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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的方式范例(12篇)

来源: 时间:2024-04-03 手机浏览

碳排放的方式范文篇1

一、碳循环是经济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

从物质及能量循环的角度来看,以碳循环为表现形式的物质转化过程是经济社会运行及发展的必然现象。

1、碳排放及消减是经济社会活动的必然结果。人类在生产及生活的各种活动中,如生命存续、燃料使用、作物栽培、产品制造等环节,都会发生碳的排放和消减。碳的排放和消减虽然无形,但却是生产、生活活动发生作用的重要渠道,是生产、生活活动的重要特征之一。因此,碳排放及消减是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中始终伴随的一种现象。

2、碳平衡是动态的平衡过程。从短期角度来看,产生于生产及生活活动过程中的碳排放,由于人类活动不具有绝对的数量规律性,因而碳排放与消减不会处于绝对平衡的状态;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如果人类的生产及生活活动方式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那么这种碳排放和消减将在平衡点上上下浮动,即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之中。

3、“碳循环”是实现碳平衡的渠道。碳循环系统包括产生与消减两个过程,其一是以生产―消费循环为特征的经济社会过程,这个过程不断产生温室气体,有逐步拉大碳存量的趋势;其二是以森林吸收、碳捕捉等手段构成的碳消减过程,该过程对消减温室气体起正面作用,有逐步减小碳存量的趋势(见表1)。

经济社会系统中的碳存量如何变化,取决于碳排放与碳消减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经济社会系统中的碳排放量超过碳循环中的吸收量,则碳存量不断扩大,导致温室效应不断加剧。当前,我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碳排放量较大,超过了自然及人工手段之下的碳吸收量,因此应通过产业手段及技术手段,消减碳排放量与加大碳消减量并重,逐步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推动碳排放均衡的形成。

二、碳经济是碳循环运转的制度性纽带

保持碳循环有序运转,是扭转碳排放与消减失衡、推动碳平衡形成的根本途径。由于碳循环中的排放与消减相互独立,缺乏天然的制衡机制,因此只有在排放与消减之间形成制度性纽带,才能促进碳循环的两个部分相互发生作用,进而保持均衡运转。在市场机制下,以价格手段为作用渠道的碳经济可以实现制度纽带这一功能。

1、“碳经济”突出了碳排放与消减中的成本和收益。从概念的属性来看,“碳经济”属于效益型概念,它表现了在温室气体的排放和消减过程中的成本与收益问题,因而“碳经济”必然注重于“碳”的排放和消减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的联系和纽带作用。相比之下,“低碳经济”更侧重于表现通过一定的手段消减碳存量以及最终实现碳排放较少的状态,其主要阐述的是提高应对气候变化、增强时候变化适应能力的手段和途径。

2、市场机制是碳循环有序运转的制度环境。在碳排放量与消减量失衡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市场手段才能将排放的一端与消减的一端有效联系起来,进而刺激碳排放量的缩减以及碳吸收量的增加;如果脱离了市场机制,则碳循环的两个部分在整体上缺乏系统性的信号与控制手段,不利于排放与消减的协调控制。

3、价格是碳循环运行的内在主线。通过价格手段来统一碳排放与碳消减,可以使碳存量在两个不同方向上的作用力有一个共同回归的方向,碳存量扩张了,则排放价格趋高,若碳存量有下降趋势,则排放价格趋低。因此,排放价格有自动保持均衡的内在动力,并将始终围绕着均衡排放价格,在价格调节的作用之下,促使碳存量保持一个动态均衡的状态。

三、发挥碳经济导向作用,构建低碳经济体系

对现有经济社会进行低碳化改造,打造低碳经济体系,是发展碳经济、实现碳平衡的必经阶段,也是当前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所必然面临的紧要任务。推动低碳经济体系的确立,须重点加强两大创新和四大支撑体系的建设。

1、制度创新。在政策措施、法律体系、市场机制等方面都要进行系统的规划与设计,引导经营活动以节能、减碳、低碳的方式开展,建立能够推动技术创新有效发展的社会氛围及制度环境,以符合社会发展规模的方式去引导节能、减碳、低碳企业或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2、技术创新。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内,我在关键性技术上不具有优势,因而在大力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应注重引进先进家的核心技术,尤其是在技术的选择上应综合考虑技术成熟度、经济性、能源安全和温室气体排放等因素。

3、法规体系。法规体系是政策措施的体现,也是社会行为准则的规范;法规体系的建立,并不是一步到位的过程,而是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不断前进,最终实现母法抓大、子法抓小的法律法规体系。

4、税收制度。税收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激励手段,在经济体系中尚未对碳进行评价时,税收是体现碳经济的重要手段;碳经济的原则已内在地包含了税收“征收多少”的问题。在应对气候日趋重要的背景下,应尽快制定相关的税收制度,以让市场进行更加合理的调节。

5、科技研发。技术创新是在碳经济时代走入低碳经济社会的重要手段,科技研发的选择与运用必须要符合低碳经济发展的需求,政府应综合考量既有成果与当今技术发展趋势,将低碳技术研发转化为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6、交易平台。交易平台虽然不会对减碳起到实质性的效果,但可明显提升碳的经济效率,进而让碳排放这个资源达到最大化的经济效率;交易平台是制度创新中的一项重要环节,在既定碳排放量的情况下,可以实现最大幅度的经济增长。

四、当前应加强开展的基础性工作

构建低碳经济体系,不仅需要继续强化碳排放减量以及碳汇收益的利益导向,推动碳排放与碳消减之间在利益关系上产生关联,系统性地控制碳存量,还需要发挥政府在解决市场失灵上的积极作用,通过加大投入、制定政策导向等方式,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为碳经济的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1、强化碳排放减量的利益导向。加强目前的能源结构调整、能效提高、产业结构升级等工作力度,通过金融、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排放限额等正面、负面激励措施的作用,引导企业通过技术手段或其他手段,不断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树立碳排放的成本观念。推行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等级认证制度,通过向碳排放强度低或者节能产品加大补贴力度等方式,以减缓碳排放的强度。

2、推动自愿减排基础上的碳排放交易。碳循环的有效运行需要建立在非自愿减排的基础上,只有非自愿减排才能产生碳排放的购买方,才能阻止碳排放负外部效应的无节制扩大。为保障我的发展需要,我目前在采取自愿减排的前提下,为促进碳排放的适度、适量,推动基于自愿减排基础上的碳排放交易,也是必须的,通过这种运作形式,不仅可以积累非自愿减排情形下的碳循环实施、碳排放交易经验,也可以适度控制碳排放总量,并将有益于企业投入这一领域的技术创新和研发,促进技术进步。

3、推动生态服务有偿化。加快各地区的碳排放与碳消减的数量统计和分析工作,使生态受益地区在享受生态效益的同时,分割享受生态效益所产生的部分经济效益,对生态保护区进行经济补偿,促进生态服务由无偿化向有偿化转变。通过家统筹等方式,加快地区间基于碳排放与碳消减的差异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再分配步伐,促进地区间经济发展平衡、社会发展公平。

4、促进低碳技术进步。明确低碳技术重点突破领域,特别是在共性技术领域,应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快技术进步步伐,降低低碳技术产业化及应用成本,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当前,这些领域包括:节能和提高能效技术,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技术,主要行业CO2和甲烷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与处置利用技术,生物与工程固碳技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清洁高效开发和利用技术,先进煤电、核电等重大能源装备制造技术,CO2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农业和土地利用方式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技术等。

5、建设低碳技术示范基地。只有走产业化道路,在形成较大规模低碳产业的基础上,才能形成产业基础上的技术创新体系,推动低碳产业和低碳技术进一步持续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借鉴上海开展低碳实践区等经验,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根据自身产业发展基础和科技、教育等相关要素禀赋条件,制定优惠的投资税收金融价格政策,吸引社会资本、外资参与开展低碳技术示范基地建设,从中摸索出推动低碳产业发展、促进低碳技术进步的市场化道路,为低碳产业的全面发展积累宝贵经验。

6、将碳减排量纳入社会考核体系。对于地方政府,应明确将碳减排量纳入政府考核目标之中,强化政府在调控碳排放上的管理责任,督促政府加强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加强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工作力度;对于企业主体,要督促企业制定减排计划,鼓励企业积极投入低碳技术的开发、设备制造和低碳能源的生产,并将企业自愿减排量纳入社会公益范畴。对碳减排成效大、技术进步显著的企业,应给予公共物品购买、项目建设、以奖代补等多种方式的激励。

【参考文献】

[1]郑爽:全球碳市场动态[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6(6).

[2]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Z].2008.

碳排放的方式范文1篇2

孙凤莲(1982-),长春工业大学,研究生导师。

摘要:基于VAR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效率对吉林省碳排放量的影响。发现经济增长、能源效率与碳排放量间呈反方向变化,产业结构与碳排放量间呈正方向变化,它们是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据此提出发挥政府“绿色职能”,调整产业结构和提高能源转化、能源效率等措施。

关键词:碳排放量;VAR模型;影响效应

一、问题的提出

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保障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也增强了人类开采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经济的能力。由人类生产活动引发的全球气候变暖已经给人类生产和经济活动带来了显著的不利影响,实施碳减排、发展低碳经济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到《京都议定书》生效,再到《哥本哈根协议》的艰难谈判,都表现出了全球范围内为致力于因全球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失衡及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而做出的努力。我国政府已明确提出到2022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温室气体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将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之中,实施碳减排、发展低碳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已势在必行,它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在传统工业推动经济增长和“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下,吉林省出现了能源的急速消耗和环境的高污染。寻求一种有效的低碳发展路径,实现经济发展的科学增长和无环境负担的增长,变得十分必要。本文以主要温室气体排放物碳排放量为分析指标,运用VAR模型定量分析经济增长、能源效率、产业结构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影响效应,试图回答几种因素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及贡献程度,拟为吉林省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径选择提供决策依据。

二、研究方法、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一)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选取碳排放量(CO2排放量)作为被解释变量y,选取经济增长(GDP)、产业结构(第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能源效率作为解释变量,分别用x1、x2、x3来表示,利用1990-2012年吉林省的相关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一方面,将碳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的主要衡量指标,考察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能源效率变化对环境带来的污染程度;另一方面,考察环境污染程度的加深给经济增长、各产业发展带来的影响。文中碳排放量、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效率数据均根据历年《吉林统计年鉴》整理计算所得。在计算碳排放量时,主要是在排放系数法基础上基于14种碳源综合计算整理所得,各种化石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见表1,具体过程如下:

A=∑ni=1Bi×Ci(1)

式中:A:能源消费排放量(万吨)

Bi:能源i以标煤为计量单位的消费量(万吨标煤)

Ci:能源i的碳排放系数,(万吨/万吨标煤),可采用IPCC的推荐值

n:产生碳排放的能源消费种类数

CO2的碳排放量=实际碳排放量×113(2)

(二)研究方法

VAR是基于数据统计性质建立的模型,它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与联立方程组模型估计相比,VAR分析可以较少地受到既有理论的约束,避开了内生、外生变量划分问题复杂和严重伪回归的问题。它采用一种用非结构性方法建立各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为预测和分析随机扰动对系统的动态冲击、冲击的大小、正负及持续的时间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VAR(p)的基本表达式如下:

yt=A1yt-1+…+Apyt-p+Bxt+εtt=1,2,…T(3)

其中,yt是一个内生变量列向量,xt是外生变量向量,A1,…,Ap和B是待估计的系数矩阵,T为样本个数,p为模型最大滞后阶数,εt则是误差向量,他们相互之间可以同期相关,但不与自己的滞后值相关及不与等式右边的变量相关。为便于分析,文中将变量取自然对数,以便于运用VAR模型更好的探讨碳排放量与各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影响效应。

三、基于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一)单位根检验

根据协整关系的定义,如果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能源效率、产业结构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那么它们作为一组时间序列则是平稳的,而且是同阶单整的。因此在对变量进行协整分析之前,有必要对每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对于多变量的协整检验过程,通常情况下首先采用ADF检验法来检验变量是否具有平稳性,之后检验是否存在稳定的线性组合,即通过OLS进行系数估计并检验残差是否具有平稳性。可知,时间序列lny、lnx1、lnx2、lnx3为非平稳序列,在经过一阶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都表现为平稳。因此,它们都是一阶单整的。假设变量间的回归方程为:

lnyt=α+α1x1t+α2x2t+α3x3t+ut(4)

运用OLS对方程(4)进行回归,根据回归结果对残差ut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可知,残差序列经过一阶差分之后,在1%、5%、10%显著水平下都表现为平稳性,即为一阶单整。因此,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二)协整关系检验

Jonhamson协整检验是基于VAR模型的一种检验方法,可直接用于多变量间的协整检验,这里从零假设开始H0:r=0,有0个协整关系;备择假设H1:r=m,有m个协整关系,检验统计量LRm=-n∑Ni=m-1log(1-λi)式中,m为协整向量的个数;λi是按大小排列的第i个特征值,n为样本容量。在VAR(2)模型下的协整检验结果可知,协整检验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检验提供了相同的统计结果,即在5%的显著水平下存在3个协整方程式,应该拒绝零假设,接受备择假设。这表明吉林省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能源效率、产业结构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依据检验结果得协整方程为:

lny=-2.4933lnx1+8.0896lnx2-3.8072lnx3(5)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本部分对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效率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可知,GDP、产业结构、能源效率与碳排放量之间均存在因果关系。

四、基于VAR模型的影响效应分析

对于VAR模型而言,单个参数估计值的解释较为困难,若需要对VAR模型做出结论,可以观察系统的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分析:方差分析是进一步评价各内生变量对预测方差的贡献度,当系统的某个变量受到一个单位的冲击以后,以变量的预测误差方差百分比的形式反映向量之间的交互作用程度,它的基本思想是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的变动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随机扰动项(新息)相关联的各组成部分,以了解各新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2]。即脉冲响应函数是追踪系统对一个变量冲击的效果,方差分解则是将系统的均方差误差分解成各个变量冲击所做的贡献,可知,碳排放量波动在第10期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效率对碳排放量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5.0447%、18.2504%、13.0491%。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1、由协整方程(3)知,碳排放量与GDP、能源效率间呈反方向关系,与产业结构间呈正方向关系。在对数形式下,每个变量前的系数变化意味着该变量对碳排放量的变化弹性。由此可知,第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会引起碳排放量增加8.0896个百分点,说明其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较大;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会引起碳排放量减少2.4933个百分点,而能源效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会引起碳排放量减少3.8072个百分点。

2、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GDP、产业结构、能源效率与碳排放量之间均存在因果关系。首先,GDP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碳排放量具备相应的预测能力,随着滞后期的延长,双方之间的相互影响变的愈发显著。在5%的显著水平、最优滞后阶为3的情况下,碳排放量与GDP之间存在着单向因果关系,即地区GDP的增长是碳排放量增加的格兰杰原因。但在10%的显著水平下,碳排放量的增加又反过来制约着GDP的增长;其次,在10%的显著水平、最优滞后阶为2的情况下,产业结构是碳排放量增加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即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的增加是促进碳排放量增加的重要原因。随着滞后期的延长,产业结构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更加显著,在5%的显著水平、滞后期为5的情况下,碳排放量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最后,能源效率的提升在较短时期内就发挥了显著作用。在10%的显著水平、滞后期为1的情况下,能源效率的提升是碳排放量减少的格兰杰原因,但碳排放量不是能源效率的格兰杰原因,二者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二)吉林省走低碳之路的政策建议

未来低碳经济发展的重心在于开发新能源,坚定不移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计划加市场,是低碳吉林可行的好方案。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一定不要舍近求远,弃中求洋。

1、明确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途径:优化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一方面,在当下不动摇重工业在经济增长中决定性地位的前提下,优化产业结构,既要在第一产业上寻求低碳减排空间,还要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第三产业将是未来承担低碳减排任务的排头兵,它对于节能减排的意义巨大。对于第二产业,则需要在面对吉林省工业化、城镇化加速现实的基础上,用高新技术改造钢铁、水泥等传统重化工业,高度重视发展第二产业的清洁生产方式,让煤炭的清洁化始于开采。高效清洁地利用煤炭资源,对于低碳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在能源开采的根源上就做到清洁化,这将是未来针对高碳行业高碳特征所提出的实现一种科学的增长、无环境负担增长的有效路径。另一方面,发展有机、生态、高效农业,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现代农业是建立在化石能源基础之上的“石油农业”,如若实现低碳农业,一要大幅度地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减轻农业发展中的碳含量。用粪肥、堆肥或有机肥替代化肥,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通过秸秆还田增加土壤养分,提高土壤保地条件,提高土壤生产力。利用生物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防治病虫害,减少农药、特别是高残留农药的使用量。二要充分利用农副业剩余物。吉林省每年可能源化利用秸秆总量为1200万吨,相当于600万吨标准煤,如能利用得当,将会节约大量的煤炭资源,有效改善农村环境。

2、需要明确低碳经济的发展方式:节能减排,提高能源效率

节能减排、提高能源效率是实现吉林省低碳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之一,而引进和开发低碳先进技术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路径。一方面可以依托技术上现实可靠、经济上可行合理、环境和社会都可以接受的方法,有效地利用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需要建立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鼓励绿色出行。当下居民在粮食生产、储存、加工、运输、消费等环节存在严重的浪费现象,讲排场、讲面子、铺张浪费现象相当普遍,开展全民节粮活动十分必要。力求将低碳经济理念融入到政府管理、企业经营、居民生活中,――制定并切实执行行业和产品的国家标准,实行节能减排的管理考核责任制,真正做到全民低碳。

(作者单位:长春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吉林省发展低碳经济研究课题组,吉林省发展低碳经济的对策与战略研究[J],税务与经济,2010(3):1-8.

[2]杨万平,袁晓玲.对外贸易、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时间序列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1982-2006[J],世界经济研究,2008(12):62-68.

[3]袁富华.低碳经济约束下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0(8):79-89.

碳排放的方式范文1篇3

1研究数据与研究方法

1.1研究数据

本文数据来源于相关统计年鉴,数据采集后,对其进行标准化,使不同指标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

1.2研究方法

1.2.1STIRPAT模型York等构建了环境压力随机模型,简称STIRPAT模型。式中:I、P、A、T分别为排放量、总人口、财富、技术;a为模型系数,b、c、d分别为总人口、财富、技术的驱动指数;e为模型误差。STIRPAT模型是进行分析环境压力的一种常用方法,在碳排放、碳足迹等研究中被普遍应用。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人口、国内生产总值、人均能耗、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新建住宅面积、能源强度等8个指标作为中国碳排放量衡量对象。其中,人口、人均能耗、城镇新建住宅面积属于总人口因素;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属于财富因素;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能源强度属于技术因素。根据STIRPAT模型,建立碳排放计量模型。

1.2.2数理统计方法1)偏相关分析:使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3.0中偏相关分析方法,对8个碳排放影响因素和碳排放量的实际数据进行偏相关分析,得出各因素和碳排放量的相关系数,根据显著性检验判断各因素是否能最终作为碳排放量的影响指标,据此衡量模型的有效性。2)主成分分析:根据主成分分析法,分析筛选各自变量,提取新的综合变量,并建立各自变量和综合变量间的线性模型;然后,通过线性回归分析,找出因变量和综合变量的线性模型;通过以上两个模型,可得因变量和自变量间的线性关系,最终基于STIRPAT模型,构建中国碳排放驱动因素模型,并分析各因素的驱动力强弱。

2结果与分析

2.1碳排放总量计算查阅1980—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建筑业统计年鉴》,得出相关指标原始数据,并根据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碳排放系数[28]和消费比例,可计算中国碳排放总量,进而得出中国各年度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能源强度等指标结果,见表1。由表1可见:1980—2012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除1981年外,都呈逐年递增趋势,碳排放强度及能源强度整体呈逐年下降趋势。随着中国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日益增长。中国碳排放强度及能源强度整体下降,得益于长期实施的节能减排战略,构建低碳、绿色、环保的生态文明新常态。

2.2偏相关分析结果以碳排放总量作为因变量,以人口、国内生产总值、人均能耗、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新建住宅面积、能源强度8个指标作为自变量,使用SPSS13.0统计软件中的偏相关分析方法,结果发现7个指标的相关系数都在0.815以上,其显著性检验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因此选择的8个碳排放影响指标可作为碳排放总量的驱动因素。

2.3主成分分析结果将碳排放总量的8个影响因素原始数据取对数,然后对这些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将处理后的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见表2、表3。由表2可知,进行主成分分析后,可提取出2个综合变量,即组分1、组分2,现分别以X1、X2表示。X1、X2对总体方差的累计贡献率为97.883%,信息损失仅占2.117%。KMO统计量为0.824,且P<0.001,拒绝单位相关阵的原假设,非常适合做主成分分析。t检验的P值<0.01,拟合度较好。将人口、国内生产总值、能源强度、人均能耗、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新建住宅面积8个指标进行取对数及归一化处理后分别以SLP、SLG、SLEI、SLEC、SLSP、SLTP、SLDI、SLRA表示。根据主成分分析结果,可得到提取出的2个综合变量X1、X2与这8个指标之间的得分系数矩阵,见表3。

2.4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将碳排放总量进行取对数及归一化处理,以SLC表示。将SLC、X1、X2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发现,R2为0.950,F值为286.435,估计的标准误差为0.070,P值为0.000,小于0.01,共线性检验中的特征根均大于0,条件指数均小于10,方差膨胀因子接近于1且小于10,说明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回归分析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表4)。由式(8)可知,人口、国内生产总值、人均能耗、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新建住宅面积这7个影响因素与碳排放总量均呈正相关关系。其中,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提高、人口数量的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城镇新建住宅面积的扩大是中国1980—2012年碳排放总量不断递增的主要驱动因素,尤其是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最大,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最小,颠覆了传统认为第二产业比第三产业能耗更高的观点,这也与刘广为等的研究结论相符[25],李健等也认为第二产业的增加并不一定带来高碳排放[26]。归其原因,主要是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发达地区的第三产业比重大幅度增加,其碳排放量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比重较大,同时相关部门往往忽视了第三产业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从而阶段性地出现以上局面。此外,能源强度和碳排放总量呈显著负相关,说明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大力推进绿色发展战略,持续优化能源使用水平,有效地抑制了碳排放总量增长的速度。

3结论和建议

根据碳排放计量方法,对中国1980—2012年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进行了测算,并在STIRPAT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碳排放影响因素模型,计算了8个主要影响因素弹性系数,并得出如下结论:1)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数量、国内生产总值、能源强度、人均能源消耗、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新建住宅面积每增加1%时,中国碳排放总量将分别增加0.1413%、0.1388%、0.1333%、0.0356%、0.1435%、0.1383%、0.1384%;当能源强度每下降1%时,中国碳排放总量将减少0.1394%。2)中国碳排放总量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15年来持续快速增长,大部分在于三方面原因: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大幅提高且效率低下带来的阵痛效应;人口数量增加、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大带来的倍增效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以及居民消费层次提升带来的财富效应。以上因素综合导致了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总量连年走高。

碳排放的方式范文篇4

(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摘要:测算的武汉市1996-2011年碳排放量基于14个主要碳源,包含三次产业。结果表明,自1996年以来武汉市碳排放呈现“平稳-上升-平稳-波动”的四阶段特征。并进一步运用LMDI模型从能源结构、能源效率、经济因素与人口规模四个影响因进行分析,发现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因素对武汉市碳排放量具有一定抑制作用,而经济因素与人口规模因素则对武汉市碳排放有较强推动作用。最后据此提出推进武汉市碳减排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LMDI模型;碳排放;武汉市;因素分解

中图分类号:X4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02.002

基金项目:武汉市科技计划项目“武汉市清洁生产模式及应用研究”(项目编号:201262523843)

收稿日期:2014-10-10

0引言

碳排放量不断增加是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的最重要因素,20世纪以后,全球平均温度上升明显,呈现出变暖趋势。碳减排就是要低碳,减少能源利用,降低能耗。人类对于天然气、石油、煤等化石燃料的过度使用,导致空气中CO2浓度不断提高,影响了全球气候。现将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相关研究罗列如下:郭朝先运用LMDI分解技术从经济结构、经济总量、能源消费机构、能源利用效率、碳排放系数五个方面分解了中国1995-2007年的相关产业与地区的碳排放。指出:抑制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是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促进碳排放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为经济规模总量的扩张,传统能源结构、地区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变化对于碳排放的影响较小。张伟基于LMDI分解和扩展的Kaya模型对陕西省2000-2010年的碳排放从经济增长、人口、能源强度、产业结构、能源消费五个方面进行分析。证明拉动陕西省碳排放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的快速增长;产业结构、人口和能源强度对于碳排放增长的正向影响较小;抑制陕西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则是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苏飞、胡哲太运用LMDI分解方法计算杭州市2001-2011年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总量。得出结论:该市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格局依旧没有改变,CO2排放量增加的主要推动因素为经济的高速增长,CO2排放的主要来源则为煤炭消费;碳排放的主要抑制因素则是第二产业能源轻度。

1研究方法的选取及数据依据

1.1碳排放量估算方法

目前对于碳排放研究的统计标准主要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则是以天然气、石油、煤等能源为切入点;另一类是以农膜、农药、化肥等农资投入为切入点,根据相对应的碳排放系数进行测算。综合考虑农资投入与二、三产业能源消耗情况,试图客观、全面、公正地对1996-2011年间武汉市的碳排放进行测算。

构建的武汉市碳排放表达式如下:

E=∑Ei=∑Ti·δi(1)

式(1)中碳排放总量标记为E,14种碳源的碳排放量标记为Ei,14种碳排放源的排放量标记为Ti,14种碳排放源的碳排放系数标记为δi。

武汉市14种碳源碳排放系数选取依据: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提出农药、化肥碳排放系数,IREEA(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提出农膜碳排放系数,IPPC(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专家委员会)提出其他碳源碳排放系数。

1.2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方法

对于武汉市碳排放因素的分解采用对数平均D式指数分解法(LogarithmicMeanDivisiaIndex),此方法由Ang等于1998年提出。LMDI方法消除残差项对于研究结果的影响,满足因素可逆,使模型更具说服力。

根据现有文献,基于LMDI分析框架,并结合武汉市碳排放实际情况,武汉市碳排放总量的表达式如下:

式(2)中,C代表武汉市碳排放量,E代表武汉市能源消耗总量,GDP代表武汉市国内生产总值,P代表武汉市人口总量。EI代表武汉市能源结构因素,CI代表武汉市能源效率因素,SI代表武汉市经济水平因素。LMDI采用“加和分解”和“乘积分解”两种方法进行分解。

对于式(2)所示模型,采用加和分解,将差分分解为:

ΔCtot=Ct-C0(3)

式(3)中,C0为基期武汉市碳排放总量,Ct为T期武汉市碳排放总量,下标tot表示碳排放总量的变化。

各分解因素贡献值的表达式分别为:

总效应为:

ΔCtot=Ct-C0=ΔEI+ΔCI+ΔSI+ΔP

1.3数据来源

农资投入量、能源消耗量、武汉市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人口总量等历年数据均来自于《武汉统计年鉴》。对于武汉市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数据的选取,考虑到以实际价格测算的GDP不能进行纵向比较,为了消除价格波动的影响,故以1995年为价格基准年,采用GDP可比价进行测算。

2结果及分析

2.1武汉市碳排放变化的时序分析

根据碳排放公式,计算出武汉市1996-2011年每年碳排放的总量与增速(见表1)。根据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武汉市碳排放总量呈现出总体上升的趋势,其主要推动原因为长期占总体碳排放比重较高的二、三产业碳排放增量明显。在1996-2011年间,二、三产业碳排放占总体碳排放的比例一直稳定地保持在98.46%~99.22%之间,且碳排放量在1996-2011年的15年间增长了61.61%,年均递增3.28%。增速最高的2004年与2005年甚至达到了18.56%与18.55%。与此同时,所占比重不足的农业碳排放则长期维持在1.54%~0.78%之间,增幅只有12.81%,年均增速仅为0.77%。由二、三产业为主所导致总体碳排放年均递增3.25%,15年间增长了60.93%。

图1则呈现了武汉市1996-2011年碳排放变化趋势情况。如图1所示,1996-2011年间武汉市总体碳排放较为明显地呈现为四个阶段的特征,它们分别为“平稳阶段—上升阶段—平稳阶段—波动阶段”,但总体仍处于上升趋势,只是年际之间增速不稳定,波动较大。

2.2武汉市碳排放因素分析

根据前文整理得出武汉市碳排放因素分析结果(见表2)。武汉市碳排放量影响因素分解结果变化趋势(见图2)。

根据表2、图2,可以看出:

(1)武汉市逐步优化的能源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该市的碳排放。能源结构因素的波动性较强,且对武汉市总体碳排放减排效用相对有限。主要原因是外部因素的干扰与石油价格的不稳定阻碍了能源结构内部优化进程,使其丧失了自身不断进行内部优化的连贯性。此外,高排放能源如焦炭、洗精煤、煤炭的使用比重降低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碳排放,但效用有限。

(2)通过分析可以得知,武汉市碳排放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能源效率的提高。能源效率因素的碳减排效应波动性阶段性特征明显:在2001年之前,碳排放得到抑制主要是因为能源利用效率的大幅提高;在2002-2006年这一阶段,则因为强调经济增长,以牺牲能源为代价,忽视了能源利用效率,在客观上造成了此阶段碳排放的增加;2006年以后,能源效率因素成为武汉市实现碳减排效用的主要原因,究其原因,对于资源节约型、社会友好型社会的高度重视与积极倡导,使各生产单位大幅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3)武汉市碳排放的增加主要是经济因素所引起的。在客观事实上,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处于不断提高人民物质与精神生活水平,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我国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想在短时间内转变由经济水平因素为主引起的武汉市碳排放增加的情况并不现实,现阶段的侧重点应该倾向于投入到武汉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上来。

(4)在对武汉市碳排放总量贡献的变化值中,人口因素的数值也显示为正值。每年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武汉造,成人口数量的快速上身。1996-2011年,武汉地区市人口年均递增1.10%,比我国同期增速高出0.47%,净增117.23万人。1996-2011年武汉市人口规模的扩张加剧了武汉市的总体碳排放,15年间累积实现了288.96万吨的碳增量,占碳排放总体的9.02%。

3政策建议

3.1倡导“两型”社会与树立低碳意识

武汉作为“两型社会”的试验区无疑对于该市经济低碳转型具有重大意义。武汉本身拥有良好的科教研发实力和产业基础,可以推动“产-学-研”有机结合,通过大力培育和引进科技人才,努力打造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低碳科技。意识是行动的先导,只有使广大市民主体充分意识到碳排放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气候变化问题的长期性与复杂性,才能彻底在思想上改变重速度、重开发、轻效益、轻节约,盲目追求GDP增长、忽略环境与资源问题的观念,从而实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态效益、社会、经济三者相结合,促进武汉市经济与气候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3.2全力构建资源节约与循环经济模式

将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作为武汉市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是最为有效的抑制武汉市碳排放的措施。对现有高能耗企业进行环保技术改造,对于高能耗产业限制其入驻,提倡“节能、节水、节材”,以高科技、无污染、低能耗为原则;鼓励新能源产品的扩展,结合光谷光伏发电技术优势与产业现况,在公园、社区、学校等公共场所示范风光互补、绿色照明、太阳能照明等;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节能,加强能源总量、能源源头和能源统计的控制,制定并落实相关财税激励政策促进企业与社会自觉节约能源。

3.3政府加大科技扶持力度与低碳政策

我国仍处于二元社会体制之下,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财政政策的支持与科技扶持的帮助。一方面,各级政府与相关监管部门当提供专项资金,积极鼓励相关企业从事新型低碳产业;另一方面,应当通过产业孵化与低碳研发等由政府职能部门应引导的合作形式来推动武汉市低碳经济的发展。作为新兴产业的低碳经济前期投入要求较高,需要相关科技扶持与政策激励。要加大对于低碳行业的投入,加强以高科技为核心的低碳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低碳经济提供坚实的基础。

3.4完善碳交易机制,明确各主体对于碳排放的责任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碳交易即把二氧化碳看作需要治理的温室气体的代表,由此将会增加企业额外的运营成本;在市场经济框架下,碳权交易成为解决污染问题的有效方式。我国虽然曾经尝试性地进行过碳交易市场的探索,但参与主体的积极性都相对较低,效果不甚理想。因此,应当明确参与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主体及其责任,建立相关的低碳交易认可标准,并且定制合理的交易价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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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伟,张金锁,邹绍辉,等.基于LMDI的陕西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因素分解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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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朱勤,彭希哲,陆志明,等.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变化的因素分解及实证分析[J].资源科学,2009(12)

碳排放的方式范文篇5

关键词:低碳旅游;碳足迹细分;碳足迹测算;碳足迹标签

中图分类号:F59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3-0246-03

收稿日期:2013-09-28

作者简介:王文慧(1976-),女,河南鹤壁人,讲师,硕士,从事旅游酒店管理研究。

一、低碳经济、低碳旅游、碳足迹的基本概念与联系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已经成为全人类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在这一背景下,2003年,英国政府在其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首次提出低碳经济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生态经济。这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合理利用现有资源,使社会由高能耗、高消费、高发展的现状回归到理性低碳文明之中。

随着低碳理念的出现和发展,低碳旅游也应运而生,成为旅游业对低碳经济的响应方式。低碳旅游是在旅游业中改变人们的行为和意识观念,以低污染、低能耗的方式供给旅游元素,同时要求旅游者自发地履行低碳消费行为方式,二者相辅相成,使有限的能源在旅游循环系统中有效地传递流通,以得到最大化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在促进低碳经济和低碳旅游发展的进程中,碳足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辅助工具,碳足迹(CarbonFootprint)是指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转化的碳消耗量,此处的“碳”是指木材、石油、煤炭、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中所含有的碳元素,在经过燃烧后会向大气中排放导致温度提高的二氧化碳,现在泛指温室气体排放框架中所有的温室气体。通过碳足迹的计算,即对服务或商品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测度与衡量,企业可以确定自身在经营过程中的碳消耗量以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进而寻找在产品设计、生产和供应等过程中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机会;政府则可以确定旅游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对于温室效应产生的影响作用,并通过企业的节能减排举措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目标。

二、碳足迹研究的成果

业界对于碳足迹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涉及碳足迹的细分研究、碳足迹的测量估算方法研究、区域碳足迹研究、贸易中的碳足迹研究、家庭生活中的碳足迹研究、碳足迹计算器研究以及碳足迹标签制度研究等,其中以碳足迹的细分以及计算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鉴于篇幅限制,本文主要以碳足迹细分、碳足迹计算以及碳足迹标签制度方面的部分研究成果为依据,探讨低碳旅游的发展方式。

对于碳足迹的细分方法,不同学者以及研究团体有不同的看法,在各类研究成果中,法鼓环保团体和法鼓大学的观点对低碳旅游发展方式最具借鉴意义,他们认为,碳足迹的应用层面可以分为个人碳足迹、企业碳足迹、产品碳足迹以及国家或者城市碳足迹。个人碳足迹是个人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所导致的碳排放量;产品碳足迹是单一产品制造、使用、废弃等阶段过程中,因燃料使用所导致的碳排放量;相较于产品碳足迹,企业碳足迹主要包括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量以及非生产性活动如管理活动、销售活动、投资活动等方面的碳排放量;国家或者城市的碳足迹,着眼于整个国家或者城市的总体物质与能源的消耗所产生的排放量,着眼于间接与直接、进口与出口所产生的排放量的差异分析。

对于碳足迹的评估测算,也有若干种研究方法,其一是生命周期评估,即以产品的生命周期为导向,分阶段评估测算碳足迹及碳排放量;其二是利用碳足迹计算器,从人们日常生活的角度,依据他们的实际消费和交通形态等去测算地区或者国家的总体碳排放量。具体而言,碳足迹计算是把有关人类活动发生程度的信息(称作活动数据或AD)与量化单位活动的排放量或清除量的系数(称作排放因子或EF)结合起来,其基本方程是:排放=EF·AD[1]。例如,在能源部门,燃料消费量可构成活动数据,而每单位被消耗燃料排放的CO2的质量为排放因子。

对于碳足迹标签制度的研究显示,碳足迹标签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碳足迹绝对值的标示,要求厂商进行完整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盘查并将总量标示于产品或者包装,第二类是碳足迹减量相对值的标示,除标明碳排放,还要求企业提出减量承诺,标签也强调与传统产品比较时该产品所减少的排放量。

三、碳足迹研究对低碳旅游发展方式的启示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旅游产业是一种绿色产业,旅游业对于生态的破坏作用远远小于工业,其对于地球温室效应所产生的影响也较小,但实际并非如此,有这样一组碳足迹测算的数据:短途飞行一次,排放CO2500kg;长途飞行一次,排放CO2800kg;使用电脑20h,排放CO2250kg;居住酒店时使用电视机、吹风机等电器、24小时使用中央空调,排放出的CO2会更多……[2]这足以证明:旅游业是主要的碳排放部门。因此,旅游业应当在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推行低碳旅游发展模式。但是,低碳旅游的推广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旅游者、旅游企业、旅游目的地政府对于低碳旅游的支撑和保障等多方面内容,我们必须依据世界范围内碳足迹研究的相关理论,探索低碳旅游的发展方式。

(一)碳足迹细分方法启示下的低碳旅游发展的基本思路

根据法鼓环保团体和法鼓大学对于碳足迹的细分及其测量方法可以看出:国家或者城市的碳足迹测算受到产品碳足迹的影响,而产品碳足迹中的碳排放量则取决于个人及企业的碳排放。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低碳旅游发展的基本思路:政府是低碳旅游经济发展的引导者及规划者,旅游者和旅游企业则是发展低碳旅游具体的执行者。

从宏观层面上,政府必须站在战略高度层面上思考旅游发展规划问题,改变旅游规划的传统思路,建构促进中国低碳旅游发展的技术经济政策及体制机制,从制度层面将低碳旅游标准化和制度化,并且对旅游目的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建立旅游标签制度,进行综合体系认证,以加快整个旅游产业进入低碳旅游的步伐。从微观层面上,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切实引导企业和消费者共同自觉履行低碳消费与生产行为,实现低碳旅游经济发展的目标。具体而言,需要从以下两个角度展开微观层面的引导工作:

在企业层面上,政府应当从资金、政策、土地等方面加大对旅游景区低碳项目建设的扶持力度,建立适合低碳旅游发展的市场体系和政策体系,激励景区和旅游企业加快推进低碳旅游方式。进一步发展壮大绿色环保企业,支持旅游景区景点、宾馆饭店、旅游运输等旅游企业利用新能源(如绿色电力)、新材料,调整交通和酒店建筑结构向低碳化方向演进。及时全面引进节能减排技术,制定行业准入标准,引入低碳旅游指标对旅游景区景点及相关企业进行常规考核与管理。在企业装备方面,政府应当敦促旅游景点及旅游企业采取低碳设施与设备;另外,对于积极采取低碳发展模式的旅游企业,可以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给予补贴,鼓励其表现和示范效应,以便推动低碳旅游生产的发展。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可以借鉴美国政府的先进经验,对于购置可再生能源设备及低能耗设备的旅游企业给予抵税或者减税的奖励。反之,对于高能耗、碳高排放、高污染的旅游企业,则可按照其开发利用资源的程度和污染破坏资源环境的程度征收碳税等环境资源税。

在消费者层面,政府应当在全社会氛围内宣传低碳旅游的理念,培育旅游者的低碳旅游消费意识,大力宣传和倡导生态、健康、绿色的低碳旅游方式,并且对旅游者及其旅游全过程提出明确的要求,即通过食、住、行、游、购、娱的每一个环节来体现节约能源、降低污染,以行动来诠释低碳社会的建设。旅游者在这样的宣传氛围下,也应当根据自己旅游行程的具体安排以及可以借鉴的碳排放量标准,准确计算并且控制自己在食宿行等各环节中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并且通过植树进行“碳补偿”的方式减弱自身旅游行为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

(二)碳足迹测算研究启示下的旅游碳足迹估算

准确测算旅游碳足迹有助于旅游目的地明确旅游企业运营过程中的碳排放量,为其制定减排目标提供依据,从而有助于低碳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的推行。旅游碳足迹被定义为“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旅游者及旅游企业对于碳的消耗量”。根据碳足迹测算研究的相关成果,我们可以得出两种碳足迹测算的思路:

1.站在企业角度,以产品的生命周期为导向的测算方法

以产品的生命周期为导向计算企业的碳排放量,需要考虑企业在不同阶段各种物质设备对于能源的消耗量。以酒店为例,酒店产品的生命周期主要包括建设期、装修期、运营期和运营后期,其中建设期碳足迹主要考虑酒店建筑或者运营设备建设与采购过程中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如建筑材料生产、运输、施工以及施工废弃物处理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等;装修期碳足迹主要考虑酒店建筑物内外装修(包括卫浴等设施)中所消耗材料的生产、运输、装修过程及装修废弃物处理的温室气体排放;运营期碳足迹主要来自酒店运营期内各种能源和物质消耗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酒店建筑物及设备在运营一定时间之后终将废弃,因此,运营后期的碳足迹主要是考虑建筑拆除过程和废弃物处理的温室气体排放。与之类似,交通运输企业与旅游景区产品的生命周期也可以从建设或采购、运营及运营后几个阶段展开测算。

站在企业角度测算碳足迹时,旅游产品与服务中各种物质设备的总数量、设备的使用频率及其对于能源的消耗量(如交通运输企业中交通工具的座位数、宾馆酒店的可供床位数、旅游景区的设备数量及其各自的能源消耗量)与各自排放系数的确定是旅游产品碳足迹计算的关键。

2.站在消费者角度,以其具体消费活动及交通形态为依据的测算方法

以旅游者的消费活动及交通形态为依据测算旅游碳足迹,则需计算所有旅游者的碳排放量,根据旅游者的所属地与其旅游目的地来划分,站在消费者角度进行的旅游碳足迹测算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客源地法,即计算某地或某国所有公民在旅游过程中的碳排放总量。例如,某个中国游客周游世界所产生的碳排放就应该属于中国的排放。这一方法存在一种争议,即这样的跨国旅程也给旅游目的地国家带来了经济收益,排放量理应由目的地国家来分担,由此,中国地区的碳排放量会被高估。

另一种是目的地法,即计算在旅游目的地产生的所有碳排放。例如,一个美国游客在中国度假,那么其往返航班所造成的排放均归中国。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也有美国方面的旅行社和航空公司等都会从该游客的旅行中受益,所以也应当对排放承担部分责任。同时,按照这一方法,中国要为美国国民的生活方式造成的碳排放买单,显然不合情理。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需要通过协商运用一定方法对目的地国家进行碳补偿。

相比较而言,第二种计算方法更能够反映出旅游目的地旅游业所带来的碳排放,因为该方法可以排除本地居民外出旅行造成的碳排放。

基于统计角度分析,由于旅游企业的数据相对更容易收集,因此,在旅游业,政府从企业角度估算旅游碳足迹的方法更具实用性。

(三)旅游碳足迹标签制度的设立与应用

由于从旅游企业的角度估算旅游碳足迹更具操作性,因此政府应当在旅游企业界建立旅游碳足迹标签制度,测量旅游企业经营各个阶段时期的碳排放绝对值,同时,对旅游企业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且根据评价结果要求企业提出减量承诺,为此,政府要设定碳排放基准年,建构考核旅游企业碳减排绩效的技术经济指标,做出旅游业碳排现状的科学评估,对旅游业相关的交通运输企业、住宿餐饮企业、休闲娱乐企业、旅游商品销售企业、旅游景区等制定科学、完善、操作性强的评定标准,进行严格评定分级,在上述各类企业中旅游者最集中的层面或空间,科学提出旅游业的节能减排规划指标,遵循低碳、微排、优区位原则与减排、微排、中和的技术经济途径,建设一批高等级低碳旅游示范区,引领中国向低碳旅游的发展方式转型。

四、结语

旅游不仅是要享受健康的环境,也有义务创造健康的环境。在环保理念日趋盛行的今天,低碳旅游是旅游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政府、旅游企业及旅游者应当在减排的大背景下,配合低碳经济发展,进行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切实按照前述思路,展开低碳旅游的生产消费活动,把人类对低碳所寄予的希望全部融入整个旅游过程当中,真正实现政府、旅游企业及旅游者在经济发展中的“三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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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汪宇明.倡导低碳旅游,推进发展方式转型[J].旅游学刊,2010,(2):11-12.

碳排放的方式范文篇6

关键词:低碳经济;二氧化碳;碳排放权

从“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到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气候问题备受关注,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当前的全球性共识。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碳交易是利用市场机制引领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低碳经济最终要通过实体经济的技术革新和优化转型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但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如果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入,仅仅通过企业和个人的自愿或强制行为是无法达到减排目标的。我国现有碳交易主要是清洁发展机制(CMD)项目以及个别地域、行业的交易个案,对于占比超过80%的国际配额交易市场,我国依然没有涉足。由于尚未建立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体系,国际碳交易规则基本上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我国被迫处在整个碳交易产业链的最底端,我国创造的核证减排量被发达国家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后,通过金融机构的包装、开发成为价格更高的金融产品、衍生产品及担保产品进行交易。这导致我国难以发挥资源量大的优势,难以在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定价机制中发挥应有的影响。因此,建立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体系迫在眉睫。

一、碳交易的内涵

碳排放权交易(简称碳交易)的概念源于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们提出的排污权交易概念。科斯定理一直被认为是排污权交易的理论基础。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进行生产经营,为社会提品和服务的,问题在于企业获得利润的同时并未承担排放二氧化碳的环境污染成本,使得经济活动不能体现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稀缺的环境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科斯认为解决环境资源市场失灵的关键是产权,明确环境资源的所有权或财产权,使其成为稀缺资源,可以解决污染外部性问题。据此,经济学家们提议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让市场机制评价环境资源的价值,使其外部性内部化。《京都议定书》的签订意味着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为要受到限制,由此导致碳的排放权和减排量额度(信用)开始稀缺,并成为一种有价产品,称为碳资产或碳产权。目前,在欧洲、美国等金融发达的地区和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些大型的碳排放交易中心,如欧盟CO2排放量交易体系、欧洲气候交易所、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交易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是基于配额的交易。买家在“限量与贸易”体制下购买由管理者制定、分配(或拍卖)的减排配额,譬如《京都议定书》下的分配数量单位(AAU),或者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下的欧盟配额(EUAs)。其二是基于项目的交易。买主向可证实减低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购买减排额。

碳交易从资本的层面人手,通过划分环境容易,对温室气体排放权进行定义,延伸出碳资产这一新型的资本类型。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改变了企业的收支结构。而碳交易市场则为碳资产的定价和流通创造了条件。来自不同项目和企业产生的减排量进入碳市场进行交易,被开发成标准的金融工具,使得金融资本通过碳交易市场直接或间接投资于创造碳资产的绿色技术的实体经济。碳交易将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联通起来,通过金融资本的力量引导实体经济的发展。碳交易的一般做法是:首先由政府部门确定一定区域的环境质量目标,并据此评估该区域的环境容量;然后,推算出二氧化碳的最大的允许排放量,并将最大允许排放量分割成若干规定的排放量,即若干排放权;接着,政府选择不同的方式分配碳排放权,如公开竞价拍卖、定价出售或无偿公配等,并通过建立排放权交易市场使这种权力能合法交易。在市场上,排放者从其自身利益出发,自主决定其污染治理程度,从而买入或卖出排放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本质就是承认碳资产商品化,提供二氧化碳排放空间数量化、资产化、市场化的途径,使之成为非公共物品,成为一种生产过程中必须付出代价才能得到的资源,通过市场机制对碳排放权的有效配置达到二氧化碳减排的目的。

二、碳交易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宏观经济帕累托改进

发展碳交易市场首先要确定我国范围内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凸显环境资源稀缺性。碳交易市场机制的价格发现功能可实现碳排放权的合理定价,使环境资源成本外部性向企业生产活动内部化转化。碳排放权获得类似垄断资源的身份,微观经济主体受成本一收益的驱动会珍惜有限的碳排放权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并可诱发一系列的低碳经济活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限制、微观主体排放成本控制及低碳经济活动将会使我国宏观经济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使污染治理总体费用得到大幅降低,逐步建立起高效的经济一能源系统。在不影响经济增长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最终达到环境资源优化配置及整体经济的帕累托改进。

(二)能使减排成本收益转化

碳交易市场机制下的碳排放权具有商品属性,其价格信号功能引导经济主体把碳排放成本作为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碳市场交易规模的扩大和碳货币化程度的提高,碳排放权进一步衍生为具有流动性的金融资产。企业通过实施积极有效的碳资产管理将促进经济发展的碳成本向碳收益转化。碳交易市场兴起并可带动形成以碳排放权为中心的碳交易货币以及包括直接投资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金融衍生品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形成能源链转型的资金融通——减排成本收益转化——低碳资金投入的良性低碳循环。

(三)促进低碳技术转移

通过建立碳排放权的交易机制使得碳排放边际成本较低的排污企业可以通过自身的技术优势或成本优势转让或储存剩余的排放权,碳排放边际成本较高的企业则通过购买的方式来获得环境容量资源的使用权。购买行为的本身既包含实际减排额度的转让也包含低碳技术的交易。通过碳排放权的交易,污染治理的最终任务必将落在减排成本最低的企业或专业化减排处理的企业身上,客观上促进了包括节能和清洁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可再生能源、核能、碳捕集和封存、清洁汽车技术、农业和土地利用方式等涉及温室气体排放的低碳技术应用和创新。

(四)引发低碳能源革命

低碳能源是低碳经济的基本保证。新能源属于低碳能源,新能源的各种形式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来自于太阳或地球内部深处所产生的热能,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核聚变能、水能和海洋能以及由可再生能源衍生出来的生物燃料和氢所产生的能量。也可以说,新能源包括各种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相对于传统能源,新能源普遍具有污染少、储量大的特点,对于解决当今世界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和资源(特别是化石能源)枯竭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碳交易市场机制解决了二氧化碳的供求、价格、竞争、风险等要素问题,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定价,使其成为经济主体生产活动的要素。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势必会引发能源革命,促进我国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的开发,降低化石能源比重,改变能源结构,促进经济主体提高能源效率,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和其它污染物的排放量,能源消费由传统高碳能源逐渐向低碳新能源过渡。

(五)促进低碳经济转型

碳排放权交易的减排成本收益转化、资金融通功能以及促进低碳技术转移功能有利于企业加强低碳产品的投资,有利于打破产业投资锁定效应,促进产业升级换代及新型低碳产业的兴起。宏观上有利于政府以低碳经济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要求,调整投资、出口和消费这“三驾马车”的重点和方向,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降低“高碳”产业的比例,优化产业结构,扩大低碳产品的出口。调整我国目前技术含量、环保标准和附加值都比较低的出口产业结构,鼓励能效较高的产品出口,以应对各类环境贸易壁垒,最终构建以低碳农业、低碳工业、低碳服务业为核心的新型低碳经济体系。

三、我国建立碳交易市场的路径选择

(一)碳交易市场体系构建的要素

1污染总量控制。只有控制了碳排放空间的使用上限,才能使碳排放权成为稀缺的经济物品,碳排放权才可以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因此,构建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必须以实现排放总量控制为前提。碳排放总量由环境主管部门根据区域的环境质量标准、环境质量现状、污染源情况、经济技术水平等因素综合考虑来确定。碳排放总量限定直接关系到交易能否顺利开展,排放权数量过大,会使区域内碳排放超过环境容量,减排效果难以实现;排放权数量过小,则会导致碳排放成本超越社会经济技术承受能力,较高的碳排放权价格使得企业不愿购买排放权而引发非法排放行为。

2环境产权明晰。环境资源等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消费的特征,即产权通常是不明晰的,私人对其的损耗和破坏带来的后果皆由社会分担,导致外部不经济性的产生。科斯定理将外部不经济性与产权联系起来,强调通过或依靠私人行为来解决外部不经济性问题,关键在于建立一套界定完善的资源产权制度。据此,在环境产权界定明晰的前提下,建立有效率的市场,可以执行市场转让的产权制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解决二氧化碳排放不经济问题,达到环境资源优化配置。

3市场自由交易。碳交易市场必须保证经济主体之间能够自由交易。对排放权卖方而言,由于超量减排而剩余排放权,出售排放权获得的经济回报实质上是市场对有利于环境的外部经济性的补偿;对买方而言,由于无法按政府要求减排而购买排放权,支出的费用实质上是外部不经济性的代价。市场决定着碳排放权的价格,市场机制的配置促使经济主体约束自身排放行为。允许碳排放权自由交易的市场既能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又能有效地配置环境资源。企业为了节约环保开支,必然要采用先进的治理技术,并不断地开发更加有效的技术,由技术进步而带来的排放权节余又会给企业带来收益。

4政府适度干预。市场机制固有的缺陷会导致环境问题上的“市场失灵”,政府调控行为则可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政府主要作用在于保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尽可能发挥市场机制特别是价格机制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政府行为包括:制定排放总量、排放权的初始分配、监督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对交易进行管理等。在排放权交易市场中政府也作为普通的市场主体进行购买或出售排放权的交易,但政府主要行使监管职能,参与市场交易是次要的,并且政府交易在整个交易市场中不占主要份额。

(二)我国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路径选择

1以总量控制为前提的碳排放权初始分配。碳排放权一级市场是指排放者与政府之间进行交易,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和有偿取得。首先,必须坚持碳排放总量控制为前提,对我国环境容量科学测算,规定一定时间和区域内可供使用的容量资源的总量和上限。然后,按照“污染者付费”(PoIluterPayPrinciple,PPP)原则,排放权应以一定方式有偿分配给排放者。从美国等国家的情况看,一般情况下政府每年定期与排放者进行交易,交易形式主要有招标、拍卖、以固定价值出售,甚至无偿划拨等。对社会公用事业、排放量小且不超过一定排放标准的排放者,可以采取无偿给予或低价出售的办法;而对于经营性单位、排放量大的排放者,多采取拍卖或其他市场方式出售。一级市场无需固定交易地点,交易时间由政府主管部门决定。

由于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初始分配方式的设定必须考虑国情的适应性。当前我国企业面临着国内改革和外部竞争的双重挑战,对于政策风险的冲击比较敏感,企业排放权拍卖会增加企业交易成本,而免费分配模式则可以在不改变现有排放权分配总体格局的前提下,顺利实现排放权交易制度和现存排放收费制度的对接。因此,我国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宜采用混合分配方式,在排放权交易计划的最初,可以确定一个免费分配或固定价格出售的比例,再将该比例进一步划分成若干个阶段,逐渐降低免费分配或固定价格出售的比例数额,直到实行完全拍卖。

2以市场自我调节为主导的二级市场。在排放权交易市场中,主要由法律决定排放权一级市场(初始分配)的公平性,由市场决定排放权二级市场(再分配)的效率,两者在实施手段、参与主体、风险大小、作用效果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别。二级市场是排放者之间的交易场所,是实现碳排放权优化配置的关键环节。(1)价格机制。定位为政府指导下的市场自我调节机制,主要由市场主导。二级市场一般需要有固定场所、固定时间和固定交易方式。排放者在一级市场上购买排放权后,如果排放需求大,就可以在满足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在二级市场上买人;相反,如果企业减少排放有富余的排放指标,则可以在二级市场售出获利。新建、扩建和改建企业可以从一级市场获得排放指标,也可通过二级市场获得排放指标。(2)交易方式。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尚不完善,碳排放权现货交易具有分散性、低透明度、信息不易收集、不易调控的特点,导致市场供求关系形成的价格信号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不准确性。碳排放权期货交易的透明度高,竞争公开化、公平化,交易者众多,有助于形成公正的价格,合约标准化、交易成本低,并可进行套期保值交易,以控制风险。因此,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可采用现货交易为基础,期货交易为辅的交易方式,期货市场为现货市场上碳排放权的供给和需求的企业提供经营决策的主要依据。(3)交易平台。第一,区域性与全国易平台相结合。碳交易平台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必须考虑区域差异性,首先应按照区域发展条件和经济基础内在一致性与区外有较大的差异性、区域中心城市带动性和区域联系紧密性的原则成立若干区域性碳交易市场。在此基础上,整合各种资源和信息,逐步形成全国碳交易统一市场框架体系。第二,实体交易与网络交易相结合。在建立实体性的交易市场同时,构建基于网络的市场交易平台,以便注册用户通过网上进行交易。利用此交易平台,会员可以卖出超标减排量来获得额外利润,或者买人不足的减排量以履行义务;系统地做好可持续发展和温室气体减排计划;向股东、评议机构、市民、消费者和客户展示有关气候变化的战略远景;通过及早采取具有信用度的减排和认购补偿行动,使企业在同行业中的领导地位得到认同;通过交易所聘请的具有温室气体减排量审核资质的独立第三方定期测量温室气体排放量,并有选择地采用各种减排技术和措施进行碳减排。

3严格的交易管理与监测制度。在我国要实施排放权交易制度,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在排放权交易中必须发挥监督和审核作用。具体来说,各地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现阶段可委托各级环境监察机构来具体实施。(1)交易过程管理。第一,确认交易权,鉴定审核交易标的。在交易活动之前,须经过调查监测;第二,确认交易出让方富裕排放指标的真实性,指导交易参与者确定交易指标价格或价格幅度;第三,确认交易双方交易协议的有效性,确认双方交易转让的排放量、排放去向以及有关技术要求;第四,督促双方在交易完成后及时办理排放许可证变更手续,明确各方责任;第五,对排放交易工作进行整体评估、统计,总结、完善交易管理体制。(2)交易监测体系。构建污染源基础数据库信息平台、排放指标有偿分配管理平台、污染源排放量监测核定平台、污染源排放交易账户管理平台等的力度,建立企业排放合帐制度,全面管理参加有偿分配和排放交易体系的污染源,保障碳排放在有效的监控之下。严格查禁企业超标排放行为,加大处罚力度,促使企业减少排放,积极走向排放权交易市场,实现总量控制和环境保护的总体目标。要及时制止滥用转让权,以及非法转让排放权的买卖行为,规范转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无序现象,确保排放权在二级市场上能够正常交易。

碳排放的方式范文

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是影响碳排放交易有效运行的重要因素,本文利用局部均衡框架分析了三种不同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的经济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在碳排放交易发展初期采取可升级的免费分配和拍卖分配相结合的混合分配方式的建议。

关键词碳排放交易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

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2011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进一步提出了2015年碳排放交易市场逐步形成的具体要求。构建碳排放交易市场已经成为未来中国实现减排目标的重要工具。因此,分析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及其经济效应对与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实现“十二五”减排目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碳排放权初始分配的方式及应用

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是指管理机构采用一定的方法来规定企业或者个人碳排放数量。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方式主要有免费分配、公开拍卖以及两者结合的混合分配。由于市场非完全竞争和国际经济合作2012年第3期存在交易成本,不同的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会产生不同的环境、经济效果,将影响市场配置的效率。

(一)免费分配

免费分配是指管理机构依据一定的标准将碳排放权配额免费分配给厂商。可以依据历史产量或碳排放量水平,也称为祖父制分配(grandfather),也可以以当前的产出为基础或者其他管理标准进行分配,主要是管理机构依据厂商当前产出水平向厂商免费分配配额,管理机构首先计算出单位产出所需配额,然后根据厂商产出进行配额分配,总的配额就等于单位产出配额乘以总产出水平。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提出了可升级的免费分配(updatedfreeallocation),即配额分配不仅仅依赖于历史数据,还可以随着时间依据一定的规则不断升级(Bohringer和Lange,2005;Stern―er和Muller,2008;Fowlie,2010)。部分研究发现免费分配在促进创新和促进市场有效运行方面有显著作用。Requate和Unold(2003)和Requate(2005)认为免费分配可以激励企业环境友好技术创新。Cong和Wei(2010)分析了碳排放交易对中国电力部门的潜在影响,发现基于历史排放的分配比基于产出的分配会带来更高的电价和碳价格,在基于产出分配的情况下,生产者会更倾向于环境友好。因此基于产出的分配对减少中国电力部门的碳排放更有益。

但是大部分研究则认为免费分配不能产生正确的价格信号,会导致市场效率损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竞争,而实践中多采用免费分配方式多是因为利益集团的压力及免费分配的政治可控性(Stavins,1997;Kehoane等,1998;Cramton和Kerr,2002;Betz等,2010)。

由于无论采用哪种标准免费分配初始碳排放权,企业都不需要付出任何的成本,而且随着碳排放交易市场的逐步发展,碳排放权配额可以在市场上出售,能给企业带来一定的利润,因此实践中免费分配初始碳排放权在排放交易市场设计中运用较多。排放交易发展的初期多数采用免费分配方式分配配额,1990年美国“酸雨项目”和2005年开始的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第一阶段大部分配额均通过免费分配的方式发放。

(二)拍卖分配

拍卖分配是指管理机构规定一定的拍卖方式,厂商通过竞价的方式来获取碳排放权配额。根据定价方式的不同,拍卖可以分为两大类:密封竞价拍卖(sealed-bidauctions)和上升竞价拍卖(ascending-bidauctions)。

密封竞价拍卖下,竞价者同时提交需求方案,拍卖者将需求加总形成总需求曲线,总供给外生给定,总需求和总供给交点处决定了出清价格。大于该出清价格的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等于该出清价格的进行定量分配,低于这一价格的就被拒绝。根据竞价者对其竞价数量支付价格的不同,密封竞价拍卖又可以分为统一定价(uniformpricing),根据个人出价定价(pay-your-bidprice)和Vickrey定价。

上升竞价拍卖下,价格和分配都是通过开放竞争过程决定的,每个竞价者有机会提高其出价,最后,愿意出价最高的获得配额。多单位的升序拍卖可以分为需求方案(demandschedules)拍卖和上升时钟(ascendingclock)拍卖。

多数研究认为拍卖分配在价格发现功能、市场运行效率、促进创新、提高政府收入以及减少利益集团之间的争议方面要优于免费分配(Cramton和Kerr,2002;Boemare和Quirion,2002;Betz等,2010),但是并不是所有形式的拍卖分配都可以取得有效率的结果。Ausubel和Cramton(1996)认为统一定价和根据个人出价定价形式的密封竞价拍卖分配下,竞价者会隐藏其真实出价,会导致低效。从效率角度考虑,Vick―rey定价是最好的密封竞价形式。另外,当竞价者不存在显著的市场势力时,统一定价和Vickrey定价的密封竞价拍卖效果相同。Ausubel(1997)提出了可选择的上升时钟拍卖,在上升拍卖形式下采用Vickrey定价,可以重新实现效率而不丧失上升竞价形式的优势。

(三)混合分配

免费与拍卖混合分配是指部分碳排放权配额免费分配,其余部分进行拍卖分配。混合分配对于受影响较大企业(煤炭发电、化工、冶金等高耗能产业企业)来说比完全拍卖更容易接受,受影响较大企业有较充足的时间来调整其产出,逐步减少排放。另外混合分配还可以降低碳排放交易体系引入对整个宏观经济影响的波动。

即使主张实现完全拍卖的学者也认为,需要逐步实现完全拍卖,碳排放交易初期有一定比例配额通过免费分配来发放,一部分拍卖分配发放,逐步降低免费分配比例,直至完全拍卖为止。碳排放交易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混合分配的实践,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第一阶段(2005-2007),拍卖分配占配额分配总额的5%,其余均采用免费分配(CEC,2003);美国区域温室气体倡议中拍卖分配占了90%以上,其余也是采用免费分配;澳大利亚的碳污染减少方案也明确指出一些配额采用免费的方式分配给强烈受影响的行业,比如煤炭发电行业,拍卖分配在2012―2013开始实施。

二、碳排放权初始分配的经济效应分析

不同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其减排成本和收益也不同。假定碳排放权配额市场完全竞争,厂商必须提交其需求配额方案。

当不存在碳排放交易时,产品供给曲线S。和需求曲线D的交点a决定了初始均衡,均衡价格和产出分别为P。和‰。

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引入会增加产品成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生产调整成本和碳排放成本。引入碳排放交易体系时,无论采用何种形式进行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当企业碳排放减少,企业都可以通过出售多余的碳排放权配额以获取利润,因此企业有减少碳排放的激励。企业通常可以通过改变投入组合(使用碳排放更少的原料)、安装净尾装置或者减低产出水平以减少碳排放。我们仅考虑前两种情况,假定这两种调整企业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使单位产品生产成本提高P。另外由于企业不可能实现零碳排放,所以需要一定的碳排放权配额,单位产品碳排放成本为P。(等于配额价格乘以单位产出的排放量)。最终导致企业供给曲线S。左移至S一,假定需求不变,b点为新的均衡点,均衡价格和产出分别为P。和Q。产出为Q,时,初始的边际供给成本为P。新的均衡价格与初始边际供给成本之间的差额为碳排放交易体系所引致的企业成本增加量。不同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的经济效应如下:

(一)免费分配

如果管理机构免费分配初始碳排放权配额,同初始均衡相比,生产者剩余减少了阴影面积POPsca,消费者剩余减少了面积PP0ba。因为企业免费获得碳排放权配额,因此企业获取了碳排放权配额的全部租金,即企业本应支付的碳排放成本,为阴影P,edb的面积(等于单位产品碳排放成本P。乘以产出Q。)。对于企业来说,其总收益就等于阴影P。edb的面积减去阴影PoPsa的面积,如图示该差额为正值,即企业在免费分配初始碳排放权配额下可以获得正的收益,而消费者则福利受损。

(二)拍卖分配

考虑采用拍卖分配方式,假定不存在市场势力影响拍卖结果的有效性。拍卖分配下,同初始均衡比,生产者剩余减少了阴影面积POPsca,消费者剩余减少了面积PP0ba。与免费分配方式最大的区别在与,企业必须通过参与竞拍才能获取碳排放配额,企业生产带来的碳排放存在成本,即阴影Pedb的面积,管理机构获得了这部分收入,即碳排放权配额租金。这部分收入可以降低政府对其他税收的依赖性,减少扭曲性税收,同时也可以用于其他政府公共开支,改善公共服务。

(三)混合分配

混合分配中部分碳排放权配额免费发放,部分通过拍卖方式发放。碳排放配额租金要大于企业生产者剩余损失,只需通过免费分配部分配额以补偿企业损失即可,其余配额通过拍卖分配。

免费分配用于补偿企业参与碳排放交易的成本损失的配额数量取决于企业可以多大程度上将该成本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这取决于:第一,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之比。一个更高的相对供给弹性意味着可以将更多的成本转移到生产价格上,生产者剩余有较少的损失,较少的免费分配配额就可以使受损企业保持利润。第二,要求减排的程度。一方面,要求减排的程度较低时,碳排放配额租金P。edb比生产者剩余损失PDPsa要大得多,较少的免费分配配额就足以维持企业利润;另一方面,较低的减排要求通常意味着较低的配额价格,就需要更多的配额免费发放以提供足够的价值保持利润。最终免费分配配额数量取决于这两种力量的对比。

综上,免费分配下,企业获取碳排放权配额全部租金,消费者遭受较多损失;拍卖分配下,管理机构获得了碳排放配额的全部租金,管理机构可以将这部分租金用于减少扭曲性税收,改善公共服务等方面,部分程度上抵消了消费者遭受的损失;混合分配下,碳排放配额租金在企业和管理机构之间分配。

三、对中国碳排放交易下碳排放权初始分配的启示

不同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的经济效应不同,构建碳排放交易体系时需慎重地选择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

首先,从推行阻力来看,免费分配推行阻力最小,其次为混合分配,最后为拍卖分配。免费分配下,企业获取全部配额租金,不仅可以弥补碳排放交易带来的成本,还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而拍卖分配下,企业除了承担碳排放交易的成本外,还需要支付碳排放成本。混合分配则介于二者之间。因此企业更加青睐免费分配方式,推行阻力最小。

其次,从分配方式的有效性来看,拍卖分配最具有成本有效性,其次为混合分配,最后为免费分配。拍卖分配的收入可以用于削减现有的扭曲性税收,这可以避免税收带来的过多的负担和效率损失。而免费分配下,管理结构不能获取该部分收入,必然更加依赖于普通的扭曲性税收(比如消费税,工资税等等)来满足公共支出,进一步提高了政策成本。另外,拍卖分配将配额分发给其最需要的企业,能够推动碳排放交易市场价格机制的有效运行。混合分配则可以取得部分配额租金,部分抵消碳排放交易给企业带来的成本损失。因此从运行效率来看,拍卖分配最优。

可以看出,碳排放权推行阻力大小和有效性之间存在一定的权衡。目前碳排放交易体系实践中往往更加关注推行阻力大小,比如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欧盟碳排放交易的第一阶段绝大部分碳排放配额通过免费分配的方式发放,但是已有研究表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第一阶段运行效率相对低下,且存在过度发放配额的情况(Ellerman和Buchner,2008;Anderson和Mari―a,2011)。因此,中国在构建碳排放交易体系时,需结合实际情况,兼顾考虑初始碳排放权分配方式的推行阻力及有效性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增长质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目前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在中国经济中所占比重仍然较大,完全拍卖分配方式会增加这类产业成本,造成经济波动,因此,在碳排放交易发展初期应采用部分免费分配方式发放碳排放配额,部分拍卖分配。随着碳排放交易的发展,要逐步减少免费分配的比例,直至完全拍卖。因为完全拍卖分配是保障碳排放交易市场有效运行最优的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

其中,免费分配可以采取可升级的免费分配(updatedfleea1一location),分配配额数量不仅仅取决于历史数据(历史产量或者排放)还取决于企业当前发展情况,有利于避免过度免费分配配额。拍卖分配可以采用标准升序时钟拍卖。从较低的配额价格开始拍卖,出价者在每一轮被询问他们在该价格需求的数量,价格传递到拍卖时钟上。如果存在超额需求,价格会增加,这一过程会一直持续到所有超额需求降为零。除此之外配额的二级市场必须是开放的,可以保证许可分配的高度有效。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碳排放的方式范文篇8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低碳经济低碳营销营销路径

后危机时代是指危机缓和后出现的一种较为平稳的过程或状态。但是这种状态是相对的甚至是暂时的,因为危机的根源并没有完全消除,危机的表现也并没有结束,这就使得经济环境依然存在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危机随时再次爆发,甚至在原有程度上有加剧的可能,因此,在这样的时期极有可能出现新一轮的经济衰退。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认为,危机加剧了人们寻找新经济增长点的欲望,低碳经济正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新的增长点。作为一种新的或者是被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本特征,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的。在低碳经济的号召下,社会各界在抓住“后危机时代”的发展机遇的同时,都须以“低碳”为理念核心,树立起低碳流通与低碳服务的意识,对企业的营销工作而言,就是要建立和坚持低碳营销模式,实现产品和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低碳经济与低碳营销

(一)低碳经济的概念和特点

低碳经济的概念。“低碳经济”自从被提出之后,就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国际组织、研究机构以及一些学者的高度重视,他们对其展开了持续的探讨与研究。从长远来看,低碳经济含义不仅满足全球环境保护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引起了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重视。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与低污染为前提的经济,其本质是经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来减少能耗与降低污染物排放,形成新的能源结构;其主要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与推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其基础是设立低碳能源体系、低碳技术系统与低碳产业结构,要求设立和低碳发展相符合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与促进低碳发展的国内外政策、法律法规与市场机制,其主旨是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重点是技术不断创新与能源结构调整从而实现节能减排,即为基于技术创新与政策措施,开展一场能源革命,形成一种较低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发展方式,并能减缓气候变化。

低碳经济的特点。低碳经济具有以下特点:低碳经济的核心是低碳能源。低碳能源是指高能效、低能耗、低污染以及低碳排放的能源,转变现有的能源结构是促进低碳经济的重点;低碳经济发展的载体是低碳产业。低碳经济发展的水平由低碳产业承载能力所决定;低碳消费是低碳经济的实质。低碳消费是一种提倡适度消费,克服或降低对环境的破坏,尊重自然与保护生态等为特点的新型消费行为方式。

(二)低碳营销

低碳经济使得企业市场营销所依靠的经济环境发生改变,相关的政策法律与环保等宏观环境也产生了改变。在“低碳经济”代替“高碳经济”的形势下,由“高碳营销”转向“低碳营销”的过程,正是在环境问题逐步严峻和低碳经济不断形成的驱使下出现的,从而出现了“低碳营销”这一概念也终将成为后危机时代的主流的营销模式。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表明,所谓的“低碳营销”是对以往营销模式的实质性改变,它是指在生产运营过程中,全面权衡了企业利益、消费者利益以及环境保护间的紧密联系,并以此为核心,对产品与服务展开完善的构思、设计、生产以及销售。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内外许多企业都采用低碳营销模式,提出企业应注重自身生产和环境相和谐,把握低碳时机,通过低碳营销领先于其他竞争企业,掌握更多的商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低碳营销”将是企业解决发展瓶颈,占领未来制高点的主要战略。

低碳营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机遇

企业理念低碳化。当前,世界经济进入了“后危机时代”,在这个独特的经济环境下,消费者的消费观念一定会对企业的产品生产产生重要影响,从环保方面来说,那些高排放、高耗能与高污染的产品生产方式必然会被消费者所排斥,这些产品终将会被市场淘汰。所以,企业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要想在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就必须改变目前不适当的产品生产方式,主动进行技术创新适应目前市场形势。

企业生产低碳化。企业生产“低碳化”通常是指企业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能够高效率使用原材料,采用低碳技术,实行节能减排措施,最大程度地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而“低碳技术”的高效利用是企业生产低碳化效率的重要决定要素。这一技术的本质是清洁高效使用资源、注重开发可再生能源以及新能源、高效约束二氧化碳排放和埋存等。所以,全面发展低碳经济,就是改变目前生产技术,发现可持续、干净、环保的新能源,用它取代传统的高污染与低效能能源,进而,从本质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并以此促进全社会消费模式的革新。

(二)挑战

低成本、低排放的低碳经济从根本上要求企业要改变传统的生产模式,将最新的科学技术引入到企业的营销活动当中,以此作为低碳营销的重要支撑。从具体的操作层面来看,企业不仅要重视和应对碳关税、碳交易和碳金融等领域内出现的挑战,还要据此转变营销模式,向低碳营销发展,从而赢得更为广阔的市场。

碳排放的方式范文篇9

[关键词]低碳经济;碳会计;会计确认;会计计量;信息披露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3.16.006

[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3)16-0009-03

随着京都协议书的签订,哥本哈根峰会的召开,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低碳经济的重要性,发展低碳经济,推行碳会计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碳会计的推行,就必须着眼于碳会计核算体系的构建。本文将围绕碳会计的内涵、碳会计的会计确认、计量、核算、披露等方面来探讨碳会计核算体系的构建。

1碳会计的基本概念

低碳经济下的碳会计就是基于碳排放或交易的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会计事项,设置一个类似于会计中的碳账户对其不确定性和其风险所引致的收益和损失进行相关处理,即核算与报告。

2碳会计的会计要素及相关确认

2.1碳会计要素

关于碳会计要素的划分问题,我国学者的观点主要有两种:①认为碳会计要素应划分为碳资产、碳负债、碳所有者权益、碳收益、碳费用、碳效益6部分;②认为碳会计要素应划分为碳资产、碳负债、碳资本、本期流入排碳额度,本期流出排碳额度5部分。本文认为,碳会计要素应该划分为5个部分:碳资产,碳负债、碳收益、碳费用、碳效益。①碳资产首先应符合资产的定义和一般特征,即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此外还应具有与该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该资源的成本或者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的特征。除了有传统资产的共性外,碳资产也有自身的特殊性:碳资产是一种环境资产,给企业提供辅助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碳资产具有稀缺性且其使用不可逆。《京都议定书》规定,清洁发展机制(CDM)资产是目前最主要的碳资产,是企业获得的额外的、可以进行交易的资产,并且符合资产确认的条件。碳资产可以划分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生物资产和交易性金融资产。②碳负债是企业因过去的与碳相关的交易或事项所形成的,是企业需要承担的现时义务,同时在履行该义务时,预期会导致企业的经济利益流出。在碳排放中,超过碳排放限额就会形成碳负债,另一方面,在企业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为了减少碳源或进行碳捕获(将二氧化碳注入地下,或者将二氧化碳制成碳酸矿物从而缓解二氧化碳所带来的环境危机)、碳解锁(从技术创新和制度改革两个层面消除现代对化石能源系统的高度依赖)而进行的不同的融资活动也会形成碳负债。③碳收益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指出售碳排放权的收益;二是指碳的相对收益(当达成减排目标时,企业不需再购买碳排放权所产生的收益)。④碳费用主要包括碳捕获和储存的费用、碳解锁的费用、获取碳排放权的费用。⑤碳效益是基于环境效益考虑的,环境效益最终以两种形式表现,即经济效益形式和社会效益形式,而碳效益应只体现在碳的经济效益上,即碳收益减去碳费用后的净额。

2.2碳会计的确认

碳会计的相关确认主要包括5个方面,即,碳资产的确认、碳负债的确认、碳费用的确认、碳收益的确认和碳效益的确认。

本文认为,碳资产的确认除了需要符合资产的定义外,还应该满足以下两个条件:①有关碳交易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②在买家市场,该资源的成本或者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碳负债的确认也应满足两个条件:①有关交易的经济利益很可能会流出企业;②对未来流出的经济利益金额能够做出可靠的计量。碳费用的确认条件为其与碳资源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大可能流出企业,但此流出的经济利益是无关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的经济利益的流出,且流出企业的经济利益会导致企业负债的增加或者资产的减少,并能够可靠地计量出经济利益的流出额。碳收益只有在该碳资源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很可能会流入企业,并能够可靠地计量出其经济利益的流入额,且经济利益的流入会导致企业负债的减少或者是资产的增加时才给予确认。而碳效益是碳收益减去碳费用的净额,因此,碳效益的确认主要依赖于碳收益和碳费用的确认。

3碳会计的会计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会计的计量属性包括以下内容:公允价值、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历史成本以及现值,企业应有选择的使用。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3.1碳会计的计量属性

当前理论界对碳会计的计量属性有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碳会计的计量属性基于其交易事项的特殊性按碳资产的分类选择历史成本计量、公允价值计量或遵照国际公认会计准则处理。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目前还处在碳减排量交易的初级阶段,以及受市场成熟度、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对碳减排量的计量不宜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宜采取以控制为主的历史成本原则。

而本文认同第一种观点。基于我国碳交易市场逐步完善的实际情况,碳资产和碳负债应在取得时或报告期末按照不同时点的公允价值进行计量。

3.2碳会计的计量单位

目前,碳会计的具体计量单位根据碳会计要素的表现形态而分为不同方式,具体有两种方式:①传统货币计量,②碳货币核算方式。碳货币核算方式的实质就是碳排放的物资流评估和核算。本文认为,碳会计的计量单位应为传统货币计量,从而使碳交易市场更加具体化、形象化。

4碳会计的核算内容和方法

4.1碳会计的核算内容

碳会计的核算主要包括两个方面:①碳排放权(也称“温室气体排放权”,就是对本国企业实行二氧化碳排放额度的控制,即对碳排放的总量给予一个限定)交易的核算;②碳排放成本核算。碳排放成本是一定制度的产物,该制度将大气环境污染问题通过总量控制和排放权交易的方式内部化为了企业成本,这是碳排放成本不同于传统会计成本的最大特点。

4.2碳会计核算方法

①在碳排放权交易核算方面,目前有两种方法:净额法(美国的GAAP)、总额法(IASB和IFRS)。净额法认为只有购买得到的碳排放权才会对资产负债表产生影响,无偿分配得到的碳排放权确认为零值;而总额法则认为,所有的碳排放权都应该进行会计确认。本文赞同总额法,即企业所拥有的碳排放权都应该进行会计确认,无论是购买获得的还是无偿分配获得的碳排放权都会对资产负债表产生影响。②在碳排放成本核算方面,LarryLohmann(2009)提出了两种可进行的碳成本核算方法:一是从环境成本会计的角度提供一个合理的核算框架,即从原材料、人工、管理费、废弃物成本及循环利用成本中,对与二氧化碳排放交易相关的成本予以剥离,然后再归类累计;二是基于生命周期的碳成本核算方法也可以对其进行准确计量。本文赞同从环境成本会计的角度进行核算,即把碳排放成本从传统的会计成本(在经营过程中企业实际发生的一切成本)内容中剥离出来,进行单独的归类和核算,这一方法能更加清楚地反映出碳排放成本核算对企业经营成果的影响。

5碳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和形式

美国作为最早进行环境信息的披露国家之一,采用了强制披露和道德监督两种披露形式;加拿大是碳会计发展比较先进的国家,采用了强制披露和自愿披露两种披露形式;日本最为碳会计发展较晚的国家,其披露形式为自愿性披露。这几个典型的国家的披露形式有着共同的特点:政府政策起着主导作用,碳会计披露内容日益多样化。本文认为我们也应该采取强制和自愿相结合的形式,通过表内列示和表外补充说明的方式对碳会计有关信息进行披露,即把能确认为会计要素的碳会计信息直接添加到原有的会计报表中,并在附注中进行详细的说明。在附注中至少应披露如下信息:CDM项目基本情况、碳排放计价采用的方法、碳排放权获得时间以及公允价值、碳排放义务产生的预计负债等信息。为了提高信息的重要性,也可以考虑将相关信息并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单独披露。

主要参考文献

碳排放的方式范文篇10

关键词:碳排放燃油船舶减排

据统计,2013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同时也向大气中排放了100亿吨二氧化碳,占全球总排放量近1/3,人均碳排量超过欧盟。在被许多国家诟病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在为减少碳排放不懈的努力。中国船级社的《内河船舶能效设计指数(EEDI)评估指南》中船舶能效的评估,即是以碳排放量作为批判船舶能效等级的依据。可以预测未来以碳排放为指标的船舶碳排放政策将会出台。如何减少碳排放,提高燃油利用率,正成为航运企业关注的焦点。

内河船舶柴油机燃油供给系统

内河船舶的主机供油系统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通过设置在燃油单元上的三通转换阀将轻重柴油输送到主机中,与大部分海船的供油模式相同。第二种方式是轻柴油不经过燃油单元,直接进入主机的进油总管,只有重柴油经过燃油单元再进入主机系统。第三种方式是船舶仅使用轻柴油,供油系统比较简单,是通过高置油箱,利用重力作用将燃油送入喷油泵。内河船舶中使用第三种方式的最多,因为内河船舶吨位普遍较小,其耗电量和蒸汽消耗量都很少,没有设置锅炉或加热系统,增设锅炉及加热系统不仅增加了设备管理负担而且增加了成本。

碳排放的计算

现代船舶的主柴油机及发电用柴油机所用燃料主要为柴油。为节省开支,船运企业通常使用重柴油作为主机的主要燃料,由于黏度大,在冬天或较寒冷的条件下,会使用锅炉等产生的蒸汽使重油产生足够的流动性。发电机一般使用轻柴油作为燃料。随着技术的进步及环保意识的增强,现在已有船舶使用LNG与柴油混合燃料的动力设备,但船舶上应用较少,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多。不管是重柴油或是轻柴油,它们的含碳量都是固定的,与氧气燃烧产生二氧化碳。其产生的二氧化碳量与其消耗的燃料量成正比关系。所以,要计算碳排放量,只要通过燃油消耗量乘以一个比例系数即可得出,这个比例系数被称作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当然,存在燃油与氧气的不充分燃烧情况,我们暂且不考虑此因素。因此,认为燃料燃烧与燃烧过程无关,仅与燃料中碳的含量有关。根据上述定义,二氧化碳的排放因子可以通过下式表述:

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燃料含碳量×氧化率×44/12(1)

其中燃料碳含量=燃料平均碳含量/燃料的平均发热量。下表为常见燃料碳含量的缺省值。

表1常见燃料碳含量的缺省值

燃料类型潜在排碳系数氧化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汽油18.99818.5

柴油20.29819.8

燃料油219820.6

计算燃料氧化后转化为二氧化碳的方法有很多种,下面仅介绍一种有代表性的。该计算公式根据上述说明的,基于燃料的消耗量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因子得出:

二氧化碳排放量=∑(燃料消耗量×二氧化碳排放因子)(2)

其中燃料消耗量中的燃料可以是柴油、汽油或其它燃料(如液化石油气);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与燃料含碳量和氧化率有关。

由(1)、(2)两式综合可以得出燃料燃烧时碳排放量的计算公式:

二氧化碳排放量=(44×燃油消耗量×燃油含碳量×碳的氧化率)/12

目前船舶上大多使用柴油,即重柴油或是轻柴油,下面只论述柴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燃油的含碳量近似认为与市场所售的燃油种类有关。由于船舶到港或驶离码头等情况时,柴油机会变负荷,加上柴油机的老化和燃油黏度的变化,都会使柴油机的喷油泵雾化效果变差,反应到公式中即是碳的氧化率变化。在理论计算中,一般认为燃油中的碳全部转化为二氧化碳,即碳的氧化率取1。所以,理论计算得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值通常都会比实际测得的值稍大,此类理论计算与实际测得值相比稍大的结果在相关资料中也可以看出。

内河船舶减排优化方案

1、影响碳排放的因素

通过上述讨论,船舶的碳排放只与燃油的消耗量有关。出于节约成本和环保的考虑,内河船舶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就要减少船舶的油耗。内河船舶油耗增加的因素主要有:

1.1浅水效应

当船舶在浅水区时,船体受到阻力增加,使船舶能耗增加,在同样航速下比在深水航道要燃烧更多的燃料。设船舶在直流航道深水区受到的阻力为R,船舶在浅水航道受的阻力为RS,则有如下关系:RS=KS・R。其中KS为船舶阻力换算系数,其表达式为:

式中h为航道水深;T为船舶吃水;V为船舶实际航速。

1.2狭窄航道

船舶行驶在狭窄航道中时,船舶的两弦距岸距离变短,船体与水流之间的摩擦随之增加。另外狭窄航道容易产生拥水现象,进而增加船舶的额外阻力。设船舶在深水航道中受到阻力为R,相同航速下狭窄水道船舶受到的阻力为:RN=KN・R,式中RN为狭窄航道阻力,KN为阻力换算系数。KN表达式为:

式中为船舶方形系数;n为航道过水断面系数(航道过水断面与船舶横向中剖面入水面积之比)。

1.3弯曲航道

当船舶驶过弯曲的航道时,如果偏至航道一侧会产生岸推、岸吸现象,船舶会受到额外的阻力。该附加阻力的大小与船舶在航道中的位置和速度有关,公式为:Rb=Kb・R

式中Rb为船舶在弯曲的航道中受到的阻力;Kb为阻力换算系数(Kb>1,Kb与弯道半径和V2有关);R为船舶在深水航道中受到的阻力。

2、碳排放的减排措施

通过上述,得知船舶二氧化碳的排放不仅与柴油机的燃烧效率、选用的燃料有关,还与船舶的使用有关,如船舶在狭窄水道、浅水效应、弯道引起船舶阻力增加均会增加船舶的油耗,进而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

弯曲航道引起的阻力增加,不仅与船速有关,还与弯道半径有关。船舶在驶过弯道时,除了降低速度外,还应采取以下措施降低阻力:

2.1顺流过弯

船舶顺流通过弯曲航道时,应使船舶保持在航道的中线位置上,根据弯道的弯势及水流速度,以较低的航速和较小的舵角平缓转向,尽量保持船舶迹线与水流方向一致。

2.2顶流过弯

在船舶顶流过弯道的时候,船舶应靠近凹岸一侧航行,根据水流速度的大小,调整合适的舵角,顺着凹岸侧转弯的弯势连续平滑转向,尽可能的让船首尾的连线与水流方向一致。

总结

碳排放的方式范文篇11

简单说,“低碳生活”就是提倡大家从自己的生活习惯做起,控制或者注意个人的碳排量,让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降下来。因为追根溯源,过量排放二氧化碳才是“全球气候异常”的罪魁祸首。

2008年,在联合国等相关组织的推动下,“低碳概念”成为全球热门的环保议题。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开始直接跟“排碳量”挂钩。

关于“低碳生活”的环保议题一出,顿时得到全球关注。

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才能拯救地球。也许从2008年起,你身边的“环保达人”不再告诉你有多少环保事业需要你去支持,而会直接简明地询问你今年,你节省了多少碳?

被量化的碳生活

对二氧化碳“斤斤计较”

台湾青年张杨乾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花费10分钟在博客里记录下自己每天的碳排量。

把每天的生活轨迹跟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直接挂钩,张杨乾是华人第一人。因此在台湾,他被称为“减碳达人”,他的“低碳部落格”也在2007年被评为“台湾公益应用最佳博客”,每天的点击量达到上千次。

张杨乾尝试着记录下自己每天的碳排量,为的是看一下到底哪种生活习惯排放出的二氧化碳最多。2007年4月,他的“减碳”日记开始了。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张杨乾从每天排碳16公斤左右,降至每天排碳8公斤-9公斤。而据台湾环境署的数据统计,台湾一个人平均每天排碳16.7公斤。“我发现开空调是最不环保的。开一小时空调要排放0.6公斤二氧化碳,台湾夏天很热,大家开一天,就差不多8公斤排碳量了。”张杨乾说。

少坐一次电梯,可以减2公斤-6公斤碳

“我并不是想当苦行僧,号召大家都向我学习。我只是想通过记录碳足迹,给大家一个最直观的减碳方式。”张杨乾说,“这一年多,我自己也在寻找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减碳的。可能这种生活方式民众都没有注意到,但是你稍加改变就可以为环保作贡献。比如你少坐一次电梯,就可以减碳2公斤-6公斤,比如笔记本电脑就比台式电脑要排碳少。”张杨乾主张的是“在不完全牺牲生活的前提下,用聪明的方式减少碳的排放量”。

“碳计算器”网上走红

“如果你用了100度电,那么你就排放了78.5公斤二氧化碳。为此,你需要植一棵树;如果你自驾车消耗了100公升汽油,那么你就排放了270公斤二氧化碳,为此,需要植三棵树……”一种特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器这样告诉人们。

中国社科院博士冯奎说,一项权威调查显示,1999年-2002年,每年我国城镇居民生活用能已占到了全国能源消费量的大约26%,二氧化碳排放的30%是由居民生活行为及满足这些行为的需求造成的。“尽管目前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仍然相对较低,但增长速度很快。所以,我们个人的‘低碳’活动对于全球温室气体的减排也相当有意义。”

减碳,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人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实现“低碳生活”方式,并进而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

6月10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共同了《中国生态足迹报告》,表明在中国推行“低碳生活”方式、推进“低碳经济”发展形势紧迫。报告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均生态足迹持续增长了约两倍。中国如果希望减少生态赤字,可以从两个方面人手,即从简单的事情做起和优先解决见效慢的问题。

“低碳生活”方式

《改变生活方式:气候中和联合国指南》指出,只要采取一些很简单的措施,就可以减少一个人每天一半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如果像电力公司、汽车制造商以及航空设备制造商这样的企业也努力实现绿色经济,那么我们可以削减更多的温室气体排放。

研究表明,如果每个飞机旅客将携带的行李减少到低于20公斤,就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每年削减200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

开始你的“低碳的一天”

造成温室气体排放的一半是我们可以人为控制的,例如我们的驾车方式、航空旅行方式、房屋的能源以及取暖方式。在余下的个人难以控制的50%中,有大约一半间接来源于为我们的工作提供能源,有10%以上来源于对基础设施和政府部门的维护,剩下的大约20%来自于商品的生产。

《改变生活方式:气候中和联合国指南》提出,应怎样开始“低碳的一天”呢?在你关掉发条时钟后,穿上日晒晾干的衣服,接下来的刷牙和早餐应该怎么做呢?请考虑以下几方面:

――选择非电动牙刷将避免近0.048公斤二氧化碳的排放;

――用节能灯替换60瓦的灯泡,可以将产生的温室气体减少4倍;

――在午餐休息时间和下班后关掉你的电脑和平板显示器,可以将这些电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1/3;

――购买使用节水型淋浴头,不但每分钟会节省10公升的水,而且也将洗3分钟热水澡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幅削减到一半。

未来,“碳”将贵如金

碳排放的方式范文

关键词:低碳生活高碳生活时间收入

一、引言

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中的争论表明,气候变化已经超出一般的环境或气候领域,是涉及到新的资源分配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综合性议题。《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报告(2011)》指出,中国的GDP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如果中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在2022年以前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么碳排放也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实行节能减碳、建设低碳社会更迫切。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口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更加显著。陈淑娟将影响低碳生活现状的主要因素归纳总结为个人生活习惯、政策扶持和引导、宣传教育、个人学历、个人收入、个人消费观等14个方面。因此,研究居民低碳生活方式的选择机理便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以部分广州市城镇居民为样本,主要研究居民收入与低碳生活方式的关系,不仅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经验数据,并且在经济学上对居民低碳生活选择的原因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二、文献综述

在众多影响居民低碳生活的因素中,居民收入是颇具争议的一个。收入是影响公众消费行为的有效变量,但收入是否影响居民的低碳生活方式,学术界对此观点不一。刘莉娜等指出,随着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生活消费也在不断上涨。人均家庭生活消费碳排放越大,其生活水平越高,消费水平就越高。凤振华研究得出:收入水平对居民生活方式的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影响大,高收入水平的居民二氧化碳排放量远高于低收入水平居民;收入水平越高,二氧化碳排放结构越多样化。朱洪革认为,居民收入水平对低碳生活方式有一定影响。然而,王凤等指出,收入和低碳生活方式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王琴和曲建升研究指出,收入和碳排放量的关系不固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也有一些学者指出,收入与低碳消费行为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王建明的研究表明,低收入者更倾向于社会责任消费行为与践行循环消费行为。上述文献主要从宏观角度研究居民收入与低碳生活方式的关系,且仅仅是通过单纯的实证方法验证居民收入与低碳生活方式的关系,并没有在理论上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严谨的论证。

三、理论分析

为了能更好地解释居民收入与低碳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本文借鉴国际经济学中的要素禀赋理论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解释。由于居民收入和时间两个要素的差异,居民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上也出现了差异。因此,收入不同、闲暇不同的居民会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收入和闲暇的变化也会影响居民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建立在以下假设之上:

(一)生活方式仅包含低碳生活方式和高碳生活方式两类,居民在进行各种生活方式的消费时需要投入各种资源;其中时间和金钱是可变要素,并且可以相互替代。

(二)低碳生活方式主要投入时间要素,高碳生活方式主要投入金钱要素,即IX/tX

(三)居民工作时间t1随着收入I的增加先增加后减少。

当收入I在某一范围内时,工作时间t1随收入I的增加而增加;当收入I超过I0时,工作时间t1随收入I的增加而减少。因此,居民闲暇t随着收入I的增加先减少后增。如图1。

图1(四)假设所有人除收入以外的其他影响低碳生活方式的因素类似,比如都是环境友好型的人格等。

在下文中,低碳生活方式为X,高碳生活方式为Y,收入的变化量为I,闲暇变化量为t,投入到生活方式X的收入变化量为IX,投入到生活方式X的闲暇变化量为tX,投入到生活方式Y的收入变化量为IY,投入到生活方式Y的闲暇变化量为tY。依据居民收入与闲暇的变化关系,将居民收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当居民收入I

二是当居民收入I>I0时,I/t由无穷大逐渐减小为0。

1.当IX/tX

2.当IX/tX

3.当I/t

综合以上分析可得,当居民收入增加时,高碳生活方式Y先增加后减少,低碳生活方式X先减少后增加。借鉴罗伯津斯基定理,可得图2。

图2

由以上分析可知,居民碳排放量越高,节省的碳排放量越少。在一定收入阶层内,节省的碳排放量总和将随着收入增加而减少。当收入超过了某个区域(此收入水平并不是I0),节省的碳排放量总和将随收入增加而增加;其中节省的碳排放量=基准生活方式碳排放量—该生活方式碳排放量,同时,定义基准生活方式为同类生活方式中碳排放量最高的生活方式,即节省的。碳排放量为碳排放最高的生活方式的碳排放量与该生活方式的碳排放量的差值。于是本文在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一定收入阶层内,居民低碳生活方式将随着收入增加而减少。

假设2:当收入超过了某个区域(此收入水平并不是I0),居民低碳生活方式将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加。

四、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一)样本与数据

本小组于2012年9月开始进行实地调查,于2012年11月完成调查,数据主要来源于广州市天河、白云、海珠、番禺等多个行政区。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本文对282份有效问卷执行如下筛选程序:(1)剔除旅游或其他原因暂居广州的非常住居民,共18名,这些居民数据与本文研究对象不符故剔除。(2)剔除问卷完成程度低于80%的样本,共11名,这类样本多欠缺研究价值,会导致结果出现误差,故将其剔除。经过上述步骤后,确定最终样本为253名,表1列示了样本的具体分布。

表1样本分布

数据来源:广州市天河、白云、海珠、番禺等多个行政区253名居民的调查问卷。

可见,样本中男女比例适当,被调查对象覆盖各职业阶层,保证了全面反映不同居民的低碳生活状况。

(二)模型与变量

为了研究本文的假设,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sum=α+βinc

其中,Sum是被解释变量,为各生活方式每年节省的碳排放量总和;Inc是解释变量,为居民收入并将其从低到高量化为1-5五个数量等级。α,β为未知系数。根据假设1,在一定收入阶层内,居民低碳生活方式将随着收入增加而减少。Sum和Inc在此区域内呈负相关;当收入超过了某个区域,居民低碳生活方式将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加,Sum和Inc在此区域内呈正相关。分析的结果可解释广州居民低碳生活方式选择与其个人收入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做出相关结论和建议。

模型中Sum由问卷中各种生活方式节省的碳排放量加总得到。其中,筷子的碳排放量依据使用每双一次性筷子产生二氧化碳0.02千克计算。2007年的《全民节能减排手册》中指出,每台空调在国家提倡的26℃基础上调高1℃,每年可节电22度,相应减排二氧化碳21千克,由此可以计算空调在不同使用温度下的年碳排放量。依据广州居民出行的实际情况,参照骑自行车或步行代替驾车出行100公里,可以节油约9升;坐公交车代替自驾车出行100公里,可省油5/6。按以上方式节能出行200公里,每人可以减少汽油消耗16.7升,相应减排二氧化碳36.8千克,计算居民出行方式的年碳排放量。

(三)实证分析卷

通过stata软件对所选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2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有关变量的统计结果。由表1可知,在样本中,节省的碳排放量均值为232.28千克,最大值(341千克)比最小值(77.6千克)大263.4千克,标准差为60.04,表明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节省的碳排放量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同的收入对居民生活方式影响较大。中位数为265.3千克,大于平均数,说明大多数居民节省的碳排放量处于平均水平之上。居民收入等级均值为2.78,中位数为3,标准差为1.33,表明大多数居民的收入处于平均水平之上。

表3检验结果

tstatisticsinparentheses

*p<0.05,**p<0.01,***p<0.001

表3列示了居民节省的碳排放量与收入关系的检验结果。从表3中的回归结果可知,在模型中,居民收入对节约的碳排放量的影响系数为负(-19.43),且在0.1%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居民节省的碳排放量与居民收入负相关,与上文假设1一致。在模型中,F统计量为57.34,且在0.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该模型通过了方程总体线性的显著性检验。模型的调整拟合系数为0.1810,说明居民收入能对居民节省的碳排放量的18.1%进行解释。

五、结论与不足

由于居民收入和闲暇时间的差异,居民为了使自身效用最大化,从而会选择低碳生活方式和高碳生活方式的不同组合。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在一定收入阶层内,居民低碳生活方式将随着收入增加而减少。本文的结论为居民碳排放量的研究提供了居民微观个体层面的新证据,并且丰富了相关的理论文献,对居民低碳生活方式的选择提供了经济学上的合理解释。

本文的研究可能存在的缺陷在于,由于样本中未包含较高收入的居民,但是居民低碳生活方式的增加却发生在居民收入的末端。本文未能对假设2(当收入超过了某个区域,居民低碳生活方式将随收入增加而增加)进行检验。此外,居民碳排放量是很难准确刻画的指标,本文在此做了一定的尝试,但并不一定十分准确。由于影响居民低碳生活方式还有其他因素,而本文只研究了收入因素,进一步研究也许可以发现其他因素对居民低碳生活方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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