处在这个拐点上的村落学校予以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村落学校是村落中唯一的国家机构，它在乡村背景与乡村气氛中就更显出一种不可替代的身份，几十年间它在村落中的功能变迁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史意义。村小是村落中的“国家”，它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乡土。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乡村学校除了在学校内行使职能之外，还走到社会上去发挥作用：它是各种政治的宣传队，也是各种生产工程的突击队。不过，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此时的学校将力量专注于学生本身，它作为国家文化机器的功能在校园围墙之内实现。学校有它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围墙，它只是通过农民的子弟才同乡村社区发生关系。村小在成片的农舍与田野中间显得既特别又孤单，它居于乡村、为乡村而设，却又不属于乡村。
可见，今天的村落学校已经不再直接对乡村文化做贡献，而仅仅依靠对学生实施现代文化素质的培养来作用于社区，这形成了它的“飞地”色彩。它只是一种外来存在的嵌入，少了与乡土社会的和谐融合。李书磊还真切地感到，学校作为一个机构不仅在组织上与它所处的村落相分离，而且在教育内容上也同乡村生活相脱离。在学校的围墙之外，村落的生活按自己的节奏与逻辑进行着。现行国民教育的课程设计也不是为农村生活准备的。现行学校课程对乡村生活的某种满足也只是一种附带产生的结果，如识字、算账、文化消费能力。
学校离村所带来的问题就是以“文字上移”为特征，村落学校从社区文化的抽离成为“寄宿制学校”，其“飞地”色彩更加突出，社区及家庭教育模式世代相传、繁衍成习的一套以传承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内部体系就与学校教育现代性传播相隔离。村落没有了学校，也就失去了村民进行文化活动的场所，农村社区文化的传承就失去了应有的土壤。
(三)学校离村：儿童离家寄宿“圈养”后身心健康问题突出
村落学校离开了大多数的村落，所以大多数的适龄儿童不得不离开依恋的家，到寄宿制学校过集体生活。而这种在低龄期所承受的缺乏足够关爱的“圈养式”的集体生活对儿童的身心影响很大。与非寄宿制生相比，寄宿学生更倾向于出现自卑、无法安心学习、怀疑自己能力、易为一些小事烦恼、焦虑时易失眠、易对日常食物怀有恐惧心理以及冲动和控制力差等问题。可见，离家过集体生活使低龄儿童的正常发展受阻，这需要予以极大的关注。
同时，家长离土，所产生大量的“留守儿童”一般交由父母的长辈隔代抚育。这些儿童由于缺少至亲的呵护和关爱，心理健康问题也很突出，个性存在较多缺陷。由此带来村落学校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负荷增大，学校的教学管理难度也加大，但大部分教师缺乏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培训，个体无助感较为普遍。
(四)儿童离家：教育成本部分转嫁农村家庭，村落学校学生辍学率升高
学校离村后，大多数儿童只能离家，而寄宿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不止于儿童身心、教师工作负荷、教学管理等，还体现在基础教育的公共成本被转嫁到家长身上。这使经济收入来源本来就匮乏的农村家庭负担更加沉重。有学者研究显示，一个寄宿生，中部地区农民家庭每年就平均增加657.3元钱的支出，西部地区农民家庭平均增加了787.8元钱的支出，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学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这组数字还表明，越是家庭收入低的地区，家庭增加的支出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权衡上学路远、安全风险、身心健康隐患、家庭劳动分担等因素，越来越多的农村家长选择让孩子辍学，以此规避上学所产生的沉重经济负担和劳动负担。因此，在全面普及义务教育的今天，村落学校辍学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村落学校建设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与离土中国之下政府抉择的农村学校调整政策的初衷相去甚远。可见，
“控辍保学”并不是一个过气的词汇，仍然是当下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应对的关键词。
三、凸显乡村教育的公益性：化解村落学校建设问题的策略建议
村落学校建设中出现的“离土―离村―离家―离校”的问题链，并非单单因为乡村社会的“弱、老、少、边、穷”等原因，还因为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样态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教育也就必然不再留恋乡土和村落。所以，村落学校建设存在的问题就需要针对乡村社会新的生存样态，从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建构到教师培训机制等诸方面来逐步解决。
(一)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缓解基层政府教育财政压力
虽然离土是村落学校被大规模撤并的直接背景，但更主要的是基层政府在此情形下没有足够的财力保障做其他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的政策选择。基层政府只能追求规模效益，撤点并校，并在此过程中，政策执行主体产生逆向选择、应声虫现象和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这些行为无疑会放大村落学校所面临诸多问题的后果。所以，就有必要改革原有的地方教育财政体制，提升农村基础教育经费负担的财政层级，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解放基层政府财政压力。
而且，农村基础教育经费供给的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而它的充分供给需要重新划分各级政府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财政责任，“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在地方教育上的财权范围，明确中央和省级政府应是地方教育的投资主体，实现地方教育产品的分层次供给。在中西部地区，中央政府承担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支出，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分担基建支出。在东部地区，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共同负责农村教师工资，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负责基建支出。”这样就能避免地方小政府要办大教育的两难处境，撤点并校等政策选择就更有可能因地制宜，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二)调整农村学校布局结构：因地制宜，配套建设校车系统与送教上门相结合
村落学校撤并或新建寄宿制学校，对经济较为发达、人口相对集中、交通发达的地区而言。是一种较好的政策选择。但在广大的经济欠发达、人口相对分散、交通滞后的地区而言，则是一种欠妥的选择。前者因为学校离村、孩子离家所产生的问题，可以通过建立相应校车系统解决孩子离家、上学远等潜在的安全风险问题。而对于后者，则可以采取送教上门、变“校”为“点”、一校两“点”的办法，切实体现义务教育的公共性，避免低龄儿童上门求学难的局面。贵州基层政府采取与公益机构合作的方式，成功地“找回”教学点，力控辍学率反弹。无论是校车系统还是送教上门，都能够彰显政府的公共责任，又不会大幅度增加农村家庭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成本，也能避免因儿童离家寄宿所产生的诸多身心健康问题，真正体现基础教育的公益性价值。
(三)赋予村落学校综合性职能：促进与乡村社区文化的有机融合
离土中国之下乡村社会的巨大变化，使得“三农”问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被提上政事日程。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同时，农村基层政府可统筹协调各项工作，尽量保留村落学校，赋予其多种职能，资源共建共享，形成农村社区综合文化教育活动场所，分季节、分时段发挥不同社区功能。有了场地和活动载体，村落学校与乡土文化的融合，传承传统文化就有了更加肥沃的土壤。
(四)理顺村落学校的管理关系：“以县为主”落到实处，切实提高教师待遇和教育水平
数字乡村趋势范文篇7
一、背景和方法
1980年以前的乡镇企业（1984年前叫乡村企业）多数是1958年工业化冲动失败后的遗产和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衍生物。80年代初进行的农村改革使乡镇企业逐步突破了“三就地”原则和“国民经济补充”地位的桎梏。虽然政策上的突破在1992年之后才真正实现，但政策上对乡镇企业的许多限制在80年代中期就不起作用（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实际上乡镇企业最辉煌的时代正是80年代，因为那时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逐年上升，从不到3％上升到超过30％，而在发达地区则接近或超过50％。这一阶段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江苏的“苏南模式”和浙江的“温州模式”。因为两种模式本身具有历史渊源、典型性和先进性，在当时是乡镇企业成功的代表，同时又受到两地政府和理论界的大力推崇，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后，对这两种模式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进行比较研究就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指导意义。简单地说，“苏南模式”是指乡镇企业以集体（乡、村一级）企业为主、以中型企业（相对而言）为主、以工业为主、依托大中城市的一种发展模式。而“温州模式”则是一种以非集体（个体、私营或联户）企业为主、多元化发展、专业化市场分工与专业化市场导向为特征的一种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已有众多学者对这两种模式的特点、优势、劣势进行过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在此不再赘述。由于缺乏合适的样本和必要的数据，很难对这两种模式所产生的经济结果进行直接比较。本文以江苏和浙江省1987－1998年乡镇企业的发展情况来代表“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所产生的经济结果，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1．双方地理位置相近，都属于东部沿海地区，比邻上海，自然经济条件优越，历史上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双方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基本一致。
2．在我们进行比较的初期经济发展水平相近。1987年，江苏人口是6438万人，工农业总产值1971亿元，工业产值占80．7％，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工业产值的36．6％，人均工业产值2505元。同年浙江的人口是4121万人，工农业总产值1078亿元，工业产值占78．9％，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工业产值的33．2％，人均工业产值2064元。从经济结构和经济水平来看，两省都比较接近，仅浙江略逊一筹。
3．在1987年以后，两种模式基本已经得到理论界和相关政府部门的认可。而且有足够的文字资料证明江苏省政府更倾向于肯定和推进“苏南模式”，而浙江省政府更积极推动“温州模式”。
4．有足够详细（按所有制划分）和足够时间段（1987－1998）的可比资料。
由于统计口径上的可能差异，比较时我们只采用《中国乡镇企业年鉴》，并尽量只进行横向比较，需要纵向比较的数据也经过处理，以消除价格、统计口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二、基本结果
通过对1987年至1998年12年间的两省乡镇企业发展的基本结果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1．浙江的乡镇企业发展速度要远快于江苏。我们可以从表1看出：1987年，江苏的乡镇企业无论是企业个数、产值，还是雇佣人数方面都远远超过浙江，企业人均创产值也略高于浙江。而到了1998年后，除了雇佣人数略占优外，其他几方面都落后于浙江。反映了江苏乡镇企业经过12年的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全面落后于浙江乡镇企业。
2．整体上，集体企业的发展慢于非集体企业的发展；浙江的非集体企业发展快于江苏非集体企业的发展。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浙江非集体企业产值在乡镇企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除个别年份（1991）之外，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江苏情况则不同，在1991－1994年这一阶段，集体企业的发展明显快于非集体企业的发展，直到1996年，非集体企业产值所占比重仍低于1990年的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苏南模式”的影响。而正是在这一阶段，浙江的非集体企业发展最快，1996年非集体企业产值超过集体企业，非集体企业逐步由经济舞台上配角演变为主角。值得注意的是，在1989－1991年宏观经济进行治理整顿的过程中，对乡镇企业的影响巨大，而非集体企业更是首当其冲，这也是导致两省非集体企业在1991年相对萎缩的重要原因。另外，1998年江苏非集体企业产值所占比重的突破增加主要是由于集体企业改制为非集体企业所致，而不是非集体自我发展的结果。
3．在企业规模方面，由于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价格变化较快，以产值和收入为指标难以反映企业规模的真实情况，因此我们以企业雇佣人数作为衡量企业规模的指标。根据表3我们可以看到：从企业平均规模来看，江苏变化不显著，浙江则呈下降趋势。江苏集体企业平均规模变化不大，浙江集体企业平均规模则呈扩大趋势。但整体来看，1994年之后集体企业的规模都呈下降趋势，若将1998年许多小的集体企业转制因素考虑过去，这一趋势就更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集体企业在1994年后就逐步失去活力。由于江苏集体企业规模明显大于浙江，从而导致其在体制改革、经营管理上要比浙江遇到更多的困难。同时两地的非集体企业规模呈明显扩大的趋势，说明非集体企业更具成长动力和潜力。而浙江的非集体企业规模明显大于江苏，因此当集体企业逐步失去活力而非集体企业成为主角之后，浙江乡镇企业就有比江苏更坚实的基础。
4．从乡镇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情况（表4）来看，江苏从1988年开始呈明显的下降趋势，浙江则在1988年后呈明显增长趋势，但在1994年后处于稳定状态。由于企业个数增加，浙江乡镇企业的规模在缩小。这说明当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现存企业对劳动力的吸收就会趋于饱和甚至还会释放部分劳动力。浙江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虽呈增长趋势，但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在减少，劳动力的吸收主要依靠非集体企业。但现有非集体企业对劳动力的吸收也非常有限，而主要依靠新增企业来吸收劳动力，这从1996年后非集体企业规模有缩小趋势可见一斑。同时，无论在江苏还是在浙江，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显著存在，各大中城市的众多温州发廊和裁缝店可资为证。
5．从乡镇企业人均创产值（表5）来看，1987年，江苏略高于浙江，但1998年，浙江的人均创产值比江苏高13％。说明江苏乡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已落后于浙江。这种差距主要发生在1997年后，也就是在集体企业失去活力之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南模式”的负面影响。若从不同性质企业的情况来看，不同模式的影响就更显著。1987－1998年间江苏集体企业的人均创产值一直高于浙江的集体企业，说明江苏集体企业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有相对优势，但优势不明显，也没有扩大的趋势。而浙江非集体企业的人均创产值明显高于江苏，而且差距在扩大。同时浙江的非集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在1997年超过集体企业，1998年仍然维持这种差距。说明“温州模式”不仅导致非集体总产值超过了集体企业，也导致非集体企业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总体上看，两省非集体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快于集体企业，说明非集体企业更有活力。
三、分析与结论
1．从上述比较结果来看，尽管“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发展都有其历史背景，并且江苏的集体企业仍然显著地优于浙江，但“苏南模式”在1994年之后就已经明显地失去了活力，这是导致江苏乡镇企业在1998年落后于浙江的根本原因。除了众所周知的委托一关系问题之外，“苏南模式”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抑制非集体企业的发展，这在1992－1994年间乡镇企业大发展时非常明显：集体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吸引了大量稀缺资源（人才、资金、机会、政府支持等），另一方面，增加了非集体企业的进入障碍。因此，尽管1996年后江苏有大量的集体企业转制为非集体企业。但并没有改变江苏乡镇企业相对于浙江的颓势。浙江乡镇企业的成功在于集体企业减少时有大量的新的非集体企业产生，而江苏则没有，这是“苏南模式”的弱点。
2．“温州模式”的最大优点，在于其纵向专业化市场分工和长期形成的市场基础。纵向分工产生了内部专业市场和各种专业村、专业镇，这种模式在初期，总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重复建厂、相互模仿、过度竞争、追求短期利润、小规模、家庭作坊式的生产等特征。但它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纵向分工导致非集体企业的进入障碍很低，任何一个家庭都可以非常容易地建厂，同时也容易逐渐发展出有一定水平的专业企业。内部激烈竞争导致其生产效率的迅速提高，从而更有效地占领外部市场。从浙江非集体企业人均创产值超过集体企业和浙江非集体企业人均创产值超过江苏非集体企业可以看到，“温州模式”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更具优势。
3．许多地方政府喜欢上规模。但就上述比较来看，乡镇企业在较低规模水平上时，规模与劳动生产率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在超过40人以上后，规模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就没有显著关系，甚至是负相关关系。例如1991－1994年间，江苏的集体企业规模在缩小，而浙江的集体企业规模在显著扩大，但这一阶段江苏集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要显著优于浙江的集体企业。因此规模并不意味着劳动效率。1997年后，浙江非集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就高于集体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小企业在高度市场化的环境下有其优势，这是“温州模式”的另一大特点。
4．从吸收劳动力的情况来看，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会显著减少，甚至出现回流情况。江苏和浙江都是乡镇企业最发达的地区，但江苏自1988年从业人员数达到最高之后，十年间从业人数减少140多万，浙江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在1995年达到高峰之后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即使在这样乡镇企业发展较好的地区，也并没有解决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这些地区的劳动力仍在大量无限地流出，剩余劳动力仍然存在。尽管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珠江三角洲、宁沪杭地区）已经呈现典型的城市化趋势，但这只是个别现象，而不是一般规律。因为乡镇企业发展的历史机遇（市场扩张、低进入障碍）已不复存在。农业由于相对过剩，导致与其它部门的交易条件持续恶化，实际上缺乏有效积累的现实条件，因此期望靠乡镇企业的发展来解决农村和农业问题，越来越趋于不现实。农村问题只有靠农业本身来解决。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农村的收入水平下降，并制约了与农村进行贸易的产业（如电视机等家电）的发展。
数字乡村趋势范文
关键词数字阅读图书阅读农村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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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大因素决定农村即将结束图书阅读时代
当前，我国出版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出版事业的逐渐市场化，即在确保政府有效监管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出版产业由政府调控转向由市场调节。而这种市场调节行为所遵行的根本规律依然是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在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主导下，利润和使用价值无疑是出版商和读者之间各自利益最大的攸关点。一方面，作为图书消费的主体，读者普遍看重的是物美价廉的图书，而对于农民读者而言，受阅读兴趣和文化消费能力影响，他们对图书的“物美价廉”的追求更显实际，期望更高，需求也更强烈。www.133229.CoM另一方面，作为图书出版和经营的主体，出版商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在利润的驱使下，他们将想尽办法出版低成本、高经济效益的涉农图书。表面上看，供需双方的愿景趋同，似乎农村书业理应焕发青春。但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涉农图书出版商与农民读者之间的供需矛盾不可逾越。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1．农民的阅读需求越来越高，出版商现有的出版模式根本无法满足消费端的阅读需要。从消费群体来看，随着农村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农民的整体素质迅速提升，他们对文化消费的需求也急剧膨胀，广播、电视、网络、手机媒体等信息传播途径的快速普及，使农民对知识和信息的质量要求越来越挑剔。从消费个体来看，农民的图书阅读呈现“三分”特点：一是分散的阅读兴趣；二是分层的阅读水平；三是分群的阅读习惯。而现有的涉农出版物大多都是“城市人在写农村事”，或者“坐在咖啡厅里写田园生活”。这种文学创作式的编撰模式，使很多涉农出版物注定了一出版就会成为库存品。因此，表面上看农民的阅读群体基数庞大，消费需求旺盛，但实际上农民的阅读需求非常分散，大众化的涉农读物很满足农民的阅读需求。
2．农村图书发行的高额成本和精品书籍高昂的编纂成本，决定了“物美”的涉农图书不可能“价廉”。纵观制约我国农村书业发展的诸种因素不难发现，农村图书发行问题始终是中国农村书业发展挥之不去的阴霾。受发行体制、交通、消费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图书发行不仅成本高昂、周期性长，而且发行渠道极不畅通，发行状况极不稳定。在此背景下，出版商的发行成本必然大幅增长。与此同时，受农业书籍的专业性和精确性的制约，精品的涉农图书无论是稿费支出、营销宣传，还是编辑和装帧设计成本，都要高于其他大众读物。这就决定了涉农图书质优则不可能价廉。
3．地方政府现有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对市场调节下的农村图书业的发展不可能有太大的促进作用。
政府重视农村文化事业不等于扶植农村文化产业。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加强县文化馆、图书馆和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发展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基层服务点”的要求。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到2010年，实现县有文化馆、图书馆，乡镇有综合文化站，行政村有文化活动室。”②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力争到“十一五”期末，在农村基本解决农民群众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的问题。……在巩固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的基础上，基本实现乡镇有综合文化站，行政村有文化活动室。……在中西部及其他老少边穷等地广人稀的地区配备流动文化服务车，建设流动服务网络。……县（市）图书馆逐步实行分馆制，丰富藏书量，形成统一采购、统一编目的图书配送体系，充分发挥县图书馆对乡镇、村图书室的辐射作用，促进县、乡图书文献共享。按照“政府资助建设，鼓励社会捐助，农民自我管理，市场运作发展”的要求，支持农民群众开办“农家书屋”。③这一系列惠民政策的出台，彰显了政府对农村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表面上看，似乎为农村书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但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政府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扶持的方向主要是建设文化基础设施和完善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并不太多涉及农村的文化市场；而且从政府的调控手段来看，主要是采取行政手段推进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并未形成具体的市场调节和引导机制。因此，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与农村书业发展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相反“新农村”建设工程的不断推进，尤其是电视进村、电话进村、网络进村、通讯信号覆盖进村，使农民的知识接触途径更加多元，对图书阅读的依赖进一步削弱。因此，从长远来看，地方政府现有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对市场调节下的农村图书业的发展不可能有太大的促进作用。
基于以上的原因，笔者以为图书阅读时代的中国农村书业“变”与“不变”都没有出路。
不变，农民必将放弃纸质图书阅读。因为，随着农村图书需求与图书供给矛盾的不断加剧，农民真实的阅读渴望长期得不到真正满足，必将严重挫伤农民的阅读积极性，农民阅读兴趣减弱。其结果是必将导致农民主动放弃纸质图书阅读，进而转变信息获取渠道，而电视、广播、手机等媒体信息传播优势在农村淋漓尽致的发挥，也对农民信息获取途径的转变推波助澜，极大地挤兑了农民对图书阅读的吸引力。所有这一切必将导致农村图书市场的进一步萎缩。
求变，出版商必将放弃农村图书市场。农民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需求，决定了农村书业发展必须从分众出版、多样化出版、精品化出版中求得生存，受农村图书发行困境以及农村图书的季节性、周期性等因素影响，分众化、多样化、精品化出版的成本必将剧增，从而导致农村图书经营必将进入微利时代，市场调节下的图书经营者必然放弃无利可图的农村书业。
二、数字阅读：农村书业的变革与新生
面对变与不变都将进退两难的境地，无论是涉农图书的出版者还是经营者，必将另觅它途，探寻农村阅读市场新的富矿领地，而惟一能触动出版商趋利神经的将是数字出版——一种饱含无限商机的“文化矿产资源”。如此论断，原因有三：
1.中国农村进入数字阅读时代已是大势所趋
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组织的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的读书率为58.8%，平均每人每年读6.4本书；农村居民的读书率为43.0%，平均每人每年读3.3本书。与前三次调查结果相比，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读书率均呈下降趋势。④2006年公布的第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则显示，全体国民图书阅读率为48.8％，继1999年以来首次提高，而数字化阅读持续升温，互联网阅读率为44.9％，比2005年提高了17.1％。⑤而cnnic公布的另一项调查表明，截止到2007年12月31日，我国农村网民数量为5262万人，年增长率达到了127.7%，远高于城镇网民38.2%的增长率。2007年新增网民7300万，其中有4成(2917万)都来自农村。⑥
一系列数据表明，原本不高的农村图书阅读正在快速下降，而原本奢侈的数字阅读正在快速普及。这种截然相反的阅读趋势，反映了农村读者顺应农村文化基础设施改善、教育事业发展、知识结构提升、文化生活水平改善的客观现实，它表明农村读者知识更新途径和信息获取方式已经实现了质的飞跃，也昭示着中国农村传统图书阅读时代的终结与数字阅读时代的中兴。
未来的世界，有人的地方必将有网络，有网络的地方必定有网民，任何网民的生活都离不开数字阅读。
2.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正在为中国农村步入数字阅读时代平整道路
尽管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依然面临着体制转型、版权保护、盈利模式、技术开发等诸多难题，但人类网络化生存的总体趋势决定了数字阅读终将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21世纪的中国也已经为农村步入数字阅读时代铺平了道路。
（1）数字出版的技术准备
从技术层面来看，随着现代it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出版已经不存在太多的技术难题。从国内技术提供商来看，无论是方正的数字出版解决方案，还是青岛华光的ebook整体解决方案，都能够为数字内容经营商和数字图书读者提供较理想的技术支持。而国外数字出版技术提供商，如adobe、elsevier等等都能够提供强大的数字出版技术支持。而网上最大的多媒体digibook的不断发展壮大，数字出版物呈现平台及其相关技术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技术的不断进步为数字出版进村入户准备了技术条件。
（2）数字接入的渠道准备
从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来看，近年来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我国农村网络基础设施的发展也已经步入了快车道。从中西部地区“乡乡有网站”工程的全面实施，到东南沿海地区“网络村村通”项目的积极推进，网络进村已经不再是奢望，许多城市的近郊乡村已经全部实现了网络接入。随着国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的加快，网络村村通在不久的将来必将成为现实，这将为农村数字阅读的网络接入扫清障碍，为农村读者的数字阅读疏通渠道。
（3）数字阅读的教育准备
随着《义务教育法》的强制实施，我国农村人口的整体教育水平急剧提升，而高校扩招战略的实施彻底改变了农民的受教育层次，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这不仅因农民具备阅读能力而为农村阅读市场准备了读者群体，也因新型农民更高层次的阅读需求而为出版商提供了广阔的阅读市场。
（4）付费阅读的消费准备
数字阅读时代，付费阅读成为出版商追逐的现实目标，优质信息资源的享用成为读者的终极追求。21世纪初网络产业的诸侯争霸，主观上成就了一批it新秀，客观上却造就了无数甘心情愿为网络生活埋单的付费网民，这种消费观念的悄然培育，不仅使网络积淀的财富越来越不可估量，也为数字出版雪藏了无限商机。
从图书经营现状来看，2005年底ebook的销售额占到出版行业的6％～10％，到2022年将达到50％，预计到2030年，90％的图书都将是ebook版本。另据微软公司预测，到2022年，90％的图书品种将同时采用电子和纸张的方式发行。数字出版潜力巨大已是共识，国内的超星、书生、方正等公司的迅速崛起也印证了这一点。⑦
毋庸置疑，中国大陆地区已经成为电子图书的巨大市场。有资料显示，早在2005年4月，中国电子书出版总量就已经增至14．8万种，成为全球第一。
目前全国约有300余家出版社同步出版电子图书，数字图书馆用户也超过了1000家。⑧
这些数据表明，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图书经营中最具前景、最具活力的要素。而随着农民工市民化生活程度的加深，他们使用网络的频率急剧提高，也逐渐接受了付费消费的网络生活习惯，这种习惯的养成极大的改变了返回农村后的农民读者的网络阅读习惯。经济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他们也逐渐成为付费阅读的现代网民。而农民读者群体中的这种“付费阅读乐意”为农村数字阅读时代的到来打开了心灵之门。
（5）公共服务的政策准备
任何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公共服务这一至关重要的产业环境要素。农村数字出版业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而近几年来，政府积极推行的出版体制改革不仅为传统出版产业松绑助推，而且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积极扶持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一方面，政府把数字出版产业作为高新技术行业和新兴产业业态来大力扶持，在政策倾向上积极鼓励，在产业发展方面给予政策扶持，极大的推动了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政府通过直接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了网络进村入户，为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提供了强大支持。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以为，农村传统出版产业正面临着阅读兴趣、图书质量、图书发行、经营价值等问题的严峻考验，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原因在于数字阅读已经成为传统图书阅读最为理想的替代品，而数字出版产业的经营价值也远远超越了传统图书的经营价值。与此同时，随着网络技术和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21世纪的中国已经从技术、渠道、读者素质、消费观念、公共服务等各方面为数字出版产业在农村的飞速发展铺平了道路。基于此，笔者认为，农村书业将跨越传统图书阅读时代，迎来一场盛况空前的数字阅读革命。
注释
1徐京跃，宋振远：《2005中央一号文件：国家财政再向农村倾斜》，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5-01/31/content_2529073.htm〔ol〕。
2刘琼，刘玉琴：《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十一五”农村文化进小康》，《人民日报》，2006-04-01第05版。
3周玮，吴晶：《我国确定“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六大重点》，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9/13/content_5087527.htm〔ol〕。
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6/7)，nic.net.cn/?1647357728=1670870062〔ol〕。
5禹继来：《农村图书市场现状》，《出版广角》，2007年第7期。
数字乡村趋势范文篇9
关键字：收入差距城乡间收入差距泰尔指数
当今国际社会，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早已告别了"唯GDP论"的时代，其更加注重的是全社会人民的共同富裕与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发展，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得到了大幅度提高。据相关统计报告，我国GDP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加到了2010年的399759.5亿元，增幅达到了近110倍。在人均GDP方面，其年增长率也达到了9.75%，成为同期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但从横向比较来看，截止2010年，我国人均GDP只有3600美元左右，居世界100位之后（现代审计与经济2010年第1期），并且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也处于不断扩大化的趋势。我国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23（中国统计年鉴）上升到了1995年的0.45（赵伟人等，1999），在此之后一直保持在0.40这一国际公认收入贫富差距警戒线之上，在2000年之后一度增长到了0.45左右，并且有继续扩大化的趋势（李实，2003）。
我国总体收入差距大致可以分解下面三个方面：第一，城乡间居民收入差距。根据2011年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报告显示，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达到了3.23∶1，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国家之一[1]。第二，行业间收入差距。我国平均工资最高行业是金融业，与平均工资最低的农林牧渔业，两者从业人员年收入之比达到了4.2∶1。第三，区域间收入差距。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地区上海，与最低地区贵州，其两地区的人均GDP之比约为9.6∶1。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国收入差距扩大化具有多方面性和多层次性，而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化或是达到贫富悬殊的地步，必定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而本文则选择从城乡收入差距这一个侧面来予以具体分析。
当今，已有大量的学者致力于城乡间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李实等（1998）通过个人可支配收入与国家统计局给出的人均收入两者的差别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具有不同的变动轨迹；田新民、王少国等人通过建立劳动剩余型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理论模型，由此得出城乡收入差距的大小还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壁垒；蔡在"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一文中提出基于大多数的关于我国收入不平等的分解结果，都显示了城乡收入差距贡献了中国收入不平等的40%-60%[2]，所以得出通过测算城乡收入差距来研究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的现状的合理性。
对收入差距问题进行研究的前提，是要找到一种能够有效刻度收入差距大小的度量方法。而当今国际社会上已提出了许多测度收入差距的指标。这些方法中有的是依据收入分配理论推导出来的，比如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科兹涅茨比率、沃尔夫森极化指数等；有的则是从统计学理论中发展出来的，比如人口众数组分布频率、测度大多数人所覆盖的绝对收入范围、以及测度最低收入或最高收入偏离平均收入的离散系数等；还有一些则是从其他相近学科中引入的，比如来源于物理学的泰尔指数和来源于福利经济学中的阿特金森指数等[3]。
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是当今运用较为广泛的两种研究收入差距问题的度量指标。但基尼系数在测算收入差距问题时存在两个缺陷，一是无法反映出个别阶层的收入变化情况，即是说当基尼系数增大或减小时无法确定出到底是哪个阶层的收入变化所引起的；二是基尼系数仅对中等收入的变化特别敏感，而对上层收入水平和底层收入水平的变化反映不明显。泰尔指数除了能够弥补基尼系数以上两个缺陷外，其相较于基尼系数的一个最大优点在于泰尔指数考虑了相应区域的人口结构变化对指标的影响，该特点在测算不同区域间收入差距问题时具有明显优势。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城乡经济呈现出显著的二元结构，农村人口占绝对大的比重，并且长期以来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城乡人口割裂，流动相对困难的局面，所以城乡人口的相对会变化会直接影响到城乡收入差距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4]。基于Shorrocks的研究，选用泰尔指数中刻度组间差异性的公式来度量我国城乡间收入差距。以表示t时刻的泰尔指数，据定义有如下公式：
其中，j=1，2分别代表城镇和农村地区，Z1t和Z2t分别代表城镇和农村地区t时刻时的人口数；P1t和P2t则分别代表城镇和农村地区t时刻时人均可支配收入，Zt代表t时刻全国总人口，Pt代表t时刻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上述定义式可以看出，该处定义的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数）首先是分别计算城镇和农村收入份额与人口份额之比的自然对数，然后再以城乡收入份额作为权数，进行加权平均求和得出结果[5]。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结合公式（1）可以计算出1990年到2010年中国城乡间泰尔指数如下表：
由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利用Excel软件绘制1990年到2010年泰尔指数时序图，如下：
图11990年到2010年我国泰尔指数时序图
由图中折线走势可以看出：我国泰尔指数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90年至1994年处于第一个阶段，泰尔指数连续攀升，表示该时期内城乡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当时我国实行农业产品统购统销的制度，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即以低价购进农产品，而以高价售出工业产品，进而导致农业生产者的收入"缩水"，而工业生产者收入"增值"的现象。第二个阶段是从1995到2003年，大致呈现一个"V"型的波动变化，该阶段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城乡居民收入都得到了较大提高，此效应对缩小城乡间收入差距产生了正面的影响，但由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后期乏力，所以，在1997年泰尔指数下降至最低点后又出现了大幅度反弹；第三个阶段则是从2004年至2010年，该阶段泰尔指数在0.160上下小范围内波动。说明该阶段政府已经意识到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严重性，并积极出台一系列惠农政策，比如控制农产品的最低价格，增大农村公共物品与服务的资金投入，以及减免农业税收等，从而得以抑制城乡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势头.
本文利用泰尔指数刻度出我国近20年来城乡间收入差距大小，并对其变化趋势进行了解释和分析。进一步证实了不断扩大化的城乡间收入差距，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我国政府亟待制定出具有科学性、针对性和适宜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从而达到缩小我国城乡间收入差距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李娟娟.1978-2007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变迁及影响因素分析[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50-52.
[2]蔡，王美艳.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学动态，2009（08）：4-10.
[3]沈萍，朱春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研究文献综述[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9（01）：56-61.
[4]欧阳志刚.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特征及其地区差异[J].生产力研究，2009（19）：31-32.
数字乡村趋势范文篇10
关键词：新网络环境；数字阅读；农村用户
一、引言
2016年7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进一步明确了建立支持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宽带网络发展长效机制的原则，而早在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着力推动文化产业向支柱性产业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如何适应网络环境的发展，致力于发展农村文化产业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为探索在数字化平台下培养农村用户的数字化阅读习惯的策略，我们结合贵州数字农家书屋的建设实践，采用电话采访、现场访问、调查问卷等方式，对文化产业发展背景下贵州农村用户数字化阅读培养策略进行了研究。
二、传统阅读与数字化阅读及其与人文素养的关系
（一）两种阅读方式的比较
1、传统阅读的特点
传统阅读就是以印刷形式为载体的阅读方式。世界上，每年出版370万种图书，100多万篇会议文献，13万种期刊，100万件以上的技术标准、专利文献、产品资料，而这些90%以上采用纸质印刷形式。阅读纸质文献具有独特的优势，无需专用设备、保存成本低、具有权威性以及有利于知识产权保护等，这种方式的存在是尤其必然性的。另外，纸质的传统阅读方式能够让读者深入其中，仔细研读、品味，从而获取所需要的内容。传统阅读具有的特殊优势，使得这一优势是数字化阅读所不具有也无法取代的[1]。
2、数字化阅读的特点
移动互联网时代，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迅速普及，为阅读方式的变革奠定了基础。数字阅读由于其新兴、时尚、便捷，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特征。
章海涛、董亚峰在《以数字化阅读的三大优势推动全民阅读》[2]中指出数字化阅读具有以下几种优势：（1）数字化阅读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2）数字化阅读可以实现随时随地阅读；（3）数字化阅读是多媒体展示和多手段交互；（4）网络出版物不易发生损毁、丢失，内容更新及时；（5）携带方便、便于查找，能有效的解决查找难的问题。
3、两种阅读方式的比较
（1）传统阅读更具阅读的深度优势
传统阅读主要以纸质类型载体的文献为主，历史悠久、信息来源固定，分类和整序之后更加适合休闲阅读和深度阅读。
（2）数字化阅读更加具有广度优势
传统阅读因其采用纸质载体，因此占用空间大，信息存储量较小，且检索速度慢，整理和存储比较麻烦，给阅读带来多方面限制，由此导致了阅读面相对狭窄。而数字化阅读借助于信息载体，有利于推广阅读，不限于时空限制，检索非常方便，这就极大地提高了获取文献的效率[3]。
（二）两种阅读方式与人文素养的关系
阅读是培养人文素养的一条重要的途径。无论是传统阅读还是数字化阅读方式都有利于加快培育文化阵地，提升人文素养。农家书屋作为顺民意、惠民生的实事工程，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思想认识、创新服务理念、培养人才队伍，努力构建健康、文明、和谐的农村人文环境[4]。因此，在当下我们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背景之下，通过对农村用户阅读情况，特别是数字化阅读情况进行研究，有利于提升农村用户的人文素养，更能使广大农村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贵州农村数字化阅读环境的调研
贵州农村数字化阅读研究的项目在调查阶段研究采取电话采访和实地调研的方式，对贵阳花溪所属七个行政村的数字农家书屋和贵州六盘水和黔东南地区的25个行政村的数字农家书屋进行实地调研，对贵州农村地区现有的数字化阅读环境有了一定的了解，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一）贵州数字农家书屋阅读环境
调查表明，贵州数字农家书屋多数设置于农村文化活动中心和村委办公司。图1给出了调查结果中数字农家书屋的设置点分布方式。数字农家书屋装配一万测电子图书的电脑，一台打印机，既可以网上阅读和数字化阅读，也可以实现纸质方式的阅读。
1、设备情况。电脑和打印机配置比达到81.4%。
2、专一性。电脑为数字农家书屋配置比率达76.8%，其余情况用作日常办公和远程教育。
3、网络情况。数字农家书屋上网率达62.3%
4、上网经费来源。村委自筹经费的占72.4%，少数由文化局，乡政府承担。
5、数字农家书屋管理人员
（1）管理人数为1至2人的占93.8%，其中62.2%的管理人经过专门。
（2）管理人员文化程度分布，如图2所示。
（二）贵州数字农家书屋阅读使用情况
调查表明，虽然数字农家书屋平台已经存在，但是农村用户实际的使用状况并不乐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使用条件
能够自由使用数字农家书屋的居民不到受访总数的74%，其他都受到各种条件限制。
2、使用频率
3、数字农家书屋平台
其中，了解在线和离线阅读方式的村民占到受访总数的51.2%；了解本地有1万册图书的村民占到受访总数的20.1%；知道数字农家书屋网站的村民占到受访总数的18.5%；数字农家书屋有自己的管理措施的占到受访总数的87.7%；数字农家书屋有专人上门安装软件以及其他维护服务的占到受访总数的47.8%。
4、数字农家书屋利用不足的原因
（三）数字农家书屋的利用培训状况
调查研究表明，真正到数字农家书屋阅读的村民非常少，16%村民受到针对性培训，行政村表示支付培训费用的占40%，村民们对于养殖、机械、法律方面的阅读阅读资源需求较高，呈上升趋势。
四、贵州农村用户数字化阅读培养策略
前述项目进行的调研结果表明，现有贵州农村地区数字化阅读环境为基础，基于目前农村用户数字化阅读的行为习惯以及遇到的问题，我们总结出如下针对贵州农村用户数字化阅读培养的策略：
（一）数字农家书屋平台认知度
首先，要加大针对农村用户的数字化阅读培养，首先需要强化农村用户对于数字农家书屋平台的认知度，因此需要在贵州农村中加强宣传。现阶段，广大农村村民对数字化农家书屋的认识度较低，且在自身宣传上做得不够。各个乡镇采用了张贴海报、支部大会等方式宣传，效果并不理想。根本原因在于：乡镇领导对农家数字书屋的认识不够，不够重视，宣传方法单一，力度不够。也因此导致了农家数字书屋监督和管理缺乏，运营无秩序。
其次，在农村地区，由于农村受众受自身文化水平不高、地理环境不够畅通、信息系统滞后等因素的影响，仅仅依赖大众传播媒介（如报纸）来传播数字农家书屋的相关信息，效果并不能达到预期要求。因此，增加农村间的人际传播是增强宣传力度的重要补充方式。在农村中，村干部、种养大户、农村企业带头人等农村能人在农村扮演着领袖的重要角色，他们在农村文化传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意见领袖在农家书屋建设中，引导及服务显得尤为重要。[5]另外乡镇领导需对农村能人进行必要的培训和讲解，帮助他们发挥带头人的作用，发挥他们在农村社会中的行为示范和信息引导的作用。
（二）数字化阅读内容的建设
要培养农村用户的数字化阅读习惯，有针对性的迎合农村用户的阅读需求，大力加强数字农家书屋的内容建设是很重要的手段。
一方面，应该选取合适的图书期刊上传至数字农家书屋中。由于广大农村村民个体的异质性，所以他们的阅读心理也会呈现多样的特征，但是无可置疑广大受众对于数字农家书屋还是充满着“价值与期望”和“使用与满足”的期盼心理。
数字农家书屋的受众通常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和爱好对阅读内容进行选择性解读，从而获取知识和愉悦。根据当前数字农家受众“农”、“实”、“闲”等多样性特点，建设多样化数字阅读内容平台，满足需求。
另一方面，应该对数字农家书屋进行及时更新，并且这些更新以后上架的书籍应该真正满足农民读者的阅读需求。数字农家书屋的图书出版传播中存在着问题，出版者并不能完全了解到农村读者的阅读需求。他们对乡村文化缺少理性的认识，带着明显的城市出版的“刻板成见”，来做“三农”读物选题的出版。[7]要消除这些片面的成见，改进农家书屋图书建设的适用性以及多样性，首先，出版社应拓宽“三农”读物的内涵，不能通过“农”来解读。其实，只要适合农民阅读需求、适合农村发展方向的读物，都有利于推动先进文化的传播，无论读物内容是否含有“农”字样，都应该适当划定“三农”图书的范畴。另外，文化的传播必须适应农村农民的喜好，选择农民看得懂的书，能够浅显易懂的提高农村人口文化素养的书目。了解农民的阅读特点和风格，选择农民喜欢的语言形式。第三，需结合当地的风土人情，尽可能的配置一些农民喜爱的音像制品，在图文声像具备的情况下，帮助农村受众提高文化素养。从而大大提高数字农家书屋的影响力。
（三）农村用户计算机应用技能的培训
数字化阅读的技术基础是计算机以及各种智能终端、现代计算机通信网络，因此要从基础上奠定农村用户数字化阅读的能力，就应该提高农民读者操作计算机和各种智能终端的技能，了解计算机网络的基础知识。贵州省地处山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广大农民读者对计算机的操作能力大大限制了数字农家书屋的使用频率。对于乡镇来说，政府应当宣传讲解计算机方面的相关知识，并引导广大农民群众去学习操作计算机，使广大农民读者能够使用计算机去阅读电子书籍，使数字农家书屋平台的利用能够真正的推广开来，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逐步提升农村用户数字化阅读的水平。
总的看来，文化产业大发展是促进贵州农村用户数字化阅读水平提升的机遇，我们要以此为契机，培养贵州农村用户数字化阅读能力。同时要根据贵州农村的实际情况，应该大力加强广大农村用户操作计算机等智能阅读设备能力的培养，使他们能够并且愿意使用数字农家书屋阅读电子书籍。
我们相信，建构有效的数字化阅读培养策略，能够在新的网络信息环境下，对于提升我省农村用户的文化素养，保障我省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五、总结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计算机、智能手机等终端设备逐渐得到普及。在此条件背景下，转变农村弱势人口阅读方式，培养数字化阅读成为时展的趋势。国家倡导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研究农村用户数字化阅读方式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赵宣.数字化阅读与传统阅读比较研究[J].新世纪图书馆.2012（2）.
[2]章海涛、董亚峰.以数字化阅读的三大优势推动全民阅读[J].科技创新导报，2013（14）：225-227.
[3]郑君平.传统阅读与数字化阅读渐变中的图书馆服务[J].福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9.
[4]杨鑫，候炳.阅读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素养[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8：48-49.
[5]王金霞，康庄.刍议乡村传播视野下的农家书屋发展[J].青年记者，2009，（7）.
数字乡村趋势范文篇11
关键词：新时期背景；农村文化；发展趋势
一、新时期我国农村文化发展的现状
由于文化产业属于新兴产业，近些年随着国家政策的重视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产业刚刚开始发展，农村文化产业也处于起步阶段。
1.文化活动少，农民文化生活依然贫乏。近几年，随着农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民间民俗文化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在一些传统的节庆日，一些乡镇、农村都有开展一些民间民俗文化活动，如东北地区盛行“二人转”、华南地区则以舞狮表演。但广大农村看电影难、看戏难、看书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的“四难”问题依然突出。尤其是在电视网络广泛普及、网络文化盛行的今天，由于国家将卫星电视节目由模拟转为数字接收后，我区广大农村原电视“村村通”设备未及时更新，绝大多数乡村群众只能收看1-3套外地节目，许多偏远山区基本无法接收电视节目。
2.场地建设不平衡，基础设施薄弱。目前，大部分乡镇没有专门设立文化站，或者仅仅是借用其他单位的场所，面积狭小，设备简陋，功能不全。大多数村级文化活动室只是挂一张牌而已，形同虚设。而且原有的文化设施普遍老化。
3.专业性较低，产业规模小。农村文化产业的主要参与者是农民，而目前大多数农民仍主要通过从事农业生产获取生活来源。农闲时期，很多农民则选择到城市务工，只有较少的农民业余性地从事一些文化产业活动，如工艺品制作、舞蹈排练等，专业性较低。并且多以家庭为组织形式，缺少对外合作，导致产业规模小。
二、农村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对农村文化产业重视程度不足。长期以来，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文化产业发展亦如此。大部分人认为只有在城市才有文化产业，只有城市才能够发展文化产业，甚至将文化产业等同于城市文化产业。虽然国家已经出台了有关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与措施，但一些地方政府仍然把主要精力放到发展城市文化产业上，而对农村文化产业发展不重视，没有出台相应的农村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与扶持预算安排。
2.农村基础设施不健全，文化产业发展配套条件差。城乡公共服务分配的不均等，导致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较差，制约了农村文化产业发展。很多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落后，公路、电力、广播电视、通讯等建设滞后。例如，我国中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有相当丰富的文化资源可以用来发展文化产业，但是由于其主要分布在交通闭塞的山区，基础设施的落后致使文化产业发展需要的配套条件不能满足，导致文化产业发展无从下手，即使有了较好的发展也很难实现“走出去”的目标。
3.农村文化发展受多种因素制约。首先，基础薄弱的农村经济难以为农村文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动力和支撑。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决定农村经济在较短时期不会有太大的增长，农村文化发展受农村经济制约的现状将持续存在。其次，城市文化对农村文化发展形成挤压。随着信息化、全球化、网络化的发展，城乡文化差距进一步加大，农村文化受到城市文化的挤压，呈现逐渐边缘化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物质、财政资源的城市偏好、农村文化人才向城市的单向流动。最后，农村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困难重重。近年来农村文化的断裂使生活其中的农民越来越成为“无根”的草民，致使农村社区、吸毒、封建迷信活动等不良现象丛生。
4.人才缺乏，人才队伍建设滞后。人才是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第一资源，也是最为重要的资源。例如，农村舞蹈的编排、手工艺品的设计和制作都需要发挥人的聪明才智。由于农村地区教育质量普遍偏低，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知识文化水平十分有限，不能将自己拥有的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产业化，而农村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生活水平等条件限制，使很多优秀的、精通文化产业发展的人才集中于城市中，而不愿意到发展空间更大的农村来。另一方面，缺乏专业的农村文化产业规划、研究机构，使一些有意愿致力于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人才没有稳定的职位安排，导致人才队伍建设滞后。
三、新时期背景下农村文化的发展趋势
1.队伍数量将不断增加。近几年，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民参与文化活动的观念正悄然发生着变化，如狮舞队、腰鼓队。在南宁市的一部分镇，富裕起来的农民会自己出资聘请专职老师来进行教学，广场舞、舞扇、舞剑等舞种，在农村也随处可见，这些都是农民们自发组织的，没有任何目的，只为健身乐呵。
2.作品质量将不断提高。在农村这个广阔的生活空间里，农民群众从简单的、粗糙的田坎拍打起舞，发展到场面恢宏、声势浩大，编排精细的大型舞、广场舞；由低俗的、带有封建色彩的笑语，变化到有较高文化品位、文化艺术高雅的农村群众文化活动，由简单的讲民间传说，俗语、谚语变化为讲评书、小品。由于见识面的不断扩大、文化素质修养和自身审美能力的不断提高，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学会，而是要学好。这种变化是由单一性、低层次向多样化、高层次的方向发展变化，并且是一种长时间内持续的变化，只要有差距，这种变化就会不断地发生，这种动力使参加的群众更广、社会性更强，影响面更宽，为社会发挥的作用更大。
3.内容上将不断更新。农村群众文化活动，在内容上从简单的、单一的活动，变化为以乡、村、户三级文化网络的、具有较大规模的、内容极为丰富的展示活动。现今，这些群众文化把经济贸易、科技交流、改革开放的现代意识，以更新、更美的形式渗透在活动之中。现在的群众文化活动又贯穿着历史的演变，传承着好的内容，把历史流传下来的群众文化，形式好的在内容上更新，内容好的在形式上变异。如：玩龙、舞狮，从古到今一直流传，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没有太大变化，但表现的思想内容已截然不同。过去舞龙，是一种图腾崇拜的仪式，祈求神灵保佑人间风调雨顺，具有迷信色彩。今天舞龙，则以代之龙腾虎跃、振兴中华的内涵，象征着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赋予了富有时代特征的新内容。群众文化活动内容上的变化是由低级向高级的变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力发展农村文化，全力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是各级党委、政府必须研究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发展农村文化，让先进文化在希望的田野上生根开花，需要立足乡情民意，反映时代特点，迎合农村文化发展的趋向，以人为本，重在建设，不断满足广大农民精神文化需要。
参考文献：
[1]秦海燕.我国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反思[J].青海社会科学.2011（04）.
[2]成冉.新农村文化建设探析[J].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11（02）.
数字乡村趋势范文1篇12
关键词：村级组织；财务收支；社会稳定
中图分类号：F3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5-0038-16
一、引言
村级组织是联接国家与农村社会的中介，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在农村的基本环节。近年来，一方面，农村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化、尖锐化，农村社会冲突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最严峻问题之一1；另一方面，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组织力量普遍弱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衰退2，特别是中西部农村，村级组织财务运转困难重重，基层政权“悬浮”问题凸显3。目前，村级组织债务负担沉重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4。自税费改革后，随着政府在农村地区的政策指向和目标的变化，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村级组织的职能也由税费改革前的协助政府汲取资源和管制向改革后为农户提供服务转变，但“强国家―弱农村”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5；而且改革后村级组织财务普遍陷入困境，严重影响到村级组织正常运转，使村级社会管理陷入新的困境1。戚晓明深入分析了村级组织运行困难的原因，发现税费改革切断了村级组织的经费来源是其运转陷入困境的直接原因，村级经济枯竭是现实原因，城乡二元体制则是深层次原因，而村级组织管理体制问题则是客观原因2，如村务不公开、基层干部处事不公、作风不正、村集体资产被侵吞等最易引发村民不满和冲突，并且当前基层政府在介入冲突或者纠纷解决机制过程中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有时一些不当的“维稳”措施还可能造成矛盾激化3。可见，村级组织不仅担负着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任，而且也是农村社会治理的责任主体。村级组织运转状况的好坏、功能的强弱事关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那么，村级组织运转状况如何，在农村税费改革前后，村级组织运转有何变化，对农村社会治理和稳定又有怎样的影响？村级组织运转困难的根源在哪？这些问题值得学术界深入探讨。本文基于1995-2013年农村固定观察点村级数据库，从村级组织运转状况入手，分析当前村级组织管理存在的问题、区域差异及形成的根源，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前后村级组织管理支出有何变化，以及对农村社会管理和稳定的影响，为制定中国农村社会治理改革方案或决策提供参考。
二、数据来源及基本情况
（一）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该观察点始于1986年，是一项长达30多年的跟踪观察，每年跟踪调查约300个村。本文采用1995-2013年间的观察村作为样本，在观察期有些村庄因合并、搬迁等原因被替换，实际有数据且提供时间在10年及以上的样本村占全部观察村的91.47%。为了体现跟踪观察特色，本文重点对有良好连续观察记录（10年及以上）的村庄进行分析。
（二）观察村基本情况
从经济区域看，位于农区的观察村占88.41%，位于林区的占6.67%，位于牧区、渔区和其他区域的合计占4.92%。从经济发展水平看，其认定的经济发展程度分布如下：上等占7.40%，中上等占28.69%，中等占45.40%，中下占15.63%，下等占2.88%。在观察村中，总体上只有18.38%的村位于城郊，但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城郊村占比在波动中上升，已由1995年的15.69%上升至2013年的17.39%。有18.50%的样本村属于乡镇政府所在地，但受到中国撤乡并镇政策实施的影响，这一比例呈下降趋势，已由1995年的20.07%降至2013年的16.09%。有9.07%的村是当地民政局承认的贫困村，且在观察期间保持稳定；有36.18%的村被县以上政府命名为小康村。从观察村负债发生率看，总体上，村级组织负债发生率为33.75%；从时间演变看，村级组织负债发生率经历了先增后减的趋势，从1995年的12.77%大幅增加到2004年的43.62%，之后开始在波动中缓慢下降，经过10年到2013年降至29.13%（表1）。
三、村级组织收支水平及其变化
（一）村级组织收支水平及其变化
村级组织良好的财务收支是保障其正常运转的前提。从财务收支水平看（图1），总体上随时间呈不断上升趋势。从收入看，已由1995年的42.74万元增加到2013年的104.66万元1，19年增幅达1.45倍，年均增幅5.10%；在税费改革前其收入波动幅度较大，在改革期间出现明显减少，而改革后呈稳步增加趋势。这与中国实施的农村税费改革步调基本一致。从支出看，已由1995年的21.32万元增加到2013年的76.46万元，19年增幅高达2.59倍，年均增幅7.35%；从时间变化趋势看，在观察的前10年（1995-2004），财务支出从1995年的21.32万元增加到2004年的51.46万元，增加了1.41倍；在观察的后10年（2004-2013），财务支出从51.46万元增加到76.46万元，增幅48.58%。可见，较税费改革前，改革后村级财务支出增幅下降明显，这表明税费改革和与之配套的精简机构改革确实有助于控制村级财务支出，减轻农民负担。从收支增幅看，村级财务支出增幅显著高于收入增幅，这是造成近年来许多村级组织运转普遍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村级组织收支结构及其变化
合理的财务收支结构是维持村级组织长期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从村级组织收入来源看，主要有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农户上缴收入2、企业上缴收入、上级拨款收入和其他收入3等。从分布看，总体上，村集体经营占41.07%，农户上缴占15.30%，企业上缴占8.41%，上级拨款占7.45%，其他占27.77%。可见，村级组织收入主要来源于村集体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从时间变化趋势看，在1995年，村集体经营性和农户上缴是村级收入的主要来源，但随着税费改革的实施以及村集体经济的衰落，来自集体经营和农户上缴的收入呈逐年下降趋势，集体经营性和农户上缴占比分别从1995年的55.02%、20.07%下降到2013年的22.94%和12.59%，特别是新农政的实施，农户上缴占比一度下降到2007年的1.60%，为观察以来最低，但近年来有所反弹，主要原因是随着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完善，上缴的土地承包费逐年上升。企业上缴收入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在2006年占村级组织收入的比重达到最大，之后开始出现明显下降，特别是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企业上缴占比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而上政府拨款收入和其他收入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分别从1995年的2.06%、12.19%增加到2013年的17.96%和43.92%（图2）。
从村级财务支出条目看，主要包括为农户提供生产服务支出、上缴上级部门支出、公益事业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以及其他支出，其中行政管理费和公益事业支出是村级组织履行农村社会管理、维护乡村稳定的基本支出。总体上，为农户提供生产服务支出占13.78%，上缴上级部门支出占10.57%，公益性事业支出占16.53%，行政管理费支出占15.79%，其他支出占43.33%。显然，在支出中占比最多的为“无名目”的其他支出，这为村级组织财务问题埋下隐患。从时序变化看，2013年村级组织为农户提供生产服务支出为11.84万元，较1995年增加了2.78倍，年均增幅7.67%，较2006年增加了22.57%，年均增幅2.95%。可见，税费改革后，村级组织为农户提供生产服务的能力在弱化。2013年村级组织上缴上级有关部门2.17万元，较1995年减少了59.13%，年均减少4.85%；较2006年减少了35.61%，年均减少6.09%。可见，在税费改革后，村级组织上缴上级部门的支出压力在下降。2013年村级公益事业支出为21.82万元，较1995年增加了4.80倍，年均增幅10.26%；较2006年增加了2.02倍，年均增幅17.12%。可见，税费改革后，村级组织公益性事业支出较改革前增幅明显加大。2013年村级组织行政管理费支出为8.90万元，较1995年增加了2.05倍，年均增幅6.39%，较2006年增加了37.77%，年均增幅4.68%。可见，税费改革后村级组织行政管理费增幅较改革前有所减缓。2013年村级组织其他支出为31.72万元，较1995年增加了4.12倍，年均增幅9.50%，较2006年增加了45.37%，年均增幅5.49%（图3）。可见，税费改革后其他支出增幅小于税费改革前。综上，农村税费改革显著改变了村级组织的财务收支结构；改革前，村级收入主要来源于村集体经营和农户上缴，而改革后村级收入主要来源于上级组织拨款和农户上缴；改革前，村级支出主要用于上缴上级部门和公益事业支出；而改革后，村级支出主要用于公益事业支出和生产服务性支出。
四、村级组织运转的基本特征
（一）村级组织运转费用逐年攀升
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是村级组织的基本职责，而行政管理费和公益事业支出分别是保障村级组织正常运转和乡村治理的必要条件。从图4看，行政管理费和公益事业支出呈稳步增长趋势，特别是税费改革后，行政管理费用呈大幅上升态势。
2013年行政管理费支出8.90万，较1995年增加了2.05倍。从时序演变看，行政管理费支出增幅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5-2004年，这期间行政管理费支出增幅较小，年均增幅5.51%；第二阶段为2004-2013年，这期间增幅较前10年明显要快，年均增幅7.28%。公益事业支出从1995年的3.76万元增加到2013年的21.82万元，增加了4.80倍；从时序演变看，公益事业支出增幅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5-2003年，这时期公益性事业支出呈稳步增长态势，年均增速7.92%；第二阶段为税费改革全面实施阶段（2003-2006），这期间公益事业支出在波动中缓慢增长，年均增幅1.42%；第三阶段为农村综合改革阶段（2006之后），按照中央政府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要求的部署，公益支出呈大幅增长态势，年均增幅17.12%。
（二）村干部工资和补贴是村级组织运转的主要费用支出
从行政管理费支出条目看（图5），招待费和村干部工资、补贴支出是行政管理费支出的主要组成部分。总体上，招待费支出呈先降后升趋势，村干部工资、补贴呈逐年增加趋势。从招待费时序变化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5-2003年，招待费支出在波动中下降，从1995年的1.11万元下降到2003年0.76万元，降幅31.53%；第二阶段为全面实施税费改革后（2004-2013），这一阶段招待费大幅反弹，从2004年的0.77万元大幅增加到2013年的1.31f元，增幅70.13%。从工资和补贴时序变化看，其在波动中稳步上升，2013年较1995年增加了3.19倍，年均增幅8.29%，较2003年增加了1.40倍，年均增幅9.16%。可见，税费改革后村干部工资和补贴增幅明显较改革前快。从招待费和村干部工资、补贴占行政管理费支出的比重变化趋势看，招待费支出占比在波动中下降，从1995年的37.96%下降到2013年的14.70%；而村干部工资和补贴支出占比呈显著增长趋势，从1995年的62.04%上升到2013年的85.30%。可见，村干部工资和补贴支出是村级组织运转的主要费用支出，且近年来呈大幅增长态势。
（三）税费改革后上级拨款是维持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的主要资金来源
从上级拨款收入占村级行政管理费支出的比例看（图6），在税费改革前，这一比例多在100%以下，说明上级拨款不足以完全弥补行政管理费支出，因此村级组织只能通过村集体经营收入或其他收入来弥补，但对于中西部粮食主产区而言，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转只能靠“三提五统”以及各种罚款收入来填补，这也是税费改革前粮食主产区税费负担较东部沿海地区更重的根源之一1，也是导致农村干群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在税费改革后，国家切断了村级组织从农村汲取财政资源的脉络，为了保证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转，政府建立了财政转移机制，上级拨款占村级组织行政管理费支出的比例逐年提高，已成为保障村级组织正常运转支出的主要来源，自2004年以来这一比例首次超过100%，之后也基本维持在这一高水平上，弥补了村级组织行政管理费支出的不足，保证了其正常运行。
（四）村级组织成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实施主体
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不仅意味着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改变，而且也意味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改变，村级组织成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然而，自税费改革和新农村建设实施以来，随着国家加大对农村公共品的投入，村级组织作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地位正在逐渐弱化，这一点可以从我们的数据中得到印证。村级组织公益事业支出占村级财务收入的比重虽然逐年增长，但占比较低，绝大多数年份均在15%以下；但从公益事业支出占村级财务支出的比重看，在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前，这一比重均在25%以下，而税费改革后这一比重呈大幅上升趋势，到2013年上升至45.12%。显然，受农村税费改革和新农村建设的影响，村级组织已从税费改革前的供给主体角色转变为改革后的实施主体角色。
五、影响村级组织运转的因素
（一）影响村级组织运转的因素：描述性统计分析
1.村级组织运转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一般而言，村级组织运转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从图8可以看出，村级财务收支与经济发达程度保持一致，经济越发达，其财务收支水平也越高，反之则相反。从经济发展水平看，观察村经济发展程度差异较大；经济最为发达的上等村，其收支分别为231.05万元和217.83万元，而下等村收支分别只有28.82万元和30.49万元，两级的收支水平相差7-8倍。此外，下等村村级财务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严重影响了村级组织正常运转。因此，政府应更多关注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村级财务状况，确保上级转移支付能够维持村级组织正常运转。
从图8可以看出，村级财务收支水平与行政管理费支出关系呈“U”型，即财务收支水平较高和较低的村，其行政管理费均较高。这说明经济发展越落后的村，其行政管理效率越低。从财务收支与公益事业支出的关系看，也呈“U”型，财务收支较高的村和较低的村，其公益事业支出水平均较高。原因是财务收支水平较高的村，更有经济实力为本村庄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村中有54.41%的村为贫困村，而贫困村更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政府财政转移，故下等村公益事业支出反而高于中下等村。
2.村级组织运转与村干部数量的关系
村干部是农村社会的管理者，更是农村社会的当家人。因此村干部与村级组织运转紧密相关。从村干部的数量分布上看，其人数在10人以下的占观察村的92.14%，为5人的比例最多，占20.42%，绝大数村集中在3-7人，占比高达73.93%。从村干部人数与行政管理费支出的关系看（图9），村干部人均行政管理费支出与村干部人数大体上呈“U”型，当村干部人数在1-2人时，人均行政管理费支出较高，随着村干部人数的增加，人均行政管理费支出随之下降，当村干部人数为7人左右时，人均行政管理费支出达到最低，但在村干部人数超过7人后，人均行政管理费支出呈大幅上升趋势。进一步从行政管理费支出结构看，我们发现村干部人均招待费支出和村干部工资、补贴与村干部人数也呈“U”型，村干部人数在5-7人时，人均招待费支出最低；村干部人数在7人时，人均村干部工资和补贴支出最低。可见，村级组织行政人员数量存在最优规模。从行政管理费角度看，最优的村级组织规模应该在5-7人；而从村干部与公益事业支出的关系看，总体上村干部人数越多的村，其人均公益事业支出也越大，说明村干部人数越多，其组织和动员资源的能力也越强（图10）。
3.村级组织运转与人口规模的关系
从图11可以看出，村级财务收支与人口规模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财务收支在人口规模小于4000人时，其与人口规模正相关；当人口规模在4000-5000人时，其与人口规模负相关；在人口规模达到5000人以上，其与人口规模又呈正相关。从村级行政管理费支出与人口规模的关系看，人口规模小于4000人时，其与人口规模呈正相关，其中在3000-4000人之间时出现加速上升，随后在4000-5000人出现明显下降，但人口规模超过5000人时，其呈直线上升趋势。从村级公益事业支出与人口规模的关系看，总体上，其与人口规模正相关，特别是在人口规模超过5000人后，公益事业支出呈大幅上升趋势。总之，从村级组织运转和人口规模的关系视角看，城市最优人口规模理论可能同样适用于农村，人口规模在4000-5000人的村，村级组织运转效率会更高。
4.村级组织运转与其社会属性、区位的关系
从表2可以看出，村级组织运转与其社会属性、区位关系相关。被当地政府命名的小康村，其村级财务收支均显著高于非小康村，其中小康村收入高出非小康村23.99%，小康村支出高出非小康村45.97%；然而c村级收支不匹配的是，非小康村村干部人均行政管理费支出却要高于小康村15.31个百分点；进一步比较小康村和非小康村的人均行政管理费支出结构，发现非小康村的村干部人均招待费支出和村干部人均工资、补贴均高于小康村的30个百分点和12.99个百分点；原因是小康村往往在村级组织运转、财务管理制度上更为规范和透明，村级组织的运转受到更多社会力量的监督。从人均公益事业性支出看，非小康村较小康村支出高出21.75个百分点，原因在于非小康村可能比小康村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财政转移支付。
从贫困村与非贫困的村级组织运转的比较看（表2），村级财务收支存在较大差距，非贫困村财务收入是贫困村（被当地民政局认定）的4.95倍，支出是贫困村的4.24倍；从村干部人均行政管理费支出看，非贫困村显著高出贫困村83.61个百分点。从村干部行政管理费支出结构看，贫困村和非贫困村在人均招待费、工资和补贴支出占人均行政管理支出的比重上大体一致。从公益事业性支出看，非贫困村高出贫困村85.53个百分点。可见，贫困村和非贫困村在村级公益事业支出上存在较大差异。
从观察村是否为基层政府所在地的情况看（表2），政府所在地的观察村财务收支分别高出非政府所在地的60.28%和16.42%。从村干部人均行政管理费支出看，政府所在地的观察村高出非政府所在地30个百分点；进一步从村干部人均行政管理费支出结构看，政府所在地的观察村招待费支出与非政府所在地齐平，但政府所在地的观察村村干部人均工资和补贴高于非政府所在地的37.97%。从人均公益事业支出看，政府所在地的观察村是非政府所在地的1.43倍。可见，政府所在地的观察村的村级公共服务供给状况要显著好于非政府所在地的观察村，这进一步印证了村干部人数越多，其动员资源的能力越强，村级公共物品供给会越多。
从观察村是否为城郊村看，城郊村财务收支水平显著高于非城郊村，其中城郊村收支分别是非城郊村的4.40倍和3.90倍。可见，区位优势对村庄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村干部人均行政管理费上，城郊村显著高于非城郊村，前者是后者的2.39倍；进一步从行政管理费支出结构看，城郊村村干部人均招待费和工资、补贴分别是非城郊村的2.33倍和2.44倍。从人均公益事业支出看，城郊村高出非城郊村43.77个百分点。
从观察村的负债发生率看，总体上，负债发生率为33.69%。从负债累计发生的年数上看，在整个观察期，观察村负债发生率呈正态分布，其中累计负债发生年数为6年的比例最高，为15.11%，从未发生负债的村仅占1.92%，发生年数在14年的占0.38%（图12）。从时序数据上看，在全面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前（2004），村级负债发生率为28.63%，在改革后，这一比例迅速升至37.90%，增加了近10个百分点。从图13可以进一步看出，在税费改革前，村级组织累计负债发生年数在3年以下的比例显著高于改革后，但改革后，村级组织累计负债发生年数在3年以上的比例显著高于改革前。可见，税费改革切断了村级组织从农村吸取资源的能力是导致村级组织负债发生率高发的主要原因。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高的负债率呢？我们进一步对比分析发现赤字村的村干部人均行政管理费支出较盈余村还要略高；另外赤字村人均公益事业支出也显著高于盈余村。这说明赤字村负债一方面可能源于行政管理费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可能是公益事业支出庞大。因此，要降低村级负债率，保障村级组织正常运转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节省行政管理费支出，二加大上级政府财政转移力度，特别是对村级公益事业支出的转移支付，三重新提振村集体经济。
（二）影响村级组织运转的因素：一个计量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构建了一个简单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用于实证分析影响村级组织运转的因素。构建的对数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expenditure表示村级组织运转支出（i=1，2），1表示村级行政管理费支出，2为村级公益事业支出；economic表示村经济发展水平，用村级组织财务收入代替；cadre表示村干部人数；scale表示村规模，用人口和土地规模衡量；X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如观察村的社会属性和地理区位等；u为随机扰动项。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下（表3）：
从模型估计结果看（表4），村级财务收入、村干部人数、人口规模对村级行政管理支出均有显著正影响；但土地规模对村级行政管理费支出有显著的负影响。原因在于土地规模越大的村多以农业生产为主，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故其可用于支出的行政管理费用也较少1。模型（2）为加入了控制变量后的回归，其结果仍然稳健，并且相比较而言，城郊村的行政管理费要显著高于非城郊村，但贫困村的行政管理费要略低于非贫困村，这与贫困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有关；小康村的行政管理费支出要显著低于非小康村，这与前文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到的结论一致（表3）；乡镇政府所在地的村级行政管理费要显著高于非乡镇政府所在地的村，但不显著。模型（3）为村级财务收入大于支出的子样本估计结果，经济发展水平、村干部人数、人口规模和土地规模对行政管理费支出的影响都有预期的符号，小康村这一社会属性对行政管理费支出的影响为负且显著，但政府所在地的样本村和贫困村这两个与村有关的社会属性对行政管理费支出的影响不显著。模型（4）为村级财务收入小于支出的子样本估计结果，经济发展水平、村干部人数、人口规模和土地规模对行政管理费支出的影响都有预期的符号，并且小康村这一村级社会属性仍然对行政管理费支出有显著负影响。
村级公益事业支出是村级组织履行农村社会管理的主要体现。从估计结果看（表5），村经济发展水平、干部人数和人口规模对公益事业支出有显著正影响，但土地规模对公益事业支出有显著负影响，说明对于村庄而言，土地规模越大越不利于提高村级公益事业支出。模型（2）为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村经济发展水平、干部人数、人口规模和土地规模对公益事业支出的影响与模型（2）一致，并且相比较而言，区位优势并没有给农村居民带来更多福利，在公益事业支出上城郊村与非城郊村在统计上无差异；小康村的头衔也并未给村民带来更多福利，但相比较而言，贫困村和政府所在地的观察村对公益事业支出有显著正影响，这与前文描述性统计分析一致。原因在于贫困村更有利于获得上级政府财政拨款，进而有助于公共事业支出增加；政府所在地的观察村能获得更多的公益事业支出，这可以从地方政府科层制晋升逻辑中得到最好的诠释。模型（3）区分了村级财务状况对公益事业支出的影响，引入了虚拟变量dummy（村级财务收入大于支出，dummy=1；其他为0），结果显示赤字村公益事业支出反而高于盈余村，原因是公益事业支出是产生赤字的主要原因之一。
六、村级组织运转的区域差异
（一）村级组织运转的区域差异
从区域视角看，村级组织运转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图14）。在1995年，东部地区村干部人均行政管理费最高（0.56万元），其次为东北地区（0.41万元），第三为中部地区（0.36万元），最后为西部地区（0.22万元）1。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区域差异排序已发生明显变化，到2013年，|部仍最高，达到了2.12万元，但紧随其后的是中部地区，达到1.88万元，为增幅最快的区域；第三为西部，为0.78万元；最后为东北，仅为0.74万元，为四大区域中增幅最小的。相比较，村干部人均行政管理费支出东中部有趋同趋势，西部和东北有趋同趋势。
（二）村级组织行政管理费支出的区域差异
从区域视角看，总体上，中部地区观察村行政管理费用占村级财务支出的比重最大（15.89%），其次为西部（11.79%），第三为东部（10.72%），最低的为东北（5.88%）；中部高出东北10个百分点。进一步，从村级行政管理费支出占财务收入的比重看，排序依然没有变化，中部依然是最高（12.97%），其次为西部（9.75%），第三为东部（7.21%），最后为东北（4.97%）；中部较东北高出8个百分点。税费改革后，村级组织运转费用主要来自于上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在中部和东北观察村，上级拨款收入基本上能满足村级组织日常行政管理费支出，在西部，上级拨款收入除了能弥补村级组织行政管理费开支外，还略有盈余；但对于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东部，上级拨款收入只能覆盖村级组织行政管理费支出的69.93%，剩下的需要靠村级其他收入去填补，对于集体经济较发达的沿海东部地区，这并不是问题，但在中西部，村级组织运转将受到严重影响。
从行政管理费支出结构看（表6），总体上，村干部工资和补贴占行政管理费支出的比重高达77.91%，而招待费支出占比为22.09%。可见，目前村干部工资和补贴已成为行政管理费支出的主体。从区域视角看，越是贫困落后的地区，其村干部工资和补贴占比越高，如在西部这一比例高达85.81%，而东中部较为接近，分别为77.49%和76.01%，最低的是东北，为69.39%。从招待费支出的区域视角看，东北招待费占行政管理费支出的比重最高，达到30.61%；其次为中部，占23.99%，第三为东部，占22.51%，最后为西部，占比最小，仅为14.19%；最高的东北高出西部16.42个百分点。
（三）村级组织公共品供给的区域差异
从区域视角看（图15），东部人均公益事业支出最高，其次为东北，第三为中部，最后为西部。从时序演变看，东部人均公益事业支出增幅明显，从1995年的46.25元增加到2013年的230.28元，19年增加了3.98倍，年均增幅8.82%；东北增幅较慢，从1995年的31.62元增加到2013年的83.41元，19年增加了1.64倍，年均增幅5.24%；中部S时间稳步增长，但增幅较小，从1995年的14.70元增加到2013年的34.32元，增加了1.33倍，年均增幅4.56%；西部增幅较大，特别是2006年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人均公益事业支出呈大幅增长态势，较1995年，2005年西部人均支出增幅62.54%，到2013年人均支出上升到30.69元，较2005年增加了1.66倍，并超过中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